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化经营已不只是欧美、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企业独享的经营模式，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企业也不断提升国际化程度，并快速积累了技术能力[1]。然而，传统国际商务理论大多以发达经济体企业为研究对象，难以解释不具备所有权优势的新兴经济体后发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为此，Mathews[1]提出了3L(Linkage-Leverage-Learning)模型，认为后发企业可通过嵌入海外关系网络以获取创新资源。后发企业通过较早嵌入海外网络，提升国际化速度，从而拥有技术创新先行优势[2]。因此，国际化速度是诠释海外网络嵌入与技术创新影响机理的有效视角。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①海外网络是企业网络国际化的延伸，其对技术创新的作用也将发生变化。由于与本土网络嵌入不同，有必要进一步分析海外网络嵌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②海外网络嵌入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情境依赖性，新兴经济体企业呈现出快速扩张的国际化特征。国际化速度对海外网络嵌入是否存在互补效应值得进一步研究；③国际化速度包括初始国际化速度和后续国际化速度两个维度[3]，它们在海外网络嵌入与技术创新关系中是否产生差异化影响，也有待进一步探索。

针对以上不足，本文以海外网络嵌入为自变量，结合国际化与创新管理理论，以国际化速度为调节变量，构建海外网络嵌入与国际化速度影响技术创新的研究框架，并通过长三角地区314家外向型制造企业问卷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技术创新情境化研究的兴起

自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新兴经济体企业迅速崛起。实践中，新兴经济体企业不能简单地沿袭发达国家领先者的技术创新路径，而应探索出符合各自特性的路径，以此不断迈向技术前沿新阶段[4]。这映射出新兴经济体企业面临不同的国际化情境，具有不同创新行为逻辑。理论上，新兴经济体企业不具有所有权优势，这不利于其在开放的国际化情境中进行技术创新，这对经典的OLI国际化理论范式提出了挑战[5]。因此，有必要对国际化与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进行更深入、细致的情境化研究。

现有研究证实，新兴经济体企业可将海外网络作为获取互补性知识的战略跳板，通过较早嵌入海外网络，克服规模劣势和外来者劣势，进而促进技术创新[4]。进一步，Mathews[1]研究了来自亚太地区的跨国公司(DragonMultinationals)，认为这些企业正是通过互联、杠杆和学习的反复应用，才得以在全球市场积累起强有力的技术创新能力。这些研究虽然已开始触及国际化速度问题，但大多将国际化速度作为解释变量，忽视了国际化速度的情境效应[6]。

1.2 海外网络嵌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技术创新可分为探索式技术创新和利用式技术创新两个维度[7]。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企业既需要进行利用式技术创新以适应当前的市场竞争和企业发展需求，也需要不断进行探索式技术创新以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有学者认为，网络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8]，网络嵌入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新兴经济体后发企业不具有所有权优势，但强大的网络关系能拓展其国际视野[9]。后发企业可以凭借海外网络为跳板，更广泛地获取丰富多样的国际化知识与资源[10]，因此海外网络嵌入会对探索式技术创新产生积极影响。海外网络嵌入也能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帮助企业更好地获取、整合和利用外部知识，进而提升企业利用式技术创新效果[11]。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海外网络嵌入对探索式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H2：海外网络嵌入对利用式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传统国际商务理论认为，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是以利用现有海外资源为导向的[12]。然而，新兴经济体企业面临不同国际化情境，地理和文化差异会对技术、知识整合与利用产生一定阻力。由于，新兴经济体企业具有不同创新行为逻辑，因此不能简单地沿袭发达国家领先企业的技术创新路径。虽然新兴经济体企业不具有所有权优势，但海外网络可以为其获取差异化和互补知识，进而从东道国知识溢出中获益[13]。通过研究新兴经济体企业技术创新历程也可发现，其国际化动机是通过海外据点，从全球寻求创新知识，这些多样化知识有助于激发其创新性思维[14]。相较于利用式技术创新，探索式技术创新更需要海外网络的知识支持，企业从海外搜索和获取的异质性知识，大多有助于其提高探索式技术创新效果[15]。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3：相较于利用式技术创新，海外网络嵌入对探索式技术创新影响更显著。

1.3 国际化速度的调节作用

早期研究关注海外网络嵌入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直接关系，新近研究则认为二者之间是基于情境的权变关系。由于“时间压缩不经济”(Time Compression Diseconomies)，海外网络嵌入对技术创新的作用，会受到时空情境因素的影响[16]。随着技术创新情境化研究的深入，国际化速度已被纳入技术创新情境因素的研究框架，并日益受到了学者们的青睐[17]。国际化速度是企业自创建以来平均每年的国际化状态，是在一段时间内企业海外运营涉入程度的增减变化[18]，具体包括初始国际化速度和后续国际化速度[3]。其中，初始国际化速度是指企业自创建至首次进入外国市场之间的时间间隔[3]，而后续国际化速度则包括国际承诺速度和国家范围速度[2]。

海外网络是企业网络国际化的延伸，构建网络联结及关系资本是企业国际化行为的重要表现[19]。早期国际化的企业能较早接触国外先进技术，具有技术创新上的“先行者”优势(Learning Advantage of Newness)[2]。早期国际化企业受本土网络影响较小，更愿意去构建国际关系网络以获得更多的新知识[20]。初始国际化速度快的企业更依赖海外网络来调动资源，以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从而更快地进行探索式或利用式技术创新。因此，海外网络嵌入可视为企业的一种替代性学习机制，该机制又会受到企业初始国际化速度的影响。进一步，Sapienza等[21]指出，初始国际化速度快的企业拥有灵活有机的组织结构，更有机会提升国际市场适应能力，从而避免陷入“能力陷阱”。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4：初始国际化速度强化了海外网络嵌入与探索式技术创新的关系；

H5：初始国际化速度强化了海外网络嵌入与利用式技术创新的关系。

企业国际化是遵循时间序列的一个动态过程[3]，国际化速度各维度在海外网络嵌入与技术创新关系中会产生不同影响。后续国际化速度快的企业往往因投入较多资源[3]，增大了创新风险，从而使企业容易遭遇“失败陷阱”。当企业技术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过度依赖国外技术也会对其探索式技术创新产生阻力和不利影响[22]。然而，后续国际化速度快的企业更有机会整合海外多样化的技术知识，帮助企业明晰技术创新现实需求，避免陷入能力陷阱，进而提升利用式技术创新绩效[23]。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6：后续国际化速度弱化了海外网络嵌入与探索式技术创新的关系；

H7：后续国际化速度强化了海外网络嵌入与利用式技术创新的关系。

综上，本文构建海外网络嵌入、国际化速度和技术创新关系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收集

中国企业国际化已从被动的“引进来”战略转向主动的“走出去”战略，它们大多将国际化视为实施技术创新的重要路径[24]，就全国范围而言，长三角地区制造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及创新活动尤为活跃。因此，大样本抽样范围确定为长三角地区，并选择外向型制造企业为调研对象，调研名单来源于上海、江苏和浙江等省市相关外贸主管部门提供的名单。为保证研究的针对性与样本代表性，采用滚雪球抽样法，通过实地调研和与政府部门合作方式进行问卷发放，调研时间为2018年3月至2018年8月。共发放问卷400份，最终回收问卷356份，有效问卷31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78.5%。从回收的有效企业样本看，其成立年份较早，规模比例分布均衡，国际化阶段较为成熟，样本结构符合本研究需要。样本特征见表1。

2.2 变量测量

(1)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因变量，分为探索式技术创新(Explorati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ETI)和利用式技术创新(Leverag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LTI)两个维度[7]。借鉴Benner等[7]和党兴华等[25]的研究，共设计8个题项。其中，探索式技术创新的测量条目包括“企业倾向于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企业率先掌握了某些领域的新技能”、“企业提高了在未知领域的创新技能”和“企业注重自主研发并拥有较多发明专利”；利用式技术创新的测量条目包括“企业致力于改进现有技术”、“企业经常改善产品生产设备和流程”、“企业倾向于模仿同行业产品和技术”和“企业引入了很多行业领先者的新技术”。

(2)海外网络嵌入(Overseas Network Embeddedness，ONE)。海外网络嵌入为自变量，参照Gulati[26]的研究，共设计4个题项，包括“企业拥有很多国外合作伙伴”、“企业与海外合作伙伴间的合作关系多属于入股、合资等”、“企业在海外拥有较多子公司或者分公司”和“企业在多国建立了研发机构”。

(3)国际化速度。国际化速度为调节变量，可划分为初始国际化速度(Initial Entry Speed，IES)和后续国际化速度(Post Entry Speed，PES)两个维度[3]。首先，参考Autio等[2]的研究，初始国际化速度由企业成立年份与首次海外扩张年份之差测量。其次，从国家范围速度(Country Scope Speed，CSS)和国际承诺速度(International Commitment Speed，ICS)两个维度测量后续国际化速度[3]。其中，参考Oviatt & Mcdougall[20]的研究，国家范围速度以制度距离除以企业首次海外扩张至今的年份之差测量。参考黄胜等[23]的研究，以国际业务发展阶段除以自企业首次海外扩张至今的年份之差测量国际承诺速度。

(4)控制变量。将行业类型、企业年龄及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是因为上述特征变量会对技术创新产生影响[27]。行业类型采用虚拟变量测量，高新技术企业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企业年龄取值“1-4”，分别表征6～10年、11～15年、16～20年和20年以上。用企业员工人数表示企业规模，取值“1～5”分别表征企业员工人数500人以下，501～1 000人、1 001～3 000人、2 001～3 000人、3 000人以上。

上述变量中，利用式技术创新、探索式技术创新、海外网络嵌入和制度距离的测量均采用李克特5级制量表，“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

3 实证分析与结果

3.1 信度与效度检验

表2列出了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可见各变量信度的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8，即问卷具有较好信度。各变量的KMO值均大于0.7，Bartlett球形检验的χ2统计值均达到显著性水平；通过主成分分析，共提取出17个因子，各变量的解释方差均大于60%，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5，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注：***表示Bartlett球形检验的χ2统计值p<0.001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3显示了各变量平均值、方差及Pearson相关系数，可见海外网络嵌入与利用式技术创新、探索式技术创新的相关性达到了显著水平。进一步，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和容差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在1.010～2.413之间，小于临界值3；容差在0.379～0.990之间且绝大多数在0.5以上，大于临界值0.1，均表明变量关系通过了多重共线性检验。整体而言，本文提出的假设具有合理性，可以进行下一步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

3.3 假设验证

本文在考虑行业类型、企业年龄以及企业规模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模型1是控制变量与探索式技术创新的回归，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海外网络嵌入的回归。结果显示，海外网络嵌入(β=0.656，p<0.001)对探索式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模型2的解释力显著提高(△R2=0.306)，假设H1得到支持。

模型7是控制变量与利用式技术创新的回归，模型8是在模型7的基础上，加入海外网络嵌入的回归。结果显示，海外网络嵌入(β=0.550，p<0.001)对利用式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模型8的解释力显著提高(△R2=0.215)，假设H2得到支持。模型8的解释力为△R2=0.215，模型2相较于模型8的解释力有了提高，表明相较于利用式技术创新，海外网络嵌入对探索式技术创新的影响更显著，假设H3得到支持。

模型4是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交互项(海外网络嵌入×初始国际化速度)的回归，结果显示，海外网络嵌入与初始国际化速度的交互项(β=0.128，p<0.01)对探索式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模型4的解释力显著提高(△R2=0.014),表明初始国际化速度在海外网络嵌入与探索式技术创新的关系中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假设H4得到支持。

模型9是在模型10的基础上加入交互项(海外网络嵌入×初始国际化速度)的回归，结果显示，海外网络嵌入与初始国际化速度的交互项(β=0.132，p<0.01)对利用式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模型10的解释力显著提高(△R2=0.015),表明初始国际化速度在海外网络嵌入与利用式技术创新的关系中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假设H5得到支持。

模型6是在模型5的基础上加入交互项(海外网络嵌入×后续国际化速度)的回归，结果显示，海外网络嵌入与后续国际化速度的交互项(β=-0.093，p<0.05)对探索式技术创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模型6的解释力显著提高(△R2=0.008)，表明后续国际化速度在海外网络嵌入与探索式技术创新的关系中起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假设H6得到支持。

模型12是在模型11的基础上，加入交互项(海外网络嵌入×后续国际化速度)的回归，结果显示，海外网络嵌入与后续国际化速度的交互项(β=0.101，p<0.05)对利用式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模型12的解释力显著提高(△R2=0.01)，表明后续国际化速度在海外网络嵌入与利用式技术创新的关系中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假设H7得到支持。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

3.4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不同类型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存在差异性，相较于一般企业而言，技术创新在高新技术企业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实施国际化战略也是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实现技术追赶的重要举措。因此，本文从全样本中筛选出151家高新技术企业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结果显示，仅各模型变量系数发生变化，且变量系数仍然显著，可见本文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注：*表示p<0.05，***表示p<0.001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本文结合国际化与创新管理理论，将国际化速度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了海外网络嵌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模型，并基于长三角地区314家外向型企业问卷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海外网络嵌入对探索式技术创新和利用式技术创新均具有正向影响，且相较于利用式技术创新，海外网络嵌入对探索式技术创新的影响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初始国际化速度强化了海外网络嵌入与探索式技术创新的关系，也强化了海外网络嵌入与利用式技术创新的关系；后续国际化速度弱化了海外网络嵌入与探索式技术创新的关系，但强化了海外网络嵌入与利用式技术创新的关系。

4.2 理论贡献

(1)将网络嵌入延伸至本土企业主动嵌入海外网络的新情境，探索了海外网络嵌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拓展了网络嵌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为研究海外网络嵌入与技术创新的内在关系提供了新视野。

(2)将企业国际化过程分为初始国际化和后续国际化，诠释了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战略特征的重要维度，更贴近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真实情境，是对新兴经济体企业技术创新行为逻辑的理论解读。

(3)揭示了国际化速度与海外网络嵌入间的差异化互补效应，识别出海外网络嵌入影响技术创新的理论边界，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Sapienza等[21]提出的认知性学习优势的理论成果。

4.3 实践意义

(1)相较于利用式技术创新，海外网络嵌入对探索式技术创新的影响更显著。因此，本土企业应主动嵌入海外网络，借此获取海外知识和信息，以克服外来者劣势和规模劣势给企业带来的技术创新风险。

(2)初始国际化速度在海外网络嵌入与探索式技术创新之间、海外网络嵌入与利用式技术创新之间都存在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本土企业应尽早“走出去”，实施国际化战略布局，借此更好地发挥先行者优势，进而广泛获取和利用海外战略性技术资源。

(3)本文证实后续国际化速度与海外网络嵌入之间具有差异化的互补效应。因此，本土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后，应摒弃国际化战略思维中“渐进—激进”的两分局限性，合理控制国际化速度及节奏，以更好地发挥国际化战略在技术创新中的积极效应。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①只考虑了海外网络与技术创新的影响关系，未将本土网络嵌入纳入技术创新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展与验证；②只考虑了国际化速度对海外网络嵌入与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未对影响技术创新的学习能力和跨文化距离等其它变量加以研究。对此，有待后续研究进行厘清；③仅采用了问卷调研基础上的统计分析，未对研究框架中各变量动态关系加以实证检验。未来研究可以尝试采用实验研究或行动研究设计，作进一步检验。

参考文献:

[1] MATHEWS J A.Dragon multinationals: new players in 21st century globalization[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6,23(1): 5-27.

[2] AUTIO E, SAPIENZA H J, ALMEIDA J G.Effects of age at entry, knowledge intensity, and imitability on international growth[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0,43(5): 909-924.

[3] PRASHANTHAM S, YOUNG S.Post-entry speed of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2011,35(2):275-292.

[4] WU J, WANG C, HONG J.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 the role of host-country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16,51(2):251-263.

[5] DUNNING J H.The 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 restatement and some possible extension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 19(1): 1-31.

[6] 王益民,梁枢,赵志彬.国际化速度前沿研究述评:基于全过程视角的理论模型构建[J].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7, 39(9): 98-112.

[7] BENNER M J,TUSHMAN M L.Exploitation,exploration,and process management:the productivity dilemma revisited[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3, 28(2):238-256.

[8] NAUDE P, ZAEFARIAN G, TAVANI Z N.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effects on SME performance[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4, 43(4):630-641.

[9] ZHANG H, SHANG T, SHAO Y.The impact of embedded relationship on knowledge internalization in innovation network and choice of competition mode[J].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6, 26(6): 388-399.

[10] NAUDE P, ZAEFARIAN G, TAVANI Z N.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effects on SME performance[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4, 43(4):630-641.

[11] 陈学光,俞荣建.基于海外技术嵌入的高新技术企业逆向知识溢出模式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14(4):51-56.

[12] IBEH K, KASEM L.The network perspective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 sized software firms from Syria[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1, 40(3): 358-367.

[13] LI J Y, CAO J X, LIU Y Q.A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dual network embeddedness o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performance[J].Eurasia Journal of Mathematics Science & Technology Education, 2017, 13(8): 68-97.

[14] MROZEK M.The importance of relationships and embeddedness for companie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results of quantitative study[J].2017, 14(2): 187-207.

[15] LUO Y, TUNG R L.International expansion of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a springboard perspectiv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4):481-498.

[16] HILMERSSON M,JOHANSON M,LUNDBERG H.Time,temporality,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oint in time, time to, and speed of international expansio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2017, 25(1): 357-385.

[17] 李杰义,刘裕琴,曹金霞.海外网络嵌入、国际学习对国际化绩效的影响——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8,35(5): 106-112.

[18] CORREA F, MESTRE L, DOCAGNE F.Spee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conceptualization, measurement and validation[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4, 49(4): 633-650.

[19] LI J Y，LIU Y Q，CAO J X. Effects of overseas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relationship learning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performance[J].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Mathematics，2017，20(6)：1581-1586.

[20] OVIATT B M, MCDOUGALL P P.Defining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odeling the spee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2005, 29(5): 537-554.

[21] SAPIENZA H J, AUTIO E, GEORGE G.A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 on the effects of early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firm survival and growth[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6, 31(4): 914-933.

[22] 张江雪,蔡宁,毛建素,等.自主创新、技术引进与中国工业绿色增长——基于行业异质性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5,33(2):185-194.

[23] 黄胜,叶广宇,丁振阔.国际化速度、学习导向与国际新创企业的国际绩效[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7,38 (7): 141-154.

[24] 王公为,彭纪生.国际化对新兴市场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不同维度的交互作用[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33(5):91-96.

[25] 党兴华,孙永磊,宋晶.不同信任情景下双元创新对网络惯例的影响[J].管理科学,2013,26(4): 25-34.

[26] GULATI R.Alliances and network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5,19(4): 293-317.

[27] 段海艳.企业持续创新影响因素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7,34(15):8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