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模型假设
毕静煜，谢 恩，梁 杰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基于中国209家制造商以及944家供应商的问卷调查，采用阶层线性回归的实证方法，分析契约控制和关系控制对供应商知识获取的作用，并将公开选择和社会选择两种联盟伙伴选择方式作为两种控制机制共同作用的边界条件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契约控制和关系控制均能促进联盟知识获取，两者之间是替代的关系；公开选择增强了这种替代效应，社会选择减弱了这种替代效应。
关键词：知识获取；联盟控制；契约控制；关系控制；伙伴选择
基于知识的观点认为知识是组织所拥有的最为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是决定企业生存最有价值的资产[1]。知识获取是企业联盟中的重要行为[2]，是指企业通过对联盟伙伴进行搜索，发现可能的知识以及知识获取途径，对获得的信息进行评估与判断，并接收待定知识的过程。联盟内有效的知识获取，可以促进组织整合并创造新知识，提高自身竞争力，实现持续创新。因此，如何通过联盟网络治理获取伙伴知识，是值得学术界探讨的问题。
现有基于网络治理的研究认为，企业可以采取两种控制机制对伙伴进行引导和管理。一种是基于经济视角的契约控制机制，另一种是基于社会规范视角的关系控制机制[3]。近年来，学者们对这两种控制机制如何影响联盟展开了大量研究，结果表明两种控制机制均能促进组织或联盟绩效提升[4,5]，例如降低伙伴投机行为、促进组织合作满意度和伙伴间知识获取等。基于这些研究成果，部分学者开始就两种控制机制共同发挥作用时的关系展开探讨，分析它们之间是替代还是互补关系，取得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
(1)当前研究大多关注控制机制对伙伴行为、合作满意度、企业绩效等的影响作用，很少有研究将联盟控制机制和知识获取两个领域联系在一起。考虑到知识获取是企业构建联盟的主要驱动因素，影响企业学习和创新，同时，知识获取效率又被不同联盟治理策略所制约[5]。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控制机制如何影响企业在联盟中的知识获取。
(2)在管理实践中，企业可能同时采取两种控制机制对联盟网络进行治理，尽管学术界目前对两种控制机制的共同使用效果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是，对两者关系是替代还是互补存在争议。例如，Dyer[6]和Gulati[7]认为两者之间是替代关系，一种机制的作用会阻碍另一种机制的作用；而 Poppo和Zenger[8]认为两者之间是互补关系，两种控制机制存在相互促进的效果。造成这种争议的原因可能是环境或组织特征影响两者共同作用的产生和变化。因此，有必要就契约控制和关系控制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探讨。
(3)Reuer[9]和Ahlstrom等[10]认为企业从战略联盟中获取的价值，取决于选择合适的伙伴和设计合理的伙伴治理机制。由此可见，伙伴选择和伙伴治理是联盟中并存的两个因素，但是，现有研究中很少有学者将联盟治理与伙伴选择相结合[11]，探究不同伙伴选择策略下关系控制和契约控制的相互作用机制。因此，从理论发展视角看，有必要将伙伴选择与伙伴治理纳入同一模型，探究其对联盟的共同作用。
本文以企业在联盟网络中的知识获取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弥补上述文献中存在的问题，就控制机制如何影响企业联盟知识获取这一问题展开研究。首先，就契约控制和关系控制对联盟知识获取的单独作用和共同作用展开研究；其次，将伙伴选择和伙伴治理理论视角相结合，以伙伴选择作为联盟控制机制和知识获取之间关系的调节机制，深入探讨不同伙伴选择方式下，两种控制机制对知识获取的共同作用边界条件。本文将联盟治理和知识获取领域相联系，探讨在不同伙伴选择的情况下两者关系的变化，试图对学术界现有的争论话题有所贡献，促进伙伴选择理论与伙伴治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同时，研究结论可以为战略联盟管理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基于中国209家企业和977家供应商构成的联盟网络，采用阶层线性回归方法，对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验证，并对结果展开讨论。
在企业联盟中，由于交易的不确定性、机会主义等多重风险[12]，控制机制被用来规范和监督伙伴行为以实现联盟目标。已有的理论将联盟控制机制分为两类，交易成本理论认为联盟治理机制的选择应该针对如何降低机会主义行为和联盟成本展开，因此，更关注以契约为基础的正式治理机制，即通过建立尽可能完备的契约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并建立违背契约的惩罚措施[6]。社会交易理论强调以共享信念、道德体系为基础的隐性责任的重要性，因此，采用关系控制的方式约束伙伴行为，通过关系控制在合作伙伴之间建立基本准则和规范以开展交易[8,13]。
学者们已经针对控制机制和组织产出结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组织产出主要包括组织绩效、合作满意度以及伙伴投机等。例如，Poppo等[8][14]认为当联盟风险很高时，控制机制能有效促进组织交易绩效，并在后续研究中提出，企业之间信任程度越高，合作满意度越高；Li等[5]研究发现，控制机制积极地作用于组织间知识获取。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契约控制和关系控制均能有效促进组织产出。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对两种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但是，并没有统一的结论[6]。例如，Gulati[7]指出，两种控制机制在解释企业绩效中存在替代作用；另一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面对契约控制中合同内未规定的内容以及未来环境的不确定性时，通过关系控制建立起的信任可以发挥很好的补充作用[8,15]。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学者指出，两种控制机制的共同作用可能受到外部条件的制约。例如，Zhou等[16]认为在法律制度环境良好时，契约对防范机会主义更为可靠，因此，没有必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发展关系控制。Li等[5]指出在跨国合作类型中，契约控制和社会控制是互补的，在国内合作类型中，两种控制机制是替代的。Weber等[17]认为随着合作时间的增加，契约控制和关系控制之间的交互作用会发生变化，合作时间越长，契约越会被看作是长期合作的承诺，会促进关系控制发挥作用。
上述文献对契约控制和关系控制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但是，很少有研究考虑伙伴选择的调节机制。有学者指出，伙伴关系治理不能独立于伙伴选择。因此，本文以知识获取作为研究对象，就伙伴选择对关系治理和知识获取间关系的调节机制展开研究。
契约控制是指签订详细的契约，并要求合作双方严格按照契约规定指导企业运作的治理机制。契约控制对企业在联盟中的知识获取具有重要作用，详细的契约合同可以对伙伴合作的权利义务、需要知识的具体类型、知识交换的实施方案等进行详细的规定和说明[5]，并且通过严格的监督机制降低伙伴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从而帮助联盟伙伴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合作并快速搭建知识共享平台，有的放矢地进行知识转移和交换，提高知识转移效率。因此，契约控制有利于促进企业在网络内获取知识。
关系控制指通过与合作伙伴建立非正式的共同行为规范，以及努力发展合作中的信任、互惠、承诺等关系资源，达到合作和监督目的的治理方式[18]。关系控制有助于企业在网络内获取知识[6]。首先，关系控制使得双方形成非正式合作规范，比如非正式的沟通交流机制和合作规则等，能够有效地协调合作双方的行为[19],避免冲突和机会主义，促进双方间知识转移和知识交换。其次，关系控制促进信任、互惠、承诺等关系资源的形成，一方面可以提高双方合作意愿，甚至牺牲短期的自我利益以达成长远有效的合作；另一方面，这些关系资源通过提高机会主义行为成本，降低合作伙伴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从而提高合作伙伴合作的可信任程度[6,20]。因此，关系控制使得伙伴愿意分享知识，并且提高知识转移和吸收效率，继而促进企业知识获取。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H1：契约控制正向影响企业对联盟伙伴的知识获取。
H2：关系控制正向影响企业对联盟伙伴的知识获取。
在管理实践中，企业往往同时采取契约控制和关系控制两种方式。学者们开始探讨同时采用两种控制机制对组织行为结果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两种控制机制之间是替代关系，即一种控制机制的使用阻碍了另一种控制机制对组织行为的正向作用[6,7]，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两种控制机制之间是互补关系，即两者促进彼此对组织行为的正向作用[8]。是“替代”还是“互补”已经成为关系控制和契约控制关系研究中重要的话题，本文认为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契约控制和关系控制在知识获取中是相互替代的关系。
首先，企业采用两种控制机制都需要付出极大的时间和精力成本[12,21]。契约的制定需要与伙伴开展一系列谈判和沟通，对相关条款进行长时间讨论以维护自身利益，契约制定得越详细，对合作双方行为的控制越细致。同时，合作中必须按照契约严格监督伙伴，避免伙伴投机行为。因此，契约的制定和监督需要付出极大的时间和精力成本[12]。而关系控制是以共同目标为前提，合作双方通过信任、承诺和协作以及联合解决问题等关系规范来维持合作关系的过程[18]，本文认为这种非正式规范和关系资源的建立与培养，是在企业和伙伴不断沟通、合作、协商的过程中逐渐积累的，需要付出极大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因此，企业需要承担相当大的成本同时实施契约控制和关系控制，在企业精力和成本受限的情况下，一种控制机制的实施会阻碍另一种控制机制的实施。
其次，契约的详细制定和严格实施会破坏关系控制中形成的信任、互惠、承诺等关系资源，因为契约条款的严格制定与监督会使伙伴认为自己不被信任，从而阻碍关系资源的建立[7]。而关系控制的实施会促使企业和伙伴间形成合作规范，以及信任、互惠、承诺等关系机制，这种非正式机制同样会自发地约束企业行为，避免伙伴投机，从而导致企业对契约控制依赖程度的降低。因此，两种控制机制本身的作用会阻碍彼此的形成和作用发挥。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H3：在企业对联盟伙伴知识获取过程中，契约控制与关系控制之间是相互替代关系。
伙伴选择是指通过搜寻、评估等过程选择最终合作伙伴，伙伴选择被认为是有效管理组织间关系的关键[22]。公开选择和社会选择是两种最基本的伙伴选择策略[23,24]。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开选择策略是指企业通过公开的商务信息、社会广告及相关媒体了解潜在供应商价格、质量、业绩及生产能力等方面的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对潜在供应商的合作动机、可靠性及技术能力等进行比较和评估，进而选择恰当的供应商[25,26]。以关系为导向的社会选择策略是指企业通过社会关系，例如原有的合作伙伴、亲朋好友的推荐而获取有关供应商的信息，并依此作出选择[26]。在中国，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企业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一般比较密切，因而通过政府指定或引荐选择伙伴也是一种常见的方式。
近期有文献指出，契约控制和关系控制是替代还是互补关系取决于签订和使用契约的意图[17]。如果契约不被视为一种严格的法律保护，则信任和契约可以协调发展，两者之间形成互补关系，这种情况下的契约往往被视为促进型契约；但如果联盟企业利用契约控制并约束对方的行为，形成阻碍型契约，则会造成对方的反感，使得两者之间互相替代[21]。因此，本文认为不同的伙伴选择方式体现不同的企业文化和合作意图，会影响企业对契约的看法，从而对两种治理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产生影响。
2.3.1 公开选择的调节机制
由于公开选择的伙伴往往是企业未合作过的伙伴，因而网络合作关系普遍较弱。企业和伙伴间、伙伴与伙伴间多是短期的经济博弈关系，即实现自身短期目标的合作。这种情况下，网络内缺少共享目标、共同价值观和关系规范，从而产生社会化不足，导致网络成为一种离散的交易市场[27]。因此，公开选择策略下，联盟内缺乏相应的关系机制和合作规范，信任程度较低。
在公开选择伙伴大多是首次交易、关系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网络内部成员短期投机行为较多，合作伙伴倾向于将契约的使用看作阻碍型契约，这种契约强制性地规定了伙伴应该完成的交易目标以及行为[17]，契约被看成是对方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而强制使用的法律保障手段[28]，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基于契约的警惕和控制会被看作是一种商业化、程式化的行为，从而激发伙伴的负面情绪。此时，若同时使用契约控制和关系控制，则其效果是替代的。首先，对于公开选择的伙伴网络，伙伴之间的关系和熟悉程度较低，因此，契约制定需要付出较大的沟通和谈判成本，而关系培养更需要伙伴间多次合作交互。此时，契约控制和关系控制的时间与精力成本都非常大，在企业资源和能力一定的情况下，两者不太可能同时使用。其次，以防范短期投机为目的的阻碍型契约与交易伙伴关系和信任是不相容的[17]，因为大量合同条款和对条款的严格监督破坏了柔性关系机制的存在与培养。在这种情况下，合作双方对契约的解读也变得负面和消极，进而放大了阻碍型契约控制的危害。同时，基于非正式行为规范、信任、互惠、承诺等建立的关系是一种长期合作的柔性控制机制，本身就是对基于短期利益的阻碍型契约中详细合同和严格监督行为的削弱。基于以上论述，提出如下假设：
H4：公开选择策略下，在企业知识获取中，契约控制与关系控制的替代关系被强化。
2.3.2 社会选择的调节机制
社会选择策略是指企业通过社会关系(如原有合作伙伴、亲朋好友推介)获取潜在合作伙伴的信息，并选择伙伴。本研究认为，若企业通过社会选择策略进行伙伴选择，则企业可以构建社会性嵌入程度较高的联盟网络[29]，而网络嵌套性提供的“声誉机制”能够有效抑制伙伴投机行为。企业可通过伙伴网络向其他成员散布信息，使投机者受到网络内部的共同惩罚[30]。因此，当企业采用社会选择策略时，其伙伴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增加，所以，实施机会主义的可能性较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行为会被看作是出于长期合作的良好意愿，而能够明确反映双方权利、义务、目标以及客观结果和分配方式的正式契约会被看作是一种长期承诺[31]，即被伙伴间视为基于关系的促进型契约。此时，契约控制和关系控制之间是互补关系。
首先，社会选择下，基于之前合作的经历和信息，以及之前关系中的信任等关系机制和一系列非正式行为规范，关系控制的成本降低。同时，由于非正式规范的存在和双方的信任，不需要详细的合同和严格的监督来约束双方行为。其次，社会选择下，尽管契约控制仍旧采用合同条款规定双方行为，但各企业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为解决未来合作中可能出现的冲突所采取的手段，但并不是对各方行为的强制与监控[17]。因此，在社会选择方式下，契约让企业更加关注如何达成目标而不是如何抑制机会主义行为，使得合作各方变得更加协作[17]。此时，契约控制不再被看作是不信任的手段，其对关系控制的抑制作用减弱。同时，社会选择和关系控制的使用容易使网络处于过度嵌入状态，降低网络运行效率。而契约的使用可以在关系的基础上规范伙伴行为，降低过度嵌入的负面性。因此，明确的契约能帮助企业规范合作流程、简化冗余步骤。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H5:社会选择策略下，在企业知识获取中，契约控制对关系控制的替代作用减弱。
本研究的模型如图1所示。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的实证方法开展研究，选取中国制造行业作为研究的目标行业，首先，根据中国制造业行业年鉴确定最初的企业名单，并且根据“企业持续经营时间大于两年”、“非国有大型企业”这两条标准选择企业，避免样本中大量特殊样本对结果的影响。通过与名单中企业进行电话或邮件沟通，确定232家国内制造企业愿意参与研究，最终通过直接访问与问卷结合的方式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209份有效问卷，样本回收率为90.09%。本研究样本数据为分布在中国19个地区的209家制造企业的基本数据，以及国内外944家供应商的相关数据。统计发现，209家制造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占41.63%，民营企业占29.19%，国有企业占17.22%，其它企业占11.96%；企业的平均年龄为7.28年，员工数量平均值落在600～1 000区间；供应商企业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且大多为大中型企业。由此可见，研究样本分布良好，符合实证研究的条件。
图1 模型假设
本研究的变量均来自已有文献采用的成熟量表，对5个因子(契约治理、关系治理、知识获取、社会选择机制、公开选择机制)进行测量，并且问卷回答者首先对企业或者联盟实际情况进行判断，然后按照“1-7”之间的数字对问题描述和企业实际情况的吻合程度进行衡量，其中，1表示“最不相同”，7表示“最为吻合”，2-6为中间状态。
3.2.1 因变量
因变量：知识获取。本文采用6个题项指标对因变量知识获取进行测量，即“供应商愿意及时告知我方公司目前遇到的机会和风险”、“供应商愿意及时告知我方公司资产抵押/担保发生的变化”、“供应商愿意告知我方公司目前的战略规划以及未来可能的调整”、“供应商愿意提供公司在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方面的信息”、“供应商愿意提供公司技术改造和研发项目内容及进展”以及“供应商愿意及时告知我方公司经营业绩数据发生的变化”。
3.2.2 自变量
(1)契约控制。本研究根据Cavusgil[32]和Geyskens等[33]对于契约控制的度量，采用5个题项对契约控制进行度量，即“合同详细地定义了应达到的工作标准”、“合同详细地说明了双方的权利和责任”、“在合作过程中通过各种方式对供应商进行监督”以及“我方严格坚持按照合同中每一项条款来约束供应商”、“我方通过与该供应商签订详细的合同来约束供应商”[32,33]。总体来说，签订详细合同是约束供应商最重要的方式。
(2)关系控制。本研究采用Poppo等的研究结果，将关系测量的维度划分为“我方和供应商通过讨论共同做出了决策”、“我方相信该供应商在合作中会履行所做出的承诺”、“我方和该供应商通过充分协作来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问题”、“我方和供应商之间有充分、广泛的信息交流”以及“总的来说我方和该供应商关系比较密切”[8]。
3.2.3 调节变量
联盟伙伴的选择机制是指企业通过一定的策略和方法搜寻与寻找合适的伙伴，从而与之确立交易关系，本研究中主要指企业搜寻以及选择供应商的途径。根据Wuytshe等[33]的研究，列出了中国企业选择合作伙伴的9种途径，即“电视报纸等多种媒体”、“广告”、“公开的商务信息”、“供应商自我推荐”、“企业通过考察后选择供应商”、“通过朋友结识供应商”、“朋友推荐供应商”、“政府部门推荐或介绍”、“现有供应商”。根据上述供应商渠道的不同属性，结合因子分析，将其分为两大类，分别进行公开选择机制和社会选择机制的测量。
(1)公开选择机制。根据因子分析对9种选择途径进行分类，第一类包括依靠媒体、广告、公开商务信息、供应商自我推荐等4种途径。在供应商选择中，企业在确定交易关系前与各供应商是陌生人关系，并且企业从社会公共渠道获知有关供应商的信息。因此，可以将这类供应商选择办法作为公开选择机制的测量指标。
(2)社会选择机制。第二类伙伴选择方式包括朋友推荐、选择朋友企业、政府推荐、与现有供应商继续合作等。在确定企业交易对象之前，企业与潜在伙伴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并且对供应商的信息有一定的了解。因此，这类办法可以作为社会选择机制的测量指标。
3.2.4 控制变量
Zhou等[34]研究指出，不同顾客会对知识获取产生影响。Rodan等[35]的研究表明，技术差异也是转移和创造知识的重要因素[35]。因此，在供应商层面，本研究选取顾客导向、与供应商技术差异、供应商地理位置以及供应商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在企业层面，本研究对法律环境、企业年龄、规模、技术环境不确定性、技术能力以及生产标准化程度进行控制。
传统的多元回归需要遵循线性、正态分布、同方差和独立性假设等原则，然而，本文的数据结构包括企业和供应商两个层级，几个供应商嵌入在同一个企业的供应商网络中，因此，不满足样本独立性假设。并且，供应商之间的差异性也会对结果造成估计偏差，为了解决供应商间异质性造成的偏差，本研究采用阶层线性回归(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方法对假设进行检验。相对于传统的多元回归分析技术，阶层线性回归仍然基于正态分布和线性结构的假设，但是，可以在不损失变量的前提下，考虑不同层次的随机误差和变量信息，有效处理低层数据间不独立问题，并且可以在跨层交互时有效地考虑不同层级的跨层方差变异。因此，阶层线性回归适用于本研究。
本文首先对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并根据因子分析结果对各个变量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各变量的Cronbach 系数均大于0.7，表明各变量的信度良好，单个变量各题项之间存在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同时，各变量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6，复合信度均大于0.8，平均方差萃取值(AVE)均在0.5以上，表明变量度量满足聚敛效度的要求。此外，各变量平均方差萃取值的均方根都大于与其它变量的相关系数，表明各变量间存在足够的区分效度。
本研究样本来源于企业和供应商两个层面，采用HLM多层线性回归法对各假设进行检验。在回归分析之前，对所有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对第一层变量进行组别平均数中心化，以消除预测因子的组间偏差；对第二层变量采用总平均数，以排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通过计算组内方差和组间方差得到ICC(1)为0.32(>0.12)，样本组间方差显著，适用于多层线性模型。
各变量的主要统计特征和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各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值均在理想的范围之内(<0.6)，初步排除各变量间多重共线性问题。计算方差膨胀因子发现各变量VIF值均小于3，进一步说明数据结构符合正态分布，为下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包括5个模型。其中，模型1为零模型，模型2仅纳入供应商层面的变量，模型3进一步纳入企业层面的变量，模型4对层1内的交互作用进行检验，模型5对供应商层和企业层的跨层交互作用进行检验。
表1 变量测量信度、效度检验
表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由模型2分析结果可知，关系控制(β =0.17，p<0.001)和契约控制(β =0.14，p<0.001)均对企业知识获取存在显著正影响。因此，假设H1、H2均成立。模型4中，契约控制与关系控制的交互项系数为-0.13，在0.05水平上显著，说明在企业知识获取中，契约控制对关系控制具有替代作用。因此，H3通过检验。模型5的分析结果表明，公开选择伙伴策略下，契约控制与关系控制之间的替代作用被加强(β=-0.07，p<0.1)。因此，假设H4被支持；社会选择伙伴策略下，契约控制与关系控制之间的替代作用被削弱(β = 0.14，p<0.05)。因此，假设H5通过检验。
表3 多层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差，***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
本文探讨了契约控制与关系控制对联盟知识获取的作用，更进一步分析了不同伙伴选择机制对控制机制与知识获取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契约控制和关系控制均能促进企业对伙伴的知识获取，而契约控制和关系控制在知识获取中呈现替代的作用。同时，伙伴公开选择倾向越强，契约控制与关系控制的替代效应越强；伙伴社会选择倾向越强，契约控制与关系控制的替代效应越弱。本研究将联盟伙伴治理和知识获取相联系，结合伙伴选择理论视角，探究控制机制对知识获取的作用，对联盟治理和伙伴选择领域的研究有着重要理论贡献。
首先，以往对于联盟治理机制的研究大多关注机会主义行为或联盟绩效，而对知识获取的研究十分有限。本文关注不同治理机制，即契约控制和关系控制对知识获取的影响，弥补了现有联盟治理研究的缺失，揭示了不同方式机制对知识获取的作用机制，补充了联盟治理理论框架。
其次，以往对于两种控制机制共同作用的研究结论存在争议。Li[36]认为，在战略联盟中，伙伴选择方式影响联盟治理模式及其效果，但是,在现有众多针对联盟治理的研究中，联盟伙伴选择这一因素往往被忽视。本文将伙伴选择纳入联盟治理机制与知识获取间关系模型中，强调伙伴选择作为建立联盟的第一步对后期伙伴治理和绩效关系的重要作用。针对现有研究中两种控制机制关系的争议，本文试图从伙伴选择视角进行探讨和解释，为现有争议提供一种可能的理论解释，是对联盟控制机制理论研究的有力补充；同时，将伙伴选择理论与联盟治理理论相结合，呼应了学者们对伙伴选择和伙伴治理两种理论相结合的倡导，弥补了现有研究中的理论局限，为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伙伴选择与伙伴治理之间的作用关系和作用机理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首先，对于企业决策者而言，契约控制和关系控制的单独使用都可以促进企业在联盟中的知识获取。其次，同时使用两种控制机制的效果取决于联盟构建中的伙伴选择方式。具体而言，对于公开选择的伙伴，契约被看作是一种为防范机会主义风险的控制手段，契约控制和关系控制的替代效应会被增强；对于社会选择的伙伴，契约被看作是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避免冲突的协调机制，两者的替代作用被减弱。这一研究结论对管理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企业决策者在选择并治理合作伙伴时，应该充分考虑不同策略下选择的伙伴对不同治理机制的看法和态度，只有当合作伙伴对契约控制有正向积极的理解时，才有可能补充关系治理对知识获取的作用。因此，如果企业通过公开选择伙伴的方式建立联盟网络，则应尽量避免同时采取契约控制和关系控制所产生的不利效果，可以仅仅使用其中一种控制机制；如果企业通过社会选择的方式建立联盟网络，则应同时采取契约控制和关系控制两种控制机制，最大化地发挥两种机制的合力。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由于时间和样本的局限性，样本选取均来自中国制造业，产业类别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未来研究可围绕其它不同行业以及不同情景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其次，由于实际条件的限制，本文仅从网络关系的一端进行测量，主要收集网络中某些制造企业的数据，缺少与其构成联盟网络的供应商的数据，未来可对目标公司以及供应商的二元关系进行评估。最后，本文研究契约控制与关系控制两种治理机制对知识获取的效应，但是，对于联盟网络来讲还存在其它治理机制如结果机制、行为机制等，未来研究可以综合考虑其它治理机制对知识获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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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 Jingyu, Xie En, Liang Jie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urvey of 209 manufacturing firms and 944 suppliers, employing the analytic technique of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analyz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ublic selection and social sele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action of contract control and relation control and the supplier-network's knowledge acquisi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both contract control and relation control can improve the supplier-network's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ose two kinds of control mechanisms is substitute. The public selection of partner selection strengthens this substitute effect, and the social selection of partner selection weakens this substitute effect.
Key Words:Knowledge Acquisition; Alliance Control; Contract Control; Relation Control;Partner Selection
DOI：10.6049/kjjbydc.2017030472
中图分类号：F2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03-0123-09
收稿日期：2017-06-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57214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项目(71428007)
作者简介：毕静煜(1993-)，女，山西长治人，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战略联盟；谢恩(1976-)，男，重庆人，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组织间网络治理和网络营销等；梁杰(1982-)，男，山东东营人，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战略管理。
(责任编辑：万贤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