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影响
——以西部装备制造业升级为例

胡红安,仪少娜

(西北工业大学 人文与经法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9)

摘 要:西部装备制造业作为军民融合产业的重要产业形态,其转型升级直接影响军民融合产业的深度发展。随着云计算、物联网与大数据等高新技术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与制造业相伴而生的产业,其产业空间集聚对促进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作用日益显著。从产业空间集聚视角,以西部装备制造业为例,基于2003—2014年西部1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①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空间相关性显著,西部军民融合产业的生产效率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在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存在依赖性;②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③外商直接投资、国家资本占比、信息化水平正向影响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因此,引导西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发展可以作为促进西部军民融合产业转型升级与深度融合发展的政策选择。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集聚;军民深度融合;装备制造业

0 引言

近年来,作为我国军民融合重要产业形态的制造业,面临国际国内双重压力,一方面,国内产品需求已经升级,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供给结构与供给方式却处于较为落后状态,技术装备水平较低,进步迟缓,产品结构难以适应迅速变化的需求升级,出现了供给制约需求实现的特殊矛盾[1]。另一方面,美国与德国等发达国家普遍实施“回归制造业”和“再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其对高端制造业的重视,以及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优势地位,对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带来极大挑战。此背景下,我国作出了积极应对,一是2015年3月国家提出《中国制造2025》的产业升级发展战略,以制造业创新发展为主,把改造提升制造业、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作为重要的实施战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进而带动经济增长创新发展;二是2016年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为以装备制造业为主要产业形态的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发展提供了空间,对新常态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供给动力。

军民融合国家战略的实施,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西部国防工业军民深度融合提供了丰富资源和巨大空间潜力。装备制造业是西部军民融合的主要产业形态与优势产业,作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柱性产业,其升级发展是加快西部工业化进程、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面对军民融合国家战略、《中国制造2025》国家产业升级政策、“一带一路”建设机遇,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如何实现升级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

生产性服务业是与制造业相伴而生的产业,是制造业企业在生产服务外包的基础上将内部生产服务外部化的结果,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存在较强的产业关联。随着云计算、物联网与大数据等高新技术的驱动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促进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作用日益显著。研究军民融合国家战略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影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文献回顾

相关学者针对生产服务业集聚对装备制造业升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白清[2]指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协同定位能够促进制造业规模收益递增;盛丰[3]指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通过竞争效应、学习效应、专业化效应以及规模经济效应促进制造业升级发展;孟凡峰[4]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降低了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其知识溢出效应和创新效应为制造企业升级提供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从而促进了制造业升级;矫萍和林秀梅[5]认为,生产性服务业FDI与制造业FDI在我国省际间存在协同集聚现象,制造业FDI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FDI集聚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二者之间的协同集聚效应能够促进制造业增长;楚明钦[6]认为,研发服务业、批发零售业、商务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对长三角装备制造业有显著正向影响;綦良群、赵龙双[7]认为在产品价值链上,将生产性服务业和装备制造业设计环节相融合,可有效提高装备制造业的研发设计能力;申晓勇等[8]认为,加快军民两用尖端技术的研发和成果产业化将是转型升级的趋势;杜丹丽等[9]认为,应通过构建基于创新元素、结构体系、创新环境的创新驱动系统,鼓励军民融合开放式协同创新合作,完善创新驱动运行机制,为军民融合创新驱动机制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等。

可以看出,已有研究较多关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整个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缺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影响的直接相关研究;现有关于生产性服务业和装备制造业的研究,主要从产业间互动促进关系视角进行分析,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作为地理上的空间集聚现象,是产业集聚的一种,对产业升级具有正向作用。目前,从空间视阈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装备制造业升级影响的文献比较少,特别是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研究较为薄弱。

本文拟从产业集聚空间视角,以西部军民融合产业的代表性产业——装备制造业为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索分析生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影响。一是从产业空间集聚的视角,为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发展研究提供新思路与新方法,丰富和拓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影响领域的研究;二是以西部装备制造业为例,探索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理论机理,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

2 西部装备制造业与西部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现状

西部装备制造业作为西部军民融合的重要产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C33-C40),其2014年的销售产值为30 012.07亿元,占西部地区制造业总销售产值的32.2%,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但是,西部地区占全国装备制造业的产值比重为8.24%,而东部地区装备制造业占全国的产值比重为77.97%,前者只有后者的1/10左右。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及国家对西部地区物流业、金融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视,2014年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514.55万人,占全国生产性服务业总就业人数的17.3%,远高于西部地区装备制造业用工人数占全国的比重(8.26%) ;西部生产性服务业的法人单位数为461 464个,较上年增长32.8%,西部生产性服务业总体规模不断扩大。同时,从2014年西部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度可以看出,陕西、四川、宁夏、新疆的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熵高于1,集聚程度较高;其它各省的区位熵均低于1,产业专业化程度较低(见表1)。总体上看,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已呈现出集聚趋势。

表12014年西部各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区位熵)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1.080.790.921.181.620.841.030.920.980.87

注:根据《201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可见,西部装备制造业作为西部地区军民融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整体实力雄厚,但发展水平较低,而生产性服务业的总体规模不断扩大,呈现出集聚趋势。面临军民融合与“一路一带”建设的国家战略机遇,西部生产性服务业必将进一步发展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否促进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西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发展能否作为促进西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政策?这些都亟需深入研究。

3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

产业集聚是指同一产业在特定空间范围内不断汇集,产业集聚能够产生一定的集聚效应,对产业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10]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影响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本节依据产业集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探索分析生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

军民融合产业升级通常是指军民融合制造业(如装备制造业)的高端化发展态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军民融合产业本身附加值的提升;二是由单纯的制造环节向价值链与供应链的两端延伸,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加快高端军民融合制造业升级发展。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发展状况表明,随着制造业全球化分工和产业链的不断延伸,制造业产业链条的运转更多依附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更多地依靠产品营销、技术研发等处于价值链两端的生产性服务活动来创造价值。产业集聚理论认为,产业集聚会产生相应的集聚效应,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效应在促进生产性服务业自身发展的同时,能够促进制造业向高端升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知识溢出效应、专业化效应、竞争效应以及规模经济效应影响军民融合产业等制造业升级发展[13-14],影响机理如图1所示。

图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

(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知识溢出效应促进军民融合产业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集聚通过面对面交流、熟练劳动力的行业间流动、信息网络传播3个渠道,对军民融合产业产生较强的知识与技术溢出效应,使其持续不断获得市场、技术、行业新信息和增值服务,提高其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满足军民融合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2)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专业化效应能够促进军民融合产业产品升级。生产性服务环节提供的精细化、高端化与专业化服务,会提高军民融合产业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企业的集聚程度越高,越要不断提高自身专业化水平,从而带动军民融合产业的产品创新与升级。

(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竞争效应促进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发展。集聚的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为获得所需资源,维持或扩大市场占有率,会被动或主动地降低服务价格、提高服务质量、建立服务信用,为军民融合产业提供更加优质且更具竞争力的生产性服务。由此产生的竞争效应既能降低军民融合企业取得服务的直接或间接成本,又能提高产品附加价值。

(4)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为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带来成本优势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获得规模经济效应,使得自身成本大大降低,也直接减少了军民融合产业对中间服务的投入成本。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大量集聚,也能降低军民融合产业寻找对口服务、专业化劳动力的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

总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知识溢出效应、专业化效应、竞争效应以及规模经济效应,能够有效促进军民融合产业升级。

4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通过理论分析可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具有积极促进作用。接下来,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假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以西部装备制造业为例,选取西部地区的陕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10个省区市的装备制造业作为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研究对象,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的影响程度。

4.1 空间计量模型选择

目前,关于变量相关关系的计量方法主要有回归分析、多元统计分析、数据包络分析、DEA等传统回归分析法,其实质都是测量线性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适用于产业和企业部门时间序列层面的经验研究,截面单元或区域间空间关联未被考虑,局限性较突出,而空间计量模型弥补了其不足,将空间相关性因素都考虑在内。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很强的空间相关性[15]。因此,采用纳入空间效应(空间相关和空间差异)的空间计量模型,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分析,有助于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度,更客观科学地反映西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影响关系。

Anselin与Elhorst[16]最早在面板模型基础上将空间相关性引进模型,用计量方法识别与度量空间数据变动规律。空间计量模型主要有两类基本形式,即空间误差模型(SAR)和空间滞后模型 (SEM)。当模型的误差项在空间上相关时,即为空间误差模型(SEM);当变量间空间依赖性对模型显得非常关键而导致空间相关时,即为空间滞后模型(SAR)。

空间误差模型(SEM)可表示为:

εit=λWεit+μit

μitN(0,σ2I)

(1)

空间滞后模型(SAR)可表示为:

εitN(0,σ2I)

(2)

在式(1)和(2)中,Y为因变量,即被解释变量;i、t分别表示不同地区和样本的观察年度;Xj为系列自变量,包含核心解释变量和其它相关的控制变量;εitμit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α0为截距,αiρλ为系数,λρ分别表示空间误差系数、空间滞后系数;W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选用空间邻近矩阵反映城市之间的空间邻近联系。

4.2 数据来源与变量指标说明

本文选取2003—2014年陕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10个西部省区市作为研究对象,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变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以及其它控制变量的原始数据主要从2004-201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直接获取或整理而得。对于少量地方个别年份缺失的数据,本文进行了插值处理。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影响的相关变量指标如表2所示。

被解释变量:对于制造业升级的测度,国内学者采用的指标存在较大差异,有的采用劳动生产率,也有的采用工业增加值、利润率等指标。本文选取能够反映企业劳动力产出效率水平和劳动力素质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作为衡量指标。选择该指标是因为处于产业高端部分或者高技术产业的生产效率和劳动力素质通常比处于产业低端或者低技术产业的生产效率与劳动力素质高,若地区的产业生产效率和劳动力素质较高,则表明该地区产业所处的产业链层次也较高,与生产效率和劳动力素质较低的地区相比,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产业升级状态。可见,劳动生产率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军民融合产业(装备制造业)在产品价值链环节上的地位,体现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程度。

全员劳动生产率测量指标是根据2004-2015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业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器机械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仪表仪器制造业七大装备制造业子行业的产值和从业人员平均人数等原始数据计算而来。

表2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影响的变量测量指标

变量指标名称测量内涵军民融合产业升级指标(被解释变量)全员劳动生产率(EMIP)装备制造业总产值/从业人员平均人数反映企业劳动力的产出效率水平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核心解释变量)区位熵(SI)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就业人数比重/全国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反映生产性服务业行业的空间集聚与专业化程度交通基础设施(TRA)各城市人均货运总量的对数是城市及其内部空间单元物质流动的重要连接纽带,反映地区交通发达程度信息化水平(INF)城市每万人拥有的互联网户数反映“互联网+”下地区的信息化水平其它控制变量科学事业费支出(SE)科学事业费支出的对数反映国家对发展和促进各种科学研究事业的支持力度外商直接投资(FDI)装备制造业实收资本中外商资本(含港澳台资本)占比反映装备制造业企业的外商投资情况国家资本占比(NC)装备制造业实收资本中国家资本占比反映国家对装备制造业企业的投入与重视情况

核心解释变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产业集聚度测量方法主要有赫芬代尔系数与赫希曼—赫芬代尔系数、基尼系数、信息熵和锡尔系数及区位熵法。区位熵法能够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

本文依据西部各省生产性服务业数据可得性,采用区位熵(SI)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度的衡量指标:

SIij=(Gij/Gi)/(Gj/G)

其中,SIij代表集聚度,Gij表示i地区j产业的人员,Gi表示i地区的就业人员,Gj表示整个国家j产业就业人员,G代表整个国家所有产业的就业人员。SIij越大,说明该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度越高,该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较高的专业化程度;若数值大于1,则说明产业集聚化程度高于全国,小于1则说明低于全国,意味着该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相对分散,专业化程度较低。

区位熵指标的测算主要根据2004-201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西部10个省区市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六大生产性服务业子行业的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其它控制变量: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外,为尽量消除回归方程的内生性,借鉴已有研究成果,选取交通基础设施、信息化水平、科学事业费支出、外商直接投资、国家资本占比、知识密集度等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相关,同时又影响军民融合产业转型升级的城市经济基础和区位环境因素加以控制,以捕捉不同地区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差异对军民融合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作用。

其它控制变量相关测量指标的原始数据,如各城市人均货运总量、城市每万人拥有的互联网户数、科学事业费支出等指标数据,均来自2004-201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西部10个省区市相关统计数据。

4.3 空间相关性检验与模型实证检验分析

4.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本文将检验采用劳动生产率度量的军民融合升级指标是否具有一定的空间相关性,若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就有必要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若没有表现出空间相关性,则直接采用一般估计法(如OLS)估计模型参数即可。检验过程采用Moran I的方法,并进行标准化处理。Moran I的取值范围为(-1,1),若其值大于 0,则表明地区间某经济变量之间具有空间正相关性;若其值小于0,则表明地区间某经济变量之间具有空间负相关性,存在空间排斥现象。

(3)

其中,

(4)

其中:

其中,Wi·W·j分别为空间权重矩阵i行和j列之和。

利用Matlab软件,结合式(3)与(4),对军民融合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全局moranI的数值为0.28,Z值为4.5,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局部moranI指数如表3所示,2008-2014年局部moranI指数均为正,且在10%水平上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西部军民融合产业效率在整体上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这说明在地区层面上,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劳动生产率存在空间依赖性,在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

表3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年份MoranIZ值P值20080.334.060.00020090.344.330.00020100.294.000.00020110.223.180.00120120.263.970.00020130.282.550.07520140.312.890.004

4.3.2 模型实证检验

(1)空间效应检验结果。在空间SAR模型与空间SEM模型的选择问题上,判别准则为: 若在空间效应检验中发现LMlag较之LMerr在统计上更加显著,且稳健的Robust-LMlag显著,而Robust-LMerr不显著,则采用空间SAR模型,反之,则采用SEM模型。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在混合回归、时间固定面板模型中都仅有LMerr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在地区固定效应、地区和时间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中,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LM及Robust-LM统计量均显著。因此,难以区分空间SAR模型和空间SEM模型哪个更适合作为检验模型,同时,采用空间SAR模型和空间SEM模型进行检验。

表4空间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混合回归地区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时间和地区双向固定效应LMlag—42.2***—6.2***Robust-LMlag—261.6***—6.6***LMerr20.2***9.8***7.5***3.5*Robust-LMerr—229.2***—3.9**

注:—表示无信息;******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同

(2)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结果。利用Matlab软件对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滞后模型(SAR)进行Hausman检验,判断其是否存在随机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不能拒绝随机效应。因此,检验时应同时考虑模型的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

表5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西部军民融合升级的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空间面板SAR模型随机效应地区固定时间固定双向固定空间面板SEM模型随机效应地区固定时间固定双向固定SI2.6-26.36*26.57***18.83**18.46**16.61**25.37***19.19***(0.22)(-1.77)(3.5)(2.52)(2.15)(1.97)(3.39)(2.6)FDI67.09262.28***86.19**23.3294.05**89.69*50.12-7.34(1.34)(3.03)(2.3)(0.51)(1.82)(1.75)(1.46)(-0.17)NC14.0947.73**16.4726.7862.35***64.39***-1.836.19(0.72)(2.12)(1)(1.9)(3.68)(3.98)(-0.12)(0.46)KI-0.97-7.76-10.3***-11.97***-10.94***-10.62***-10.25***-13.5***(-0.15)(-1.23)(-2.61)(-4.04)(-3.23)(-3.31)(-2.59)(-4.45)TRA3.067.564.19-11.94***-8.12**-10.54***3.22-12.76***(0.7)(1.25)(1.49)(-3.74)(-2.24)(-2.97)(1.26)(-4.04)INF128.98***86.88***74.85***10.5319.8313.5873.3***8.29(4.94)(3.2)(4.25)(0.75)(1.25)(0.9)(4.15)(0.57)SE3.88***9.87***0.13-1.68-1.61-1.630.51-1.53(3.13)(5.04)(0.13)(-1.3)(-1.09)(-1.1)(0.6)(-1.19)R20.24790.39040.7270.87310.77490.18460.69050.8592协方差0.35350.29620.3310.41510.10410.03790.30830.3902Log-L-534.24-512.47-510.54-466.14ρ或λ0.24**0.24**0.24**0.83***0.83***0.61***0.49***(2.13)(1.96)(2.05)(24.35)(26.48)(4.9)(3.84)观测值960960960960960960960960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下同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空间计量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地区固态效应的SAR模型与SEM模型、空间SAR随机效应模型的R2较小,回归结果不佳;时间固定的SAR模型与SEM模型的R2分别为0.727、0.690 5,模型回归效果较好;具有随机效应的SEM模型R2为0.774 9;R2及协方差最高的为时间和地区双向固定的SAR及SEM模型,R2依次为0.873 1、0.852 9,这与研究对象及样本数据的特点相吻合。本文选择西部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样本时间区间为2003-2014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双向固定的特性。

因此,针对模型实证检验结果,主要对R2较高的双向固定SAR、SEM模型以及随机效应的SEM模型、时间固定的SAR与SEM模型计量结果进行分析。

4.3.3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空间计量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时间固定及双向固定的SAR模型与SEM模型中,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关于SI(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的估计均通过显著性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的系数估计值均在20左右,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正向作用于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发展,是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发展的促进因素,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促进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一致。同时,从表5可以看出,空间滞后系数ρ为0.24,且在5%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空间技术外溢效应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有显著正向作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一方面可以促进本地区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另一方面,通过创新扩散效应及技术溢出效应,还可以推进邻近区域军民融合产业升级。

(2)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发展受地区异质性的影响较大。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效果均明显好于地区固定效应模型,时间固定效应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系数更高,因此,时间固定效应比地区固定效应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更大。这表明:在时间固定的情况下,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发展受横截面数据地区异质性的影响更大,这与西部地区幅员辽阔、地域之间参差发展差异较大,陕西、四川、重庆等地军民融合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占明显优势,而西藏、青海等地发展明显滞后的现状相吻合。同时启示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西部各省特色发展地区异质性,创建中心—外围模型,充分发挥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以西部发展较快地区带动较落后地区发展,推动整个西部地区军民融合产业升级。

(3)外商直接投资、国家资本占比、信息化水平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具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对于其它控制变量,从回归结果来看,外商直接投资(FDI)、国家资本占比(NC)、信息化水平(INF)均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带来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各模型中显著性检验结果没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的检验结果显著,这也体现了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西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重要影响作用。

此外,从长期来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促进西部军民融合产业转型升级,而西部军民融合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及竞争力的增强也会促进西部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从而导致内生性问题的出现。为检验模型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将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一阶滞后作为被解释变量,即采用动态面板解决内生性问题。

表6结果显示,动态空间SAR模型的R2较理想,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发展之间表现为显著正向关系,空间外溢效应系数在10%的水平下也正向显著,同时,其它控制变量与表5中检验分析结果相比并未产生太大偏差,克服了内生性问题。

表6动态空间SAR模型估计值

SIFDINCKITRAINFSELnEMIP(-1)ρR27.13***3.89**5.39-4.540.834.65***-4.470.74**0.236*0.8729(3.93)(2.24)(0.28)(-0.88)(0.34)(3.5)(-0.78)(2.07)(1.79)

5 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从产业空间集聚的视角,以西部军民融合产业的重要产业形态——装备制造业升级为例,选取2003—2014年西部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①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空间相关性显著。西部军民融合产业的生产效率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在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存在依赖性;②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③外商直接投资、国家资本占比、信息化水平正向影响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但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相比,外商直接投资、国家资本占比、信息化水平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较弱,这表明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西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综合来看,西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影响,引导西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发展,可以作为西部军民融合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选择。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促进西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对策建议。

(1)以军民融合国家战略为牵引,建立“中心—外围”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经济带。从实证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地区异质性对促进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影响较大。西部地区要以军民融合国家战略为牵引,充分利用各省的特色、不同地区军民融合产业的优势,发展地区异质性,创建“中心—外围”模型的军民深度融合区域经济带,以西部生产性服务业和军民融合产业发展较快的陕西、四川、重庆地区,带动较落后地区的发展,充分利用陕西、四川、重庆的军民融合资源优势,协调优化跨省区域创新资源布局经济圈,提高西部整体创新效益,形成西北以陕西为龙头、西南以重庆和四川为龙头的军民融合中心城市辐射经济带,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从而带动整个西部地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2)充分利用国家制造业升级的产业政策,促进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西部地区要抓住《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机遇,充分利用国家产业升级政策,通过政策措施引导西部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聚集发展,提高西部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优化促进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使其发挥集聚的知识溢出效应、专业化效应、竞争效应及规模经济效应。同时,西部地区要积极争取国家对军民融合高端装备制造业升级的资本投入,促进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进而带动区域内相关产业发展。

西部要积极与东部构建新型产业合作,努力承接东部服务外包项目或生产性服务企业,并通过培养、吸引大批高技能的知识型劳动力集聚人才,深入推动生成产性服务业更大规模的集聚,优化竞合效用,构建集群式知识型价值网络,为推动西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提供新的重要动力。

(3)发挥好西部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区位优势,拓展西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国际空间。国家需通过政策与法律支持西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西部地区要充分发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独特的区位优势,积极利用国家对西部的政策优势资源,突破影响空间外溢效应区域边界的自然条件与制度约束,进一步改善城市城际交通基础设施,加大交通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投入与积累,有效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地方政府要积极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引入外商资本,将西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融入国际价值链,拓展西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国际空间。

西部地区要充分运用“互联网+”平台,为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发展提供更多信息服务,推动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向柔性化制造与大规模客户化定制发展,促进西部军民深度融合,使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向价值链两端升级。

总之,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军民融合的国家战略机遇,结合西部各省的区位与经济发展特点,优化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将引导西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发展作为西部军民融合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选择,充分利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知识溢出效应、专业化效应、竞争效应以及规模经济效应,推进西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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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InfluenceofAgglomerationofProducerServicesontheDeepDevelopmentoftheCivil-militaryIntegrationinWesternChina——TakingWesternEquipmentManufacturingIndustryasanExample

Hu Hong'an, Yi Shaona

(School of Humanities, Economics and Law,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129, China)

Abstract:The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is an industry associated with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loud computing, Internet of things, large data and other high-tech, the positive effect of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on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tegration industry upgrading, especially on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0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western China from 2003 to 2014, this paper uses the spatial measurement mode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the upgrading of western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tegration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space agglomeration, taking western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s an examp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tegration industry upgrading is remarkable;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tegration industry upgrade in western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ational capital proportion and information level can affect the upgrading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tegration industry in western China. In the end, this paper puts it forward that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can be used as a policy to promote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tegration industry upgrading and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the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in western China.

Key Words:Productive Services;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Depth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OI:10.6049/kjjbydc.201708X047

中图分类号:F2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04-0138-08

收稿日期:2017-10-16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4D49);西北工业大学研究生创意创新种子基金重点项目(Z2017056)

作者简介:胡红安(1960-),男,陕西汉中人,博士,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产业政策;仪少娜(1992-),女,河南洛阳人,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产业政策。

(责任编辑:万贤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