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导向对新创社会企业绩效的影响
——资源拼凑的中介作用与规制的调节作用

张秀娥,张 坤
(吉林大学 商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以171家新创社会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索创业导向、资源拼凑、规制与新创社会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创业导向对资源拼凑有显著正向影响;资源拼凑对新创社会企业的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资源拼凑在创业导向与经济绩效、社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规制在资源拼凑与经济绩效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并调节资源拼凑在新创社会企业创业导向与经济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关键词创业导向;资源拼凑;制度环境;规制;社会企业绩效

0 引言

社会企业既不像慈善组织能够获得较多的捐助收入,也不像第二部门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其利润主要用以支持其社会使命达成。这一本质特征使社会企业这种混合形式的实体缺乏市场合法性,难以筹集企业发展所需资源。在资源约束环境中,社会企业能否突破资源限制,决定其成长能力。有研究指出,拼凑是社会创业者突破环境限制并创造价值的有效途径[1],对于资源匮乏情况下兼具经济与社会价值创造的社会企业非常有利[2]。拼凑是指利用现有资源解决问题,强调持续重构同一资源的过程。拼凑者会用不同融合方式对现有资源进行组合试验,以解决问题[3],资源拼凑对社会创业活动的顺利进行起重要作用。

创业导向是企业的一种战略姿态,体现了企业不断寻求创新、敢于承担风险,善于采取超前行动的行为特征和决策风格[4,5]。社会企业自身盈利要求及面临的资源困境,往往需要其具备一定的创业导向。创业导向对一般企业绩效的影响已经获得了很多学者的关注,但其对社会企业资源配置以及社会企业绩效的影响却鲜有探索。例如,有研究指出,创业导向对企业拼凑行为以及拼凑效果具有驱动和调节的双重效应[6]。在社会创业情境下,创业导向能否促进社会企业资源拼凑行为并提升其绩效水平?此外,制度环境一直是影响创业的一个重要因素,且相较于一般创业活动,其对社会创业的作用更大。现有研究一直存在关于制度环境如何影响社会创业活动的争论。这一争论主要聚焦在两种理论视角:制度缺失视角和制度支持视角。在社会创业研究领域,制度缺失意味着政府给予社会创业活动以及社会企业发展较少的支持性政策[8,9]。在该视角下,制度空缺为社会创业者进行社会创业活动提供了契机。政府的不活跃性、社会中未被解决的问题以及未被满足的需求均加速了社会企业的出现和成长。例如,有些研究证明,政府行为越活跃、规制程度越高,就越不利于社会创业活动普及[7]。制度支持视角下社会创业研究则给出了不同的解释逻辑。在该视角下,社会创业活动的兴起需要更多政府支持,如给予社会企业财政扶持等[9]。该理论认为,政府与社会企业在解决社会问题上应是天然的伙伴关系,这些制度支撑能够为社会企业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保障,活跃的政府有利于社会创业者丰富自身资源以及社会网络资源,从而促进社会创业[8]。因此,哪种理论视角更符合我国社会企业发展实际,以及不同的政府规制水平对社会企业资源获取及其绩效提升起何种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

探索社会企业绩效提升机制有重大现实价值。社会创业活动不仅能够解决社会问题,还可以提高组织运行效率、增加就业机会和产出,并创造社会资本,是现阶段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一种创业范式[10]。社会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目前我国社会企业数量不足且质量不高。在难以获得成长资源的情况下,社会企业如何生存并且产生良好的绩效是理论界与实业界需要解决的难题。

整体看,我国社会创业事业发展较为缓慢,且目前缺乏中国情境下社会企业如何突破资源约束获得成长的实证研究。因此,本文以我国社会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社会创业视角,探索资源约束环境下创业导向、资源拼凑、规制与新创社会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为社会企业解决资源难题,实现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同时,本文丰富了关于制度环境在社会创业中权变作用的研究,拓展了创业导向以及资源拼凑等概念的适用范围。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创业导向与资源拼凑

资源拼凑包括3个核心要素:资源将就、现有资源和资源重构以应用于新目的[11]。在资源拼凑理念下,创业者放弃以往在每个创业阶段寻求获得特定资源的做法,而是充分运用手头资源,并对其进行改造和组合以满足企业资源需求。可见,资源拼凑是创业者在资源约束情境下选择的一种行动战略、原则和方法。作为一种战略导向,创业导向体现在企业资源配置方法和原则上[12]。对于新创建企业来说,创业导向对企业资源获取具有重要影响[13]。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将创业导向划分为3个维度:创新性、风险承担性及先动性[5]

社会创业本质上是社会创新,社会创业者以创新性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痛点[14]。虽然社会企业处于资源匮乏的压力下,但依然要求拼凑者能够保持创造性[15]。创新性不仅是产品和服务创新,还体现在创业者思维方式和行动能力上,这种创新性思维有利于创业者将有限的资源发掘出更大的价值。社会企业的盈利要求及其对社会使命的追求都需要社会创业者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创造性利用。有研究发现,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活动均能驱动企业进行资源拼凑,对现有资源进行创造性重组,提高资源使用效率[16]。在社会创业情境下,由于目标市场具有资源约束、目标人群购买力低以及制度缺位等特征,创新性强的社会企业会采取更符合实际的节俭式创新[17],这种创新范式会促使创业者采取拼凑的创新方法配置资源。因此,具有创新性的社会企业在配置资源时会更倾向于拼凑式方法。在企业风险方面,社会创业者往往承担着比普通创业者更大的风险[18],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创业远离商业市场,其服务人群往往不具备很强的购买力;另一方面,社会创业者面临着如名誉、声望、社会影响等非财务风险。因此,社会创业者需要具有一定程度的风险承担性,这种有计划的冒险也体现在资源拼凑使用上。一定的风险承担性有助于创业者对现有资源的大胆利用,以及对资源组合的尝试。同时,较高的风险容忍度为社会创业者不断试错(Trial and Error)留有空间。企业创业导向体现在先动性上,这与资源拼凑的即兴创作原则相吻合。先动性强调发现机会后快速行动,迅速推出产品或者服务以填补市场空白,满足人们的需求。同样,在资源拼凑理念下,创业者对现有资源“将就”利用,强调即兴而作(Improvising)的资源配置方式(祝振锋,2016年)。通过选择性拼凑,创业者可以在短时间内对资源进行调配和集中利用,尽快完成机会开发,抢得先机[11]

综上所述,企业创新性、先动性和风险承担性均与资源拼凑理念相吻合,具有创业导向的社会企业更加善于利用拼凑方式解决资源短缺问题。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创业导向对资源拼凑有正向影响。

1.2 资源拼凑与新创社会企业绩效

根据资源基础观,稀有的、有价值的、独特及不可替代的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来源,它能够帮助企业产生隔离机制,确保经济租。但由于新创弱性(Liability of Newness),新创建企业难以获得拥有上述特征的资源,因而难以形成自身竞争优势。创业学之父Timmons认为,依靠自有资源是创业者的一种生存方式,并能够创造出巨大的竞争优势,对初创企业来说,重要的是资源使用权而非所有权,这与资源拼凑思想一致。初创企业对于资源要秉承“为己所用”而非“占为己有”的理念。祝振铎与李非(2013年)对我国内地212家新创企业的研究表明,拼凑对处于初创阶段的企业财务绩效和成长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早期成长阶段的新企业财务绩效有显著作用。拼凑对绩效的积极作用还体现在创业机会识别与开发上。赵兴庐等(2016年)从能力建构视角,研究资源拼凑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证明顾客拼凑和制度拼凑对机会识别能力有正向影响,能够为企业带来良好的绩效。同时,在资源稀缺环境中,即兴创作原则能够帮助拼凑者充分利用现有非标准化资源,打破惯性思维,促进机会开发[11]

对资源约束严重的新创社会企业来说,强调利用拼凑式解决方案则有利于社会企业各项功能正常运转。例如,Kannampuzha与Suoranta[3]研究发现,资源拼凑策略能够帮助社会企业在资源约束环境下顺利实施营销策略。Sunduramurthy等[19]在研究巴西、美国和南非30位教育领域的社会创业者后发现,成功的社会创业者在突破环境束缚、调动资源时都会采用拼凑式工作方法。Domenico等[2]提出社会拼凑概念,论述社会创业者如何通过拼凑突破资源束缚。他们认为,研究社会拼凑对资源约束严重的地区更有意义,能够为如何促进社会创业发展,并由此产生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绩效带来有价值的研究视角。社会创业者通过资源拼凑方式在生存市场(金字塔底端市场)整合自身可操作资源,从而获得良好的企业绩效,实现包容性增长[1]。社会企业拼凑能力有助于自身对创业机会的积极搜寻与创造。通过拼凑方式,社会创业者创造性地利用和配置资源,发掘未被覆盖的细分市场,提供更好的产品或服务。社会企业的社会绩效最终体现在其社会使命完成上,而社会使命完成需要类似于拼凑这种创造性思想和方法。综上所述,较强的资源拼凑能力可以帮助社会企业获得良好的经济绩效,同时促使组织创新能力提升,完成社会使命。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2:资源拼凑对新创社会企业的社会绩效有正向影响。

H3:资源拼凑对新创社会企业的经济绩效有正向影响。

1.3 资源拼凑的中介作用

仅拥有资源是不够的,因为资源本身不具有生产性,只有当组织具有资源配置、整合和管理能力时,才能使资源产生价值[20]。在本研究范畴下,创业导向为社会企业加入市场竞争并获得竞争优势提供了可能,但这需要较强的资源使用能力作为支撑。资源拼凑为普遍处于资源匮乏环境下的创业导向型社会企业提供了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祝振铎[6]构建了创业导向、创业拼凑与新企业绩效之间的概念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创业导向与创业拼凑具有正相关关系,创业拼凑对新企业绩效有积极影响。Hooi等[21]对102家中小型企业进行研究,发现资源拼凑在创业导向与可持续创业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可持续创业与社会创业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两者同样遵循三重底线原则,即致力于经济繁荣、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承担之间的平衡[22]。创业导向型社会企业能够采用更加商业化方式处理资源,通过节俭式创新方法,促使创业者进行人力、物力和技能等拼凑,从而获得良好的经济绩效,并在宏观层面上发挥促进社会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作用[15]。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4:资源拼凑在创业导向与新创社会企业的社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H5:资源拼凑在创业导向与新创社会企业的经济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1.4 规制的调节作用

由于创业环境存在差异性,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创业活动的活跃性不同。创业环境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环境[23],在制度理论视角下,组织需要通过获得地位合法性获取资源。制度环境能够促进或抑制创业,这种促进或抑制作用在社会创业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24]。社会企业的双重身份属性需要其具有足够的市场合法性,从而使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共同成长(刘振等,2016年),社会企业合法性的获得则需要完善的制度逻辑(刘振等,2015年)。

Scott[25]将制度整合为包含3个支柱的框架:规制、规范及认知。规制维度与North提出的正式制度相对应,包含法律、规则、政策等要素。通常,正式制度比非正式制度对事物的作用更直接。一国政府设计和运行正式制度,并通过一系列声明与行动间接影响价值观、态度、规范等非正式制度[26]。因此,政府对社会创业活动支持情况极大地影响了社会企业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角色和地位。在社会系统中的定位会影响社会企业市场活动的合法性,并进一步决定其资源获取难易程度。由于社会创业者面临的规制水平不同,需要采取的资源战略也不尽相同。有研究发现,东道国环境包容性与社会企业采取资源拼凑方法之间呈U型关系,即高和低的环境包容性均有利于社会企业进行资源拼凑[27]。从制度缺失角度看,低活跃性政府能够为社会创业活动的出现创造可能[7,28],即低规制环境更有利于社会企业发展。例如,Desa[24]对45个国家的202家社会企业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相较于嵌入在高规制环境中的社会企业,低规制制度下社会企业更有可能采取拼凑方式配置资源并创造出高绩效。Bhatt等[29]对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现状进行研究并指出,缺少支持性规则与政策是导致中国社会企业数量较少的原因之一。正是这种制度背景使社会企业不得不积极培育自身资源拼凑能力。因此,从资源获取角度出发,在我国当前社会企业发展环境下,社会创业活动的低规制水平会使得企业资源拼凑能力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也就是说,在政府对社会创业关注度较低的情况下,社会创业者在尝试获取资源时会面临阻碍,因而不得不寻找其它收集资源的方法[24]。这种环境下,社会创业者拥有更强的“在夹缝中生存”能力,更多地依赖身边资源。当政府对社会创业活动扶持力度较大时,社会企业有相对良好的资源条件,资源拼凑能力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则会下降。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6:规制负向调节资源拼凑对新创社会企业社会绩效的影响。

H7:规制负向调节资源拼凑对新创社会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

本文提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即社会企业创业导向通过资源拼凑影响绩效的间接关系会受外部规制环境的影响。政府在社会企业经营活动中发挥的作用越小,资源拼凑在创业导向提升企业绩效过程机制中的重要性就越高。在这种情境下,社会企业无法获得标准化人力、物力或技术支持,不得不使用一些替代性资源[27]。此时,社会企业需要充分发挥自身创新能力、风险处理能力及先动能力整合所需资源,从而获得良好的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社会企业拼凑能力的中介作用会更加突出。随着政府部门在这一活动中所承担任务的增多,社会企业对资源拼凑需求降低,其创业导向对自身绩效提升较少地通过企业本身的资源拼凑能力进行传导。由此,可得到如下推论:外部规制水平越低,社会企业创业导向通过资源拼凑对自身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就越大。即规制水平越低,资源拼凑在创业导向与新创社会企业绩效之间起的中介作用就越强。基于以上论述,并结合H4-H7,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8:规制调节了资源拼凑在新创社会企业创业导向与社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即规制水平越低,创业导向通过资源拼凑影响社会绩效的作用越强。

H9:规制调节了资源拼凑在新创社会企业创业导向与经济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即规制水平越低,创业导向通过资源拼凑影响经济绩效的作用越强。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与数据收集

在样本选择上,本研究遵循以下原则:①企业收入来源包含商业活动;②所开展的业务是为了解决具体社会问题。这一原则与大多数研究对社会企业的界定一致。在新创企业界定上,根据尹苗苗等[30]的观点,选择成立时限低于8年的社会企业。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方式进行问卷发放,一方面通过课题组参与在北京举办的“2017年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现场进行问卷发放。另一方面,通过网上搜索以及“滚雪球”方式获取目标企业的基本信息和联系方式,向企业发送邮件以及问卷填写网址。问卷开始部分,课题组提供了社会企业和社会创业的解释与说明,确保被调查者所在企业符合本研究要求。问卷填写对象被限定为企业创建者或者中高层管理成员,从而确保受访者对企业战略、资源使用状况以及企业绩效有明确认知。问卷发放和回收时间为2017年5~7月,共发放问卷260份,回收188份,剔除填写不完整以及不符合要求的问卷17份,共回收有效问卷17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65.77%。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样本构成分布

变量分类指标频数频率(%)教育与就业4727.5环保与能源2514.6医疗卫生3218.7业务领域养老健康2816.4产业扶贫2011.7其它1911.110人以下5733.311~50人4526.351~100人2414.0员工数量101~300人2715.8300人以上1810.51年以下2011.71~3年4023.4企业年龄3~5年4626.95~7年2212.97~8年4325.1华东地区4124.0华北地区5129.8东北地区4023.4所在地区华南地区1810.5华中地区137.6其它84.7低于10万2816.411~30万3218.7资产规模31~50万4526.351~100万2514.6100万以上4124.0

2.2 变量测量

本研究量表来源于国外已有成熟量表,为了保证测量有效性,根据中国情景进行适当修改和调整。本研究采用Likert5级量表进行测量,“1”为“完全不同意”,“5”为“完全同意”。

(1)自变量:创业导向测量采用Covin与Slevin[31]的量表,祝振铎[6]对其进行了修正。该量表从创新性、先动性及风险承担性3个维度测量了企业创业导向,共9个题项,包括:“企业成立后,开发了很多新服务或新产品”、“企业对当前产品或服务组合进行了较大幅度变更”等。

(2)中介变量:资源拼凑量表参考Senyard等[32]的研究,共8个题项,包括“面对挑战,我们对通过利用现有资源找出可行方案很有信心”、“我们通过整合现有的资源来应对各种新的挑战”等。

(3)因变量: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测量参考Liu等[33]的研究,分别从社会价值创造和经济价值创造角度衡量企业过去12个月的绩效情况。社会绩效衡量题项包括:“本企业获得了公共服务合同”、“本企业提供更多的(不同类型)社会服务”等;经济绩效衡量题项包括:“企业业务的盈利能力有很大提升”、“企业达到了财务目标”等。

(4)调节变量:规制衡量参考Busenitz等[34]的研究成果,并进行适当调整,共包含5个题项,如“在本地区,政府积极协助人们进行社会创业”、“即使早先的社会创业失败,政府也会帮助创业者重新开始”等。

(5)控制变量:参考祝振铎[6]、Liu等[33]、Yiu等[35]的研究,采用企业年龄(1=1年以下,2=1-3年,3=3~5年,4=5~7年,5=7~8年)、资产规模(1=低于10万,2=11~30万,3=31~50万,4=51~100万,5=100万以上)和业务领域(1=教育与就业,2=环保与能源,3=医疗卫生,4=养老健康,5=产业扶贫,6=其它领域)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业务领域这一变量在进入回归分析前以养老健康类为参照进行虚拟化处理。

3 统计分析及结果

3.1 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通过SPSS 22.0对量表进行信度分析,采用Cronbach's α系数作为判断标准,整体信度检验指标Cronbach's α值为0.922。表2为各个构念的因子分析结果。由表2可知,各个构念的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7,KMO值均接近于1,最小因子载荷大于0.7,表明本研究量表信度较高。

表2因子分析结果

变量最小因子载荷Cronbach'sαKMOTotalvarianceexplained创业导向0.7880.9470.93970.606资源拼凑0.7030.9240.90866.208规制0.7950.9040.83572.541社会绩效0.8130.8680.80771.656经济绩效0.7880.9300.91074.465

在正式发放问卷前经过专家多次讨论,对每个题项以及整体问卷设计进行反复修正,从而提升了描述的准确性和问卷的合理性。因此,本文量表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利用AMOS 21.0对本研究所涉及的变量间的区分效度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通过对比表3中各个模型拟合指数发现,本研究基本模型拟合度最优(χ2/df=1.373,IFI=0.964,TLI=0.959,CFI=0.963,RMSEA=0.074),表明5个变量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3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所含因子χ2/dfIFITLICFIRMSEA基本模型EO、RB、Reg、SP、EP1.3730.9640.9590.9630.074四因子模型EO、RB、Reg、SP+EP2.1490.8830.8720.8820.082四因子模型EO+RB、Reg、SP、EP3.1410.7820.7620.7810.112三因子模型EO+RB、Reg、SP+EP3.5120.7430.7210.7410.122二因子模型EO+RB+SP+EP、Reg5.1540.5730.5390.5700.156单因子模型EO+RB+Reg+SP+EP6.3010.4540.4120.4500.177

注: EO为创业导向,RB为资源拼凑,Reg为规制,SP为社会绩效,EP为经济绩效

表4给出所有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由表4可知,各个构念的复合信度(CR)都很高,最低为0.91,采用AVE值进行判别效度检验,各构念AVE值均高于0.6,且AVE平方根明显高于任意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进一步表明变量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

表4变量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均值标准差123456781.企业年龄3.161.352.资产规模3.111.400.375∗∗3.业务领域3.041.70-0.079-0.0124.创业导向3.120.77-0.156∗0.089-0.0560.8405.资源拼凑3.060.68-0.0870.0360.0320.566∗∗0.8146.规制3.190.850.1110.0330.0740.1100.0970.8527.社会绩效2.810.70-0.142-0.080-0.0830.448∗∗0.474∗∗-0.277∗∗0.8478.经济绩效2.700.87-0.0800.0970.0100.387∗∗0.430∗∗-0.537∗∗0.577∗∗0.863AVE0.7060.6620.7260.7170.745CR0.9560.9400.9300.9100.946

注:**表示0.01的显著水平,*表示0.05的显著水平;对角线上为AVE的平方根

3.2 共同方法偏差与共线性检验

由于本研究的测量工具、测量环境及样本来源等较为单一,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变异问题。为了尽可能降低此类问题的影响,本研究采取事前控制,如匿名填写、打乱题项顺序等。同时,在进行数据分析前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所有题项自动聚合成5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72.005%。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了各个变量所有题项37.215%的变异,未达到总解释量的一半,说明本文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得到了控制。对本研究共线性程度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方差膨胀因子VIF均远小于1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

3.3 假设检验

(1)创业导向、资源拼凑与新创社会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检验。采用层次回归方法进行假设检验。首先,将资源拼凑设置为因变量,然后加入控制变量(企业年龄、资产规模和业务领域),最后将自变量创业导向加入回归方程,层次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由模型2可知,创业导向有效解释资源拼凑35.2%的变异,且两者显著正向相关(β=0.551,p<0.01),H1成立。为检验资源拼凑对新创社会企业绩效的作用,将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分别设置为因变量,然后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和资源拼凑,结果如表5与表6所示。由模型5结果可知,资源拼凑有效解释了社会绩效24.8%的变异,且β=0.493,p<0.01,因此资源拼凑对新创社会企业的社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H2通过验证。同样,由模型11可知,资源拼凑对社会企业经济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60,p<0.01),H3成立。

表5回归分析结果(因变量资源拼凑社会绩效)

变量资源拼凑模型1模型2社会绩效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模型7模型8企业年龄-0.0740.047-0.117-0.018-0.081-0.035-0.044-0.044资产规模0.035-0.057-0.041-0.116-0.058-0.097-0.073-0.073业务领域教育与就业-0.159-0.1390.0810.0970.1590.1450.1020.111环保与能源0.1320.113-0.003-0.019-0.068-0.058-0.0110.013医疗卫生0.1230.1280.1930.197∗0.1320.1530.0990.100产业扶贫-0.126-0.047-0.0460.0180.0160.0340.0300.025其它-0.0060.021-0.0200.002-0.017-0.006-0.034-0.035创业导向0.551∗∗0.451∗∗0.261∗∗资源拼凑0.493∗∗0.345∗∗0.511∗∗0.492∗∗规制-0.289∗∗-0.269∗∗资源拼凑×规制-0.108R20.1020.3830.0650.2540.2830.3270.3560.366Adj.R20.0630.3520.0250.2170.2480.2890.3200.326△R20.2810.1890.2180.0730.0720.010F2.634∗12.564∗∗1.6186.878∗∗8.009∗∗8.686∗∗9.876∗∗9.235∗∗

注:**表示0.01的显著水平,*表示0.05的显著水平;业务领域以“养老健康”为参照,下同

(2)资源拼凑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4和模型10分别检验了创业导向对社会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影响,且均通过了验证(β=0.451,p<0.01;β=0.374,p<0.01),结合模型2、模型5和模型11的结果,满足检验中介作用的条件,即自变量对因变量、自变量对中介变量以及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显著。模型6检验创业导向和资源拼凑对社会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资源拼凑对社会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β=0.345,p<0.01),创业导向对社会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β=0.261,p<0.01),并且其回归系数降低(0.261<0.451),表明资源拼凑在创业导向与社会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H4通过验证。模型12检验创业导向和资源拼凑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资源拼凑对经济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β=0.360,p<0.01),创业导向对经济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β=0.176,p<0.05),且其回归系数降低(0.176<0.374)。因此,资源拼凑在创业导向与经济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H5通过验证。

表6回归分析结果(因变量经济绩效)

变量经济绩效模型9模型10模型11模型12模型13模型14企业年龄-0.125-0.043-0.091-0.060-0.020-0.020资产规模0.1620.0990.1450.1200.117∗0.117∗业务领域教育与就业0.0400.0530.1130.1030.0030.012环保与能源-0.143-0.156-0.204∗-0.197∗-0.093-0.067医疗卫生0.1010.1040.0440.058-0.021-0.020产业扶贫-0.108-0.055-0.050-0.038-0.022-0.028其它0.0360.0540.0380.0460.0050.004创业导向0.374∗∗0.176∗资源拼凑0.460∗∗0.360∗∗0.496∗∗0.474∗∗规制-0.560∗∗-0.539∗∗资源拼凑×规制-0.117∗R20.0780.2080.2680.2880.5400.552Adj.R20.0380.1690.2320.2480.5140.524ΔR20.1300.1900.0800.2720.012F1.9685.312∗∗7.423∗∗7.233∗∗21.001∗∗19.718∗∗

(3)规制的调节效应检验。为了验证H6和H7,即规制对资源拼凑和新创社会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将绩效作为因变量,依次加入控制变量、资源拼凑及规制,最后加入资源拼凑和规制的交互项。为了消除共线性问题,分别对资源拼凑和规制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构建两者乘积项。表5中,模型8的结果显示,资源拼凑与规制的交互项对社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β=-0.108,p>0.05),H6不成立,即规制在资源拼凑与新创社会企业社会绩效关系中无显著调节作用。这说明,第二阶段资源拼凑在创业导向与社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并不会受外部规制水平的影响,因此H8不成立。在表6中,模型14的结果显示,交互项对经济绩效存在显著负向影响(β=-0.117,p<0.05),表明规制水平越高,资源拼凑对社会企业经济绩效正向影响越弱。规制在资源拼凑对社会企业经济绩效作用中的调节效应如图1所示。笔者将规制分别加减一个标准差从而形成高规制水平和低规制水平,展现不同水平的规制环境在资源拼凑与经济绩效关系中的差别。由图1可知,相对于高规制水平,低规制水平环境下资源拼凑对社会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更加显著。由此,H7通过验证。

图1规制调节效应

本研究进一步检验规制能否调节资源拼凑在新创社会企业创业导向与经济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SPSS中的Process插件进行Bootstrapping分析,通过判定指标INDEX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是否显著。由表7发现,当以资源拼凑为中介变量时,规制对创业导向影响新创社会企业经济绩效的间接作用存在调节效应的判定指标为-0.102,置信区间为[-0.176,-0.027],不包含0,表明规制能够调节资源拼凑在新创社会企业创业导向和经济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H9成立。

表7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变量因变量INDEX标准误上限下限资源拼凑经济绩效-0.1020.037-0.027-0.176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从社会创业视角出发,基于拼凑理论和制度理论,探索创业导向对新创社会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得出以下结论:

(1)在资源约束条件下,保持创业导向,提升资源拼凑能力是新创社会企业生存和成长的重要方式。具有创业导向的新创社会企业更善于利用拼凑形式配置资源,并且这种拼凑能力越强,越有利于高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产生。

(2)资源拼凑在创业导向和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即具有创业导向的社会企业,通过创造性的资源获取和使用方式,帮助自身有效破解资源困境,从而获得良好绩效。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吴亮等[16]的研究结论,后者证明了资源拼凑在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关系。这说明,无论是商业创业还是社会创业,资源拼凑都是新创企业发挥自身创业导向,从而获得高绩效的重要能力。

(3)规制弱化了资源拼凑对新创社会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同时能够调节资源拼凑在创业导向与经济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社会创业研究中的制度视角空缺。当政策环境不利于社会企业发展时,资源拼凑对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将会增强,且创业导向会更多地通过资源拼凑提升社会企业经济绩效。在良好的规制环境下,资源拼凑的重要性将会降低。

4.2 理论意义

本研究结论深化了学界对社会企业绩效提升机制的认识,对社会创业领域研究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1)创业导向同样适用于社会企业这类实体。由于社会创业的独特性,有学者对是否需要构建社会创业导向这一概念进行了讨论。本研究表明,创业导向对社会企业发展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创业导向为社会企业使用拼凑方法获取资源提供了战略性前提。本研究所使用的创业导向3个维度:创新性、风险承担性和先动性能够衡量社会创业导向概念。这一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创业与一般创业活动的共性,也验证了Weerawardena与Mort[36]关于社会创业导向的观点。

(2)进一步拓展了资源拼凑理论适用范围。以往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商业创业角度论证资源拼凑的作用,对于社会企业这种市场合法性不足的实体,资源拼凑是否同样起作用则需要进一步探明。此外,虽然有研究从理论上论证了拼凑是社会企业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2],但鲜有学者实证分析其对社会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实证结果一方面证明,社会企业资源拼凑能力对自身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都有显著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表明,资源拼凑在社会企业创业导向与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这进一步证明了祝振铎[6]以及Hooi等[21]的研究结论,为新创社会企业成长相关理论探索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3)本结论证明了制度环境,尤其是政府规制的权变作用。制度环境情境作用一直是创业研究的焦点,在社会创业主题研究中也不例外。但是,现有文献一般关注制度环境对社会创业进入或者个体社会创业意愿的研究[7,8,9],而将研究拓展到社会企业绩效方面的很少。本研究结果证明,在我国制度空缺视角下的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社会企业成长机制,外部规制环境在社会企业的“创业导向—资源拼凑—绩效”这一逻辑中存在显著调节效应。本研究结果并未证明规制环境对资源拼凑与社会绩效关系的影响。一个可能原因是,由于社会企业的核心是追求社会价值,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社会企业会尽可能降低资源贫乏带来的影响而优先创造社会绩效,这也充分体现了社会创业不同于一般创业活动的特性。

4.3 实践启示

本研究结论为促进社会企业发展提供了以下管理启示:

(1)注重培育社会企业的创业导向。社会企业是自负盈亏且具有社会价值创造能力的独立实体,这要求社会企业具有一定的创业导向。具有创业导向的新创社会企业往往具有更高的创新性、先动性和风险承担性,上述特征有助于企业形成较强的的资源拼凑能力,帮助社会企业获得良好的绩效。社会创业者应当努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增强竞企业争意识,将社会企业培育成具有创业导向的实体,以创业思维促进社会企业发展。

(2)提升社会企业资源拼凑能力。人们对社会企业的认知偏差以及社会企业自身特征,导致社会企业面临市场合法性问题,因而无法获得充足的资源满足组织成长需求。资源拼凑为社会企业解决资源约束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尤其是在共享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社会创业者们应当转变对待资源的态度,摒弃以往必须占有资源的理念,提升资源“将就”能力,充分整合利用已有资源以最大限度解决资源难题。

(3)优化社会创业制度环境。规制负向调节资源拼凑与社会企业经济绩效的关系,这是因为政府扶持力度越小、创业环境越差,社会创业者就越需要通过拼凑方式解决企业资源短缺难题。因此,在当前政府对社会企业支持水平较低、大众对社会企业认知不足的情况下,社会创业者需要努力提升其资源拼凑能力以保障企业生存与成长。但从长远看,社会企业发展更需要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健全社会企业服务体系,形成良好的社会创业制度环境。

4.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所调查的企业主要来源于华北、华东和东北地区,未来可以对其它地域的社会企业进行调查,以提升研究的有效性。其次,本文聚焦于制度环境中的规制维度,而规范和认知维度对社会企业发展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未来研究一方面可以探索两者对社会企业绩效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比较制度环境不同维度对社会企业发展的影响程度差异。最后,本研究将社会企业绩效分为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两个方面,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也值得进一步验证。例如,经济绩效是否会促进社会绩效,社会绩效是会抵消一部分经济绩效还是会带来更高的经济绩效等。同时,不可忽略的是,社会创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问题一直是社会创业研究的重要主题,未来应对如何兼顾两者平衡进行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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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mpactofEntrepreneurialOrientationonNewSocialEnterprisesPerformance——the Mediating Role of Resource Bricolage and Moderating Role of Regulation

Zhang Xiue,Zhang Kun
(Business School,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AbstractTaking 171 social start-ups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e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resource bricolage,regula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newly created social enterprises.The results show that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resource bricolage.Resource bricolage positively influence social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social start-ups.Resource bricolage plays an mediating role not only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but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social performance.Regulation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ource bricola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social start-ups.Moreover,regulation moderat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source bricolag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social enterprises.

KeyWords: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Resource Bricolage;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Regulation;Performance of Social Enterprises

收稿日期2018-02-11

基金项目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20180418032FG);吉林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暨吉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17XZD022)

作者简介张秀娥(1963-),女,吉林东丰人,吉林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创业管理;张坤(1991-),男,山东临沂人,吉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业管理与社会创业。

DOI10.6049/kjjbydc.2017110653

中图分类号F2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09-0091-09

(责任编辑:张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