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Qi)1/θdi]θ徐 斌，熊孝慧
(江西财经大学 产业经济研究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 要：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能够汇集人力、物力、财力，使得研发者和产品需求者联系紧密，更好地促进产业优化发展。基于江西省设立产学研合作培育基地这一准自然实验，客观分析其对工业发展的影响。利用2004-2011年江西省37个规模以上工业行业相关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回归，同时，以PSM-DID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均发现江西省设立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对当地规模以上工业发展作用不明显。此外，通过“政策空转”的机制检验进一步探究基地效果并未显现的原因，发现基地缺乏有效的制度保证政策实施，使得产学研合作培育基地面临“政策空转”的威胁。
关键词：产学研合作；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工业发展；PSM-DID
产学研合作培育基地致力于解决高校创新资源与创新产出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也就是说，国家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经费投入日益增加，但其科研成果商业化数量仍然不高，并未有效支撑地区经济发展。同时，企业核心技术不强，没能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模式[1]。从各国发展实践来看，产学研合作是企业获取外部有价值知识、培育技术能力的关键途径[2]，因此，产学研合作培育基地在全国范围内应运而生。2007年9月由江西工信委联合省教育厅设立了6个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分别是江西省化学工程与技术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江西省材料科学与工程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江西省食品与生物技术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江西省制药工程与技术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江西省机械制造与光机电一体化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江西省计算机与信息技术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分布于六大工业领域。这些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的设立对本行业领域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例如，根据南昌市科技局的调研报告，南昌航空大学与江铃汽车公司合作，采用研发的“汽车机器人柔性焊接系统”、“超薄高强热轧钢板应用与开发”新技术，解决“全顺”系列轻型客车车架疲劳断裂问题，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每年创收1 600余万元。江西中医学院与汇仁制药集团等企业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发了“复方草珊瑚含片”、“健胃消食片”、“珍视明眼药水”等产品，3年累计实现销售额近80亿元。在学术界，有许多学者认为产学研合作创新是科技成果产出和转化的有效途径，对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3-5]。
同时要看到,尽管目前我国高校与企业产学研合作程度有较大提高,但仍存在许多不足：企业与高校产学研技术成交额占比较小,产学研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国内高校与科研机构内部的创新潜力没有得到完全释放[6]。部分学者通过对产学研合作在我国各个区域具体应用的分析，发现产学研合作创新效率整体偏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明显[7-8]。
江西省批准成立的六大产学研合作培育基地，主要以科研实力较强的高校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和科研机构为载体，按照工业企业技术需要和技术分类，推动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换。以往许多文献都是研究产学研合作对当地经济的影响，而本文之所以选择研究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对工业发展的影响，主要基于以下3点理由：江西省工业产值占全省GDP的近50%，选择工业发展具有代表性；江西省设立基地的主要目的是推动工业发展，选择工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基地的技术选择以工业企业技术需求为导向，选择工业发展更易观察基地运行效果。那么，基地是否真的有效推动了当地工业发展？对于这个问题，无法从相关文献研究中找到答案，因为现有文献并未给出一个统一的结论，且现有研究大多直接对比产学研合作前后创新绩效或GDP[9-10]，不能在剔除其它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前提下分析产学研合作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因此，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同时，以PSM-DID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更加准确地得出设立基地对规模以上工业发展的平均处理效应。此外，借鉴刘瑞明等[11]使用的方法，进一步探究产学研基地政策效果未显现的原因。
为了进一步说明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对当地工业发展的影响，本文借鉴熊彼特增长理论模型[12]，给出如下生产函数：
Y=[(TiQi)1/θdi]θ
(1)
其中，Yi表示基地总产出，Ti表示第i个基地研发成果产品生产率，Qi=LQi表示第i个基地研发成果产品产量，LQi表示生产第i个基地研发成果产品需要的劳动力数量，θ表示研发成果产品的替代弹性，且θ>1，G表示基地创新产出，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得：
其中，Gi表示第i个基地的创新产出；A(ti)=Mi+Ti，表示企业自身具备的技术水平Ti与受到基地激励(主要受企业评估组织协同能力的影响)Mi而转化成的技术水平之和；li表示基地中高校和企业研发人才数量之和；Ki表示政府、高校和企业的研发资金投入总额；Ii表示高校与企业知识共享程度；α、β、γ分别表示基地人才、资本、知识带来的创新产出弹性系数。
T=(Ti/G)di，表示科研成果产品平均生产率。可以计算得到：
Y=GθTLQ
(2)
假设劳动力中基地科研人员数量占劳动力比重为R，产品生产的比例为(1-R)，即:
LTidi=RLLQidi=(1-R)L
综合上述公式，当经济处于平衡增长状态时，工业增长率为：
γ=(θ-1)n+δη-1R*
(3)
其中，R*是平衡时期基地研发人员数量占整个劳动力的比例。通过式(3)可以发现，政府设立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这一政策，能够通过汇集高校、企业的人力物力，增加研发人员数量和质量，提高科研成果产出率，加速成果商业化,有效促进工业发展。
从理论上可以认为基地对工业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基地在实际运行中存在许多问题，会大大降低其对工业发展的影响力，如产学研合作关系不紧密、高校与企业之间未实现战略协同、政府未充当好组织协调者的角色等(见图1)。
图1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影响工业发展的作用机理
在图1中，“①”表示基地成立初期，高校、政府和企业通过优势互补达成紧密合作，然而在现实中，企业追求利润，高校以科研为导向，价值观的不同造成产学研合作松散。“②”表示基地运行的关键期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高校和企业之间的战略协同，如价值观和文化的相互认同、风险分担、利益分配、知识共享等问题，一旦战略协同未成功，基地的合作项目将会成为“一次性事件”甚至中途就夭折；二是政府在基地运行过程中能否很好地组织和协调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制定技术标准及推动成果共享。上述三大问题的出现极有可能使基地无法有效运转，造成“政策空转”的局面，导致基地推动工业发展的效果不显著。
要研究政府设立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是否有效促进了工业发展，就需要比较政府设立基地后参与基地的工业行业与未参与基地的工业行业增长指标变化情况，有必要引入双重差分法。将参与基地的工业行业作为“自然实验”处理组，而其它未参与基地的工业行业作为对照组。同时，按照政府设立基地的时间，将选定年份分为设立基地前与设立基地后两个阶段，通过对比处理组与控制组前后及在两个阶段的变化情况，考察设立基地对工业行业发展的影响。据此，构建分析问题的方程如下：
Y=β0+α0time+β1treated+α1time*treated+β2Z+μ
(4)
其中，Y是被解释变量，为工业增长指标。time为时间虚拟变量，当基地设立后，time=1，反之，基地设立前，time=0。treated为组间虚拟变量，treated=1表示规模以上工业行业参与基地合作，treated=0表示规模以上工业行业未参与基地合作。交互项did表示时间虚拟变量和组间虚拟变量的乘积，即：did=time*treated，只有当观测值参与了基地合作(treated=1)且时间是政策实施后(time=1)时，did=1，其余情况下，did=0。Z表示控制变量，μ表示随机扰动项。
从以上模型可以得到处理组和对照组各自工业增长指标变化的模型，其中，对于对照组treated=0,模型可以表示为：Y=β0+α0time+μ,由此得到对照组在设立基地前后的工业增长指标分别是：Y=β0(当time=0时)和Y=β0+α0(当time=1时)。政府设立基地前对照组的工业增长指标平均变动为：
diff1=(β0+α0)-β0=α0
(5)
对于处理组treated=1,模型可以表示为：Y=β0+α0time+β1+α1time+μ,由此得到处理组在设立基地前后的工业增长指标分别是：Y=β0+β1(当time=0时)和Y=β0+α0+β1+α1(当time=1时)。政府设立基地前后处理组的工业增长指标平均变动为：
diff2=(β0+α0+β1+α1)-(β0+β1)=α0+α1
(6)
综上分析，可以计算设立产学研基地对工业增长的净影响:
diff=diff2-diff1=(α0+α1)-α0=α1
(7)
也就是说，α1是双重差分估值，其度量的是考虑对照组变化后，政府设立基地对工业发展的净影响。
PSM-DID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在使用双重差分法之前，对基期的对照组和控制组进行匹配，找到与处理组最相似的控制组进行双重差分，减少模型选择偏差，使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具有“相似性”，从而增强回归结果的可信度。将政策实施前后分为两期面板数据，政策实施前时间记为time0，政策实施后的时间记为time1。在政府未设立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以前，无论是参与基地的工业行业还是未参与的工业行业，其潜在发展结果都记为y0time0，在政府设立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以后，参与基地的工业行业发展结果记为y1time1，未参与基地的工业行业发展结果记为y0time1。PSM-DID成立的前提为以下均值可忽略性假定：
E(y0time1-yotime0|z,D=1)=E(y0time1-y0time0|z,D=0)
(8)
如果假定成立，则可一致地估计：
(9)
其中，Sp为共同取值范围的集合，I1={i:Di=1}表示参与基地合作的工业行业集合，I0={i:Di=0}表示未参加基地合作的工业行业集合，N1为集合I1∩Sp中包含的参与基地的工业行业个数，w(i,j)是配对(i,j)的权重。式(2)中(y1time1i-y0time0i)为参与基地合作的工业行业i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情况，而(y1time1j-y0time0j)表示未参与基地合作的工业行业j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情况。
PSM-DID方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以是否参与基地合作的工业行业为被解释变量，以工业行业总产值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为解释变量进行logit回归，估计倾向得分，从而确定参与基地工业行业和未参与基地的工业行业的匹配集合。
第二步，计算参与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的工业行业产值增长率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情况，同时，在第一步匹配成功的工业行业中，计算未参与基地的工业行业产值增长率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情况。
第三步，根据式(9)进行倾向得分核匹配，将参与基地合作的工业行业产值增长率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量减去未参与基地合作的工业行业产值增长率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量，得到江西设立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的平均处理效应(ATT)，能够有效度量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对江西省工业发展的影响。
本文考察江西省设立六大(机械制造与光机电一体化、材料科学与工程、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化学工程与技术、制药工程与技术、食品与生物技术)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对工业增长的影响，考虑到设立产学研基地的意图是依靠高校科研推动工业经济技术创新，从而实现工业行业快速发展。因此，以江西省规模以上工业(共37个行业)为观测值，将与政府设立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领域有直接关系的13个行业(食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为“自然实验”处理组，其余24个行业为对照组。同时，按照政府设立基地的时间将选定年份分为设立基地前与设立基地后两个阶段，由于政府于2007年9月才公布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的名单，产学研基地的效果无法在2007年就显现出来，故将2007年及以前的年份作为设立基地前时间，2007年以后的年份作为设立基地后时间。此外，江西省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考核期为两年，未通过则撤销该领域基地称号，考虑到政策效果可能存在滞后性，本文选择2004-2007年为政策实施前时间，2008-2011年为政策实施后时间。
由于政府在选择是否在该领域设立产学研基地时，以行业产值作为重要标准，为了减少回归结果的偏误，采用37个工业行业产值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用iir表示。解释变量由时间虚拟变量(time)、处理组虚拟变量(treated)及其交互项(did)组成。这里需要着重关注交互项，因为它度量了产学研合作培育基地对工业增长的影响。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结合影响江西工业增长的因素如市场化程度、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科技投入以及产业结构等[13]和数据可获得性，选择规模以上工业行业总产值来衡量34个行业投入水平[14]，选择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衡量行业市场化水平，分别用gi和en表示。由于gi数值太大，为了消除数据异方差问题，对gi取对数。本文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江西统计年鉴》。
将江西设立六大产学研合作培育基地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对式(4)运用DID方法评估这一政策对地区37个规模以上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净效应，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列(1)表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列(2)表示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不难发现，在不加入控制变量时，设立产学研合作培育基地对规模以上工业行业产值增长率的作用并不明显，而加入控制变量后，这一作用仍不明显。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江西37个规模以上工业行业中，企业数量增加对工业行业增长率具有推动作用，总产值和增长率呈现负向关系，也就是说，原本产值大的工业行业可能存在投入产出不平衡的问题。
江西设立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对地区经济增长作用受到配套政策和地方政府执行经验的影响，随着江西设立产学研合作培育基地，配套设施逐步完善，地方政府对设立产学研合作培育基地的认识和实践能力逐渐加强。因此，政府设立产学研合作培育基地对当地工业增长的推动作用可能随时间推移而逐步显现。对式(4)进行DID回归，检验江西省设立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是否存在动态效应，结果如表2所示。
表1产学研合作培育基地对工业行业的影响
注：括号中为t值；*、**、***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和1%；根据Stata13.1软件估计而得，下同
表2产学研合作培育基地对工业行业影响的动态作用检验
表2中did1、did2、did3、did4分别表示政策实施后的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与处理组的乘积，即：did1=time2008*treated，did2=time2009*treated，did3=time2010*treated，did4=time2011*treated。列(1)是没有加入其它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列(2)是加入工业总产值和行业企业数的结果。结果并不显著，表明只有进一步完善产学研合作培育基地这一平台建设，根据出现的问题及时调整政策方向，才能真正推动工业行业发展。
政府选择什么样的行业领域设立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不是随机的，越有前途的行业越受青睐，使得控制组和处理组未必存在共同趋势，而这恰恰是DID方法有效的前提。本文以是否参与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为因变量，以上文两个控制变量为自变量，使用logit模型，匹配变量的数据年份是政策发生的前4年即2004-2007年，匹配比例确定为1∶1。匹配后参与基地的工业行业为11个，未参与基地的工业行业为14个。通过对变量误差消减的情况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匹配后所有变量标准偏误绝对值均小于2%，误差消减比例显著较高，两组样本各变量在均值方面不再有显著差异，说明两组样本匹配后的个体特征不再有显著差异，如表3所示。
本文根据公式(9)进行倾向得分核匹配，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对江西设立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推动工业增长的作用进行评估，结果如表4所示，产学研合作培育基地对当地规模以上工业行业发展依然没有起到明显推动作用，这也进一步支撑了前文分析结果。
从相关检验中可以发现，设立产学研合作培育基地并未显著推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快速发展，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产学研基地政策效果未显现？本文借鉴刘瑞明等[20]在相关文献中使用的方法，通过考察规模以上工业行业发展的作用来识别背后的原因。结果如表5所示，列(3)中fn表示规模以上工业行业中亏损企业的数量。
表3样本匹配后误差消减情况
表4江西设立基地对工业行业的影响：PSM-DID回归结果
注：R2为0.08；*、**、***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和1%
表5产学研合作培育基地是否诱发“政策空转”的机制检验
这里需要重点关注交互项，因为它度量了产学研合作培育基地对规模以上工业行业发展速度的影响。从表5可以发现，设立产学研合作培育基地对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企业数量、亏损企业数量均不显著，这表明产学研合作培育基地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创新，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保证政策实施，使得产学研合作培育基地面临“政策空转”的威胁。
江西设立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已将近10年，对其绩效评价也是褒贬不一。究竟其绩效能否以技术创新推动工业增长呢？本文利用江西省37个规模以上工业行业2004-2011年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同时，利用PSM-DID研究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江西省设立产学研合作培育基地对当地规模以上工业行业发展作用并不明显。此外，通过“政策空转”的机制检验，探究产学研基地政策效果未显现的原因，结果表明基地的设立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面临“政策空转”的威胁。针对研究结果，本文对江西设立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我国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之所以没有像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作用显著，归根结底在于实施过程中未做到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就发展现状而言，宏观方面的政策较为完善，而微观方面的政策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这就需要当地政府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并根据发展现状及时更新，为产学研合作搭建坚实的平台。
将相关专业人员委派到发达国家或省份进行交流学习，以便更加有效地进行基地建设，利用所学经验，一方面在企业和高校研发人员之间发挥桥梁作用，解决它们之间存在的问题，指导其正确有效地利用好基地；另一方面，要时刻跟踪调查基地的产出效率，针对发展好的基地进行表扬鼓励，引导其它基地借鉴学习，针对产出效率低的基地，找出问题所在，避免资源浪费。
上文研究结果表明，规模以上工业行业产值越大，产值增长率不足，说明江西省规模以上工业行业中发展基础较好的行业其活力往往不足。应对这类行业实行转型升级，调整投入产出比，提高生产经营活力，由政府引导高校和企业开展紧密合作，使其依靠良好的产业基础，参与到产学研合作培育基地中，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
产学研合作作为创新的长效机制，其作用发挥的关键在于政府积极作为，而政府除政策指导外，更多需要依靠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分析。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存在许多数据无法查阅的现象，如基地科研人才数量、基地科研成果等，政府应组织专门统计人员完善数据搜集并及时更新，持续跟踪调查基地发展效果，及时完善相关政策，提高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运行效率。
产学研合作对于提升企业创新竞争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于中、西部尚不发达的地区来说，创新资源不足，政府通过产学研合作能够有效整合创新资源，实现跨越式发展，逐步缩小甚至超越东部发达省份。因此，政府要避免“政策空转”，加强监管、协调等工作，使产学研合作真正发挥出应有的功效。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双重差分法，能够较为准确地得出产学研合作示范培育基地对工业经济的影响，但由于各个参与企业和高校的相关数据无法获取，故研究尚不能精确到具体某个企业或高校。在未来研究中，可以缩小研究范围，增加研究精度，使研究结论对区域经济发展有更高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何郁冰.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理论模式[J]. 科学学研究,2012(2):165-174.
[2] 刁丽琳. 产学研合作契约类型、信任与知识转移关系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3.
[3] 黄青. 产学研合作政策与高校知识创新链关系的研究[D].杭州：浙江理工大学,2016.
[4] 王秋玉,曾刚,吕国庆. 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初探[J]. 地理学报,2016(2):251-264.
[5] 樊霞,陈丽明,刘炜. 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倾向得分估计研究——广东省部产学研合作实证[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3(2):63-69.
[6] 冯海燕. 高校与企业产学研合作机制创新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2014(8):74-78.
[7] 付俊超. 产学研合作运行机制与绩效评价研究[D].武汉：中国地质大学,2013.
[8] 张玉双,吴玉鸣. 基于DEA模型的西部地区产学研合作绩效评价[J]. 桂海论丛,2012(3):54-59.
[9] 仇冬芳,胡正平. 我国省域产学研合作效率及效率持续性——基于省域面板数据和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J]. 技术经济,2013(12):82-89.
[10] 樊霞,陈双丽. 产学研合作更有利于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创新吗——对USPTO中国专利数据的实证检验[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13):59-65.
[11] 刘瑞明,赵仁杰. 西部大开发:增长驱动还是政策陷阱——基于PSM-DID方法的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15(6):32-43.
[12] 严成梁,龚六堂. 熊彼特增长理论:一个文献综述[J]. 经济学(季刊),2009(3):1163-1196.
[13] 曹海波.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长春：吉林大学,2012.
[14] 叶允最. 广西工业总产值与“克强指数”的关系研究[J]. 中国证券期货,2013(6):186-187.
Xu Bin, Xiong Xiaohui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y,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The Training Base of the Enterprise-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Cooperation can bring together the human, material and talent, so that developers and product demand are closely linked, then better to achieve Pareto optimal. Based on the natural experiment of the bas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objectively study its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speed of the industry to perfect the base and other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37 kinds of industrial data in Jiangxi Province related to the scale of the use of double differential regression.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PSM-DID method for robustness test, the base does not affect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speed.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policy trap" mechanism to test the effect of the base does not show the reason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base lacks an effective system to ensure that policy implementation makes the base face a "policy trap" threat.
Key Words:Enterprise-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Training Base; Industry Development; PSM-DID
武汉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 协办
收稿日期：2017-06-2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663021)；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2015M570563)；江西省博士后基金项目(2015KY29)；江西财经大学协同创新中心重点招标项目(16XT09)；江西省研究生创新项目(YC2016-S239)
作者简介：徐斌(1978-)，男，江西南昌人，博士，博士后，江西财经大学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产业经济研究院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熊孝慧(1992-)，女，江西九江人，江西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助教，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
DOI：10.6049/kjjbydc.2017030688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04-0038-06
(责任编辑：万贤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