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客空间是创新创业的触发点,可以高效地产生有创造力的创意和想法,其执行效果和效率对于国家创新创业发展具有直接影响[1,2]。截至 2017年,全球创客空间突破3 000家,创客空间自2010年引入中国以来,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3]。创客空间作为新型孵化器,有利于从国家创新系统挖掘和培育优秀创客。同时,能够有效改善我国科技投入不断增大而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率“两低”的困境。为此,国务院发布了有关支持创客空间建设支持创新创业的政策意见,各级政府也颁布了大量相关政策,旨在通过政策支持提升创客空间效率。然而,创客空间的实践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我国创客空间的相关政策法规尚未达到预期目标,甚至很多机构冠以创客空间之名套取国家扶持资金,却没有提供专业化和多元化的创新创业服务[4]。从已有研究来看,我国创客空间的运行基本是直接移植国外典型创客空间的成熟运营模式,但由于政策、环境等存在差异,简单复制国外运营模式往往难以奏效。创客空间形成的群聚效应尚不足以促进创新能力提升,甚至可能由于创客们的过度邻近性而导致创客空间的锁定效应。其运行乏力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现有创业支持政策无法提供有效帮助,因此,探究创业支持政策如何促进创客空间发展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传统观点认为,创客空间发展遵循市场化运行规律,通过创客空间可以获取有创造力的创意和想法,进而推动持续的创新创业活动[5]。而现实运行中,创客空间里的创客在初创期失败率很高,因此,需要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发挥引导和服务作用[6]。创客空间作为新型孵化器,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调动社会大众的创造力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由于特定区域环境和产业形态各异,其运营并没有固定的模式[7]。事实上,很多发达国家通过构建国家和地方创业孵化体系,制定各种创业支持政策以激励创客空间创客创业孵化。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也推出了各种创业支持政策,通过相关政策及其配套措施,重点围绕信贷和融资、环境建设和政策支持等方面展开,保证创客空间的创客顺利孵化[8]。
与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多主体参与式创业支持体系不同,我国创业支持体系构建更多地表现为“政府主导、政策引领”,政府在创客空间政策支持推进创客空间的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对现行创业支持政策是否有效作出科学、合理的判断,必须考虑不同创业支持政策对创业孵化的影响效应。梅凯等[9]强调政策支持要建立相关政策体系适配创客空间定位。苏瑞波[10]基于共词分析对五省市众创空间发展支持政策进行关键词提取,通过词频分析发现金融支持、公共服务平台、税收优惠、资源共享等政策工具关键词,其中,金融支持在各省市创业支持政策中都居首位并有相应重点支持。臧维等[11]利用文本挖掘法,对北京市众创空间扶持政策从需求型、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等方面进行量化评价。伦晓波等[12]提出政府政策支持分为直接支持政策和间接支持政策,研究发现间接支持政策较之直接支持政策更能推进创新创业。通过整理相关研究,本文将创业支持政策分为直接创业支持政策和间接创业支持政策,直接创业支持政策是指以直接金融支持为主的金融支持政策和以税收优惠及简政放权为主的公共服务政策。具体而言,前者是以金融支持为表现形式的政府支持政策,如各种创业补贴、项目资助、融资渠道以及贷款补贴等;后者是制定各种相关创业支持政策,如针对符合条件创业的税收减免和税收优惠政策以及针对创业出台的各种有助于其孵化的简政放权的支持政策。间接支持政策是环境型政策工具,主要为创客空间提供更高的政府效率或服务水平,集中体现为创客空间为创客营造创业扶持氛围。从研究现状来看,实践界和学术界对创业支持政策的作用大多是积极正向的,然而,围绕创业支持政策实施效率和效果的质疑不断。关注创意形成的创客空间与传统孵化器有很大不同,传统孵化器所积累的创业支持政策相关经验和知识不一定适用于创客空间。此外,单独讨论创业支持政策具有价值但缺乏现实意义,创业支持政策通常多种支持手段同时运行。基于此,本文探讨创业支持政策执行过程中,金融支持政策、公共服务政策和间接支持政策这3种不同创业支持政策以及间接支持政策对金融支持政策、公共服务政策对不同类型创客空间创业孵化绩效的调节作用。
(1)金融服务政策与创客空间创业孵化绩效。处于初创期的创客大多只拥有专利、版权等知识产权资产,缺乏可准确评估的硬性资产,使得创客很难从外部获取创业亟需的资金。由于产品缺乏口碑和良好的市场运行经历,创客也达不到资本市场融资要求,进而导致创客空间的优质创客难以顺利孵化。在此背景下,政府通过金融支持政策,对创客所拥有的知识产权进行质押融资,推动知识产权运营基金对符合条件的创客提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促使创客从银行获得政策性资金支持[13]。北京、上海、广东、西安等城市的质押融资已初具规模,极大推动了当地“双创”发展。在此基础上,政府进一步引导创业投资基金、天使基金、种子基金等市场资本对已获取质押融资的创客给予专用性指导,有利于创客更关注产品和服务本身的研发投入,从而大大加速创客空间的优质创客顺利孵化。
具有政策导向的金融支持政策可以有效缓解创客的资金压力,前期的金融支持政策有利于培育其优化和配置资源的能力,促进创客空间创业孵化绩效提升。然而,金融支持政策本身并不能直接推动创客的产品和服务获得市场认可,过多依赖外在资源支持反而会对原有资源体系兼容性产生冲击。如果来自外部的金融支持政策过多,则受到资源约束的创客在将已有资源和外来新资源进行充分整合后,就没有多余资源“消化和吸收”这些新资源,造成过度承担外来资源而落入“资源冗余陷阱”,导致其已有资源利用机制的混乱甚至出现无序的资源配置方式,影响其运营效率,使得创业孵化绩效逐渐下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金融支持政策与创客空间创业孵化绩效呈倒U型关系。
(2)公共服务政策与创客空间创业孵化绩效。创客空间的创客大多数处于创业初期,具有将创意与想法转化成产品和服务进而推向市场的潜力,但商业运行模式还不成熟。公共服务政策有利于对创客空间创客形成多层次和系统化支持,进而促进创客的顺利孵化。通过信息平台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加大政府采购力度、创业指导与培训等服务,引导创客利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技术有效开拓市场[14]。再者,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有效优化创客空间外部孵化环境,引导行业中大中型企业与创客空间创客形成群聚效应,进而创建具有区域专业性特色的创客空间。
然而,执行公共服务政策本身是有成本的。不同部门有不同的文件、配套措施等,呈现碎片化状态,造成公共服务政策的重叠与冲突,创客收集和关注适合自己的配套政策需要耗费大量精力。与此同时,创客空间需要与创客进行协调和沟通,政策的制定需要政府和创客空间通过复杂协调流程与机制进行讨论及协商。而创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具有极大不确定性,创客把过多精力和时间用于获取政府的公共服务政策支持,势必影响创客在其核心竞争力上的投入,进而影响创客空间成员顺利孵化。公共服务政策会对创业孵化绩效产生正向影响,然而,繁杂的公共服务政策使得协调成本增加,从而对创客空间创业孵化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 :公共服务政策与创客空间创业孵化绩效间呈倒U型关系。
间接支持政策促进创客空间为小微创客提供相互学习的创业文化环境,并构建有利于成员互动和转移的隐性知识平台。创客空间要建立共同遵循的惯例和行为规范,让网络成员对特定领域的知识和技术演进形成共同理解,促进网络成员知识领域相互联结,创造信息和知识的交叉使用条件,从而强化网络成员间知识运用效率。国内创客空间大多依托于地方政府或者地方龙头企业构建,有效借助产业优势提供更好的创业配套条件,有利于创业相关知识、技术和市场信息共享,从而促进创客对市场和技术资源的有效整合。
间接支持政策通过提升创业氛围促进创客空间创业孵化绩效提升:①创业氛围越浓,越能为网络成员之间的互动交流和知识分享提供机会,创客空间成员间互动和合作频率也越高,越能促进知识碰撞,进而激发创客知识创造[15];②创业氛围越浓,越有利于创业领域知识与技术的共同理解和发展,促进网络间成员的知识领域相互联结。基于成员相互信任,创客能进行更有效的互动,并运用创客空间所创造的共享资源,促使创客有效弥补自身短板,克服组织惰性,从而更好更快推出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 间接支持政策对创客空间创业孵化绩效有正向影响。
直接创业支持政策能有效提高创客空间孵化成功率,提升创客空间的创业孵化绩效,然而,过分依赖政府的金融支持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会阻碍创客对自身资源的有效整合,而间接支持能政策能有效兼容创客内外部资源,提升外部资源吸收和利用效率[16]。
随着公共服务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为了防止创客空间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政府会增强政策执行的监控力度,这势必影响创客空间创业孵化日常运行。通过间接支持政策的有效引导,能够促使政府和创客空间之间形成相互信任氛围,促进政府与创客空间成员良性互动,创客空间成员和政府也形成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与规范共识。随着创客空间的成功运营,间接支持政策促进政府和创客空间成员协调沟通,有效解决过度依靠政府政策支持造成的成本增加问题。
受自身资源约束,过多的金融支持政策会造成创客空间创客创业孵化绩效下降。通过内部知识传播,创客能够系统总结自身所掌握的知识,并加强知识消化和吸收,对现有知识结构进行深化和重构,创造出更多新知识,为创客带来突破原有运营模式的契机。良好的间接支持政策可以有效促进创客空间成员间协作,实现资源交换、互通有无。因而,这种资源共享氛围有利于创客整合外部资源,促进外部资源获取和吸收,缓解“资源冗余”带来的负面效应。基于此,提出研究如下假设:
H4a:间接支持政策正向调节金融支持政策与创客空间创业孵化绩效之间的关系。
H4b:间接支持政策正向调节公共服务政策与创客空间创业孵化绩效之间的关系。
2017年7月-2018年1月,课题组对武汉、西安、贵阳3个城市的典型创客空间进行调研,包括西安市碑林环大学创新产业带、西咸国际文创小镇、贵阳市色谱创客空间、武汉光谷创客空间等典型创客空间的创客,共发放问卷980份,并要求创客负责人或创业合伙人填写,收回813份有效问卷。
参考和借鉴现有研究成熟有效的测量指标,并根据具体研究特点与调研对象的实际情况,构建构念测度题项。对于创业支持政策的测量,基于理论分析,创业支持政策分为直接创业政策支持和间接创业政策支持,直接创业政策支持主要包括金融支持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间接支持政策主要指政府为创客构建创业扶持氛围。金融支持政策是指为创客提供金融和资金支持,由于创客自身特点,市场机制和银行主导模式都难以满足其融资需求,因此,不仅需要政府直接投资和融资,还需要政府金融政策的引导。参考张敏(2018)、韩俊华和干胜道(2016)等研究,金融支持政策从政府金融政策引导、直接投资和政府融资3个方面进行测量。公共服务政策是指政府在政策方面对创客提供的扶持,主要涉及税收减免、税收优惠和保证创客顺利孵化的相关政策。借鉴曾萍、邬绮虹和蓝海林[14]的研究,公共服务政策从税收减免、中小企业专项引导资金安排、鼓励大中型企业带动产业链上的创客、推进创客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支持创客开拓市场4个方面进行测量。间接支持政策是环境型政策工具,主要指政府营造的良好创业扶持氛围。借鉴裴旭东和黄聿舟[4]、张炜和邢潇(2007)的研究,并结合访谈情况,间接支持政策从良好氛围对创客的精神支撑作用、培植良好的创业文化、创客空间的创业失败宽容度3个方面进行测量。对于创业孵化绩效的测量,借鉴唐丽艳、周建林和王国红[17]的研究,从成长情况、创新能力以及风险管理3个方面进行测量。构念测量采用李克特7级指标测量法,“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
通过SPASS 20.0,采用Cronbach值检验量表对样本进行信度分析,各变量的Cronbach 值都大于0.8,表明量表具有较高信度。采用变量平均变异抽取值(AVE)和组合信度检验量表效度,每个变量的AVE值都大于0.7,表明变量有很好的收敛效度,组合信度值都大于0.8,表明变量间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因此,量表具有较高效度。
表1 量表信效度检验
构 念Cronbach's α因子载荷AVECR构 念Cronbach's α因子载荷AVECR金融支持政策0.8820.7170.883公共服务政策0.9170.7770.933FSP1FSP2FSP30.8870.8590.792PSP1PSP2PSP3PSP40.8720.8920.8760.885间接支持政策0.8810.7480.899创业孵化绩效0.8630.7160.883ISP10.869IP10.788ISP20.873IP20.879ISP30.852IP30.868
从模型1和2可知,金融支持政策对创业孵化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54***),金融支持政策的平方对创业孵化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β=-0.125**),说明金融支持政策对创业孵化绩效有倒U型影响,故假设H1成立。公共服务政策对创业孵化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88***),公共服务政策的平方对创业孵化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β=-0.205**),说明公共服务政策对创业孵化绩效有倒U型影响,故假设H2成立。间接支持政策对创业孵化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54***),故假设H3成立。从模型3可知,金融支持政策和间接支持政策的乘积项对创业孵化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88**),故假设H4a成立。公共服务政策和间接支持政策的乘积项对创业孵化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84***),故假设H4b成立。
表2 阶层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变量创业孵化绩效模型1模型2模型3自变量金融支持政策0.149***0.154***0.136**公共服务政策0.388***0.401***0.397***间接支持政策0.345***0.354***0.353***金融支持政策的平方-0.125**-0.187**公共服务政策的平方-0.205**-0.346***交互项金融支持政策×间接支持政策0.188**公共服务政策×间接支持政策0.284***R20.2910.4220.489△R20.1310.067F值13.179***26.013***18.288***P值 0.0000.0000.000
注:表示P<0 .100,*表示P<0 .050,**表示P<0 .01,***表示P<0 .001
根据实证结果可以发现,金融支持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均对创客空间创业孵化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创客可借用政府资源促进自身产品和服务的推广与应用。但随着政府创业支持政策力度的加大,其对孵化绩效的促进效应逐渐减小,并最终产生负面影响。为了更加清楚地揭示间接支持政策对金融支持政策、公共服务政策与创业孵化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用图解程序对其进行分析,间接支持政策的调节作用见图1和图2。
由图1可知,在强间接支持政策中,金融支持政策对创业孵化绩效的影响明显大于弱间接支持政策时的情形。由图2可知,在强间接支持政策中,公共服务政策对创业孵化绩效的影响明显大于弱间接支持政策时的情形,对这一研究结果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创客所需资源类型会随着企业成长而发生变化。对于孵化初期的创客而言,由于缺乏资金、管理经验、市场推广等资源,非常需要金融支持政策、公共服务政策的引导与支持。但当这种支持力度超过创客已有的内化能力后,过多依赖于政府支持会影响内化能力,弱化金融支持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带来的“缓冲”和“救急”效应,可能导致其已有资源利用机制混乱甚至出现资源配置无序,造成创业孵化绩效逐渐下降。这说明金融支持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力度必须是适当的,要在小微创客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这不仅更加清晰地辨识了金融支持政策、公共服务政策和创客空间创业孵化绩效间关系,而且为政府完善相关支持政策提供了指导。
图1 间接支持政策对金融支持政策与创业孵化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2 间接支持政策对公共服务政策与创业孵化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为了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顺利实施,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希望借助创业支持政策推动创客成长,因此,检验现行创业支持政策成效以及探索其促进创客空间创业孵化的内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过往研究仅仅关注了创业支持政策与创业孵化绩效的关系,并未深入探究不同创业支持政策及其交互作用对创业孵化绩效的影响。本文将创业支持政策分为金融支持政策、公共服务政策和间接支持政策,从西安、武汉、贵阳3个城市典型创客空间获取813份问卷数据,探索金融支持政策、公共服务政策和间接支持政策,以及间接支持政策与金融支持政策、公共服务政策的交互作用对创业孵化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支持政策和创客空间创业孵化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公共服务政策和创客空间创业孵化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间接支持政策正向调节金融支持政策、公共服务政策和创客空间创业孵化绩效之间的关系。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研究结论更为深入地揭示了政府创业支持政策促进创客顺利孵化的内在机理,为现有关于创客何以能顺利孵化的相异结论提供了相对合理的理论解释。本研究验证了Amezcua 等[25]关于“政府创业支持政策对创业孵化绩效存在门限效应”的理论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创业支持政策与孵化绩效之间关系存在阈值效应的观点。本研究对已有研究形成了重要补充,打破了以往关于间接支持政策与创业孵化绩效间关系的单一解释机制,丰富和完善了间接支持政策相关研究。
(1)政府对于创客空间创业孵化的金融支持政策应更注重引导效应。金融支持政策对于创客空间培育创客至关重要,相对于传统孵化器和科技园所能获得的支持,现阶段对于创客的投融资体系还不够完善,创客空间的创客创业孵化迫切需要政府解决资金问题。本文实证结果显示,金融支持政策和创客空间创业孵化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小微创客不仅缺乏资金,更缺乏资源识别获取能力,政府需拓宽融资渠道,提供对应的创业投资专项政策引导基金,更好发挥基金引导效应。政府相关创投引导基金应向有知识产权等资产的创客倾斜,同时,进一步完善股权众筹、新型质押融资等模式,形成政府-创客空间-创客有效联动机制,促进创客空间的健康、持续运作。
(2)政府对于创客空间创业孵化要提升公共服务政策效率和服务水平。政府公共服务政策促进创客与外部投资者、客户、科研机构等利益相关者互动,引导创客空间更专业化运营,构建全方位创业生态服务体系。本文实证结果显示,公共服务政策和创客空间创业孵化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2015年国家提出“双创”战略,国家和各省市制定各项政策支持创客空间发展。政府在关注公共服务政策数量的同时,也要注重创客空间创业支持政策实施效果。公共服务政策有利于创客迅速补齐短板,强化优势。因此,应快速建立创客空间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区域小微创客社群的作用,逐步推动不同创客间信息资源集成运用、线上线下合作,促进资源在最大范围内的共享和整合。
(3)政府需重视间接支持政策对创客空间软创业环境的塑造。间接支持政策有利于创客空间构建内部共同的价值观或规范,通过开展创客交流会、创业导师专项指导等活动,提升创客空间小微创客的凝聚力和归属感,有效促进小微创客合作关系的构建、持续和协调,形成“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合作局面,在获取和利用外来资源等方面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资源冗余陷阱”带来的负面效应。面对大众创业的高风险性,创客在创业过程中常经历阶段性失败或挫折,政府营造良好的间接支持政策有利于创客空间的小微创客更好地利用政府提供的支持政策。正如某创客空间运营经理所言,“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于双创的政策支持力度非常大,但创客本身能不能吸收和消化也很重要,如同补钙的同时也要注意补充维生素D一样”。因此,政府在制定创业支持政策时,要同时关注政策实施效果,促使政府创业支持政策更好落地,更有针对性促进创客空间发展,促进双创活动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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