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伴随着国防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各界对军工行业的关注度不断提升。2016 年，《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十三五”规划》及《推进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等政策陆续出台，明确要求加快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优化军工产业结构，强化军工行业研发创新和资源统筹。国防军工作为我国战略性产业，其军事技术创新水平不仅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更是国防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和重要保障。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攀升和大国地位的日渐巩固，在国防极端重要性根本要求和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价值诉求下，军工企业必定会追求高强度和可持续研发创新。当下，传统成本优势已难以为企业健康成长提供有效支撑，在活跃的竞争性市场中，国防军工企业增强核心竞争优势、实现产品和服务差异化的根本就在于提升研发与创新能力。具有较高创新意识的企业在创新阶段通过获取某种竞争优势，提高运营绩效，从而促使企业获得卓越而稳定的成长动力[1]。

但是，研发创新技术和成果外溢性对企业生产经营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作用[2]。研发成果通过技术溢出向模仿者转移，这会导致企业收益低于社会收益，产生研发“惰性”并进一步遏制企业创新与成长。为缓解技术外溢的负面影响，财政补贴逐渐成为各国政府激励企业研发活动的首选工具。作为影响企业成长和经营的重要因素之一，财政补贴对军工企业研发活动与成长至关重要。在我国，军品竞争具有浓厚的“国有”气息，缺乏竞争性的国防产品合同弱化了作为盈利性企业的竞争意愿，促使这些企业在寻求国家财政补贴时不但不用顾虑成本，还能提高政府补贴数额。2017年，国防科工局为切实发挥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并促进军工技术转化应用，先后出台了《军工技术推广专项奖励性后补贴实施细则(试行)》和《国防科技工业技术基础科研奖励性后补贴实施细则(试行)》，针对优质项目分别提供不超过 800万元和200万元的奖励或补贴。地方政府也颁布了相关政策，如《成都市促进军民融合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给予在两市等重点境内外资本市场首发上市融资的军民融合企业最高 500 万元的一次性补贴，以鼓励军民融合企业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并支持军民融合企业建立健全军品研制体系。

《证券日报》市场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 4 月 10 日，国防军工行业中政府补贴与净利润比值在50% 以上的上市公司数量占30.00%，已披露年报的20家公司全部享受了政府补贴。其中，政府补贴与净利润比例超过50%的公司有6家，全年共获得约3.46亿元的政府补贴。政府补贴占净利润比例方面，中船防务(SH600685) 2016 年净利润为 7 122.43 万元，政府补贴金额是公司净利润的近3倍；紧随其后的是洪都航空(SH600316)，其所获得的财政补贴与净利润比值高达93.13%。此外，航天动力(SH600343)、中航高科(SH600862)、北方导航(SH600435)、振芯科技(SZ300101) 2016年政府补贴与净利润的比值分别为79.04%、69.86%、68.51%、63.85%。虽然财政补贴在企业偿债能力和研发投入等方面的调节效应能够促进企业经营与成长[3-4]，但较之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即使在财政补贴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军工上市企业经营规模与盈利能力也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见图1。

在创新驱动与军民融合环境下，政府对军工行业的政策支持达到新高度，这对我国国防军工企业通过研发创新获得“异质性”市场竞争优势具有深远意义。但是，近几年财政补贴的大力支持并未触动这些企业的创新成长意愿。本研究重点探讨国防军工企业研发活动与企业成长及财政补贴调节效应下二者间的关系。学术界关于研发投入、财政补贴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并未形成一致结论，大量学者认为研发投入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成长[5-6]，但也有部分学者对此提出质疑[7-8]。Hall等[9]肯定了财政补贴对企业成长的激励作用，但Larsen[10]、步丹璐和王肖艳[11]认为，财政补贴与企业成长并不存在显著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财政补贴甚至还会抑制企业健康成长。

本研究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tematic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对115家军工上市企业2011-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研发活动与企业成长间存在显著滞后正相关关系，而在财政补贴调节效应下，研发活动对企业成长的激励作用却“消失殆尽”。以往研究主要是基于研发活动、财政补贴与企业成长关系直接进行探讨，未深入研究在财政补贴调节下研发活动对企业成长的实质性影响。同时，国外学者主要以从事较多研发创新的科技类企业为研究对象，而对我国军工企业研发活动与企业成长关系的研究较少。军工企业是我国国防战略大局的重要主体，对这类企业研发与成长关系进行探讨并解析其在创新发展中处于相对劣势的根本原因，对其创新成长路径与方法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回顾

1.1 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

研发成果能否被市场接受并带来良好预期收益，这种“不确定性”提升了研发活动风险。在这种不确定性特征下，研发投入能否及时有效促进企业成长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Aghion & Howitt[12-13]通过构建经典研究框架，分析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发现技术创新效用受到其与技术前沿距离的影响。当此距离较小时，企业技术创新对提高企业生产率具有更加显著的影响作用。另外，研发投入与企业周期成长正相关，研发强度提高能够明显推动企业单位产出增加。Hu、Jefferson & Qian[14]利用中国大中型企业数据探究研发创新投入与知识创造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发现新产品在研发对企业成长性贡献中占近12%，企业研发收益较固定资产投资所带来的回报高出1～2倍。Coad & Rao[5]对处于不同成长阶段R&D投资与企业成长间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在企业高成长阶段，R&D投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更为显著。

国内学者对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海本禄、聂鸣[15]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湖北省49家拥有省级以上技术中心的工业企业发现，国际化程度提高能够增强企业研发与创新能力，而这类能力提升又可进一步反作用于企业成长；汪建、周勤[6]对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指出，均衡研发强度取决于企业知识资本结构和创新收益弹性，只有当企业研发投入和知识资本存量相匹配时研发绩效才能有效提升并驱动企业快速成长；胡振华、胡姗姗[16]采用层次回归法对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小企业创新投资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成长；张栓兴等[17]以创业板科技类上市企业为样本，对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关系进行探讨发现，研发投入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综合实力，科技类企业创新研发活动明显有助于促进企业成长。

虽然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呈正相关关系，但也有部分学者持相反观点。Loof & Heshmati [7]对瑞典制造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虽然知识资本与企业成长表现出正相关关系，但知识密集型企业在研发与创新上却并未展现出明显优于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优势，组织刚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则呈负相关关系；Hall & Oriani[9]对欧洲部分国家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发现，R&D投入并未对相关企业市场价值产生较大影响；李涛、黄晓蓓和王超[8]以我国信息业和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考察企业绩效与企业科研投入关系发现，科研投入与企业盈利能力关系并不显著；孙维峰和黄祖辉[18]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研发支出对企业增长的作用，指出研发支出与企业增长并不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沈达勇[19]对85家中小板企业技术创新和成长能力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中小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存在区间效应，只有在一定范围内，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才能推动中小企业可持续成长。

1.2 财政补贴与企业成长

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政府补贴与企业成长关系进行了研究，且大多数学者都支持政府补贴对企业成长具有正向影响的观点。Lach[3]基于以色列上市企业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财税补贴通过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影响企业后续成长，财税补贴在中长期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绩效；Van[4]在研究荷兰财政补贴策略和政策实施成果时发现，财政补贴在提高企业偿债能力的同时还增加了企业实际资本支出，在补贴中长期阶段明显提高了企业经营绩效，拓宽了企业成长空间；Tzelepis & Skuras[20]对财政补贴与企业成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可通过政府补贴途径获取更多研发投资，并促进企业成长；Cerqua & Pellegrini[21]利用意大利政府披露的财政补贴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虽然财政补贴并未有效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效率，但其对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却显而易见。

近年来，我国政府在一般性政府补贴逐渐减少的前提下扩大了对企业特殊项目尤其是技术创新和开发项目的专项补贴。关于财政补贴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国内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财政补贴对企业成长有积极影响作用。杨其静[22]指出，财政补贴从弥补企业文化差异、缓解信息不对称和制度建设等方面扶持企业成长，进而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孔东民和李天赏[23]基于企业所有权性质差异对政府补贴与企业经营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同时作用于企业绩效及其社会责任，这种积极作用对民营企业更为明显；马红和王元月[24]通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进行研究指出，财政补贴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并且可以强有力促进企业成长；李传宪和刘晓雨[25]以2011-2014年我国非国有上市企业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财政补贴与企业成长性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然而，部分国内外学者并未发现财政补贴与企业成长间存在明显关系，相反，过度的财政补贴甚至还会抑制企业成长。Bergstrom[26]以瑞典上市企业为样本，发现财政补贴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时发现，财政补贴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短期内，财政补贴能够有效推动企业成长，而从长期看，这种积极作用会不断被弱化，最终财政补贴还将抑制企业成长；Lerner[10]指出，超量的财政补贴会促使企业过度生产和投资，企业盲目扩张将导致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从而抑制企业成长。国内部分学者也指出，政府干预会干扰和削弱企业核心竞争建设，并对企业成长产生负面影响[27-28]。任曙明和张静[29]对我国装备制造业企业财政补贴与成长性关系进行研究发现，财政补贴并不能促进企业竞争能力提升；步丹璐和王晓艳[11]从薪酬体系角度发现，财政补贴通过使企业薪酬趋同而削弱差异化薪酬体系对企业成长的推动作用，进而抑制企业成长；魏志华等[30]在对新能源上市企业进行研究时发现，财政补贴不能明显促进企业成长性；杜勇[31]结合亏损上市公司特征，研究财政补贴与公司未来价值间关系认为，我国政府给予亏损企业的财政补贴数额庞大，但亏损企业却并未有效利用补贴资源，财政补贴显著抑制了这些企业健康成长。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研发投入、财政补贴与企业成长间关系进行了较多研究，研究方法也较为多样。但是，学术界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并未形成一致结论，即研发投入、财政补贴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是否真实存在仍然有待商榷。此外，由于国家、行业特征、企业性质等存在差异，研发投入对不同群体的影响也不一致。我国国防军工行业具有鲜明的“国有”特征，同时，我国现实的“人情”环境也会对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产生影响。此外，学者关于我国上市国防军工类企业研发投入、财政补贴与企业成长的研究较少，而基于财政补贴调节效应，探讨研发投入对我国军工上市企业成长影响的研究则更少，本研究试图弥补这一缺憾。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成长包括企业目前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潜能两个方面，其通常表现为利润、所有者权益增加和企业规模扩大，并且随着盈利能力等内部因素和市场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变化而改变。企业研发活动能够为企业带来新产品、新技术，但研发收益的“滞后性”导致企业在研发环节和成果入市初期并不能及时获利。但是，新产品、新技术赋予企业的“异质性”资源促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拥有其它企业短期内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这种异质性优势还能不断促进企业成长。众多研究成果表明，研发活动能够提高企业短期经营绩效。但是，研发活动和企业成长都兼具长期特征，用研发活动衡量企业长期成长更为贴切[17]。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研发活动能够促进我国军工上市企业成长，但这种激励效果具有滞后性。

企业经营与成长受资本因素的影响，资本充裕型企业在经营、偿债和投资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财政补贴能够为企业注入新资本，使企业可以更好地进行研发投资[21]。财政补贴的直接作用表现为对企业筹资渠道的拓展，企业通过财政补贴支持可以创造出更多资本。现阶段，针对企业研发活动的专项补贴不断增加，但由于项目开发和成果转化周期较长，所以财政补贴对企业成长的效用在短期内很难显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情下的寻租行为极大程度上降低了财政补贴资金使用效率[32]。部分学者基于寻租理论，对财政补贴与企业成长性关系进行研究认为，当特定利益集团受到利益驱使时会利用补贴资金进行非生产性活动。对企业而言，寻租下的非生产性活动会给企业研发投资带来“挤出效应”并进一步遏制企业成长[33]。由于财政补贴措施缺乏健全的监督机制，导致改变资金用途的行为盛行，这无疑会使财政补贴效率大打折扣。

财政补贴通过对企业研发活动、薪酬体系等发挥调节作用而间接作用于企业长期成长。在财政补贴激励效应下，企业能够充分运用这些“新血液”从事生产、经营、投资和管理活动。Jia & Ma[34]指出，作为财政补贴手段的研发税收优惠能够显著刺激企业研发活动，短期内研发成本降低会显著提高中国上市企业研发投入。然而，财政补贴有时也会对企业研发投入形成“挤占效应”，其并不总能使企业研发投入向社会最优方向发展[35]。此外，政策不确定性也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负面影响[36]。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在财政补贴调节效应下，研发活动对企业成长的正向激励有所“迷失”，即补贴调节下研发活动对企业成长的激励效果不明显。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样本与变量

3.1.1 样本处理与数据来源

张信东和薛艳梅[37]认为，研发活动对企业成长的影响通常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累积性，因此在运用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时需要较长周期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由于新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自2017年起才开始实行，政策实施初期上市企业相关披露信息不完善，企业研发活动相关数据在相当年份并无统计或暂未披露。因此，为确保数据一致性，本研究根据宏源证券行业分类，以我国沪深两市上市的国防军工企业为研究样本，选取2010-2017年军工上市企业披露的年报数据，按如下步骤进行样本处理：①剔除ST、PT和金融类样本企业；②通过1%和99%Winsorize缩尾处理缓和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负面影响；③在探究研发活动与企业成长及财政补贴调节效应下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时，对主要解释变量采用滞后一期观测值。通过上述样本处理，得到115个符合研究条件的军工上市企业观测样本。观测样本所有数据主要来源于万德数据库(Wind)，缺失的技术人员指标数据通过巨潮资讯网(Cninf)公布的企业年报信息手工整理得到。同时，根据巨潮资讯、新浪财经公布的年报信息进行核对，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本研究使用Excel2017、Stata21.0进行相关数据分析与处理。

3.1.2 变量选择与定义

(1)被解释变量。企业成长以符号Growth表示。企业R&D投入最终将转化为企业新产品或新技术，而财政补贴主要以引导市场、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和激发企业研发创新等方式影响企业成长，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企业成长主要表现为营业收入增长。借鉴已有研究及各财务指标间的相关性[38-39]，本研究选取能有效预测企业经营业务拓展趋势、反映企业成长状况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衡量企业成长性的替代指标。

(2)解释变量。企业R&D投入通常包括R&D资本支出、人员、技术等。以往研究常用研发投入强度、研发人员投入比重等作为衡量企业研发投入的指标。本研究选取常用的R&D投入强度作为评价研究与开发投入的指标。企业通过研发与创新获取新技术和新产品进而保持市场异质性竞争优势；同时，R&D活动成效最终体现为企业创造更多收入。因此，研发投入经费与营业收入比重(Rdi)可以较好地反映企业对R&D活动的重视程度。

(3)调节变量。本研究以财政补贴强度(Sub)作为度量财政补贴调节效应的指标。本研究认为，政府对军工上市企业的补贴力度可用企业获得的各类财政补贴总额及其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反映。因此，在检验假设H2时，通过构造交乘项反馈财政补贴对军工上市企业研发投入与成长关系的调节效应。

(4)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对企业成长具有重要影响，大企业能够利用其资源禀赋促进企业异质性成长，而小企业则以其灵活多变的经营特征及时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竞争活跃的市场。

企业短期内较好的业绩表现能为后续发展吸引更多资源，为企业成长夯实基础。一般而言，公司业绩度量方法包括会计度量和市场度量两种。受宏观经济波动和市场炒作等因素的影响，市场度量指标缺陷较大。因此，本研究在度量公司业绩时采用会计度量指标。宋德舜[40]采用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营业利润率两个指标对企业绩效进行考核，前者体现了不同地区自上而下的考核，后者则真实地反映了企业经营表现。另外，较多实证证据表明，净资产收益率更容易操纵，因此本研究选择总资产营业利润率(Oroa)作为经营业绩度量指标。

当合理控制负债规模时，企业适当提高资产负债率可以有效降低资本成本，进而促进企业持续健康成长。然而，当融资风险不可控性随负债规模扩大而不断增加时，较高的资产负债率会对企业成长产生逆向影响。因此，合理控制资产负债率和资本结构对企业持续经营具有深远影响。本研究选用偿债能力(Dar)即资产负债率控制其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

股权集中度在企业生产经营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大股东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企业生产和经营方向，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具有负向调节效应[17]。因此，本研究将股权集中度作为控制变量，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度量股权集中度(Oc)的替代指标。

地区因素也作用于企业成长，在实证分析时，政策制度落实方案、地方发展水平(GDP)和人文素质等差异往往容易被忽略。杨慧馨和王胡峰[41]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异对企业所在地区进行了分类。鉴于我国各省市GDP年度变化差异较大，结合“中国产业信息网”公布的2017年各省市GDP排名构造二元虚拟变量“地方因素”(Region)，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发达地区赋值为1，较发达和欠发达地区赋值为0。

此外，通过设置年度虚拟变量控制宏观经济波动对实证分析的影响。

3.2 估计方法与模型

为了更好地控制模型内生性和遗漏变量造成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沿用以往研究，将滞后一期被解释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构造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但是，引入滞后的被解释变量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因此传统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简写为OLS)不再适用[42]。广义矩估计(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简写为GMM)为常用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方法。Blundell & Bond在Arellano & Bon提出的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Differential Generalized Data Estimation，简写为DIFF-GMM)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发展出能够克服前者不足的系统广义矩估计(Generalized Data Estimation for Systems，简写为SYS-GMM)。本研究借鉴这一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以提高估计效率。

首先，为检验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间的关系，即检验假设H1，构建如下多元回归模型(1)；其次，为检验在财政补贴调节效应下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的激励效果，即检验假设H2，在模型中加入财政补贴与研发投入强度、财政补贴与滞后一期研发投入强度交乘项(Rdis和Rdist-1)，构建模型2。

除上述已定义和说明的变量外，模型中的 α 和 β 分别为模型截距项、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i 代表不同军工上市企业观测样本，t 代表年份(t=1,2,…,7)；∑Controls是指模型中未显示的其它控制变量集；ui+εi,t为复合扰动项。其中，ui和εi,t分别代表个体异质性截距项以及随个体与时间改变的扰动项。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从表1各变量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到军工上市企业经营状况、研发投入和财政补贴。在主要观测变量中，营业收入增长率均值为23.61%，最值差异和标准差较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部分军工上市企业营业收入出现负增长，不同企业成长状况差距较大。研发投入强度均值为5.894%，说明当前军工上市企业研发经费占营业收入比值偏低，研发投入强度最大值与最小值差距揭示了军工企业研发投入层次不同(研发投入最多企业Rdi达到58.25%，而研发投入最少企业该指标低于1.00%)。财政补贴强度均值较小(1.456%)，即军工上市企业各类财政补贴总额与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较低，虽然该指标较为稳定(标准差为2.116)，但不同军工企业间仍然存在较大差异(部分企业未获得任何财政补贴)。其它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较为稳定且最值差距较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值为33.52%，说明样本企业呈现高度控股态势；资产负债率保持在39.74%左右，两端企业负债程度差异尤为明显；总资产营业利润率均值为3.275%，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军工上市企业盈利能力较低的现状，部分企业该指标还存在负值，揭露了这些企业较差的经营表现以及当下我国军工上市企业间盈利能力的巨大差距。

4.2 相关性、共线性检验

从相关性检验结果可观测到未对其它因素控制时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并可大致看出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从表2可以看到，主要研究变量中，企业成长(Growth)与研发投入强度(Rdi)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部分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且相关程度较低，以0.75的相关系数进行经验评判，则总资产营业利润率(Oroa)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进一步，通过方差膨胀因子法(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VIF检验均值为1.44且不存在变量VIF值大于10的情况。因此，本研究设定的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4.3 单位根检验

在实证分析时，数据非平稳易导致模型伪回归问题。因此，出于严谨性考虑，对模型中各变量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常见的单位根检验法包括LLC、Breitung、IPS及ADF检验等。本研究选取共同单位根下的IPS方法和不同单位根下的LLC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以两种检验方式对应的伴随概率值p为标准判断是否拒绝原序列非平稳的原假设。单位根检验下，所有变量对应的伴随概率值均为0，因此各序列趋势平稳，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4.4 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通过逐步代入法进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将此回归结果作为本次研究的参照，具体回归结果见表3。在模型1至模型3中，加入企业当期研发投入强度变量(Rdit)和滞后一期研发投入强度变量(Rdit-1)，同时逐步对年份和地区因素加以控制。回归结果显示，企业当期研发投入强度回归系数为负，而滞后一期研发投入强度回归系数为正，两个系数在1%水平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OLS回归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研发投入对我国军工上市企业成长的激励作用具有一定的时滞性。模型4～模型6对年份和地区因素逐步控制，在3个模型中加入研发投入强度与财政补贴交乘项(Rdist)及其滞后一期项(Rdist-1)，通过在OLS回归中引入此交乘项初步观察补贴调节下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在财政补贴调节效应下，当期研发投入增加仍然会抑制企业成长，而虽然滞后一期交乘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但可以发现，补贴调节后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的滞后性激励效果大打折扣。作为参照，OLS回归结果与本研究假设相符。

由于动态面板数据需将被解释变量滞后项引入模型以反映动态滞后效应，这种特殊性将引发被解释变量滞后项与随机误差组成部分中个体效应相关性，从而导致估计内生性问题，因此传统OLS估计不再适用。据此，本研究采用能够克服模型内生性问题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以提高估计效率。

注：*、**、***分别表示通过10%、5%和1%显著性水平检验

首先，对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成长关系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见表4。从中可以看到，在模型7至模型9中，当期研发投入强度(Rdit)显著抑制企业成长。逐步对宏观因素控制后，滞后一期研发投入强度(Rdit-1)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在1% 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回归系数为2.733，表明军工上市企业滞后一期研发投入强度每提升1%使企业成长提高2.733%，这一结果进一步支持假设H1。为检验假设H2，即财政补贴调节效应下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成长的作用，将当期和滞后一期研发投入强度与财政补贴交乘项分别引入模型。回归结果(模型10至模型12)显示，在财政补贴调节效应下，当期研发投入强度(Rdist-1)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微乎其微，并且此影响并无良好的显著性。滞后一期研发投入(Rdist-1)虽然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激励作用，但无论是其激励程度还是激励效果显著性都明显下降，这与本文假设H2相符。

注：括号内显示t统计量；*、**、***分别表示通过10%、5%和1%的显著性检验，下同

按所有者性质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组样本进行对照分析，进一步探究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见表5。模型13和模型14用于讨论企业所有者性质差异下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滞后一期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成长的激励作用仍然高度显著。其中，国有企业滞后一期研发投入强度回归系数为5.386，非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回归系数为3.575，两者分别通过了1% 和 5% 的显著性检验。同时，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成长的激励作用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模型15至模型16用于分析财政补贴调节效应下，不同时期所有者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补贴调节效应下，企业当期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的抑制作用较小且并不显著，而滞后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虽然为正，但其激励程度和显著性明显下降，这进一步支持了本研究假设。

为确保估计方法的准确性和实证结果的有效性，对选用模型进行如下检验。系统广义矩估计成立的前提是工具变量有效，并且随机误差项不存在自相关。通过AR检验和异方差稳健Hansen检验对应的伴随概率p值反馈对这两个前提条件进行检验。表4和表5最后3行通过AR检验判断随机误差差分是否存在一阶和二阶自相关问题。AR(1)和AR(2)检验结果表明，模型随机误差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接受“随机误差项不存在自相关”的原假设。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下，异方差文件的Hansen统计量在各显著性水平下不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在联合检验中，所有模型的伴随概率P都趋向于0，表明在1%显著性水平下，各模型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可信度较高。因此，本研究模型有效。

4.4 稳健性检验

前文对样本军工上市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以及财政补贴调解效应下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进一步，结合上市企业个体特征并采用以下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①更换模型。差分广义矩估计(Difference GMM)是分析动态面板数据的常用方法之一，采用差分GMM对模型9和模型12重新回归并检验此方法的适用性是否被满足；②数据处理。对采集数据进行5%上下的缩尾处理，进一步作回归分析。检验结果显示，研发投入强度、财政补贴调节下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成长的当期影响及滞后影响无较大改变，与前文分析结果基本相同。因此，本研究采用的实证模型和分析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5 结语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运用微观计量模型研究我国军工上市企业研发活动与企业成长以及财政补贴调节效应下两者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研发活动对我国军工企业的激励作用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在不同性质所有者企业中，研发活动激励效果不同。此外，在财政补贴调节效应下，研发活动对企业成长的滞后性激励效果大幅降低。

本研究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对军工企业研发活动激励效果的“迷失”进行分析。从企业内部看，一方面，盈利性合同是国防军工产品经营中采用的主要合同，而缺乏竞争的军品市场极大程度上弱化了盈利性企业的行为能力。加之军品市场缺乏竞争，军工企业往往竭力寻找补贴而无需估计成本，通过逆向追求成本最大化提高其获取财政补贴资金的“能力”；另一方面，基于复杂产品系统理论视角，航天航空系统、军事系统、码头设施等研发成本高、规模大和技术含量高的复杂产品对军工业务承载量较大，这些产品系统研发十分复杂，也更偏重长期效益，对这些产品进行较大投入虽然影响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却也能实现企业未来价值增长。另外，组织公民行为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也是影响企业研发活动及财政补贴调节的因素。我国军工企业大多为国有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虽然围绕德、勤、能、绩等展开考评，但仍然存在“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等弊端，这种低效的绩效评价体系和人力资源管理方式严重遏制了研发人员积极性及其工作满意度，最终对企业研发活动和长远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从军工企业外部看，在分析研发活动激励效果低下时，财政补贴的“识别性”和研发创新成果的“技术溢出”因素不容忽视。一方面，作为转移支付范畴的直接或间接财政补贴具有一定条件，当出于某种特殊目的或认为有必要干预企业经济活动时，政府财政补贴行为才会发生。如在国家对卫星通信、导航和遥感等服务支持方向下，中国卫星(SH600118)和航天晨光(SH600501)获得的财政补贴分别从2011年的2.45千万元和1.21千万元增加到2012年的5.61千万元和1.81千万元，即使都有所增加但二者差距甚远。另一方面，以往研究都强调研发创新过程中技术溢出对企业研发活动和财政补贴的负面影响(赵中华等，2013)。本研究通过调查专利申请情况发现，2012-2013年，哈飞集团没有申请任何专利，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军工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忽视。当企业新技术或新产品通过信息传递、人员流动等形式被其它企业低成本甚至无成本模仿时，企业收益将低于社会收益，这不仅使企业研发活动预期收益大打折扣，也将导致企业创新“惰性”蔓延。但是，本研究通过对国家保密局、国防科工局等部门出台的《关于加强国防科技工业保密管理工作的意见》和《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审查认证管理办法》等文件进行梳理发现，承担着我国国防科研生产任务的军工企业管理工作具有高度保密性，虽然部分单位对保密工作缺乏统一认识，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军工企业“技术溢出”受到较强限制。不同于以往文献，本研究认为，层层签订、逐级落实保密机制使我国军工企业在军民融合时难以获得其它企业的外溢成果，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军工企业相对封闭的生产体系和生产标准限制甚至杜绝了军工企业享受外来技术溢出“福利”。

5.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对我国军工企业如何通过研发与创新活动促进有效企业成长提出如下建议：

(1)构建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体系。把握好政府引导与市场作用、军工科研与民口创新等关系，针对具备潜在市场的军民两用技术，采取政府引导与市场开发协同并进模式，同时构建军民融合、开放共享的国防科技创新平台运营与维护机制，以此实现创新资源集约管理和创新资源开放共享。

(2)健全财政补贴管理机制。一方面，政府应合理控制财政补贴额度，出台适量适度的财政支持投放政策，避免补贴浪费、补贴管理失位及补贴方向、对象交叉等问题。另一方面，完善财政补贴法律法规制度。政府应细化财政补贴申请资格、流程、标准等，同时强化财政补贴活动事前、事中监督机制，健全长期跟踪评估与反馈机制以及补贴活动一对一负责问责机制，确保补贴公平、公开、透明，真正减少“权利”对补贴的制衡。

(3)完善技术创新产权激励机制。技术创新产权激励是克服财政补贴激励动力不足和技术外溢的有效途径，其主要通过法律确立创新者和创新成果间的所有权关系，以保证技术创新应获取的收益，并通过法律保护创新者创新产权的排他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克服技术溢出对企业研发创新动力的负面影响。

(4)将组织公民行为纳入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组织公民行为是企业绩效评价不可忽视的因素，而组织公民行为实施的积极性受到管理者评价的影响。企业在实际管理活动中，一方面应关注考核标准的科学性和公正性，避免不科学、非公正评价对组织公民行为及企业员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需将对研发人员工作绩效产生负面影响的组织公民行为纳入考核指标，以此建立全面和完善的考核体系。

参考文献:

[1] HULT G T M,HURLEY R F,KNIGHT G A.Innovativeness: its antecedents & impact on business performance[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2004,33(5):429-438.

[2] 郑德渊,李湛.R&D的溢出效应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2(9): 78-82+93.

[3] LACH S.Do R&D subsidies stimulate or displace private R&D? evidence from Israel[J].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2010,50(4):369-390.

[4] WALLE D V D. Assssing the welfare impacts of public spending[J].World Development,1996,26(3):365-379.

[5] ALEX COAD,REKHA RAO.Innovaton & firm growth in high-techsectors: a quantile regression approach[J].Research Policy,2008(4):633-648.

[6] 汪建,周勤.研发、知识资本与企业成长驱动——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J].证券市场导报,2014(3):46-52.

[7] HANS LOOF,HESHMATI A.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on & performance: a sensitivity analysis[C].UNU working paper,2001.

[8] 李涛,黄晓蓓,王超.企业科研投入与经营绩效的实证研究——信息业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比较[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29(7):170-174.

[9] HALL B H,ORIANI R.Does the market value R&D investment by European firms?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manufacturing firms in France,Germany,& Italy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2006,24(5):971-993.

[10] LERNER J.The government as venture capitalist: the long-run impact of the SIBR program[J].Nber Working Papers,1996,72(3):285-318.

[11] 步丹璐,王晓艳.政府补助、软约束与薪酬差距[J].南开管理评论,2014,17(2):23-33.

[12] AGHION P,HOWITT P.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J].Econometrica,1992,60(3):323-351.

[13] AGHION P,HOWITT P.Endogenous growth theory[M].Cambridge,MA: MIT Press,1998.

[14] HU A,JEFFERSON G,QIAN J.R&D & technology transfer: firm-level evidence form Chinese industry[J].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2005,87(4): 780-786.

[15] 海本禄,聂鸣.国际化、创新与企业绩效:基于湖北省的实证研究[J].科研管理,2012,33(4):1-9.

[16] 胡振华,胡姗姗.债务结构、创新投资与中小企业成长性研究——基于交互效应模型[J].工业技术经济,2016,35(4):53-59.

[17] 张栓兴,方小军,李京.创业板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对成长性的影响研究——基于股权结构的调节作用[J].科技管理研究,2017,37(8):143-149.

[18] 孙维峰,黄祖辉.广告支出、研发支出与企业绩效[J].科研管理,2013,34(2):44-51.

[19] 沈达勇.基于技术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内生性成长性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17,39(3):116-123+128.

[20] TZELEPIS D,SKURAS D.The effects of regional capital subsidies on firm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study[J].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 Enterprise Development,2004,11(1):121-129.

[21] CERQUA A,PELLEGRINI G.Do subsidies to private capital boost firms' growth? a multiple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approach[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14,109:114-126.

[22] 杨其静.企业成长:政治关联还是能力建设[J].经济研究,2011,46(10):54-66+94.

[23] 孔东民,李天赏.政府补贴是否提升了公司绩效与社会责任[J].证券市场导报,2014(6):26-31+62.

[24] 马红,王元月.融资约束、政府补贴和公司成长性——基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证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15,23(S1):630-636.

[25] 李传宪,刘晓雨.政府补贴与民营企业成长性关系研究[J].会计之友,2016(10):94-97.

[26] BERGSTR M F.Capital subsidies & the performance of firms[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00, 14(3):183-193.

[27] 张杰,郑文平.政府补贴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J].世界经济,2015,38(6):22-48.

[28] 赵璨,王竹泉,杨德明,等.企业迎合行为与政府补贴绩效研究——基于企业不同盈利状况的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5(7):130-145.

[29] 任曙明,张静.补贴、寻租成本与加成率——基于中国装备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3(10):118-129.

[30] 魏志华,吴育辉,曾爱民.寻租、财政补贴与公司成长性——来自新能源概念类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J].经济管理,2015,37(1):1-11.

[31] 杜勇.高管政治资本、政府补贴与亏损公司未来价值[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7(5):77-88.

[32] JOEL S,HELLMAN,GERAINT JONES,et al.Seize the state, seize the day: state capture & influenc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3,31(4):751-773.

[33] MURPHY K M,SHLEIFER A,VISHNY R W.Why is rent-seeking so costly to growth[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3,83(2):409-414.

[34] JUNXUE JIA,GUANGRONG MA.Do R & D tax incentives work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2017,46:50-66.

[35] PHILIPP BOEING.The allocation &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R&D subsidies-evidence from listed firms[J].Research Policy,2015,9(45):1774-1789

[36] WANG Y,WEI Y,SONG F M.Uncertainty & corporate R&D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firms[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2017,47:176-200.

[37] 张信东,薛艳梅.R&D支出与公司成长性之关系及阶段特征——基于分位数回归技术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31(6):28-33.

[38] 陈德萍,曾智海.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J].会计研究,2012(8):66-71+97.

[39] 杨兴全,吴昊旻.成长性、代理冲突与公司财务政策[J].会计研究,2011(8):40-45+96.

[40] 宋德舜.国有控股、经营者晋升和公司绩效[J].南开经济研究,2006(3):102-115.

[41] 杨蕙馨,王胡峰.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激励与企业绩效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6(4):82-97+145.

[42] 董雨婷,贺亚楠.基于企业特征的R&D投入对企业成长的作用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5(11): 106-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