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2018农历新年伊始，全国两会召开，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创新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模式变迁与产业技术进步，我国一直都在寻求和探索以创新谋发展的新战略，包括科教兴国、自主创新、创新型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主题。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经济繁荣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广泛应用，在技术创新以外，商业模式创新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增长极。虽然广义层面的技术创新已经包含了技术成果商业化与产业化等内容，但商业模式创新不同，它特别强调通过改变企业组织现有的价值创造逻辑而达到提升顾客价值与企业竞争力的目的。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类同，它需要依赖于新兴技术的应用与新技术成果的商业化；但又区别于技术创新，专注于利用新兴技术重组商业模式构成要素，通过要素组合为组织发展提供新动能，而非新兴技术本身的转化利用价值。在新经济环境中，企业组织可以同时通过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培育核心竞争力、创造竞争优势。而新的经济环境既为企业组织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竞争形势多样化与复杂化也对其提出了挑战。

在企业组织内部，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存在多种关系：对于人才、技术、智力密集型中小企业，它们更倾向于通过新产品研发树立企业的“立命之本”，此时技术创新在企业组织竞争优势来源中占主导地位，而商业模式创新成为辅助技术创新成果推广与转化的手段；对于创新资本缺乏或创新能力不足的中小型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发现与挖掘市场机会，及时调整与改变产品或服务的提供方式，占领局域、细分市场，满足顾客个性化需求，此时商业模式创新构成了组织的核心生存能力，而技术创新成为辅助能力；对于活跃在新兴技术应用最前沿的大型企业组织，如阿里巴巴，它们既需要通过高强度的产品研发巩固自身核心竞争力，也需要通过持续发现与创造市场机会并改变自身商业模式来塑造市场竞争优势，此时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结构快速转变的特殊时期，大量且构成复杂的微型、小型、中型与大型企业形成了推动我国创新发展的重要主体。然而，我们可能会“惊奇”地发现，无论竞争环境多么严酷与激烈，这些企业组织总是能够找到生存空间与存在形态，在动态演变格局中做到自然地优胜劣汰，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总是能够保持发展活力。这一现象其实暗示着一个规律：竞争优势来源具有多样性。立足于本文研究视角，进一步认为竞争优势来源的多样性源于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组合关系的多样性——在新经济环境中，不同的企业组织完全可以选择适合自身能力与要素结构的创新路径，通过发挥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主从或齐驱作用，为企业组织创造、创新发展提供原动力。

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构成了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二元创新体系。以往二元创新体系理论研究聚焦于两类创新之间的竞争、矛盾、互动与共促关系。因此，不仅要探究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在驱动组织发展、竞争优势形成和提升过程中的协同作用，还要关注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新经济环境中，如何促进二者相互作用并引导它们共同作用于企业目标实现，成为企业创新致胜的关键，也因此成为未来企业创新管理的核心内容。据此，本文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对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与竞争优势之间的作用关系及效应进行测量，以期为企业制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指引。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互动共促视角为企业组织竞争优势来源理论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为中国新经济环境中企业组织生存与发展模式提供了新解释。

1 理论基础与研究设计

1.1 理论基础

创新这一概念由熊彼特于1912年首次提出，他认为创新是将从未出现过的生产要素组合引入到生产体系中。20世纪下半叶，学术界与实业界均认识到创新对于企业绩效的重要影响，继资本、土地、劳动力之后，技术与知识创新成为组织发展最为核心的驱动要素[1]。目前，技术创新已然发展成为管理学领域的一个重点研究方向，技术创新过程、影响因素、机理、路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且系统[2-4]。其中，技术创新是企业组织绩效、核心竞争力与竞争优势核心源泉这一观点，已在学界达成共识[5-6]。

但是，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新经济环境中，对于很多企业组织而言仅有技术创新是不够的，实现竞争优势需要将技术创新与竞争战略整合[7]。技术创新要想转换为真实的经济效益，需要在有效的竞争战略安排下，与好的商业模式配合才能实现转化[8-9]。技术创新能为企业积累起核心竞争力，但核心竞争力能否在市场上发挥作用并转化为竞争优势，依赖于商业模式的成功应用[10]。商业模式指导企业的盈利机制，引导企业通过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创造盈利空间[11]。

根据Amit&Zott[12]的定义，商业模式是指企业组织为其商业活动设计的交易内容、结构与治理模式，旨在通过充分利用市场机会创造经济价值。随后，他们将商业模式创新界定为：企业组织与其利益相关者实现经济价值交换并致力于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的组织关系与行为活动[1，3]。这一概念比较“粗犷”，由此他们进一步提出，典型的商业模式创新包括效率导向与创意导向两种形式：前者致力于重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内部员工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以降低运营与交易成本；后者强调通过联系新的合作者、创新交易渠道、设计新的交易形式等方式，为全部创新利益相关者提供创新交易和价值创造新模式[13]。后续研究表明，这两类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只是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与合作伙伴关系联结强弱不同时，会表现出差异化的作用效果[14]。

此外，作为企业组织创新战略的两个核心部分，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在目标趋同、组织兼容、资源共享、风险共担的情况下，必然存在相互作用关系[15]。在组织创新目标视角下，必然要求企业组织做好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协调与耦合[16]。目前，学术界对二者关系以案例研究为主[17-18]，探索不同产业[19]和经济背景下[20]的耦合作用机制[21-22]。例如，李翔和陈继祥[23]指出，新创企业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存在着协同发展路径，二者缺一不可；戚耀元[24]进一步指出，在“互联网+”背景下，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耦合机制体现在动因和内容两个方面，表现为开放式螺旋耦合关系，创新系统发展受其双向驱动。

1.2 研究假设

1.2.1 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相互作用关系

技术创新网络的影响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还能改变公司经营战略和商业活动，催生全新商业模式[25]。尤其对于大型、跨国企业，技术创新网络的延伸，往往意味着市场、客户、商业模式的延伸与转变，使商业模式在国际化与本土化交融中发生变迁。同时，商业模式创新也会驱动技术创新发展。例如软件行业，在现实环境和商业模式创新目标快速变化的双重刺激下，软件开发企业不得不积极实施技术创新，自我推动软件产品快速更新换代[26]。即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关系，二者互为因果，共同建构为完整的企业组织创新系统。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技术创新的驱动作用往往需要技术创新资本投入达到一定门槛才会显著体现[27]。例如，戴小勇和成力为(2013)研究指出，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研发投入对于绩效的促进作用需要达到一定门槛才能显现，使得两者间的作用机理趋于复杂。此外，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显著改变了当前的商业环境，降低了商业模式创新门槛[30]，使得个性化的商业模式创新在众多中小企业中得以容易实现，催生了我国当前蓬勃发展的、以商业型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新经济模式。通过实践总结可知，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作用发挥需以资本投入为基础，只有资本投入达到一定门槛值时，商业模式创新才能成功并实现预期效能。有鉴于此，本文推论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也存在着门槛效应，并提出如下假设：

H1：商业模式创新达到一定的门槛值时，会对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H2：技术创新达到一定的门槛值时，会对商业模式创新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1.2.2 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竞争优势的交互作用

注重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家通常依靠创新商业模式、重塑商业逻辑实现社会价值与企业理想[29]。姚明明[30]研究认为，对于后发企业而言，商业模式设计与技术创新战略相匹配对技术追赶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Pan等[31]指出，对于高科技创业型组织而言，可持续增长的核心在于对内部和外部创新资源有效整合，而这有赖于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胡保亮[32]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中，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有着差异化影响，商业模式创新影响营业收入增长，而技术创新影响利润增长，二者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更进一步，李志强和赵卫军[33]运用耗散结构理论和熵增原理，诠释了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相互作用及协同机理，认为不同企业对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依赖程度不同，二者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形对内部熵变进行合理分析，选择合适的创新路径。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3：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存在交互效应，且交互效应对企业竞争优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1.3 模型设计

本文拟使用门限回归和带交互项的多元回归分析方法验证上述假设。模型变量设置如下：

(1)设计两个门限回归分析模型分别验证H1和H2。模型中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互为因变量和自变量，为避免两个模型互逆，分别为其设计不同的控制变量。在参考已有文献基础上，选取4个较为重要的控制变量：①所属行业。不同行业对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要求和依赖程度不同。例如，高新技术产业对技术创新要求极高，而线上零售业更倾向于商业模式创新；②以人力资本为基准衡量的企业规模。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关联[34]，但不同员工规模与结构的企业组织具有不同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实践基础；③知识资本。作为创新的基础要素之一，知识资本的作用不容忽视。通常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本是企业组织技术创新与生产经营最为核心的异质性资源，是组织持续创新与发展的保障[35]；④组织性格。Liao等[36]的研究表明，组织性格决定了组织对风险、创新等方面的偏好，也影响着组织的知识吸收与转移能力，以及对外界环境的感知与交互能力，最终影响企业组织竞争优势的形成与可持续发展。

(2)在交互效应验证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竞争优势，自变量为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及其交互项。有别于企业财务绩效指标的短期性和单一性，竞争优势能更好地反映企业组织的综合素养与长期发展潜能，更加适合作为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交互作用的结果变量。

2 问卷调查与数据获取

2.1 问卷设计

参考国外文献，结合本文研究设计，进行问卷调查所需的量表题项设计。问卷调查内容包含被调查者工作单位所属行业性质、企业规模、知识资本、组织性格、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企业竞争优势等。其中，行业性质与企业规模为单选题，其它变量均采用五级Likert量表测量，对应1-5个选项分别为“非常不同意”、“较不同意”、“无意见”、“较同意”和“非常同意”。每个变量下含有4～5个独立题项，旨在从多方面对变量进行综合描述。问卷题项设计如表1所示。

知识资本题项设计主要参考了Mohan Subramaniam & Mark A Youndt[37]的量表，该量表包括人力资本、关系资本与结构资本3个维度，14个题项。本文选择符合中国文化情境且辨识度较高的5个题项，其中：题项1-1反映组织人力资本；题项1-2和1-3反映组织结构资本；题项1-4和1-5反映组织关系资本。

组织性格题项设计参考了Rosa Chun&Gary Davies [38]的量表。该量表源于人格心理学中的MBTI理论，认为组织性格可以从“外倾-内倾”、“感觉-直觉”、“思维-情感”、“判断-知觉”等4个维度测量。题项2-1测量组织外倾性；题项2-2测量组织直觉性(着眼于未来)；题项2-3测量组织情感性；题项2-4测量组织判断性。

竞争优势题项设计参考了Sigalas等 [39]的量表，设计有5级李克特量表(5个题项)、格特曼量表(8个题项)和5级赛士通等距量表(4个题项)，采用不同量表测量的目的在于相互验证量表的有效性。直接引用和翻译了其中的5级李克特量表，用以衡量企业组织在成本控制、质量控制、利润、市场份额、美誉度等方面的优势。

商业模式创新题项设计参考了Christoph Zott & Raphael Amit[13]的量表。该量表建立在访谈与案例分析基础之上，将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联系起来，对应于技术创新的5种形态(开发出新产品、推出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得新原料来源、采用新的产业组织形态)，认为商业模式创新包括提供新的产品或服务组合、采用客户导向的新运营策略、整合新的外部资源、创造新的合作渠道、提出新的交易与盈利模式等5种形式，并在创意导向的商业模式创新维度设计了13个题项，由于“提供新的产品或服务组合”与本文拟测量的“技术创新”构念之间存在较大重合性，予以剔除，最终得到4个商业模式创新测量题项。

技术创新题项设计参考了César Camisón&Ana Villar-López [4]的量表，从广义上将技术创新分为组织创新、产品创新与流程创新3个维度。但仔细分析量表题项就会发现，在组织创新与流程创新两个维度中，较多题项与商业模式创新题项有内容上的重合性。为此，本文将技术创新概念界定在狭义范畴内，主要指企业组织实施的产品创新。本文选择该量表中有关产品创新的4个测量题项。

量表中所有题项均经过双向转译处理，保证了题项内容翻译的准确性与适宜性。同时，还组织学院在职研究生学员(MEM硕士)进行预调查，对量表有效性进行测试。

2.2 问卷发放

问卷委托中国专业问卷调查机构“问卷星”进行发放，时间为2017年12月16-21日。回收问卷530份，被调查者来自全国25个省市，113个地级市。通过对样本进行测谎题项检查、逻辑筛查，识别并删除内在逻辑不一致的样本161份，保留有效样本369份，有效率为69.62%。样本来源与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2.3 信度与效度检验

运用SPSS24.0进行数据整理与信效度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5个变量的Cronbach′s α均在0.6以上，信度达到良好水平；所有变量KMO 值达到0.6以上，Bartlett球形检验均为强烈显著，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大多数题项的因子载荷达到0.6以上，说明模型的内在质量稳定，所选题项适合变量测量。整体而言，各项检验指标达到良好水平，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

3 研究结果

3.1 数据处理与描述性分析

首先，对控制变量进行二分类处理：依据行业性质分为工业企业、非工业企业，分别赋值1和0，得到工业企业样本184份，非工业企业样本185份；依据企业规模分类，企业规模300人及以上为大型企业，300人以下为中小型企业，得到大型企业样本134份、中小型企业样本235份，分别赋值1与0。然后，利用包含题项的平均值计算变量知识资本、组织性格、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得分。最后，当知识资本、组织性格也列为控制变量时，对其进行二分类处理，平均得分4分及以上赋值为1，其余为0。根据知识资本变量，获得“1”类样本174份，“0”类样本195份；根据组织性格变量，获得“1”类样本188份，“0”类样本181份，样本总体分布均匀，描述性统计如表4所示。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3.2 典型相关分析

根据问卷设计，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可看作是从题项中提取出的综合指标，而题项从不同角度对该综合指标进行测度。为检验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整体相关性，对两组题项进行典型相关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整体而言，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确实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且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两组较为显著的线性组合关系。这为接下来从两个视角探索二者间关系提供了依据。

3.3 门限回归分析

根据研究假设，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存在相互促进作用，但是只有当它们达到一定门槛值时，该促进作用才会显著呈现。为探究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互促作用发生的门槛值，运用Stata 13.0统计工具进行门限回归分析。

(1)商业模式创新促进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以商业模式创新为门槛变量，技术创新为因变量，将所属行业性质、企业规模和组织性格设置为控制变量，得到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由表中可知，门槛值为3.25，且在95%的置信区间内的取值范围非常窄，门槛回归分析结果具有显著性；当商业模式创新水平高于门槛值时，商业模式创新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作用强度系数值为0.202，而当商业模式创新水平低于门槛值时，这一作用路径不再显著。在369个样本中，依据门槛值划分，商业模式创新平均得分在3.25以上的样本有251份，达到样本总数的68.02%。可见被调查者所属的企业组织，大部分对于商业模式创新较为看重，而且已经能够发挥出商业模式创新对于技术创新的协调促进作用。

(2)技术创新促进商业模式创新的门槛效应。以技术创新为门槛变量，商业模式创新为因变量，引入所属行业性质和知识资本为控制变量，得到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由表中数据可知，在95%的置信区间内，门槛取值范围较商业模式创新更大，但门槛值依然保持较高的显著性水平；与商业模式创新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类似，当技术创新水平高于门槛值时，技术创新对商业模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作用强度系数值为0.165，而当技术创新水平低于门槛值时，这一作用路径不显著。这暗示着被调查者来自于各行各业，由于企业性质不同，对技术创新的依赖、重视程度相差较大。但是，这些企业在技术创新水平较高时，建立起技术创新对商业模式创新的正向作用路径，门槛值依然是3.25，门槛值以上的样本有229份，门槛值及以下的样本140份，分别占样本总数62.05%和37.95%。这意味着大多数企业组织都能达到较高的技术创新水平，满足商业模式创新要求。但同时，相较于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创新水平达到门槛值以上的样本数量有所减少，这也符合当前中国新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与商业模式创新比较，实施技术创新对于大多数企业组织而言更加困难。

综上，H1和H2成立：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互促作用显著呈现的门槛值均为3.25。因为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都由5级Likert量表测量得出，在该量表中，3.25这一水平仅比预期均值3.00略高，说明二者互促作用的门槛实际上也不是太高，只需在两个方面都做得相对较好就能实现。当然，通过样本回溯发现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得分均在门槛值以上的样本企业共有192家，约占总样本数的52.03%，预示着企业组织建立有效的创新战略、系统与路径仍存在一定难度。目前来看，能够在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两方面都做得较好的企业比例并不大。

3.4 交互效应分析

利用SPSS软件对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在企业竞争优势培育中的交互效应进行验证，结果如表8所示。首先，以竞争优势为因变量，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为自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模型1)，发现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确实都能对企业竞争优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其次，将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交互项引入模型(模型2)，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为负，且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绘制标准化后残差项的散点图，初步判断原因在于存在异方差性的干扰。而计算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创新与未标准化残差绝对值的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105和-0.121，且在0.05水平上显著)后，证实存在异方差性的影响。据此，以“1/(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创新)”为权重，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法重新建立回归分析模型(模型3)，估计回归方程系数。结果显示，在排除异方差的干扰后，常量、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创新和交互项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且交互项系数为0.105，可见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竞争优势确实具有正向促进作用，H3通过检验。

3.5 理论框架构建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建构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竞争优势三者间作用关系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该理论框架表达了3层含义：①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能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但是这种互促作用发挥的路径需要当它们都达到较高水平时才能贯通；②在企业竞争优势培育过程中，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都是其重要前因要素，建立包含两种创新在内的完善创新体系，有利于企业组织竞争优势的培育与提升；③企业创新系统，不仅要做好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还要利用二者之间的互促关系，发挥它们在竞争优势培育过程中的交互效应。

4 案例与讨论

事实上我国学者早对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与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进行过阐释[41-42]。在魏炜和朱武祥(2012)发表的《商业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重要吗》一文中，他们通过详实的案例分别质疑了3个问题：商业模式创新更重要？技术创新更重要？它们是相互独立的？经过质疑和澄清之后，他们得出结论：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无所谓哪一个更重要，而是在不同情境下均表现出相互依赖与促进的关系，企业组织应该采取“双管齐下”的方式，实现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匹配、协调与互促，从而创造并提升它们的竞争优势[43]。

这篇文献中提及的3个案例均能为本文的观点提供佐证。

案例一：团购是中国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的典型应用，然而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支持，最终沦为简单的资本竞争。但这一领域也有成功案例，如美国的Groupon，通过数据挖掘方面的技术创新，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团购网站平台。这一案例说明，技术创新可以成为商业模式创新的有力支撑，辅助商业模式成功。

案例二：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市场，有两种成熟的复印技术，其盈利模式主要是薄利多销。Haloid公司通过技术创新开发了一种新技术——静电复印术。该技术指标全面优于传统复印技术，但缺点是造价昂贵。而这一问题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提供租赁服务，得到完美解决。该案例反映，商业模式创新可以成为推动技术创新成果应用的力量，技术创新价值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实现。

案例三：20世纪70年代，乔布斯来到施乐帕克研究中心，第一次看到“视窗”演示。他质疑施乐“为何不应用这些技术开发产品呢？”，并表示“这是最了不起的东西，是技术革命”。最终，视窗技术没有成就施乐，反而成就了微软与苹果公司。其原因在于，施乐公司割裂了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而微软与苹果懂得通过商业模式创新，以更好地匹配和利用技术创新成果。这一案例表明，只有在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共同驱动下，企业组织才能获得超越竞争对手的优势[43]。

案例四：2005年成立的去哪儿网采取了与竞争对手携程、艺龙完全不一样的商业模式，利用自己的搜索引擎聚合了大量线上代理商，通过收取流量导入费用获取收益。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去哪儿网树立起丰富且低价的产品形象，并为竞争对手携程网贴上“高价”的标签，迅速获得了市场竞争优势，成为中国在线旅游用户访问率最高的网站[42]。这一案例表明，商业模式创新能成为企业组织竞争优势的来源。

案例五：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一直以来都专注于信息与通讯技术创新，通过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以及并发遍布全球的市场网络与研发平台，华为成长成为全球第一通讯设备提供商，2018年荣登福布斯最具价值品牌榜。虽然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等也在华为公司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华为最核心与最广为人知的一直都是其技术研发能力。2017年，华为全球研发投入排名世界第九，超过苹果、思科等巨头[43]。这一案例说明，技术创新是企业组织核心竞争力与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案例六：阿里巴巴是中国互联网行业中最为成功的企业之一，它的成功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①它的技术开发与数据整合能力。阿里牵头的“中国智能骨干网”，整合了银泰、复星、富春、顺丰、申通、圆通、中通等投资源，组建了菜鸟网络有限公司，搭建起中国物流业大数据协同平台。同时，阿里云自研分布式计算平台ODPS，整合全球各城市数据中心的数据信息，服务于其各领域的一站式大数据解决方案[44]；②商业模式创新能力，突出表现为长远的战略定位与规划、独特而完善的价值体系、持续拓展的电商业务体系等。阿里巴巴的案例表明，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都能成为企业组织竞争优势的驱动力量，而且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例如，阿里巴巴“双十一”、“双十二”的成功不仅有赖于其商业创意策划，更是因其有世界领先的数据整合与分布式计算技术支持[45]。

上述6个案例为观察与认知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与竞争优势之间的促进作用提供了正面证据，但案例三中施乐的遭遇也令人反思：为什么施乐公司的商业模式创新没有能够起到促进技术创新的作用？答案在于施乐公司的创新体系设计缺乏对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互动的考虑，二者缺乏机制体制上的衔接，或者也可以认为，施乐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远高于其商业模式创新能力，使得商业模式创新不仅没能为技术创新起到引领、带动与支撑作用，反而限制了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与应用。这也就意味着，本文测量得到的“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互促关系存在门槛效应”的观点在现实中有了真实反映；当然，本文测量得到的门槛值3.25(在1-5级的刻度上)，在现实环境中对应于一个什么样的能力水平，未来有必要通过案例分析进行更为充分的讨论。换而言之，虽然在不同企业组织的竞争优势形成过程中，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可以存在主辅关系，但是如果要让二者相互促进，其能力水平必须做到匹配与协调，只有“两条腿并行走路”的企业组织才能在创新性竞争环境中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稳健成长。

5 结语

5.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369份有效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索了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竞争优势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互促作用，但该作用发挥的门槛值为3.25；②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以及二者交互效应都对企业竞争优势培育与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且直接效应与交互效应对企业竞争优势的解释力可达到45.5%。由此，企业组织应专注于建立与完善创新系统，通过遵循与引导创新系统对内、对外作用机制，帮助组织获得与强化竞争优势。

5.2 管理启示

根据研究结果与结论，得到对企业组织的启示如下：

(1)企业发展应统筹兼顾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建立健全的创新体系。企业组织一方面需加大研发投入，开发技术创新系统，夯实技术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企业组织需加强对顾客和市场的适应、迎合与开发，针对顾客差异化需求开发新型的商业模式，让顾客感知到更加个性化和多样化的价值服务。

(2)企业组织应重现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互促作用发挥的门槛约束问题，在提升两类创新水平的同时，利用二者之间的互促规律引导创新系统自组织发展，这对于企业组织发展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企业组织在建立创新系统时，应根据自身优势、资源条件、未来战略等因素，确定创新发展的重点方向。例如，重点推进技术创新，用技术创新带动商业模式创新；重点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然后由商业模式创新引导技术创新发展，这种战略对于资源有限的企业组织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显然，不同类型的企业组织在战略方向选择上有着偏好差异：高技术企业可坚定走技术创新道路，以技术创新为主导，带动商业模式创新发展并最终反哺技术创新；电商企业可专注于商业模式创新，利用商业模式创新获得的高收益支撑技术创新投入。

(3)企业组织应建立起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对竞争优势培育与提升路径，让创新系统为组织目标实现提供源源动力。通过技术创新支撑组织内涵式发展，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支撑组织特色化经营，共塑企业组织核心竞争力与竞争优势，为组织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奠定坚实基础，这或许会成为新经济时代“百年企业”建立的经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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