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当前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减少对核心技术的外部依赖、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增强我国综合竞争力的关键,而提高既有创新要素利用效率是提升整体创新水平的重要内容。
高技术产业代表了当前产业前沿领域和尖端技术,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成长和高溢出等特征,是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重要阵地,也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构成。我国高技术产业起步晚,但发展迅速。2000-2016年,高技术企业数量增长了2.16倍,主营业务收入增长了14.32倍,然而研发资本投入提高了近21倍,可见高技术产业要素利用效率并不高。朱有为[1]、徐康宁和杨青峰[2]分别从行业、区域维度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进行研究,发现整体创新效率距前沿面仍有较大差距。部分学者则从创新价值链视角出发,研究高技术产业在不同阶段的创新效率。如余泳泽[3]、冯锋[4]、肖仁桥[5]指出,我国高技术产业无论是在技术研发阶段还是在成果转化阶段,其效率值均较低。还有一些学者重点研究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如陈修德[6]、陈程[7]、桂黄宝等[8]证实了市场竞争程度、企业规模、政府和金融机构支持及企业性质均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存在显著影响。近年来,有学者注意到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因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滞后于产品市场而形成的要素市场扭曲现象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张杰、戴魁早[9]和刘友金[10]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R&D投入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李永[11]指出政府掌握某些关键要素的定价权和分配权,这会诱发寻租活动,不利于企业创新;李平和季永宝[12]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从以往研究看,鲜有文献探讨要素市场扭曲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尤其是技术研发阶段效率的影响,也鲜有文献研究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和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对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的不同影响机制及程度。基于此,本文从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和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两个维度出发,在梳理二者对企业技术研发效率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探讨两种要素市场扭曲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的抑制效应,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但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一直滞后于产品市场。外在干预加速了要素市场扭曲,市场机制无法对研发活动投入要素进行合理配置,为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活动带来了效率损失。鉴于此,本文分析并绘制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和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的作用机理,如图1所示。
图1 要素市场扭曲影响企业技术研发效率的作用机理
(1)政府金融干预造成信贷资源误置效应。在传统的“唯GDP”政绩观和财政分权体制大背景下,地方政府为实现GDP、就业和财税收入等目标,更倾向于将资本要素投向收益稳定、风险较低的大型国有企业和经济效益见效快的项目[13],而技术研发活动因其不确定性和回报周期长等特点被忽视[9]。政府对金融信贷部门的干预及管制削弱了市场机制在配置研发资本中的作用,使得高技术企业得不到充足的研发活动资金,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高技术企业技术研发效率提升。
(2)“非生产性寻租”导致企业研发投入挤出效应。政府掌握着资本这一稀缺要素的定价权和分配权,在监督和约束制度不完善的情景下,企业开展“非生产性寻租”活动的动机强烈,旨在以更低价格获得生产要素及政府支持、补贴等资源,从而获得超额利润或寻租收益[14]。企业将更多资源投入寻租活动,势必对技术研发投入产生直接的挤出效应,同时也间接弱化了政府对企业研发的激励作用,进而造成高技术企业技术研发效率损失。
(1)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削弱了创新的需求引致效应。当劳动力市场存在反向扭曲,即劳动力价格低于其边际产出时,市场总需求水平会降低,同时也会抑制消费者对创新产品的需求水平。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降低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及其需求层次,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企业研发活动动机[12]。有效需求不足致使“需求引致创新”机制失效[15],即企业无法通过研发产品的商品化、产业化补偿研发支出,从而削弱了企业技术研发动力。
(2)城乡二元结构和地方保护引发人才挤出效应。户籍制度及其附属的利益捆绑限制了劳动力自由流动,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不利于人才就业选择[16]。这是因为,虽然随着户籍制度改革推进,人口流动逐渐频繁,但地区间长期存在的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差异以及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依然突出。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最关键因素,人才流动受限会对企业技术研发效率提升产生不利影响。地方保护造成要素市场分割,削弱了市场对要素的配置功能。“以增长为竞争”的地方政府倾向于将要素优先分配给本区内企业,并对其它地区企业实施价格策略[14],这也会对科技人才优化配置带来不利影响。
(3)劳工歧视诱发企业技术水平低端锁定效应。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往往会采取压低劳动力要素价格等措施以吸引外部企业进入。虽然这些措施能在短期内通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实现产出迅速增加,但从长期看,会产生企业技术水平低端锁定效应[17]。企业仅支出低廉的劳动力要素成本就能获得较高利润,无疑抑制了企业技术研发动力,而缺乏竞争激励会导致市场陷入低水平恶性循环。
本文基于随机前沿(SFA)方法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进行测度。相对于其它方法,随机前沿法不仅能测度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而且考察了随机扰动等非效率因素(环境因素)对产出的影响。假定研发活动投入要素仅包括资本和劳动力两种,根据Kumbhakar&Lovell(2000)的观点,本文随机前沿模型可表示为:
Ait=f(RDKit,,RDLit,t)exp(vit-uit)
(1)
对等号两边取对数,可得标准随机前沿生产函数:
lnAit=lnf(RDKit,,RDLit,t)+vit-uit
(2)
式(2)中,A为实际技术研发水平;RDK和RDL为研发过程中的资本投入及劳动投入;i和t分别表示决策单元数与时期数;f(·)为具有完全效率时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确定性前沿产出;vit-uit为复合结构,vit表示随机扰动项,服从标准正态分布;uit为技术非效率项,表示个体冲击的影响,服从非负断尾正态分布。同时,假定vit和uit相互独立。技术效率定义为实际研发产出期望与前沿面产出期望之比,有:
(3)
可见,当uit=0,即技术非效率项对实际研发产出无影响时,TE=1。此时,决策单元位于生产前沿面上,技术完全有效率;当uit>0时,TE<1,决策单元位于前沿面下方,技术无效率。
为进一步解释个体间的技术效率差异,探讨要素市场扭曲等技术非效率因素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的影响,引入技术非效率函数:
uit=W0+zitW+wit
(4)
式(4)中,W0为常数项;zit为影响技术研发效率的外生变量;W为外生变量的系数向量。W为正,说明外生变量对技术效率有正向影响,反之则有负向影响;wit为随机误差项。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主要包括C-D生产函数、CES生产函数及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等。其中,超越对数生产函数舍弃了传统C-D生产函数技术中性与要素边际替代率相等的假设,模型更加包容和灵活。因此,本文构建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
lnAit=β0+β1lnRDKit+β2lnRDLit+1/2β3ln2RDKit+1/2β4ln2RDLit+β5lnRDKitlnRDLit+vit-uit
(5)
式(5)中,β0为常数项,β1、β2、β3、β4、β5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力及二次项的系数。
(1)技术研发水平。目前,大多数研究把专利授权数作为研发产出的衡量指标。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3种,其中发明专利技术含量最高,更能体现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及从中获得潜在经济回报的独占优势。此外,专利授权数因审批周期长而存在滞后效应,并且审批过程容易受到审批部门的影响[18]。因此,本文选取各地区高技术产业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衡量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水平。
(2)研发活动投入。本文假定研发活动的投入要素仅包括资本和劳动力两种。大多数研究采用高技术产业R&D经费内部支出作为研发活动的资本投入,但该指标在部分年份没有报告,因而本文选择企业R&D项目经费代替,同时选择R&D人员全时当量表示技术研发的劳动投入。考虑到研发活动的连续性和累积性,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对R&D项目经费进行存量化处理。测算公式为:
Rit=Eit+(1-τ)Ri,t-1
(6)
式(6)中,R表示R&D项目经费存量;E表示实际R&D项目经费支出;τ表示折旧率,根据吴延兵等[19]对R&D资本折旧率的估计,本文设定τ为15%。参照朱平芳和徐伟民[20]给出的方法,R&D经费支出价格折算指数=0.55*消费价格指数+0.45*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实际R&D项目经费支出进行平减,并折算为以2008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对于基期R&D存量,参照Hall & Mairesse[21]的方法,假定样本前所有时期R&D支出呈几何级数衰减,并设其年平均增长率为g,则基期R&D项目经费存量可表示为:
(7)
(3)要素扭曲水平,该项为技术非效率项中的核心变量。目前,测度要素扭曲水平的方法主要包括市场化指数法[22]、前沿技术分析法[23-24]、利润函数法[25]和生产函数法[26]等。生产函数法通过计算出各要素边际产出与实际价格之比,测度不同要素的扭曲程度,更能客观反映出要素市场扭曲情况。现有研究多选用C-D生产函数或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两种形式,但前者通常设定要素替代弹性均为1的强假设,故本文选取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对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进行测量,有:
(8)
式(8)中,y为地区生产总值,运用GDP平减指数核算为以2008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k表示地区资本存量,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算为以2008年为基期的不变价,并运用永续盘存法对其进行存量化处理,参考张军等[27]人的研究,选定资本折旧率为9.6%,基期的资本存量,借鉴Young[28]的研究方法,用基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除以10%计算得到;l为各地区年末城镇单位就业总人数。θ0为常数项,θ1、θ2、θ3、θ4、θ5分别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
根据式(8),可得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
(9)
(10)
进一步,可得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产出:
(11)
(12)
根据要素扭曲的定义,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扭曲水平可表示为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与二者实际价格(利率水平和工资水平)之比。
(13)
(14)
以上两式中,distk和distl分别表示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扭曲程度,若二者大于1,表明要素边际产出高于实际所得,要素市场存在反向扭曲。二者小于1则表明要素边际产出低于实际所得,要素市场存在正向扭曲。二者等于1则表明要素市场不存在扭曲;r表示资本的价格,盖庆恩等[29]将其设定为0.1,但实际上我国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是动态调整的,选择固定利率水平与实际相悖,因而本文选取一年期内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平均值作为利率水平的衡量指标;w为劳动力价格,选取各地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表征。
(4)其它控制变量。本文选取的其它技术非效率项包括企业规模、市场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
企业规模。规模效应有利于企业R&D效率,从而企业规模与R&D效率在一定程度内呈正向关系[30]。但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其内部管控能力降低和过度的官僚控制等导致内耗增加,可能致使企业研发效率下降[31],因而企业规模与其R&D效率可能存在倒U型关系。企业规模一般采用地区高技术产业总产值与高技术企业数量之比表示,但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在部分年份没有报告,本文选取高技术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作为其替代指标。
市场化水平。“熊彼特假设”认为不完全竞争是技术变革的动力,垄断因素可以促进技术创新效率提高[32]。而在竞争市场中,企业生存压力迫使其进行创新活动,因此Arrow(1962)提出市场化水平较高的竞争市场比垄断产生的创新激励更强。本文选取王小鲁、樊纲“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系列研究报告中各省区市场化指数表示市场化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发达的地区,技术创新能力越强。对于区域内的高技术企业而言,高经济水平一方面能为其提供研发活动资金保障,另一方面也为新产品和高技术产品提供了市场需求,即经济发展从供求两侧为高技术企业研发活动提供了推动力和牵引力。本文选取地区生产总值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并采用以2008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进行去价格化处理。
政府干预程度。一方面,政府通过财税政策优惠和直接向企业提供科研资金促进企业技术研发,有利于企业研发效率提高;另一方面,政府支持也可能会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政策负向激励及其带来的“非生产性寻租”会抑制企业技术研发投入,影响技术研发效率有效提升[33]。本文选取各地区R&D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的比重表示政府干预程度。
本文实证研究样本为2008—2016年中国内地29个省份(由于西藏和青海地区部分年份数据严重缺失,予以剔除),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区经济年鉴。
本文在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得到相关回归系数的基础上,对我国资本要素市场和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进行测度。表1给出了2008-2016年各地区两种要素市场扭曲水平的平均值。
由表1可知,从全国层面看,资本要素市场和劳动力要素市场均呈现扭曲态势,并且资本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显著高于劳动力要素市场,这与王宁和史晋川[27]的研究结果一致。在样本考察期内,资本要素市场扭曲水平为3.988 1,说明资本要素边际产出高于利率水平,即资本要素市场存在反向扭曲;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水平为1.862 4,表明劳动力要素边际产出高于实际工资水平,劳动力要素市场也存在反向扭曲。多年来,在“以GDP为纲”的发展理念下,我国形成了通过压低生产要素价格实现低成本增长的发展模式,虽然这在短期内能刺激经济增长,但也给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同时,由于资本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显著高于劳动力要素市场,使得投资驱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首要选择。战明华等[34]研究表明,资本边际产出的非递减特征是中国在高投资、低消费情况下保持经济长期平稳增长的重要原因。
从分地区研究结果看,资本要素市场扭曲水平从东部向西部呈现递减趋势,而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则从东部向西部呈递增趋势,这与地区要素驱动的现实状况基本相符。资本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最高的前3个省市为广东、天津和上海,表明这些地区的资本市场受到较为严重的外在干预,尤其是政府部门的过度干预使得资本的边际产出远高于实际所得。值得注意的是,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江苏、安徽和山东的劳动力要素市场出现了正向扭曲,即劳动力边际产出低于工资水平。一方面,说明这些地区的劳动力要素出现饱和、过剩现象,单位劳动力投入已无法明显促进产出增加;另一方面,表明这些地区的劳动力素质不高,劳动者技术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为保证估计结果稳定,本文首先对面板数据进行ADF检验,结果表明数据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面板数据。本文采用Frontier4.1对式(5)模型进行估计,探讨要素市场扭曲等技术非效率项对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的影响,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模型1-4分别代表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
表1 2008-2016年各地区资本要素市场和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平均值
地区distkdistl地区distkdistl北京4.034 91.646 3湖南4.411 02.337 2天津5.267 11.760 3广东5.746 22.408 3河北4.248 70.864 4广西4.033 52.537 3山西3.620 82.679 0海南3.752 14.318 0内蒙古4.385 9-0.250 3重庆3.642 41.869 8辽宁3.420 30.007 9四川4.008 31.987 1吉林3.296 40.668 0贵州3.445 43.280 7黑龙江4.063 43.367 1云南3.382 22.500 7上海5.185 31.550 4陕西3.471 31.873 7江苏4.801 4-0.002 9甘肃3.223 12.871 3浙江4.355 01.498 3宁夏3.138 12.132 3安徽3.341 30.695 3新疆3.209 12.552 1福建4.197 72.599 1全国3.988 11.862 4江西3.381 91.818 0东部4.523 81.558 2山东4.753 40.490 2中部3.744 01.939 2河南3.718 51.386 7西部3.593 92.135 5湖北4.119 02.562 4
表2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constant3.202 3***6.445 6***-16.502 6 2.818 8***(4.129 9) (3.512 4) (-1.273 4) (4.129 2) distk-0.141 9*-0.326 2**0.049 1 0.003 0 (-1.797 5) (-2.312 0) (0.177 9) (0.020 8) distl-0.286 1***-0.182 7***-0.374 8***-0.751 1***(-3.778 7) (-2.621 8) (-2.708 5) (-5.281 4) SCALE-0.082 6 -0.107 9**0.220 1 -0.214 2* (-1.327 1) (-2.142 7) (0.528 0) (-1.840 7) MARKET-0.333 2***0.030 4 -0.870 6*0.002 3 (-4.189 3) (0.558 0) (-1.856 5) (0.019 9) GDP-0.076 9 0.166 6 -0.442 9 -0.680 9 (-0.629 7) (0.978 2) (-0.293 6) (-1.326 6) GOV-0.427 2 -2.066 1* 0.893 2 3.889 6***(-0.947 8) (-1.792 9) (0.242 4) (4.025 4) sigma-squared0.320 9***0.119 8***0.143 4**0.306 3***(6.875 8) (3.762 0) (2.451 6) (3.826 7) gamma0.681 9***0.592 7* 1.000 0***0.966 8***(7.284 5) (1.928 0) (6.668 9) (46.585 8) Log函数值-174.532 1 -24.579 8 -28.849 7 -37.861 0 LR单边检验121.533 0 89.681 3 66.814 3 98.310 2 1%临界值11.3411.3411.3411.34
注:括号内数值为T检验值;***、** 、*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为检验随机前沿方法的有效性,定义:
(15)
(16)
式(16)中,γ的取值区间为[0,1],对σ2和γ进行检验,判断随机扰动项中技术无效率的比重,即γ的大小:γ=0,说明实际产出与前沿面产出的差距完全来自随机因素,此时采用OLS估计即可;γ越接近1,表明随机前沿模型能够解释技术研发效率损失的程度越高。由表2可知,模型1-4的γ值均较高,且通过了最大不超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本文运用SFA方法是有必要的。同时,为验证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作为随机前沿方法的适用性,本文对以上模型建立原假设H0:β3=β4=β5=0,即传统C-D生产函数更适合本文的研究,并采用广义似然率统计量(LR)对该原假设进行检验。由结果可知,模型1-4的广义似然比均大于对应的1%显著性水平下的卡方分布临界值,拒绝原假设,即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在本文的研究中具有适用性。
由模型1的估计结果可知,资本要素市场扭曲的系数为负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研发效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政府对金融信贷部门的干预以及由此引发的“非生产性寻租”行为,对于企业开展技术研发产生了直接挤出效应,并且削弱了企业研发动力,严重阻碍了企业技术研发效率有效提升;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系数为负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和企业采取人为压低工资水平的方式促进产出增加,一方面抑制了地区对于创新产品的需求水平,弱化了市场需求对于技术研发的引致作用;另一方面,低收入水平抑制了劳动者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这对劳动者素质提升及地区人力资本培育和积累具有不利影响。同时,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地方保护等都对科技人才产生了挤出效应,市场在劳动力要素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造成企业技术研发效率损失。
分地区的回归结果中,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的技术研发效率产生了显著抑制作用,但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明显。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资本市场发育滞后,企业技术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弱于东部,资本要素扭曲程度相对较低,其对于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的影响程度也较弱;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对东中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的技术研发效率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从东向西逐渐增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等方面相对落后,其对科技人才的挤出效应要远高于东部地区,对于视人才为本、知识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而言,因此面临的研发效率损失更加严重。同时,中西部地区工资水平较低,企业通过投入廉价劳动力就能获得可观利润,更容易造成企业技术水平的低端锁定效应。
其它技术非效率项中,企业规模对东、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当前东、西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在技术研发过程中的规模效益已不明显,其应当优化企业治理结构、管控组织成本;市场化水平在全国层面对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表明当前市场中,适当的垄断结构更有利于企业进行技术研发,政府应引导技术研发主体通过重组、并购,适当提高行业集中度,减少过度竞争造成的研发效率损失;政府干预程度对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产生了负向影响,但对西部地区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表明对于东部地区政府应将重点放在政策引导、法律保护以及维护健康公平的市场环境等方面,而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高技术产业发展仍需政府提供大量研发资本和财税优惠支持。
为检验以上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2008-2016年各省市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两种要素市场扭曲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企业规模、市场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作为控制变量,采用面板计量模型,重新考察要素扭曲对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各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并未发生变化,只是系数大小与上文估计结果略有差异。
根据上文的研究可知,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和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均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本文进一步将通过反事实计量方法对要素市场扭曲影响下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的效率损失进行测度,基本思路为:从式(5)中依次剔除资本、劳动力要素扭曲和两种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计算出不包含资本要素扭曲、劳动力要素扭曲和两种要素市场扭曲的“反事实”效率值,并将其与实际的技术研发效率值进行比较,以得到不同要素市场扭曲造成的效率损失水平,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知,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技术研发效率从2008年的0.294 2逐渐上升到2016年的0.726 2,而假定不存在要素市场扭曲的反事实技术研发效率则从2008年的0.361 5上升到2016年的0.741 3,反事实的技术研发效率始终高于实际效率值。但随着时间推移,两者差距逐步缩小。通过进一步计算可知,如果消除两种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研发效率将提高15.91%;仅消除资本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技术研发效率将提高2.4%;仅消除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技术研发效率将提高0.4%,说明资本要素市场扭曲是制约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提升的重要方面。
本文梳理了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技术研发效率的作用机理,基于2008-2016年我国内地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测度了我国资本要素市场和劳动力要素市场的扭曲水平,并采用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实证分析了要素市场扭曲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的影响,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图2 2008-2016年要素市场扭曲的技术研发效率值
(1)考察期内,我国资本要素市场和劳动力要素市场均呈现出扭曲态势,两种要素的边际产出均高于其实际所得,二者存在显著的反向扭曲,且资本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更高,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
(2)两种要素市场扭曲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和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的抑制作用显著,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东部地区有负向影响,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这与中西部地区资本市场发育滞后关系较大;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对东中西部地区均有负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从东到西递增,表明中西部地区存在更强的科技人才挤出效应和技术水平低端锁定效应。
(3)反事实计量结果显示,消除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将大幅提升技术研发效率;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技术研发效率损失的影响强于劳动力要素市场,说明资本要素市场扭曲是制约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提升的重要方面。
(4)在其它技术非效率项中,企业规模对东、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技术研发过程中的规模效益不显著;市场化水平在全国层面对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表明适当的垄断因素对技术研发具有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对东部地区影响为负,对西部地区影响为正,说明在促进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提升过程中,东部地区政府应减少对企业的直接干预,而西部地区政府应注重给予高技术产业更多资金和财税支持。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1)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强化要素市场机制建设。①政府应减少对金融机构信贷决策的干预,为企业获取资金营造公平、公正的环境,降低价格歧视导致寻租行为的可能性;②构建多元化、多层次融资体系,促进金融机构公平竞争,保证高技术企业能获得充足的研发活动资金;③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监管,促进政府行为公开化、透明化,发挥资本市场配置资金资源的决定性作用;④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对企业寻租行为的惩罚力度,以弱化其寻租动机。
(2)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培育地区人力资本。①创新人口管理政策,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着力推进实施人才引进和人才落户政策,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人才流动的体制障碍;②改变通过压低工资水平,以低劳动力成本吸引投资的短视思维,积极培育地区人力资本,加强各级人才教育,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提升市场需求层次,强化企业研发活动的需求引致作用。
(3)合理控制企业规模,适当提高行业集中度。①企业应管控内部组织成本,推行扁平化管理结构,减少多级科层造成的信息传递失真。同时,抑制企业官僚集权,提高企业整体管理效率,继续发挥技术研发过程中的规模效益;②适当提高行业集中度,引导、鼓励研发主体通过并购、收购等方式实现资源集约,形成规模经济,减少因过度竞争造成的技术研发效率损失。
(4)实施差别化的政策工具。东部地区政府应做好高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守夜人”,减少对高技术企业的直接干预,政府职能应侧重于对产业发展进行政策引导、知识产权保护,为企业营造健康、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政府部门应注重为高技术产业提供更多的专项研发资金、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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