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开放式和网络化的创业模式与组织学习变革正改变着企业价值创造方式与竞争优势来源。通过组织学习，创业企业能在“双重缺陷”约束下实现快速成长，甚至引领新的产业竞争格局，而以资源禀赋和创新惯例见长的成熟企业却呈现出创新疲态[1]。组织学习也因此成为学术界与实践界的热门议题，并在创业与组织成长等研究领域备受关注。以在孵企业为代表的创业组织要想在速度经济时代借势而上，寻求先动创新优势，就需要深入挖掘组织学习在价值创造方面的新优势。

基于资源观的组织学习与绩效分析中，学习被视为创业创新资源价值化的重要机制[2]。为此，学术界逐渐形成了“知识-学习-绩效”分析框架，一方面，知识作为重要的社会与网络资源，关注其如何被创业企业所获取，学习在此过程中如何被定义和发挥功效，由此形成了基于组织学习的知识能力、资源定位与整合等学术论点[3]；另一方面，学习的目的，即创业企业的存续，成为学习模式创新以及学习机制设计等案例研究与纵向分析范式偏好的脚本[4]。此外，面对严苛环境下创业失败率居高不下的现状，失败学习逐渐兴起并成为涉及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学者们试图在揭示“失败乃成功之母”的过程中重塑学习对创业的积极作用[5]。

虽然组织学习对创业绩效的积极影响毋庸置疑，但置于更为复杂的网络情境中，二者关系并非真空和孤立。特别是孵化网络的兴起，使得在孵企业学习环境和方式变得更加开放灵活[6]，企业边界也在网络嵌入过程中变得模糊和外延。相较于实践发展，理论研究略显滞后。包括孵化网络嵌入在内的环境变化，究竟会给在孵企业带来冲击还是新的不确定性“红利”？组织学习方式的多维特性如何系统有机地发挥作用？这些问题归结于理论层面，既是在情境约束下对学习效力的解构，也是孵育机制设计与孵化网络治理的先验研究。

基于此，本研究从网络化边界入手，基于权变理论与知识理论，将研究要素标定为知识二分维度下的在孵企业内部与外部学习及企业创造力，进而将上述问题映射为相关情境(网络和外部环境)约束下，孵企业学习对创造力二元关系的作用机理。研究结论有助于学术界重新审视创业企业边界与跨组织学习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在孵企业组织学习对价值创造影响路径分析与扰动因素追踪能为创业企业顺应网络化发展趋势、设计学习机制，提供更精准的靶向性指导。

1 假设前提与研究概念

1.1 假设前提

为了回答引言中的问题，还原在孵企业学习及价值化过程的本质，本研究需要在以下假设基础上构建模型。首先，在孵企业所嵌入的孵化器乃至整个孵化网络组织存在的根本价值和目标都是孵育在孵企业，为在孵企业创业创新活动提供开放自由的平台和定制化的服务，但并不限制在孵企业的活动范围，包括交易对象与互动伙伴选择，正因如此，在孵企业诸多行动边界才逐渐被网络边界所替代；其次，网络情境下在孵企业学习行为不仅复杂且存在兼容性，因为知识资源的离散使得组织不可能依赖单一学习方式搜集并内化整个价值链所需资源；最后，孵化网络中在孵企业存在双重边界，即企业边界与网络边界。一方面外部环境会直接或间接通过网络层渗透到在孵企业，同时网络层所营造的环境同样会影响在孵企业。因此，本研究所秉持的网络边界视角既是研究假设前提的逻辑延伸，又是情境约束下对在孵企业组织学习真实性的还原。

1.2 研究概念

(1)在孵企业组织学习。在孵企业学习的本质是围绕知识和信息而展开的资源内化活动，其中知识源选择至关重要，并成为学术界探究组织学习外延的重要依据。顺承上述逻辑，本研究借鉴学习理论中基于知识二分法的维度划分范式[7]，将在孵企业学习类分为内部学习与外部学习。但不同的是，作为孵化网络成员，在孵企业的网络化创新活动已成为价值创造的常态模式。也正因如此，在孵企业的非自然属性边界在不断虚化的过程中延展至网络边缘，而这也是本研究假设前提所关注和强调的，并作为在孵企业组织内外部学习划分和界定的依据。

其中，在孵企业内部学习是基于网络协议(正式与非正式)，通过与其它网络创新主体交流、沟通、合作，生产和分享知识的交互行为。孵化网络集聚了丰富的创新资源，能为在孵企业创业活动提供有力支持。同时，在网络中的孵化器帮扶下，在孵企业能够更为快速、灵活地与其它网络成员建立紧密的互动关系，以更低的成本获取知识资源，并内化为产品和市场等业务流程改进思路及技术创意，提高价值创造效率，将网络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有别于内部学习以网络成员互动为起点，外部学习源于在孵企业跨网络边界寻求新合作伙伴的需求[8]。因为孵化网络不可能为在孵企业提供完整的供应链架构和创业要素。因此，建立外部合作关系既是在孵企业创业拼凑的逻辑延伸，又是获取异质性创新知识的重要途径。在孵企业基于合同、创业者网络关系的延伸，通过模仿和引进等学习方式，将外部知识内化于创业价值链中。虽然在孵企业内、外部学习的起点、范围、方式甚至行动基础均存在差异，但其逻辑终点都是对创业创新价值链的完善与提升。

学术界在明确内外部学习范式划分基础上，对不同学习方式的内容、优势及其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展开了循序渐进的研究。随着研究不断深入，组织学习对企业价值创造的积极影响被广泛认可，实践界对组织学习的重视随“学习型组织”的提出达到顶峰。然而，这种看似不证自明的二元关系却不是一句“好好学习”便可指导实践的，尤其对于面临双重缺陷和复杂环境的创业企业而言，如何从机制层面设计出更具靶向性的学习战略，对实践价值提升的意义重大。换言之，只有清楚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样的学习方式更为有效，才能准确标定内外部学习的价值取向，而这也正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

(2)在孵企业创造力。本研究结果变量聚焦于企业创造力，一方面，企业创造力是组织学习目标评价逻辑的延续；另一方面，是对宁高宁提出的“创造力是中国创业企业致命短板”的回应。学术界对组织创造力的研究在顺承心理学个人创造力分析的基础上，融入了经济学与管理学的思想。在此，本研究借鉴刘新梅[9]的组织创造力内涵研究范式，将在孵企业创造力界定为：在孵化器支持下，在孵企业创造的有价值、有用的，关于新产品、新服务、新程序和流程的想法或问题解决方案。需要说明的是，创造力有别于创新。前者是一种开放式的思辨能力，体现出从“无”到“有”的渐进过程；后者强调创意的现实化，是一种从“有”到“用”的质变。因此，学术界更愿意从创新模糊前端描绘和评价组织价值创造行为。虽然学术界就创造力对组织创新绩效的先在研究已达成共识，但鉴于我国企业创造力缺失危机[10]，本研究将着力探究在孵(创业)企业创造力有关问题。

(3)孵化网络异质性(内部环境)。顺承上述组织学习边界划分方式，在孵企业嵌入的孵化网络也顺理衍生为网络合法性与创业活动的“内部”环境。在孵企业在获得网络红利的同时，也会受到网络环境的直接影响，而论证孵化网络结构特征有效性成为众多学者探究创业企业网络化行为的蹊径[11]。孵化网络集聚了大量创新资源，既能为创业创新提供强力支撑支持，又是其结构特征中的最强属性。随着孵化网络演进升级，网络异质性作为孵化网络重要的结构特征，已成为创业孵育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情境要素。

孵化网络异质性是指跨越制度、组织或属性边界的不同知识体系的联接，表现为以孵化器为核心，众多创业企业与创新主体围绕创业创新价值链，形成的多样化互补集群[12]。网络主体多元化决定了网络的异质性，是学术界描绘和测度孵化网络的重要特征属性，而网络成员的职能、产业背景、发展状况及合作惯例等则成为学术界揭示异质性特征的实证视角。此外，也有学者将这种异质性直接具化为资源异质性或多元性，强调网络异质性是对创业创新价值链层面资源多样性与整合适配性的评价。因此，学术界最初对网络异质性的评价更多是信奉“多即好”的法则，认为网络异质性有利于创业企业的网络行为，并将网络红利的成因归结为网络资源池扩张和适配性提升为网络主体创业行为提供了更多机会。

(4)环境动态性(外部环境)。在速度经济时代背景下，创业不仅是创意的决胜场，更是择优判断和洞察力的较量，因此先动优势至关重要。进入新时期，在孵企业乃至整个孵化网络均会受到外部环境冲击。需要说明的是，孵化网络并非真空绝缘，因而并不会阻隔外部环境对在孵企业的影响，同时也不会干扰创业企业和其它网络成员对外部环境的感知。

动态性是指感知环境变化的高度不稳定性或不可预测性，是重要的外部环境特征[13]，是认识论视角下个体或群体感知到管理环境构成要素状态不可预测性的逻辑延伸。该特性能影响企业的伙伴选择与目标决策，主要表现为由快速技术变革、技术进步所导致的技术动态性和以顾客需求快速变化为核心带来的市场竞争动态性[14]。

综上所述，在假设前提及研究要素标定的基础上，为探究孵化网络情境下不同类型组织学习对创业企业(在孵企业)创造力的协同作用机理，同时避免经验主义对二元关系论断的干扰，本研究将实践诉求中的问题还原为孵化网络边界下在孵企业内部学习、外部学习及其协同作用对企业创造力的影响，进一步探究内(网络异质性)、外(动态性)部环境要素对上述作用路径的扰动机理，并构建概念模型图1所示。

2 理论与假设

2.1 在孵企业组织学习与创造力

虽然企业创造力影响因素多且离散，但不同学派对信息、关系及氛围等要素的强调均说明了创造力提升是一个基于知识资源和圈子的主体参与过程。通过网络内部学习及外部学习，在孵企业能更好地把握有利于自身创造力提升的因素。

通过内部学习，在孵企业能够在孵化器的软性孵育支持下融合更多积极的创业精神[15]，即在学习过程中“耳濡目染” 的正能量被内化为创业精神、团队情绪乃至组织文化。此外，占据更多结构洞的孵化器本身拥有丰富的时效信息，在与孵化器及网络成员互动学习过程中，同样能获得顺应市场导向的信息资源[16]，有助于更新市场开发等创造性活动所需的知识体系。而且，孵化器在协助企业构建网络关系、引导其获得网络合法性并参与网络活动的过程中，会带来更多异质性主体合作契机。无论是弱连接带来的隐性知识还是强连接衍生出的协同效应，均有助于提升在孵企业创造力。

孵化网络存在资源边界，而跨网络边界的外部学习既是在孵企业获取资源，尤其是获取异质性知识资源的主要方式，还是洞悉市场趋势和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学者们对外部学习价值的思考往往遵循如下逻辑：外部学习是一个企业认知与合作的过程，能帮助企业扩容知识体系、识别市场风险与机会，以市场为导向，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塑造开拓精神。更重要的是，外部信息有助于企业创新活力增强与技术柔性改造。

综上所述，组织学习能够在资源储备、协作基础以及组织价值观方面给予在孵企业创造力提升更多帮助。但在孵化器帮助下，相信网络化的创业创新模式更具时代优势。回归网络本质，孵化网络存在的意义即是孵育在孵企业。孵化器通过参与、分享、引导甚至规制在孵企业创业行为，从组织文化、信息处理与合作效率等诸多方面提升企业创造力，从而将网络知识价值化为在孵企业的创造成果。更重要的是，网络成员(特别是孵化器)变相承担了原本属于在孵企业的部分业务模块——信息识别与整合，在降低信息加工成本的同时，提升了在孵企业知识整合与内化效率。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组织学习方式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内部学习与外部学习之间存在排他性。虽然资源约束导致在孵企业组织学习投入有限，但随着创业环境变化和企业对新创资源依赖，更多的知识获取途径意味着更大创造力提升可能[17]。因此，包括在孵企业在内的众多创业企业甚至成熟企业，都会选择更加柔性和兼容的组织学习战略，以求更高效地开展价值创造活动。实践证明，外部学习带来的开拓性视野经由内部学习积累的知识经验，价值化为更适合企业发展的新创意。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a：在孵企业内部学习与外部学习均对企业创造力具有正向影响，且内部学习影响更强；

H1b：在孵企业内部学习与外部学习对企业创造力具有正向交互影响。

2.2 在孵企业内部学习与创造力关系中，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调节作用

权变理论将组织学习解释为，有限情境约束下存在最优选择的战略部署[18]。因此，企业只有实现对情境约束的适配和优化，才能发挥组织学习功效。不仅如此，由于多元学习方式与复杂情境相互交织，需要进一步厘清二者间的影响机理，才能制定出更具靶向性的组织学习战略。需要强调的是，在过程视角下，学习是“投入-产出”体系中追求创造性结果的组织行为。组织学习是否有效不仅应从价值层面判断，还需要从经济层面加以审视，而且“多、好、有用、有价值”这些耦合且孤立的逻辑并不能作为组织学习和绩效存在必然联系与惯例模式的佐证。因此，本研究将借鉴“成本-收益”和效率化视角，审视和判断外界因素对在孵企业学习过程的扰动。在孵企业内部学习是在网络合法性约束下，围绕知识生产和分享而进行的互动过程，不仅需要以网络身份的标记、识别和确认为行动基础，还需以成员间的协调与沟通为保障。这种协调关系成为内容视角下创新网络知识流的动力机制，表明网络节点间连线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企业对相应知识元素的整合效果。在企业层面，网络异质性意味着成员组织属性、知识基础相关多元度、创新与市场惯例的不同，节点连线与知识流通道维护会随着网络异质性提升而变得更加困难。这不仅会影响在孵企业网络化知识互动效果，而且随之提升的网络身份与互动关系维护成本也会转嫁为在孵企业创造性活动的资金压力。尽管孵化网络异质性拓展了在孵企业知识基础宽度，但也提升了知识整合与价值化利用难度，加之资金约束使得网络互动成本增加，均对在孵企业创造力培育和提升带来了新的压力。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a：孵化网络异质性负向调节在孵企业内部学习与创造力间的关系。

与在孵企业内部学习相对应的是跨网络边界的外部学习，其目的在于搜索更多新的知识与合作伙伴，在提升企业创造力对供应链适配性的同时，获取更多灵感。从组织信息处理和信息诠释视角看，企业对环境的感知和认知有益于企业创新，技术与市场的快速变革营造了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19]。面对环境不确定性，在孵企业以及网络中其它成员企业的危机意识会放大内部学习带来的安全感，而且这种相似感知会强化网络成员间的趋同思维[16]。在孵企业通过优化和改进内部学习流程，将更多积极性和资源“押宝”在基于内部学习的创造活动中。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2b：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在孵企业内部学习与创造力间的关系。

然而，内外部环境的区分并不意味着情境要素的割裂。即使在孵化器乃至整个网络的保护下，在孵企业经营活动都不可能仅限于网络内部环境。在孵企业内部学习目的的达成，既需要外部环境动态激发，还受制于孵化网络自身结构衍生出的内部学习环境影响。因此，为了培育和提升在孵企业创造力，挖掘组织学习的创造性优势，不仅需要适配孵化网络的结构和环境，还需迎合外部环境变化。实践证明，相对较低的网络异质性更有助于维系与优化网络关系，通过加速外界环境中感知要素渗透，提升在孵企业洞察力和敏捷性，及时将更多源于技术和市场的信息融入内部学习与价值创造环节。更重要的是，外界环境动态性带来的创业压力会在异质性较低的高密度网络中快速扩散，甚至被放大[20]，进而强化在孵企业内部学习对创造力的积极影响。正如前文假说H2a和H2b述及，动态性激发了在孵企业通过内部学习创造价值的积极性，而网络异质性所诱发的网络协调性降低则会抑制内部学习效果。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c：孵化网络异质性越低，环境动态性越强，在孵企业内部学习与创造力间的正向关系越强。

2.3 在孵企业外部学习与创造力关系中，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调节作用

在孵企业的身份源于孵化网路，但不限于孵化网络。为了提升创造性活动对创业的支持，在孵企业积极与外部建立互动关系，这些关系既是价值链层面对合作伙伴的需求，也是获取社会资本的必要途径。尤其在我国情境下，新的创意和机会可能藏拙于“关系”和“圈子”中。因此，网络异质性强意味着多元化网络成员能辐射更大范围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域，进而为在孵企业通过外部学习提升创造力注入更多潜在的价值元素。张道宏等[21]基于多重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研究表明，网络多元化有助于在孵企业通过外部互动提高创新绩效。换言之，在异质性较强的孵化网络中，虽然资源相对分散，但离散型的资源结构反而有助于在孵企业搜寻和接触更广泛的外界信息，并在接触过程中获得孵化器和网络成员的建议，吸收知识整合经验，最终内化于企业创造力提升过程。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a：孵化网络异质性正向调节在孵企业外部学习与创造力间的关系。

有研究指出环境动态性对于成熟企业创新利大于弊[1]，但这并不表示创业企业同样能受益于环境动态性带来的“投机利益”，因为高昂的试错成本和创新风险对其而言可能是致命的。需要注意的是，在孵企业外部学习的有效性还取决于组织学习战略与外部环境的适配性。组织学习，尤其是外部学习获取的知识资源并不一定能直接并最终内化为企业所需的创造性要素。面对外部环境动态性所致的知识整合难度提高[15]，在孵企业需额外扩充知识存量，以寻找创造力与已有知识元素间的中介要素，这使得在孵企业在分散创造性投入的同时，还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从实用主义和成本视角审视资源约束下在孵企业外部学习对创造力的作用过程，环境动态性的影响却是弊大于利。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b：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在孵企业外部学习与创造力间的关系。

在孵化器帮助下，异质性高的孵化网络能为在孵企业通过外部学习接触和识别行业、技术和商业环境信息提供更多通道[16]。虽然这种富有挑战性的网络环境会带来协同性压力，但为扩充外部学习知识源提供了更多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些通道能降低在孵企业与外部学习伙伴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降低外部环境动态性带来的不确定性压力。正如H2a和 H2b述及，孵化网络异质性带来的辐射效应在孵化器的加成下，为在孵企业创造了更为轻松、便捷的外部学习氛围和更多的信息互动辅助通道。而外部环境动态性则成为在孵企业外部学习的抑制要素，不确定性压力和知识互动中介要素投入成本的增加反而弱化了外部学习对创造力的积极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c：孵化网络异质性越高，环境动态性越弱，在孵企业外部学习与创造力间的正向关系越强。

2.4 在孵企业内部学习和外部学习对创造力的协同影响关系中，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调节作用

异源知识、协同竞争成为学术界辩证揭示组织学习方式及其战略关系的重要视角[22]。以在孵企业为例，单一学习方式不可能穷尽所有创业知识，而资源约束下的组织学习方式协同与资源配置优化是创业成败的关键，而左右这一关键进程的战略要素就是环境。在异质性较低的孵化网络中，技术与商业模式的高趋同性有助于提升网络资源的匹配性与流通性。一方面，熟悉的网络成员互动模式潜移默化地培养了成员间的学习默契，尤其是在创业初期，这种源自孵化器“桥”功能的协同机制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在孵企业的成本压力，使其能释放更多资源用于组织学习并优化学习安排。另一方面，低异质性形成的网络中介层通透性更佳[12]，有利于外部消息和内部知识的整合与内化，进而引导在孵企业创造力市场化改进。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a：孵化网络异质性低时，在孵企业内部学习与外部学习对创造力具有正向交互作用。

创业企业发展依赖于环境，更受制于环境。为了探索机遇和规避风险，在孵企业需要投入更多精力与资源用于试错[23]。环境动态性及资源约束为在孵企业带来了更多不可避免的被动性额外投入，而随着可控资源减少，用于组织学习协调保障机制的投入势必受到影响。此外，组织内外源知识兼容性降低也会抑制在孵企业内外部学习与知识整合，弱化其对创造力的积极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b：环境动态性低时，在孵企业内部学习与外部学习对创造力具有正向交互作用。

3 研究设计与方法

3.1 研究方法

采用SPSS 21.0和Amos 21.0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首先，对问卷信度和判别效度进行检验；其次，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问卷聚合效度；再次，采用层级回归方法验证假说；最后，采用James & Bret[24]提出的层级回归与分组回归方法检验内外部环境的调节作用。

3.2 变量测度

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结合本文研究目的设计开发测量量表，变量操作化设计以成熟量表以及与创业、学习、价值创造、环境等相关的研究为基础，具体步骤如下：①在孵企业组织学习(内部学习与外部学习)。基于陈国权和刘薇[18]的研究量表，融合网络化资源观思想对量表问项加以修正；②在孵企业创造力。参考刘新梅[9]基于组织控制视角的企业创造力测度量表相关题项；③孵化网络异质性。根据张宝建等[12]基于网络结构视角下对异质性的解释以及张华和郎淳刚[25]强调的主体属性多元化观点设计问项；④环境动态性。在Jaworski&Kohli[14]的研究结论基础上，利用行业内技术革新速率及其影响反映市场中的技术波动程度，而竞争强度通过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和价格压力衡量；⑤控制变量。从微观层与中观层进行设计，微观层控制变量根据Zhou等[26]的建议，选取在孵企业创新级别(国家级7、省级4、省级以下1)、入孵时间和创业经验(创业次数)3个指标，中观层选择网络所在区域(东部地区为1，非东部为0)和企业所在行业(制造业为1，非制造业为0)两个指标，其它问项均采用Likert 7点量表。同时，遵循与调研内容无关并且通过信度检验的原则，选取心理学领域用于个性研究的“消极情绪”作为标记变量。

3.3 数据搜集

采用问卷调研与访谈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对3家孵化器和24家在孵企业进行问卷预调研和访谈调研，根据调研对象提出的问题与建议完善问卷后进行正式调研。2016年12月至2017年7月，在陕西省资源统筹中心协助下，采用现场与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对西安、上海、广州与苏州地区9个孵化网络中的在孵企业研发部门或企业管理人员发放问卷393份，回收并筛选后获得有效问卷235份，有效回收率为60%。

4 结果分析

4.1 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运用二阶验证性因子对量表信度与效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构念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5，CR值均大于0.70， AVE值大于0.50，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与判别效度[27]。由于本研究所用量表是在相关文献和已有量表基础上开发的，因此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同源误差检验采用Grayson[28]系数调整法，调整后相关系数仍然显著，标记变量Cronbach's α系数为0.752，并且与其它变量的相关性均不显著，说明不存在同源误差。

Amos 21.0结果显示，各指标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各变量)量表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解释变量(内部学习VIF=2.617；外部学习VIF=2.270；网络异质性VIF=1.950；环境动态性VIF=2.833)均未超过10，说明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4.2 假设检验

4.2.1 内外部学习与组织价值创造

如表2所示，在孵企业内部学习(β=0.265，P<0.01)与外部学习(β=0.243，P<0.01)均对企业创造力具有正向影响，且内部学习(β=0.265)的影响大于外部学习(β=0.243)，H1a通过检验；交互项(内部学习×外部学习)系数(β=0.219，P<0.01)表明在孵企业内部学习与外部学习对企业创造力具有正向交互作用，H1b通过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孵化器支持下，在孵企业能更大限度地通过网络内部学习获取“网络红利”。究其原因，孵化器的结构洞效应以及网络资源集聚优势通过在孵企业内部学习释放，并内化于企业创造力。此外，外部学习及外部学习与内部学习交互也是创业企业组织学习战略的重要优势来源。

4.2.2 内部学习与创造力的调节因素

以内部学习为单一自变量的层级回归模型中(表3)，内部学习(β=0.415，P<0.01)仍对企业创造力具有正向影响。但交互项(内部学习×网络异质性)对企业创造力并无显著影响(β=-0.090，P>0.1)，因此H2a未通过检验。究其原因，网络异质性在提升网络互动和学习难度的同时，却为创业企业提供了能够触发创造性灵感的丰富信息，因此两方面影响相互抵消并呈现出更为随机的结果。而内部学习与环境动态性的交互项(β=0.111，P<0.05)对企业创造力具有正向影响，因此H2b通过检验。

进一步对三项交互(内部学习×网络异质性×环境动态性)的检验发现，三项乘积能够负向影响在孵企业创造力(β=-0.104，P<0.05)，且符号与内部学习和环境动态性交互项符号相反(β=0.156，P<0.01)，说明网络异质性会降低环境动态性对在孵企业内部学习与企业创造力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换言之，孵化网络异质性越低，环境动态性越强，在孵企业内部学习与创造力间的正向关系越强，因此H2c通过检验。

注：假说模型4-a与4-b中对因变量进行分组，因此需要独立进行检验

注：**P<0.01；*P<0.05；+P<0.10,下同

4.2.3 外部学习与创造力的调节因素

以外部学习为单一自变量的层级回归模型检验结果显示(表4)，外部学习(β=0.406，P<0.01)仍对企业创造力具有正向影响；交互项(外部学习×网络异质性)对企业创造力具有正向影响(β=0.152，P<0.01)；外部学习与环境动态性交互负向影响企业创造力(β=-0.123，P<0.05)。因此，H3a和H3b均通过检验。

进一步对三项交互(外部学习×网络异质性×环境动态性)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三项乘积能够负向影响在孵企业创造力(β=-0.147，P<0.01)，且符号与外部学习和网络异质性交互项符号相反(β=0.241，P<0.01)，说明环境动态性会弱化网络异质性对在孵企业外部学习与企业创造力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换言之，孵化网络异质性越高，环境动态性越弱，在孵企业外部学习与创造力间的正向关系越强。因此，H3c通过检验。

4.2.4 内部学习及外部学习协同与创造力的调节因素

如表5所示，低网络异质性样本组检验结果与H1a的实证结果相同，在孵企业内部学习(β=0.293，P<0.01)与外部学习(β=0.215，P<0.01)对企业创造力仍具有正向影响，且内部学习影响相对更强；在孵企业内部学习与外部学习交互项正向影响企业创造力(β=0.190，P<0.05)。该结果说明，当网络异质性较低时，在孵企业内、外部学习协同能提升企业创造力。高网络异质性样本组检验结果显示，仅外部学习能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造力(β=0.224，P<0.01)，内部学习以及内、外部学习交互项对企业创造力的影响不显著。因此，H4a通过检验。

如表6所示，在环境动态性低的样本组中，在孵企业内部学习(β=0.259，P<0.01)与外部学习(β=0.365，P<0.01)对企业创造力均具有正向影响，但与H1a实证结果不同的是外部学习的影响相对更大。而在孵企业内部学习与外部学习交互项同样能够正向影响企业创造力(β=0.205，P<0.01)。结果说明，环境动态性低时，在孵企业内部学习与外部学习对创造力具有正向交互作用；而在环境动态性高的样本组中，仅有内部学习能够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造力(β=0.228，P<0.01)，外部学习以及内、外部学习交互项对企业创造力的影响均不显著。因此，H4b通过检验。

5 结语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借鉴权变思想，从网络化为视角对在孵企业创业情境与组织学习方式加以重新标定，探讨二者间的影响机理。实证发现，网络异质性与环境动态性不仅能影响在孵企业内、外部学习对创造力的影响，还能调节内、外部学习对在孵企业创造力的协同影响。具体而言：

(1)在孵企业组织学习对创造力的前置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内、外部学习均能提升在孵企业创造力，结论在延续学术界对组织学习效力价值判断的同时，还发现内部学习的促进作用相较外部学习更为显著，从侧面佐证了孵化网络红利的存在及其释放途径。而在孵企业内、外部学习对创造力协同效应的实证结果再次印证了组织学习兼容性的战略价值。

(2)不同环境要素对在孵企业内、外部学习与创造力关系的调节作用十分复杂。实证结果表明，孵化网络异质性正向调节在孵企业外部学习与创造力间的关系，但对内部学习与创造力间的关系不存在调节作用。网络异质性内部环境对在孵企业内部学习与创造力关系的影响更为复杂，且存在一定程度的中和、抵消甚至遮掩效应，对外部学习效力的影响更为积极。换言之，孵化网络异质性呈现出的结构特性为在孵企业外部学习提供了更多可接触的信息通道，通过营造更为顺畅的学习环境，促进在孵企业将灵活性优势价值化为企业创造力。环境动态性对内、外部学习与创造力关系的调节作用正好相反，结果说明环境动态性变化甚至极端化会在增强一种学习效果的同时弱化另一种学习效果。例如，环境动态性提升对内部学习带来的安全感和紧迫感反而会提升外部学习成本压力，在提升内部学习效果的同时降低外了部学习效果。研究进一步发现，在内、外环境共同作用下，当孵化网络异质性越低而环境动态性越强时，在孵企业内部学习与创造力间的正向关系越显著；当孵化网络异质性越高而环境动态性越低时，在孵企业外部学习与创造力间的正向关系越显著。这一结论充分说明情境适配是组织学习效力提升的关键。

(3)在在孵企业内、外部学习对创造力协同影响过程中，相对较低的孵化网络异质性或环境动态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与单独对内、外部学习调节检验的结果不同，孵化网络异质性仅对在孵企业外部学习与创造力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说明网络异质性低有益于内、外部学习融合，但会弱化外部学习效果。在环境动态性单独对在孵企业内、外部学习的调节检验则呈现出相反结果，环境动态性低能在提升外部学习对在孵企业创造力积极影响的同时，强化在孵企业内部学习与外部学习对创造力的协同促进作用，此时在孵企业内部学习单项效果会受到抑制。

5.2 实践启示

研究结论对内、外部环境调节作用的判断能为在孵企业、孵化器乃至孵化网络管理者提供更具靶向性和适配性的决策依据。首先，为了加快初判决策效率，可以将专业孵化器和综合孵化器作为判断网络异质性水平的直观依据，而环境动态性水平可以通过技术、产品换代周期及市场和渠道竞争强度判断；其次，依据内、外部环境要素对在孵企业不同学习方式与创造力关系调节作用的标定，将环境作为在孵企业组织学习战略以及孵化器定制化孵育机制设计的逻辑要素，设计原则遵循约束条件有限充分下的最优解，内容详见表7。

参考文献:

[1] 马玉成, 李垣, 付强. 成熟企业资源构建对技术创新影响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36(6):138-146.

[2] 林春培,张振刚. 基于吸收能力的组织学习过程对渐进性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的影响研究[J]. 科研管理,2017,38(4):38-45.

[3] 邹国平,郭韬,任雪娇. 区域环境因素对科技型企业规模的影响研究——组织学习和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J]. 管理评论,2017,29(5):52-63.

[4] 梁阜,李树文,孙锐. SOR 视角下组织学习对组织创新绩效的影响[J]. 管理科学,2017,30(3):63-74.

[5] 查成伟, 陈万明, 唐朝永. 高质量关系、失败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J]. 管理评论,2016,28(2):175-184.

[6] ZHONG H. Study on the knowledge network and innovation mechanism of incubators[J]. Management Science & Engineering, 2012, 22(9): 1618-1623.

[7] 单标安,陈海涛,鲁喜凤,等. 创业知识的理论来源、内涵界定及其获取模型构建[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5,37(9):17-28.

[8] MIEHAEL S, CHRISTOPH H .Cooperation patterns of incubator firms and the impact of incubator specializ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Germany[J].Technology Transfer, 2012,37(2):433-453.

[9] 刘新梅, 韩骁, 白杨, 等. 控制机制、组织双元与组织创造力的关系研究[J]. 科研管理,2013,34(10):1-9.

[10] 上官子木. 创造力危机[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1] JOHAN B,TIAGO R,BART C,et al. The evolution of business incubators: comparing demand and supply of business incubation services across different incubator generations[J]. Technovation,2012,32(5):110-121.

[12] 张宝建. 网络结构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孵化企业的调查分析[J]. 软科学,2015,29(3):5-8.

[13] 张庆垒, 刘春林, 施建军. 动荡环境下技术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关系[J]. 管理学报,2014,11(12):1818-1825.

[14] JAWORSKI B J,KOHLI A K. Market orientation: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J]. Journal of Marketing,1993, 7(7):53-70.

[15] 胡海青,李浩. 加速器支持、环境动态性与瞪羚企业突破式创新[J]. 科研管理,2015,36(12):47-55.

[16] 胡海青,李浩. 孵化器领导力与孵化网络绩效实证研究[J]. 管理评论,2016,28(3):164-172.

[17] 李纲,陈静静,杨雪. 网络能力﹑知识获取与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网络规模的调节作用[J]. 管理评论,2017,29(2):59-68+86.

[18] 陈国权,刘薇. 企业组织内部学习、外部学习及其协同作用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J]. 中国管理科学,2017,25(5):175-186.

[19] DETIENNE D R,KOBERG C S.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and organizational: factors on discontinuous innovation within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J].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2002,49(4): 352-364.

[20] 陈熹,范雅楠,云乐鑫. 创业网络、环境不确定性与创业企业成长关系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36(9):105-116.

[21] 张道宏,马辽原,胡海青. 在孵企业网络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三重社会资本为中介变量[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32(2):96-104.

[22] 许晖,许守任,王睿智. 网络嵌入、组织学习与资源承诺的协同演进——基于3 家外贸企业转型的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2013(10):142-155+169+188.

[23] 张宝建,裴梦丹,孙国强,等. 基于创业过程的资源匹配孵化研究[J]. 运筹与管理,2017,26(8):146-156.

[24] JAMES L R,BRETT J M. Mediators, moderators and tests for mediation[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84, 69(2): 307-321.

[25] 张华,郎淳刚. 以往绩效与网络异质性对知识创新的影响研究——网络中心性位置是不够的[J].科学学研究,2013,31(10):1581-1589.

[26] ZHOU K Z,POPPO L. Exchange hazards, relational reliability and contracts in China: the contingent role of legal enforceability[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0,41(5):861-881.

[27] GILBERT A C,PAUL P. Research design effects on the reliability of rating scales: a meta analysis[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984,21(4):360-375.

[28] GRAYSON K. Friendship versus business in marketing relationships[J]. Journal of Marketing,2007,71(6): 21-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