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SOPij为产品j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借鉴顾国达、方圆[17]的方法计算得到，esij为产品j在地区i的出口比重。殷宝庆1 ,2，刘 洋3
(1.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2.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3.上海健康医学院 医疗器械学院，上海 201318)
摘 要：首先，构建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绿色技术进步影响中国制造升级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从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产业高度及出口部门碳生产率3个层面建立中国制造升级水平测算指标体系；然后，采用我国内地30个省级样本数据实证检验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制造升级的影响。考虑到中国制造业以碎片化生产与一体化贸易模式逐步融入全球生产网络这一趋势，将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实背景纳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即同时考虑来自国外中间品和出口中间品中的隐含能因素，采用基于非径向、非导向的松弛测度方向距离函数测算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①2002-2015年，中国制造升级水平呈现先下降后缓慢上升的"烟斗曲线"态势，并按照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依次递减，产业高度指数水平与出口部门碳生产率较低是造成中部地区中国制造升级指数整体不高的主要原因；②从整体看，绿色技术进步促进了中国制造升级水平提升，但其在不同的能源强度地区、经济地带、时段中的影响存在差异，绿色技术进步在能源强度高的地区、东部地区及2009-2015年对中国制造升级的正向效应更为显著；③资本密集度和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对中国制造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与预期相反，市场化程度对中国制造升级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
关键词：绿色技术进步；中国制造升级；全球价值链分工；市场化程度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片断化，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过程中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售后服务等各增值环节，已经形成有序、相互衔接的链条关系。这种全球生产高度片段化与贸易一体化并存的格局，不仅推动了外包承接国出口扩张，也促进了其产业技术体系变革。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面临诸多问题，如“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必须加快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新的比较优势”等，亟待转型与调整。国家“十三五”规划强调，“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还指出“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在当前国内、国际经济背景下，要想推动中国制造升级和保持出口长期可持续发展，需要制造业绿色技术进步与突破。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主要受资源与环境刚性约束，而突破原有经济增长方式将更倚重于绿色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绿色技术也称为环境友好型技术，是指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技术[1]。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出，绿色技术是能减少污染、降低消耗和改善生态的技术体系。与之相对应，有学者将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传统技术称为“黑色技术”。与传统的一般技术进步不同，绿色技术进步能直接带来资源和能源节约，避免、减轻或消除环境污染，提高生产效率。董直庆等[2]的研究表明，如果保持我国现阶段的技术进步方向不变，环境质量和经济产出将难以实现相容发展，只有转变技术进步方向，全面采用绿色或清洁技术，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才能实现共生发展。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较深，作为发展中大国，主要还是以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及低廉的成本为依托，通过发展加工贸易和吸引FDI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并且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建立在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基础之上。因此，在新国际分工背景下，深入探讨如何推动我国制造业绿色技术进步，进而促进中国制造升级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绿色技术进步一般有3条实现路径，分别是自主创新、绿色技术转移及从经济行为中学习。近年来，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已成为国际技术扩散的新途径[3，4]。史进、童昕[5]基于无铅焊接技术在中国三大电子产业集群生产中的扩散案例，探讨了影响跨国绿色技术扩散的主要因素，发现外部因素中目标市场和地理集群是显著的解释变量，企业自身特性中企业在生产链中的位置及环境管理能力具有显著影响。毕克新等[6]探讨了FDI流入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岐洁、韩伯棠等[7]从全国和地区两个维度对比了绿色技术自主创新、国际溢出与省域溢出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变动和效率变动的影响。李长青等(2015)基于异质企业视角，利用修正的新古典投资模型，分析了企业研发投入、融资约束影响出口绿色技术含量的机理。
有关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制造升级影响的研究，钱水土、周永涛[8]发现技术进步与对外贸易产业升级之间存在良性的正反馈交易机制；逯宇铎、孙博宇[9]将技术进步和效率增进及其引发的规模经济与要素重置效应引入同一研究框架，重点研究了技术进步和效率增进对不同技术附加值制造业行业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及机制；梁碧波[10]认为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在“二元边际”上的差异性导致了不同国际贸易模式在不同区域和不同时点上的非均衡分布；黄静波、刘淑琳[11]认为，技术创新对企业持续出口、间断出口和新出口均有促进作用。此外，还有学者从技术进步视角着重探讨了绿色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产业升级、能源利用以及碳排放的影响[12]
本文将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以下方面对相关研究作出拓展与创新：①理论方面尝试构建一个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绿色技术进步影响中国制造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以丰富对外贸易升级理论；②实证方面从出口产品质量、产业高度与出口部门碳生产率3个层面构建中国制造升级的新指标体系，测度2002-2015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除西藏外)制造升级水平指数，然后实证检验了绿色技术进步影响中国制造升级的内在机制及地区差异。
绿色技术进步是新常态下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建设制造强国、实现《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的重要路径，主要通过以下机制影响中国制造升级水平：
(1)本土企业以代工模式加入全球价值链，可能因“锁定效应”阻碍绿色技术进步，进而对中国制造升级产生负向作用。具体表现为跨国公司与国际大买家凭借技术优势、环保进入壁垒以及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势力，以大额订单威胁代工企业以低端生产要素及现有生产技术维持已有的比较优势，抑制了本土制造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性，并将其锁定在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生产环节。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内，制造业由能源偏向、污染密集型生产技术向节能减排、清洁生产的绿色技术方向转变，会使绿色技术形成对非绿色技术创新的替代，并产生相应的“挤出效应”[13]。例如，污染治理资金投入对生产性投资的挤占、原有机器设备更新换代、采购供应链环节以及生产工艺改变等，均会在短期内影响企业经营决策、增加生产成本，进而对企业生产率、利润率和出口增加值产生负面影响。
(2)绿色技术进步可以促进产业结构低碳化、高级化，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对中国制造升级产生正向作用。绿色技术进步通过改进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等提升劳动力素质，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并带来环境质量改善。在中国制造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进程中，如果本土企业率先进行绿色技术研发，提高产品质量以及加深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的绿色化程度，将有助于增加出口产品种类、提升产品绿色技术含量(李长青等，2015)，进而有效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更好地满足国内外市场消费者对环境友好型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从被动迎合市场需求向主动引领市场需求、创造市场需求方向演进，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通过市场竞争获取先动优势，逐渐弥补甚至抵消采用绿色技术为企业经营绩效带来的负面效应，即创新补偿效应。此外，企业还可通过考察出口产品的生态足迹，精确追踪产业链不同环节的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情况，并有针对性地开发、引进和采用与之相匹配的绿色技术模式，进而促进绿色技术进步；通过中间品进口对外转移或压缩高能耗高污染生产环节、延伸与扩展低能耗低污染生产链条、创造新的价值链环节、提升产品附加值等措施，打造绿色产业链，努力推动中国制造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根据上述关于绿色技术进步影响中国制造升级路径的探讨，借鉴Sterlacchini[14]、殷宝庆等[15]的理论分析框架，假定中国制造升级水平TU取决于绿色技术进步程度(GTFP)、资源禀赋差异(RF)、市场化水平(MK)及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VSS)，构建绿色技术进步影响中国制造升级的回归模型如下：
TUit=β0+β1GTFPit+β2ln(RFit)+β3lnVSSit+β4ln(MKit)+vi+ut+εit
(1)
式(1)中，i、t分别表示地区、时期，vi、ut分别表示截面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回归方程的随机误差项，ln表示对部分变量取对数形式，以消除异方差、提高模型估计准确性。
1.3.1 被解释变量
增加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对外贸易低碳竞争力是中国制造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主要路径，集中体现了中国制造升级中的纵向产品质量升级、横向产品空间结构优化与出口绿色转型等特征。借鉴殷宝庆[16]的测算方法，采用出口技术复杂度、产业高度指数及地区出口部门碳生产率3个指标，分别进行无量纲处理和相应的权重计算，加总得到2002-2015年中国制造升级水平指数。
(1)出口技术含量(TS)计算公式为其中，SOPij为产品j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借鉴顾国达、方圆[17]的方法计算得到，esij为产品j在地区i的出口比重。
(2)产业高度指数(ESI)借鉴卢福财、罗瑞荣[18]的测算思路，采用各地区第二产业就业人均GDP与美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均GDP之比进行近似度量。
(3)出口部门碳生产率(EXCP)测算公式为
其中，EXi、GOi、TVAi分别表示地区i的出口额、总产出和增加值；EEEi为地区i的出口隐含碳排放，用
各地碳排放系数与全国出口隐含能的乘积进行近似测算；全国出口隐含能采用“按固定比例进行分配”法进行度量[19]，用e
EX表示，e为直接能耗系数矩阵，M为进口系数矩阵，A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EX为出口水平矩阵；各地碳排放系数采用王铮、朱永彬[20]的方法，通过构建各地平均碳排放系数计算得到。
(4)中国制造升级指数(TU)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Zij分别为TS、ESI、EXCP通过标准化处理得到的数值，Wj为采用均方差决策法确定的相应指标权重系数。
根据以上步骤进行相关指标的计算与处理，得到2002-2015年除西藏外，我国内地30个省级层面的中国制造升级综合评价指数，如图1所示。整体上看，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呈现先下降后缓慢上升的“烟斗曲线”态势。出现这种走势的原因在于：2002-2008年，中国加入WTO及全球第三次产业转移浪潮兴起，推动中国制造业采取国际垂直专业化的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从发达国家进口核心部件、资本品，再大规模出口最终产品，主要表现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贸易特征。由于我国缺乏核心技术，导致产业发展受制于人、所处环节附加值低、贸易的内含能源与贸易隐含碳对外净输出[21]，造成中国制造升级指数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2009年以来，为了应对劳动力、土地、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成本上涨的压力，扭转中国制造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局面，中国政府采取构建国内价值链、推行东部地区产业有序转移、与中西部地区有效承接及发展绿色经济等举措，促进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协同发展，进而推动中国制造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本文测算结果与李建军、孙慧[22]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依据1986年“七五计划”的划分标准将我国内地各省市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2002-2015年中国制造升级指数最高的为东部地区(0.498)，西部地区次之(0.322)，中部地区则相对较低(0.291)。其中，产业高度指数及出口部门碳生产率低是造成中部地区制造升级指数整体偏低的主要原因。
图12002-2015年中国制造升级指数变动趋势
1.3.2 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绿色技术进步(GTFP)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度量。考虑到中国制造业日益以碎片化生产与一体化贸易模式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本文将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这一现实背景纳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即同时考虑来自国外中间品和出口中间品中的隐含能因素，采用基于非径向、非导向的松弛测度方向距离函数SBM-DDF测算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SBM-DDF模型可以非比例变动地测度投入与产出要素的效率，避免传统方向距离函数由于径向性与导向性选择差异带来的偏差和影响。
将每一个地区作为一个生产决策单元，假定每个测评单元均有投入、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3个投入产出向量，分别用矩阵定义为
则
表示地区i在t时期的投入产出数值，(gx,gy,gb)表示方向向量，
表示投入、产出达到效率前沿面的松弛变量。借鉴Fukuyama和Weber[23]、蔡宁等(2014)的研究成果可知，地区i的SBM-DDF方向性距离函数为：
∀
∀
∀n;
对线性规划进行求解。采用Chung等[24]的方法，计算各地区从t期到t+1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Manquist为：
本文选用SBM-DDF模型对2002-2015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具体测算指标选取如下：
(1)投入变量选取资本存量、劳动、国内能源消耗和进口中间品隐含能。其中，资本存量测算借鉴单豪杰[25]的方法，以1952年的资产资本存量为基期，采用永续盘存法测算得到；劳动力投入指标为各地区从业人员数之和；国内能源消耗投入指标为各省能源消耗总量数据；进口中间品隐含能是来自国外的能源输入，假定在全球生产链上某一产品的能源消耗总量不变，则进口中间品隐含能形成了对国内生产工序环节中能源消耗的有效替代，采用
与全国进口隐含能的乘积进行近似度量。其中，各地中间品进口额采用地区进料加工贸易进口额和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口额之和进行测算；全国进口隐含能借鉴章辉、蒋瑛(2016)的方法，将进口商品来源区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类，分别测算能耗系数，并使用中国投入产出表估算得到。
(2)期望产出变量以内地30个省(市、区)的生产总值表示，并将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折算成1990年不变价。
(3)非期望产出变量采用地区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与出口中间品隐含能4个指标。其中，出口中间品隐含能是国内能源的对外输出，相当于国外生产工序环节对国内能源的消耗，采用
与全国出口隐含能的乘积近似度量；各地中间品出口额采用地区进料加工贸易出口额和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出口额之和进行测算；全国出口隐含能借鉴章辉、蒋瑛(2016)的方法，采用中国投入产出表，并使用“按固定比例进行分配” 法进行测算得到。投入变量、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变量指标主要由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国研网、海关数据库等整理而得。
绿色技术进步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非它的增长指数度量，假定2001年各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1，2002-2015年的绿色技术进步程度依据殷宝庆(2012)的方法，将测得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Manquist指数进行相乘得到。
1.3.3 控制变量
资源禀赋差异(RF)。要素供给比例可以直接影响企业生产成本，进而对各地区贸易竞争力产生作用。本文采用各地区资本存量与其从业人员之比表示要素密集度差异，其中资本存量参考单豪杰(2009)的方法进行测算。
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VSS)。中国制造业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可以通过进口新的中间投入品及其引致的技术扩散效应、生产工序环节分工协作中形成的“干中学”效应，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本文采用各地区加工贸易总额与进出口总额之比度量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
市场化程度(MK)。市场化程度是衡量地区要素市场、商品市场以及市场中介组织等发育程度的重要指标。2002-2009年市场化程度来源于樊纲等[26]发布的市场化指数， 2010-2015年的数值根据历年市场化指数采用线性插值法测算得到。
变量描述统计见表1。
表1各统计变量特征值(样本数=420)
在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依次进行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各主要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在此基础上采用Hausman检验和F检验对面板模型的形式进行判定。按照以上检验步骤，本文最终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对样本变量进行回归。表2结果表明，绿色技术进步程度系数显著为正。此外，本文还采用广义二乘法与随机效应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
表2模型(2)的结果显示，对于我国内地30个省(市、区)来说，绿色技术进步与中国制造升级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绿色技术进步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中国制造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表明，在我国对外贸易调档换速步入新常态的发展阶段，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制造业可以通过绿色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低碳化与高级化、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与出口部门碳生产率，进而扭转其在全球产业链中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
控制变量资源禀赋差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在回归模型中显著为正，表明提高资本要素密集度、积极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是提高中国制造升级水平的有效途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通过中间产品进口与“干中学”效应，吸收跨国公司先进技术与管理理念，有助于本土制造企业要素升级[27]。与预期相反，市场化程度对中国制造升级产生一定阻碍作用。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市场化进程的不同阶段，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阶段，政府支出的拥挤性凸显，会造成要素资源配置扭曲、要素价格扭曲，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升[28]。张兵兵等[29]基于1998-2012年全国内地30个省份的实证研究表明，政府干预导致的能源要素市场扭曲及能源价格低估，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技术进步，产生高企的退出成本、沉没成本及滋生寻租行为，并造成市场化对能源效率产生负向影响。
表2基准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数值为系数的t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下同
将样本按能源强度进行分组，能源强度指标采用各地区能源消耗总量与生产总值之比进行度量，主要用于反映节能减排技术、生产技术水平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表2模型(1)反映出不同能源强度样本的检验结果，表明绿色技术进步提升了高能源强度地区中国制造升级水平，但对低能源强度地区的作用并不显著。产生该现象的可能解释是：与要素禀赋结构相匹配的技术能以较低的技术变迁成本推动产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30]。低能源强度地区的产业结构与生产环节相对更清洁、能源利用效率更高、绿色技术存量规模较大且与要素禀赋结构匹配度较高，此时若脱离实际盲目采用更先进的绿色技术，可能增加技术变迁成本，对出口产品的生产效率与市场需求具有一定负面影响。与之不同，高能源强度地区的产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高污染、高能耗和低附加值特征，因而绿色技术进步可以通过提高能源利用率、加速生产技术改进促进产业结构低碳化、高级化，进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而绿色技术进步的创新补偿效应可以有效弥补并抵消非绿色技术向绿色技术变迁过程中产生的挤出效应，对高能源强度地区的中国制造升级产生显著正向作用。
表3模型(2)进一步将样本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后，发现虽然绿色技术进步的系数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两个组别显著为正，但东部地区绿色技术进步的系数在显著性与数值上均优于中西部地区，表明绿色技术进步对东部地区中国制造升级的促进效应强于中西部地区。其可能的原因如下：①经济基础与技术实力不同。东部地区充分发挥区位、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低成本优势，先于中、西部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积累了一定技术与物质资本，市场化程度与人均收入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些积极因素更有利于发挥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制造升级的正向效应；②绿色技术进步路径不同。我国东部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从2002年的0.38下降为2015年的0.26，同期中西部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从0.15提升到0.25，这在一定程度表明东部地区绿色技术进步正在由依靠跨国公司技术外溢效应的外力为主，向绿色科技自主创新与研发为主的内力为主转变。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由于资金、技术实力较弱，绿色技术引进及参与全球价值链引致的“干中学”效应成为促进其绿色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因此，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两组样本在经济基础、技术实力及其提升路径不同，是造成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制造升级效应差异的主要原因。
表3分样本回归结果
注：10个能源强度高的地区分别为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山西、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1个东部地区分别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表3模型(3)进一步区分了不同时间段的影响，样本回归结果表明绿色技术进步在前半段作用不明显，后半段积极作用开始凸显，可能的解释有为：①2002-2008年，中国制造业主要以代工模式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产生一定的要素锁定效应、市场锁定效应与价值链锁定效应(杜宇玮、周长富，2012)，不利于绿色技术进步及其对中国制造升级正向作用的发挥；②随着制造业参加全球价值链分工时间增加，本土企业可以利用中间品进口的技术外溢效应、全球生产网络中不同生产环节分工协作的“干中学”效应以及自主创新、技术引进等途径，推动绿色技术进步，并以其为主要抓手，实现对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及劳动对象等要素的优化配置，进而达到出口产品结构改善、出口产品质量与碳生产率提升的目的。
在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绿色技术进步与中国制造升级间相互影响作用显著，考虑到工具变量难以获取，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估计，具体结果见表4。总体上看，绿色技术进步可以有效提升中国制造升级水平，本文结论稳健。其它控制变量，如资源禀赋差异、市场化程度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水平与前文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不再赘述。
本文首先建立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的绿色技术进步影响中国制造升级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从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产业高度及出口部门碳生产率3个维度构建中国制造升级水平指标测算体系，然后采用我国内地30个省级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制造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2002-2015年中国制造升级水平呈先下降后缓慢上升的“烟斗曲线”，并按照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依次递减；②整体看，绿色技术进步促进了中国制造升级水平提升，但该作用对高能源强度地区、东部地区和2009-2015年样本更为明显，对低能源强度地区、中西部地区和2002-2008年样本不够显著；③资本密集度和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对中国制造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与预期相反，市场化程度对中国制造升级具有一定负面效应。
表4内生性问题处理
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主要有两点：
(1)鉴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制造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具有正向效应，我国各地区应因地制宜，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促进绿色技术进步，根据各省(市、区)要素禀赋、能源强度及产业结构，选择适宜的绿色技术。例如，东部地区应充分利用自身雄厚的资金、技术积累，以绿色技术研发与自主创新推动绿色技术进步；中西部地区应抓住国内产业梯度转移与对外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有利契机，在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绿色技术的同时，充分发挥中间品进口的技术外溢效应及非一体化生产环节分工协作的“干中学”效应，提升绿色技术吸收能力，进而促进绿色技术进步与中国制造水平提升。
(2)加强绿色人力资本培育，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推进“简政放权”，为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制造升级提升效应发挥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新常态下，以绿色技术进步为主要动力，推动中国制造升级离不开体制机制等的配套支撑。一方面，各地应逐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专利法律制度，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有效的经济激励与制度保障；另一方面，积极推进“简政放权”，通过制度创新释放市场活力。随着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各地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有层次、分步骤地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放管结合和政府部门职能优化，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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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 Baoqing1，2，Liu Yang3
(1.School of Economics，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58，China；2.Zhejiang Technical Institute of Economics，Hangzhou 310018，China；3.School of Medical Instruments，Shanghai University of Medical & Health Science，Shanghai 201318，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first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influences the "Made in China" upgra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en technology progress embedded in the divis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author builds the index system of "China Manufacturing" upgrade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technological content of export products, the height of industry and the carbon productivity of export sector, and then uses 30 provincial sample data to test the green technology progress on the "Made in China" upgrade.Considering that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increasingly 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with the "fragmented" production and "integrated" trade model, we incorporate the realistic background embedded in the global division of the value chain into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hat i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implied energy from foreign intermediate products and the implied energy factor in the export intermediate products, and using the non-radial, non-directional relaxation measure direction distance function to measure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each region.The result of empirical test shows that: "Made in China" upgrade level in the year 2002 to 2015 shows the "pipe-making curve" trend，descending first and then slowly rising,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astern region, the western region, the central region followed by decreasing.The high level of industry index and the low carbon productivity in the export sector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low overall "Made in China" upgrade index in the central region. On average, gree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as improved the level of "Made in China" upgrades, bu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energy intensity regions, different economic zones, and different periods.Green technology progress in the energy intensity of high areas, the eastern region and the 2009-2015 period has mor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Made in China" upgrade. Capital intensity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division of labor has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the "Made in China" upgrade, but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the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Made in China" upgrade.
Key Words:Green Technology Progress；"Made in China" Upgrade；Global Division of Value Chain；Degree of Marketization
收稿日期：2017-10-24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5NDJC184YB)
作者简介：殷宝庆(1975-)男，湖北云梦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绿色技术创新；刘洋(1976-)，男，江苏睢宁人，博士，上海健康医学院医疗器械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全球价值链升级、医疗器械监管。
DOI：10.6049/kjjbydc.2017090001
中图分类号：F2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04-0056-07
(责任编辑：林思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