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海外并购的持续创新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

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 RBV)认为, 企业独特的资源与能力是其持久竞争优势的源泉，这些资源包括知识、技术、经验以及高管团队社会网络等[1]。随着新兴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兴市场企业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科技的高速发展，许多缺乏国际领先技术的企业将海外并购作为其获取新技术、实现战略突破的重要手段[2-4]。

作为新兴市场的一员，中国企业加快了通过海外并购进行创新追赶的脚步。据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并购市场再创新高，活跃度与规模双双突破历史记录。其中，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成为全球并购市场焦点，全年共完成交易237起，披露交易金额高达5 230.21亿元。然而，在海外并购对组织创新绩效的影响这一问题上，现有文献尚未形成一致结论。Hitt等[5]认为，并购会对并购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其理由是并购占用企业大量资金以及管理者的时间与精力。同时，有研究持不同看法，认为基于技术动因的并购对企业并购后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6]。此外，在海外并购这一特定情形下，有学者认为海外并购能够帮助企业获取新技术，从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7]。

现实中，中国企业不断进行海外并购，但海外并购完成后，企业能否达到预期的技术追赶效果呢？过往对海外并购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探讨发达市场企业并购后的技术创新绩效，对于近年来大量涌现的新兴市场企业以技术提升、技术获取为目的的海外并购研究较少，更鲜有文献关注新兴市场海外并购后创新绩效的内外部影响因素。

显然，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并购缺乏核心技术的企业，与缺乏核心技术的企业并购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对并购者而言，带来的技术创新效果是不一样的，影响其创新绩效的因素也存在差异。此外，由于技术是一种战略资源，很难像产品一样被企业在交易中买卖。对于缺乏核心技术的企业而言，尽管可能通过海外并购购买先进技术，但能否吸收、融合，并带来长期的技术能力提高，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基于此，本文对2005-2017年74家进行过海外并购的中国企业进行实证研究，考察3个问题：①后发企业进行海外并购能否影响其并购后创新绩效；②这种影响的持续性效果如何；③企业内外部因素对于海外并购以及并购后持续性效果有怎样的影响，考察企业所有制、高管团队海外背景以及企业规模3个因素对海外并购以及并购持续性的调节效果。

1 研究回顾

1.1 海外并购与技术创新

过往对海外并购与技术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动因、创新绩效以及影响创新绩效的因素这3个视角。动因方面，基于资源基础观的研究认为，海外并购能使企业获取目标企业资源，包括技术资源、人力资源、政府资源等战略资本，从而克服市场壁垒，进入东道国市场，提升效率和竞争力[1,8]。此外，海外并购能够提升并购企业市场势力，促使企业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提升创新能力[9]。海外并购的动因研究提高了学术界和业界对海外并购重要性的认识。

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方面，目前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一些研究认为，海外并购能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10]。Stiebale[7]使用欧洲并购数据，研究德国企业海外并购对并购企业创新绩效带来的影响，发现合并后企业专利申请增加了20%以上，从而认为海外并购能够促进技术创新发展。其从市场和组织角度，测算海外并购对整个市场创新绩效带来的影响，将并购之前的并购者和被并购者总体创新绩效与合并后公司创新绩效进行比较。另外，Reus等[11]从知识转移角度对并购后企业创新绩效进行了研究，主要探讨并购企业知识转移程度对被并购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不过，这些研究都没有从并购者自身角度进行探讨。

也有学者认为，海外并购并不能带来创新绩效提升。一方面，并购可能消耗大量资金，使企业相对减少研发投入[5]。另一方面，并购后的整合非常困难，需要占用管理者很多时间和精力，同时，交易成本也会增加，这都可能对并购后创新产生消极影响[6]。

这些研究的方法和结果值得借鉴，但过往文献普遍采用西方经济背景，以发达市场企业为研究对象，少有研究从后发企业视角出发，探讨海外并购对后发企业带来的技术提升效应。Lebedev等[12]对新兴市场海外并购和发达市场海外并购进行了比较，认为由于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间存在明显的制度差异，两者的企业在海外并购时，无论是在动因，还是在并购后绩效及影响因素上都存在显著差异。

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企业而言，海外并购势头越来越迅猛。近年来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海外并购的技术获取动因层面[13-16]。在海外并购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方面，吴先明[17]研究分析了中国企业知识寻求型海外并购中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认为组织学习、吸收能力、文化整合等因素能够正向促进创新绩效提升。此外，也有许多关于单个知名海外并购的案例分析，如联想并购IBM案例、TCL并购汤姆逊案例，以及多个海外并购案例的扎根理论方法剖析[16]。

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资源基础理论，提出第一个问题：

Q1：对于新兴市场企业而言，海外并购能否提升企业并购后创新绩效？

1.2 企业海外并购长期性创新绩效

海外并购代表了企业从并购对象中获取长期收益的强烈期望。Vermeulen&Barkema[18]研究认为，海外并购可以拓宽企业知识基础，减少企业惰性，增加并购后风投项目成功率。对于企业而言，海外并购是其持续创造价值以应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战略。因此，企业能否通过海外并购获得长期性收益，是其非常关心的问题。

目前关于企业并购长期性收益的研究主要有两大类，一是研究企业海外并购能否长期存续(Sustain or Divest)，包括影响海外并购长期存续的因素，如企业海外并购经验、高管团队海外经历等[19]；二是研究企业海外并购能否带来长期性财务收益(Long Term Abnormal Return)，以金融领域为主，主要使用事件研究法，讨论并购发生日1～3年后的财务收益，以及影响长期财务绩效的因素，如并购者经验、交易方式等对并购后长期财务绩效的影响[5]。但是，对于以技术追赶为目的进行的战略性并购，企业更关心的是自身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能否在并购后得到持续提升。

Anderson等[20]用事件研究法研究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后，被并购者和并购者双方的专利变化，发现中国并购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在两年时间窗内有了显著提升。采用CAP(Cumulative Abnormal Patent)，即累积异常专利值测算企业长期创新绩效，但其测算的也仅仅是两年内累积技术提升效果。

然而，海外并购效果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要经过长时间和较为复杂的过程才能显现。海外并购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可能会在不同时期显现，也许是在当期，或者下期或者滞后多期。事件研究法并不能对海外并购在创新绩效方面的持续性影响效果进行研究。缺乏核心技术的企业在海外并购后，可能由于购买了被并购企业的先进技术，获取了对方的专利，从而提升了当前创新绩效。但长远来看，企业整体创新能力会随着时间推移继续增强，还是仅为一次性效果，并购结束后其创新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这个问题尚未验证，因而，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问题：

Q2：对于新兴市场企业而言，海外并购后其创新绩效能否得到持续性显著提升，从而实现其技术追赶的战略目标？

1.3 新兴市场企业海外并购后创新绩效影响因素：企业及制度层面

过往研究认为，有许多因素会影响企业海外并购后创新绩效。其中，主要包括国家(Institutional-level)、企业(Firm-level)、交易(Deal-level)等多个层面的影响因素[5,12]。

国家层面，过往研究检验了所有制结构、文化距离等对企业并购创新绩效的影响。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认为，企业组织是社会大系统中一个开放型的子系统，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21]。大部分关于转型经济背景下后发企业追赶的研究都强调了制度情景[22]。新兴市场的一个特点是国企与非国企共存，因此，在对新兴市场企业的研究中，有必要关注国企和非国企在行为与绩效方面的区别[23]。关于所有制对海外并购后企业绩效的影响，过往文献由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结论也存在差异。Du&Boateng[24]采用事件研究法，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行为进行研究，对于中国并购者而言，政府和制度会对海外并购后财务绩效提升产生显著影响。Anderson[20]的研究中，假设国有企业拥有更多研发预算以及更丰富的经验，从而具有更高的吸收能力，在海外并购后可以提升更多创新绩效，但采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后两年的专利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国企和非国企并没有在吸收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而Zhang等[25]研究认为，对于新兴市场企业而言，如果资本稀缺，则海外并购会导致其在母国的投资减少，从而降低其研发能力。正如Hitt等[5]指出的那样，并购可能消耗企业大量资金，使企业无法在研发上投入更多。在中国，国有企业比民营、外资企业能更多地获得政府在资金上以及市场上的支持。国有企业可能比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研发资金投入上持续投入更多。因此，长期而言，这是否会带来两者海外并购后整体创新能力提升上的差异，还有待验证。基于此，本文提出第3个研究问题：

Q3a：企业所有制对于海外并购创新绩效及其持续性效果是否存在正向或负向调节效应？

在企业层面，学者们主要研究公司治理、高管团队等方面。Hambrick&Mason[26]提出了高阶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该理论认为管理者的价值观和认知与个人特征密切相关，高管基本特征背景(如年龄、教育背景等)决定了高管决策偏好，从而影响企业战略选择。从知识转移角度来看，国际人才流动会对并购后绩效产生影响[27]。与发达国家企业不同，新兴市场企业有越来越多的高管成员是曾经在海外发达市场学习或者工作过的高层次人才。许多研究表明，具有国外任职经验或国外学习经历的管理人才对企业创新、技术溢出以及海外技术转移都有积极作用。海外经历和教育背景会为其带来一定优势，他们从发达市场获取的先进技术能够对新兴市场的技术追赶产生重要作用[28]。

不过也有学者对于海归高管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不同看法。 Li Haiyang[29]研究发现，由于缺乏对于当地知识以及国内市场的了解，海归高管任职的企业，其研发效率往往较低；吴映玉[30]也发现，仅仅具有海外求学经历的高管对于海外并购企业创新并不能产生积极影响，相反还会起到负向作用。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Q3b：具有海归背景的高管团队，对于海外并购企业的创新绩效及其持续性效果是否存在正向或者负向调节效应？

在过往研究中，有文献提到公司规模会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如Myriam、John&Hans[10]研究认为，公司规模与公司创新绩效正相关，首先，大公司比小公司风险承受能力强，技术并购后，相较于小公司，更能承受技术创新带来的高额固定成本，其次，大公司的人力资源优于小公司，拥有更多技术人员与科研人才，技术并购后人才的知识讨论与交流更频繁，更易产生创新思想。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Q3c：企业规模对于海外并购企业创新绩效及其持续性效果是否存在正向或者负向调节效应？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上市公司是中国优秀公司的代表，上市公司整体特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主要研究企业海外并购后的技术转移，因此，样本选择仅限于与技术转移关系更为密切的制造业。样本包含2005-2015年期间进行过海外并购的A股制造业公司。

企业海外并购数据来自清科数据库。清科数据库包含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创业者相关投资、私募、并购、上市数据。本文选择在2005-2015年间进行过海外并购的中国上市公司，以2005作为研究基年，因为2005年以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并不活跃，可以获取的数据比较少。而选择2015年作为并购截止年，是因为本研究还会讨论并购之后创新的持续性效果，因此，并购的最近年份比创新绩效的数据提早两年。参考行业定义，认定海外并购是指并购股份在50%以上的海外并购行为。选择的所有样本公司在2016年未进行过海外并购，经过筛选，最终得到74个深沪上市公司，它们在2005-2015年间开展过两次以上海外并购。

企业专利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数据库。采用客观数据评价企业创新绩效数据时，不同学者会使用专利数、出版报告数和新项目获批数等不同指标，本文以样本企业的专利数据代替，通过数据库，以上市公司名称逐年搜索获得专利数量，整理得到2005-2017年专利数据。

企业基本情况数据主要出自清科数据库、CSMAR数据库、Wind数据库，如有出入则以企业年报为准。选择深沪股市是因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的技术追赶以及动态能力理论已经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另一个好处是，选择深沪上市公司可以直接从CSMAR数据库获得公司公开的基本数据，包括公司名称、行业、资产收益率、成立年限等。

图1展示了74家样本企业2005-2015年发生的海外并购次数。对于所选取的样本企业来说，大部分海外并购发生在2010年之后，从2012年开始，海外并购次数开始呈现缓慢降低的趋势。

2.2 计量方法与模型构建

由于本文采用的数据是多数据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虑到被解释变量即企业每年专利申请量是非连续整数，回归模型应该采用非线性计数模型，本文使用负二项固定效应模型。因为常用的泊松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中，泊松分布存在过度分散的固有缺陷，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回归效果。而负二项固定效应模型一方面能克服泊松分布过度分散的问题，另一方面能控制非观测变量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用负二项回归进行分析，同时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4步展开研究：①海外并购对于企业创新绩效是否存在正向影响(模型1)；②企业内哪些因素会在海外并购促进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模型2-模型4)；③海外并购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是否具有持续性效果，即海外并购发生年限对于并购企业创新绩效是否存在影响(模型5)；④如果第3步中存在影响，那么哪些企业内在因素会对该影响产生调节作用(模型6-模型8)。

自变量为企业创新绩效(Y)，采用T+1年后的企业专利申请量。企业创新能力是比较难以直接度量的变量，在实证研究中，通常使用创新投入(如研发投入)或创新产出(如专利)，或创新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进行衡量。专利代表了企业创新能力，企业专利申请量代表了企业被认可的创新绩效，因此，本研究使用企业年度专利申请量对其技术创新绩效进行表征。考虑到企业海外并购后需要时间进行技术整合，专利申请也需要时间，因此，在构建模型时，采用一期滞后数据，即T+1年后企业专利申请量。

主效应变量包含企业并购次数(X1)和并购吸收年限(X2)。海外并购次数用每个企业每年进行的海外并购次数衡量[21]。考虑到并购效果可能会在不同时期显现出来，或者在当年或者滞后一年或者滞后多年。因此，对海外并购次数进行累计，T年的并购次数数据为公司2005年到T年发生的海外并购次数。并购吸收年限描述海外并购发生过后的时间期限，X2=T-并购发生年。如果之前进行了多次并购，则采用每次并购吸收的年限加总。

控制变量包括企业所有制(Z1)、高管团队海外背景(Z2)、企业规模(Z3)、企业成立年份(Z4)。企业所有制包括国企和非国企，本文使用虚拟变量表示，其中，1代表国有企业，-1代表非国有企业。高管团队海外背景，按高管团队中具有海外工作或学习经历的成员比例计算。企业规模是影响公司价值的关键变量，本文采用企业年末总资产数据并进行对数化处理。上市公司创新绩效与公司年龄之间也存在一定关系，新创企业相对于具有较长生命周期的企业，在适应力、开拓精神以及官僚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越性[31]，因此，会表现出公司年龄与上市公司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3 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

3.1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采用Stata 13对模型进行负二项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表1是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结果。从表1可以看出，主效应之间(X1与X2)的相关系数较高，并购吸收年限变量是相对于每一次并购后吸收时间的加总，因此，经历并购次数越多，并购发生时长变量的数值也就越大。另外，企业规模(Z3)与其它变量的相关系数也较高，因为我国大量上市公司都是早期成立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除此之外，其它变量(交乘项除外)之间的相关系数不到0.45。从数量上看，非国有上市企业占大多数，占样本总数的67.5%。整体来看，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成员不到高管总人数的10%。

3.2 回归模型分析

模型1显示对于新兴市场企业而言，进行更多海外并购，可以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提升。新兴市场海外并购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为1%。这说明，企业可以通过提高海外并购频率促进其技术创新绩效提升，对于新兴市场企业而言，海外并购是提升其技术创新能力的一个战略手段。

需要指出的是，模型1考察的仅仅是上市公司本身，并购之前的创新绩效中并不包含被并购方的创新表现，这样做并不能区分企业是并购了一个技术水平更高的公司还是企业海外并购能够提升企业自身创新能力。所以，模型1的结果不能说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行为是否有利于形成一个更有创新力的组织。但是，从本国企业技术赶超的角度来讲，海外并购对于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提高作用。

另外，模型1也验证了企业所有制、高管团队海外背景、企业规模以及企业成立年份等控制变量对企业创新的显著影响。国有企业、较大规模以及初创型企业会有更好的创新表现，国有企业容易获得更多资源，较大规模的公司会有足够的现金流支持企业研发创新且能够承担更多创新风险，依照企业生长周期理论，年轻的公司相对而言更加有创新活力。高管团队海外背景对于企业创新具有负向影响，海归领导者对于国内现有技术以及市场的不熟悉可能是导致企业在创新上存在劣势的原因。

模型2-模型4分别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了企业所有制、高管团队海外背景以及企业规模与并购次数的交乘项，以验证上述3个企业特征对海外并购影响创新的调节效果。模型2中所有制与并购次数的交乘项系数为0.046 7，并且显著，表明企业所有制对于海外并购影响创新绩效有着正向调节作用，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对于创新的促进效果更佳。模型3中高管团队海外背景与并购次数的交乘项系数为0.361，并且显著，表明具有高管海外经历对于海外并购影响创新也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团队在企业通过海外并购提升技术创新的战略中能够起到积极作用。模型4中企业规模与并购次数的交乘项系数不显著，无法验证大企业在海外并购获得技术创新能力的过程中是否具有优势。

模型5是海外并购对企业创新绩效持续性效果的检验，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了代表并购后经历时间的变量X2。模型结果显示，并购吸收年限的系数为-0.026且显著，表示并购之后随着时间推移，海外并购对创新带来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平均经过5.4年之后海外并购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将完全消失。

模型6-模型8则是分别检验企业所有制、高管团队海外背景以及企业规模3个企业特征是否对海外并购影响创新绩效的持续性效果存在调节作用。模型6中企业所有制与并购吸收年限的交乘项系数为0.017 1，并且系数显著，表明所有制对于并购影响创新的持续性效果有调节作用。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海外并购对于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具有持续性效果，从数值上看，非国有企业海外并购对创新绩效促进效果的衰减速度大约是国有企业的2.54倍。模型7显示高管海外背景与并购吸收年限的交乘项系数为-0.183且显著，表明高管海外背景对于并购持续年限影响技术创新起到负向调节作用。企业海外背景高管数量越多，海外并购对于技术创新影响的持续性越差。高管海外经历对于海外并购和海外并购吸收年限的调节效果表现出不同特征。海归高管使得企业更容易从海外并购中获得短期创新绩效，然而，他们也更难保持这种创新能力，海归高管更注重海外并购带来的短期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模型8则检验企业规模对于创新绩效持续性是否存在影响，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对于海外并购吸收年限影响创新绩效的调节效果不显著。因此，较大规模企业在通过海外并购获取创新能力以及保持创新能力持续性提升方面并不能体现出显著优势。

注：模型对数似然函数(Log-likelihood)绝对值均在100 以上，全部通过检验；*表示p<0.10, **表示p<0.05, ***表示p<0.01，下同

4 结论、建议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目前，中国企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海外并购，希望借此获取发达市场的先进技术，实现技术追赶，从而缩短与发达市场企业的技术差距。本文基于资源基础观、制度理论以及高阶理论，探讨了海外并购与组织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这种关系的企业内外部因素。首先，海外并购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不仅与并购事件的发生有关，而且与并购事件发生多久有关。只有经历了有效的学习与融合过程，新兴市场企业才能够通过并购海外高技术企业实现技术赶超，而如果只是让被并购的高技术企业逐渐稀释在并购母公司中，那么这种并购将不能带来实质上的技术能力提升。其次，不仅仅要研究海外并购中企业内部因素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还要关注海外并购后吸收过程中企业内部因素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在前人研究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描述并购完成后的时间变量——并购吸收年限，研究海外并购之后创新绩效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最后，得出以下结论：

(1)后发企业以技术追赶为目的的海外并购，对企业技术提升是行之有效的。经历过海外并购次数更多的企业，将获得更高的创新绩效。但是，并购之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却呈现递减趋势，这表明在目前的中国市场，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实现技术追赶表现出非常强的短期效果。在更多海外并购中，我国企业仅仅只是购买了一个创新成果而不是吸收融合了一个先进的创新组织。成果购买只是一次性的，只有良好地融合一个先进的创新组织，才能真正实现技术赶超。

(2)我国企业存在的所有制差异确实在企业实行海外并购战略中发挥显著作用。不论是对并购事件的发生还是对并购之后的创新组织吸收过程，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都具有一定优势。国有企业一般规模较大，不过这种优势并不表现为企业规模。国有企业在创新、海外并购以及并购后的创新组织吸收中都更容易获得一些隐性资源。

(3)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能够帮助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得更高创新绩效，但仅限于短期效果。长期来看，在并购之后的创新组织吸收过程中，海外经历的高管反而表现出明显的负作用。拥有更多海外经历高管的公司能够通过海外并购获得更高创新绩效，但其衰减速度也很快。一些研究显示[30]，企业创新需要对国内市场信息以及技术基础有一定了解，海归高管在这些方面的劣势会影响企业创新效率。

4.2 政策建议

从政府角度看，为了促进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有必要制定相应激励政策，鼓励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走出去，获取发达市场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此外，相对于政府目前对国有企业的扶持，在现有制度环境下，如何通过政策手段提升非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吸收能力，从而支持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也是政府不容忽视的问题。

从企业角度看，为了尽快实现技术追赶，企业可以通过海外并购方式，在短期内快速获取对方先进技术，另外，在选择并购对象时，可以倾向于选择发达国家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但是，在并购完成后，尽管新兴市场企业能够通过并购发达市场企业的先进技术，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创新绩效提升，但对技术基础较差的中国企业而言，仅仅依靠购买发达市场企业，短期获得一些专利增加，还不足以实现对发达市场的技术追赶。在海外并购前选择合适的并购目标，在海外并购后进一步加强研发投入，与被并购企业更好地开展协同创新，才能更大程度上促进中国企业创新绩效提升，非国有企业尤其应该注意并购后的技术吸收和融合。

4.3 研究展望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对技术创新与海外并购的关系、技术创新与海外并购后吸收年限的关系及影响因素进行了验证。将海外并购与技术创新的研究扩展到并购之后的吸收过程，是一种新的尝试。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①缺少研发投入数据，无法研究并购之后企业创新效率。目前对于研发投入的客观数据主要采用研发费用，但是，中国证监会从2007年才开始要求上市公司年报中必须披露研发费用，且通过Wind、CSMAR等数据库的整理收集，也发现即使这样依然存在大量年份研发费用数据缺失以及早期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的问题。因此，为了保证样本量以及数据有效性，本研究并未考虑研发投入；②高管团队对于海外并购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影响比较复杂，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对于企业海外并购的技术追赶战略并不是一贯正向的，研究结果也揭示了这种复杂性。在企业中，人的影响特别是管理者的影响尤为重要，本文仅从是否具有海外背景这一个特征考察高管的影响显然是不充分的。目前相关研究已经考虑并购方与被并购方高管问题，未来研究需要从更多方面深入研究高管团队对于海外并购技术追赶战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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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海外并购的持续创新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

The Persistent Innovation Effec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ross-Border M&As in Emerging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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