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惠波，刘 霞
(北京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在探讨套利型创业和创新型创业对经济增长效应机理差别的基础上，运用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结合2002-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市场化进程中创业类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阶段性差异。结果表明，在不考虑协同效应的情况下套利型创业尤其是技术套利型创业对我国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创新型创业的影响则不显著。但在市场化协同作用下，创新型创业经济增长效应的显著性和影响系数均大幅提高，套利型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则显著下降。同时，门限回归检验发现，创业类型与市场化协同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阶段性差异。
关键词：套利型创业；创新型创业；经济增长；市场化协同效应
自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同志首次公开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以来，创业活动得以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根据《全球创业观察2016/2017年报告》，纵向比较，2016年中国新增企业数552.8万户，每天新增1.51万户，与2015年比较增幅达24.5%；横向比较，中国早期创业活动指数为10.3%，高于大多数创新型国家，如英国为8.8%、德国为4.6%、法国为5.3%、韩国为6.7%等。面对全国创业浪潮，一个亟需回答的问题是：“大众创业”是否真实地促进了经济增长？或者说，从促进经济增长的初衷看，针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条件区域，鼓励创业的政策是否应该有所区别？鼓励开展的创业活动是否应该有所不同？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业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理论上，不同类型创业活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发挥经济增长效应的条件不同。因此，有必要厘清创业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与条件，以及不同类型创业活动影响经济增长的环境条件及阶段性差异，以期为不同地区制定针对性创业扶持政策，这在当前“双创”活动热情高涨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对创业进行类型细分，是创业研究深化的必经之路。综合国内外关于创业类型的研究，主要有3种：①按创业对生产率的净贡献，Baumol[1]将创业分为生产性创业和非生产性创业；②按创业对个人和市场环境的影响程度，Christian Bruyate与Pierre-Andre Julien[2]将创业分为复制型创业、模仿型创业、安家型创业及冒险型创业；③按创业动机，2001年全球创业观察(GEM)根据早期创业动机的不同，将创业活动分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总体而言，创业类型划分研究对于深入解读创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必要手段，尤其是GEM基于动机的划分方法目前已被学术界广泛采纳。但是，简单的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两分法，很难为类似中国这样处于体制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变期且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经济体中丰富多样的创业活动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系统深入的解读。
实际上，基于创业动机视角，深入探究学者们关于创业机会的剖析，发现熊彼特和柯兹纳[3]在数十年前就对企业家的创业机会有过深刻洞见，他们认为推动企业家开展创业活动的动力是对创业机会的洞察。Sergey Anokhin等[4]从企业家发现机会视角将创业分为套利型创业和创新型创业，并将套利型创业进一步细化为技术套利型创业和商业套利型创业。这种基于套利和创新的创业类型两分法，既提供了理解创业活动影响经济增长机理的清晰逻辑，又提供了实证研究创业类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有效途径。
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实现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要素投入、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创业活动本身就是一个资源要素投入过程，其中，套利型创业源于企业家对套利机会的敏感，而市场上之所以存在套利机会，是因为市场处于非均衡状态，企业家可以通过创业活动利用不均衡进行套利。由此，套利型创业活动结果是资源不断向更有效的配置流动，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升，直至市场趋向均衡状态，套利机会消失；创新型创业则是通过引入新产品、引进新的生产方式、发现新的市场等[5]，打破现有均衡状态，推动生产可能性曲线外移，即通过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套利型创业不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将经济不断推向更接近生产可能性前沿，创新型创业则不断推动技术进步，促使生产可能性曲面外移，二者交替作用于经济增长[6]。因此，基于套利型创业和创新型创业类型细分，可以形成完整的关于创业活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解释理论体系。
学术界关于创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创业活跃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现有研究发现，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相关性，但具体是什么关系尚无定论。Acs与Virgill[7]认为创业活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创业活动增加会促进经济增长。Martin Carree等[8]研究发现，创业活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转折U型关系。创业活动发展水平较低时，创业企业对各种资源处于消耗状态，创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随着创业水平提高，创业企业绩效提高，对各种资源进行高效率配置、重组，从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负转变为正。Zoltan J Acs等[9]研究发现，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关系，也非U型关系，而是一种类似S型的正相关关系。Minniti与Lévesque[10]认为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双向循环关系，创业活动通过影响个人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反过来通过改变文化、社会环境及消费倾向，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增加个人知识和人力资本等影响创业活动，从而形成一种双向循环关系。上述不同视角、不同结论的研究在深化认识的同时，说明有关创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需要一个更为完整的解释框架，以便把上述不同结论纳入统一的解释体系。
实际上，如果把套利型创业和创新型创业作用于经济增长机理的差别纳入研究视野，那么现有关于创业与经济增长二者间关系的多种实证结论，如线性关系、U型关系、S型关系、双螺旋促进关系等，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研究就有了合理解释。因为不同的市场化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主要创业类型及不同创业类型的经济增长效应不同，由此基于不同经济体的不同阶段考察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自然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种情况在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如张维迎[6]指出的，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源于改革开放释放的后发优势所形成的套利型创业活动，但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和套利空间缩小，创新型创业开始取代套利型创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尽管如此，现有文献中鲜有基于创业类型区分的创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学术界对于不同阶段的套利型创业与创新型创业在经济增长中的实际作用知之甚少，更缺乏对不同创业类型发挥经济增长效应的条件及门槛区间的认识。
考察套利型创业和创新型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必须基于二者与市场化协同效应视角展开。一方面，市场是企业家发现的过程，是企业家创业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市场化水平决定了创业类型、数量及经济增长效应。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家创业积极性越高。相反，政府管制提高了企业创办成本，降低了企业家创办新企业的积极性[11]。同时，市场化程度决定了市场机会与创业类型。在缺少竞争和透明度低的市场中，套利机会多，推动企业家不断进行套利型创业，此阶段的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套利型创业的资源配置效应。但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和透明度提高，套利空间逐步消失，企业家只有依靠创新型创业打破市场均衡，才能获得超额利润，此时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创新型创业的技术进步。在现实中，套利型创业和创新型创业同时存在，任何时候既有从事套利活动的企业家，也有从事创新活动的企业家。只是在不同市场化阶段，套利型创业和创新型创业的经济增长推动作用及作用条件不同。由此，需要在市场化协同作用下考察不同创业类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转型经济体尤为重要。只有在实践中厘清不同创业类型与市场化的经济增长协同效应及发挥该效应的门槛条件，才能根据各地区市场化水平及不同类型创业活动的活跃程度，有的放矢地制定差别化地区创业扶持政策，有效提升各地区鼓励“双创”的政策绩效。
基于上述理解，本文拟结合2002-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套利型创业和创新型创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考察市场化程度与不同创业类型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协同效应，检验不同创业类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阶段性收敛现象及其门槛区间。本文贡献主要体现为深化和拓展了创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既有文献较少考察不同创业类型影响经济增长的差异，更鲜有文献关注创业类型与市场化的协同效应。本文不仅检验了不同创业类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与市场化协同效应的差异，而且考察了不同创业类型影响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差异及其门槛区间。
在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主要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进行实证模型设定。同样，本文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借鉴樊纲等[12]将人力资本纳入传统两要素生产函数进行实证模型设定，即：
(1)
Yit、Kit、Lit、Hit分别代表第i个省第t年的总产出、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投入主要是指劳动力数量投入，人力资本水平则代表劳动力质量水平。α、β、θ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Ait代表全要素生产率，是指除资本和劳动(数量和质量之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外，其它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统称。根据中国现实情况，樊纲等[12]指出，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二是资源配置改进以及激励机制改变导致微观效率提高。新创企业不仅能够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还能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基于不同动机成立的新创企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途径会有所差别，因此有必要根据创业企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促进技术进步还是资源重置进行分类研究。现有文献研究还表明基础设施、市场化水平等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将全要素生产率A定义为：
Ait=Ae(γlnEit+ρlnmarketit+σlninfrasit+λi+εit)
(2)
Eit表示创业，marketit表示市场化程度，infrasit表示基础设施水平，λi表示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将式(2)代入式(1)，并对等式两边取对数，可得：
lnYit=lnA+αlnKit+βlnLit+θlnHit+
γlnEit+ρlnmarketit+σlninfrasit+λi+μit
(3)
为了进一步研究创业与市场化的协同效应，借鉴程锐[13]的研究成果，以创业与市场化指数交互项衡量两者之间的协同效应，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lnYit=lnA+αlnKit+βlnLit+θlnHit+
ωlnEit*lnmarketit+σlninfrasit+λi+μit
(4)
其中，ω表示创业与市场化协同效应。
(1)地区经济发展程度(Y)。地区经济发展通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直接体现。通常情况下，衡量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指标有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比较而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因考虑了地区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基础等方面的影响，更能准确地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和人民生活水平。因此，本文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衡量指标。
(2)创业(E)。本文借鉴Gartner与Shane[14]的研究成果，以企业数测量创业活动水平。使用企业数测量创业优势明显：首先，创业数据具有可获得性，创业数量可通过经济中有产权的企业数表示；其次，创业类型容易划分，可根据不同企业类型进行区分；最后，创业研究具有持续性，创业数量可进行长期测量和研究。在区分企业类型的基础上，本文将创业分为创新型创业、技术套利型创业和商业套利型创业。以高技术企业数、私营企业数和个体户企业数分别作为3种创业类型的代理指标。
(3)市场化指数(Market)。基于市场化取向的经济转型需求，我国学术界对市场化进程衡量指标进行了诸多研究。早期研究主要使用非公有制经济占比衡量市场化程度，从2001年开始，樊纲、王小鲁等学者为了度量我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相对市场化进程，逐年发表关于中国各省(市)市场化指数。本文市场化指数采用樊纲、王小鲁等开发的《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年版以及2016年版的相关数据，并根据2016年版的统计口径调整了2002-2007年市场化指数。
(4)物质资本(K)。物质资本采用人均资本存量衡量，人均资本存量由资本存量除以年末常住人口。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
其中Ki,t，Ki-1,t表示t和t-1期实际资本存量，Iit表示t期固定资产投资，Pit表示t期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本文初始物质资本存量直接采用张军等(2004)测算的2000年资本存量。δ为固定资产折旧率，同样采用张军等的测算结果，将其设定为9.6%。
(5)劳动力投入(L)。各省(市)劳动力采用各省(市)从业人员数。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6)人力资本(H)。人力资本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人口受教育结构数据，借鉴樊纲等(2011)的算法，将每一种受教育程度按一定教育年限进行折算，再乘以该水平下受教育人数，加总之后再除以相应总人口数，即平均受教育年限=(小学学历人口数×6+初中人口数×9+高中学历×12+大专以上×16)÷6岁以上人口数。
(7)基础设施(Infras)。由于基础设施涉及种类繁多、部分种类数据缺失、不同种类之间加总不便等问题，本文将重要程度较高且便于衡量的公路和铁路里程进行规范加总后作为基础设施代理变量。为了方便加总，按照《公路工程技术规范》(JTG B01-2003)规定，根据通行能力不同，将不同等级的公路里程折算成二级公路里程作为标准公路里程，铁路里程参考樊纲等(2011)的算法，乘以14.7的换算系数换算成标准公路里程，统称为标准道路里程。人均基础设施为标准道路里程与常住人口之比。
本文研究样本包括内地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由于西藏部分数据缺失及某些方面不可比的特性，没有将其纳入实证考察范围，样本分析时间为2002-2014年。本文原始数据除市场化指数和劳动力人口数据外，其它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市场化指数来源于樊纲、王小鲁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版和2016版的数据，劳动力人口代理变量从业人员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数据库。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物质资本存量受价格波动影响，根据GDP折算指数和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进行了折算，以2000年为基期，并换算成2000年价格的可比价。表1为本文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资料来源：2002-2014年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
本文根据式(3)和式(4)的模型对全部样本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回归，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随机效应)，因而以下分析都是基于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中模型(1)、模型(2)以及模型(3)是各创业类型单独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创新型创业(eh)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套利型创业则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十分显著。其中，技术套利型创业(tte)和商业套利型创业(bte)的系数分别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说明2002-2014年我国主要创业类型为技术套利型创业。这一结论与张维迎(2017)的观点一致。
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创新型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但是此时市场化指数对人均GDP的影响系数为0.561，也就是说在其它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市场化指数每提高(下降)1%，会引起人均GDP提高(下降)0.561%。模型(2)回归结果表明，技术套利型创业与市场化指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其中，技术套利型创业对人均GDP的影响系数为0.404，这说明在保持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不变的前提下，技术套利型创业每提高(下降)1%，将会引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提高(下降)0.404%；市场化指数对人均GDP的影响系数为0.175，即在其它变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市场化水平每提高(下降)1%，人均GDP提高(下降)0.175%。模型(3)结果表明，商业套利型创业和市场化指数对人均GDP的影响系数分别在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即在其它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商业套利型创业每提高(下降)1%，人均GDP会提高(下降)0.071%，市场化水平每提高(下降)1%，人均GDP会相应提高(下降)0.569%。综合比较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可知，2002-2014年我国技术套利型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远远大于创新型创业和商业套利型创业。
表2中模型(4)、(5)、(6)给出了以创新型创业与市场化指数的乘积项、技术套利型创业与市场化指数的乘积项及商业套利型创业与市场化指数的乘积项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以此说明不同创业类型与市场化指数协同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3种不同创业类型与市场化指数的协同效应对人均GDP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在市场化水平协同作用下，创新型创业对人均GDP的影响系数比技术套利型创业和商业套利型创业对人均GDP的影响系数更高。也就是说，在市场化协同作用下，创新型创业比套利型创业(技术套利型创业和商业套利型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显著。
比较模型(1)和模型(4)，在市场化水平的协同作用下，创新型创业对人均GDP的影响由不显著转变为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且影响系数增加了2倍多。这说明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创新型创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随之提高。比较模型(2)和模型(5)、模型(3)和模型(6)的结果可知，在市场化协同效应下，套利型创业，不论是技术套利型创业还是商业套利型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明显下降，并且技术套利型创业系数下降更为明显。技术套利型创业系数由0.404下降到0.05，商业套利型创业系数由0.071下降到0.042，即在市场化协同作用下，技术套利型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下降了近8倍，商业套利型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下降了近2倍。由此可见，市场化水平提高，使企业家套利空间缩小，从而削弱了套利型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可见，创新型创业只有在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市场经济更加完善的条件下，才能凸显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总体而言，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尤其在提出开放沿海经济圈、逐步开放内陆地区政策后，我国各地区之间的市场化水平产生了很大差距。改革开放释放了我国的后发优势，这种后发优势给企业家提供了巨大的套利空间。市场逐步开放后，企业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由从事创业活动，套利型创业活动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市场化水平显著提高，各地区之间的信息更加透明，竞争机制趋于完善，从而使企业家的套利机会减少，能够获取的套利空间缩小，企业家从事套利型创业的活动随之减少，创新型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日益显著。从单独情况看，2002—2014年我国主要依靠套利型创业拉动经济增长，但在加入市场化协同效应后，虽然创新型创业和套利型创业对经济增长都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比较二者与市场化协同效应系数可发现，创新型创业比套利型创业更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从表2可以看出，不管在哪个模型下，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的系数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为正，说明上述因素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关于物质资本，除模型(2)的物质资本系数为0.739外，其它5个模型中的物质资本系数都在1.3左右。也就是说，物质资本存量每变动1%，会引起人均GDP变动1.3%。这说明物质资本投入仍然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物质资本存量越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在此模型中，以受教育年限衡量的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增强。除模型(2)的人力资本系数为0.943，接近1外，其它5个模型中，人力资本对人均GDP的影响系数都在1.6以上，这个系数超过了物质资本对人均GDP的影响系数，成为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最大的影响因素。劳动力数量和基础设施与地区经济发展正相关，劳动力越丰富，基础设施越完备，对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越大，这与我国当前经济增长实际相符。在模型(2)中，技术套利型创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次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技术套利型创业作为我国当前主要创业类型，在整合资源和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为了探究不同创业类型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阶段性差异，本文采用Hansen(2000)的两机制门限回归模型，使用网格法搜索，以自举法进行抽样，自行抽样次数设定为1 000次，以创业类型与市场化指数的协同效应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门限值检验，从而确定各创业类型门限值个数及大小。表3是利用我国内地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外)2002-2014年面板数据，对不同创业类型进行门限值检验的结果。
表3的前4列给出了创新型创业门限值检验结果，以创新型创业为门限变量，搜索到第一个门限值为2 114，其对应F统计量和P值分别为74.67和0，表示拒绝原假设H0。继续进行两个门槛值检验，发现第二个门槛值为587，其对应F统计量和P值分别为25.07和0.184，表示接受原假设H0。因此，创新型创业只有一个门限值即2 114。表3中间4列给的是技术套利型创业门限值检验结果，以技术套利型创业为门限变量搜索到第一个门槛值为63 653，其对应F统计量和P值分别为4 622和0.02，即拒绝无门限值的原假设H0。同样，对是否存在第二个门限值进行回归搜索，发现第二个门槛值为136 286，其对应的F统计量和P值分别为47.17和0.005，拒绝1个门限值的原假设H0。接着进行第三个门限值检验，发现门限值为36 580，此时对应F统计量和P值分别为31.09和 0.595，接受2个门限值的原假设H0而拒绝3个门槛值的备择假设H1。因此，技术套利型创业门限检验结果存在两个门槛值，分别为63 653和136 286。表3后4列是商业套利型创业门限值检验结果，以商业套利型创业为门限变量，进行门限回归后的第一个门槛值为1 995 500，对应的F统计量和P值分别为5 185和0.014，即拒绝无门限值的原假设H0。按上述方法搜寻的第2个门限值为193 400，对应的F统计量和P值分别为12.45和0.746，即拒绝两个门槛值的假设。因此，商业套利型创业门限检验结果是存在一个门槛值即1 995 500。
表2基于固定效应回归检验结果
注：括号内的值是异方差的标准误；***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3创业类型门槛值检验结果
资料来源：2002-2014年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注：括号内的值是F检验的P值
与创新型创业和商业套利型创业只存在一个门槛值不同，技术套利型创业存在两个门槛值。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在经济转型释放后发优势的过程中，技术套利空间增大，技术套利型创业勃兴并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但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套利空间逐步缩小，技术套利型创业超过一定水平后，其与市场化的协同效应就会显著下降，此时经济主要靠创新型创业推动。此后，随着创新活动不断涌现，套利机会随之增加，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套利型创业与市场化协同效应又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该实证结果表明，只要存在创新，就存在套利机会；反之，如果没有创新，套利机会迟早会消失。实际上，不管是后发优势带来的技术套利机会，还是创新带来的技术套利机会，技术套利机会本质上都来源于创新，即唯有创新才是创业的源头，唯有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持续驱动力。
根据门槛值检验结果，本文对创新型创业、技术套利型创业以及商业套利型创业在各自对应的不同门槛值区间内进行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见表4)，不同创业类型与市场化指数的协同效应在对应的不同门槛区间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1%显著性水平下为正，且不同门槛区间的系数差异显著。针对不同创业类型与市场化指数的协同效应具体分析如下：
表4中模型(1)和模型(2)是以创新型创业为门限变量在不同门槛区间的回归结果。从模型(1)和模型(2)的结果可以看出，创新型创业在低于2 114时，创新型创业与市场化指数协同效应的系数为0.156，创新型创业在超过2 114时，协同效应有所提升。表4中模型(3)、模型(4)以及模型(5)是以技术套利型创业作为门限变量在不同门槛区间的回归结果。从上述3个模型中可以看出，当技术套利型创业低于63 653时，技术套利型创业与市场化指数协同效应的系数为0.256，随着技术套利型创业增加至136 286，技术套利型创业与市场化指数的协同效应系数下降至0.2，但是当技术套利型创业的值进一步增加超过136 286时，技术套利型创业与市场化指数的协同效应系数反转上升至0.342，说明技术套利型创业与市场化指数的协同效应在不同门槛区间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阶段性差异。模型(6)和模型(7)是以商业套利型创业为门限变量在不同门槛区间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商业套利型创业与市场化指数的协同效应在门槛值1 995 500前后区间的系数下降了一半，由0.230下降至0.112，即商业套利型创业与市场化协同效应在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
由上述门限检验分析可以看出，创业类型与市场化指数的协同效应在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不同，提高各地区市场化水平以及各地区创新型创业与技术套利型创业水平都可能有效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关键在于把握创业类型与市场化指数协同效应的阶段性特征及其门槛区间。
表4创业类型门槛区间检验结果
注：括号内的值是异方差的标准误
本文在扩展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利用我国(内地)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2—2014年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市场化进程中创业类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通过门限回归，对我国不同创业类型与市场化协同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门槛检验，结论如下：
(1)当前，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的创业类型是套利型创业，尤其是技术套利型创业。以市场化取向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我国巨大的后发优势，这种后发优势为我国企业家提供了巨大的套利空间。因此，我国企业家的创业活动主要是套利型创业。
(2)随着市场化水平提高，创新型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套利型创业中不管是技术套利型创业还是商业套利型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均趋于减弱。这说明伴随市场化水平提升，因后发优势而产生的套利空间不断缩小，套利型创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断降低。这种后发优势逐步消失，套利空间将难以为继，此时创业活动只有完成从套利型创业向创新型创业转型，才能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
(3)创业类型与市场化协同效应在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创业鼓励政策只有把握好创业类型与市场化协同效应的阶段特征及其门槛区间，才能有效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
(4)技术套利型创业存在两个门槛值意味着创新能够带来新的套利机会，唯有创新才是创业的源头，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
综上所述，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必须充分认识创业类型与市场化进程协同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当前，对我国经济有显著促进作用的创业类型是套利型创业，尤其是技术套利型创业，但是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创新型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套利型创业。因此，加快市场化进程，打破地区间壁垒，消除各地区之间的制度差异，由套利型创业向创新型创业转变，是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此外，应该注重创业类型与市场化协同效应。市场程度越高，创新型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大。在大力鼓励“双创”的同时，必须大力推动市场化进程，以期最大程度地发挥创新型创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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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 Huibo,Liu Xia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different mechanisms in influencing Economic Growth between the Arbitrage and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and combined the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2 to 2014,this paper employed the extended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to study the stage differences and the influence of Entrepreneurship type on Chinese economic growth.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arbitrage-based entrepreneurship,especially technical arbitrage-based business,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when ignore the synergistic effect; while no significant impact of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has been found.However,taking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marketization into consideration,the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coefficient of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on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involved a substantially growth.While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arbitrage entrepreneurship on economic growth decrease significantly.Meanwhile,according to the threshold regression test,stage differences exist between the impacts of entrepreneurial type and market synergistic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Arbitrage Business;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Economic Growth; Market Synergies
DOI：10.6049/kjjbydc.2017110354
中图分类号：F2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07-0074-08
收稿日期：2017-12-29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LJB003)
作者简介：钟惠波(1971- )，男，福建泉州人，博士，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创新、创业与经济增长；刘霞(1989- )，女，湖南邵阳人，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业与经济增长。
(责任编辑：张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