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建设是一项具有长期重大战略意义的任务，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上，都提出了新要求。在实践上，“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这需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在理论上，雄安新区既是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经济特区、开发区等特殊经济区政策的继承，也是对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创新。因此，需要从新视角、利用新方法对雄安新区这一新事物进行研究。
为回应雄安新区建设在理论与实践上提出的新挑战，必须在研究视角与研究框架上进行改进和创新，目前国际上关于区位导向性政策(PlaceBasedPolicy)的实践与研究为雄安新区建设提供了新的借鉴。所谓区位导向性政策，是指政府通过政策干预实现不同区位间资源再配置[1]，其主要针对特定的空间区域，特别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弱势区域[2]。区位导向性政策在国外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欧盟将其2014-2020年预算的1/3，超过3 500亿欧元用于区位导向性政策；美国尽管没有全国统一的区位导向性政策，但其在区位导向性政策上的年均支出约为950亿美元[3]。具体而言，基于区位导向性政策视角研究雄安新区的主要原因如下：
(1)区位导向性政策为研究雄安新区提供了规范的理论框架。雄安新区是对现有区域经济政策的创新，但其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哪里？如何用规范的理论框架对其进行分析呢？从目前国际区位导向性政策发展最新趋势来看，雄安新区属于典型的区位导向性政策区域。区位导向性政策主要针对某一具体空间区位的经济政策，其理论建模框架非常适合用来研究雄安新区。因此，借鉴、改造现有区位导向性政策理论框架，有利于解决当前雄安新区理论研究中重文字探讨、缺乏规范分析的问题，对提升雄安新区理论研究的规范性、可靠性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2)区位导向性政策为精确评估雄安新区的政策效应提供了新方法。作为千年大计，雄安新区建设必须建立在对其政策效应科学、精确评估的基础上。但精确评估雄安新区的政策效应受到基础数据缺乏、内生性等问题的困扰，这也是目前国际区位导向性政策研究面临的共性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目前国际区位导向性政策研究主要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微观大数据方法重构实证样本；同时，高度重视政策的因果效应评估，主要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与断点回归等拟自然实验方法控制内生性问题，以期得到准确的政策因果效应。这些新方法与新工具对开展雄安新区的政策效应评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区位导向性政策为新时代雄安新区发展模式创新提供了经验借鉴。在新时代，雄安新区要摆脱传统投资驱动、“政策洼地”式的粗放发展模式，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必须创新发展模式。国外区位导向性政策实践为此提供了经验借鉴。例如，如何协调好区位导向性政策实施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如何避免通过房地产市场套取政策红利、如何设计政策的进入或退出机制等方面的研究与实践，对于进一步完善雄安新区发展模式、落实国家战略目标都有重要意义。
区位导向性政策是目前国际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的前沿领域，从研究现状来看：①国外相对于国内研究更加充分。在理论研究上，国外主要采用规范的数理模型进行理论分析，注重研究的微观基础。但目前理论模型假定仍然相对严格，一般以完全竞争框架下的两区域模型为主，仍然有待拓展。在实证研究上，主要基于微观大样本数据，用拟自然实验方法评估政策的因果效应，而且非常注重对某项政策的针对性评估。但不同政策的评估结果相差较大，尚没有统一结论，对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发展模式尚需进一步总结；②从国内研究来看，尽管我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实施了大量的区位导向性政策，但国内针对区位导向性政策这一视角的研究非常薄弱，知网以“区位导向性政策”为关键词或主题的文献为0篇，关于区位导向性政策的针对性研究非常匮乏，研究滞后于实践。在关于雄安新区的研究中，理论上仍将雄安新区视为一项传统的区域经济政策，以文字定性探讨为主，缺乏规范的理论分析；实证上，受数据限制，缺乏对雄安新区政策因果效应的针对性评估。
因此，为进一步推动雄安新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本文对国际上关于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内涵与现实应用、理论基础、理论与实证评估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并总结对雄安新区建设的启示。
区位导向性政策是政府针对特定区位采取的干预政策，其目的往往是为目标区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与更高的工资[2]。因此，区位导向性政策最明显特征在于其针对某一特定区位(当然，这一区位可大可小)，也就是政策实施的范围被限制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与区位导向性政策相对的是，现实中一些政策是人口导向性的(People Based Policy)，该类政策针对某一特定的人口群体，例如针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政策，只要居民的收入符合一定标准，就可以得到补贴，而不管该居民是否位于特定区位。但是，区位导向性政策与人口导向性政策也可能存在重合，如果某一政策针对特定区位的某一类人口，本文将该类政策也划为区位导向性政策。
从现实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大量采用了区位导向性政策，具体政策手段包括对企业的直接补贴或者税收激励、补贴贷款、工业园区、技术转移系统、出口扶持与融资、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培训、接受更高教育与区域营销补贴等[1]。同时，一个国家内部往往存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区位导向性政策，Glaeser&Gottlieb[4]将美国的区位导向性政策分为3类：第一类是交通政策，例如美国不同区域在19世纪的铁路建设与20世纪的高速公路建设。但该政策更加类似于Neumark&Simpson[2]提出的间接类型的区位导向性政策，即该类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口向特定区域流动；第二类是以直接促进特定区位发展为目的的大范围的干预政策，例如美国20世纪建立的跨州的阿巴拉契亚开发委员会；第三类是诸如企业园区等更小空间范围内的政策。本文按照政策实施主体，将区位导向性政策分为3类，分别为国际组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主导的区位导向性政策。
国际组织主导的区位导向性政策主要协调资源在不同国家间的配置，目前最具代表性的是欧盟。欧盟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实施主体主要是欧洲结构和投资基金(European Structuraland Investment Funds)，该基金纳入欧盟财政预算管理，目前包括5个基金，分别为欧洲区域发展基金(Europea Regional DevelopmentFund)、欧洲社会基金(European Social Fund)、团结基金(Cohesion Fund)、欧洲农村发展农业基金(European Agricultural Fund for Rural Development)以及欧洲海事和渔业基金(European Maritimeand Fisheries Fund)。欧洲结构和投资基金的支持对象是欧盟成员国内符合一定条件的特定区域，其中，所有成员国都有资格申请欧洲区域发展基金与欧洲社会基金，但只有欠发达区域可以申请团结基金，而欧洲农村发展农业基金与欧洲海事和渔业基金则是专门为农村与沿海区域提供支持。例如，该基金2014-2020年财政周期中便包括了外多瑙河中部地区运行计划、外多瑙河西部地区运行计划等针对特定区域的资助计划。同时，欧洲结构和投资基金的政策目标涉及提高目标区域就业水平、促进研发与低碳经济发展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等多方面内容。
其它由国际组织主导的区位导向性政策有世界银行针对(会员国)发展中国家在农业和农村发展、教育、能源、工业、交通、城市发展和供水等方面提供的项目贷款。同时，欧洲复兴开放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众多区域性国际组织也在会员国内实施了旨在促进就业、促进产业发展、扶贫、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区位导向性政策。由国际组织主导的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实施受成员国间政治、经济合作水平的制约，由于欧盟是目前一体化水平最高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其成员国已将部分国家主权上交。因此，在由国际组织主导的区位导向性政策中，欧盟的政策实施规模最大、相关机制更完善。
中央政府主导的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制定与支持者主要是中央政府，现实中地方政府往往也会配套相应资金，政策的空间范围被限制在一个国家内部。各国中央政府目前实施基于不同目的、不同形式的区位导向性政策，下面介绍代表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政策。
美国联邦政府主导的区位导向性政策可以追溯到1933年成立的田纳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该政策涉及田纳西州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肯塔基、阿拉巴马、密西西比州的部分地区，内容包括防洪、航运、发电、基础设施建设等[5]。另一项代表性政策实施主体是成立于1963年的阿巴拉契亚区域委员会(Appalachian Regional Commission)，该政策主要涉及美国东部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区约400个县，主要致力于目标区域内交通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4]，该政策实施的前30年内大约支出了130亿美元[6]，但目前该政策获得的资金大为减少，每年只有约9千万美元。此外，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在贫困社区实施“授权区”(Empowerment Zone)与“企业区”(Enterprise Community)项目，其目的在于为失业或贫困人口创造更多工作机会，例如区内企业每雇佣一个居住在区内的18～24岁劳动力，最多可以获得2 400美元的联邦所得税抵免[7]。
在欧洲，英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区域选择性援助(Regional Selective Assistance)项目，该项目主要为位于人均GDP较低、失业率较高的欠发展区域内企业提供专门性拨款。自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政府开始，英国实施了企业园区(Enterprise Zone)项目[8]，这些园区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产业发展，区内企业可以享受地方财产税以及企业所得税减免。法国则从1997年开始实施城市自由区项目(Zones Franches Urbaines)，该项目主要是为了促进落后城市地区经济发展，为目标区域内企业提供税收减免，在挑选目标区域时主要参考5个指标：区域总人口、失业率、小于25岁的年轻人比重、无学历的辍学者比重以及地方政府的税收潜力[9]。此外，意大利、瑞典、德国等也建立了类似企业园区[10]。
区位导向性政策在发展中国家也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我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也实施了大量的区位导向性政策，如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相对宏观的政策。我国建立的各类国家级特殊经济区也属于区位导向性政策[11]。其它例子还有印度2002年对其北安恰尔邦实施的大规模投资补贴、税收减免等开发政策[12]，以及建立的各类国家投资区和制造业园区。
在地方政府层面，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实施者既可以是省(州)级地方政府，也可以是市(县)级地方政府，在形式上与中央政府主导的区位导向性政策类似。例如，美国州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建立企业园区，这些企业园区一般规模都比较小，中等规模企业园区的人口约为4 500人，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振兴那些贫困的城市社区，区内企业和居民可以获得投资与工作补贴，截止到2008年美国共有40个州建立了这样的企业园区。同时，州内任何区域是否参与该项目都是自愿的，但必须得到州政府批准[7]。我国各省、市、县级地方政府也建立了不同层次的开发区等企业园区，这也属于地方政府主导的区位导向性政策范畴。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区位导向性政策与传统区域经济政策存在紧密联系，区域经济政策是指为实现区域经济布局战略和调节若干个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关系、促进国家某些特定地区经济发展而制订的经济政策[13]，从这个意义上讲，区位导向性政策属于区域经济政策范畴。例如，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建立的阿巴拉契亚区域委员会、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实施的区域选择性援助项目、中国在本世纪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等，实际上都属于典型的区域经济政策。或者说，早期的区位导向性政策与传统意义上区域经济政策的内涵是一致的，但当前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发展呈现出以下新特征：
(1)应用频繁、规模相对较小。区位导向性政策中的“区位”更多指面积相对较小的空间单元，而非传统区域经济政策中某一面积广大的区域(一般跨省或州)。目前国际上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形式主要是各类园区，这些园区的面积往往相对较小。根据世界银行报告，世界上已经有138个国家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园区。以美国州政府实施的企业园区项目为例，2008年俄亥俄州一共有482个企业园区，大部分园区的面积都小于一个人口普查单元(Acensus Tract)；加利福尼亚州则有42个企业园区，但有些园区占到了城市的大部分面积[7]。所以，区位导向性政策应用的灵活性很强。
(2)政策实施的目标区域不完全按照现有行政区划，一般有明确的准入标准。区位导向性政策往往针对城市郊区、农村等发展弱势的区域，其边界往往与现有行政边界不一致[14]。同时，项目都有相对明确的准入机制，对目标区域的失业率、收入等有明确要求，只有符合条件的区域才能获得项目资助；而且，项目申请都是自愿的，也就是引入了一定程度的竞争机制，地方政府的竞争对于提高区位导向性政策效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1]。
(3)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目的存在较大差异。发达国家的区位导向性政策项目往往位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区域，政策目的主要是创造就业、扶贫、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等，往往以公平为先；而发展中国家区位导向性政策的目的则更加多元化，有的是为了促进落后地区发展，此时目标区域往往位于落后地区；也有的是为了提高经济集聚水平、促进产业发展，往往位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例如中国自贸区等，更加注重效率。
首先，从空间失灵角度综述区位导向性政策的理论基础；其次，进一步梳理目前区位导向性政策的理论研究。
区位导向性政策主要针对的是资源在空间上的再配置，区位导向性政策的理论基础可以从效率与公平两个维度分析。其在效率上的合理性是指区位导向性政策对资源在空间上的再配置是有效率的，这取决于集聚经济导致的外部性大小、公共品供给、信贷约束等市场空间失灵情况[2]；而其在公平上的合理性是指区位导向性政策可以真正实现提高目标区域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等目标，但这往往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流动性、居民对特定区位的偏好以及房地产市场状况。具体而言，实施区位导向性政策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
2.1.1 集聚外部性
一般而言，当目标区域的集聚边际外部性比其它区域更强时，利用区位导向性政策将更多资源配置到目标区域对个体和整体而言都是有效率的[4]。Moretti[15]指出，知识密集以及高技术行业中技能劳动力比其它产业劳动力的溢出效应更强，此时利用区位导向性政策吸引技能劳动力流向目标区域就可以提高目标区域的生产率。同时，如果新进入的企业对区域内原有企业存在生产率溢出效应，那么利用区位导向性政策补贴企业进入该区域，就可以将生产率的溢出效应内部化[16]，此时政策也是有效率的。在动态多重均衡的情况下，当一个区域陷入稳定的不合意均衡状态时，通过区位导向性政策使区域向好的稳定均衡移动也是有必要的[17]。
但是，利用区位导向性政策将集聚外部性内部化时，政策制定者必须知道生产率关于集聚经济的弹性大小，而这往往很难准确计算出来[4]，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地方政府可以知道外部性的大小，那么，地方政府间竞争使得区位导向性政策即使在个体层面存在零和博弈，也依然可以提高整体福利水平[1]。
2.1.2 劳动力市场摩擦
由于制度、经济上的原因，区域劳动力市场摩擦导致劳动力市场不能出清，使得一些区域的失业率过高，此时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干预就非常有必要。特别是当雇佣成本过高时，即使劳动力能够在不同区域间自由流动，利用区位导向性政策对企业雇佣行为进行补贴，对于减低失业率也是必要的[18]。同时，现实中区域劳动力市场往往对外部冲击不能作出合理反应。例如，Blanchard和Katz[19]指出，当受到负向冲击时，信贷约束会使得一部分劳动力被迫离开，即使最优选择是进行借贷并等待经济复苏，此时进行政策干预也是合理的。
劳动力市场摩擦导致的另一重要问题便是空间错配，空间错配最早是指美国城市中居住在市中心的黑人失业率高，但低技能工作机会主要在郊区，使得两者出现了空间上的分离[20]。事实上，低技能劳动力与工作机会的这种空间错配现象在比利时、瑞典以及英国都存在[21-23]，这实际上是由劳动力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导致的[24]。空间错配的存在意味着劳动力在空间的流动并不是很充分的，低技能或者低收入群体更愿意呆在一个地方，也就是其对特定区位的偏好很强，此时区位导向性政策对位于这些区域群体的福利改善更明显。
2.1.3 空间相关效应
空间相关效应具体可以体现为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s)、网络效应等。邻里效应往往使得个体行为间存在相互影响，当存在正向交互影响时，意味着区位导向性政策的作用会被放大。类似地，网络效应也存在重要影响。劳动力市场上网络效应可以降低劳动力就业的搜寻成本，从而提高就业率[25]。网络效应的存在使得区位导向性政策更加有利于改善目标区域低收入群体的福利状况，这主要是因为劳动力自由流动时，区位导向性政策创造的部分收益会被新流入的高技能人口获得[26]，但网络效应的存在增强了目标区域原有人口的优势。
除上述情况外，公共品、劳动力市场上的保险缺失等市场失灵也可以为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合理性提供支持[18]。
Kline[17]构建了一个存在偏好异质性以及集聚经济的空间均衡模型，分析区位导向性政策的福利。Busso等[27]以美国联邦政府实施的“授权区”为例，为区位导向性政策的福利分析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理论框架，该框架包含工人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决策、通勤、弹性的住房供给以及信用不完善的情况。研究表明，区位导向性政策的效率非常依赖居民自身通勤以及居住模式偏好，如果居民之间的偏好完全相同，区位导向性政策会导致巨大的社会福利净损失，区位导向性政策提供的补贴会部分或者全部被资本化到地租中[28]，引起地租或房价提高，此时目标区域土地或住房所有者是最大受益者，而低收入群体未必是受益者。
Kline&Moretti[3]建立了一个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的模型，在模型中劳动力是完全流动的，工人与企业的匹配效率在不同大都市区可以存在差异。Kline&Moretti[18]在市场完善的情况下建立了一个基准分析模型，模型中有两个城市，居民对某一城市的偏好强度差异由3个部分组成，即城市间工资差异、租金差异与实施差异。某一补贴形式的区位导向性政策对某一城市福利的影响等于该城市收入的增加减去地租的上升以及补贴成本。其中，区位导向性政策导致的居民福利损失源于两方面：一是当住房供给弹性较小时，补贴政策会导致土地或住房租金提高，此时福利由居民向土地所有者转移；二是为了实现居民在城市间最优配置，补贴造成的价格扭曲会产生社会福利净损失。该研究的重要结论是，劳动力或企业流动会导致区位导向性政策的结果偏离初衷。如果对需求进行补贴，只有在劳动力或企业完全不流动时才最有效率，此时，政策完全提高了目标区域的工资水平；否则，居民流动会使得土地所有者成为受益者。此外，地理区位因素也会影响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具体效果，Briant等[29]研究发现区位导向性政策的效应在更加邻近市场的区位更显著。
总之，尽管存在大量支持实施区位导向性政策的理论依据，但也应意识到，其有效性需要依赖大量的前提条件，而这些条件在现实中不一定得到满足。同时，针对区位导向性政策的理论研究表明，现实中区位导向性政策作用的发挥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往往受要素流动性、目标区域住房供给弹性、居民偏好以及某些区位特征的影响。因此，评估某项区位导向性政策的效果时，对其进行系统的定量评估是非常必要的，仅依靠理论分析可能很难得到确定性的结论。
由于目前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发展趋势是面向更微观的区位，在实证评估中面临政策目标区域与现有行政区域不匹配、政策净效应识别困难与严重的内生性问题。目前国际上主要利用基于大样本数据的拟自然实验方法解决相关问题，在具体的政策效果上，区位导向性政策表现出很强的差异性，即使是同一类政策，在不同区位、不同时点的效果也不同。
3.1.1 政策目标区域与现有行政区域不匹配
目前国际上区位导向性政策的目标区域可以细化到街区(neighborhood)或者社区(community)层面，而这与现有行政区域往往不是完全重合的；同时，由于引入了申请与退出机制，其目标区位在不同时间内也往往是变动的。这给政策评估带来的首要挑战便是如何获取可靠的目标区域样本数据，如果不能准确识别出目标区域的具体范围，就会产生变量测量误差，降低评估结果可靠性。Elvery[30]在评估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州的企业区项目时发现，利用邮政编码识别政策目标区域时，会造成识别出来的企业区规模比实际更大，导致无法识别出企业区项目的政策效应。
目前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可靠方法是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将样本数据定位到地图上，此时可以相对精确地识别出某一企业或居民是否位于目标区域。例如，Neumark&Kolko[31]在评估加利福利亚企业区项目的政策效应时，便根据具体地址信息，利用GIS技术精确地确定政策的目标区域范围。Shenoy[12]采用夜间灯光数据衡量目标区域的产出。
3.1.2 政策净效应识别困难
区位导向性政策净效应的识别存在以下挑战：①多重政策净效应分离问题。区位导向性政策较小的政策目标区域会导致目标区域同时受到来自中央或者地方政府多项政策的影响，这给分离出某一项政策的净效应带来了挑战；②个体与整体政策净效益的不一致问题。当政策目标区域与其它区域存在较强的要素流动时，经济主体会迁移到目标区域以获取政策红利，导致目标区域较好的经济表现可能只是通过资源再配置实现的，而这往往以其它区域的损失为代价。也就是说，目标区域的发展很可能是基于其它区域利益受损，此时单个区域的政策净收益为正，但整体的政策净效应可能为零甚至为负。
3.1.3 经济主体“自选择”带来的严重内生性问题
所谓自选择，是指经济主体通过预期、迁移等方式对经济政策作出反应，导致现实中进入政策处理组与控制组的样本不再是随机的，进而导致严重的内生性问题。例如，异质经济主体往往会针对特定政策产生分层(sorting)的行为。如果区位导向性政策提高了目标区域生产率，就会吸引更多高技能劳动力流向该区域[32]。样本的自选择行为会高估政策效应，加剧计量检验中的内生性问题，传统的计量回归方法往往是不准确甚至是无效的。
解决区位导向性政策评估面临问题的关键是准确识别出政策的因果效应，但传统计量回归方法由于内生性问题而难以准确估计因果效应，而常用于修正内生性问题的工具变量法等在工具变量的选取上也存在很大的困难与争议。针对这一问题，现有研究大量采用了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以及断点回归等拟自然实验方法。这类方法的核心是按照自然实验的思想，将样本分为受政策影响的处理组与不受政策影响的控制组。其中，如何构造最具可比性的处理组与控制组是关键[31]，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处理组与控制组间差异估计政策净效应。
3.2.1 双重差分方法
Ham等[7]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美国联邦特许区项目对贫困、劳动收入以及就业的影响，其采用目标区域邻近的人口统计区作为控制组，为了完全去除处理组与控制组间任何不可观测的线性趋势，他们进一步构造了一个三重差分估计量进行估计。Busso[27]也采用双重差分与三重差分的方法对美国联邦特许区项目进行了评估，其处理组采用了那些在申请该项目时很少被拒绝的城市；同时，其对控制组的可观测变量进行了加权处理。Kline&Moretti[5]利用类似方法评估了美国田纳西开发的长期影响。Briant等[29]通过拓展双重差分方法，估计了法国城市自由区项目的影响。
3.2.2 匹配方法
匹配方法通过计算倾向得分来构造最具可比性的处理组与控制组。Gobillon等[33]利用经过加权后的倾向匹配估计量评估了法国城市自由区项目的影响；Givord等[9]也利用倾向匹配得分方法估计了该项目的影响。O'Keefe[34]基于微观企业的地理区位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评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企业园区项目的影响。
3.2.3 断点回归方法
区位导向政策评估中主要应用空间断点回归方法。VonEhrlich&Seidel[35]利用空间断点回归法评估了前西德政府1971-1994年对离原东德40km范围内符合条件的区域实施的经济刺激项目，他们使用了两种类型的断点，首先使用该项目所在区域的行政边界所形成的断点，但考虑到行政边界往往不是随机形成的，因此，该研究进一步使用了距离原东德40km处的边界形成的断点。Shenoy[12]也利用断点差分估计量评估了印度针对北安恰尔邦开发政策的影响。
在针对美国的研究中，从美国州政府实施的企业园区项目来看，Papke[8]研究发现该项目在印第安纳州显著提高了存货存量的增长。O’Keefe[34]对加利福利亚州的研究表明，该项目在实施的前6年内每年提高3%就业率，但此后并不能产生持续性影响。另一方面，Neumark&Kolko[31]则发现该项目对就业没有产生影响。而针对美国联邦政府实施的特许区项目而言，Ham等[7]的研究表明该项目产生很大的正向影响，Busso等[27]的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结论。
在欧洲，Becker等[36]发现欧盟结构基金对人均GDP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就业作用不明显。具体到国家层面，Potter和Moore[37]发现英国实施的企业园区项目对当地就业产生了正向影响，Accetturo和deBlasio[38]则发现意大利在帕蒂地区实施的区位导向性政策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在针对法国城市自由区的研究中，Givord等[9]研究发现该项目的税收减免对经济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这种效应主要是由于新企业的成立或迁入导致的，而对原有企业的影响则不明显。Gobillon等[10]发现该项目仅在短期内对就业增加率以及失业长度产生了正向影响。
在发展中国家中，Alder等[39]发现中国特殊经济区对城市层面的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Park等[40]研究发现中国实施的区位导向性政策提高了居民福利水平。Shenoy[12]评估了印度在其北安恰尔邦实施的相关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影响，发现目标区域的产出提高了28%；目标区域农村的公共品、农业就业以及居民福利等也都得到了提高。
此外，一些区位导向性政策会产生长期性影响，VonEhrlich&Seidel[35]对前西德政府1971-1994年针对邻近原东德40km范围内区域实施的促进经济发展的区位导向性政策研究发现，该项目导致处理组在1986年每平方公里的收入上升了约30%～50%，这种效应直到该政策停止的16年后仍然没有消失，因此，该政策产生了持久影响。Kline&Moretti[5]对美国田纳西河流域开发政策的研究表明，该项目产生了巨大的总体影响，其对农业就业的影响是短期的，但即使在该项目补贴停止后，其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在长期内仍然存在，使得全国制造业生产率提高了约0.3%。总体来看，该项目的总收益超过了总成本。
从区位导向性政策实践与研究来看，雄安新区属于典型的区位导向性政策区域，与目前国际上区位导向性政策的最新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主要体现在：①政策目标区域相对灵活。雄安新区是针对特定空间区位实施的政策，目前包括河北省雄县、容城县、安新县3县及周边部分政策区域，并不完全与现有的行政区划一致；②政策目标区域发展水平较低。雄安新区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发展水平低，国外区位导向性政策的目标区域也大都是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区域。当然，雄安新区的政策目标除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外，还有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更高目标。目前国际区位导向性政策的研究对雄安新区建设具有以下启示：
关于区位导向性政策的争议之一便是，为什么要通过政策干预促进欠发达区域的发展，而不是鼓励欠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动到发达区域[4]，这本质上是经济政策中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取舍问题。具体到雄安新区层面，雄安新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因此，通过政策引导产业或要素流入雄安新区是必须的。根据国家规划，雄安新区起步区面积约100km2，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km2，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 000km2。如果考虑到政策实施的成本与收益，在每一阶段，雄安新区必然存在一个理论上的最优规模。也就是说，在不同阶段，流入和流出雄安新区的要素与产业要实现动态平衡。因此，首先要在理论上明确雄安新区空间发展的最优路径，进而为雄安新区中长期规划实施提供依据。
区位导向性政策往往存在目标区域个体收益与整体收益不一致的情况。当其它区域可以获得政策目标区域带来的集聚外溢效应时，目标区域与其它区域处于一种协调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也就是说，长期中雄安新区发展不能以京津冀其它区域的损失为代价，即总体上不能是一种零和博弈状态。这要求在实践中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在发展模式上更加注重开放、共享的发展模式，培育区域内生增长能力；二是要处理好雄安新区与其它区域间在要素、产业流动方面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政策设计上要避免要素通过流动套利[18]，促进京津冀内部不同区域间协调发展。
现有关于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实证评估表明，区位导向性政策的政策效应是复杂的，即使是同一类型政策，在不同区位、不同时点的效果也会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应专门对雄安新区的政策效应进行针对性评估。借鉴现有关于区位导向性政策的评估技术与方法，雄安新区的政策评估可以借助地理信息系统与微观空间数据建立长期、可比的基础数据，克服雄安新区成立时间短、统计空间与现有行政区不完全重合的问题；积极采用基于拟自然实验的双重差分、匹配与断点回归方法评估政策因果效应，克服雄安新区政策效应评估过程中多重政策效应的识别以及内生性问题等；最后，加强区位导向性政策评估理论基础研究，为雄安新区的政策评估提供理论依据。
[1] MORETTI E.Local labor markets[J].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2010(5)：1237-1313.
[2] NEUMARK D,SIMPSON H.Place-based policies[J].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2015(7)：1197-1287.
[3] KLINE P,MORETTI E.Place based policies with unemploy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3,103(3):238-243.
[4] GLAESER E L,GOTTLIEB J D.The economics of place-making policies[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2008(7):155-239.
[5] KLINE P,MORETTI E.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agglomeration economies,and the big push:100 years of evidence from the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3,129(1):275-331.
[6] ISSERMAN A,REPHANN T.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appalachian regional commission: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26 year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1995,61(3):345-364.
[7] HAM J C,SWENSON C,IMROHOROGLU A,et al.Government programs can improve local labor markets:evidence from state enterprise zones,federal empowerment zones and federal enterprise community [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11,95(7-8):779-797.
[8] PAPKE L E.Tax policy,urban development:evidence from the Indiana enterprise zone program[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4,54(1):37-49.
[9] GIVORD P,RATHELOT R,SILLARD P.Place-based tax exemptions and displacement effects:an evaluation of the zones Franches Urbaines program [J].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2013,43(1):151-163.
[10] GOBILLON L,MAGNAC T，SELOD H.Do unemployed workers benefit from enterprise zones? the French experience[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12,96(9-10):881-892.
[11] WANG J.The economic impact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evidence from Chinese municipalitie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3,101:133-147.
[12] SHENOY A.Reg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place-based policies:evidence from a spatial discontinuity[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8,130:173-189.
[13] 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第三版)[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
[14] HELLERSTEIN J K,MCINERNEY M，NEUMARK D.Neighbors and coworkers:the importance of residential labor market networks[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2011,29(4):659-695.
[15] MORETTI E.The new geography of jobs[M].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2.
[16] GREENSTONE M,HORNBECK R，MORETTI E.Identifying agglomeration spillovers:evidence from winners and losers of large plant opening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0,118(3):536-598.
[17] KLINE P.Place based policies,heterogeneity,and agglomer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0,100(2):383-387.
[18] KLINE P,MORETTI E.People,places,and public policy:some simple welfare economics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grams[J].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2014,6(1):629-662.
[19] BLANCHARD O J,KATZ L F,HALL R E,et al.Regional evolutions[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92,1992(1):1-75.
[20] KAIN J F.Housing segregation,negro employment,and metropolitan decentralization[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8,82(2):175-197.
[21] DUJARDIN C,SELOD H，THOMAS I.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nd unemployment:the case of Brussels[J].Urban Studies,2008,45(1):89-113.
[22] ÅSLUND O,ÖSTH J，ZENOU Y.How important is access to jobs? old question—improved answer[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9,10(3):389-422.
[23] FIELDHOUSE E A.Ethnic minority unemployment and spatial mismatch:the case of London[J].Urban Studies,1999,36(9):1569-1596.
[24] GOBILLON L,SELOD H，ZENOU Y.The mechanisms of spatial mismatch[J].Urban Studies,2007,44(12):2401-2427.
[25] MONTGOMERY J D.Social networks and labor-market outcomes:toward an economic analysi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1,81(5):1408-1418.
[26] GLAESER E L.The economics approach to cities[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07.
[27] BUSSO M,GREGORY J，KLINE P.Assessing the incidence and efficiency of a prominent place based polic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3,103(2):897-947.
[28] KRUPKA D J,NOONAN D S.Empowerment zones,neighborhood change and owner-occupied housing[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2009,39(4):386-396.
[29] BRIANT A,LAFOURCADE M，SCHMUTZ B.Can tax breaks beat geography?lessons from the French enterprise zone experience[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Economic Policy,2015,7(2):88-124.
[30] ELVERY J A.The impact of enterprise zones on resident employment:an evaluation of the enterprise zone programs of California and Florida[J].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2009,23(1):44-59.
[31] NEUMARK D,KOLKO J.Do enterprise zones create jobs?evidence from California's enterprise zone program[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10,68(1):1-19.
[32] EECKHOUT J,PINHEIRO R，SCHMIDHEINY K.Spatial sorting[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4,122(3):554-620.
[33] GOBILLON L,MAGNAC T，SELOD H.The effect of location on finding a job in the Paris region[J].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2011,26(7):1079-1112.
[34] O'KEEFE S.Job creation in California's enterprise zones:a comparison using a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odel[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4,55(1):131-150.
[35] VON EHRLICH M,SEIDEL T.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place-based policy:evidence from the West-German Zonenrandgebiet[R].University of Bern,2015.
[36] BECKER S O,EGGER P H，EHRLICH M V.Going nuts:the effect of EU structural funds on regional performance[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8,94(9):578-590.
[37] POTTER J,MOORE B.UK enterprise zones and attraction of inward investment[J].Urban Studies,2000,37(8):1279-1312.
[38] ACCETTURO A,DE BLASIO G.Policies for local development:an evaluation of Italy's "Patti Territoriali"[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2012,42(1-2):15-26.
[39] ALDER S,SHAO L，ZILIBOTTI F.Economic reforms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a panel of Chinese cities[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13,21(4):1-45.
[40] PARK A,WANG S，WU G.Regional poverty targeting in China[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2,86(1):12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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