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和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快速发展。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给创业活动带来极大风险,创业者纷纷通过组建创业团队提高创业企业市场竞争力。创业团队结构因对团队决策能力、企业战略选择的重要影响,已经成为创业企业生存和成长的决定因素[1],引起了学者们广泛关注。虽然大量学者已对创业团队结构展开了研究,但主要关注创业团队成员的外部可观测特征,如性别、年龄、种族、教育水平、工作经验等[2-6],对于更具有解释力的成员内部心理结构特征(如价值观、人格)关注较少。个人内部心理结构是其行为决策的基础,深入研究创业团队成员内部心理结构特征对创业绩效的作用机制,不仅能进一步丰富与拓展创业团队结构研究的理论视角,而且对组建创业团队、提高创业绩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价值观是个体对事物的评价标准,是个体心理特征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当个体面临选择、权衡利弊时,价值观通过评价事物的重要性程度影响个人行为决策[7]。创业团队成员之间具有的相同价值观是创业初期建立团队合作、减少团队冲突的基础,决定着组织未来目标、任务和使命等重大战略问题[8-10]。然而,价值观是有具有普遍性、组织性的深层次构念组成的系统,具有多维结构特征[11-12],不同类型价值观的需求和动机存在差异。那么,不同类型的创业团队价值观一致性是否均能促进团队合作,帮助企业识别市场新机会,开发符合未来市场发展需求的新技术、新产品呢?本研究从价值观类型出发,探索创业团队成员不同类型价值观一致性对创业绩效的作用机制。
价值判断标准不同的创业者会在识别潜在机会、选择战略及合作方式方面表现出较大差异[13],进而影响创业绩效。如何充分发挥创业成员各自资源、能力优势,降低不同类型价值观一致性可能给团队成员合作效率、创业绩效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创业者在创业初期必须重视的问题。有研究显示,建立公平的股权分配治理机制是发挥团队创业优势的前提和有效保障。通过制定清晰、公平的治理机制,创业成员可以明确个人投入、产出及互动结果,这为团队打下了制度层面的“信任”基础,能有效降低团队合作中的不确定性、减少个人机会主义行为,有助于提高团队合作效率和财务绩效[14-16]。那么,创业团队成员股权分配机制又将如何作用于创业团队价值观与创业绩效间的关系?建立怎样的股权分配制度能有效降低价值观给团队合作带来的负面效应?本文在创业团队价值观研究中,考察治理机制的作用,有助于深层次揭示团队价值观的作用机理,对于完善创业企业股权结构,促进创业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本文在高阶理论、价值观理论和公平理论基础上,从价值观结构视角出发,构建创业团队成员价值观一致性、股权配置公平与创业绩效关系的概念模型,探讨不同类型创业团队成员价值观一致性对创业绩效的作用,以及股权配置公平这一制度情境因素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并利用江苏、上海等7个省市175个创业团队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创业团队结构研究主要从外部易观测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年龄、性别、学历、工作经验等)和内部不易观测的心理特征(如人格、价值观、认知等)两个方面展开。大量研究证据表明,创业团队成员人口统计学异质性特征是一把“双刃剑”,多元化的知识和技能有助于团队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提高决策质量,进而提升创业绩效。但是,过高的异质性水平预示着较大的认知和价值导向差异,由此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会导致成员间出现偏见和危机,降低团队运行效率。因此,将创业团队成员异质性控制在“适中”水平更有利于发挥团队创业优势[6]。近年来,随着研究深入,团队成员的价值观、认知等心理特征逐渐成为热门议题。对于创业团队价值观与创业绩效关系,学者们普遍认为,创业团队成员对创业活动的动机、目标和价值认同是协调团队关系、提高团队凝聚力的心理基础[17-18],团队成员对团队使命、任务目标的认知差异容易引发人际关系冲突,阻碍有效沟通,不利于培育公开讨论、积极交流的团队文化,进而降低创业绩效[8-9]。
然而,已有创业团队价值观研究往往将价值观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未关注不同维度、不同类型价值观对创业绩效的作用机制。Schwartz[12,19]提出的价值观理论指出,价值观是一种心理结构,由一组具体化的动机目标构成,可分为自我超越、自我增强、保守、开放4个维度。与此对应的价值观类型会带来截然不同的个体行为表现:持有慈善价值观的个体合作倾向更强,持有权力价值观的个体则会表现出不合作行为[20];持有利他主义和保守价值观的青少年暴力行为动机较弱,而持有权力价值观的青少年暴力倾向更显著,并且具有较高水平自我增强价值观的男孩和具有较低水平保守价值观的女孩更容易产生暴力行为[21-22];在具备利他主义价值观的团队中,团队成员之间会以平和、开放的心态进行合作,彼此沟通更为顺畅,有助于绩效改善[23]。那么,创业团队成员不同类型的价值观一致性如何影响创业绩效?作用机制是否存在差异?对于这些问题,现有创业团队结构研究较少涉及。
团队契约治理机制设计是学者们长期关注的问题。契约治理是指,通过签订正式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契约,明确各方权利、责任和义务等内容的制度安排。团队成员之间通过签订书面协议,以降低交易双方由于资产专用性、环境和行为不确定性以及收益难以准确测量等因素诱发的交易风险和成本[24]。创业团队成员共同参与企业战略决策,获得相应的财务利益;他们既是新创企业的所有者,也是新创企业的经营者;他们相对独立,但又分工合作[25]。朱仁宏等[15]提出创业团队契约治理方法,主要包括股权配置、收益权配置、自主权配置。其中,股权配置不仅反映了短期内可核实的有形资源,而且能体现出个人人力资本的长期优势,从而促进成员合作、发挥团队效应。
公平理论认为,组织成员对收益分配公平程度的感知会对其工作积极性产生重要影响[26]。组织收益分配方式反映了组织对员工工作付出的评价,决定着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对组织的信任程度和未来工作绩效[27-28]。此外,组织收益分配公平能降低员工工作不确定性感知,缓解员工职业压力[29],强化员工在组织中的个人尊严和地位感知,增进其组织归属感和认同感[30]。虽然大量研究已经证实,组织分配公平能对员工工作绩效产生影响,但是较少关注创业团队内部分配公平及其在创业团队合作过程中的作用。有鉴于此,本研究从团队治理视角出发,探讨创业团队内部股权配置公平对创业绩效的作用路径,以弥补既有创业团队研究的不足。
创业团队是由具有共同目标和愿景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共同创办和管理新企业,共同参与企业战略决策并拥有相应财务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高阶理论认为,企业高层管理者的认知和价值观是团队群体战略决策的基础[13]。创业团队成员基于个人价值观感知外部环境变化,对环境信息的价值进行判断,形成不同的战略发展偏好并对其排序。不同需求、动机和目标下的价值观各维度指向具有差异性,甚至会表现为截然相反的关注焦点和价值判断标准,因而不同维度下的创业团队价值观一致性将导致不同的行为方式、差异化的战略选择[31]。
自我超越价值观注重维护和增进他人乃至全人类福祉,具有较强的利他主义特征[32]。具有自我超越价值观的成员更多表现出积极参与社会公共服务、与人合作、给予他人帮助等亲社会行为[33]。在组织中,具有自我超越价值倾向的个体认为组织目标高于个人目标,注重于群体或组织需求与发展,期望获得更高的组织绩效[34]。因此,当创业团队成员的自我超越价值观一致性水平越高,团队精神越强,成员之间会积极分享个人知识和资源,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出谋划策,努力构建和谐的组织互动氛围。此外,自我超越价值观会使成员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接受不同观点和意见,促进思想交流,有利于团队利用集体智慧开发出更好的产品,进而提高创业绩效。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创业团队成员自我超越价值观一致性对创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自我增强价值观以追求个人成就、地位和财富为主要特征,具有利己主义价值导向,关注自我,强调个人自由和重要性,崇尚个人独立。当这类员工与他人发生利益冲突时,可能作出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Triandis等[35]指出,具有自我增强价值观的个体在工作中注重自我发展和个人价值实现,较少受到其他个体利益需求的影响。在这种共同价值观导向下,创业团队容易出现成员各自为政、冲突激化、内耗严重等现象,进而影响相互之间的信任程度和合作意愿,降低团队合作效率[36-37]。因此,创业团队成员自我增强价值观一致性水平越高,营造有效的成员沟通氛围越困难,不利于团队对成员异质性资源、经验的整合及利用效率提升,进而降低团队创业绩效。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创业团队成员自我增强价值观一致性对创业绩效具有负向影响。
持有保守价值观的个体追求安全、稳定的人际关系,遵守传统及社会秩序。虽然这类成员能和谐团队氛围、融洽成员关系、维护团队稳定,但是他们对新事物感知的敏锐度及对新方法的接受程度较低,不会轻易接受他人提出的新建议和新想法[38]。由于遵循传统的团队成员强调生活和自我安全,他们不愿意承担创新风险,这与需要运用创造性思维产生新颖的、原创性的想法,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的创业活动相悖[39-40]。因此,当持有保守价值观的成员共同创业时,难以获得创业所需的有效信息和资源,成员间的异质性知识利用效率较低,沟通障碍凸显,不利于形成积极的团队合作创新氛围,进而阻碍创业绩效提升。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创业团队成员保守价值观一致性对创业绩效具有负向影响。
创业活动面临较高不确定性,是一项高风险投资活动,要求创业者具有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该要求契合了具有冒险精神、好奇心理和追求挑战性事物的创业者价值观。对变化接受程度较高的创业成员善于发现潜在市场机会,针对消费者需求开发新产品,以获得更多市场份额[41]。具有较强好奇心和接受能力的创业团队成员更愿意倾听和接受其他成员的不同创意和想法,有助于激发成员间思维火花,充分利用团队资源,促进创业绩效提高[14]。因此,创业团队成员开放价值观一致性水平越高,团队内部合作创新氛围越浓郁,团队内部知识整合和利用能力越强,团队共同创业优势能得到更好体现。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创业团队成员开放价值观一致性对创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创业团队股权配置决定了创业者的公司资产收益权及公司重大决策参与权,是团队契约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团队成员股权分配决定了公司控制权的未来归属[42],也影响着团队成员基于对未来收益的预期而为团队付出的程度,进而影响创业绩效。公平理论认为,员工对分配公平的感知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工作态度和行为[26],组织内部分配公平能提高员工对组织的承诺[43],激发员工的利他行为[44],有利于组织绩效提高。因此,在创业团队中,基于团队成员前期物质资本和未来人力资本投入而设计的股权分配公平程度也将对成员工作努力水平和创业团队绩效产生影响[45]。
股权分配公平对不同类型价值观的创业团队成员发挥各自人力资本优势具有激励作用。具有自我超越价值观的成员关注全体成员和组织整体利益,追求社会公正与平等。当团队股权分配能反映出组织成员的人力资本和资源优势并公平配置时,会进一步强化成员自我超越的价值导向并形成更强的组织认同感和归属感。在此情境下,团队成员更愿意与其他成员分享自身的知识和技能,积极与他人合作,有动力持续实施理她行为,进而充分发挥团队创业优势、提高团队合作效率,实现创业绩效提升。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a:股权配置公平正向调节创业团队成员自我超越价值观一致性与创业绩效的关系。
持有自我提高价值观的创业团队成员更注重个人利益,期望自身在给团队带来收益提升的同时,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其努力程度主要受外部奖励和交换动机影响。当创业团队股权分配能公平地体现个人努力程度时,能提升成员之间、成员与组织之间的信任,这种信任会为其带来互惠预期,即自身努力会得到相应回报[46],进而激发其发挥自身资源优势、与其他成员合作的意愿,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团队互动氛围,进而改善团队创业绩效。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b:股权配置公平负向调节创业团队成员自我提高价值观一致性与创业绩效的关系。
尽管遵从传统、崇尚安全的创业团队成员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和创造力较弱[47],但创业企业发展会对成员不断提出新要求,同时,股权配置要求公平反映成员个人能力对组织贡献程度。由此,将使团队成员努力尝试改变以往的工作方式和思维模式,积极参与成员之间的沟通交流,学习和接受其他成员的不同意见,融洽成员之间的关系,进而提高团队凝聚力和合作效率,改善团队绩效。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c:股权配置公平负向调节创业团队成员保守价值观一致性与创业绩效的关系。
喜欢冒险、敢于尝试新鲜事物的价值导向对创业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其是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促进创业企业成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创业企业应鼓励具有开放价值观的成员积极发挥个人优势、促进团队合作。股权配置公平能使开放价值观成员感受到组织对他们工作付出的肯定,增强其组织归属感及组织承诺,充分发挥自身的人力资本优势。进一步地,公平的分配机制能激励这类员工发挥创造性思维,营造团队创新氛围,构建公司创新文化,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创业绩效。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d:股权配置公平正向调节创业团队成员开放价值观一致性与创业绩效的关系。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构建创业团队成员价值观一致性、股权配置公平与创业绩效关系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调研时间为2016年3月至2017年1月,调研对象为上海、江苏、广东、浙江、山东、北京、湖北7个省市成立6年内的创业团队,调研主要通过邮寄纸质问卷、发送电子邮件、制作腾讯网络版问卷在线填写以及笔者现场发放问卷等形式展开。此次调研共对305个创业团队发放958份个人问卷,收回191个创业团队582份个人问卷,剔除45份无效问卷,共收集到175个创业团队537份个人数据,有效回收率为56.1%。样本中有80.6%的创业团队规模在5人以下,涉及计算机软件、制造、金融、教育培训等行业。
图1 概念模型
创业团队成员价值观一致性水平。本文在单独测量每个成员个体价值观基础上,采用James等[48]设计的统计指标Rwg(Within-group Interrater Reliability)衡量团队成员的不同评分者对同一指标体系评价的一致性程度,用以反映创业团队成员价值观的一致性水平(计算方法详见公式(1)、公式(2))。这种价值观一致性计算方法已经被较多实证研究应用,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普遍性。
(1)个体价值观。采用Stern等[49]开发的简化版SVS(Schwartz价值观量表),共12个题项。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4个公共因子,KMO=0.751>0.7;信度系数分别为0.843、0.817、0.861、0.806。4因子模型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χ2/df=3.42,RMSEA=0.051,IFI=0.935,CFI=0.917,TLI=0.884,表明拟合效果良好。
(1)
(2)
在公式(1)、(2)中,J表示测量变量的问项数量,表示变量所有问项的方差平均数;表示随机分布的方差;A表示评分量表的点数,比如量表采用7点评分,A就是7;Rwg数值介于0~1之间,当Rwg值越接近1,表明创业团队成员的价值观一致性水平越高。
(2)股权配置公平。在朱仁宏、李新春[15]提出创业团队契约治理测量量表的基础上进行修订,选取反映股权配置的3个测项。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KMO=0.750>0.7;信度系数值为0.798,具有较好的信度。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拟合指标良好:χ2/df=2.71,RMSEA=0.082,IFI=0.816,CFI=0.893,TLI=0.924。
(3)创业绩效。本文用创新绩效衡量创业绩效,考虑到创业企业成立时间较短,成熟技术和新产品相对较少,因此选用Lovelace等[50]提出的创新绩效测量量表,具体测项包括“创业团队产品有较高的创新水平”、“完成任务过程中,创业团队提出的新点子数量较多”、“创业团队可以较快解决技术难题”、“创业团队对变化的适应能力较强”。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KMO=0.752>0.7,信度系数为0.823,表明具有较好的信度。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良好:χ2/df=2.94,RMSEA=0.067,IFI=0.906,CFI=0.872,TLI=0.865。
此外,本研究的样本数据来自个体层面,但研究变量均为团队层面,因此将个体层面数据聚合到团队层面时需要作组内一致性检验。本文主要采用Rwg、ICC(1)和 ICC(2)3个指标判断组内评价的一致性,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各研究变量Rwg平均值与中位数、ICC(1)、ICC(2)
自我超越价值观自我提高价值观保守价值观开放价值观股权配置公平创新绩效Rwg平均数0.8530.8570.8390.8130.8350.846Rwg中位数0.8610.8720.8480.8270.8420.862ICC(1)0.2240.3360.2870.3080.3110.313ICC(2)0.7710.7680.7920.7270.7480.807
表1显示,所有变量的Rwg平均数和中位数均大于0.7,ICC (1)值在0.224~0.336之间,ICC(2)值在0.727~0.807之间,说明样本数据的组内一致性很高,因此可以认为样本数据支持从个体层面到团队层面的聚合。团队层面数据采用团队成员评分均值衡量。
借鉴以往研究[51],本文控制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行业、团队规模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不同行业的确定性程度具有差异性[52],而这种行业不确定性会直接影响创业绩效,因此在回归模型中控制了行业虚拟变量。此外,本文以企业员工人数作为企业规模衡量指标,以企业成立年限衡量企业年龄。
表2展现了主要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创业团队自我超越价值观的一致性水平与创业绩效正相关(r=0.621,p<0.001),创业团队自我提高价值观的一致性水平与创业绩效负相关(r=-0.247,p<0.01),创业团队保守价值观的一致性水平与创业绩效负相关(r=-0.284,p<0.01),创业团队开放价值观一致性水平与创业绩效正相关(r=0.467,p<0.01),股权配置公平对创业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r=0.354,p<0.01)。
本研究采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自变量交互项的层级回归模型(Hierar-chical Regression Model),对数据进行层级回归分析。首先,对所有交互项涉及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其次,对所有加入模型的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诊断,VIF值范围在1.105~3.526之间,严格小于10,排除了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2 各变量平均数、标准差与相关系数
变量代码MSD1234567891.企业规模1.220.512.企业年龄2.871.510.1173.行业0.110.32-0.0820.0064.团队规模4.322.040.010.097-0.0125.自我超越0.850.14-0.049-0.042-0.023-0.0516.自我提高0.830.16-0.103-0.071-0.038-0.0260.0127.保守0.790.11-0.082-0.052-0.017-0.0340.0160.0258.开放0.870.14-0.146-0.0430.121*-0.052-0.0140.011-0.0229.股权配置公平3.920.23-0.2250.0270.017-0.0690.127*0.0320.0120.08610.创业绩效3.990.250.0940.019-0.0410.0480.621***-0.247**-0.284**0.467**0.354**
注:***样本量=175;p<0.00,**p<0.01,*p<0.05,下同
表3为创业团队成员价值观一致性水平、股权分配公平与创业绩效的层级回归结果,模型1是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模型,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创业团队成员价值观一致性水平自变量。从回归结果看,创业团队成员的自我超越价值观一致性、开放价值观一致性对创业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0.253,p <0.01;β=0.312,p<0.05),而创业团队成员自我提高价值观一致性水平、保守价值观一致性水平对创业绩效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 -0.236,p <0.05;β= -0.115,p <0.05),H1、H2、H3、H4均得到验证。
模型3中加入了股权配置公平及其与创业团队成员价值观一致性水平的交互项。回归结果显示,股权配置公平正向调节创业团队成员自我超越价值观一致性水平、开放价值观一致性水平与创业绩效的关系(β= 0.124,p <0.05;β= 0.158,p <0.05),即公司股权配置公平将激励具有自我超越、开放价值观的创业成员合作、和谐团队氛围、发挥资源优势,进而促进绩效提升,如图2、图4所示;股权配置会弱化创业团队成员自我提高价值观一致性对创业绩效的负向影响(β=0.085,p<0.1),即股权配置公平具有较好的激励作用,能激发关注个人利益的团队成员积极地参与合作,进而提升团队绩效,如图3所示;股权配置公平对团队成员保守价值观一致性与创业绩效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不显著,H5a、H5b、H5d得到验证,H5c没有得到验证。
表3 创业团队成员价值观一致性水平、股权配置公平、创业绩效回归结果
变量创业绩效模型1BSE模型2BSE模型3BSE企业年龄0.0020.0150.0100.0150.0490.038团队规模0.026**0.0110.0270.0220.0210.019行业(以制造业为准)0.0350.0310.0420.0310.0250.020企业规模0.0330.0230.0270.0240.0190.020自我超越价值观一致性0.253***0.0460.364**0.127自我提高价值观一致性-0.236**0.103-0.1210.104保守价值观一致性-0.115**0.042-0.283*0.151开放价值观一致性0.312**0.1260.205*0.107股权配置公平0.262**0.101自我超越价值观一致性×股权配置公平0.124**0.043自我提高价值观一致性×股权配置公平0.085*0.036保守价值观一致性×股权配置公平0.0530.112开放价值观一致性×股权配置公平0.158**0.055R20.4160.5840.363调整R25.484**11.242**10.541**F1.8251.7911.783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表中回归系数均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图2 股权配置公平对自我超越价值观一致性与创业绩效的调节作用
图3 股权配置公平对自我提高价值观一致性与创业绩效的调节作用
图4 股权配置公平对开放价值观一致性与创业绩效的调节作用
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团队创业已经成为创业活动的主流形式,如何充分发掘团队成员的人力资本优势、发挥团队效应是创业者在选择创业伙伴、组建创业团队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难题。本文以175个创业团队为研究对象,基于高阶理论、价值观理论、公平理论,探究了创业团队成员不同维度价值观一致性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效应以及股权配置公平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创业团队成员不同维度价值观一致性水平对创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各异:创业团队成员自我超越价值观一致性水平、开放价值观一致性水平越高,团队成员合作越紧密,对市场的应变能力越强,成员间关系越融洽,越有利于发挥成员优势开发新产品,实现更高创业绩效;创业团队成员自我提高价值观一致性水平、保守价值观一致性水平越高,越不利于团队成员沟通,导致合作意愿和效率下降,无法充分发挥团队创业优势,降低创业绩效;团队成员股权配置公平能激励自我超越价值观、开放价值观成员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和能力优势,实现团队效应,提高企业运作效率,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创造更高绩效。同时,股权配置公平激励关注个人收益的成员努力工作、融洽团队合作氛围,进而改善团队创业绩效。
在本研究中,股权配置公平对创业团队价值观一致性与创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没有得到全部验证,其对创业团队成员保守价值观一致性与创业绩效关系的负向调节效应不显著,说明不同维度价值观对团队成员行为的作用受情景因素的影响机理较为复杂。Schwartz提出的4种价值观类型是根据需求和动机划分的,每一种价值观受到的情景影响因素也会不同。因此,在未来调节变量选择方面要考虑不同价值观的内在出发点差异,选择适配的调节变量,从而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现有理论模型。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尽管已有较多学者对创业团队的构成问题展开了研究,但是主要集中在外部显性特征方面,内部心理结构特征的研究较为鲜见。仅有的少量研究将价值观视为整体变量,忽视了价值观的多维特征。本研究从价值观结构视角出发,突破了将创业团队价值观作为单一维度变量进行研究的传统思维局限,探究了创业团队成员4种不同类型价值观一致性对创业绩效的作用差异,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创业团队结构研究的理论视角。
(2)虽然已经有研究从领导者个人特征、企业外部环境、战略选择等方面探讨了情景因素对团队结构与创业绩效的影响,但对创业团队内部制度因素的关注不足。本研究从团队内部制度机制建设的角度出发,根据公平理论研究了团队成员股权配置公平这一情景因素在“创业团队价值观一致性—创业绩效”关系中的调节效应,证实其在融洽团队氛围、提升团队创业效率方面的积极作用。本文探索性地考察了团队结构特征与团队制度建设,拓展了创业团队结构对绩效作用机制的研究框架,对进一步完善创业团队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结论对创业团队的组建也有重要启示:
(1)创业者在选择创业伙伴时,不仅要考虑彼此价值观的一致性,更要考虑成员个人的价值取向。与注重整体利益、有大局观念、敢于冒险、具有开拓精神的创业者共同创业,能形成融洽成员关系,构建积极的团队合作氛围,有利于充分发挥成员资源与能力优势,取长补短,促进创业企业成长和发展。
(2)创业团队应重视团队内部制度建设,尤其是团队治理机制设计。设计公平的股权分配机制,以激励不同类型价值观(除保守价值观外)成员付出创业努力。此外,股权分配机制设计应有一定调整空间,以准确反映不同时期企业成员人力资本优势的贡献。
[1] TANGJ,TANGZ,MARINOL,et al.Exploring an inverted u-shap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Chinese ventures[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08,32(3):219-239.
[2] WIERSEMA M F,BIRD A.Organizational demography in japanese firms: group team heterogeneity.individual dissimilarity and top management team turnover[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3, 15(4):996-1025.
[3] ENSLEY M D, HMIELESKI K M.A comparative study of new venture top management team composition, dynamics and performance between university-based and independent startups[J].Research Policy, 2005,34(7):1091-1105.
[4] ALEXIEV A S,JANSEN J J P,VAN DEN BOSCH,et al.Top management team advice seeking and exploratory innova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MT heterogeneity [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10,47(2):1343-1364.
[5] 杨俊,田莉,张玉利,等.创新还是模仿:创业团队经验异质性与冲突特征的角色[J].管理世界,2010(3):84-96.
[6] 胡望斌,张玉利,杨俊.一致性还是异质性:创业导向对技术创业团队与新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J].管理世界,2014(6):92-110.
[7] 陈莹,郑勇.价值观与行为的一致性争议[J].心理科学进展,2010,18(10):1612-1619.
[8] JEHN K A, CHADWICK C, THATCHER S M.To agree or not to agree: the effects of value congruence, individual demographic dissimilarity, and conflict on workgroup outcom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1997, 8(3):287-305.
[9] 石磊.论创业团队构成多元化的选择模式与标准[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8(4):52-59.
[10] 于维娜,樊耘,张婕,等.价值观异致性会促进创新绩效的产生吗?——支持性组织氛围和反馈寻求行为的被中介的调节效应[J].预测,2015(2):14-21.
[11] 杨宜音.社会心理领域的价值观研究述要[J].中国社会科学,1998(2): 82-93.
[12] SCHWARTZ S H.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 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J].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1992,25(1): 1-65.
[13] HAMBRICK D C, MASON P A.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2): 193-206.
[14] NORTH D C.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90.
[15] 朱仁宏,李新春.创业团队契约治理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199-208.
[16] 石书德,张帏,周建.新企业创业团队的治理机制与团队绩效的关系[J].管理科学学报,2016,19(5):14-27.
[17] 邓丽芳,傅星雅,谢凌玲.青年创业团队纵向研究—特质组合对绩效的影响[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36(11):145-158.
[18] 邓丽芳,傅星雅.创业团队心理相容性对绩效的影响机制[J].管理学报,2016,13(1):85-92.
[19] SCHWARTZ S H.Are there universal aspects in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s of human values[J]Journal of Social Issues,1994,50(4): 19-45.
[20] SCHWARTZ S H.Value priorities and behavior:applying a theory of integrated value systems[M].Hillsdale:Erlbaum Press,1996.
[21] KNAFO A, DANIEL E, KHOURY-KASSABRI M.Values as protective factors against violent behavior in Jewish and Arab high schools in Israel[J].Child Development, 2008, 79(3): 652-667.
[22] LIU H, YU S, COTTRELL L, et al.Personal values and involvement in problem behaviors among Bahamian early adolescents: a cross-sectional study[J].BMC Public Health, 2007, 7(1): 135.
[23] CHATMAN J A,POLZER J T,BARSADE S G.Being different yet feeling similar: the influence of demographic composi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on work processes and outcom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8, 41(5):42-54.
[24] WILLIAMSON O.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M].New York: Free Press,1985.
[25] COONEYTM.What is an entrepreneurial team[J].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2005, 23,(3): 226-235.
[26] ADAMS J S.Inequity in social exchange[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65.
[27] GREENBERGJ.Reactions to procedural injustice in payment distributions: do the means justify the ends[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87,72(1):55-61.
[28] 张奇,朱春奎,朱香.绩效评估公平感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效应研究[J].科研管理,2009,30(3):111-116.
[29] ELOVAINIOM,VANDEN B K,LINNA A.Combined effects of uncertainty and organizational justice on employee health:testingthe uncertainty management model of fairness judgements among finnish public sector employees[J].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2015,61(12):2501-2512.
[30] 樊耘,颜静,张胆.组织公平与人力资源管理关系实践的交互作用机制研究[J],预测,2014(1):15-20.
[31] FAUCHARTE, GRUBERM.Darwinians, communitarians, and missionaries: the role of founder identity in entrepreneurship[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1,54(5) : 935-957.
[32] SOSIK J J, JUNG D, DINGERS L.Values in authentic action: examining the roots and rewards of altruisticleadership[J].Group and OrganizationManagement, 2009,34(4): 395-431.
[33] RUSHTONJ, FULKER D, NEALE M, et al.Aging and the relation of aggression, altruism and assertiveness scales to the eysenck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J].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89,10(2):261-263.
[34] MARKUS HR, KITAYAMAS.Culture and the self:implication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J].Psychological Review, 1991,32(8):224-253.
[35] TRIANDIS, HARRY C, GELFAND, et al.Converging measurement of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8,74(1):118-128.
[36] 刘军,李永娟,富萍萍.高层管理团队价值观共享、冲突与绩效:一项实证检验[J].管理学报,2007(9):644-653.
[37] FU P P, TSUI A S, LIU J, et al.Pursuit of whose happiness? executive leaders′ transformational behaviors and personal value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10, 55(2): 222-254.
[38] BARDIA, SCHWARTZ SH.Values and behavior: strength and structure of relations[J].Personality and SocialPsychology Bulletin, 2003, 29(10):1207-1220.
[39] DOLLINGERSJ,BURKESJ.Creativity and values[J].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2007, 19(2/3):91-103.
[40] 赵向阳,李海,孙川.从个人价值观到创业意愿:创造力作为中介变量[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15-130.
[41] COSTA P T,MAC CRAE R R.Revised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NEO PI-R)and NEO five-factor inventory(NEO FFI):professional manual[M].Odessa,FL: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Resources,1992,396:653-65.
[42] JENSEN M C,MECKLING WH.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 (4): 305-360.
[43] 刘璞,井润田,刘煜.基于组织支持的组织公平与组织承诺关系的实证研究[J].管理评论,2008,20(11):31-35.
[44] NAJAFI L,HAMIDIY,GHIASIM,et al.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its effects on employees' job motivation in hamedan city health centers[J].Australian Journal of Basic & Applied Sciences ,2011,5(12):1761-1765.
[45] 朱仁宏,代吉林,曾楚宏.创业团队演化与治理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解释[J].学术研究,2013(10):81-86.
[46] BLAU P M.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M].New York: Wiley, 1964.
[47] KASOF J,CHENC.Values and creatity[J].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2007, 19(2/3):105-122.
[48] JAMES L R, DEMAREEE R G, WOLF G.Estimating within-group interrater reliability with and without response bias [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84, 69( 1): 85-98.
[49] STERN P C, DIETZ T, GUAGNANO G A.A brief inventory of values[J].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1998, 58(6): 984-1001.
[50] LOVELACE K,SHAPIRO D, WEINGART L.Maximizing cross functional new product team's innovativeness and constraint adherence: a conflict communications Perspective[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1,44(4):779-793.
[51] DEMOL E, KHAPOVA S N, ELFRING T.Entrepreneurialteam cognition: a review[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15,17(2): 232-255.
[52] BYGRAVEWD.Thestructure of the investment networks of venture capital firms[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1988,3(2):137-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