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理论模型
辛德强1,2，党兴华1，薛超凯1
(1.西安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8；2.山东工商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摘 要：网络组织常出现的惯例刚性现象会影响其探索性创新，但惯例刚性作用效应会受到网络嵌入的影响。为了揭示双重网络嵌入下网络惯例刚性对探索性创新的作用机制，对软件业、高端制造业、信息传输业、制药等行业258份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网络认知刚性、网络行为刚性都不利于企业探索性创新；网络惯例刚性与探索性创新之间的关系受其所嵌入的双重网络影响。在较高社会网络嵌入差异情况下，网络认知刚性、网络行为刚性与探索性创新的负向关系加强。相以地，在较高知识网络嵌入下，网络认知刚性、网络行为刚性与探索性创新的负向关系也会加强。
关键词：网络惯例刚性；社会网络嵌入；知识网络嵌入；探索性创新
创新驱动时代非连续技术变革不断涌现，导致合作创新网络组织逐渐出现不能适应外部环境变革的现象。例如，以诺基亚公司为核心的合作创新网络，在面临手机技术巨变中陡然走向没落，曾经引以为荣的塞班系统成为成员企业探索性创新的最大绊脚石，不断增强的网络惯例形成了强大的刚性压力，阻碍了成员企业适应外部变革。一些学者指出这是一种惯例刚性现象，使得企业难以灵活改变组织资源应用流程，是组织惯性的根源之一[1]。网络惯例刚性也会给网络组织变革带来阻力，使得成员组织不愿进行探索性创新投入[2]，甚至很少有变革组织程序的意识，极大地影响了成员探索性创新行为、决策和绩效。此外，组织嵌入在多主体合作创新网络之中，必然会影响惯例刚性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从网络嵌入视角研究网络惯例刚性与探索性创新的关系。但既有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对惯例刚性的构成关注较少，尤其是合作创新中惯例刚性如何影响企业探索性创新，其作用效应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尚不清楚；其次，虽然许多文献已注意到网络嵌入对组织创新活动的影响[3]，但还未涉及多重网络嵌入下惯例刚性对企业探索性创新的影响。然而，企业在合作创新过程中形成了由参与者间多元关系交织成的社会网络和由各网络节点知识元素相互连接构成的知识网络[4]，网络成员嵌入在这两种具有耦合关联的网络中，其探索性创新行为及条件必然会受到影响[5]。因此，本研究尝试从双重网络嵌入视角探索网络惯例刚性对企业探索性创新的影响。
1.1.1 惯例刚性
要理解惯例刚性，首先需要区分“惯例”与“惯性”的概念。Becker[6]认为，惯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重复交互模式”的行为规范，另一方面表现为“规则、标准操作程序”的认知规则。虽然Becker致力于惯例变革研究，但他也承认惯例时常伴随着稳定性和惯性[6]。Zheng和Yang[7]在研究联盟伙伴重叠性对突破性创新的影响时指出，伙伴熟悉度过大反而会使组织间惯例趋向于刚性。Miller和Friesen[8]将惯性定义为组织在面对重大外部变化时，无法实施内部变革的状态。Gilbert[1,9]在研究惯性现象时指出，当组织面临外部变革时，不能改变其利用资源的程序，称为惯例刚性。从这层意义上讲，惯例刚性是组织惯性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者说它是惯例与组织情境结合而表现出的一种属性。学者们认为组织惯性可从组织认知导向与行为导向进行解析[10]：组织认知导向方面，由于设计组织惯例的初始动机可以跟惯例执行主体分离[11]，隐含的认知逻辑贯穿于组织思维且根深蒂固，导致组织难以适应变革，从而产生组织认知刚性；组织行为导向方面，与组织情境紧密结合的组织程序很难改变，且会自我加强，不能适应非连续变革[3]，从而产生了组织行为刚性。基于此，本文将网络组织惯例刚性分为网络认知刚性和网络行为刚性两个维度，前者是指网络成员对现有战略之外的战略性变化的认知抵制[12]，表现为组织认知依赖于同其他伙伴合作积累的历史经验、组织记忆和合作规范共识等，是网络成员认知的惯例化和刚化；后者是指网络成员对现有战略之外的战略性变化的行为抵制，表现为组织行为依赖于同其他伙伴合作形成的交互行为模式、行为路径和具体行动实践，是网络成员行为的惯例化和刚化。
1.1.2 网络嵌入性
网络嵌入性反映了参与者在网络中的地位以及与其它参与者的关系，这些结构和关系决定了参与者整合资源的种类及数量[13]，并会影响其创新决策、行为和绩效。合作创新组织间由多元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形成了双重网络嵌入，即由参与者间多元合作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嵌入和由知识元素相互连接构成的知识网络嵌入[4]。社会网络是企业合作创新的基础，企业创新活动嵌入其中。同时，企业通过知识搜索、知识连接和知识组合等活动又嵌入到外部知识网络中，知识网络依附于社会网络，且两个网络同构[14]，即参与者间组合模式与知识元素间的组合模式相似。
1.1.3 社会网络嵌入
关于社会网络嵌入，学者们主要关注参与者之间的网络关系特征和网络结构特征。Granovetter[15]认为关系嵌入主要分为强联结与弱联结，一方面强联结可以增强成员间社会互信，使其更容易接触到彼此有价值的信息，同时降低沟通障碍，打通多种交流渠道，促进成员间技术转移和相互学习；另一方面，包含多种非正式联系的弱联结可以让成员接触到更多差异化知识和隐性知识。Jarillo[17]指出，网络关系同时具有强联结优势和弱联结优势，是连续的统一体，可以用网络关系强度表示。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将个体间网络拓展至组织间网络，认为企业可以通过伙伴间多元关系嵌入获取关键信息[16]、维持网络稳定，进而形成组织间互惠规范和合作共识。此外，表征网络规模、密度、位置的结构嵌入也会促进企业间知识交流与共享。
1.1.4 知识网络嵌入
关于知识网络嵌入，学者们认为技术创新领域涉及各种知识元素，如观察事实、公共范式、已知理论和方法、研究问题的轨道等，研究者在开展创新活动时，将不同的知识元素组合起来，这种知识元素间的组合关系形成知识网络连接[4]，知识连接彼此交错形成知识网络[5]，依附于企业与其它参与者间持续互动形成的社会网络。魏江等[13]认为企业可以同时嵌入本地知识网络和超本地知识网络中，通过知识整合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有学者主张用知识多样性、知识异质性等指标测度知识网络嵌入。还有学者认为知识网络的本质是组织间基于知识资源的一种合作关系，无论显性知识还是隐性知识都具有嵌入性[18]。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网络惯例刚性在对探索性创新作用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双重网络嵌入的影响，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双重网络嵌入的调控作用。
依据“环境-行为”范式，构建网络组织惯例刚性、双重网络嵌入与探索性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构架。首先，组织惯例受到环境影响并产生适应过程[19]。同时，组织惯例既可以是组织柔性的来源，也可能成为组织发展的障碍[20]。当组织面临外部非连续变革时，不能灵活地改变组织利用资源投资过程，惯例刚性就产生了[1]。网络组织惯例刚性必然会影响网络成员的探索性创新行为，具体表现在网络认知刚性和网络行为刚性方面。另外，网络惯例刚性与探索性创新的关系同时受双重网络嵌入影响。成员企业不仅可以通过嵌入社会网络获取知识、资源和地位，而且成员间的社会秩序(如结构、制度和惯例等)及交互构成也会受到社会网络结构影响。在知识网络嵌入方面，知识元素不再被视为单一的累加因素，而是将知识元素相互交织成的网络结构作为组织的知识基础，影响着组织间知识整合及学习惯例行为。因此，组织可以通过社会网络嵌入和知识网络嵌入，筛选、补充和组合信息和资源，进而影响网络认知刚性、网络行为刚性与探索性创新的关系。
综上可知，首先，一些文献发现了组织在组织间关系变革过程中面临的惯性问题[22]，并指出惯例刚性的存在，但研究相对零散，还未打开惯例刚性的黑箱；其次，已有学者意识到惯例刚性可能对企业应对外部变革产生影响，但是仅有少量文献指出网络惯例刚性如何影响企业探索性创新；最后，已有文献涉及到网络嵌入性对组织惯性的作用，但缺乏从双重网络嵌入视角入手，运用中国企业创新实践数据探究网络惯例刚性作用机理的研究。因此，本文将网络惯例刚性、双重网络嵌入及探索性创新置于同一研究框架下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具体理论模型见图1。
图1理论模型
惯例刚性会影响企业探索性创新，如Dickson[22]认为的那样，组织可能会因此陷入操作惯例陷阱，并且当关系和信任作用较强时，组织成员不会感觉到有调整既有程序或监督对方的必要，使得惯例刚性更容易形成[23]，进而限制组织创新。组织认知导向方面，党兴华等[17]认为，当组织在合作过程中依赖于其他成员累积的经验、组织记忆和学习时，组织认知活动会趋向于惯例化、惯性和刚性。Angwin 等[24]认为，趋向制度化和刚性的惯例往往会产生路径依赖性[21]，阻碍组织及时吸收外部重要知识、经验和创意，形成僵化的组织间规范共识，进而影响探索性创新。组织行为导向方面，Kim等[22]认为，如果网络形成了制度化惯例，如特定行为模式、参与组织的既有程序，这些趋于刚性的网络专有惯例就不太可能发生变革，从而限制参与组织的探索性创新活动。谢康等[12]认为，由于企业担心颠覆原有组织结构、核心能力和资源会产生变异风险，或因难以匹配动态环境而产生适应风险，从而将组织程序锁定为传统模式，进而阻碍组织变革与创新。因此，网络认知刚性和网络行为刚性均会影响企业探索性创新。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a：网络认知刚性负向影响企业探索性创新；
H1b：网络行为刚性负向影响企业探索性创新。
企业创新活动深嵌于其创新合作形成的社会网络中，因而表征参与者间网络关系特征和网络结构特征的社会网络嵌入必然会影响网络惯例刚性的形成及其对企业探索性创新的作用。当社会网络嵌入程度较高时，网络规范共识对企业创新认知的引导力会加强。由于担心采用新创意、新方法会带来风险，以及采用主流创新设计成本的经济性，大多数成员企业不愿意调整网络规范共识以适应外部变革，从而降低了企业探索性创新意愿。当面对外部变革时，企业的社会网络嵌入程度会影响网络行为刚性与探索性创新的关系。这是因为企业与其它成员网络联系强度越大，其创新行为序列嵌入网络创新行为序列的程度越深，当网络行为序列在重复合作过程中不断加强时，成员的探索性创新行为就会受到限制。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2a：社会网络嵌入会加强网络认知刚性与探索性创新的关系；
H2b：社会网络嵌入会加强网络行为刚性与探索性创新的关系。
Yayavaram和Ahuja[14]认为，企业知识基础是一个由不同知识元素连接交织而成的网络，这些连接记录了创新过程中知识元素以往的组合和隶属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作为知识搜索渠道，并预示了知识元素未来的潜在组合。表征不同知识组合关系和知识网络结构的知识网络嵌入能够影响企业分配其注意力、努力和资源，以探索和建立新的知识元素组合[4]，进而影响其探索性创新。组织研究者可以通过知识网络对其他成员搜索、转移和应用知识和信息[5]。当知识网络嵌入程度较高时，网络成员与其他伙伴形成的知识元素组合和组合成功的机会越大，网络成员的经验、学习和认知也更加依赖于伙伴间知识元素的连接和组合，削弱了网络成员探索新知识元素组合的信心和意愿，加强了网络认知活动的惯例化、刚性化，降低了企业探索性创新意愿。相似地，当知识网络嵌入程度较高时，网络成员的创新搜索行为深嵌在组织间搜索、转移和应用知识、信息的惯例轨道上，考虑到既有技术轨道的成熟性和探索新组合的昂贵成本，企业会限制其探索性创新行为。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3a：知识网络嵌入会加强网络认知刚性与探索性创新的关系；
H3b：知识网络嵌入会加强网络行为刚性与探索性创新的关系。
选取软件业、高端制造业、信息传输业、制药等行业企业作为调查对象，因为这些行业的企业拥有较好的知识基础、复杂的研发活动及活跃的技术创新活动，并且其创新活动涉及多方成员，创新合作组织多样。调查过程主要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邀请20位MBA学员对问卷进行预填，以检验问卷各题项能否准确地表达相应内容，结果评价中没有发现显著差异；第二阶段，依据团队前期收集的企业名录，随机选择100家企业进行调查，以降低同一数据源变量检验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25]。每家企业选取2名研发人员或业务主管独立完成问卷，并要求他们列出主要创新合作伙伴，发放100套(200份)问卷，有效回收63套(126份)问卷；第三阶段，主要向上一轮调查对象列出的合作企业(剔除与上轮重复的企业名单)相关人员发放网络问卷，共发放310套(620份)，回收66套(132份)问卷。两轮共回收有效问卷258份，有效回收率为31.5%。样本对象主要分布在广东(15%)、江苏(12%)、西安(36%)、山东(23%)、四川(10%)及其它(4%)地区。按照问卷反馈的先后顺序，检验前期回答者与后期回答者的差异性，发现不存在显著差异。样本分布在软件业(32%)、高端制造业(19%)、信息传输业(28)、制药业(12%)及其它(9%)行业，分布较为均衡。
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拟定相关变量的测量结构，结合企业合作创新特点，对量表进行多次测试与修改。对涉及的主要研究变量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具体指标如下：
(1)网络惯例刚性。参考党兴华[17]和吕一博等[10]的研究，从组织认知导向和行为导向入手[12]，将网络惯例刚性分为网络认知刚性和网络行为刚性两个维度，前者采用4个测量题项：企业常会抵制异于现有战略的新战略认知、面对外部变革时企业战略观念转变速度较慢、企业决策制定主要基于合作伙伴历史经验和现行体制、企业决策制定主要基于合作规范共识；后者采用4个测量题项：企业在工作任务上会因为习惯排斥新方法和新手段、企业决策制定会参考网络中相似问题的处理流程、企业在创新合作中形成的技术范式很难因为环境变化而改变、企业战略行为逻辑依赖于网络中稳定的行为模式。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851和0.873。
(2)社会网络嵌入。根据Wang等[4]和党兴华等[17]的研究，采用3个测量题项：企业与其他创新伙伴合作频繁、企业与创新伙伴合作范围广、企业与创新伙伴间的关系持续时间长。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值为0.912。
(3)知识网络嵌入。根据Wang等[4]、韩莹和陈国宏[15]的研究，知识网络嵌入采用3个测量题项：企业频繁与伙伴企业交流知识信息，企业通过知识网络向其他成员搜索、转移知识信息，企业知识基础涉及合作创新中伙伴知识组合和隶属信息。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值为0.907。
(4)探索性创新。依据Ozer和Zhang[26]、肖振鑫和高山行(2015)对探索性创新的研究，主要通过3个指标测量：我们的新知识大部分来自企业外部、我们的新知识大部分不是引自企业自有专利和专长，我们经常会尝试运用不太成熟的新技术和技能。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值为0.920。
(5)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所在区域、企业规模和行业部门等，其中，所在区域通过题项“请问你们企业所在地区”测量；企业规模通过题项“你们企业员有多少全职员工”进行测量，对结果取对数；行业部门通过题项“请问你们企业所属行业部门”测量。
在对各变量内涵及维度研究基础上，对已有量表进行修订。通过检验各题项的内容效度，借助统计软件SPSS 19.0的最大方差旋转对多项目量表进行信度检验。结果显示，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8，说明量表信度较好；主要量表各指标的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6，高度显著(p<0.001)。
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检验各潜变量的结构效度，发现整体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χ2/df=2.132<3,GFI=0.908,CFI=0.943,IFI=0.949,RMSEA=0.075 <0.1)。组合信度CR值范围在0.713～0.937之间，大于临界点0.7，说明量表整体结构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收敛效度。
表1展示了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情况，其中网络惯例刚性、社会网络嵌入、知识网络嵌入与探索性创新的相关系数显著，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初步支持。
利用多元层次回归检验假设关系，因为层次回归方法可以检验每一新增变量带来的变异比例。如表2所示，在控制变量模型的基础上，依次加入主变量网络惯例刚性、社会网络嵌入和知识网络嵌入，检验各主变量对探索性创新的影响；然后加入交互项，检验结构差异和资源承诺的调节作用。对模型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以降低多重共线性，通过计算模型中每一项回归系数的方差膨胀因子发现，其范围在1.57～2.13，模型符合研究要求。
表2给出了各模型的标准回归系数和可决系数R2。其中，模型1的控制变量(如所在地区、企业规模和行业部门等)对探索性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说明各变量得到有效控制；模型2检验了自变量网络认知刚性、网络行为刚性的主效应，发现其负向效应均显著(β=-0.378，p<0.001；β=-0.247，p<0.001)，支持H1a、H1b；对比模型3与模型4发现，可决系数R2发生了显著变化(ΔR2=0.089)，在模型4中，检验社会网络嵌入与网络认知刚性的交互项与探索性创新的系数(β=0.396， p<0.001)，可知社会网络嵌入对网络认知刚性与探索性创新的关系起显著调节作用，支持H2a；对比模型5和模型6发现，可决系数的变化量ΔR2=0.082，检验模型6中社会网络嵌入与网络行为刚性的交互项与探索性创新的系数(β=0.504，p<0.05)，可知社会网络嵌入对网络行为刚性与探索性创新的关系起显著调节作用，支持H2b;对比模型3与模型7发现，可决系数的变化量ΔR2=0.041，检验模型7中知识网络嵌入与网络认知刚性的交互项与探索性创新的系数(β=0.468，p<0.05)，可知知识网络嵌入对网络认知刚性与探索性创新间的关系起到显著调节作用，支持H3a;对比模型5与模型8发现，可决系数的变化量ΔR2=0.111，检验模型8中知识网络嵌入与网络行为刚性的交互项与探索性创新的系数(β=0.419，p<0.01)，可知知识网络嵌入对网络行为刚性与探索性创新间的关系起到显著调节作用，支持H3b。
表1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2网络惯例刚性、社会网络嵌入、知识网络嵌入与探索性创新
注：+p<0.10
本文从组织认知导向与组织行为导向入手，将网络惯例刚性分为网络认知刚性和网络行为刚性，探讨网络惯例刚性对探索性创新的影响，并剖析双重网络嵌入下网络惯例刚性对探索性创新作用的差异性。通过文献梳理和数据检验，得出如下结论：
(1)网络惯例刚性会阻碍探索性创新。一方面，网络认知刚性会阻碍企业及时吸收外部关键知识、经验和创意，僵化组织间的规范共识，进而影响探索性创新；另一方面，网络行为刚性使得组织程序锁定为传统模式，导致企业创新深嵌于既定的网络环境与技术轨道中，限制了网络成员开展探索性创新。
(2)社会网络嵌入对网络惯例刚性与探索性创新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当社会网络嵌入程度较高时，网络认知刚性会显著降低企业探索性创新意愿，同时网络行为刚性会将网络组织创新行为锁定在传统行为模式和技术轨道上，限制成员企业的探索性创新行为。
(3)知识网络嵌入对网络惯例刚性与探索性创新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当知识网络嵌入程度较高时，网络成员的经验、学习和认知更依赖于伙伴间知识元素的连接与组合，从而降低了企业的探索性创新意愿。相似地，当知识网络嵌入程度高时，考虑到既有技术轨道的成熟性和对新知识组合的探索成本，企业会限制探索性创新行为。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首先，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组织认知导向和组织行为导向入手，将网络惯例刚性分为网络认知刚性与网络行为刚性两个维度，打开了网络惯例刚性的黑箱；其次，从双重网络嵌入视角出发，同时考察社会网络嵌入和知识网络嵌入对网络惯例刚性与探索性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拓展了惯例刚性和探索性创新的研究视野。
研究结论可以为管理者提供以下重要启示：①企业将创新实践嵌入创新网络惯例，有利于企业节省资源和信息获取成本，但也需重视网络惯例刚性的负面效应，应保持组织的变革能力和适应性；②企业在利用社会网络嵌入获取和利用创新资源时，应制定相关策略保障企业探索性创新，避免操作惯例机械地嵌入既定的创新环境中，形成网络认知刚性和网络行为刚性；③企业通过所在知识网络获取创新所需的知识元素和探索新组合时，应有相应机制保障企业不会锁定在伙伴间知识元素连接路径和搜索惯例轨道上，以保持企业对新知识的持续探索。
为了保证样本代表性，本文在筛选样本时，控制了企业规模、所在地区和行业部门等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因素，但仍存在一些研究局限：①研究采用企业相关人员自述的方式调查企业网络创新活动情况，虽然他们都是企业的管理层或研究人员，但仍可能存在判断偏差；②受条件限制，研究采用横截面静态数据，难以反映出企业创新动态；③研究未检验影响网络惯例刚性作用发挥的其它条件及惯例刚性形成的相关因素。这些问题值得在今后研究中作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 GILBERT C G.Unbundling the structure of inertia:resource versus routine rigidity[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5,48(5):741-763.
[2] KAPOOR R,KLUETER T.Decoding the adaptability-rigidity puzzle:evidence from pharmaceutical incumbents' pursuit of gene therapy and monoclonal antibodi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5，58(4):1180-1207.
[3] GUPTA A K,SMITH K G,SHALLEY C E. The interplay between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6,49(4):693-706.
[4] WANG C,RODAN S,FRUIN M,et al. Knowledge networks,collaboration networks,and exploratory innovat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4,57(2):484-514.
[5] GUAN J,LIU N.Exploitative and exploratory innovations in knowledge network and collaboration network:a patent analysis in the technological field of nano-energy[J].Research Policy,2016,45(1):97-112.
[6] BECKER M C.Organizational routines: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2004,13(4):643-678.
[7] ZHENG Y H,YANG.Does familiarity foster innovation? the impact of alliance partner repeatedness on breakthrough innovations[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15,52(2):213-230.
[8] MILLER D,FRIESEN P H.Momentum and revolution in organizational adaptat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80,23(4):591-614.
[9] GILBERT C G.Change in the presence of residual fit:can competing frames coexist[J].Organization Science,2006,17(1):150-167.
[10] 吕一博,韩少杰,苏敬勤.企业组织惯性的表现架构:来源,维度与显现路径[J].中国工业经济,2016(10):144-160.
[11] NELSON R R,WINTER S G.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12] 谢康,吴瑶,肖静华,等.组织变革中的战略风险控制——基于企业互联网转型的多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16(2):133-148.
[13] 魏江,徐蕾.知识网络双重嵌入,知识整合与集群企业创新能力[J].管理科学学报,2014,17(2):34-47.
[14] YAYAVARAM S,AHUJA G. Decomposability in knowledge structures and its impact on the usefulness of inventions and knowledge-base malleability[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8,53(2):333-362.
[15] 韩莹,陈国宏.多重网络嵌入与产业集群知识共享关系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6,34(10):1498-1506.
[16] SHIPILOV A,GULATI R,KILDUFF M,et al. Relational pluralism within and between organiza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4,57(2):449-459.
[17] 党兴华,魏龙,闫海.技术创新网络组织惯性对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6,34(9):1432-1440.
[18] 肖冬平,顾新.知识网络中的知识合作原理及其实现途径[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9,30(9):89-96.
[19] 米捷,林润辉,谢宗晓.考虑组织学习的组织惯例变化研究[J].管理科学,2016(2):2-17.
[20] 党兴华,王方.核心企业领导风格,创新氛围与网络创新绩效关系研究[J].预测,2014,33(2):7-12.
[21] KIM T-Y,OH H,SWAMINATHAN A.Framing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 change:a network inertia perspectiv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6,31(3):704-720.
[22] DICKSON P R.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competitive rationality[J].The Journal of Marketing,1992:69-83.
[23] FANG E,PALMATIER R W,SCHEER L K,et al. Trust at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levels[J].Journal of Marketing,2008,72(2):80-98.
[24] ANGWIN D N,PAROUTIS S,CONNELL R.Why good things don't happen:the micro-foundations of routines in the M&A process[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5,68(6):1367-1381.
[25] LUO X,SLOTEGRAAF R J,PAN X. Cross-functional "coopetition":the simultaneous role of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within firms[J].Journal of Marketing,2006,70(2):67-80.
[26] OZER M,ZHANG W. The effects of geographic and network ties on exploitative and exploratory product innovation[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5,36(7):1105-1114.
Xin Deqiang1，2，Dang Xinghua1，Xue Chaokai1
(1.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Xi'an 710048，China;2.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tion,Shando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Yantai 264005,China)
Abstract：There are always routine rigidity phenomena in a network organization,which could influence its exploratory innovation,and routine rigidity's effect would be moderated by network embeddedness. In order to reveal the mechanism that network routine rigidity influence exploratory innovation in a dual network embedded perspective. Through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258 copies of questionnaire on the industry of software,high-tech manufacture,information transmission,pharmacy,etc.,we find that network cognition rigidity and network behavior rigidity are both harmful to retain exploratory innovation. Moreover,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network routine rigidity and exploratory innovation are moderated by the dual network which they are embedded.On a higher level of social network embeddednes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 cognition rigidity,network behavior rigidity and exploratory innovation is stronger. Similarly,it is also stronger on a higher level of knowledge network embeddedness.
Key Words:Network Routine Rigidity; Social Network Embeddedness; Knowledge Network Embeddedness; Exploratory Innovation
DOI：10.6049/kjjbydc.2017060110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04-0010-06
收稿日期：2017-07-1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372171)；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1611688017)；陕西省重点学科建设专项资金项目(107-5X1301)；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13JZ034)
作者简介：辛德强(1979-)，男，辽宁普兰店人，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工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理论与管理；党兴华(1952-)，男，陕西蒲城人，博士，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理论与管理等；薛超凯(1989-)，男，山东阳谷人，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
(责任编辑：林思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