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亮，吴武林，廖达颖
(福州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350108)
摘 要：包容性绿色增长是一种追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民生福利、成果共享、节能环保，以及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方式。基于2001-2014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从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民生福利、绿色生产消费和生态环境保护维度构建了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法测算了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明显领先，地区间呈现东部>东北部>西部>中部的阶梯型分布；发达省域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总体领先，传统经济弱省总体落后，青海和内蒙古等少数西部欠发达省域崛起，河南、河北等少数经济强省排名垫底，省域间非均衡发展问题突出；绝大多数中西部省域包容性绿色增长呈现改善趋势，山西、河北等部分省域裹足不前，北京、天津和上海出现倒退迹象。
关键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标体系；熵权法
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选择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式不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粗放型增长方式实现了近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3 650亿元上升到2016年的74.4万亿元，年均增速高达9.6%。但高消耗、高排放和高污染的增长方式也带来了许多社会与环境问题，如贫富差距、社会不公平、自然资源枯竭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不断加剧。国家基尼系数从2003年的0.479上升到2015年的0.462，始终高于国际贫富差距的警戒线0.4，属于收入差距较大级别。除此之外，环境污染成本已占到GDP的8%以上，发达地区更是高达10%。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在于增长方式的“包容性”不强和“绿色化”缺失。因此，如何消除这些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素成为当务之急。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走“包容性绿色增长”之路的愿景，尤其在资源丰富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方式将帮助解决社会不平等、权力滥用和环境恶化等问题[1]。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提出为我国解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了契机和方向，是“五大发展理念”中协调、绿色和共享的综合体现。那么，包容性绿色增长理论的内涵是什么？我国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及区域差异如何？区域包容性绿色增长存在怎样的演化趋势？本文试图通过研究回答上述问题，并得出实现经济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启示。
包容性绿色增长(Inclusive Green Growth)在2012年“里约+20”峰会后被首次提出，其旨在将工业化国家的利益同绿色增长和发展中国家的包容性增长相结合。2016年3月，随着联合国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公布，许多国家或地区开始采用以包容性绿色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战略[2]。包容性绿色增长要求经济增长必须是可持续、包容性和对生态环境友好的，它是绿色增长和包容性增长两大发展理念的有机结合。当前，绿色增长和包容性增长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但两者的内涵尚没有统一。
绿色增长是在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产生矛盾的背景下提出的，目的在于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关于绿色增长的界定，比较集中的观点是：绿色增长是强调经济增长兼顾资源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减缓的增长方式。如OECD[3]认为绿色增长是一种缓解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现象，并能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的增长方式；Dinda[4]认为绿色增长提倡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同时，减少污染、废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合理消耗自然资源，提高能源效率，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Wang等[5]认为绿色增长是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改善，同时，环境污染与资源损耗减少，经济、环境和资源相脱钩的一种增长模式。可见，绿色增长是实现经济效益与资源环境效益双赢的增长方式，它强调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但这并不代表要否定经济增长，而是要走兼顾“增长”与“绿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包容性增长是在亚洲国家普遍存在社会不公平和收入分配不合理现象并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提出的，它呼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公平正义、成果共享[6]。当前，众多研究对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形成共识，即包容性增长是机会平等、社会公平和成果共享的增长方式。如Ali和Son[7]将包容性增长定义为不仅创造新的经济机会，而且确保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穷人平等地获得机会的增长方式；Rauniyar和Kanbur[8]认为包容性增长强调增长创造的经济机会应该最大限度地为所有人共有，特别是为穷人提供机会；Sugden[9]认为包容性经济增长强调快速和可持续的增长可以创造与扩大经济机会，并提供更多获得机会的途径，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参与和分享经济增长；魏婕和任保平[10]将包容性增长定义为能够对增长前提条件、增长过程要素、增长结果和社会因素实现尽可能大的包容，实现经济长期公平有效增长的模式。可见，包容性增长凸显了实现经济增长时改善社会的特征，即社会机会增加、成果共享增长、收入分配公平以及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综合上述，绿色增长和包容性增长都注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绿色增长更加关注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关系，而包容性增长更加关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全面协调性。Albagoury[11]将两者的区别概括为：包容性增长更关注当代人的福利，而绿色增长更关注后代人的福利。进一步分析，绿色增长不一定是包容性的，绿色增长的结果可能有利于穷人改善生活，也可能使穷人遭受更多不公平。正如Resnick等[12]指出，“由于转向绿色增长战略，穷人可能成为潜在的输家”。这取决于政府是否制定了足够重视穷人利益、确保穷人平等分享绿色增长成果的特殊政策。由于任何一方都无法全面地反映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新内容和新要求，因此必须提倡内涵更丰富、内容更全面的包容性绿色增长理念。
当前，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内涵还没有统一，国外学界对此已有研究，但国内仍然鲜见。如Fay[13]将包容性绿色增长定义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强调可持续发展需要绿色增长和包容性增长，而具备包容性和对环境友好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Slingerland和Kessler[14]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强调增长是包容性和绿色的，同时提高社会福利，其中，包容性和绿色分别是指社会平等与环境可持续性。Bouma和Berkhout[15]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强调增长、绿色和包容性之间的平衡，存在短期和长期的社会、环境成本及效益，是有助于提高当前和未来几代人福利的增长，但社会福利总体目标存在协同作用的空间。世界银行将包容性绿色增长界定为“能够清洁、有效率地利用自然资源，能够控制污染对环境的影响，其环境管理作用、对抗自然灾害能力和预防自然灾害的自然资本是有弹性的，并且这种增长具有包容性”[11]。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包容性绿色增长定义为“包含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支柱，它是基于包容性、公平，特别是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力，以及可持续发展原则；它支持通过创造绿色就业、可持续能源、低碳技术，以及提倡可持续的城市生活来减少贫困”[11]。Albagoury[12]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是一种同时提高当代人和后代人福利的增长方式。Dhingra[16]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是一种能够产生广泛利益、确保所有人机会均等的增长，有助于扩大获得机会、能力和安全的规模与范围。
显然，包容性绿色增长是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增长，强调经济、社会与环境的三赢。只讲绿色与包容而不求增长，是缘木求鱼；只求增长而忽视绿色与包容，是竭泽而渔。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核心在于既要绿色与包容，又要增长，它强调绿色、包容与增长三者间协调并举和不可偏废。相对于绿色增长和包容性增长，包容性绿色增长拥有更丰富、全面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发展过程的全民平等参与是其逻辑起点，发展内容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是其理论特征，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是其应有之义，社会公平与民生福利是其价值取向，生产与消费绿色化是其重要保障，生态环境保护是其本质要求。因此，本文将包容性绿色增长视为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并将其定义为一种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民生福利、成果共享、节能环保，以及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方式。
包容性绿色增长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涵盖多个相互关联的维度——经济、社会和环境，不能用单一指标衡量[12]，因此必须构建一个由多维度、多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进行测度，从而获得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本文根据包容性绿色增长理论内涵和中国国情，将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概括为5个维度，即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民生福利、绿色生产消费和生态环境保护，并按照合理性、代表性和可得性原则选取各维度基础指标，结果如表1所示。
(1) 经济增长维度。经济增长是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核心要义，是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的物质基础，可以从3个方面衡量——经济增长的数量和速度、经济增长提升城乡居民收入的情况、经济增长促进城镇化进程。本文选择以下基础指标反映经济增长维度：①人均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常用标准，GDP增长率反映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活力，两者比GDP更能反映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因此采用人均GDP和GDP增长率分别表示经济增长的数量效应与速度效应；②城镇化是世界各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必经阶段，故采用城镇化率表示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驱动效应；③人均收入水平是反映经济增长改善国民生活的重要标志，故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反映经济增长对城乡居民收入的提升效应。
表1 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标体系
注：正向指标值越大，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越大；负向指标值越小，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越大
(2)社会公平维度。社会公平反映了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价值取向，强调增加社会就业、缩小贫富差距和共享公共资源，集中体现了经济增长对机会平等、过程公平和结果共享的包容性。本文采用社会就业、收入差距、教育及医疗公平反映社会公平维度：①就业水平是一个社会机会平等程度的重要体现，而失业率能反映就业的波动情况。鉴于数据可得性，采用城镇登记失业率逆向衡量社会就业水平；②基尼系数是衡量贫富差距的常用指标，但缺乏省级统计数据，考虑到我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收入差距明显，因此采用城乡居民收入比作为替代指标表示贫富差距，具体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计算；③教育公平从教育普遍程度、教育资源存量等方面衡量，具体以文盲人口比重、每万人拥有教育资源作为基础指标；④医疗公平使用普遍流行的医生数和床位数两项基本医疗条件衡量，具体指标为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3)民生福利维度。民生福利也反映了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五位一体”建设均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本文从家庭幸福、居民消费能力、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人口密度和教育经费投入等方面衡量民生福利维度：①由于家庭幸福没有直接的衡量指标，鉴于现代社会的家庭幸福与婚姻息息相关，因此采用易获取的离婚率逆向反映家庭幸福；②物质需求是民生福利的基本构成，而居民消费能力是民生福利在物质层面的直接体现，因此采用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作为基础指标，具体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平均值计算；③基础设施建设关系国计民生，对民众生活质量和经济活动具有显著影响，本文采用每万人运输线路长度和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分别反映交通运输建设与城市建设情况；④城镇化直接诱发了“大城市病”，城市人口膨胀、道路拥堵等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民众生活质量，因此引入城市人口密度作为逆向指标；⑤教育作为最基础的民生工程，对普通民众和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但政府财政在教育领域存在长期投入不足和历史欠账较多等现象，增加教育投入依然是未来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故本文采用教育经费投入强度作为基础指标，具体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计算。
(4)绿色生产消费维度。绿色生产消费是包容性绿色增长的重要保障，它强调生产与消费活动应该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染排放，同时，提供绿色产品、促进人类社会健康发展[17]。本文从产业结构、能源效率、污染排放、低碳消费等方面反映绿色生产消费维度：①第二产业通常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但也是主要污染源，第三产业由于具有高效益、低排放和低污染等特点成为许多国家优化产业结构的方向，故本文采用第二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作为基础指标；②能源效率提升能有效节约自然资源和增加经济效益，故采用单位GDP能耗作为反映能源效率的指标；③人类工业生产被公认为是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我国长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本文采用具有代表性的“工业三废”排放量逆向衡量污染排放水平，具体以单位工业生产总值的工业废水、二氧化硫和固体废物排放量计算；④长期以来，高碳经济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绿色转型，发展低碳经济、践行低碳消费的社会共识愈发强烈，本文采用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反映低碳消费。
(5)生态环境保护维度。生态环境保护是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本质要求，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约束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将有效驱动包容性绿色增长进程。本文从环境复原能力、环境维护项目和环境污染治理等方面反映生态环境保护维度：①环境复原能力是环境维护自身的一种自然力量，体现了环境自我保护的特殊功能，本文采用水环境自净能力作为环境复原能力的代理指标；②规划公共绿地和设立自然保护区是重要的环境维护项目，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居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故采用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和自然保护区占辖区面积比重作为代理指标；③排污费制度通过向排污主体征收一定费用达到减排目标，因此排污费征收强度体现了环境污染治理的规模和力度，而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是企业在环境规制下弥补环境负外部效应的重要手段，故采用排污费征收强度和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强度反映环境污染治理情况，具体以排污费收入占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的比重、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占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
基于2001-2014年全国内地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样本不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为了消除价格波动的影响，将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以及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折算成以2001年为价格基期的实际值。二氧化碳数据来自CEADs数据库，水环境自净能力借鉴郑长德[18]的方法计算获得，其它变量数据来自2002-201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及《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指标权重的确定是测度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的关键，当前普遍使用赋权法，包括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其中，主观赋权法是由专家们根据经验与知识，对各指标进行主观判断并给出权重；客观赋权法是根据大量原始数据间的关系，通过特定数学方法确定指标权重，因此具备良好的数学理论依据。借鉴周梅华[19]、蓝庆新和陈超凡[20]的做法，本文选择熵权法对指标进行赋权。它是一种不易受人主观因素干扰的客观赋权法。熵权法根据指标信息熵和相关信息量，计算出系统中相应指标权重，然后基于权重对所有指标进行加权，最终算出综合得分。熵权法精度高、适用范围广，同时，不易受人为因素干扰，因此结果更贴近实际。基本计算步骤如下：
(1)数据标准化处理。不同指标的原始数据存在数量级、正负性和计量单位的差异，无法直接进行计算，因此需要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借鉴人类发展指数(HDI)和全球竞争力指数(GCI)等国际权威指数的计算方法，并根据正向指标值越大越好和负向指标值越小越好原则，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原始数据作如下转换：
正向指标：
逆向指标：
其中，xij表示第i个评价对象下第j个指标的原始数据；Xij表示xij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且Xij∈[0,1]；max(xij)、min(xij)分别表示第j个指标下原始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计算指标比重和信息熵。设Pij表示第j个指标下第i个评价对象占该指标的比重，Ej表示第j个指标的信息熵，计算公式如下：
根据信息熵定义可知：信息熵Ej∈[0,1]，某指标的信息熵越小时其离散程度越大，表明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大，所以指标权重也越大；反之，指标权重就越小。本文中的n、m分别为30和29，即i∈[1,30]，j∈[1,29]；若比重值Pij=0，则定义
(3)计算指标权重和评价对象得分。设Wj表示第j项指标权重，Si表示第i个评价对象的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出各指标权重W1,W2,...,Wm，权重越大，表明该指标作用越大。然后，根据权重和标准化处理后的样本数据，计算出各评价对象的综合得分S1,S2,...,Sn，即为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
由表2可知，2001-2014年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标体系各维度权重呈现不同变化趋势。其中，经济增长维度权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从2001年的0.274 3下降至2014年的0.194 6，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经济增长维度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贡献度逐渐降低；绿色生产消费和生态环境保护维度权重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分别从2001年的0.139 4、0.187 5上升至2014年的0.198 8、0.243 8，表明绿色生产消费和生态环境保护维度对提升包容性绿色水平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全国经济增长的绿色转型在逐步推进；社会公平维度权重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民生福利维度权重呈现先下降后稳定的趋势。总体而言，两维度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作用增强。从各维度权重的比较来看，经济增长和民生福利维度的权重总体最大，表明两者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贡献最大；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维度的权重次之，民生福利维度的权重最小，但5个维度的权重差距总体较小，间接说明5个维度共同构成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具体形式，偏废任何一方都无法实现包容性绿色增长目标。
表2 各维度权重
包容性绿色增长目标无法一蹴而就，需要长期努力，简单地以某一年的测度结果进行分析，无法全面反映包容性绿色增长的阶段性进程。因此，本文按照国家五年规划，将测度结果以年均值形式划分为2001-2005(“十五”时期)、2006-2010(“十一五”时期)和2011-2014(“十二五”时期)3组，并取样本区间的均值为2001-2014组，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可知，2001-2014年东、中、西、东北部地区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分别为0.433 6、0.304 9、0.335 8和0.340 5，表明东部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明显领先于其它地区，四大区域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呈阶梯状分布，即东部>东北部>西部>中部。具体来说：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指数为0.122 6，远高于其它地区，在此驱动下保持着领先的包容性绿色增长势头，但其生态环境保护指数仅为0.059，处于相对落后水平；中部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相对滞后则源于各维度表现欠佳，表明中部地区在多方面总体落后；东北、西部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分别依托社会公平维度和民生福利维度的良好表现而优于中部地区。“十五”时期、“十一五”时期和“十二五”时期，东部地区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分别为0.435 6、0.435 3、0.428 7，出现小幅下滑，而绿色生产消费指数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并于2011-2014年间达到峰值0.103，其余维度则呈现下降或停滞状态；中部地区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分别为0.28、0.309 6、0.33，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但除社会公平指数和民生福利指数实现了一定提升外，其余维度均表现为下降或停滞状态；东北、西部地区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西部地区上升幅度较为明显，两个地区的各维度指数总体处于稳中有进状态。
表3 我国区域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及其分解
从省域层面看，以样本区间的均值2001-2014组为例，分析省域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及其分解情况，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2001-2014年省域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具有以下特征：①东部发达省域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总体领先，少数西部欠发达省域崛起。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排名前十的省域中，前七位均来自东部地区，其中，北京、上海和天津位居前三，这源于相关省域在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和民生福利维度表现出色。西部地区的内蒙古、青海分别位居第八和第十，内蒙古较高的经济增长指数和民生福利指数抵消了绿色生产消费维度的弱势，而青海在民生福利和生态环境保护维度的优势弥补了经济增长维度的短板；②经济弱省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总体落后，少数经济强省排名垫底。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排名后十位的省域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经济实力较弱的省域占据大半，如山西、广西、云南、黑龙江和贵州。偏低的经济增长指数显著抑制了这些省域包容性绿色增长进程，可见传统经济弱省的包容性绿色增长形势严峻。而安徽、河北和河南等经济实力较强省域的排名垫底，这主要归因于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维度滞后的拖累，说明经济实力并不是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充分条件，传统经济强省在推进包容性绿色增长过程中必须注重增长质量与生态环境保护；③包容性绿色增长非均衡问题突出，省域之间差距显著。排名首位的北京和排名末位的河南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分别为0.584、0.256 3，两者相差一倍多，而排名前三和后三省域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均值分别为0.542 6、0.275 6，相差近一倍，说明当前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呈现地区发展不均衡特征，领先省域与落后省域之间差距显著。
为了更直观地呈现2001-2014年我国省域包容性绿色增长趋势，本文基于测度结果，运用Stata.12画出各省域包容性绿色增长宏观趋势图，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2001-2014年全国省域包容性绿色增长趋势具有以下特征：①多数省域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呈现改善趋势，且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如内蒙古、辽宁、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的曲线斜率均大于零，表明这些省域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为上升趋势。其中，绝大多数省域来自中西部而不是发达的东部地区，表明中西部省域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虽然总体落后，但积极追赶的势头十分明显；②部分省域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裹足不前，少数发达省域甚至出现倒退迹象。例如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浙江、福建、广东、云南和新疆的曲线斜率总体为零，表明多年来这些省域的包容性绿色增长进程处于停滞状态。而北京、天津和上海的曲线斜率明显小于零，表明这些发达省域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虽然处于领先地位，但近年来明显出现恶化趋势。
本文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从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民生福利、绿色生产消费和生态环境保护维度构建了指标体系。基于2001-2014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测算出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得出以下结论：①东部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明显领先，区域间呈现东部>东北部>西部>中部的阶梯型分布；②发达省域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总体领先，传统经济弱省总体落后，青海和内蒙古等少数西部欠发达省域崛起，河南和河北等少数经济强省排名垫底，省域间的非均衡发展问题突出；③绝大多数中西部省域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呈现改善趋势，山西和河北等部分省域裹足不前，北京、天津和上海甚至出现倒退迹象。
表4 2001-2014年我国省域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及其分解
图1 2001-2014年我国省域包容性绿色增长宏观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增长的包容性和绿色化程度随之提高，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依然任重道远。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应该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推进包容性绿色增长进程：①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加强省域之间、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和交流合作，充分利用发达省域和国家的资金、技术，提升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②紧紧围绕供给侧改革提出的要求，科学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优先发展清洁环保、增加就业和改善民生的产业。具体而言，东部地区重点发展绿色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东北地区对传统工业进行振兴和升级，加强人才培养与储备，中西部地区结合自身特点，合理规划布局东部转移产业，尤其重视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避免走“资源环境换增长，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③完善环境政策，鼓励绿色生产消费。政府应该对重点污染企业实施更加严厉的环保政策，对节能环保企业予以政策倾斜和税收优惠，并加大教育宣传力度，引导民众树立绿色、低碳的消费观；④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引导资源合理流动，加大对落后地区民生领域的投入。政府应重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消除分配不公的人为因素，促进发展成果的普惠性。此外，通过科学推动城镇化和二元户籍制度改革，促进资源在城乡之间、省域之间的合理流动，引导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从东部流向中西部，最终缩小城乡之间、省域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加大对落后地区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等民生领域的投入，重点帮助贫困地区及群体脱贫致富，消除社会矛盾与贫困代际转移，切实保障普通民众的平等权利；⑤创建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政绩评价机制，引导和鼓励各级管理部门遵照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本质要求主动作为，努力提高本地区经济增长质量，进而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包容性和绿色化转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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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Xiaoliang,Wu Wulin,Liao Daying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China)
Abstract：Inclusive green growth is a kin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 that pursue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justice, people's welfare, achievement sharing, energy 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well as overall coordination of economy, society 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China from 2001 to 2014,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clusive green growth index system from the dimensions of economic growth, social justice, livelihood welfare, green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calculates the inclusive green growth index by using entropy weight metho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inclusive green growth level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significantly ahead and there is a ladder distribution (east>northeast>west>central) among regions. Overall, the inclusive green growth level of developed provinces is in the lead, while the provinces with weak economic traditionally are lag behind. A few western underdeveloped provinces stands out abruptly, such as Qinghai and Inner Mongolia. In the meanwhile, a minority of economically strong provinces rank at the bottom, such as Henan and Hebei.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problem among provinces is prominent. In most of the provinces from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the inclusive green growth takes on increasing trend. Part of the provinces come to the standstill, such as Shanxi and Hebei. What’s more, Beijing, Tianjin and Shanghai even present the signs of retrogression.
Key Words: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Inclusive Green Growth; Index System; Entropy Weight Method
收稿日期：2017-09-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6AZD0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503049)
作者简介：周小亮(1963-)，男，江西永新人，博士，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吴武林(1989-)，男，浙江丽水人，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绿色发展；廖达颖(1994-)，女，福建龙岩人，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绿色发展。
DOI：10.6049/kjjbydc.2017060419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06-0042-06
(责任编辑：胡俊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