闫 帅，胡保亮，汝醒君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310081)
摘 要：资源是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基础要素，高管团队跨界行为是跨越组织边界获取异质性资源的有效途径，创业导向是资源整合的战略行为决策指导。聚焦高管团队跨界行为和创业导向，研究两者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内在机制。以上海、北京、广东、浙江、江苏5个区域163家企业为研究对象，对问卷数据进行层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高管团队跨界行为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业导向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业导向在高管团队跨界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可为企业突破资源约束推进商业模式创新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关键词：高管团队；跨界行为；创业导向；商业模式创新
DOI：10.6049/kjjbydc.2018070574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F27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9)13-0105-07
Yan Shuai,Hu Baoliang,Ru Xingjun
(School of Management,Hangzhou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Hangzhou 310081,China)
Abstract：Resource is the basic element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The boundary behavior of top management team is an effective way to obtain heterogeneous resources.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is a strategic behavior activity to guide resource integration.The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 data was conducted with 163 executive teams from Shanghai,Beijing,Guangdong,Zhejiang and Jiangsu provinces.The results show that TMT boundary behavior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that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plays a significant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the TMT boundary behavior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enterprises to break resource constraints for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Key Words:Top Management Team；Boundary Behavior；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收稿日期：2018-10-24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9NDQN299YB)；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7YJA630027)；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016GH007)
作者简介：闫帅(1983-)，女，山东淄博人，博士，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企业创新与创业管理；胡保亮( 1980-)，男，河南淮滨人，博士，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商业模式与技术创新；汝醒君(1986-)，女，安徽亳州人，博士，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绿色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讯作者：胡保亮。
商业模式是企业利用机会创造、传递和获取价值进而提升企业绩效的核心要素。成功的商业模式创新能够为企业构建新的核心能力，从而帮助其获取竞争优势。对于在位企业来说，商业模式创新可以帮助其摆脱现有核心能力陷阱，提高行业进入壁垒，改变竞争格局。对于创业企业而言，商业模式创新能够为其提供容易被忽视的、难以被竞争者模仿的价值。然而，从商业模式创新实践看，无论是在位企业还是创业企业，在商业模式创新过程中往往面临严重的资源约束，导致商业模式创新中途失败或难以形成较强的竞争力门槛。因此，企业如何应对资源约束挑战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成为实践中至关重要的问题。
基于资源观的商业模式创新研究是商业模式创新理论的重要分支，强调资源在商业模式创新中的基础地位。资源基础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综合强调了资源异质性和可获得性对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性。在当前开放式创新范式主导下，跨界被视为企业摆脱内部资源和创意有限性约束，打破组织边界、产业边界以获取具有竞争性异质资源和创意机会的重要渠道。企业高管团队既是企业决策系统的核心，也是联结组织与外界的中枢力量，依靠社会资本构建一定的资源网络，对企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高管团队必然成为企业开展“跨界”活动的主力军。同时，高管团队是组织中对商业模式创新影响最大的群体，其能力和决策对商业模式创新成功与否有着深远影响，商业模式创新需要高管团队特定的引导[1]。然而，自团队跨界行为概念被提出以来，学者们多选取新产品开发团队[2]、咨询团队[3]、项目团队[4]跨界行为进行研究，以企业高管团队跨界行为为对象的研究鲜见。并且，以往研究多从高管团队内部结构异质性[5]和经验认知[6]层面，分析高管团队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鲜有文献从高管团队行为层面探究商业模式创新形成机制。因此，本研究聚焦高管团队，研究这一群体的跨界行为对商业模式创新的意义和价值。
随着企业环境不确定性增强，本研究认为，高管团队跨界行为虽然可以从客观上解决一定的资源约束问题，但是从长期实践看，若要保持商业模式的持续竞争优势，还需要战略层面的创业导向指导企业对商业生态网络资源的整合和利用，从而先于竞争对手发现机会、抓住机会，构建商业模式创新动态能力。因此，本研究聚焦于资源约束情景和开放创新范式，探究高管团队跨界行为、创业导向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为商业模式创新研究提供理论思考与实践借鉴。
商业模式的真正兴起主要得益于互联网技术发展、高新技术应用、虚拟市场运作、新兴市场快速发展、金字塔底层市场机会，以及后工业时代行业和企业的发展需求。虽然商业模式被学术界关注已久，但是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对商业模式概念本质仍未形成共识。总体上，商业模式被界定为：①产品、服务和信息流动架构[7]；②利用机会创造价值的结构模块[8]；③连接技术潜力和经济价值的启发式逻辑[9]；④企业如何开展工作的故事描述[10]；⑤企业内在关联活动的陈述[11]；⑥顾客价值主张、盈利模式、关键资源和关键流程等4个要素组合[12]；⑦战略实现反映[13]；⑧价值主张和价值传递等系列活动逻辑[14]。
商业模式创新是商业模式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商业模式创新除涉及产品和流程创新外，更强调对商业模式结构的创新，采用新的商业逻辑与方法完成价值创造和获取[15]。Mitchell & Coles[16]将商业模式创新理解为对产品和服务提供过程进行5W2H的改进。Zott&Amit[17]将商业模式创新视为对现有资源和合作伙伴运营系统的改进或重组。Demil &Lecocq[18]认为，商业模式创新是指商业模式系统内部不同要素互动而驱动形成的新的价值主张和资源组合。Claus[19]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将商业模式创新划分为价值创造、价值主张和价值获取等方面的创新。综合理解，商业模式创新过程需要供应商、采购商、顾客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注重微观与宏观环境对资源和能力整合的影响。
团队跨界行为概念是从团队边界的相关研究发展而来的[20]。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团队难以提供所有必要资源和信息，企业需要从外部环境中获取维持生存与发展的各类资源。团队跨界行为是团队与重要客户、供应商、上级领导和高阶团队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关系建立和管理的过程，其目的是通过行为互动与资源交换以满足自身需求和实现相关目标[21]。Ancona&Caldwell[2]采用半结构化和问卷调查方法开发了新产品开发团队跨界行为测量量表，使用使节活动、任务协调和侦测活动描述新产品开发团队跨界行为构念，这也是后续研究者采用较多的一种划分方法。本研究在参照Ancona&Caldwell研究的基础上，认为高管团队的使节行为主要表现为高管团队向具有更大权利的部门或机构(如董事会、政府机关)进行工作信息汇报，向具有权威影响力的组织或个人进行活动连接，从而获得一定的认同和支持；高管团队的任务协调行为主要表现为与外部组织或团队一起解决企业发展、运营或设计问题，进行一定的交易活动协调，并邀请外界就公司发展、运营或产品设计给予一定的信息反馈；高管团队的侦测行为主要表现为关注竞争者在类似项目上的举动或进展，探寻企业外部环境中的市场机会或专家信息，搜集来自企业外部的技术创意或技术信息等。
本研究认为，高管团队跨界行为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主要有3个方面：首先，高管团队处于企业组织结构高阶，是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最终决策者和执行者，故其使节行为有助于得到董事会、政府部门、投资人或股东、权威人士等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计划的认同，并进一步得到商业模式创新活动开展所需要的资源支持[22]。其次，高管团队的重要职能就是围绕企业目标进行全方位的任务协调与节奏把控，而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成功往往需要供应商、釆购商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配合、协同与信息反馈。因此，高管团队的任务协调行为能够通过紧密且有效的横向沟通使商业模式创新过程中各个环节得以良好运行[23]。最后，高管团队成员往往具有更高的发展眼光、更强的创新意识、更敏锐的市场感知，因此，其侦测行为能够相对精准地捕捉到可能的市场机会和有价值的环境信息，从而提高商业模式创新成功概率[24]。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高管团队跨界行为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随着创新创业研究不断深入，创业导向逐渐成为企业创新创业研究的重要主题。无论是新创企业还是在位企业，创业对市场机会发掘、业务领域拓展以及竞争优势寻求方面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创业导向是一个逐渐形成的概念。Miller[25]提出创业型企业的概念，并从创新性、超前性和风险性3个维度描述创业型企业特征。Covin&Slevin[26]提出创业姿态的概念，也从创新性、超前性和风险性3个维度描述创业姿态的内涵。之后，Lumpkin&Dess[27]提出创业导向的概念，将其界定为“能够引发新企业创建和新进入行为的过程、实践及决策制定活动”，并且认为创业导向可以用创新性、超前性、风险承担性、自主性和竞争进取性进行描述。
Morris等[28]研究发现，企业拥有的资源越充裕，就越具有高水平的创业导向。高管团队跨界行为有助于企业获得重要的信息、资源、机会和承诺，进而提高企业创业导性水平。高管团队的使节行为既能为企业带来资金和权利等支持，也能使企业了解最新政策和技术信息，从而促进企业创新，增强企业风险应对信心和能力，形成先动优势。高管团队的任务协调行为能够帮助企业建立一定的商业关系网络，从而进行信息共享、知识转移和资源交换，有利于企业创新[29]。协调过程中获得的重要信息反馈有利于提高企业风险防控能力，构建竞争壁垒。高管团队的侦测行为有利于帮助企业先于竞争对手识别、接近和抓住创新机会[30]，形成先发优势。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 高管团队跨界行为对创业导向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创业导向驱使企业采取积极的探索性行为和应用性行为，主动从关系网络中获取创新性资源，用于催生新产品、新事物、新工艺的创造性活动[31]。创业导向是商业模式创新活动有效性的催化剂，能激发企业反思、质疑现有商业模式的效率和效果，为市场提供独特的产品和服务。创业导向越强，企业就具有越强的市场机会侦测能力和抵抗风险压力的胆识，有利于企业提高商业模式创新效率，快速把握创新机会、出奇制胜，迅速赢得市场先入优势。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创业导向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H4：创业导向在高管团队跨界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具有中介效应。
综合所有假设，构建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基本模型假设
本研究调查问卷是在参照以往文献的基础上设计而成的。由于该问卷的参考题项均来自外文文献，而本研究调查对象均来自国内，故为了避免因语言逻辑差异造成内容理解错误，首先，将英文题项翻译成中文，再翻译成英文，以充分核查问卷题项内容的一致性。随后，咨询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结合其意见对问卷进行了多次修改。最后，选择5个企业高管对问卷设计进行小规模测试，收集其针对问卷题项设计和语言表达的反馈，进一步完善并形成最终调查问卷。
问卷调查的执行时间为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考虑到上海、北京、广东、浙江、江苏是国内创新综合能力相对较高的代表性区域，故本研究根据5个区域的企业名录，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选取了300家企业作为调查样本。首先，对样本企业至少1名高管进行电话咨询，以寻求在正式调查之前较高的企业回应率。其次，采用面对面访谈、邮件、电话沟通方式收集数据。为了避免同源偏差，至少请两位高管共同完成一份完整的调查问卷，每位高管只负责完成其中部分题项。最后，300个样本企业中有192家企业参与了此次调查，剔除29份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163份。有效样本企业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为检验样本数据的无应答偏差，根据Armstrong & Overton的建议，采用模拟外推法检验回答问卷与未回答问卷在控制变量方面的差异性。具体操作是根据问卷回收时间顺序，将问卷分成两组进行T检验，第一组为较早回收的30份，第二组为最晚回收的30份。检验结果表明，回答问卷与未回答问卷在年龄、规模、区域3个控制变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显著性水平Sig.值>0.05)。可见，无应答偏差不会成为影响数据分析结果的主要问题。本研究对样本数据进行方差检验，以探索样本数据在上海、北京、广东、浙江、江苏5个区域是否存在差异性。同时，方差检验结果显示，高管团队跨界行为、创业导向、商业模式创新3个变量在区域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显著性水平Sig.值>0.05)。
虽然本研究通过由至少两位被调查者共同完成一份问卷的方式降低同源误差，但仍有可能存在因相同的测量环境、题项语境和题项内容特征带来的共同方法偏差，这种误差将给研究结果带来实质性威胁。为此，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检查数据样本是否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所有变量题项提取因子数5个(特征值大于1)，累计解释量为71.046%，而最大提取因子的解释量为30.532%，没有超过总量的50%。可见，共同方法偏差不会对研究结果造成严重的潜在威胁。
表1 被调查样本团队基本情况
为了保证测量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本研究在参考国外成熟量表的基础上，确定正式测量题项，所有测量题项见表2。本研究有3个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限、企业规模(员工数量)、区域。除背景信息外，问卷其它题项均采用7级Likert方法进行评价，其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4”表示“一般”，“7”表示“非常同意”。
(1)高管团队跨界行为。在高管团队跨界行为测量上，本研究借鉴Ancona&Caldwell[2]量表中的9个题项分别测量高管团队的使节行为、任务协调行为和侦测行为，该量表在相关研究中得到广泛采用。其中，高管团队使节行为采用“团队工作进展的汇报”、“说服他人对团队活动重要性的认可”、“为团队或企业获取资源支持”等3个题项；任务协调行为采用“与外部团队或组织的问题解决”、“合作互动”、“评议反馈”等3个题项；侦测行为采用“关注竞争对手动向”、“探测市场机会与专家”、“搜集技术信息和创意”等3个题项。
(2)创业导向。在创业导向测量上，使用最多的是反映创新性、风险承担和超前行动三维度结构量表，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是Covin &Slevin开发的量表。Zhao等[32]以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在Covin -Slevin量表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修正，最后形成了6个测量题项。本文借鉴Zhao等修正后的量表用于创业导向测量。
(3)商业模式创新。目前，关于商业模式创新实证测量量表较少，以往研究多数借鉴采用Zott&Amit[33]所开发的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和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测量量表框架。与此划分不同的是，Esben 等[34]在考虑商业模式创新连续变化的基础上，开发了商业模式创新测量量表，以此衡量商业模式创新在利用现存能力与探索新的商业机会之间的作用程度。本研究借鉴Esben等的商业模式创新测量量表，9个题项分别对应商业模式画布的9个要素：价值定位、客户细分、关键资源、关键活动、关键伙伴、客户关系、渠道、成本结构和收入流。
表2 测量与校验
本研究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数检验测量题项内部一致性。如表2可见，最低的Cronbach's alpha值为0.850，超过分界点0.700，说明量表信度良好。组合信度(CR)和聚合效度(CV)用于反映潜在变量测量题项之间的关联性。其中，聚合效度主要考察潜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和AVE两个参数。表2显示，所有题项的因子荷载均超过0.700。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进一步检验量表的组合信度(CR)和聚合效度(CV)。所有变量的组合信度都超过了分界点0.700，每个变量的平均差异提取(AVE)都大于0.5。因此，组合信度和聚合效度的检验结果较好。
判别效度(DV)是指一个潜在变量的测量题项相对于其它变量的测量题项有足够的独立性，彼此相关度低。如表3所示，每个潜变量的AVE均方根都大于两两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各变量间区分效度良好。
表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统计(N=163)
注：*p<0.05，**p<0.01；对角线黑体为AVE的平方根
层级回归法(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常被用于检验变量之间的直接关系、中介和调节关系，该方法在商业模式的相关研究中被多次采用。本研究假设既涉及直接关系(H1、H2、H3)，又涉及中介关系(H4)，故采用层级回归法检验所有假设，表4为层级回归分析结果。
表3总结了主要研究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其目的在于对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进行初步判断。结果表明，高管团队跨界行为、创业导向、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但均在0.7以下，说明变量受多重共线性威胁较少，从而为研究假设检验提供了初步判断证据。
模型1检验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地理区域等控制变量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地理区域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无统计学上的显著关系(P>0.1)。 模型2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引入高管团队跨界行为，检验高管团队跨界行为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F值为24.351，且在p < 0.001水平下显著，表明模型2的回归方程有统计学意义。模型2中最高的VIF值为1.778，小于临界值10，说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结果显示，高管团队跨界行为(β=0.616***,p<0.001)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 H1得到数据支持，即H1成立。模型3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引入高管团队跨界行为，检验高管团队跨界行为对创业导向的影响。F值为16.701，且在p<0.001水平下显著，表明模型3的回归方程有统计学意义。模型3中最高的VIF值为1.778，小于临界值10，说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结果显示，高管团队跨界行为(β=0.522***,p<0.001)对创业导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2得到数据支持。模型4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创业导向，检验创业导向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F值为55.633，且在p<0.001水平下显著，表明模型4的回归方程有统计学意义。模型4中最高的VIF值为1.716，小于临界值10，说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结果显示，资源拼凑(β=0.654***,p<0.001)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3得到数据支持。模型5在引入控制变量和高管团队跨界行为的基础上引入创业导向，检验创业导向对高管团队跨界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的中介效应。F值为57.034，且在p <0 .001水平下显著，表明模型5的回归方程有统计学意义。模型5中最高的VIF值为1.765，小于临界值10，说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结果显示，同时引入高管团队跨界行为与创业导向后，创业导向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仍为显著(β=0.412***,p < 0.001)，而高管团队跨界行为对商业模式创新的显著影响弱化(β=0.297***,p < 0.001)，说明创业导向在高管团队跨界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因此，H4得到数据支持。
表4 商业模式创新回归分析结果
注：*p<0.05，**p<0.01，***p<0.001；括号内标注的是t值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在资源约束情境下企业高管团队跨界行为和创业导向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内在影响机制。经过文献梳理，本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假设，并运用层次回归法对上海、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等5个地区的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本研究揭示了高管团队跨界行为是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关键前因，对商业模式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证实了高管团队在商业模式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与以往商业模式创新研究关注高管团队内部结异质性和经验认知的视角相比，该结论突出强调高管团队行为能力(跨界)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特别是跨界行为对商业模式创新过程中异质性资源获取的价值和意义，从理论上拓展了高管团队与商业模式创新的深层关系。
(2)本研究检验得出高管团队跨界行为对创业导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创业导向在高管团队跨界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这说明虽然高管团队跨界行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直接通过资源获取方式创造商业模式创新机会，但从长期发展看，仍然需要创业导向的中介作用对商业模式创新进行战略性选择引导。高管团队跨界行为所形成的资源网络越是广泛和强大，就越能增强战略决策的创新性、风险性和先动性，从而提高商业模式创新的竞争壁垒。该结论既强调了资源获取(高管团队跨界行为)的关键作用，也强调了资源战略性整合(创业导向)的重要性。
研究结论为企业在资源约束情境下的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指导方向，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1)高管团队跨界行为是开放式创新范式下解决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资源约束问题的有效途径。企业要充分发挥高管团队这一承担战略决策职责的核心群体的工作潜能，通过一定的激励措施推动高管团队开展广泛的跨界行为，构建有价值的资源网络。同时，建立有针对性的资源管理机制，对跨界资源网络进行有效识别、分析与整合，提高高管团队跨界行为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潜在价值。
(2)创业导向是企业从战略层面识别资源网络中有价值的商业模式创新机会并付诸实施的重要行为模式，关系到企业发展的战略抉择。企业要积极营造宽松的创新氛围，并建立一定的容错机制，鼓励新发现和新想法；在参与各种商业活动中不断提高不确定风险因素识别与应对能力，从而提高商业模式创新项目成功概率；积极开拓多样化信息渠道并提高信息处理能力，从而形成商业模式创新的先动优势。
(3)高管团队跨界行为需要与创业导向的战略实施相协同。企业不仅要考虑到高管团队跨界行为服务于创业导向提升的战略意义，也要考虑到创业导向对高管团队跨界行为的引导，协同提高商业模式创新效率。
首先，由于研究资金和人员配置有限，本研究仅仅只选择了5个地区的样本企业进行数据收集，未来可尝试选择更多区域企业进行调查研究，以研究不同区域对相关研究假设的差异性影响。其次，尽管本文采用了面对面访谈、邮件、电话等方式收集数据，并请至少两位高管完成一份完整的问卷调查，以降低共同方法偏差对数据分析结果的影响。但是，在整个问卷调查过程中，仍难以保证每一份回收问卷的严谨性。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采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再次，本研究只检验了高管团队跨界行为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中介机制，缺少调节机制检验。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团队自省等调节变量，以探索其相互间更为复杂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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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