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研究路径
刘 骏1，黄法青1，黄聿舟2
(1.贵州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2.西安石油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8)
摘 要：集聚和扩散是创新驱动下高新区的核心功能，对于高新区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首先，构建创新驱动、传导机制以及高新区功能三者关系的理论模型，由此提出研究假设；然后，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并选取115个国家高新区企业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①创新制度对高新区集聚功能的实现有正向影响，并且该影响通过创新型人才和金融共同发挥作用，即两者在实现路径上有完全中介效应；②创新环境正向影响高新区扩散功能的实现，且该影响主要通过创新型人才产生作用，即创新型人才在传导路径上有部分中介效应，而创新型金融的作用不明显。
关键词：创新驱动；结构方程模型；高新区；集聚功能；扩散功能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高新区)是实现高技术产业聚集和快速发展的主要载体。自1951年第一个高新区——硅谷建立以来，世界各地纷纷以建立高新区作为抢占经济竞争制高点的重要战略，英国剑桥、印度班加罗尔等高新区的出现更是掀起了全世界建设高新区的热潮。在面临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各国不断加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推动下，我国于1988年5月批准建立第一个国家高新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1991年3月又批准了武汉、南京、西安、天津、长春、深圳等地的26个高新区，截至目前，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高新区已达到115个。为贯彻落实十八大提出的创新驱动战略，科技部出台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驱动战略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文件，突出强调了创新驱动下高新区的功能。
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新区正处于“二次创业”的关键阶段，逐渐从过去单纯依靠资本、劳动力大规模投入的要素驱动型转向依靠技术创新的创新驱动型，正在从粗放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而高新区功能的发挥直接关系到这些转变能否真正实现。集聚功能与扩散功能是创新驱动下高新区的两大基本功能，也是核心功能，因此这两大功能的实现路径是当前高新区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由于结构方程模型能够很好地弥补传统方法不易解决多变量、多结果问题的不足，因此本文将基于该模型研究创新制度、创新环境两个变量如何影响高新区集聚功能与扩散功能的实现，并探讨其具体路径。本文研究路径如图1所示。
图1研究路径
国内外学者鲜有直接分析创新驱动下高新区集聚与扩散功能的实现路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高新区集聚与扩散功能的发挥。Pingle M[1]运用案例分析法研究了波士顿“128公路”为美国带来的经济红利，并指出，高端人才是最根本的创新力量，“128公路”以聚集全美最顶尖的高技术人才，通过人才自由流动到全美国而产生扩散效应。Stuart W和 Leslie H[2]、Thomas L[3]和Yiannis L[4]也持相同观点。Sorenson T[5]通过对日本大阪汽车工业园区的问卷调查发现，先进的管理经验是重要的创新要素，丰田、本田、三菱等企业汇集于园区有利于相互学习与借鉴先进管理经验，并伴随创新型管理模式的溢出促进了周边地区企业的发展。Keble D和 Wilkinson F[6]认为苏格兰光电技术园区就是集聚-扩散功能的最好体现，其通过构建良好的创新氛围和创新文化，吸引了大量光电技术领军人才入园，从而带动整个苏格兰地区光电产业发展。
陈平[7]通过对徐州高新区的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研究了徐州高新区的集聚与扩散功能，结果表明，徐州高新区凭借世界一流的液压实验设备仪器和优越的金融扶持政策吸引了海内外一大批优秀人才前来创业，进一步带动了苏北地区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以及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8]采用产业集群理论分析了连云港高新区的集聚-扩散功能，认为该园区通过硅材料产业集群向江苏乃至全国扩散人才与技术，推动了我国硅材料产业的创新发展。
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可以看出，以往文献大都重在分析由高新区集聚与扩散功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且研究还不系统与完善，具体表现为：①几乎没有文献关注集聚与扩散功能在创新驱动下如何实现，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二次创业或三次创业阶段)创新驱动对高新区的推动作用是革命性的；②以往研究只关注了高新区的功能效应而忽视了其实现路径或途径；③没有厘清创新驱动下高新区集聚与扩散功能的内在作用机理和传导机制。有鉴于此，本文将从创新驱动背景入手，首先建立理论分析框架并提出研究假设，然后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深入探讨创新驱动下高新区集聚与扩散功能的实现路径。
纵观我国各地区高新区和国内外学者研究，可以发现，集聚和扩散是高新区的主要功能。其中，集聚功能主要包括对创新要素、高新技术企业以及高新技术成果的集聚；扩散功能是指当高新区经过发展并形成自己的主导产业与特色后，其创新要素和成果通过向周围地区辐射起到示范作用，从而引领整个区域高新产业发展。
创新驱动、传导机制以及高新区功能三者关系的理论模型如图2所示。创新制度(政府政策与体制机制)和创新环境(学习氛围与社会文化)对于吸引创新型人才、建立创新型金融有较大影响。首先，创新制度对高新区集聚功能的实现有直接影响，除此之外，还通过园区创新型人才与金融间接影响高新区的扩散功能；其次，创新环境对高新区扩散功能的实现有直接影响，除此之外，还通过园区创新型人才与金融间接影响高新区集聚功能的实现。
图2理论模型
创新制度(政府政策与体制机制)能够起到吸引高新技术企业和人才、建立健全新型融资贷款制度的作用，从而达到实现高新区集聚功能的目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创新制度一方面为高新区企业提供各种税收及财政优惠政策，吸引高新技术企业及人才，另一方面通过在园区构建完善的服务体系，为企业和人才提供日常所需。当高新区能为高技术企业、人才提供优越的运营环境与生活待遇时，有助于提升园区吸引力，实现集聚功能；其次，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部门(如软件、生物医药等产业)对人才需求非常大，如果高新区能为这些创新型人才提供优厚的待遇(如落户安家费、购房补贴等)，有助于吸引相关人才加入，而这些人才的输入可以推动高新区扩散功能的实现。
创新环境(学习氛围与社会文化)可以为高新区的持续发展、创新和产品孵化提供长期保障。与一般企业不同，高新技术企业面临的环境更复杂、需求更多，往往会因为一个阶段没有做好(如测试不通过或思维瓶颈)而造成整个实验中断或产品试制失败等严重后果。如果能为企业提供一个轻松的学习氛围和有利的社会文化，将有助于研发人员保持创新的持续性。这种创新氛围或创新型文化一旦向四周辐射开来，就会形成扩散功能。
由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a：创新制度(政府政策与体制机制)正向影响高新区集聚功能的实现；
H1b：创新环境(学习氛围与社会文化)正向影响高新区扩散功能的实现。
传导机制是指,高新区通过提供具有创新属性的制度和环境、建立健全园区创新型金融体制，吸引各类创新型人才，从而实现高新区的集聚和扩散功能。从创新型金融体制角度而言，其对高新区创新型企业与人才的引进具有重要作用，如新型金融模式通过更优质的服务为企业和人才研发提供金融支持；从创新型人才角度来看，其一方面是创新型金融的开发者与实施者，另一方面也是这种新型模式的受益者。通过提供需要的资金与人才，推动园区内各个企业发展，最终实现整个高新区的集聚和扩散功能。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a：创新型金融在创新制度(政府政策与体制机制)与高新区集聚功能间起中介作用；
H2b：创新型人才在创新制度(政府政策与体制机制)与高新区集聚功能间起中介作用；
H2c：创新型金融在创新环境(学习氛围与社会文化)与高新区扩散功能间起中介作用；
H2d：创新型人才在创新环境(学习氛围与社会文化)与高新区扩散功能间起中介作用。
由于本文聚焦于创新驱动背景下高新区集聚与扩散功能的实现路径，因此选取全国115个国家高新区中的2 300家企业(从每个高新区中筛选出入驻时间达3年以上的企业20家)作为样本，开展实证研究。
参考现有研究并对涉及的构念进行操作化定义，采用Likert五点量分法测度调查问卷，即通过“影响非常大”、“影响较大”、“影响一般”、“影响较小”、“影响非常小”5种回答衡量题项与实际情况的吻合度，分别记为5、4、3、2、1。
(1)创新制度(政府政策与体制机制)。借鉴李淑[9]对我国大学科技园区技术创新制度的分析，研究量表采用4个题项，分别是创新人才机制、创新服务体系、创新税收政策、创新财政补贴政策。
(2)创新环境(学习氛围与社会文化)。借鉴姚凌[10]对中小企业集群区域创新环境的研究，采用3个题项进行测量，即具有双创特质的环境、具有创新的学习氛围、具有创新的园区精神。
(3)创新型金融。借鉴陈志、陈柳[11]对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改革与金融创新的研究，采用3个题项测量，分别是高新区企业融资贷款模式创新、融资平台创新、融资问题处理创新。
(4)创新型人才。借鉴张旻[12]对浙江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的研究，采用4个题项测量，分别是创新型人才数量、创新型人才行业领域、创新型人才流动程度、创新型人才成果产出。
(5)集聚功能实现。借鉴田新豹、李玉梅[13]对我国高新区集聚功能的评价，采用4个题项测量，分别是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度、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度、高新技术研发设备集聚度、高新技术成果集聚度。
(6)扩散功能实现。借鉴刘京、仲伟周[14]对我国高新区扩散功能的研究，采用4个题项测量，分别是高新区影响力省内提升情况、高新区影响力省外提升情况、高新区先进管理经验扩散、高新区技术成果扩散。
考虑到部分新入园企业对创新制度感受不深、受创新环境影响不明显，造成其对创新制度和环境影响下的园区集聚与扩散功能不甚了解，所以选取入驻高新区时间超过3年的企业作为调查样本。调查问卷采用邮寄纸质问卷和在线问卷填写两种方式，通过3轮问卷发放和频繁沟通联系方式，力求调查问卷的填写和回收质量达到预期目标，最终发放问卷2 300份，收回1 816份，剔除无效问卷54份，有效问卷为1 762份，问卷有效率达76.6%。
利用SPSS18.0和AMOS18.0统计软件分析调查结果，并对问卷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首先，所有构念的Cranach′s α值均在0.745～0.871之间，故认为本文6个变量的信度较高。进一步分析发现，所有研究变量的平均变异抽取值(AVE)都大于0.5，组合信度(CR)也都大于0.8，可以认为研究变量收敛效度较好，模型构念具有很好的信度和效度。
表1信效度检验
3.4.1 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运用AMOS18.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以验证前述假设H1a、H1b、H2a、H2b，结果如图3所示。
图3结构方程模型
3.4.2 模型拟合度检验分析
如表2所示，拟合指标CMIN/DF为1.518，处于1～3之间；拟合指标GFI达0.876，数值大于拟合数据标准0.8；AGFI为0.834，也大于拟合标准0.8；拟合指标IFI为0.945，高于拟合数据标准0.9；而CFI值大于0.9，RMSEA仅为0.074，比0.08要小；另一方面，NNFI是0.963，大于拟合数据标准0.9。综上所述，所有拟合指标均在预设数值标准以内，可以认为拟合结果良好，结构模型整体拟合度较好，量表具有较好建构效度。
表2结构方程模型整体拟合度统计结果
3.4.3 假设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标准化回归系数进行变量关系说明，结果如下：
(1)创新制度和创新环境对实现高新区集聚与扩散功能的直接效应。由表3可知，创新制度对高新区集聚功能的实现有显著影响(Beta值为0.584，P=0.019)，H1a被验证；创新环境对高新区扩散功能实现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531，且路径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表明影响效果显著，H1b被验证。总体而言，创新制度和创新环境对高新区集聚与扩散功能的实现有着直接效应。
(2)传导机制的中介效应。创新制度→创新型金融、创新制度→创新型人才的Beta值分别为0.25、0.29，且P值分别达到0.012、0.001，说明创新制度对创新型金融、创新型人才的影响显著。与此同时，创新型金融→集聚功能实现、创新型人才→集聚功能实现的Beta值是0.175和0.459，且P值都是0.002，所以创新型金融、创新型人才都对集聚功能的实现有显著影响。传导机制在创新制度与集聚功能实现之间的中介效应值为(0.25×0.175+0.29×0.459=)0.177，且路径系数在0.05水平上显著，表明传导机制在二者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其中，创新型金融产生的中介效应是(0.25×0.175=)0.044，而创新型人才的中介效应是(0.29×0.459=)0.133，故H2a和H2b被验证。
此外，创新环境→创新型人才、创新环境→创新型金融的Beta值分别是0.211、0.587，而P值分别为0.015、0.032，表明创新环境对创新型人才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是对创新型金融的影响不大。而创新型人才→扩散功能实现的Beta值和P值分别为0.301与0.075，进一步说明创新环境可通过创新型人才来影响高新区扩散功能的实现，因此，H2c未通过验证，H2d通过验证。
表3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
从实证结果来看，一方面，创新制度(政府政策与体制机制)确实能够促进高新区集聚功能的实现，其传导路径是通过创新型金融和创新型人才两个中介因素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创新环境(学习氛围与社会文化)主要依靠创新型人才实现高新区的扩散功能，创新型金融的作用并不明显。
基于上述检验结果，进一步深入探讨高新区集聚与扩散功能、创新制度(政府政策与体制机制)、创新环境(学习氛围与社会文化)、创新型金融和创新型人才间的作用关系。
首先，虽然创新制度(政府政策与体制机制)通过创新型金融实现高新区扩散功能的路径系数是(0.25×0.11=)0.028，但是在0.05水平上不显著，故创新制度(政府政策与体制机制)不能通过创新型金融影响扩散功能的实现。
其次，创新环境(学习氛围与社会文化)依靠创新型人才实现高新区集聚功能的路径系数是(0.211×0.459=)0.097，且在0.01水平上显著，所以创新环境(学习氛围与社会文化)能够通过创新型人才的引入聚集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要素以及创新成果。
再次，创新制度(政府政策与体制机制)通过创新型人才实现高新区扩散功能的路径系数是(0.29×0.301=)0.087，并且在0.01水平上显著，故创新制度(政府政策与体制机制)可以通过创新型人才实现扩散功能。
最后，创新环境(学习氛围与社会文化)通过创新型金融实现高新区集聚功能的路径系数是(0.587×0.175=)0.103，且在0.01水平上较为显著，所以创新环境(学习氛围与社会文化)能够通过创新型金融实现集聚功能。
通过文献综述，首先构建创新驱动、传导机制以及高新区功能三者关系的理论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包括创新驱动对高新区功能实现的研究假设和传导机制中介作用的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上，应用Likert五点量表进行调查问卷设计，选取全国115个国家高新区的1 762家企业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实证结果展开讨论，研究结论如下：
(1)创新制度(政府政策与体制机制)对高新区集聚功能的实现有正向影响，且该影响通过创新型人才和创新型金融共同产生作用，也就是说，创新型人才和创新型金融在传导路径上有完全中介效应。
(2)创新环境(学习氛围与社会文化)正向影响高新区扩散功能的实现，该影响主要通过创新型人才发挥作用，即创新型人才在传导路径上有部分中介效应，而创新型金融作用不明显。
(3)创新环境(学习氛围与社会文化)可以通过创新型金融和创新型人才实现集聚功能。
(4)创新制度(政府政策与体制机制)无法通过创新型金融实现扩散功能，但是可以通过创新型人才实现。
集聚和扩散是创新驱动下高新区的核心功能，对于高新区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通过上述研究，本文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实现高新区的集聚与扩散功能：
(1)深化创新制度改革。我国高新区经过近30年的改革与发展，其创新环境得到很大优化，然而，在创新驱动背景下体制机制仍需不断完善。针对当前新常态下大量高新技术企业面临融资瓶颈以及成果转化难等问题，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搞活体制机制，为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和市场开拓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同时，创新利益分配机制，为创新成果转化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
(2)加强创新环境建设。创新环境对于实现高新区集聚和扩散功能作用显著。因此，园区在未来发展中应当关注创新环境建设，既要重视和完善看得见、摸得着的园区交通、绿化以及其它硬件设施，又要重视园区内软环境构建。通过建设创新创业体系、创客空间，营造良好的创新学习氛围，形成双创思维和新理念，打造创新型园区社会文化。通过打造具有创新精神的学习氛围与包容创新的社会文化吸引海内外广大创新型人才来园区工作和生活，汇集创新要素。同时，通过交流将高新区的创新文化扩散到周边地区，促进整个区域或行业快速发展。
(3)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一方面，要重视创新型人才培育；另一方面，也要营造促进人才培育与成长的环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产业竞争力。针对创新人才短缺现象，应在实施人才引进政策的同时，加强创新型人才培育；通过制定相关制度规范打破学科壁垒，对事业单位的人才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实现创新性人才资源在社会上的自由流动以及合理配置。此外，为了使创新型人才保持工作热情，应建立完善的员工考核和激励制度，使员工有更大动力进行创新。
(4)注重创新平台建设。对于已投资建立的服务平台，要加快合作项目建设，加强技术、资金以及人才等资源的有效整合，为高新区建设、新型产业发展提供完善的资源共享平台，为园区经济发展提供资源支撑。具体为：加快建设以政府为主体的资源共享创新平台，形成更多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的创新性平台，尤其是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实现各类创新资源共享；加快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平台。由于企业与市场接触最紧密，因此可通过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促进创新要素在高新区集聚，为企业提供更丰富的创新生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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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Jun1,Huang Faqing1,Huang Yuzhou2
(1.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iyang 550025,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Xi'an Shiyou University,Xi'an 710048,China)
Abstract：Agglomeration and diffusion are the core functions of high-tech zones driven by innovation,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se function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zones.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innovation driven,conduction mechanism and function of high-tech zon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then,by using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selected 115 countries China in high tech Zone enterprises as empirical research samples,the results showed that:(1) the system innovation agglomeration function of high-tech zone the implementa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and the impact is through innovative talents and financial work jointly,namely two i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completely on the path; (2) to achieve positive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high-tech zone innovation diffusion function,and this effect is mainly through innovative talents to play a role,which is a new talent has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n transmission path,innovative financial effect is not obvious.
Key Words:Innovation Driven;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 High-Tech Zone; Agglomeration Function; Diffusion Function
武汉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 协办
DOI：10.6049/kjjbydc.201708X111
中图分类号：F2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04-0044-06
收稿日期：2017-12-1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7YJC630045); 贵州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项目(黔科合基础20161504号)
作者简介：刘骏(1983-)，男，贵州息烽人，博士，贵州财经大学管理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技术经济及管理；黄法青(1993-)，男，安徽宣城人，贵州财经大学管理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项目管理；黄聿舟(1984-)，男，福建泉州人，博士，西安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及管理。
(责任编辑：胡俊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