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快速变革的市场环境下,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源泉。大量研究分析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其中,制度环境因其在创新战略选择与绩效方面的内在激励和约束作用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1],特别在新兴经济体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根据制度理论,制度质量越高,企业就越倾向于采取创新型战略以获取较高的创新绩效[2]。然而,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企业而言,复杂的制度环境诱发了不同的战略决策。首先,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结构产生的报酬激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促进企业采取创业导向战略。其次,正式制度空缺和非正式制度的替代作用诱发了以关系为导向的战略,即企业通过寻求政治或商业关联获利。此外,在转型过程中,面对双重制度报酬的影响,很多企业采取混合战略[3]。那么,面对转型中制度的复杂性,企业持有何种制度逻辑?在二元制度情境下,企业创新型战略的决策模式是什么?如何解释同一制度环境下企业多元应对策略?现有研究多强调制度对企业创新的重要性,较少探讨制度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内在机理问题。本文认为,在制度环境、创新型战略和绩效之间一定存在某种调节机制。
高阶理论认为,高层管理者的管理认知会影响其环境感知,进而影响企业战略选择[4]。企业所依赖的制度环境并不是客观的,而是经过战略制定者认知和加工的。作为战略决策者,CEO的个性、价值观会影响其主观构建制度环境的认知偏好,进而通过战略焦点和战略逻辑影响企业创新决策。实际上,作为一项以创新为核心的战略,创业导向选择和实施是企业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外部制度因素和CEO个人因素。在复杂、变化的制度环境下,中国企业战略变革更凸显出高层管理者的重要性。面对多重制度逻辑,探讨CEO的个性特质有利于理解企业战略选择模式并打开“制度—战略”这一黑箱。
近年来,CEO自恋特质逐渐得到战略管理学者的关注,在战略决策、领导风格、公司治理等研究中展开了深入讨论。自恋被认为是个体或多或少都会存在的一种个性特质,表现为程度或倾向的差异。Chatterjee & Hambrick[5]发现,自恋型CEO的战略认知和决策不同于其他CEO,他们往往采取大胆、具有远见的、宏大的创新和创业活动,以及具有更强的竞争愿望[6]。可见,CEO自恋在企业创业导向战略制定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此,本文整合制度理论和高阶理论,试图通过引入创业导向和CEO自恋探讨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创业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创业制度环境是指针对创业领域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框架。根据Busenitz[7]的研究成果,创业制度环境包括3个维度,规制、规范和认知。创业规制是指现有促进或者支持创业和创新活动的法律法规;创业规范是指人们所持有的关于变革和创新行为的价值观、信念、假设;创业认知是指被广泛共享的创业知识和认知范畴,影响人们对于创业现象与创新活动的分类和理解。制度对企业产生不同的压力和刺激,影响企业应对方式和活动领域,而创业制度框架的差异性会导致企业创业活动程度不同。
现有研究主要从新制度经济学激励和合法性角度证实了制度质量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1,7],但是对于制度如何在一个微观企业中发生作用的探索不足,特别是对于转型经济中企业创新绩效的异质性解释不足。在转型经济中,制度环境被制度空洞所困扰,产生的结果就是以规则为基础和以关系为基础的制度规则并存,并因制度发展的不平衡性组合成不同内容和水平的制度环境[3]。在这种复杂制度环境下,衍生出多样化企业战略格局。其中,创业导向是企业以创新为核心,体现为先动性和风险承担倾向,通过创造性整合资源实现新组合以获取竞争优势的战略导向[8]。创业导向实际上反映的是企业采取创业还是保守的战略姿态,而只有采取创业取向才能促使企业不断创新。随着环境不确定性和动态性加剧,战略选择的主观性越来越强,成功的企业家往往具有超越理性的、前瞻的、冒险的战略思维,创业导向则是这种思维的具体表现和实现路径。
在现有文献中,对于企业战略选择影响因素存在两个相悖的观点。一方面,制度理论认为,企业战略是管理者在符合正式和非正式约束下的理性选择。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主要分析了制度因素对企业战略的决定作用[1]。另一方面,管理认知理论认为,基于有限理性原则,高管对环境的主观表征决定了企业战略选择。在该观点下,大量研究从高管认知模式和个人特质入手,强调高管在决策中的重要性[4]。Nadkarni & Barr[9]将这两种不同观点进行整合,同时考虑环境和认知对战略选择的影响。他们认为,高管根据注意力焦点和因果逻辑对环境进行感知与解读,以此形成的主观表征决定企业战略决策。管理认知是环境与战略之间的中介。
高阶理论指出,高管对环境的认知过程深受自身特质的影响[10]。因此,面对所处的创业制度环境,企业是否采取创业导向战略、创业水平如何与CEO特质有关。现有关于CEO创业特质的研究集中于成就需求、风险承担、内控点、自恋等,特别是自恋作为CEO的重要个性特质,开始成为战略管理研究热点。自恋形容一个人自大而且需要别人不停地满足自己的自大感[5],包括认知要素和动机要素,不仅对个人能力充满自信,而且持续和强烈地追求被赞赏。高阶理论将自恋视为CEO具有的一个基本个性[6],而具有这种个性的CEO往往偏好大胆、冒险、激进的行动,因而被称为远见者和革新者。因此,在创业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战略和绩效的影响过程中,CEO自恋特质可能会产生影响。
在创新战略和绩效的前因变量研究中,制度因素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兴起证明制度红利的释放大大刺激了经济增长。制度理论已成为战略管理研究中第三大基础性理论(产业理论和资源理论)。该理论认为,制度是企业战略选择和绩效的自变量,并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约束指导企业作出决策[11]。关于制度与创新关系的研究主要从新制度经济学和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两个方面展开。
奥地利经济学家Baumol[12]提出的企业家才能配置理论认为,创新在任何组织中都有可能发生,而创新意愿与创新行为的产生和程度根源于制度结构所决定的报酬率。企业家会根据创新活动和寻租活动的相对报酬比选择企业赢利模式。作为一项以创新为核心的企业战略,创业导向战略制定受制于创业制度环境质量。当缺乏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自由开放的竞争机制,以及政府过度干预时,企业家才能会被配置到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中,从而造成创新水平低下。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是根据成本而定的,并满足规则制定者的利益[13]。清晰的产权、完善的契约安排、崇尚创新和冒险的文化及有效的实施特征等有利于降低创新风险与成本,从而增加收益。总之,创业制度环境限定了企业选择集,并通过生产和交换成本即蕴含的激励结构影响企业创业导向战略选择与绩效结果。
根据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理论,企业行为以及产生的结果必须符合所处环境的合法性要求。创新的本质是创造性破坏,是对原有规则和认知的打破,而这种挑战传统的风险需要企业采取合法化战略以获得支持和认可[14]。企业创业和创新活动是否具有合法性则来源于制度框架所蕴含的规制、认知和规范等方面的要求[15]。第一,创业规制主要包括能够推动创新和风险投资、促进企业获取创业资源以及降低失败风险的法规与政府政策。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政府资助项目和减免税收等政策能够激励企业家精神,增强企业家选择创业导向战略的意愿[16]。完善的法律法规能够确保创业导向战略顺利实施,有利于实现创新成果的经济价值和获取较好的绩效表现。第二,创业规范作为社会中人们对企业家活动、创新思想的认可度和价值观,规定了企业如何创新,以及追求创新结果的合法手段。企业所处环境的文化、信念和规范会影响其是否具有创业导向,一般而言,不确定性规避程度低、个体主义、长期导向的文化环境有助于企业采取先动性和创新性的战略姿态,而且企业创新水平往往比较高。第三,创业认知是指人们所共有的创新和创业知识结构,体现为创业机会识别和开发以及运营管理能力。一个创业认知程度较高的制度环境是企业和员工以创业为导向的基础,有利于企业及时准确把握创业机会,有效处理创新风险与难题并将其成功转化为创新绩效。因此,表现为规制、规范和认知的创业制度质量越高,企业创业导向水平和创新绩效水平就越高。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创业制度环境对创业导向有显著正向作用。
H2:创业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作用。
作为战略管理领域的经典范式,“环境—战略—绩效”讨论的是环境和战略如何对绩效产生影响。根据制度基础观,企业要提高创新绩效,需要在适应所处的制度环境下选择恰当的战略导向。这是因为战略的核心目标是提高企业绩效,而战略差异会直接导致绩效不同。
作为以创新为核心的战略姿态,创业导向指导企业业务范围、结构、运营等,最终影响创新绩效[17]。具体来讲,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创业导向被看作是企业战略性资源[18],其创新性、风险承担性及先动性特征体现了企业如何生存和发展的哲学,成为指导企业实现愿景与目标的价值观和信念。这种追求创新的指导理念决定了企业会积极应对外界环境变化,甚至主动影响环境,并通过对内部资源、能力的整合与配置,形成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然而,关键性资源和核心能力会随着环境变化而成为企业成长的阻碍,只有动态能力才能够克服核心刚性,使企业不断地应对环境挑战[19]。根据动态能力理论,创业导向强调识别与开发各种机会、打破现有规则和认知,创造性地整合和构建资源以及超前行动力,是一种动态问题解决方式[20]。从这个角度讲,创业导向是企业的一种动态能力,其针对环境变化作出的创新性反应成为企业的一种惯例和明确的流程,其所蕴含的学习、变化和创造性活动是创新绩效的来源[19]。
战略本质上是一种积累、转换和利用资源的方式,其根据外部环境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将各种资源和能力转化为竞争优势,在环境与绩效之间扮演中间角色。可见,创业制度环境本身并不能充分促进创新绩效水平提高,而是首先作用于企业行为选择集合,即创业制度环境的影响路径必须通过企业战略、资源、能力、结构等要素[15]。对于转型经济体而言,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结构能够激发企业创业导向而有利于其获取创新绩效,以关系为基础的制度结构则引致关系导向,从而抑制企业家精神和创新行为。同时,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需要企业选择具有活力的创业导向,以应对环境变化和实现不断成长。
面对创业制度环境所提供的各种资源和创业机会,创业导向的任务就是充分识别和开发这些机会以不断创造新的利润点[20]。由此看来,创业导向是企业对创业制度环境的战略性、适应性响应。创业制度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创业导向战略实施提升企业创新绩效。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创业导向在创业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CEO自恋倾向主要通过对事物的认知和偏好两种机制对企业战略选择产生影响。在认知方面,自恋的个性会影响CEO对各种结果的可能性分配。自恋者高度的自尊和维护自我形象的需要,使其具有较高的风险容忍度,并且对方案结果持积极态度,从而容易对方案收益评估持有高估倾向。这种积极的认知模式会使CEO注意到具有高经济利益和实际利益的项目[21]。在偏好方面,自恋会对CEO行为偏好产生影响,在各种可选方案中会优先选择能够满足自身利益的那种。对于自恋型CEO来说,其偏好选择要满足其获得权力、尊重和掌声的需要[5],并具有远大愿景以彰显其出色的能力和远见。
对于创业制度环境,自恋型CEO会对创业政策展开积极响应,能够识别和把握创业机会,并对创业规范和创业认知情况表现出信心,能够容忍更高的风险,对企业自身资源、外部环境机会以及项目收益持有高估的期望。面对同样的创业制度环境,自恋型CEO比一般管理者更倾向于选择创业导向战略。此外,追求被敬畏和崇拜的个人英雄主义促使CEO采取大胆、超前的行动,创业导向不仅能够让其获取更大的控制权,而且战略的成功能够使其获取持续不断的掌声和影响力。因此,自恋影响CEO的制度逻辑和决策偏好,自恋型CEO会更加积极地响应创业制度激励而选择创业导向战略。具体而言,当企业CEO的自恋水平越高时,创业制度环境对创业导向的正向影响就越强;反之,当CEO的自恋水平越低时,创业制度环境对创业导向的正向影响就越弱。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CEO自恋正向调节创业制度环境与创业导向之间的关系。
此外,CEO自恋在创业制度环境与创业导向之间起调节作用,而创业制度环境通过创业导向的中介效应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为此,CEO自恋的调节效应可能会进一步通过创业导向影响创新绩效,即创业导向的中介作用受CEO自恋的调节。换言之,创业导向在创业制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会因CEO自恋水平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如图1所示。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CEO自恋调节创业导向在创业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图1 创业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模型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进行主观测量。首先,本文分析的是创新绩效及其影响因素,为保证数据的代表性,选取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样本。其次,由于制度环境的区域性和相对稳定性,本文选取北京、吉林、甘肃、重庆、山西和福建6个地区的企业,以保证数据具有一定的方差。2014年市场化进程报告显示,这6个地区的市场化指数涵盖了高、中、低3个层次。最后,本文重点突出CEO在企业战略中的作用,而根据CEO在不同企业中的差异,选择非国有企业为样本。综上,本文最终选取北京、吉林、甘肃、重庆、山西和福建的非国有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样本。
在数据收集方面,本文采用多元数据来源方法即选择两类被调查者完成数据获取,以避免同源方差问题。其中,创业制度环境、自恋由CEO(总经理)作答,创业导向和创新绩效由CFO(财务总监)作答。
本文主要采取实地调研和问卷邮寄两种方法进行数据收集。问卷邮寄采用两种方式,首先,选择各地区经济中心,如北京、重庆、长春、福州、太原、兰州等地,按照当地高新技术企业名录进行电联和问卷邮寄。其次,采用滚雪球方式,将问卷发给符合样本要求的同学、朋友,由其向本企业高管进行调研,并继续传递给符合样本选择范围的被调查者。在实地调研中,由于EMBA针对的是企业高层管理者,笔者前往中国人民大学、重庆大学、吉林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EMBA中心进行现场调研。鉴于被调查者的身份,笔者尽可能与EMBA中心的行政或授课教师取得联系并寻求其协助,以提高学员的配合度和问卷质量。最终,本文共收回55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385份,有效回收率为70%。
本文共包括4个变量,创业制度环境为自变量,创新绩效为因变量,创业导向为中介变量,CEO自恋为调节变量。上述变量测量均采用西方成熟量表,其中,创业制度环境、创新绩效和创业导向采用李克特七级量表,1~7代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程度变化;CEO自恋采用二选一迫选的自我报告量表,最后得分为[0,1]区间的值。
创新绩效采用蔡俊亚和党兴华[22]等的研究量表,测量企业进行产品或服务创新所取得的成果,以非财务指标进行刻画。创业制度环境采用Busenitz[7]的研究量表,包括规制、规范和认知3个维度。创业导向采用Li 等[23]的研究量表,包含创新性、风险承担性和先动性3个维度。CEO自恋采用Wales等[6]使用的16题项NPI量表,这是一种简化的、单一维度量表,在测量CEO自恋水平时表现了较好的信效度。
为了控制相关变量对模型的影响,本文共选取CEO层面和企业层面的4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分别为CEO年龄、CEO教育背景、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均以类别变量方式进行测量。具体而言,CEO年龄分为4类,分别为25岁及以下、26~35岁、36~45岁、46岁及以上。CEO教育背景按照学历程度分为专科及以下、本科、硕士、博士共4个类别。企业年龄是指企业成立时间,分为3年以下、3~8年、8~15年、15~25年和25年以上。企业规模用员工人数表示,共分为5个类别,即100人以下、101~500人、501~2 000人、2 001~5 000人和5 001人以上。
在样本企业中,成立时间为9~15年的企业数量最多,小于9年的企业则占比达到40.5%。根据业内对企业年龄的分类标准,本文样本涵盖了各个成长阶段企业,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对于企业规模,人数在101~500的企业最多,而2 000人以下的企业所占比重达到了88.1%,说明以中小企业为主是样本企业的基本特征。对于CEO年龄,比重最大的是36~45岁,而小于45岁的CEO占比达到了77.9%,说明样本企业的CEO以年轻人居多,这也佐证了已有研究所提出的年轻CEO更偏好冒险和创新的观点。在CEO教育背景统计中,占比最大的是本科学历,最小的是博士学历,特别是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达到了88.6%,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问卷质量。
本文通过过程控制和统计控制两种途径处理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对于过程控制方法,本文为了调节答题者在填写问卷过程中的回顾性偏差,采用题项错置排序、设计反向题项、打乱主要变量的顺序等方式设计问卷。对于统计控制方法,本文进行了Harman单因素检验,并采用现在更普遍和有效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即通过设定唯一公因子检测模型拟合度,如果拟合良好则说明存在严重共同偏差问题。借助AMOS软件,本文将所有题项都负荷于1个公共因子,适配度指标结果显示,χ2/df=4.079,RMR=0.099,GFI=0.764,AGFI=0.719,NFI=0.809,IFI=0.849,TLI=0.834,CFI=0.848,RMSEA=0.090,均未达到建议值。因此,本文数据并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5.1 信度检验
本文采用管理学研究中最为常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测量信度水平。如果Cronbach′s α系数大于0.7,表明信度水平可以接受,如果大于0.8,说明信度水平良好。如表1所示,认知、创业导向、创新绩效和CEO自恋的Cronbach's α值均在0.8以上,规制和规范的Cronbach's α值也接近0.8。此外,对比项已删除的最大Cronbach's α值,均小于未删除的值,也就是说,删除题项并没有提高α系数。据此,可以说明本文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3.5.2 效度检验
本文分析了量表内容效度和构念效度。内容效度主要是在量表设计中进行控制,采用适用于中国情境的西方成熟量表,并通过反译、访谈、专家咨询、预调研等环节对其进行修正。构念效度包括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本文采用CFA即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对此进行检验。
表1 量表信度分析结果
构念题项数量项已删除的最大Cronbach's α值Cronbach's α值规制50.7980.830认知40.8250.838规范40.7840.817创业导向60.8690.885创新绩效50.8570.876CEO自恋160.8490.851
表2 变量CFA检验结果
变量题项因子载荷AVECR规制A10.7070.50020.8334A20.701A30.725A40.700A50.703认知A60.7250.58410.8481A70.697A80.852A90.774规范A100.7780.52840.8172A110.699A120.743A130.684创业导向B10.7280.56450.8858B20.784B30.720B40.722B50.812B60.737创新绩效C10.8010.58800.8770C20.748C30.780C40.774C50.729
聚合效度检验主要查看因子载荷、AVE和CR值。如表2所示,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值均大于或约等于0.7(A7为0.697,A11为0.699,A13为0.684,在可接受范围内)。所有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即AVE值均大于0.5,组合信度CR值均大于0.8,符合评判标准。由此说明,量表聚合效度较高。
区分效度检验通过对比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VE)的平方根与该变量和其它变量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大小完成。根据上文聚合效度检验中的AVE值,表3给出了AVE的均方根和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值。由表3可以看出,对角线上每个变量的AVE的均方根在0.7以上,且均大于与其同行和同列中相关系数的绝对值。由此说明,变量之间是可以区分开的,量表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
表3 变量相关分析结果
规制认知规范创业导向创新绩效规制(0.707)认知0.383**(0.764)规范0.433**0.384**(0.727)创业导向0.537**0.427**0.569**(0.751)创新绩效0.566**0.281**0.498**0.676**(0.767)
注:**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
从表4可以看出,创新绩效与创业制度环境、创业导向均有显著正相关性,创业导向也与创业制度环境显著正相关,符合本文提出的预期假设。在所有两两相关中,系数值均小于0.7,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为接下来的回归分析提供了一定基础。
表5是采用逐步法对中介作用进行分析的结果。模型1是控制变量对创业导向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模型2加入了创业制度环境分析自变量对创业导向的影响,回归系数为0.656(P<0.001),说明H2成立。模型3~6是以创新绩效为结果变量的分析。模型3是控制变量的影响,其中,企业年龄起到了显著效果。在此基础上,模型4分析了创业制度环境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系数为0.556(P<0.001),说明H1得到验证。模型5是创业导向对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显著(0.654,P<0.001)。模型6将自变量创业制度环境与中介变量创业导向共同放入回归模型中,结果发现,创业制度环境的回归系数为0.221(P<0.001),显著低于之前的0.556,同时,创业导向的回归系数显著(β=0.509,P<0.001)。因此,创业导向的中介作用存在,H3得到验证。
表4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Pearson相关系数
变量创业制度环境创业导向创新绩效CEO自恋企业年龄企业规模CEO年龄教育背景创业制度环境1创业导向0.662**1创新绩效0.587**0.676**1CEO自恋0.116*0.0960.0521CEO年龄0.040-0.0150.0890.0421教育背景0.0900.0520.126*-0.0620.0591企业年龄0.145**0.112*0.256**-0.0710.426**0.143**1企业规模0.148**0.140**0.200**-0.0230.165**0.201**0.505**1均值5.345.385.260.302.892.062.802.29标准差0.980.971.070.460.740.571.141.05
注:**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5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创业导向(中介变量)模型1模型2创新绩效(因变量)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控制变量CEO年龄-0.071-0.057-0.020-0.0080.0270.021教育背景0.023-0.0160.0810.0480.0660.056企业年龄0.0870.0220.2120.1570.1550.146企业规模0.1030.0440.0800.0310.0130.008自变量创业制度环境0.656***0.556***0.221***中介变量创业导向0.654***0.509***R20.0260.4430.0790.3780.4950.522ΔR20.4170.2990.4160.144F2.581*60.315***8.148***46.029***74.328***68.870***
注:***p<0.001,**p<0.01,*p<0.05
为进一步验证创业导向在创业制度环境——创新绩效间的中介作用,本文利用Sobel检验和Bootstrap检验对中介作用进行分析。首先,表6是Sobel检验结果,Z值为9.014,且在P<0.00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创业导向起显著中介作用。其次,通过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检验,表7显示,间接效应值为0.364,且上下区间为[0.268,0.487],不包含0。综上所述,创业导向在创业制度环境与创新绩效间的中介作用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表6 Sobel检验结果
方法间接效应标准误(SE)ZP值Sobel检验0.3640.0409.0140.000
表7 Bootstrap检验结果
方法间接效应Boot SEBootLLCIBootULCIBootstrap检验0.3640.0550.2680.487
注:Bootstrap=1 000; 置信区间=95%
本文采用层次回归法检验调节作用。表8是CEO自恋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模型1是控制变量对创业导向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模型2~4分别对应的是依次放入自变量、调节变量和乘积项的结果。在模型4中,乘积项的系数为0.165,在P<0.001水平上显著。与引入乘积项前的模型相比,R2增加了0.026,说明CEO自恋正向调节了创业制度环境与创业导向之间的关系。此外,通过调节效应图2可以更为直观地发现,当CEO自恋程度越高时,创业制度环境对创业导向的正向影响就越强。因此,H4得到了支持。
表8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创业导向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控制变量CEO年龄-0.071-0.057-0.059-0.057教育背景0.023-0.016-0.015-0.015企业年龄0.0870.0220.0250.029企业规模0.1030.0440.0440.030自变量创业制度环境0.656***0.653***0.629***调节变量CEO自恋0.0250.005乘积项制度*自恋0.165***R20.0260.4430.4440.470ΔR20.4170.0010.026F2.581*60.315***50.253***47.698***
注:***p<0.001,**p<0.01,*p<0.05
图2 CEO自恋的调节作用
Hayes[24]提出,有调节的中介检验可以使用基于Bootstrap的系数乘积法,并且编写了PROCESS宏,可在SPSS软件中直接运行。本文采用该方法检验CEO自恋的调节中介效应。从表9可以看出,对于创业制度环境—创业导向—创新绩效这一过程,CEO自恋对创业导向的中介作用具有显著调节效应(置信区间为[0.077,0.315],不包含0)。因此,H5成立。
表9 被调节的中介检验结果
方法间接效应Boot SEBootLLCIBootULCIBootstrap检验0.1860.0580.0770.315
注:Bootstrap=1000; 置信区间=95%
本研究的目的是讨论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创业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问题。尽管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创新行为和绩效的观点得到了大量研究认同,但是在二元制度情境和复杂的制度逻辑下,如何解释企业创新战略和绩效的异质性?鲜有研究针对制度影响过程这一问题进行探索。结合相关理论和现象,本文提出并证实,创业导向在创业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以及CEO自恋对这一过程起调节作用。当CEO自恋程度越高时,创业制度环境对创业导向和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就越强。
本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启示。对理论而言,第一,引入创业导向作为中介变量,以CEO特质——自恋作为调节变量,是为解释创业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内在作用机理的一次有价值的探索。未来研究可以引入其它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分析。第二,通过对制度理论和高阶理论、管理认知理论的整合,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挖掘出制度作用于企业战略行为和绩效的路径,并且这种理论整合也为企业战略决策以及其它管理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企业战略行为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第三,考虑到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特殊制度环境和企业特征,本研究是对情境化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以规则为基础和以关系为基础的二元制度结构是中国制度环境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入手并结合高管因素,揭示了转型经济下中国企业战略选择和绩效的差异性成因,强调了制度环境的复杂性和树立正确制度逻辑的重要性。对实践而言,第一,本文认为,企业创新战略和绩效水平不仅来自于创业制度环境质量,而且受CEO自恋程度的影响。因此,企业在制定创新决策时既要考虑创业法律法规、政府政策、创业规范和社会认知,更要重视高层管理者的个人特质,聘用具有较强风险承担能力、强烈成就需求和企业家精神的CEO。第二,面对不断变化和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想要持续赢得竞争优势,企业可以采用创业导向这一合法而有效的路径,即不断创新,勇于承担风险,并以超前的行动迅速占领优势地位。第三,与片面追求合法性不同,企业应该注意制度变迁,以战略性思维积极发挥主动性作用。在当前二元制度结构下,企业要同时应对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压力。未来,企业需要根据制度变迁采取相应的行动。
本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研究设计方面,首先,需要开发中国情境下的本土量表,切实反映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其次,未来研究应该继续扩大样本范围,分析不同地区、行业和企业之间的差异。最后,本文横截面数据既不能充分证明因果关系,也无法观测动态效果,而制度、企业创新导向和行为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需要进一步采取纵向研究。在理论发展方面,首先,本文只分析了CEO自恋特质的影响,对于更多个性特质在制度作用机制和企业战略决策机制下的作用需要未来研究作进一步探索。其次,应当引入更多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进一步拓展制度环境作用机制研究。最后,针对中国情境下的管理问题,未来应增加制度理论解释和运用,重点加强制度理论与其它理论整合,以整合和系统的观点对企业行为和绩效作出更准确的解释。
[1] BRUTON G D,LAU C M,OBLOJ K.Institutions,resources and firm strategie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ntrepreneurial firms in three transitional economies[J].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14,8(6):697-720.
[2] SHINKLE G A,MCCANN B T.New product deployment:the moderating influence of economic institutional context[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4,35(7):1090-1101.
[3] 邹国庆,王京伦.转型经济体的制度情境及企业战略选择[J].社会科学战线,2015(10):66-73.
[4] 尚航标,黄培伦.新制度主义对战略管理的理论意义[J].管理学报,2011,8(3):392-402.
[5] CHATTERJEE A,HAMBRICK D C.It's all about me:narcissistic chief executive officers and their effects on company strategy and performance[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7,52(3):351-386.
[6] WALES W J,PATEL P C,LUMPKIN G T.In pursuit of greatness:CEO narcissism,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and firm performance variance[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13,50(6):1041-1069.
[7] BUSENITZ L W,GOMEZ C,SPENCER J W.Country institutional profiles:unlocking entrepreneurial phenomena[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0,43(5):994-1003.
[8] 李雪灵,姚一伟,王利军.新企业创业导向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积极型市场导向的中介作用[J].中国工业经济,2010(6):116-125.
[9] NADKARNI S,BARR P S.Environmental context,managerial cognition,and strategic action:an integrated view[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8,29(13):1395-1427.
[10] ZOU G Q,GAO H.Entrepreneurs’mental models and strategic choice[J].The Frontiers in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Research,2013(2):70-79.
[11] MEYER K E,PENG M W.Probing theoretically into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transactions,resources,and institution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5(36):600-621.
[12] BAUMOL W J.Entrepreneurship:productive,unproductive,and destructiv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893-921.
[13] NORTH D.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4] LU Y,TSANG E W K,PENG M W.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strategy in the Asia pacific:toward an institution-based view[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8,25(3):361-374.
[15] 高辉,邹国庆,王京伦.转型经济下企业创新绩效的制度嵌入性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129-137.
[16] 孙秀丽,赵曙明,蒋春燕.制度支持、公司创业与企业绩效——不正当竞争与技术能力的调节作用[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33(11):61-67.
[17] COVIN J G,MILES M P.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pursuit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1999,23(3):47-63.
[18] TANG G,CHEN Y,JIN J.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roles of strategic HRM and technical turbulence[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2015,53(2):163-184.
[19] TEECE D J,AL-AALI A.Knowledge assets,capabilities,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J].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2011:505-534.
[20] YIU D W,LAU C M.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as resource capital configuration in emerging market firms[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08,32(1):37-57.
[21] 王飞绒,徐晓静,李永.创始人自恋特质与企业成长性关系实证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35(4):95-100.
[22] 蔡俊亚,党兴华.创业导向与创新绩效:高管团队特征和市场动态性的影响[J].管理科学,2015,28(5):42-53.
[23] LI H,ZHANG Y,CHAN T S.Entrepreneurial strategy making and performance in China's new technology ventures:the contingency effect of environments and firm competences[J].The 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2005,16(1):37-57.
[24] HAYES A F.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moderation,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M].Guilford:Guilford Publications,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