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海外网络嵌入性、国际学习、东道国制度环境与国际化绩效关系模型
李杰义，刘裕琴，曹金霞
(浙江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 要：以国际学习为中介变量，以东道国制度环境为调节变量，构建了海外网络嵌入性影响国际化绩效的理论模型。基于长三角地区353家外向型制造企业问卷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海外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化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且，国际学习在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绩效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东道国制度环境在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学习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东道国制度环境在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绩效关系中也起正向调节作用。
关键词：海外网络嵌入性；国际学习；东道国制度环境；国际化绩效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引进来”积极参与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受益国，但这种被动式的国际化已不能适应新形势。2010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信息网络技术发展，促进了全球创新网络形成，由此，中国企业国际化从被动嵌入到海外网络的“引进来”战略，转向主动嵌入到海外网络的“走出去”战略。基于此，如何有效嵌入到海外网络以整合和学习创新知识，成为近年的研究热点[1-2]。然而，传统的国际化理论与网络嵌入性理论难以从整体上解释海外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化绩效的内在作用机理[3]。
企业国际化理论正向着更为注重企业间关系承诺、知识积累和社会资本架构下动态网络的方向发展[4]，海外网络嵌入性、国际学习和东道国制度环境是影响国际化绩效的重要因素[5-6]。然而，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尚存在如下不足：①海外网络是本土网络边界的国际化拓展，因而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化绩效的影响势必发生变化[7]。有别于本土网络嵌入性，海外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化绩效的影响效应有待进一步研究;②新近的研究开始关注海外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学习的作用[8]，但国际学习在海外网络嵌入性与企业绩效之间是否产生中介作用有待进一步探索;③有别于发达国家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在本土企业“走出去”情境下，东道国制度环境对国际学习是否存在替代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
针对以上不足，本文以海外网络嵌入性为前置变量，结合国际化理论与网络嵌入性理论，将国际学习作为中介变量，东道国制度环境作为调节变量，构建海外网络嵌入性影响国际化绩效的理论模型，并通过实证分析验证理论模型。
国际化企业的网络关系对其组织运作及绩效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9]，企业国际化实际上就是企业不断嵌入国际商业网络关系的过程[5]。海外网络是本土网络边界的国际化拓展[7]，企业快速实施国际化的主要目的是构建网络联结与社会资本[10]，在此过程中，企业同时嵌入到母国的本土网络和东道国的海外网络中[11]。Andersson等[12]认为，网络嵌入性是企业的一种策略性资源，会影响企业未来的能力及绩效。海外网络嵌入性是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与海外各类网络彼此之间的关系或依赖程度[13]。Gebreeyesus等[1]认为，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可以通过有效地嵌入海外网络，克服网络知识资源的粘滞性，进而提升国际化绩效。
McFadyen等[14]将海外网络嵌入性划分为海外网络结构嵌入性和海外网络关系嵌入性。其中，海外网络结构嵌入性是指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与海外合作伙伴之间形成的结构模式，而海外网络关系嵌入性是指企业与海外合作伙伴之间通过相互交流而发展出的关系亲密性。海外网络结构嵌入性越高，意味着企业与东道国社会网络成员的关系强度、网络中心性和网络密度越大，可以增加资产流、信息流的流通速度，提高企业绩效[15]。拥有较多强联接关系的企业能更快地识别市场的细微变化，抓住网络中获取知识的机会，构建使用新方法的能力，有利于企业渐进式成长[16]。海外网络关系嵌入性越强，主体之间越容易交流隐性信息，更好地提升国际化绩效[17]。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海外网络结构嵌入性正向影响企业国际化绩效。
H2：海外网络关系嵌入性正向影响企业国际化绩效。
学习是Johanson等[18]提出的企业国际化模型中的基础性因素，企业的国际化行为越来越需要超越组织边界从外部资源中获取关键性创新知识[19]。国际学习就是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探索新的机会或解决问题的方法，并调整和发展组织知识存量的过程[20]。Mohrman等[21]研究发现，网络嵌入性能够促进知识共享、知识整合及新知识利用，企业嵌入网络的程度越深，越能从网络中获得学习的新想法、新思路及异质性知识。企业与海外合作伙伴之间长久的互动与合作，有助于提高企业辨别、吸收与转化外部资源的学习能力[8]。海外网络嵌入性为国际企业提供了学习国际市场信息和国际运营知识的潜在机会[22]，尤其是与领先客户的紧密联系，可以使企业及时获取市场需求信息或技术创新知识[23]。
Uppsala过程模型将知识学习作为解释国际化模式演变和创造国际化绩效的核心变量[5]，网络位置、知识学习和资源承诺是支持国际化过程的3个关键要素[24]。国际学习能够提升国际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和国际化绩效[9]，国际学习对于企业新产品开发、新市场开拓和市场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14]。国际化知识通过降低企业国外市场运营的不确定性促进企业国际化活动，通过提高企业协调跨国经营活动的能力激励企业国际扩张。Prashantham等[25]认为，国际学习活动能够有效识别和反映客户结构及客户偏好，促进企业新技术的产生，进而提高企业国际化绩效水平。网络也为企业提供潜在的信息、资源、市场与技术等渠道，利用其知识能力，让企业更容易达成目标策略[26]。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H3：国际学习在海外网络结构嵌入性与国际化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H4：国际学习在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制度环境是影响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关键因素之一，企业国际化扩张正是为了寻求更健全高效的东道国制度环境[27]。海外网络嵌入性能帮助企业确认国际机会，建立信誉，引导策略联盟和其它合作策略的产生，使得企业不只单凭自身力量面对海外市场的知识、国家制度等差异问题[26]。优良的东道国制度环境能减少企业在跨国交易中的不确定性[28]，有助于降低企业在东道国经营的信息搜寻成本，增强企业外部资源获取能力。如果东道国鼓励企业跨国经营，企业就会重视对外学习[29]。相反，恶劣的东道国制度环境导致跨国公司出于风险考虑而远离该国[30]。政府政策支持为企业利用其海外网络适应国外市场提供了合法性，如果东道国政府不支持国际化，则企业利用海外网络通过国际化学习进入市场的可能性将降低。
海外网络嵌入性是一种替代性学习机制，这种替代性学习机制受到制度的影响[31]。Gunawan等[6]认为，制度环境影响企业的国际学习，社会网络有助于克服制度障碍，获得市场知识，从而提高国际化绩效。拥有强社会网络的企业可以依靠从母国政府获得的制度资源，更快地识别机会。Hansen[17]进一步指出，虽然处于某个制度内的所有企业受到同一情境中制度的影响，但是，这些企业并不会以同样的方式经历制度的影响或对其作出同样的回应，对不同制度的感知也会有所不同。东道国制度环境会影响社会网络与国际化绩效间关系，东道国制度因素与海外网络嵌入性产生的交互作用会影响其国际化学习与国际化绩效[32]。当企业感知到制度的困境越大，企业就越依赖社会网络提供丰富及时的信息、调动资源并应对制度结构约束,从而使企业可以更好地面对复杂动态环境[33]。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5:制度环境在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学习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H6:制度环境在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绩效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综上，本文构建海外网络嵌入性、国际学习、东道国制度环境与国际化绩效关系模型，如图1所示。
图1海外网络嵌入性、国际学习、东道国制度环境与国际化绩效关系模型
本文以跨国经营的外向型制造业企业为调研对象，相关问卷均由从事海外业务3年以上的中高层管理者填写并由调研人员负责现场答疑。样本选取范围为长三角地区，调研企业名单来源于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政府相关外贸主管部门，通过现场发放与收集问卷，共发放问卷450份，收回395份，有效问卷308份，问卷有效收回率为78%；通过浙江省MBA联合会发放问卷95份，经由电话等环节确认最终收回问卷78份，有效问卷45份，有效收回率47.1%。共得到有效问卷353份，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样本基本情况
本文对海外网络结构嵌入性、海外网络关系嵌入性、国际学习、东道国制度环境和国际化绩效5个潜变量进行测量。在国内外成熟量表的基础上，依据研究目的及相关理论对量表进行改进。所有量表的测度指标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其中，“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先请学院管理学教授和研究生审阅问卷的全部测量指标，并结合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正，进一步完善问卷，最后,按照选择的样本进行正式问卷调查。
(1)海外网络嵌入性。海外网络嵌入性是自变量，参考McFayen等[14]、Laursen等[19]的研究成果，从海外网络结构嵌入和海外网络关系嵌入两个维度测量海外网络嵌入性。共有6个条目，典型题项包括“贵公司拥有的海外合作伙伴数量比较多”、“贵公司与海外合作伙伴相互信任”、“贵公司与海外合作伙伴间的合作次数很频繁”等。
(2)国际学习。国际学习为本文的调节变量，参考Prashantham等[25]的国际学习测量量表，共6个题项，典型题项包括“贵公司高层管理者对于外国语言和风俗的知识很丰富”、“贵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很快就了解外国客户或消费者的需求”、“贵公司高层管理者对于外国语言和风俗的知识了解很深入”等。
(3)东道国制度环境。东道国制度环境是调节变量，参考Busenitz等[31]和周劲波等[34]的测量量表，共6个题项，典型题项包括“海外合作伙伴所在国法律法规和政策比较稳定且可预测”、“海外合作伙伴所在国与我国文化和政治体系等方面比较相似”、“海外合作伙伴所在国对我国企业征收的税负不是很高”等。
(4)国际化绩效。国际化绩效是因变量，从财务绩效和战略绩效两个方面定义国际化绩效，主要参考Cavusgil等[35]和Knight等[36]的研究量表，共7个题项，典型题项包括“在同行业中，贵公司能率先推出新产品或新服务”、“在同行业中，贵公司的海外销售增长快”、“在同行业中，贵公司新产品销售收入占销售总额的比重较高”等。
(5)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与年限。企业年限：1代表3～9年，2代表10～14年，3代表15～19年,4代表20年以上；企业规模：1代表500人及以下，2代表501～1 000人，3代表1 001～2 000人，4代表2 000人以上。
本文采用SPSS24.0对数据进行效度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各变量的Cronbach's ɑ系数均大于0.8，显示量表信度良好。量表均参考国内外成熟量表，因而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6，且每个潜在变量解释方差的百分比均大于50%，说明各变量具有较高的聚合效度。因此，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表2量表信度与效度
本文利用Pearson相关系数对研究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海外网络结构嵌入性和海外网络关系嵌入性与国际学习(r=0.240，P<0.01；r=0.411，P<0.01)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海外网络关系嵌入性与海外网络结构嵌入性对国际化绩效(r=0.231，P<0.01；r=0.453，P<0.01)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国际学习对国际化绩效(r=0.636，P<0.01)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东道国制度环境对国际学习和国际化绩效(r=0.317，P<0.01；r=0.464，P<0.01)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本文提出的假设具有合理性，可以作进一步的回归分析。进一步计算发现，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的最大值为1.423，均低于临界值2，说明各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不严重。
采用SPSS24.0进行层次回归分析及假设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所有回归模型都通过了F检验，且各模型的整体显著性较好。
(1)海外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化绩效的影响。表4中模型3和模型4用于验证海外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化绩效的影响。模型3是控制变量与国际化绩效的回归；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海外网络结构嵌入性与海外网络关系嵌入性，构建模型4。结果显示，模型4对国际化绩效的整体解释力提高(△R2从0.045上升到0.276)。特别地，海外网络结构嵌入性(β=0.219，p<0.001)与国际化绩效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海外网络关系嵌入性(β=0.432，p<0.001)与国际化绩效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H1、H2得到支持。
表3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注:***、**、*分别表示 0.001、0.01、0.05的显著性水平，双尾检验，下同
表4国际学习的中介效应回归分析
(2)国际学习的中介效应检验。采用Baron和Kenny(1986)给出的经典方法对其进行检验，首先，检验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见模型4)，发现海外网络结构嵌入性(β= 0.219，p<0.001)和海外网络关系嵌入性(β= 0.432，p<0.001)对国际化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其次，检验自变量与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2)，结果表明，海外网络结构嵌入性(β=0.232，p<0.001)和海外网络关系嵌入性(β=0.398，p<0.001)对国际学习有显著正向影响。再次，将中介变量加入到以国际化绩效为因变量的模型中(见模型5)，结果表明，国际学习(β= 0.616，p<0.001)对国际化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将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加入到以国际化绩效为因变量的模型中(见模型6)。加入中介变量国际学习后，海外网络结构嵌入性和海外网络关系嵌入性对国际化绩效的回归系数β值分别从 0.232和 0.398(模型2)下降至0.103和0.223(模型6)，并且国际学习(β=0.500，p<0.001)对国际化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国际学习分别在海外网络结构嵌入性和海外网络关系嵌入性与国际化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H3、H4得到支持。
(3) 东道国制度的调节效应。首先，考察控制变量的效应，然后，检验自变量的主效应，最后，对调节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为消除共线性，在构造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乘积项时，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分别进行标准化。
模型2是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学习的回归模型，由结果可知，海外网络结构嵌入性和海外网络关系嵌入性对国际学习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模型3是在模2的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东道国制度环境后的回归模型，模型3相比模型2的解释力有所增强(△R2=0.241，p<0.001)。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海外网络结构嵌入性与制度环境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制度环境在海外网络结构嵌入性与国际学习之间起显著调节作用(β=0.135，P <0.05)。模型5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海外网络关系嵌入性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制度环境显著正向调节海外网络关系嵌入性与国际学习之间的关系(β=0.246，P <0.001)，因此，支持H5。
表5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作用回归分析
模型7是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绩效的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海外网络结构嵌入性和海外网络关系嵌入性对国际化绩效都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模型8是在模7的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东道国制度环境后的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模型8相比模型7的解释力明显增强(△R2=0.348，p<0.001)。模型9在模型8的基础上加入海外网络结构嵌入性与制度环境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制度环境在海外网络结构嵌入性与国际化绩效之间起显著调节作用(β=0.114，P <0.05)。模型10在模型8的基础上加入海外网络关系嵌入性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制度环境显著正向调节海外网络关系嵌入性与国际化绩效之间的关系(β=0.115，P<0.01)，因此，支持H6。
基于长三角地区353家外向型制造企业问卷数据，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海外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化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国际学习在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绩效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东道国制度环境会强化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学习之间的关系，同时强化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绩效之间的关系。
(1)本文分析了海外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化绩效的影响作用，拓展了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绩效的互动机理研究。在本土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海外网络具有结构嵌入性和关系嵌入性双重特征。优化企业与海外合作伙伴之间的结构模式，增加企业与海外合作伙伴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和相互适应程度，能够提升企业国际化绩效。
(2)揭示了国际学习在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绩效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海外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学习具有正向影响，而海外网络嵌入性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国际化绩效，而且可以通过国际学习促进国际化绩效。因此，国际学习在主动嵌入海外网络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国际学习对国际化绩效的影响更直接。研究结果支持并拓展了Hu等[29]有关“海外网络嵌入性→国际学习→国际化绩效”作用路径的研究，为揭开海外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化绩效的内在影响机理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3)揭示了东道国制度环境不仅能正向调节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学习之间的关系，而且能正向调节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绩效之间的关系。该结论不仅拓展了Wu等[37]有关制度环境显著调节网络嵌入性与组织学习之间关系的研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与Kiss等[32]有关东道国制度环境显著调节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绩效间关系的结论产生了共鸣。本文揭示了东道国制度环境与海外网络嵌入性之间的互补效应，从而识别了海外网络嵌入性影响国际化绩效的一个边界条件。
(1)海外网络嵌入性兼具结构和关系双重特征，海外网络嵌入性为本土企业提供了学习海外先进知识的机会。因此，企业应致力于拓展和深化海外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并促进其与海外合作伙伴相互认可和信任，以此提升国际化绩效。
(2)国际学习在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绩效中起着重要和更直接的媒介作用。因此，企业应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进行国际学习，包括业务知识、制度知识和国际化知识学习，并建立有效的学习机制。
(3)东道国制度环境与海外网络嵌入性之间存在互补效应。因此，在网络边界由国内拓展至全球的进程中，企业应在充分评估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基础上，选择经营成本较低、制度环境比较完善的国家开展跨国经营，把制度环境内化为制度能力，以此强化海外网络嵌入性对国际化绩效的积极效应。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①未就海外网络嵌入性与本土网络嵌入性进行关联分析，在后续研究中有待进一步扩展和深化；②只考虑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学习、海外网络嵌入性与国际化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没有考虑是否存在东道国制度水平临界值，未来研究可以对比作进一步讨论；③采用横截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但海外网络嵌入性和国际学习在不同发展阶段可能具有不同影响。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采用纵向研究设计，深化对上述影响机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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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Jieyi, Liu Yuqin, Cao Jinxi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learning as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 and host-country institutional context as the moderating variable, the research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seas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performance. By conducting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353 export-orient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China's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reveal that overseas network embeddedness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performance,and international learning has the partial intermediato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verseas network embednes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performance. Further, the research results reveal that host-country institutional context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seas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international learning, and host-country institutional context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seas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performance.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s som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enterprises to promote overseas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international learning to achieve internationalization performance.
Key Words:Overseas Network Embeddedness；International Learning；Host-Country Institutional Context；Internationalization Performance
DOI：10.6049/kjjbydc.2017090665
中图分类号：F2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05-0106-07
收稿日期：2017-11-2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23201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472170,71673190)；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项目(16JDGH135)
作者简介：李杰义(1972-)，男，湖南郴州人，博士，博士后，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师范大学中非跨国经营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企业创新管理;刘裕琴(1991-)，女，河南信阳人，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创新管理；曹金霞(1988-)，女，河南商丘人，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创新管理。
(责任编辑：万贤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