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J-C模型
商业模式是人们对企业经营之道的抽象化理性认识，能够反映企业商业行为的一般本质特征[1]。当前，一类以科学为核心的企业正在成为生物、纳米、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创新创业的主导力量，既有研究称之为科学型企业。虽然商业模式已经受到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密切关注，但是对于科学型企业这类特殊企业而言，其商业模式是否存在特殊性是一个有待明确的问题，这对于企业经营管理具有现实指导价值。
抽象地说，科学型企业是以科学家为主体，以科学研究为主要活动，以科研成果及其知识产权为主要盈利手段的特殊企业形态。具体而言，科学型企业又可以划分为完全科学型企业、一体化科学型企业和混合型科学型企业3种类型[2]。科学型企业的显著特征是科学，该要素深刻影响企业的方方面面，使其在管理方面具有突出特征，如科学研究=研发+生产+营销+物流，科学家=创业家+研发人员+生产人员+形象代言人，科学实验室=研发中心+生产线，科学突破=盈利，科学家+科研成果=融资条件等[3]。从已有文献分析中不难发现，科学型企业不仅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形态存在显著差异，即使与高科技企业等相比也存在较大不同。因此，科学型企业在商业模式方面也应该具有自身特点。然而，关于科学型企业商业模式的文献研究明显缺乏。
本文拟采用复合案例研究法，基于中国本土案例对科学型企业商业模式进行探索，以期在发展商业模式理论、完善科学型企业管理的同时，提出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建议。
虽然商业模式已经成为一般意义上的管理概念[4]，但学术界对于其内涵仍然缺乏共识[5]。Timmers[6]认为商业模式是关于产品、服务和信息流的架构，其中包括对各种参与者及其角色、潜在收益和收入来源等的描述。Amit&Zott[7-8]将商业模式抽象为“通过开发商业机会创造价值的交易内容、结构和治理架构”，是“跨越企业边界、相互联系的活动系统”。Weill&Vitale[9]将商业模式定义为产品流、信息流、现金流以及参与者的主要利益关系。Morris et al[10]将商业模式定义为企业在战略、结构、经济等领域作出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选择。一些学者认为商业模式通过整合组织、顾客、供应链伙伴、员工、股东或利益相关者，以获取超额利润(罗珉，曾涛，周思伟，2005)。程愚和孙建国[11]则将商业模式理解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基本模型”。总之，可从不同方面理解商业模式[4]：①早期研究通常认为商业模式是企业获取并使用资源以赚取经济利润的核心逻辑；②很多学者把商业模式等同于企业创造与传递价值的运营系统；③战略学派则把商业模式理解为企业通过市场定位、价值主张、核心资源能力等，创造差异化与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途径。也有研究认为，战略本身不应成为商业模式的直接构成要素[12]。综合前人研究，本文认为商业模式的不同定义在构成要素与内在逻辑上具有明显互补性，从价值主张、盈利模式、经营系统等角度整合各类定义是恰当的。
现阶段的商业模式研究主要归结为两个问题：一是商业模式包括哪些构成要素，二是商业模式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上述两个问题又集中表现为商业模式的理论模型。学者们提出不同商业模式模型，典型模型包括：①Hamel[13]提出的由顾客界面、核心战略、战略资源、价值网络四元素构成(每个元素又包含若干子元素)，由顾客价值、结构配置与企业边界连接的串联模型；②Zott&Amit[8]以设计元素、设计主题为基础的模型；③Osterwalder&Pigneur[14]以价值组织与创造、传递及获取为基础，提出的涉及基础设施管理、客户界面和财务的三要素模型；④Shafer[15]基于价值网络中创造并获取价值而遵循的潜在逻辑和战略选择，提出的由战略选择、价值网络、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等要素构成的结构化模型；⑤Chesbrough[16]提出的以技术潜在价值向顾客价值转化为主线的启发性模型；⑥Teece[17]围绕顾客价值主张、收入结构可行性与价值传递成本等提出的环形模型；⑦Johnson&Christensen[18]以顾客价值主张为起点，由关键资源、关键流程、盈利模式和客户价值主张等构成的四要素模型；⑧Itami&Nishino[19]提出的由盈利模式和业务系统构成的双要素模型；⑨程愚和孙建国[11]构建的基于资源和能力形成、利用及价值实现的三阶段模型；⑩王雪冬和董大海[1]借鉴计算机网络概念提出的整合表达模型等。
关于商业模式的研究并不限于上述所列。总体而言，商业模式是一个动态系统[20]，其根本作用是从整体和多理论视角揭示企业在特定市场中从事的所有价值活动及内在作用关系[8]，包含价值创造逻辑和商业资源的有效协调[21]。对于科学型企业这种特殊企业而言，其商业模式在内涵上理应符合现有研究认识。然而，从工业经济时代到互联网经济时代，传统商业模式中很多重要元素正在消亡(罗珉，李亮宇，2015)，对于科学型企业这类新兴企业商业模式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
本文是对科学型企业商业模式的初步探索，因此选择Johnson&Christensen的四要素模型作为理论参考(简称J-C模型，如图1所示)[16]。该模型具有鲜明的技术倾向、实践取向、系统化和结构化特点，指出了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锁定关系，暗示了模型中的因果逻辑[1]。同时，该模型高度抽象并给出了方向性指导。相比其它模型，J-C模型适合在科学型企业商业模式研究初期提供理论启发，又不至于束缚研究者思维。当然，本文并非机械性套用J-C模型，而是将该模型作为参照，以防止研究过于发散而偏离商业模式范畴。本文重点关注三方面问题：①在J-C模型的构成要素中，哪些是适合科学型企业的，哪些在科学型企业中表现得不够显著；②科学型企业是否拥有一些特殊而现有研究未曾涉及的商业模式构成要素；③科学型企业商业模式构成要素的关系。通过回答上述3个问题，可较好地刻画科学型企业商业模式，并为企业设计商业模式提供指导。
本文属于“怎么样”(how)和“为什么”(why)的问题，适宜采用案例研究方法[22]。在案例研究的两个变式中，单案例研究可以深入分析和解释复杂现象，而多案例研究在有效性和普适性方面更具优势。因此，本文尝试将单案例研究与多案例研究相结合，进行复合案例研究。具体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选择1个典型案例作为主案例，以J-C模型为参考，抽象出科学型企业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及要素关系，构建科学型企业商业模式模型；第二阶段，以单案例研究得到的模型为理论框架，另外选择3个案例展开跨案例分析，对科学型企业商业模式进行确证。在科学理论模型建构过程中，确证是增加新的实际证据，检验和修正模型的过程[23]。多案例研究作为对单案例研究的确证，能够提高模型有效性，扩大模型适用范围。
案例选取要求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独特研究价值[28]。在主案例分析阶段，本文选择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简称“华大”)作为研究对象，这是因为华大被认为是国内较成功的生物技术公司之一，符合文献[2]定义的完全科学型企业，在研究科学型企业商业模式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跨案例分析阶段，依据Eisenhardt、Yin等[25]提出的案例选择原则和案例数量要求，选择百济神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百济神州”)、北京中科纳新印刷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中科纳新”)、大连医诺生物有限公司(简称“医诺”)3家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上述3家公司覆盖了科学型企业的易发领域以及完全科学型企业、一体化科学型企业两大门类。略显遗憾的是，在国内没有获得混合型科学型企业的合适案例，因此暂不对混合型科学型企业的商业模式进行分析，但基于完全科学型企业和一体化科学型企业的研究发现将对混合型科学型企业具有相应参考价值。
图1 J-C模型
从商业模式演化角度可以将华大发展历程划分为3个主要阶段：①商业模式酝酿期(1997-2002年)。该阶段华大的创始人杨焕明、汪建等成立了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华大的前身)，并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HGP)“中国部分”、国际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计划(10%)等重大科研项目，此时华大更接近于一家纯科研机构，但很多制药公司、医院、大学等已经开始注意到华大的基因测序能力；②商业模式形成期(2003-2009年)。该阶段华大在科研的同时开始涉足商业运作，初步形成了以科学为核心的独特盈利模式。在科学研究方面完成了SARS病毒全基因组序列、禽流感病毒基因组测序等一系列重要测序项目，并发起和连续4年主办了国际基因组学大会。在商业运作方面研制了SARS诊断用抗原、抗体和相关标记物、禽流感检测试剂盒等，同时，还为全球科研机构、制药公司等提供商业测序服务；③商业模式稳定期(2010年至今)。在该阶段华大形成了科学与商业全面融合的特征，以科学为核心的盈利模式逐渐成型。在科学研究方面，除了完成国家863重大专项“癌症基因组研究”等众多科研项目并继续主办国际基因组学大会外，还创办了《(Giga)n Science》杂志，组建了国家基因库、农业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商业运作方面则推出云计算终端服务器BGI-BOX、云计算服务产品EasyGenomicsTM，启动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服务，与昂飞(Affymetrix)公司共同推出基因芯片，成立“华大(镇江)水产科技产业园”，发布健康服务“爱in家”等数十个商业项目。
观察华大的商业模式演变过程，可以从中抽象出华大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
华大商业模式的首要构成要素为科学平台，这是与J-C模型最大的不同。科学平台为企业持续开展科学研究、提升科学能力提供支持，是科学型企业商业模式的起点，是评判科学型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基础。《Fast Company》杂志指出，“华大在前沿的基因组测序硬件和分析人员培训上的投资力度比世界上任何研究机构或大学都大……”。科学平台主要由3个子要素构成：①科研平台。科研平台是科学平台的物资基础，是提供以科学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的必备条件。华大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基因组测序平台，以及核酸测序平台、蛋白质谱平台、细胞学平台、动物克隆平台等一系列科研平台；②科学家。科学家是科学平台的能动因素，尤其是杰出科学家的才华使得科研平台能够发挥出其应有作用。华大聚集了一大群优秀科学家，例如原CEO王俊曾被《Nature》杂志评为全球科学界2012年度十大人物；③学术声誉。学术声誉是科学平台的水平体现，能够赢得顾客信任及政府、投资者的关注。华大由于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部分”等大量重要科研项目，并且在《Science》《Nature》《Cell》等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大量论文，在学术界建立起极高声誉，全球著名的大学、医院、制药公司等接踵而来。
现有研究强调顾客价值主张是商业模式的首要因素和起点[16]。但对于科学型企业而言，科学平台才是商业模式的起点，是评判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基础。很多科学型企业在创立之初并未考虑赚钱问题，而是致力于构建科学平台。只要科学平台不断发展，人们就会对科学型企业的潜在价值充满信心。
华大商业模式的另一重要构成要素是价值平台，这同样是与J-C模型的显著不同之处。价值平台的形成是因为科学型企业的产出主要是科研成果，而基础研究成果的应用具有极强平台性和动态拓展性。如一种基因重组方法可能广泛适用于制药、农业、环保等不同领域。价值平台体现了经济社会中不断浮现的新需求，促使企业通过科学平台不断为之努力而形成科学突破，科学突破又推动企业主动寻找更多应用领域、新需求并纳入价值平台，成为激励科学平台发展的动力。科学平台与价值平台之间的良性互动构成科学型企业商业模式的基础，催生了科学商业这种特殊创新范式[26]，成为科学型企业存续的先决条件。价值平台由3个子要素构成：①顾客资源池。华大目前的目标顾客主要是对基因测序服务有需求的大学、医院、制药公司等，以及对基因检测和诊断服务有需求的医疗机构，其潜在顾客涵盖了医疗健康、农业育种、环境、能源、教育等诸多产业，并且潜在顾客正在加速向目标顾客转变，因此可以用资源池表征华大面对的动态发展的目标客户群。价值平台与顾客价值主张存在较大不同，其中，顾客资源池取代目标顾客最为突出。一般来说，由于核心能力限制，企业的目标顾客是相对稳定的，而顾客资源池则是动态的；②可能的任务。华大主要面临两类任务，一是满足顾客对生产过程中某些科研成果的需求，二是面向社会提供以科研成果为基础的产品或服务。例如华大为制药公司提供基因测序方面的科研服务，同时也为医院孕妇提供胎儿健康检测服务等；③提供物。科学型企业的自身特性决定了其向顾客提供的主要是科学发现、科学方法、科学原理、科学工具等，但即使是以产品或服务形式提供，其本质上也是科学的载体。华大为顾客提供的基因检测、诊疗服务、基因测序仪等均属此类情形。
与J-C模型相似，华大商业模式中也包含盈利模式、关键资源和关键流程，上述3个要素的内涵具有其特殊性。
(1)盈利模式。科学平台-价值平台的互动造就了华大秉承以科学为核心的独特盈利模式。在收益方面，华大主要利用科学能力对外提供科研服务获利，还通过承担国家和地方科研项目获得一定数量的财政科技投入支持；在成本方面，华大的成本主要集中在完善科研软硬件条件、实施科研项目、人员教育与培训等科学能力建设方面，而在生产、制造、营销等传统企业运营方面的投入较低；在利润方面，华大致力于通过科学能力造福社会而获得长期超额利润，较少关注短期利润。汪健曾明确指出，“华大的使命是科学研究和应用转化，赚钱只是附属产品，是科研上出成果之后水到渠成的事”、“做完这个事情(科学)，……，它(人民币)自然会来”。
(2)关键资源。在以科学为核心的盈利模式下，产品、品牌等传统企业资源不再是华大的重要核心资源，而人才、科研仪器和设备、合作伙伴与联盟等资源才是华大关注的重点。如在人才方面，华大全力网罗具有创新精神的年轻科学家以支撑其科学平台，还专门建立华大基因学院并与多家国内外知名高校开展本、硕、博联合培养；在合作伙伴与联盟等资源方面，华大和包括华南理工大学、武汉大学等在内的10余所国内知名高校、隆平高科等著名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并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美国费城儿童医院、英国基因组分析中心、悉尼大学等世界一流高校、研究机构及世界前20强制药企业建立科研联盟和市场联盟。
(3)关键业务。在以科学为核心的盈利模式下，设计、开发、制造、营销等传统业务流程不再是华大关注的重点，但促进科学-商业融合、发展接力创新、强化教育与培训等独特业务流程受到华大的高度关注。科学商业是科学型企业存续的起点，实现科学商业的关键是使科学和商业之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融合。面对极为复杂的创新过程和企业能力的限制，接力创新是科学商业的主要实现途径(罗珉，李亮宇，2015)。如为了克服开展新一代基因测序服务面临的硬件限制，华大投入10亿多元人民币并购美国CG公司就是一次成功的接力创新[27]；而为了实现科学目标，对创新型人才进行教育与培训就成为业务重点，华大为此专门建立基因学院并与众多大学合作培养人才。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对于华大这样的科学型企业，关键资源和关键流程是相互统一的。
虽然无法穷举华大发展过程中的所有典型事件，但经过观察可以得到如下结论：①华大的企业发展以科学研究为起点，其商业模式也以科学平台构建为起点；②科学平台与价值平台之间的互动在华大商业模式演变中起引领作用，盈利模式、关键资源、关键流程等围绕科学平台-价值平台的互动需求进行配置，科学平台-价值平台的互动又进一步强化了盈利模式、关键资源和关键流程；③借助广泛的合作与联盟关系，华大的商业模式突破组织边界；④商业模式构成要素之间形成相互锁定的关系，缺失任何一个要素，华大都难以形成当前的商业模式。基于上述分析认为，华大案例反映出科学型企业商业模式是以科学平台为起点，并决定于科学平台和价值平台之间的良性互动，可以称之为P2P模式(Platform to Platform，P2P)(如图2所示)。
图2 科学型企业P2P商业模式
参照华大商业模式演变阶段，进一步以P2P模型作为理论依据，选择3家科学型企业对其商业模式进行跨案例分析，其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由于前面以华大为例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分析，下面仅通过跨案例的典型证据检验科学型企业商业模式的内涵。将跨案例的研究发现对P2P模型的支持程度归纳如表2所示。
表1 3家案例企业基本情况
类型行业 创始人初创 发展现状百济神州完全科学型企业生物王晓东,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11年截止2016年2月,4个抗肿瘤候选新药进入临床试验,每种均有潜力成为全球首创或最佳抗癌药物中科纳新一体化科学型企业新材料宋延林,中科院化学所新材料实验室主任2009年纳米印刷行业领跑者,到2020年有望形成数百亿乃至千亿级别的产业规模医诺一体化科学型企业生物吴文忠,中科院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带头人2003年辽宁省天然药物领域的重要研发平台和产业化示范基地
表2 跨案例分析对科学型企业商业模式的支持情况
研究发现百济神州中科纳新医诺科学平台(总体)++++++++●科研平台+++++++++●科学家++++++●学术声誉++++++++价值平台(总体)++++++++●顾客资源池+++++++●要完成的任务++++++++●提供物+++++++盈利模式(总体)+++++++++●基于科学突破的收益模式+++++++++●以科学能力建设为基础的成本结构+++++++●追求长期利润的利润模式+++++++++关键资源(总体)+++++++++●科研人员+++++++++●科研仪器和设备+++++++++●合作伙伴与设备+++++++++关键流程(总体)+++++●科学-商业融合+++++++++●接力创新+++0+++●教育与培训0+0要素间的相互锁定关系+++++++++
注：①+++代表对研究发现非常支持，++代表对研究发现有较大支持，+代表对研究发现有一定支持，0代表没有支持；②由于是多案例研究，所以综合考虑不同案例对每个研究发现的支持程度来确定整个研究对研究发现的支持程度
在P2P模型中最为独特的科学平台方面，表1中的 3家企业都是从建设科学平台起步的，科学平台也成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基础，很好地佐证了P2P模型。仅以百济神州为例，公司创建伊始就全力开发出独特的癌症生物学平台，此后又开发分子靶向疗法、免疫抗肿瘤疗法、肿瘤免疫制剂与靶向疗法联合治疗等技术平台。与此同时，百济神州聚集起强大的科学家群体，如公司的215名员工中有149名科学家。公司创立之后，在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学术年会等发表多篇在业内具有影响力的论文和报告，在学术界形成了一定声誉。在科研平台、科学家和学术声誉的共同作用下，百济神州已经构建起牢固的科学平台。中科纳新、医诺的情况与百济神州也大体相仿。
在P2P模型的价值平台方面，3家案例企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其中，中科纳新和医诺与P2P模型的契合度较高。如中科纳新依托国际首创的纳米材料绿色印刷制版平台，面向报纸、杂志等目标客户提供绿色印刷生产线，在攻克“咖啡环效应”等世界科学难题之后，中科纳新又将纳米绿色印刷延伸到食品、电子、建材、印染等潜在顾客群，形成庞大的顾客资源池。在完成任务和提供物方面，中科纳新的定位也很明确——以纳米材料进步为基础，创造完整的绿色印刷产业链，彻底改变中国印刷行业污染高与资源浪费状况。而百济神州的情形则与P2P模型存在一定差异，主要表现为百济神州的目标顾客相对确定而潜在顾客的动态增加不明显。其将目标顾客定义为“特定的肿瘤亚人群”，现有资料并未显示百济神州面向更广泛的经济社会领域提供产品或服务，这大概与企业奉行的专业化战略有关。
在盈利模式方面，表1中的3家企业都表现出与P2P模型较高的一致性，形成了以科学为核心的独特盈利模式。以医诺为例，该公司的收益主要来自利用生物天然成分提取方面的科研能力，为制药、功能食品、化妆品等领域公司(及终端消费者)提供原料，还通过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等科研项目获得一定财政科技投入；在成本结构方面，医诺在功能因子分离纯化与结构改性、功能因子微囊稳态、海洋生物、工业微生物转化等四大科研平台和科研活动中进行大量投入，同时，在生产、销售等传统企业运营活动方面也有相当投入，这主要是由其作为一体化科学型企业性质所决定的(同样，作为一体化科学型企业的中科纳新在成本结构方面也与医诺类似，而作为完全科学型企业的百济神州，其在成本结构方面与P2P模型高度吻合)。在利润模式方面，医诺强调在高纯度抗氧化功能因子、人体必需不饱和脂肪酸、功能因子微囊化等方面取得研究突破，为社会提供更好产品，也凭借相关研究和产品获得长期超额利润。
在关键资源方面，虽然3家案例企业分属不同类型的科学型企业、分布在不同产业领域，而且在价值平台、盈利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化，但在关键资源方面却表现出一致性，并与P2P模型高度契合。首先，百济神州作为完全科学型企业，对人才、科研仪器和设备、合作伙伴与联盟等决定科学能力及商业活动开展成效的企业资源给予高度关注，这是预料之中。如从著名跨国制药公司聘请管理、研发骨干，组建高水平、多学科的研发团队；投资1亿多元人民币购买全球最先进的仪器，建设世界一流的生物药物实验室；与国内领先的肿瘤中心、跨国生物技术和制药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等。其次，医诺和中科纳新作为一体化科学型企业，理应对生产、品牌、渠道等企业资源同样高度关注，但研究中未能找到直接的支持证据。从已有资料来看，这两家公司的关键资源与华大、百济神州等完全科学型企业并无差异，这大概是由于两家公司在价值平台上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建立在科学突破的基础上，在相应的细分市场上具有极强核心力，甚至接近垄断地位。
在关键流程方面，3家案例企业除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外，还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分化，并且与P2P模型具有一定差异性：①3家企业直接建立在科学突破的基础上或倚重科学研究，并借助科学力量在商业领域获得相应成就，很好地反映了科学-商业的深度融合；②百济神州、医诺将接力创新作为重要业务流程。如百济神州将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两个靶向药物BGB-283、BGB-290的海外市场开发权以5亿美元价格授权给雪佛兰生物制药公司，就是典型的接力创新。但在中科纳新的资料中并未找到明显具有接力创新性质的案例；③在教育和培训科研人员方面，3家公司与P2P模型差异较大。如百济神州并没有专门培养科研人才的流程，其规模庞大的科研队伍实际上是通过招聘、合作等途径从企业外部获得的；④百济神州、中科纳新、医诺等3家企业同等重视制造、设计、规范等J-C模型中的传统流程，这与P2P模型存在一定差异。如医诺将与生产、规范等相关的质量管理、质量控制及各类国际认证(如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膳食补充剂CGMP认证、清真洁食认证(Halal)、犹太洁食认证(Kosher)等)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突出显示在企业管理体系中。
本研究选择科学型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单案例与多案例复合的研究方法，构建并分析科学型企业商业模式模型，探讨科学型企业商业模式特点及模型应用，得到以下结论：①科学平台和价值平台是科学型企业商业模式的关键构成要素，也是科学型企业商业模式的独特构成要素，两个要素的互动引领科学型企业商业模式形成和发展；②科学型企业商业模式中也包含盈利模式、关键资源和关键流程等重要构成要素，这些构成要素同样具有为科学服务的特性，具体表现在为科学平台提供支撑，利用科学研究获取长期收益等；③虽然商业模式经常被理解为“创造价值的模型”、“赚取经济利润的核心逻辑”，但科学型企业商业模式的起点是科学研究，换而言之，科学型企业设计商业模式的初衷不是盈利问题，而是科学发展问题，在此基础上自然形成以科学为核心的盈利模式及相应资源配置与流程设计；④本文构建的P2P模型是基于完全科学型企业得到的，而完全科学型企业在科学型企业中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P2P模型是科学型企业商业模式研究和设计的参考基点，并可以为一体化科学型企业提供较好指导，对于混合型科学型企业也具有相应参考价值。
当前，科学型企业在新兴产业创新创业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随着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加速，从大学和科研院所衍生出的科学型企业将越来越多。因此，提升我国科学型企业管理水平迫在眉睫。通过本文研究，可以为我国科学型企业经营管理提供相应对策建议，主要包括：①聚焦建设科学平台、培育科学能力。本文案例和相关研究结论一再证明，科学型企业商业模式的起点是科学平台，换而言之，科学型企业创业之初应考虑的不是盈利问题，而是科学发展问题，要将建设科学平台、培育科学能力置于首要地位，如果偏离了这个出发点，企业创新和发展将面临困难；②平衡科学研究与价值实现的关系。科学研究是科学型企业的核心工作，但企业存在的目的是要创造商业价值、获取经济利润，这就需要高度重视科学研究与价值实现关系的平衡。在企业管理活动中具体表现为强调科学平台与价值平台之间的紧密互动及彼此支持，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以科学为核心的盈利模式以及相应的资源配置、流程设计；③灵活应用商业模式模型。虽然P2P模型是基于完全科学型企业得到的，并经过一体化科学型企业的检验，但现实中没有两家企业的商业模式完全相同，不同类型的科学型企业应该以P2P模型作为理论参考，结合自身特点对商业模式细节和具体实现手段进行灵活调整。尤其是一体化科学型企业和混合型科学型企业更需重视P2P模型的灵活运用；④重视跨组织合作关系与联盟网络。在构建科学平台、价值平台，形成盈利模式、网罗关键资源与组织业务流程的过程中，跨组织的合作关系与广泛的联盟网络为科学型企业提供了强有力支撑，任何一家科学型企业在这方面都不能例外。而实际中我国从大学中衍生出来的很多初创企业，经常还秉承着“象牙塔”思维，将自身发展局限在企业内部或很小的合作网络内，这显然不符合科学型企业商业模式特征。我国的科学型企业要采取开放的合作态度，与大学、其它企业、中介机构等不同类型主体形成广泛合作关系，从而获得企业发展所需的资源，拓展企业发展空间。
本文虽然采用复合案例研究方法，基于我国典型案例对科学型企业商业模式进行分析，并对我国科学型企业提出若干管理对策建议，但仍存在一些研究不足，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完善。首先，研究以J-C模型为理论参考，但该模型主要是一种启发性框架模型，相应地造成本文研究结论主要是启发性、框架性的，实际应用中的操作性有待提高。未来应对科学型企业商业模式进行更加具体和细化的研究，如采用“商业画布”等更具操作性的理论作为指导，展开深入研究；其次，由于条件限制，研究过程中未能获得关于我国混合型科学型企业的典型案例，因此未能基于这类科学型企业对P2P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模型的应用范围。未来应该努力寻找混合型科学型企业的合适案例，展开相应实证分析，拓展P2P模型的普适性；再次，由于案例数量有限，研究未能覆盖科学型企业的全部易发领域(如大数据、新能源等领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文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未来研究应该面向更为广阔的产业领域进行推广应用；最后，研究采用案例研究的质性研究方法虽然有助于理论探索，但在描述变量之间的确切关系方面能力偏弱。未来应该进一步展开大样本调研，采用统计分析等方法将研究推向定量化，提高研究的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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