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竞争已不再是单一企业的竞争,而表现为供应链与供应链的竞争。供应链作为一个相对动态的连续统一整体,具备关系和网络结构的双重优势。供应链网络是一种介于市场体制和纵向一体化之间的网络组织,网络内的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和零售商等网络成员通过签订契约或合同方式,形成一定交易联结,共享资源和信息,协同增强供应链整体竞争优势。企业打破固有边界或框架[1]、嵌入供应链关系网络,有利于提高与合作企业间的信任程度和关系质量,降低交易风险和成本。此外,企业通过嵌入供应链网络,有助于其实现网络内战略和资源共享,从而获得更多异质性资源和信息,培育供应链企业动态能力,提高组织绩效水平。因此,嵌入供应链关系网络成为供应链企业应对行业和市场竞争、提升竞争力和组织绩效的必然途径。
结构嵌入作为网络嵌入的一个重要维度,反映了企业在关系网络中是否占有结构洞位置和中心度情况[2],主要用来表征企业嵌入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对绩效的影响[3],不同的结构嵌入程度能够带来差异化的新知识获取机会[4]。结构嵌入涵盖了网络密度、网络中心性、异质性、开放性及网络规模等方面[5-8]。研究表明,企业嵌入的网络中心度越高,越接近结构洞位置,网络异质性越明显,越易与合作伙伴建立信任机制,维持双方合作关系,其获取或控制网络信息或资源的能力也就越强[9-10],最终有利于企业绩效水平提升。然而,亦有学者认为企业嵌入关系网络的过程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性,致使企业步入“嵌入惰性”陷阱[11]。
综上所述,企业结构嵌入会对企业行为和绩效产生一定影响,但研究结论的不一致表明结构嵌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过程复杂,即结构嵌入对企业绩效的内在作用机理可能会受其它变量影响。此外,关于网络结构要素影响企业行为和决策的具体路径,相关文献并未对此给出清晰阐释。因此,本研究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探讨结构嵌入影响供应链企业绩效的路径传导机制,并试图验证环境动态性对该影响有中介的调节作用,从而为供应链企业寻求外部合作、获取异质性资源、提升供应链企业绩效提供有益借鉴。
在供应链关系网络背景下,结构嵌入主要表现为供应链关系网络成员企业类型、数量、关系网络密度、结构洞数量及企业是否占据结构洞等情况,换而言之,即供应链企业是否是核心企业?是否控制网络资金流、信息流和物流?核心企业与边缘企业联接的可达性及互动频率?网络内供应商、制造商及零售商的总数量等。
首先,供应链关系网络密度是指各节点成员企业相互连接的密集程度,由关系网络内实际存在的关系边数与可能存在的最多边数比值表示。相关学者认为企业关系网络密度越高,关系网络内各成员企业进行信息共享和传递的意愿越强烈,企业绩效水平也越高[12]。其次,供应链关系网络内所包含的结构洞具体表现为供应链成员企业间的非重复性关系,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供应链企业可以获得更多资源和原材料、市场需求信息[13]。供应链关系网络内的成员企业数量及包含的结构洞越多,企业性质和类型的异质化程度越高,表明企业关系网络的结构嵌入程度越高,成员企业联系紧密,沟通频繁,因此企业能够获得的非冗余资源和信息就越多,企业财务绩效和关系绩效水平也越高[11]。然而,当企业在供应链关系网络中的结构嵌入度过高时,企业资源和信息的同化现象较明显,且维系大规模供应链关系网络需支付大量成本,削弱了供应链企业因占据结构洞所能获得的价值或竞争优势,从而不利于供应链企业财务绩效和关系绩效提升[4]。
由此可见,供应链企业的结构嵌入与绩效水平可能存在倒“U”型关系。鉴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结构嵌入与供应链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适度水平的结构嵌入有利于供应链企业绩效水平提升,而过度的结构嵌入对企业绩效将产生负向影响。
结构嵌入作为实现企业关系网络资源高效转移的重要通道,其对网络成员企业的资源与信息获取数量及效率起决定性作用[9]。结构嵌入程度深的企业相对于嵌入程度浅的企业,其组织界限较模糊,有助于企业间无障碍沟通及交流,因此成员企业合作关系维系和沟通效果更显著。企业动态能力提升主要源自其对各种资源或信息的整合程度。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作为动态能力的两个衡量维度,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对资源或信息的重组和利用水平。
在供应链企业情境下,结构嵌入对动态能力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首先,供应链企业所处的关系网络规模越大,其可以开展互动合作的企业数量就越多,从中可以获得的信息、资源[14]及能够学习的管理经验和知识也就越多,最终有利于企业动态能力提升。其次,在关系网络结构中,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企业往往具有较强关系或渠道权力,其在关系网络中通常扮演“桥”的角色。一方面,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企业通过打通两个相对独立或不存在交易往来的企业主体,构建双方沟通渠道,形成亲密合作伙伴关系,从而有利于双方互通有无,获取可利用的信息或资源,最终提高双方企业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企业具备关系网络资源分配与控制权力,相对其它节点企业而言,其更容易剔除冗余信息,获得非冗余、多样化的信息或资源,应用于企业创新、改变知识架构,最终有利于企业创新能力提升。
由此可见,基于不同网络结构特征,具备多网络联结的企业获得价值资源或信息的机会越多,其提高自身动态能力的可能性越大。供应链企业与其它成员企业的关系网络结构越紧密,越有利于网络内信息和资源的流动与传递,进而有利于聚集成员企业创新性思维,协力研发新产品以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最终提高供应链企业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结构嵌入对供应链企业动态能力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动态能力是指企业基于内外部资源和基础能力进行重构与再配置,以实现企业与外部动态环境匹配的一种能力[15]。鉴于动态能力具备难以复制性、持续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其水平高低决定了企业能否获得可持续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提高企业绩效水平。具备高水平动态能力的企业在优化组织结构基础上,通过内外部资源重整和再配置,有助于其核心竞争优势构建和企业绩效水平提升[16]。
在供应链企业情境下,其学习能力主要表现为适应外部环境或通过改造外部环境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能力。供应链企业学习能力越强,其越倾向于从外部企业或环境中获取新知识和信息,在不断学习、吸收新知识和新信息的基础上,实现内外部知识或资源的有效整合,从而开发出新知识或新产品,这对于企业管理层作出正确决策、提高企业绩效水平均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创新能力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和企业能力体系的关键要素之一,是指企业或组织通过重新整合内外部资源,改进生产工艺或引进新技术流程,以拓展已有资源用途或开发新产品,最终提高企业或产品市场价值的一种能力。有学者认为企业创新能力对其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郭峰,邹波,郭津毓,等,2017),主要表现为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更容易通过资源整合,形成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优势,用以应对外部动态变化的市场环境,从而提高企业绩效水平(吴爱华,苏敬勤,2012);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更容易从外部关系网络或市场中获取生产所需的资源和消费者需求信息,且信息的传递和推广更加精准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企业将创新能力和创新想法转化为具体创新产品或服务的效率,从而促进企业绩效水平提升[17,18-20]。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3a:学习能力有利于供应链企业关系绩效水平提升;
H3b:创新能力有利于供应链企业关系绩效水平提升;
H3:动态能力对供应链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企业嵌入关系网络获取的新知识和新信息难以直接促进企业绩效水平提升,其往往通过不断吸收和利用新知识,逐步实现企业资源价值最大化。有学者认为,企业通过网络嵌入获得的资源借助动态能力促进资源开发和价值转化,进而促成企业资源与外部复杂环境的动态匹配,在克服企业“核心刚性”的基础上,能够有效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绩效水平[21]。由此可见,企业从关系网络中获得的社会资本通过影响动态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绩效[22]。企业动态能力在企业资源影响绩效的过程中提供了一种间接传导路径,即企业动态能力有利于实现资源的有效转化,克服资源约束,进而提高企业资源绩效表现。
一方面,企业通过与关系网络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可以获得企业发展所需的非冗余信息和资源,有利于其在日常经营管理中汲取合作伙伴经验和有价值的知识,在吸收、消化的基础上提高自身学习能力,从而与合作伙伴共享更多的信息和知识,提高双方合作效率和企业绩效水平。另一方面,假若企业占据了关系网络结构洞的有利位置,可以获取更多异质性资源和信息,构建其它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从而有利于企业创新能力培养,在此基础上,研发出更多产品或服务以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最终提升企业绩效水平。此外,占据关系网络结构洞位置的企业拥有关系渠道权力,能够保障其顺利开展合作关系治理工作,获得合作伙伴企业支持,关系治理成本较低,因此企业关系绩效水平较高。
综上,企业在关系网络内的结构嵌入能够通过影响企业动态能力,进而提高企业财务绩效和关系绩效水平。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4:动态能力在结构嵌入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中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
企业结构嵌入和动态能力发挥作用的情境依赖特征较明显[16],即企业结构嵌入和动态能力对组织绩效的作用强度可能受外部环境等因素影响。环境作为一个权变变量,其在企业战略管理及供应链管理领域多被用于调节企业内部能力与外部环境的匹配性。企业环境主要表现为企业所属组织边界外对企业运营产生或大或小影响的各要素集合。环境动态性是指企业感知到的外部环境的高度复杂性、不稳定性及难以预测性[21],主要包括因市场构成及需求变化引致的市场动态性[22]和因技术创新发展而产生的技术动态性两个方面[23]。
在高动态性外部环境下,市场需求日新月异,行业技术标准更新换代加快,使得供应链企业结构嵌入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有所弱化,而供应链企业结构嵌入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得以强化,具体表现如下:
一方面,企业原有的关系网络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冲击,信息和资源流通渠道的传递效率降低,难以满足消费者市场需求和技术创新变革要求,因此企业绩效水平降低。另一方面,为了迅速响应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企业往往会打破现有网络结构,选择新的合作伙伴关系网络,重新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因时滞效应的存在,短期内可能导致企业支付成本大于经济收益,即企业绩效水平降低。此外,在高动态性环境下,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企业倾向于通过减少合作伙伴数量,降低情感沟通频率,将维系大量合作关系的时间和成本转而投向企业新产品开发,以满足消费者市场需求,最终导致企业关系绩效在短期内进一步降低。
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5:环境动态性在结构嵌入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环境动态性对结构嵌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是通过中介变量动态能力实现的。在高动态性环境下,供应链企业间的沟通渠道遭到一定程度破坏,相关经营管理经验和知识无法得到有效传递,企业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降低,进而导致企业内外部知识或资源难以实现有效整合,影响新知识或新产品开发,因此企业绩效水平下降。由此可见,环境动态性在结构嵌入对动态能力的影响中存在调节作用。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6:环境动态性在结构嵌入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中发挥有中介的调节作用。
供应链企业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处于一定的关系网络中,其日常运营、组织行为及绩效水平均会受到利益相关者的竞争或支持行为、市场需求偏好及技术变更等权变因素的影响。其中,环境动态性是供应链企业行为对绩效产生影响的重要情境变量,其在动态能力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中可能存在一定调节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当企业处于市场消费需求变化快、技术更新换代频率高的环境中时,一方面,企业原有的学习能力不足以帮助企业掌握更多异质性知识和管理经验、协力研发新产品和新服务,以应对多变的市场需求和技术变革,因此供应链企业绩效水平下降。另一方面,为了打破原有竞争优势“刚性”、迅速响应外部环境动态变化,供应链企业往往会打破现有网络结构,重构合作伙伴关系网络,因此成员企业间的合作关系比较稀疏,信息共享水平较低,学习能力受到一定程度弱化。随着成员企业流动率提升,信息传递及时率和成员企业间订单满足率越来越低,供应链企业关系绩效逐渐下降。此外,供应链企业因创新资源的同质性和稀缺性易陷入竞争惯性困境,因此其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对组织绩效的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不同复杂程度、动态性的外部环境对供应链企业动态能力与绩效间关系的作用强度存在差异,环境动态性弱化了动态能力对供应链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且环境动态性对动态能力在结构嵌入与供应链企业绩效间的中介效应存在调节作用。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7:环境动态性在动态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H8:动态能力在结构嵌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发挥了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图1 理论模型
本次调研时间为2018年1月-3月,历时3个月。调研区域包括华东地区(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等)、华南地区(广东省)、华中地区(湖北、湖南、河南等)、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等)、西北地区(陕西)、西南地区(四川、云南等)及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市。调研企业所属行业涵盖制造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多个领域。
调研问卷数据获取主要采取电子邮件、链接发送和纸质版填写等方式,经由学校本科生、笔者个人实地调研,MBA学员根据所在企业实际情况认真调查或填写。共随机发放问卷743份,回收有效问卷570份,有效回收率为76.72%。
(1)被解释变量。组织绩效(EP)包括财务绩效(FP)和关系绩效(RP)两个维度。本研究在借鉴张婷与赵宁[24]、王华锋等[25]有关财务绩效和关系绩效衡量的成熟量表基础上,分别用6个题项对财务绩效和关系绩效进行测量。
(2)解释变量。结构嵌入(SE)强调供应链企业关系网络的结构性问题,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企业具有桥联结的先天优势。本研究在借鉴Mcevily & Marcus[2]、向永胜和古家军[26]等有关结构嵌入测量的成熟量表基础上,结合供应链企业的具体情境,用6个题项表征结构嵌入变量。
(3)中介变量。动态能力(DC)主要包括学习能力(LC)和创新能力(IC)两个维度。本研究借鉴Wu[27]、芮正云等[28]、代海岩[29]及赵艳萍等[30]等有关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成熟测量量表,用6个题项表征学习能力,用5个题项测度创新能力。
(4)调节变量。环境动态性(ED)是指企业感知到的外部环境的高度复杂性、不稳定性及难以预测性。本研究在借鉴Dess & Beard[21]、Jaworski & Kohli[22]、冯长利等[31]等有关环境动态性的成熟量表基础上,从市场环境变化和技术环境变化两个方面,用5个题项构建环境动态性测量量表。
(5)控制变量。供应链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众多,既包括企业结构嵌入程度、动态能力及环境动态性等因素,又包括其它情境或外在因素,如企业自身特征等。本研究结合已有研究成果[11]和具体研究情境,将行业类型(IT)、企业性质(EN)、成立年限(EY)、企业规模(ES)、生命周期阶段(LCS)及企业地理区域(EA)设为控制变量,以降低其对自变量和中介变量的干扰。
如表1所示,在被调查者方面,管理层人员较多,占比较高,对企业概况和本研究相关变量题项比较了解,因此问卷内容可信度较高。各变量测量题项的峰度绝对值最大为1.462<5,偏度绝对值最大为0.881<2,因此本研究样本数据基本符合正态分布,可用于后续相关假设检验。此外,本研究对各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发现VIFmax=1.995<10,表明各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1 描述性统计分析(N=570)
行业类型数量占比(%)企业概况数量占比(%)生命周期数量占比(%)农林牧渔业488.4企业性质国有企业12421.8初创期5910.4采矿业274.7民营企业15226.7成长期24242.5制造业10618.6外资企业12221.4成熟期23441.0新材料、新能源549.5合资企业12121.2衰退期356.1和节能技术行业集体企业518.9建筑业427.4企业年限5年及以下5710.0批发、零售业6611.66-10年12922.6运输、仓储业519.011-15年13123.0电子、信息技术8414.716-20年14425.3金融业7813.720年及以上10919.1石油化工、塑料业142.4 企业规模<100人346.0101-50010418.2501-100016328.61001-500018432.3>5000人8514.9
表2 相关性分析
变量FPRPITENEYESLCSEASELCICEDIT0.0630.0201EN0.087*0.0230.0421EY-0.052-0.007-0.022-0.291***1ES-0.064-0.0270.036-0.183***0.562***1LCS-0.083*-0.039-0.009-0.092*0.552***0.340***1EA-0.032-0.005-0.098*0.171***-0.094*-0.092*-0.122**1SE0.544***0.352***0.0150.060-0.047-0.004-0.082+0.0261LC0.557***0.400***0.0360.101*-0.006-0.046-0.025-0.0220.360***1IC0.552***0.342***0.0220.064-0.042-0.061-0.019-0.0260.352***0.425***1ED-0.005-0.026-0.0380.0110.0340.0610.069+0.053-0.011-0.026-0.0611平均值3.6873.2075.4612.6903.2093.3192.4332.3723.2683.2073.1552.919标准差1.0701.1582.6491.2701.2661.1140.7771.8781.0771.1581.1491.184
注:N=570;***p<0.001,**p<0.01,*p<0.05,+p<0.1;双尾检验
本研究涉及变量包括结构嵌入、动态能力、供应链企业绩效和环境动态性,各变量对应的问卷数据均来自同一调研对象,因此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鉴于此,本研究基于SEM法,将CMV视为潜在变量加入因子模型,进而比较分析含有CMV潜变量的模型和不含CMV潜变量模型间的适配度情况。假设含有CMV潜变量的模型适配度优于不含CMV潜变量模型的适配度,表明回收样本数据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经检验发现,本研究中两模型的卡方值不存在显著差异,且△CFI=0.018<0.05,因此样本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根据全因子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在模型绝对适配度方面,RMSEA=0.035<0.08、GFI=0.908>0.900,充分说明全因子模型与回收样本数据间具有较好的绝对适配度;在模型的增值适配度方面,NFI=0.951>0.900、RFI=0.945>0.900、IFI=0.979>0.900、TLI=0.977>0.900、CFI=0.979>0.900,表明全因子模型与样本数据的增值适配效果良好;在模型的简约适配度方面,PGFI=0.771>0.500、PNFI=0.849>0.500、PCFI=0.874>0.500、1<χ2/df=1.705<3,说明全因子模型与样本数据的简约适配效果较好。此外,各潜变量题项的标准化回归权重系数最小值为0.749,均大于0.500的最低标准,C.R.值最小为18.720,均大于1.96,进一步表明全因子模型的适配度较好。
如表3所示,各潜在变量测量题项的R2值最小为0.564>0.500,说明各潜在变量均可由对应题项测度;各量表的CR值最小为0.909,大于0.600的最低要求,说明各量表整体信度较高;各量表的Cronbach′s α值最小为0.907,超过0.700的最低标准,因此各量表及其题项通过了信度检验。
表3 各变量信度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R2minCRCronbach's αSE0.6610.9540.951FP0.7340.9540.953RP0.5640.9090.907LC0.7280.9590.957IC0.6450.9470.944ED0.7970.9560.954
在聚合效度方面,各潜在变量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最小值为0.751>0.700,且AVE值最小值为0.626>0.500,充分说明各潜在变量量表具备良好的聚合效度。此外,在判别效度方面,各变量相关系数的最大值为0.589,其平方项为0.347,明显小于各变量AVE值的最小值0.626,因此,本研究变量量表具备较好的判别效度。综上所述,本研究所有变量量表均通过了效度检验。
EPi=α+β1SEi+β2Xi+εi
(1)
(2)
EPi=α+β1SEi+β2EDi+β3SEi×EDi+β4Xi+εi
(3)
DCi=α+β1SEi+β2EDi+β3SEi×EDi+β4Xi+εi
(4)
EPi=α+β1SEi+β2EDi+β3SEi×EDi+β4DCi+β5Xi+εi
(5)
EPi=α+β1SEi+β2EDi+β3Xi+εi
(6)
DCi=α+β1SEi+β2EDi+β3Xi+εi
(7)
EPi=α+β1SEi+β2EDi+β3DCi+β4Xi+εi
(8)
EPi=α+β1SEi+β2EDi+β3DCi+β4EDi×DCi+β5Xi+εi
(9)
模型(1)和模型(2)主要用于检验自变量结构嵌入与因变量供应链企业绩效间的倒“U”型关系;模型(3)-模型(5)用于检验环境动态性发挥的有中介调节效应;模型(6)-模型(9)主要用于检验动态能力所起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运用SPSS17.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多元层级线性回归,并对样本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以避免潜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如表4所示,根据结构嵌入对财务绩效的影响,适度水平的结构嵌入对企业财务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β=0.544,p<0.001),而过高水平的结构嵌入对企业财务绩效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β=-0.347,p<0.001)。
根据结构嵌入对关系绩效的影响,适度水平的结构嵌入对供应链企业关系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β=0.362,p<0.001),结构嵌入的二次项对供应链企业关系绩效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β=-0.235,p<0.001)。此外,根据简化的企业绩效关于结构变量的二次项方程画出两者关系曲线。如图2所示,当结构嵌入(SE)取值为0.595时,企业财务绩效(FP)出现拐点,即为极大值;如图3所示,当结构嵌入(SE)取值为0.586时,企业关系绩效(RP)出现拐点,即为极大值。由此可见,结构嵌入对企业财务绩效与关系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拐点值的出现时机略有不同,关系绩效先于财务绩效达到极大值,但其极值较小(RPi=0.082< FPi=0.125)。
综上所述,假设H1通过检验,即结构嵌入与供应链企业绩效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
表4 结构嵌入对供应链企业绩效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FPM0M1M2RPM3M4M5IT0.0520.0460.0320.0150.0110.001EN0.081+0.0500.0450.0370.0170.013EY0.0500.0510.0530.0410.0410.042ES-0.057-0.077+-0.059-0.024-0.038-0.026LCS-0.088+-0.040-0.037-0.060-0.028-0.025EA-0.051-0.056-0.037-0.029-0.032-0.020SE0.544***0.420***0.362***0.278***SE2-0.347***-0.235***Adjusted R20.0090.3040.408-0.0060.1240.170F1.845+36.483***49.988***0.44212.483***15.611***VIFmax1.984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
图2 结构嵌入与财务绩效
图3 结构嵌入与关系绩效
(1)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如表5所示,结构嵌入与环境动态性的交互项对供应链企业财务绩效和关系绩效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β=-0.242、β=-0.149),即环境动态性弱化了结构嵌入对财务绩效和关系绩效的正向影响。结构嵌入与环境动态性的交互项对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亦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β=-0.142、β=-0.136),即环境动态性弱化了结构嵌入对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学习能力对财务绩效和关系绩效分别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74、β=0.292),说明学习能力在结构嵌入与财务绩效、关系绩效关系间发挥中介效应;同理,创新能力对财务绩效和关系绩效分别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77、β=0.242),说明创新能力在结构嵌入与财务绩效、关系绩效关系间发挥中介效应。综上所述,环境动态性在结构嵌入对供应链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中发挥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因此,假设H2、H3、H5和H6分别通过检验。
表5 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
模型FPM1M2M3RPM4M5M6LCM7ICM8IT0.0440.0350.0390.0100.0020.0060.0280.013EN0.0430.0080.0280.014-0.0130.0040.076+0.038EY0.0440.0140.0430.0370.0130.0360.0800.000ES-0.072+-0.045-0.047-0.035-0.014-0.019-0.076-0.073LCS-0.049-0.043-0.059-0.032-0.027-0.039-0.0220.021EA-0.048-0.033-0.035-0.027-0.015-0.018-0.042-0.041SE0.502***0.376***0.376***0.338***0.240***0.257***0.342***0.348***ED0.096**0.0870.097**0.0380.0310.039**0.029-0.003SE×ED-0.242***-0.190***-0.190***-0.149***-0.109**-0.116**-0.142***-0.136**LC0.374***0.292***IC0.377***0.242***R20.3840.5010.5050.1590.2310.2090.1680.161A-R20.3740.4930.4960.1460.2170.1950.1540.147F38.846***56.227***57.010***11.780***16.758***14.765***12.549***11.920***VIFmax1.993
(2)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如表6所示,结构嵌入对财务绩效和关系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0.533、β=0.357);结构嵌入对学习能力亦发挥显著的正向作用(β=0.360);学习能力对财务绩效和关系绩效的影响非常显著(β=0.404、β=0.309),假设H3a通过检验。由此可见,学习能力在结构嵌入对财务绩效和关系绩效的正向影响中发挥显著中介效应。此外,学习能力和环境动态性的交互项对财务绩效和关系绩效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β=-0.112、β=-0.094),说明环境动态性弱化了学习能力对财务绩效、关系绩效的正向影响。综上所述,学习能力在结构嵌入对财务绩效和关系绩效的正向影响中发挥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同理,结构嵌入对财务绩效和关系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0.533、β=0.357);结构嵌入对创新能力亦发挥显著的正向作用(β=0.365);创新能力对财务绩效和关系绩效的影响非常显著(β=0.405、β=0.260),假设H3b通过检验。由此可见,创新能力在结构嵌入对财务绩效和关系绩效的正向影响中发挥显著中介效应。此外,创新能力和环境动态性的交互项对财务绩效、关系绩效存在显著负向影响(β=-0.140、β=-0.082),说明环境动态性弱化了创新能力对财务绩效、关系绩效的正向影响。综上所述,创新能力在结构嵌入对财务绩效和关系绩效的正向影响中亦发挥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因此,假设H4、H7和H8分别通过检验。
表6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学习能力
模型FPM1M2M3RPM4M5M6LCM7IT0.0450.0340.0290.0100.002-0.0030.028EN0.0430.0050.0080.014-0.015-0.0130.075+EY0.0510.0170.0230.0420.0150.0200.084ES-0.076+-0.046-0.046-0.038-0.015-0.014-0.079+LCS-0.047-0.040-0.049-0.031-0.026-0.033-0.021EA-0.060+-0.041-0.036-0.034-0.020-0.016-0.049SE0.533***0.390***0.380***0.357***0.248***0.240***0.360***ED0.126***0.110***0.112***0.0570.0450.0460.047LC0.404***0.402***0.309***0.308***LC×ED-0.112***-0.094*R20.3280.4670.4800.1380.2190.2280.148A-R20.3190.4590.4700.1250.2070.2140.136F34.251***54.609***51.527***11.204***17.495***16.527***12.222***VIFmax1.995
本研究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实证分析了不同水平企业结构嵌入对供应链企业绩效的差异化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环境动态性在企业结构嵌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发挥的有中介的调节作用,以及动态能力在该影响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1)结构嵌入与供应链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适度水平的结构嵌入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过高水平的结构嵌入对企业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因此,企业结构嵌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存在“拐点”效应,当企业结构嵌入水平接近“拐点”值时,企业通过结构嵌入可以获得更多异质性资源和信息,在加强学习和创新能力的基础上提高企业绩效水平;当企业结构嵌入对企业绩效的正面效应超过一定阈值后,结构嵌入致使企业容易受到外生冲击,其产生的负向影响逐渐放大,从而降低企业绩效。此外,结构嵌入对企业财务绩效和关系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拐点值的出现时机略有不同,关系绩效先于财务绩效达到极大值,但其极值较小。
(2)环境动态性在结构嵌入对供应链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发挥有中介的调节效应。环境动态性弱化了结构嵌入对供应链企业学习能力、创新能力、财务绩效和关系绩效的正向影响,即当企业处于高度不确定、复杂的外部环境时,结构嵌入水平提升对企业动态能力的影响减弱,最终抑制了企业绩效水平提升。
(3)动态能力在结构嵌入对供应链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发挥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结构嵌入通过企业动态能力的提升,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在中介变量动态能力正向影响供应链企业绩效的过程中,受到外部环境动态性情境变量的负向影响,即环境动态性弱化了动态能力在结构嵌入对供应链企业绩效正向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强度,因而高动态性环境不利于动态能力发挥中介效应,导致企业资源、信息难以有效转化为企业价值。
鉴于不同水平的结构嵌入对供应链企业绩效的差异化影响及环境动态性情境变量的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应按照结构—行为—绩效逻辑,在企业结构嵌入和动态能力两方面作出改进或完善,从而提高组织绩效水平。本文获得的启示如下:
(1)鉴于企业结构嵌入对供应链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拐点”效应,一方面,当企业嵌入供应链关系网络以获取资源和信息时,需要把握好嵌入度,积极占据结构洞有利位置,从而获取异质性资源;另一方面,企业要加强与关系网络其它成员企业的互动,有效维护合作关系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降低沟通成本,进而促进企业关系绩效水平提升。
(2)鉴于环境动态性在结构嵌入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中存在有中介的调节作用,一方面,企业需要进一步提高自身技术创新水平,创造出多元化的产品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企业资源、能力与外部动态技术环境的有效匹配;另一方面,企业应提升战略柔性水平,当外部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时,企业通过整合和再分配掌握的资源,降低内部生产成本,从而提高资源利用价值。
(3)动态能力在结构嵌入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中发挥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即结构嵌入通过提高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促进组织绩效水平提升。因此,企业应在通过结构嵌入获得异质性资源的基础上,克服核心能力刚性,构建新动态能力,推动组织战略变革,进而实现企业资源价值最大化,最终提升企业价值。
[1] 张方华,左田园.FDI集群化背景下本土企业的网络嵌入与创新绩效研究[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3,25(5):70-80.
[2] MCEVILYB, MARCUS A. Embedded ties and the acquisition of competitive capabiliti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5,26(11): 1033-1055.
[3]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3):481-510.
[4] 吕一博,施萧萧,冀若楠.开放式创新对企业渐进性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7,35(2):289-301.
[5] 邵云飞,庞 博.网络嵌入与突破性技术创新:结构洞与关系强度的协同影响机制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10):15-18.
[6] 张悦,梁巧转,范培华.网络嵌入性与创新绩效的Meta分析[J].科研管理,2016,37(11):80-88.
[7] TICHY N M,TUSHMAN M L,FOMBRUN C.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for organiza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79,4(4):507-520.
[8] GULATI R. Alliances and network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8,19(4): 293-317.
[9] BURT R S.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M].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10] UZZI B.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7,42(1):35-67.
[11] 李德辉,范黎波,杨震宁.企业网络嵌入可以高枕无忧吗——基于中国上市制造业企业的考察[J].南开管理评论,2017,20(1):67-82.
[12] UZZI B. 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embeddedness for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organizations: the network effect[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6(4):674-698.
[13] 李支东,金辉.企业产品创新与网络嵌入——组织学习的中介作用[J].管理评论,2016,28(1):62-72.
[14] KOKA B R,PRESCOTT J E. Strategic alliances as social capital: a multidimensional view[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2,23(9):795-816.
[15] TEECE D J,PISANO G,SHUEN A.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7,18(7):509-533.
[16] EISENHARDT K M,MARTIN M. Dynamic capabilities: what are they[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0,21(10):1105-1121.
[17] LAURSEN K,SALTER A. Open for innovation: the role of openness in explaining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mong U.K. manufacturing firm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6,27(2):131-150.
[18] 于开乐,王铁民.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南汽并购罗孚经验及一般启示[J].管理世界,2008(4):150-159.
[19] 芮正云,庄晋财.农民工创业者网络能力与创业绩效关系: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J].财贸研究,2014(6):30-37.
[20] 杜建华,田晓明,蒋勤峰.基于动态能力的企业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关系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9(2):115-126.
[21] DESS G G,BEARD D W. Dimensions of organizational task environment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84,29(1):52-73.
[22] JAWORSKI B J,KOHLI A K. Market orientation: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J]. Journal of Marketing,1993(3):53-71.
[23] SARBO W S, BENEDETTO D C, SONG M, et al. Revisiting the miles and snow strategic frame-work: uncovering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strategic types, capabilities,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and firm performanc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1):47-74.
[24] 张婷,赵宁.服务供应链绩效的可拓评价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3(6):49-54.
[25] 王华锋,李生校,窦军生.创业失败、失败学习和新创企业绩效[J].科研管理,2017,38(4):94-103.
[26] 向永胜,古家军.网络结构嵌入、吸收能力与集群企业双元创新能力——基于内外整合视角的实证[J].企业经济,2017,36(4):66-72.
[27] WU L Y. Applicability of the resource-based: dynamic capability views under environmental volatility[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0(1):27-31.
[28] 芮正云,庄晋财,罗瑾琏.社会资本对获取创业知识的驱动过程解构——基于创业者能力视角[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1):58-68.
[29] 代海岩.价值网络内企业创新能力、企业间关系与资源利用战略及绩效[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8):86-91.
[30] 赵艳萍,李锋,王远.新创企业网络能力及其对虚拟企业实践与绩效的影响研究[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7,33(6):47-55.
[31] 冯长利,张明月,刘洪涛,等.供应链知识共享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供应链敏捷性的中介作用和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J].管理评论,2015,27(11):181-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