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慧1，赵国浩2
(1.山西财经大学 旅游管理学院；2.山西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1)
摘 要：利用2003-2015年我国内地30个省份的省际面板数据，在概述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一国创新能力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借鉴Lichtenberg和Pottelsberghe提出的国际研发溢出测算方法，从技术差距视角出发，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二者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R&D成果反馈效应、并购整合效应以及产业前后向关联效应提升一国创新能力；在不同的门槛取值区间内，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呈显著倒U型特征，只有在最优技术差距区间内才能发挥其最大效应。最后，在作用机制概述和实证研究结论基础上，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创新能力；技术差距；门槛模型
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如何有效提升创新能力，对于培育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增强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Romer、Lucas等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增长来源不仅包括国内研发资本积累，还包括知识的外部性特征，如从不同渠道获取的国际技术外溢。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际技术外溢的重要途径，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其重要性日益凸显。我国自2000年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企业在寻求资源、开拓市场、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和战略资源等目的的驱动下，结合自身优势进行了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据商务部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积投资达1 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随着项目投资数量快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给投资母国带来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及就业等一系列经济效应成为学者们的研究热点。近年来，我国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那么，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下文简称OFDI)带来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能够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OFDI逆向技术溢出影响一国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是什么？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不同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是否一致？投资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影响我国创新能力是否存在门槛效应？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对于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内生动力以及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Hymer、Buckley以及Dunning等提出的传统国际投资理论指出，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应在某些方面相较于东道国公司具有一定优势，这些优势包括为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或区位优势等。然而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大规模OFDI，尤其是面向先进技术和高研发水平国家的技术寻求型OFDI行为，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国际投资理论显然无法给出合理解释。鉴于此，学者们针对后发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投资母国带来的技术进步和对创新能力影响的文献大致可以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进行回顾。
Kogut和Chang[1]实证检验了日本企业对美国大规模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进步效应，发现通过对技术和研发密集行业采取合资型投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日本企业的创新能力。该研究首次证实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为该领域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随后Fosfuri和Motta[2]对跟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了理论解释，通过构建双寡头古诺模型，论证了跟随企业通过在地理上接近研发资源丰富地区的投资行为可以获得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所带来的好处，但这种收益会随着地理距离增加而降低。Coe和Helpman[3]以及Lichtenberg和Pottelsberghe[4]则对母国通过OFDI行为从国外获取研发资源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定量描述，选用大部分学者在对国际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研究时使用的C-H模型和L-P模型。在前述学者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基础上，关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母国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提升的研究逐渐增多，例如Gazaniol和Peltrault[5]、Behera和Goldar[6]、Driffield和Love[7]、Blomstrom和Kokko[8]等学者基于国家层面的宏观数据或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探讨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投资母国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均支持OFDI逆向技术溢出具有积极效应。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兴起和蓬勃发展，国内有关OFDI逆向技术溢出影响我国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提升的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刘明霞[9]是国内较早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在C-D生产函数基础上构建基本分析模型，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技术进步的指示变量，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其对TFP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并且非线性模型的拟合效果更好。李梅、柳士昌[10]基于2003-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GMM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问题，选取研发强度、技术差距等6个变量作为衡量吸收能力的代理变量，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分区域检验，结果显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并且门槛变量不同门槛取值区间的影响程度也不相同。谢钰敏、周开拓、魏晓平[11]将我国创新能力细分为模仿创新、自主创新和二次创新，实证检验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其只对模仿创新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对总体创新、自主创新和二次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该研究结论与前述学者的结论存在一定差异。付永萍、芮明杰、马永[12]在论述创新能力对我国企业占据价值链高端环节重要性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R&D投入和OFDI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发现其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李娟、唐珮菡、万璐等[13]在分析后发国家OFDI对创新能力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创新能力影响的区域差异，虽然结果显示其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显著为正，但仍弱于自主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的影响并且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回顾可以看出，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为该领域研究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综合来看，以往学者的研究大都是从OFDI对母国技术进步影响的角度展开，部分学者在研究时直接用母国OFDI流量或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并且在将技术差距作为影响OFDI逆向技术溢出提升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时得到的结论也不一致。因此，本文结合以往分析中存在的问题，将研究对象锁定为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以C-H和L-P模型作为测算国际R&D溢出的基础，选取面板门槛检验分析方法，以克服以往研究类似问题时常采用分组检验和构造交叉项检验带来的主观判断问题。
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提升投资母国创新能力的观点已得到学界一致认同，但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究竟是什么？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哪些效应最终作用于投资母国的创新水平提升？目前还未对这些问题形成统一的研究框架。本文结合以往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尝试性地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归纳为R&D成果反馈效应、并购整合效应、产业前后向关联效应等，并构建用于分析这些问题的简单理论框架。
发展中国家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绿地投资或跨国并购的形式嵌入东道国高端产业链，获取先进的研发或信息资源，以此提升企业和母国的整体竞争力(杜群阳，2004)。一般来讲，母国企业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均有助于深化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的融合和交流程度，并且可以在跟随和模仿先进技术和高研发水平企业过程中，实现对各种显性或隐性知识的逆向转移。另外，在跨国公司子公司本土化过程中，企业可以根据被投资国消费者的需求偏好，运用新知识和新技能研发设计新产品，并通过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特有的信息传递渠道实现R&D成果逆向反馈，在提升母公司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基础上，利用知识外部性特征促进母国整体创新能力不断提升。Dunning等通过对跨国公司子公司海外专利申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子公司专利申请数量增加对母公司创新能力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也在客观上印证了R&D成果反馈效应的存在性。
由于文化差异，发展中国家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时更加倾向于采取跨国并购的形式。Thomson Reuters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跨国并购金额达到3.6万亿美元，而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额为2 220亿美元，几乎是2015年的2倍。和绿地投资方式相比，企业采取跨国并购形式可以更为直接地控制被投资企业，获取其核心技术并将其内部化，进而提升母公司甚至母国企业整体技术能力和创新水平。另外，母国企业在完成跨国并购后，通过员工间的沟通与交流，更易于获得内嵌于东道国企业的隐性知识，有助于提升母公司在核心技术和研发环节的创新能力。近年来，中国企业为了获取世界前沿技术，提升自身研发能力，开展了一系列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如吉利并购沃尔沃、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以及华为的海外扩张行为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母公司和母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母国企业通过技术寻求型OFDI提升创新能力的一般路径选择为，跨国并购、缔结国际战略联盟、设立海外R&D机构或绿地投资等。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母国企业嵌入东道国技术先进和研发水平高的产业链条，势必会与东道国上下游产业产生一定关联效应，从而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具体来说，通过对东道国上游产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接触到核心原材料或零部件研发和生产信息，从而在中间产品市场不健全的情况下，降低由此造成的交易成本损失，进而有效克服行业进入壁垒。另外，通过对东道国下游产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以拓展现有业务范围，还可以丰富企业产品种类，并且在对东道国相关产品标准适应和学习过程中，进一步提升子公司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总之，技术寻求型OFDI与东道国相关产业的前后向关联效应可以在提高自身创新能力的同时，通过技术在产业间及产业内横向和纵向扩散，最终提升母国相关产业创新能力。
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国际技术外溢所产生的各种效应时，通常以Coe和Helpman(1995) 以及Lichtenberg和Pottelsberghe(2001)提出的溢出回归方法作为分析基础。在开放经济体中，一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来源不仅包括国内研发资本存量以及人力资本积累，通过各种国际技术溢出渠道获取东道国研发资本，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前述文献回顾及相关作用机制分析充分阐明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创新能力提升之间的内在联系，相关研究结论证实了国内研发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以及通过进口贸易获取的国际研发溢出对一国创新能力提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在上述理论分析基础上，借鉴C-H和L-P模型的基本思想，构建实证分析基础模型如下：
(1)
式(1)中，
表示第i个地区t时期的创新能力，
表示第i个地区t时期的的国内研发资本存量，
和
分别表示第i个地区t时期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口贸易渠道获取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
表示第i个地区t时期的人力资本存量，δ1～δ4分别表示相应解释变量影响创新能力的弹性系数，C0为常数项，εit为随机干扰项。
将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因素加入模型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取的国际技术外溢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有可能变成非线性。因此，用模型(1)直接进行回归有可能导致结果存在一定偏误。学界在处理此类问题时通常采用分组检验或构造交叉项的方法，但是分组检验存在人为分组，具有较强主观性，而构造交叉项的方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分组检验的缺点，但仍然无法解决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Hansen(1999)提出的门槛回归方法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较好的思路，通过将门槛变量纳入构造的分段函数，估计出具体的门槛值，并对门槛值进行显著性检验，能有效克服以上两种方法存在的问题。由此，本文构造单一面板门槛模型如下：
(2)
尹建华等[14]、王华等[15]将技术差距作为门槛变量研究国际技术溢出效应，发现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本文参考以上学者的做法，构造最终实证分析模型如下：
(3)
式(3)中，μi表示个体效应，GAPit为门槛变量，表示国内第i个地区t时期和东道国之间存在的技术差距，I(·)为一示性函数，当满足括号内条件时取值为1，否则为0，α1、α2和α3分别表示门槛变量在相应取值区间内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国内创新能力影响的弹性系数，εit～iid(0，δ2)为随机干扰项。
从本文构造的门槛回归模型(3)可知，实证分析涉及的变量主要包括国内各地区历年的创新能力、研发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与东道国之间存在的技术差距以及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口贸易渠道获取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鉴于我国从2003年才开始系统性地统计和发布各省份OFDI数据，因而本文实证分析主要选取2003-2015年我国内地30个省市(因西藏数据缺失较多，故予以排除)的相关数据，下文分别对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过程进行简要介绍。
(1)创新能力衡量。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各地区创新能力衡量方法并未达成一致，部分学者使用创新能力投入指标，如各地区历年的R&D投入强度、拥有的研发人员数量等；也有学者使用创新能力的产出指标，如各地区历年的新产品特别是高科技产品销售收入、专利授权量等。本文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计量性，参照大部分学者(沙文兵2012，汪洋等2015)的做法，选用2003-2015年各省份专利授权量对创新能力进行衡量，相关数据可从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获取。
(2)各省份研发资本存量。由于目前尚无法直接获取国内各省份的研发资本存量，因而该变量的选取与测算需要借鉴Goldsmith等(1951)提出的永续盘存法，具体测算公式为
其中，RDit表示第i个省份t期的研发支出，
表示第i个省份t-1年的R&D资本存量，δ表示折旧率，取值为5%。由于价格波动因素可能导致实际研发支出与名义研发支出不相符，因而在以2003年为基期计算该年研发资本存量时，仍采用永续盘存法，相关数据从《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获取。
(3)国外研发资本存量。考虑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和贸易往来密切度，选取G7国家和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11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样本来源，引入以下公式测算通过OFDI和进口贸易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溢出，如式(4)所示。式中，OFDIjt和IMjt分别表示t期我国向j国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额和进口额，Yjt表示t期j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表示t期j国的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国内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国外数据取自UNCTAD数据库和《国际统计年鉴》。在计算出我国从样本国家或地区获取的研发溢出后，根据各省份历年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口贸易占国内总量的比重测算出不同地区从样本国获取的研发资本存量。
(4)
(4)各省份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投入要素，对创新能力提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各省份历年人力资本存量无法从数据库中直接获取。因此，参考Barro和Lee(1993)的做法，具体测算公式为HR=H0×6+H1×9+H2×12+H3×16，其中H0-H3分别表示各省份历年受过小学、初中、高中以及大专以上教育人数占就业人数的比重，相关数据可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获取。
(5)技术差距。母国与东道国间技术差距作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挥的重要影响因素，对母国创新能力提升具有重要影响。一般认为，只有当母国与东道国间的技术差距保持在一个合理范围内，才能促进其吸收东道国的研发溢出，而技术差距过大或过小均会阻碍该效应发挥。关于技术差距的衡量，本文选取我国各地区劳动生产率与样本国劳动生产率之比表示，我国各省份劳动生产率用以美元计价的GDP除以总就业人数得到，样本国劳动生产率从《国际统计年鉴》获取。
借鉴Hansen的研究思路，在前述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与处理的基础上，选取2003-2015年相关数据，运用面板门槛分析方法，从技术差距视角深入分析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实际效应作用。实证分析过程中，首先检验所选取的门槛变量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其次对门槛值及置信区间进行估计，最后进行门槛模型回归分析，实证分析均运用Stata13.0软件完成。
3.3.1 门槛效应检验
在对具体的门槛值及门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检验所选门槛变量是否存在门槛效应，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将技术差距作为门槛变量分别进行单一门槛、双重门槛以及三重门槛检验，将Bootstrap次数设定为300次，具体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注：检验结果为采用Bootstrap法重复抽样300次所得；***、**、*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 下同
表1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差距(GAP)的单一门槛检验F值和P值分别为22.134和0.010，在1%的水平下高度显著；双重门槛检验的F值和P值分别为4.356和0.063，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而三重门槛检验的F值和P值分别为2.862和0.293，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综上可知，本文实证分析所选取的门槛变量(GAP)存在双重门槛。
3.3.2 门槛值估计
根据表1对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进一步对技术差距的具体门槛值进行估计，门槛值及其95%置信区间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门槛值估计结果
表2门槛值估计结果显示，技术差距作为门槛变量存在两个门槛值，第一门槛值为0.106，第二门槛值为0.187，并且相应的LR统计量均小于其拒绝域。该结果表明，将技术差距因素纳入实证分析模型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国内创新能力间不再是线性关系，而是类似于分段函数形式的非线性关系，这也为前文关于二者关系的理论分析提供了相应支撑。
3.3.3 门槛回归分析
在将技术差距作为门槛变量进行检验以及具体门槛值估计的基础上，对本文设定的门槛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具体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表3门槛模型参数回归结果显示，在不同门槛取值区间内，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各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看，在第一个门槛值以下的区间内，即GAP小于等于0.106时，我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取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以专利授权量衡量的国内创新能力提升0.314个百分点，并且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在两个门槛值之间的取值区间内，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创新能力影响的弹性系数增加至0.601，并且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当技术差距大于第二个门槛值时，对应的弹性系数为0.439，并且通过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技术差距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创新能力的关系并非单调递增或递减的，而是存在一个典型的“门槛值拐点”，只有当我国与东道国间的技术差距处在一个最优区间时，才能通过OFDI渠道高效获取国际研发溢出。
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当母国与东道国间的技术差距过大时，由于母国吸收能力不足，使其无法有效吸收和利用从东道国获取的先进技术和研发资源，从而导致逆向溢出效应无法得到充分发挥；相反，当母国与东道国间的技术差距过小时，母国很难从东道国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和技术，也会阻碍逆向溢出效应的有效发挥。从表3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截止到2015年，仅有北京、天津等6个省市跨过了第二门槛，海南、四川等9个省市仍然处于第一门槛值以下，其余15个省市介于两个门槛值之间。另外，当前阶段对我国创新能力提升作用最为显著的仍然是国内研发资本存量积累，国内人力资本存量也对国内创新能力提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通过进口贸易渠道获取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作用较弱。
本文利用2003-2015年我国内地省际面板数据，在就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创新能力作用机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运用面板门槛分析方法从技术差距视角实证检验了当前阶段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一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形式嵌入东道国研发和技术水平高的产业链条，可以有效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具体通过R&D成果反馈效应、并购整合效应以及产业前后向关联效应实现。实证结果显示，技术差距作为门槛变量存在双重门槛值，并且在不同的门槛取值区间内，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呈现出显著差异，技术差距过大或过小都不利于该效应的有效发挥。目前我国仅有北京、上海等经济和研发较为发达的省市跨过了较高门槛值，大部分中西部省份仍处于低门槛值以下。另外，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受发达国家和地区技术寻求型OFDI占比较低等因素影响，当前阶段国内研发资本存量以及人力资本存量积累对创新能力提升仍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综合以上研究结论，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国内创新能力现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从政府层面看，首先，应进一步鼓励国内企业开展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前创新能力不足以及发达国家加强对自身核心技术进行国内锁定的大背景下，企业通过积极主动地开展OFDI行为，以获取东道国先进技术，对于提升自身以及国家整体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政府应通过不断加强政策引导，在金融、财税以及汇率等方面向开展技术寻求型OFDI行为的企业进行适当倾斜，保障不同性质的企业具有同等权益，从而为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OFDI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实证结果表明，当前阶段国内R&D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对提升我国创新能力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鼓励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各种主体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引导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另外，还应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对国内创新能力带来的积极影响，重视教育对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作用，通过加大财政资金的教育投入，改善教育环境，从而有效发挥人力资本积累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国内创新能力提升的协同作用。
从企业层面看，应不断提升自身对先进技术与研发信息的消化吸收能力。实证结果显示，我国不同地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溢出对其创新能力提升效应并不一致，这是由于其自身研发能力和对先进技术吸收能力不同所致。由此得到的启发是，不同地区应根据自身与国际研发溢出国间的技术差距，因地制宜地实行引导性政策，从而有效提升技术溢出吸收能力。具体来说，对于技术差距较大的区域，企业应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着力培养创新型人才队伍，通过不断提升自身消化吸收能力，缩小与发达地区的技术差距，进而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奠定良好基础。对于中等技术差距的区域，由于与研发资本溢出国间的技术差距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创新能力提升效应最为显著，因而应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对于技术差距较小的区域，应慎重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和区域，通过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缔结国际战略联盟等多种形式，根据自身发展中存在的关键技术瓶颈作出投资决策，以充分利用国际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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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Hui1，Zhao Guohao2
(1.Faculty of Tourism Management，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Economics；2.College of Management Science&Engineering，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Economics，Taiyuan 030031，China)
Abstract：Using the 2003-2015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in the basis of gener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innovation mechanism,with r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method proposed by Potterie and Lichtenberg,using panel threshold model empirical test of the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gap.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OFDI can enhance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a country through the R&D results feedback effect,the M&A integration effect and the industry before and after the correlation effect.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OFDI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s in different thresholds,The ability to enhance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presents a significant "Inverted U" feature,and only in the optimal technical gap can play its maximum effect.Finally,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of the mechanism and empirical research,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nterprise.
Key Words: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novation Capability; Technology Gap; Threshold Model
DOI：10.6049/kjjbydc.2017080544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04-0032-06
收稿日期：2017-10-2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774105)；山西省回国留学人员科研资助项目(2016-重点3)
作者简介：韩慧(1978-)，女，山西太谷人，山西财经大学旅游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战略管理、创新管理；赵国浩(1958-)，男，浙江东阳人，博士,山西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企业创新管理。
(责任编辑：林思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