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丹，杨建君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710049)
摘 要：关于合作关系对合作创新的影响，现有研究大多局限于单一的社会网络视角，对网络层次的关系特征如何通过双边层次的关系质量影响技术创新模式的过程欠缺机理性认识。结合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和知识转移理论，分析网络联结强度、企业间信任以及技术创新模式三者间关系。利用327份来自全国多地的制造及高新技术企业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经济型信任，强联结会带来更多情感型信任；情感型信任更有利于渐进式创新，经济型信任更有利于突破式创新；联结强度对渐进式创新的作用是通过情感型信任传递的，而联结强度对突破式创新的作用是通过经济型信任传递的。
关键词：联结强度；技术创新模式；经济型信任；情感型信任；渐进式创新；突破式创新
关于合作创新绩效提升的问题， Williamson[1]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提出了“交易特征-治理模式-合作绩效”分析框架。他认为不同的交易特征决定交易成本高低，从而产生偏市场化或科层化的合作治理模式。只有当某项合作中涉及的交易特征与双方选择的合作治理模式相匹配时，才能有效提升合作绩效。然而，交易成本理论缺乏对重复交易的考虑，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于是，学者们纷纷基于社会网络视角探讨关系特征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借鉴Williamson[1]的分析框架，本研究认为合作关系特征也必然决定着与之相适应的技术创新模式，合作企业可以通过控制二者间匹配关系提升合作创新绩效。
整理现有研究发现，诸多关于关系特征的概念在研究视角、层次和内容上缺乏区别，这不利于学者们针对合作关系特征影响合作创新绩效的问题获得较为稳定的规律性认识。比如在嵌入性研究中，学者们关于哪一种网络邻近[2]或哪种联结强度[3]更有利于创新产生了完全相左的认识。另外，关于关系特征影响合作创新的分析，如联结强度的悖论[4-5]与信任机制的分歧[6-7]，提示我们需要进一步细分联结强度和信任机制。
社会网络视角重视“重复交易”中形成的关系特征，正好弥补了交易成本视角下合作治理分析框架的片面性，但关于合作关系特征内在联系和细分，现有研究仍存在许多未尽之处。本研究认为网络联结特征决定了双边质量的性质，从而适应不同技术创新模式：①通过细致梳理嵌入性、联结强度和关系质量等涉及合作关系特征的相似构念，明确其层次和内涵；②挖掘网络层次的联结强度在双边层次的具体体现形式，揭示网络层次的联结强度与双边层次的企业间信任的对应关系；③分析网络层次的联结强度如何通过双边层次的企业间信任影响技术创新模式。希望通过厘清合作关系特征与技术创新模式间匹配关系，为进一步构建“合作关系特征-技术创新模式-合作创新绩效”分析框架提供理论支持。
此次研究的逻辑起点在于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的关系特征，而其相关构念的发展演变要从 “嵌入性”概念开始梳理。Polanyi和Granovetter[8]在《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一书中将嵌入性理论由个体层面引入组织领域。基于社会网络视角，学者们[9]将组织嵌入分为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并提出关系性嵌入强调某种直接联结作为一种获取信息和资源的机制所起到的作用，侧重于对双向关系强度的关注。后来，以Hansen[4]为代表的学者在分析“关系性嵌入”对组织行为影响的悖论时提出了两个独立的概念：“强联结”和“弱联结”。与此同时，Kelley[10]在婚姻关系研究中首次提出关系质量这一概念，Young[11]认为关系质量对双方信息和资源交换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合作绩效。网络联结强度与关系质量在研究层次、视角、程度和维度方面的区别如表1所示。
现有关系特征的诸多相似概念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与联系：①嵌入性包含关系性嵌入，关系性嵌入是嵌入性在网络层面表征联结的紧密程度。企业的嵌入性特征可以从结构主义和联结主义两个角度描述，前者是后者在网络位置上的表现，后者是前者在联结紧密度上的呈现；②关系性嵌入与网络联结强度是同一概念的两种表述，其测量类似，强联结和弱联结是其程度表现上的两极；③网络联结强度与关系质量同样描述合作关系的紧密程度，但层次和视角不同。前者是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网络层次概念，后者是基于社会心理或者社会资本视角的双边层次概念。
表1 关系性嵌入(网络联结强度)与关系质量的区别
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关系性嵌入和网络联结强度可以按照联结渠道的价值不同分为两类：强联结和弱联结，而与其内涵相同、层次不同的“关系质量”在文献中却未按照价值和功能进行相应分类。本文将聚焦于关系质量的代表维度“企业间信任”，深入分析网络层次的联结强度与双边层次的企业间信任之间的对应关系。本研究认为，企业间信任可以按照性质进一步细分为经济型和情感型，一方面，从已有研究中得到将信任按照性质划分的启示。Gulati[16]将信任区分为基于熟悉的信任(knowledge-based trust)和基于威慑的信任(deterrence-based trust)。基于熟悉的信任是在先前接触中形成的，它产生的前提是持续的互动、企业之间相互了解以及围绕公平发展的互相信任，这种信任中有很强的认知和情感成分。基于威慑的信任是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相信合作伙伴会在合作中采取值得信任的行为方式，当合作伙伴采取不值得信任的行为带来高代价的处罚远远超过机会主义行为提供的潜在利益时，基于威慑的信任就产生了。其中，潜在的处罚包括失去与伙伴再次交易或者其它互动的机会以及名誉损失。遗憾的是，Gulati虽然发现了两种不同性质的信任，但并未将二者分离开来，他认为二者分别通过预见性和威慑性，同时减少了合作双方对股权合作模式的依赖。Johnson[17]在研究服务业中的信任时将基于情感的信任从认知信任中分离出来，认为基于情感的信任是关系驱动的，并取决于双方的关系强度和情感依赖。另一方面，交易特征如资产专用性的细分，说明企业间信任的前因变量出现了性质和内容异化。国内学者武志伟[18]提出了普通关系专用性投资和人情关系投资，并认为前者显著提高关系持久性和关系公平性，后者则对关系强度具有积极影响。总体来说，本研究提出的情感型信任与Gulati的熟悉型信任内涵相似，但经济型信任并不局限于有威慑惩罚的重复交易中，虽也出于功利计算，但是更多地着眼于未来共同利益，而且测量上，Gulati的熟悉型信任和威慑型信任都用“以往合作次数”来衡量，而本研究中两种信任的测量指标是有区别的。
进而，网络层次的联结强度与双边层次的企业间信任存在对应关系。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强联结中包含很多情感因素，而弱联结则基本未涉及情感因素。Levin[19]在企业间关系与知识转移的研究中发现，企业间强联结虽然有利于建立信任，但是，弱联结也不等于不信任，只是信任的程度和性质不同。同时，结合信任动态机制的研究，强联结中的经济型信任也容易演变为情感型信任。依据信任动态演进相关研究[20]，专用性资产投入使得企业之间必然产生经济性信任，但强联结网络中这些信任的程度更高，附加更多的情感因素，并跃迁为情感性信任。张红娟[21]提出，如果企业与其联盟合作伙伴之间建立了强联系，则会促进它们之间信任提升到更高程度。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相对于经济型信任，强联结会带来更多企业间情感型信任。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情感型信任适合以维持为主的渐进式创新，而经济型信任有利于以探索为主的突破性创新。当合作伙伴间拥有较为深厚的情感基础，合作关系的稳定程度以及对合作的满意程度都较高时，维持现状为主的渐进性创新被认为是最好的选择[22]，这样可以维持和巩固现有的合作行为模式[23]。如果选择对新颖知识和技巧等的搜索和发现为主的突破性创新行为，则意味着对现有合作模式、惯例的破坏和颠覆。Friesl等[24]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合作伙伴的探索行为不利于长期合作关系的维持，也会影响稳定的、深层的情感型信任在组织间形成与演变。另外，基于知识转移理论，不同企业间信任具有不同的渠道价值。情感型信任有利于复杂、非解码知识转移，满足渐近式创新挖掘知识深度的要求，而经济型信任有利于丰富、新颖的知识转移，便于突变式创新对知识广度的搜索。拥有情感型信任的合作双方必然在知识转移的两端都提高开放性，既增强了知识来源者的转移意愿，又提升了接受者的知识吸收能力，进而为转移复杂的、非解码的知识提供了良好渠道。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相对于经济型信任，情感型信任更有利于渐进式创新。
H3：相对于情感型信任，经济型信任更有利于突变式创新。
整体而言，许多学者[25]基于社会网络视角提出，联结强度通过不同技术创新模式提升合作创新绩效，但都忽略了双边层次的合作关系特征。Moran[26]提出，构建合作关系特征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系统模型，首先要明确嵌入性的3个层次，即网络配置问题、关系强度问题、传输内容问题。网络层次的结构性嵌入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而针对第二个问题，网络层次的关系性嵌入或者联结强度只回答了一部分。把网络层次的关系强度对应到双边层次，根据网络联结的强弱细化企业间信任在性质上的区别，便将第三个问题落实到企业间合作双边关系中。此时，技术创新模式可以从企业间知识转移视角体现企业间传输知识内容差异。基于跨层次的合作关系特征分析，结合社会网络理论与知识转移理论，网络层次的联结强度不是直接作用于技术创新模式，而是通过双边层次的企业间信任实现企业间异质知识传输，从而间接作用于技术创新模式。结合H1、H2、H3，本文认为联结强度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是通过双边层次企业间信任传递的，故提出如下假设：
H4：联结强度对渐进式创新的作用是通过情感型信任传递的。
H5：联结强度对突破式创新的作用是通过经济型信任传递的。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本研究采取全国抽样方式，被调研企业主要分布在陕西、江苏、广东、河南、河北等地。调研样本以合作较为频繁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为主，调研对象为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并通过3年以上工作时间的限制确保被访者充分了解公司情况。采用当面填写、现场回收纸质问卷为主、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为辅的形式收集数据，调研从2015年1月开始共发放问卷530份，回收率为71.32%，筛选得到有效问卷327份，有效回收率为86.5%。
调研问卷包括企业一般信息、企业合作关系及合作创新模式等信息。每一套问卷都采取A、B卷调研方式，将自变量与结果变量分配到A、B卷中，请被调研企业的两名管理人员分别独立完成，从而有效降低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采取李克特量表法，从“非常肯定”到“非常否定”赋予1-7级判断。
关于潜变量，同时强调联结强度与结构主义和双边心理状态的区别，更倾向于关系状态测量指标，故借鉴Mu和Di[27]在研究网络能力对新产品开发的影响时测量关系紧密度的量表，共包括6个题项。企业间信任分为情感型信任和经济型信任，其中，经济型信任包括对对方的(资源和能力)认知以及防备，故结合Aulakh[28]关于过程控制的测量，同时根据定义自行开发测量题项，共筛选题项5个。情感型信任使用同样的方法，借鉴Luo[29]关于信任的量表，共筛选出3个题项。技术创新模式借鉴Arnold和Fang[30]对于顾客导向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研究中的量表，其中，渐进式创新和突变式创新各有3个题项。
本研究采用Cronbach′s a系数估计量表的信度，量表信度和收敛效度结果如表2所示，所有量表的Cronbach′s a值均在0.7以上，表明其信度良好，通过了内部一致性检验。绝大部分测量指标的因子载荷大于0.7，表明这些指标可靠。所有变量的可解释方差百分比(AVE)都大于0.5，且组合信度(CR)都大于0.8，表明这些变量的度量指标都有效。综合以上两方面，本研究中量表收敛效度较好。
结合理论部分推出的所有假设和概念模型，本研究更适合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本研究包含三个对比性假设和两个中介假设，虽然传统的回归分析也可以通过拆分直接和间接作用来分析复杂变量间关系，但是，结构方程可以同时分析多个自变量和多个因变量之间关系，省去了先前逐条拆分和对比的繁琐[31]。首先，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对概念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CFA)和模型修正。评价和选择模型的常用拟合指标的测量值在可接受范围内，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符合要求。反映结构方程拟合效果的常用指标的取值标准如表3所示[32]。
表2 量表信度与收敛效度
表3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标与拟合良好的标准
应用Mplus7软件对本研究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χ2值为662.421(p<0.001)，df为199，χ2/ df的值为3.329； RMSEA值为0.092，SRMR值为0.068；TLI和CFI值分别为0.803和0.830，可见，初始模型拟合不理想。根据因子载荷的基本拟合标准(因子载荷应大于0.600)和修正指数(Modification indices,MI)，作如下修改：①删除因子载荷小于0.600的题项，包括联结强度的题项2，情感型信任和经济型信任的题项4以及渐进式创新的题项3和4；②采用ML估计法时，Mplus7报告的较大MI值为78.409和60.970，分别对应突破式创新的题项2和3以及题项4和5，故从该两对题项中各择其一，规避误差相关性。同时，为检验本研究测量模型的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本研究将五因素模型与其它替代模型的拟合度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修正后模型的拟合效果达到理想水平。
表4 五因素模型与其它替代模型的拟合度对比分析
进一步，为了清晰呈现联结强度与不同类型信任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类型信任与技术创新模式的匹配程度，本研究基于结构方程分析法形成潜变量关系图，如图2所示。
图2 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
注:nts表示网络联结强度，emt和ect分别表示情感型和经济型信任，ini和rai分别表示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
由图2可见，潜变量间直接效应有：联结强度对情感型信任具有直接正向作用(r=0.263，p=0.017)，
相对于联结强度对经济型信任的直接正向作用(r=0.195，p=0.028)，前者的作用更加显著，故假设H1得到支持。情感型信任对渐进式创新具有直接正向作用(r=0.276，p=0.010)，相对于经济型信任对其的直接正向作用(r=0.212，p=0.040)，前者的作用效应更加显著，故假设H2得到支持。经济型信任对突破式创新的直接作用(r=0.248，p=0.001)明显大于情感型信任对其的直接正向影响(r=0.095，p=0.005)，故假设H3得到支持。
另外，由网络联结强度和不同类型信任以及不同模式创新组成的中介效应模型，拟合指数理想：χ2值为155.961(p<0.001)，df为80，χ2/ df的值为1.950； RMSEA(90%的C.I.值)为0.045，SRMR值为0.048；TLI和CFI值分别为0.932和0.948。模型估计的路径系数如图2和表5所示。
表5 不同类型信任在联结强度与技术创新模式之间的中介效应
根据路径效应分解原理，联结强度(nts)到渐进式创新(ini)的总效应等于直接效应加间接效应。直接效应等于联结强度(nts)到渐进式创新(ini)的路径系数0.162，总间接效应等于两个中介效应之和0.092。两种信任介于联结强度与渐进式创新之间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092/(0.092+0.162)=36%，即联结强度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有36%是通过情感和经济信任起作用的。结合两种信任的路径对比，联结强度更倾向于通过情感型信任影响渐进式创新。同理，联结强度更多地通过经济型信任趋向突破式创新，假设H4和H5得到支持。
本研究结合联结强度、企业间信任和技术创新理论，整合了网络、双边和传输内容3个层次的合作特征，并通过企业间信任的划分，厘清了合作关系与技术创新模式之间的作用路径。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有：网络层次的合作关系特征即联结强度与双边层次的企业间信任存在对应关系，相对于经济型信任，强联结更有利于情感型信任的建立和维护。企业间信任与技术创新模式之间存在匹配关系，即情感型信任因倾向于维持现状而有利于双方传输知识的深度，从而适应渐进式创新。经济型信任因提供探索空间而有利于双边传输知识的新颖度，从而更适合突破式创新；企业间情感型信任中介于联结强度与渐进式创新之间关系，而企业间经济型信任中介于联结强度与突破式创新之间的关系。
在深入剖析各个层次的合作关系特征并分析其与技术创新模式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本研究结论的理论贡献如下：
(1)通过梳理合作关系特征相关概念的发展脉络，明确其涉及的层次和视角，防止混淆。通过辨析发现：①在层次和视角上，关系性嵌入和网络联结(关系)强度是一致的，它们明显区别于关系质量；②在程度上，高关系性嵌入、强联结以及好的关系质量在表述上是统一的；③在测量维度上，通过后续学者的补充，关系性嵌入、网络联结强度、关系质量虽然视角略有不同，但测量题项区别不大。
(2)本研究将网络层次的联结强度和双边层次的关系质量，以及联结渠道上承载的知识内容整合在一个分析框架中。当前研究大多集中于研究某一个层次要素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这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33-34]。本研究提出的分析框架涉及3个层次，前两者是对合作关系特征的整合，即网络联结强度和双边关系质量，而第3个层次引入了对知识内容的考虑。希望通过此分析思路为后续研究构建合作关系特征与技术创新模式之间的联系提供借鉴。
(3)本研究揭示了网络层次的联结强度通过双边层次的企业间信任影响技术创新模式的路径关系。通过打开联结强度、企业间信任与技术创新模式三者的对应关系，细化了合作特征与技术创新模式之间关系研究。希望通过层层相扣的对应关系，为进一步构建“关系特征-技术创新模式-合作创新绩效”分析框架提供必要的理论准备。
本研究揭示了合作关系特征的内在联系及其与技术创新模式之间的对应关系，对企业合作创新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本文关于网络联结强度与双边关系质量内在联系的发现为企业全面了解自身合作关系特征提供了新的指导。开展合作创新的企业大多直接或者间接地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它们也同时具备网络层次和双边层次的合作关系特征。张红娟[21]提出，如果企业与其联盟合作伙伴之间建立了强联系，则会促进它们之间信任提升到更高程度。由此可见，处在强联结地位的企业应该充分认识自身与合作企业之间关系质量，科学合理地利用包含较多认知和情感成分的情感型信任；反之，联结强度较弱的企业也应因地制宜，充分发挥经济型信任开放松散的优势，控制深度关系维护的成本投入。
(2)本研究关于合作关系特征与技术创新模式之间匹配性的分析结果，为企业在开放网络环境下调控合作关系特征与技术创新模式选择之间动态决策提供了依据。2014年7月，宝马和奔驰之间统一了充电标准，建立紧密型伙伴关系，并在降低无线充电时间上持续刷新纪录[35]。2015年5月，法国化妆品欧莱雅宣布与生物技术公司Organovo合作，使用生物3D打印技术复制人体皮肤，并在改善肤质的研究中取得了一些突破性成果[36]。由此可见，除重视搜索、选择和维护伙伴关系外，还应采取与关系特征相适应的技术创新模式。本研究关于合作关系特征对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路径探讨，指导管理者要结合网络联结强度和企业间信任，选择恰当的技术创新模式。当合作企业在强联结网络中形成情感型信任时，合作关系的稳定程度以及对合作的满意程度都较高，应当以维持现状的渐进性创新来巩固现有合作行为模式。反之，在联结强度较弱和经济型信任的情境下，适当地选择以对新颖知识探索为主的突破性创新模式，更能鼓励和发挥宽松环境带来的开放性，实现更多有价值的变革。
本研究将联结强度、企业间信任和技术创新模式整合于一个理论模型之中，实现了从网络层次、双边层次和微观层次(传输知识的内容)的全面剖析。本文仅以关系质量的代表性维度“企业间信任”为例，分析了联结强度与不同信任的对应关系，但实际合作创新过程中，关系质量会落实到各个具体的内容上，如满意、承诺等。同时，也会体现在关系质量的各个状态性维度上，如持久性、稳定性、公平性和紧密度，后续研究还有待针对上述问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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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Dan, Yang Jianjun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Jiao 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Consider effect of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characteristics on coope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xisting studies are limited in single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 Little know about how dose network-levels relationship characteristics "ties strength" influences cooperative innovation mode through the bilateral-levels characteristics "relationship quality".Combined with social networks, social capital and knowledge transfer theory, it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ies strength, inter-firm trust and different types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mode. It collects a random sample of 327 manufacturing and high technology enterprises located in many provinces in China, uses SEM testing method to test hypotheses. The results indicates that: compared with the economic based trust, strong ties bring more positive effect on emotion based trust; the effect of emotion based trust on incremental innovation is significant positive, and economical based trust is much fit for radical innovation; the effect of the strong ties on incremental innovation mediated by emotional trust, and the effect of strong ties on the radical innovation is transferred through economical trust.
Key Words:Ties Streng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odel; Economical Trust; Emotional Trust; Incremental Innovation; Radical Innovation
DOI：10.6049/kjjbydc.2017010006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03-0001-07
收稿日期：2017-05-0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572139，71272138)
作者简介：李丹(1983-)，女，陕西咸阳人，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杨建君(1963-)，男，内蒙古兴和人，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与企业创新。
(责任编辑：万贤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