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样本来源及基本情况
样本来源时期/访谈时间政策数/(份)条文数/访谈记录(条)抽取样本数(条)政策资料1978-1994年171851231995-2005年92461642006-2011年273392262012-2016年325033352017年至今912281个人深度访谈2018年3月11117CNKI数据库2018年5月373725
步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处于孕育期，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将科技创新作为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相较于前三次工业革命，德国在《工业4.0》报告中，预见性地提出第四次工业革命，认为它将在创新范式上表现出异质性，前者侧重于组合式创新，后者聚焦于果实类创新的新范式[1]。这种重大的发展方式变革，更加依赖于新技术革命，更加强调科学、技术和产业三者的一体化，要求产业技术、产业布局和产业组织等再转型和再调整。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Global Innovation Index,GII)对127个经济体创新能力的综合评估结果显示：中国是唯一进入前20名的中等收入国家。这说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科技创新已迈入“质量型”门槛，政府实施的产业科技创新政策对创新体系均衡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创新能力尚存在诸多缺憾，产业科技创新政策转型迫在眉睫[2]。深圳自设市和经济特区以来，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和区域资源优势，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探索出一条自主创新、高质量定位的城市发展之路：1988年批准成立国家计划单列市，2008年获批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2014年成为首个以城市为基本单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5年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深圳建立全球产业、科技创新中心，2017年率先开启超大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1978年至今，深圳从策略性创新到实质性创新的蜕变，是科技强国突破产业科技创新的精彩缩影与中国样板。在后工业化时代，产业科技创新是否具有内生动力惯性？在产业升级供给侧结构性调整过程中完成自然嬗变，还是需要政府等外部力量介入促其进化？针对这些问题，有必要借用历史视角，探究深圳产业科技创新渐续演化过程，以深刻把握和深入理解深圳模式，进而为新时代全面创新改革和高质量稳定增长提供制度逻辑与道路指引。
20世纪80年代，产业创新政策概念自美国学者Chalmers Ashby Johnson[3]提出以来，一度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20世纪90年代初，产业创新政策饱受新自由主义质疑，并沉寂消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制定产业振兴和科技创新发展政策，形成了“产业科技创新回流”现象[4]，产业创新政策再度回归学者视野。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从“分道扬镳”走向“连镳并轸”，科技创新对全社会领域的引领作用日趋凸显。闫凌州[6]、孙虹[7]通过对2008年金融危机前OECD国家研发投入与产出进行比较，系统剖析了发达国家产业科技创新政策发展过程，发现存在科技发展规划推进的接续性、精准性和重点性、注重公共基础研究、企业研发支持“保姆式”服务、全社会R&D合作与创新、创新国际化、重视科技人才资源和政策效果评估等演进特征[5]。我国学界对该主题的研究多停留在(网络)文化科技创新产业政策的现状诊断方面。自“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明确要求北京、上海和合肥建设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以来，产业科技创新政策组合“黑箱”逐渐引起学界兴趣，形成了一批观点性成果。如徐喆、李春艳[8]对1985-2013年545条科技政策进行量化研究，测算不同类型科技政策组合特征以及产业创新能力差异性，发现科技创新政策对产业创新有积极贡献，但存在地域异质性，政策综合性和一致性仅表现为程度上的变动，而政策均衡性则呈现为方向上的差异。
诚然，产业科技创新确实存在国情或政策类型等差异，引发了成功与失败截然背道的现象，而这正如林毅夫[9 ]、张维迎[10]关于市场功能与政府作用及二者间边界性、互动性争论描述的那样。但大量研究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科技创新政策在促进新兴产业成长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值得肯定[11]。比如，当中国政府适度减少行政手段、银行信贷市场化趋于成熟时，企业会受到产业科技创新政策的强烈刺激，从而采取关联行动，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12]。产业科技创新政策通过信贷、税收等工具刺激重点行业发展，通常情况下，企业发明专利产出数量会显著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此外，科技政策组合特征影响了产业创新程度，区域差异、综合性和一致性特征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有直接促进作用[13]。
综上可知，学界对产业科技创新政策发源、嬗变及作用作出了重要的研究贡献，尤其是科技创新对产业政策的影响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发展局面，极大地丰富了产业科技创新政策理论体系，对理解科技创新复杂政策网络和科技创新的引领性有重大启发。然而，鲜有研究关注我国产业科技创新政策演进的阶段性并对相关经验进行总结，尤其缺乏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产业科技创新实践的理论阐释与升华研究成果，难以满足当前区域创新转型发展的紧迫需求。鉴于此，本研究以深圳这一产业科技创新的精彩缩影与中国样板为研究对象，通过挖掘深圳产业科技创新政策文本，运用扎根研究方法，尝试构建深圳产业科技创新演进过程模型，并展开规律性探讨，以期对地方政府解决如何依靠产业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启迪。
本研究聚焦于“深圳产业科技创新是如何演进的？”以及对“深圳产业科技创新演进的特征、经验又该怎样建构理论？”两个问题，而对于历时性现象的归纳分析，以及对动态过程和因果关系的“诠释”，扎根理论方法(Grounded Theory)的适用性更佳[14-15]。如Bezboruah&Karabi C[16]利用“深度情境化(Deep Contextualization)”卷入者角色对6个非营利组织、1个公共医疗所为医疗困难人群提供医疗服务情况进行扎根访谈，分析了社区组织卫生健康服务过程；姜春、陈红喜等[17]对在宁24所高校进行扎根调研，探索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在高校传导的作用机制。由于产业科技创新政策研究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因而对于深圳产业科技创新模式的“黑箱”，适合选用学界公认较为规范的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方法来破解[18]。为此，运用文本挖掘(Text Data Mining, TDM)、访谈、实地观察等方式，就深圳产业科技创新问题，按照扎根理论研究的原则与程序，展开中国情境下深圳产业科技创新政策演进的“主位研究”，提炼其演进规律及理论架构，阐释政策嬗变机理与经验。
以1978-2018年深圳地方性产业科技创新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兼顾广东省域及中央层面相关政策，结合前人关于科技创新政策研究的划分方法[19-20]以及深圳产业科技创新政策的特征，将深圳产业科技创新政策发展历程划分为5个阶段，即1978-1994年、1995-2005年、2006-2011年、2012-2016年和2017年至今等，原因有如下4个方面：①1995年制定的《深圳市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首次提出“建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生产基地”的目标，深圳转向经济与科技融合发展的新航标；②2006年初发布了《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深圳迈入“深圳速度”向“深圳效益”升级的新平台；③2012年出台了《关于努力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定》，深圳着手布局城市创新转型的新生态；④2017年实施的《关于印发加快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和十大行动计划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标志着深圳开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调整。
本文所选政策文本来源于深圳市12个部门网站及法律法规查询专业服务平台“北大法宝”权威数据库，遵循抽样的“合目的性”(Purposeful Sampling)、“链锁式”(Chain Sampling)与“理论性”(Theoretical Sampling)原则。样本选择步骤如下：①为了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产业科技创新政策主题，关键词设定为“(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驱动)”、“专业(海外)人才”、“企业技术”等；②深入挖掘产业政策涉及的链锁专项方案，如2006年深圳市出台了《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相应地，市科技信息局等部门制定的16个专项配套政策也应整体纳入考量；③为深化既有理论与经验研究，除政策文本外，还通过小范围调研访谈、实地观察等方式收集数据，以提高样本的多样性。
为了保证研究工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本文在开展文本型研究与设计的过程中，构建文本资料与被调研者数据的证据三角形，以解决信息建构效度问题[21]。文本资料方面，通过政府官方网站、法律法规检索服务平台“北大法宝”和CNKI数据库收集资料，构建三角证据链；被调研者方面，2017年7月，课题组成员参与由南京市科委率队的赴深圳、广州学习调研，听取了深圳市科创委、发改委有关经验介绍，实地考察了深圳湾创业广场、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华大基因等创新载体和新型研发机构。通过个人深度访谈、电话咨询和实地观看，收集间接资料、补充证据，形成三角效度图[22]。规避处理文本挖掘偏见的方法有：①反向追踪重大政策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实时新闻报道，强化质性材料梳理的全面性[23]；②针对重大政策出台目的、实施效果，进行焦点团体访谈、个人深度访谈，深入理解政策实施进程中的关键性成果，把握政策演进脉络，增强对质性材料处理的准确性[24]；③实地考察深圳高新园区、高新技术企业等发展现状，进一步强化对质性材料的“身份认同”。
对文本资料进行比对整理，剔除无效样本后，获得样本资料142份(见表1)。其中，规划、意见等各类政策94份、CNKI数据库文献37份，会议、访谈证据11份。通过对样本资料逐句拆解，整理出有效信息1 443条，随机抽取2/3的样本资料进行扎根编码、模型构建，余下1/3用于饱和度检验。
表1 样本来源及基本情况
样本来源时期/访谈时间政策数/(份)条文数/访谈记录(条)抽取样本数(条)政策资料1978-1994年171851231995-2005年92461642006-2011年273392262012-2016年325033352017年至今912281个人深度访谈2018年3月11117CNKI数据库2018年5月373725
共识性(Consensus Qualitative Research, CQR)编码是扎根理论区别和优于其它质性研究方法的主要特性。本部分将对深圳产业科技创新政策资料、访谈记录以及相关CNKI数据库文献进行文本挖掘，借助NVIVO 11软件对抽样样本依次进行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核心编码。
开放编码主要是从原始材料中初步形成和界定相关概念，通过“聚类”发现有关范畴。本阶段按照“定义现象→界定概念→发掘范畴”(Defining Phenomena→Defining Concepts→Exploring Categories)的编码逻辑，对前文962条有效信息(抽样样本量的2/3)进行编码、贴标签和登录，经逐层比较、归类和整理，提炼出“本土概念”562个。通过对初始概念进行进一步清洗、抽象与归纳，得到365个初始范畴(如表2，篇幅有限仅展示部分)。其后，邀请产业科技领域专家、研究员独立对所得概念进行一致性检验，计算Cohen's Kappa 系数，除“工业项目、无形资产评估、自主创新”等20个概念K值低于0.8被舍弃外，其余概念均符合编码要求。为了克服或避免研究者主观意识、既有学识等的影响，在开放编码过程中，尽量使用原始语句并多次归纳。
主轴编码对各自由节点的间关系进行识别和确认，发现并建立初始范畴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性。依据“条件-行为-结果”(Condition-Behavior-Result)这一典型范式，梳理并有效整合初始范畴直至全部饱和。可以发现，深圳产业科技创新演进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范畴类属”(Category)和范畴间“因果关系”(Causal Relationship)。因此，将365个初始范畴归类为102个副范畴，聚类形成24个主范畴(如表3，篇幅有限仅展示部分)，具体包括科技创新、产业规划、优惠政策、企业技术创新、科教兴市、发展方式创新、创新型人才、企业持续创新、产业创新、知识产权、公共基础平台与合作、创新文化平台、科技机制、产业体系、科技经济融合、开放式创新、创新载体与环境、创新人才高地、创新基础与管理、新兴产业体系、产业创新质量、产业空间、创新生态。
核心编码是综合分析范畴集合(尤其是主范畴)，挖掘可以系统地与其它范畴建立依赖关系、具有统领性的“核心范畴”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开发出“故事线”(Story Line)对现象进行描绘说明，并不断补充尚未形成的范畴，以此建构理论框架、发现规律。该步骤为深入探索深圳产业科技创新政策演进过程与机理创造了良好条件。
表2 开放式编码示例(部分)
编码 范畴 概念1科技发展规划科技开发项目(A1)、重点项目建设(A8)、优先支持(A4)、企业内部设立技术中心(A3)、产学研交叉建设技术中心(A5)、项目融资贷款(A9)、企业主体地位(A6)、科学技术发展规划(A2)、技术中心税收优惠(A7)2引进技术有偿引进(A10)、技术鉴定情报费(A14)、技术经费纳入任期目标考核(A20)、引进保密(A11)、申请技术鉴定程序(A13)、技术引进优惠待遇(A15)、引进范围(A12)、四技净收入核算(A18)、高新技术企业研发经费提取(A17)、研发经费专款专用(A19)、技术泄密惩罚(A16)3产权保护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价格(A23)、国营企业产权协议转让(A21)、著作权保护(A25)、外商受让企业国有产权(A22)、无形资产评估(A28)、著作权登记资助(A24)、著作权侵权纠纷调解(A27)、著作权人权利(A26)4产业基地机电一体化产业(A35)、微电子及元器件产业(A32)、新材料产业(A33)、通信产业(A31)、生物工程产业(A34)、产业发展战略(A29)、计算机及软件产业(A30)5高新技术群高新技术开发园区(A36)、京山民间科技园区(A37)6对外加工装配三来一补(A38):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7人才政策技术人员户口(A41)、引进出国留学生(A39)、高层次人才住房(A42)、留学生创办企业(A40)、赴港长证(A43)8企业创新发展科技人员入股(A44)、用地(A46)、减免税(A45)9技术进步奖励技术开发奖(A49)、技术开发奖(A47)、留学生突出贡献奖(A50)、市科学技术奖项(A48)10科技基础设施国家实验室(A293)、重大科技基础设施(A294)11一流科研机构国家科研机构(A298)、基础研究机构(A295)、成果转化体系(A297)、国际实验室(A296)12科研活动方式外籍科学家领衔(A302)、首席科学家制度(A299)、全球悬赏(A301)、合同研发(A300)13科技资源配置成果导向式(A303)、高端智库决策(A306)、财政调节机制(A304)、投入多元化(A305)14科技评价制度综合评价(A308)、分类评价(A307)、重科技贡献(A309)15高水平大学国际合作(A313)、创新需求导向(A310)、产业创新学科(A312)、国际同行评议(A314)、高校自主权(A311)16特色高校引进著名高校(A315)、国际特色学院(A317)、国际化培养模式(A316)、职业教育(A318)
表3 主轴式编码结果
编码 范畴 概念1978-1994年科技创新AA1科技发展规划、AA2引进技术、AA3企业技术开发经费提取、AA4产权保护产业规划AA5高新技术群、AA6产业基地、AA7对外加工装配优惠政策AA8人才政策、AA9企业创新发展、AA10技术进步奖励1995-2005年企业技术创新AA13研发机构、AA11人才第一资源观、AA12技术开发体系、AA14科技型民营企业 科教兴市AA15科教兴市理念、AA16科技园区、AA17技术改造升级、AA18科技立法、AA19外贸出口发展、AA20科技金融、AA21权益激励2006-2011年发展方式创新AA22发展战略、AA23发展目标、AA24发展任务、AA25科技路径创新型人才AA26高层次人才、AA27领军人才培养、AA28海外高层次人才、AA29创新型企业家、AA30人才成长、AA101人才评价企业持续创新AA31企业梯队、AA32多层资本市场、AA33认定标准、AA34资金扶持、AA35公共资源倾斜产业创新AA36战略性新兴产业、AA37前沿产业布局、AA38一流科技园区、AA39创新基础能力知识产权AA40专利战略、AA41标准化战略、AA42名牌战略、AA43司法保护、AA44产权环境公共基础平台与合作AA45高校创新载体AA46新型科研机构、AA47技术平台体系、AA48深港创新圈、AA49国际创新合作科技机制AA52全民科技素质、AA53创新文化产业体系AA54企业技术创新体系、AA55科技管理体制创新文化平台AA56产业规划、AA57产业协同2012-2016年科技经济融合AA58民生科技、AA59文化科技、AA60技术转移体系、AA61科技金融、AA62科技社会开放式创新AA63协同创新、AA64合作创新、AA65军民创新融合、AA66国际科技体系融入创新载体与环境AA67新型研发机构、AA68孵化载体、AA69科研基础设施、AA70双创环境、AA71知识产权保护、AA72文化软环境创新人才高地AA73人才战略、AA74重点人才工程2017年至今创新基础与管理AA75科技基础设施、AA76一流科研机构体系、AA77科研活动方式、AA78科技资源配置、AA79科技评价制度新兴产业体系AA82战略性新兴产业区、AA83未来产业、AA84军民深度融合、AA85重大科技攻关产业创新质量AA86跨界融合、AA87质量建设、AA88标准体系、AA90信用环境产业空间AA91创新型城区、AA92校区节点、AA93新型产业园区、AA94创新型社区创新生态AA95国家创新人才、AA96金融中心、AA97全链条科技服务、AA98创客中心、AA80教育高质量、AA99全球创新网络
运用NVIVO11 软件对5个阶段的主范畴进行链接，将24个主范畴与既有理论匹配，可以发现扎根研究得到的“科技创新”、“产业规划”、“优惠政策”3个主范畴合理阐释了1978-1994年深圳产业科技创新突破旧科技体制的“调试”过程。由此，引入“科技体制调试”这一合并型概念，具体表述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深圳通过不断解放思想、实施改革开放，突破旧科技体制、恢复正常科研秩序，通过科技创新、产业规划以及实施优惠政策等，不断调试和探寻产业科技创新的现实逻辑。同理，1995-2005年深圳产业科技创新的“企业技术创新”、“科教兴市”、“区域环境”概念可涵盖在“发展高科技”范畴中；2006-2011年深圳产业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式创新”、“创新型人才”、“企业持续创新”、“产业创新”、“知识产权”、“公共基础平台与合作”、“创新文化平台”则被划归“区域自主创新”集合型范畴中；2012-2016年深圳产业科技创新的“科技机制”、“产业体系”、“科技经济融合”、“开放式创新”、“创新载体与环境”、“创新人才高地”可归纳为“综合创新生态系统”范畴；2017至今的“创新基础与管理”、“新兴产业体系”、“产业创新质量”、“产业空间”、“创新生态”等概念体现了“引领式全面创新”。
围绕主范畴间的逻辑关系，可以透视出本研究的故事线，描述为：在改革开放和工业变革情境下，深圳接续发起产业科技创新历史征程，遵循循序渐进的演变逻辑，通过历次科技体制调试试错、发展高科技，推进区域自主创新，及时捕捉世界前沿科技热点，在更高层次上构建综合创新生态体；新经济时代下，致力于抢占国家乃至全球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前瞻地位，以引领式全面创新为目标，构建服务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现代产业体系。进一步地，本研究构建1978-2018年深圳产业科技创新演进过程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1978-2018年深圳产业科技创新演进过程模型
基于前文的编码一致性检验，展开对模型构建的理论饱和度检验，同样采用扎根研究方法，基于余下的486条信息(样本抽样余下的1/3)对各个阶段进行分析。研究对象仍然反映出“深圳产业科技创新政策演进机制”的主线，没有出现新的概念或范畴，研究结果符合上述演进过程模型，模型中的关系类别也较为丰富、清晰和完整。由此，证明上述演进过程理论模型是饱和的。
本研究对1978-2018年深圳各阶段产业科技创新演进的相关资料进行扎根编码分析，探索到两个重要的理论发现：①产业变革情境下，产业科技创新政策内涵具有丰富性和结构多维性；②改革开放和产业变革情境下，深圳产业科技创新演进的理论模型。由于深圳模式较为复杂和丰富，且以上理论发现源于有限的质性材料和部分访谈资料，未能深入揭示深圳产业科技创新促进动机、演化机理，以及整体性历史视角下深圳产业科技创新模式呈现的特征。对于这些不足，还有待结合国家宏观战略形势、经典文献资料等进行具体阐释。
科技体制是科学创新之纲，科技体制改革主要涉及创新效率和创新资源两个核心问题[27]。1978年，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召开是科技体制改革的开端，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命题。不可否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创新体系能高效集聚创新资源，实现既定产业战略目标。但这种运动式、非常规化的科研活动，既不利于科技创新体系形成，也忽略了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创新成本、激励与效益问题。随后，中央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开始设置科技体制改革试点；1979年划定深圳经济特区，鼓励深圳进行科技体制的“破”与“立”，为全国率先探路。
深圳科技体制调试体现为三类要素：①科技创新。1990年出台了《1990-2000年深圳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明确应导向性地培育重点行业。在全国率先提出“企业是创新主体”的论断，支持企业内部设立技术研发机构并给予优先支持。1989年，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拓宽了融资渠道。有偿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形成引进范围、引进保密、技术鉴定程序、技术引进优惠待遇、技术泄密惩罚等技术引进全链条服务体系和管理规范。在企业技术开发经费方面，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开发经费可按3%～5%的比例提取，企业研发经费必须专款专用，并进一步将技术经费纳入企业管理层任期目标考核体系之中。在产权保护方面，突破性地提出国营企业产权允许协议转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保护、外商受让企业国有产权、无形资产评估等；②产业规划。随着《关于加快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发展暂行规定》的出台，深圳高新技术产业进入全面启动阶段，推动高新技术群崛起。当然，深圳产业化进程并非都是跳跃式直接引进外来技术，也注重夯实传统产业基础，发展“三来一补”低端业务；③优惠政策。人才是创新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圳制定了《关于鼓励出国留学生来深圳工作的暂行规定》等人才政策，提供技术人员户口、住房、留学生创业、赴港长证等服务。同时，为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提供用地优先、税收减免等优惠。另外，制定了《深圳市技术进步奖励办法》，对科研技术人员进行奖励。
高科技产业(High Technology Industry)的概念较为模糊，一般认为，该概念不仅涉及生产高技术产品，还应包括在生产过程及设备应用中融入高技术[28]。发展高科技产业必须从内在驱动力因素——原始创新入手[27]，但高技术的高风险性、不确定性以及高投入等特性，微观企业主体往往持有谨慎或者排斥态度。此时，政府的产业科技创新支撑、引导政策显得尤为重要[28]。20世纪末期，深圳追赶全球高技术产业化浪潮。在“八五”计划期间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先导”战略，提出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生产基地”等目标。
深圳发展高科技体现为两类要素：①企业技术创新。充分发挥企业研发机构的“创新源”作用，大力建设企业研发机构、校企合作研发机构、海外研发机构等。树立“人才第一资源观”，通过自主培养、外地引进、海外留学人员回归等渠道集聚人才，设立专项资金资助国际科技合作。民营企业发展是深圳产业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柱，2003年出台了《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支持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化、成立科技开发机构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②科教兴市战略。深圳认为传统产业的“第二次创业”需要建立在教育基础之上，才能保证经济发展后劲。科技园区作为高新产业的重要增长极，深圳积极部署“三个一批”工程，以电子信息为支柱产业、其它四大重点产业为辅，设立了一批重点企业和名牌产品等，并强化对科技园区实行“三个统一”管理制度。为加速企业技术升级改造，将现代企业制度引入企业管理、完善技术创新机制，重视对新产品开发、新技术应用的资助与推广。该阶段更加关注科技立法，探索成立科技法律服务机构，并根据“抵税制”完善现有法规。当然，高科技产业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2003年，深圳发布《关于印发深圳市支持金融业发展若干规定的通知》，推进财政投入机制的完善及风险投资机构的发展，形成了多层级融资担保体系。此外，深圳也积极探索股权激励机制，提出科技成果主要贡献人员所得奖励应不低于奖励总额的一半，技术入股比例扩宽到35%。
自主创新(Independent Innovation)不是某一科技创新要素或环节，而是科技创新链活动的动态全过程[29]。自主创新活动具有高复杂性、高风险性及高不确定性，需要地方政府乃至国家干预以保持高水平的企业创新积极性。同时，区域自主创新是构建产业自主创新型体系和创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主体。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拉开了各省市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序幕。立足于自身发展面临的“四个难以为继”的瓶颈，以及外部金融危机证明了模仿式创新的后发优势已明显被后发劣势抵消，建设区域创新体系成为深圳转变城市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深圳实施自主创新主导战略，率先出台了《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和4个配套政策文件，由此从“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质量深圳”升级转型。
深圳自主创新型体现为六类要素：①发展方式创新。《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定》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条例》明确指出，发展方式转变需要以自主创新为动力引擎，发展生态循环经济，实施重点领域跨越、产业价值链高端引领，渐序构建产业自主创新体系；②人才培养。为更好地吸引、留住和培育高层次人才、领军人才、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型企业家，深圳积极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形成了服务于人才的“1+6”政策体系、“孔雀计划”等；③产业创新。2008-2014年，深圳陆续在全国率先编制生物、互联网、新能源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形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雏形；④企业持续创新。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推行中小企业上市培育工程等“金字塔”梯队培育体系；⑤知识产权。推行专利战略、标准化战略、名牌战略等，鼓励申请发明专利以及专利国际化，参与产业技术标准制定、积极培育自主品牌。此外，施行“三审合一”机制，营造积极的司法保护和产权环境；⑥创新文化。通过构建全民学习型社会、开展创新教育培训等，提高全民素质，同时重视培育企业家精神和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
创新生态系统(Innovation Ecosystem)由“生态位”(Niche)概念衍生而来，被认为是一种协同机制[30]，由处于不同生态位但相互影响的企业等要素组成[31]，在与外部环境互动和多元成员开放协作过程中创造价值。2011年，深圳GDP达到11 506亿元，标志着深圳发展到达转型升级拐点，其在创新型城市建设总体上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然而，深圳综合创新生态体系结构和功能仍不完善，还未形成一个稳定、平衡和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经过4年的努力，于2014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深圳以城市为基本单元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由此实现了由点到面、由园区到城市、由局部到整体的突破与发展。
深圳综合创新生态系统建设体现为六类要素：①科技体制。强调需求导向，在不断对科研管理体制、科技研发资金投入等进行探索的同时，注重发挥政府作用，在新一轮大部门制改革中整合科技管理部门职能，注重创新资源优化整合；②产业体系。积极拓宽新产业领域，发展生命健康、海洋机器人等未来产业。这一时期，形成了四大支柱产业、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四大未来产业组成的梯次型产业体系；③科技经济融合。实施了促进民生科技、文化科技、智慧城市建设的“十大工程”等。2013年出台《深圳经济特区技术转移促进条例》，形成了财政性资金支撑型技术转移体系，深化了科技与经济的融合；④开放式创新。注重各创新要素协同和创新资源有序、高效流动，探索具有深圳特色的协同创新网络。推动“深港创新圈”，协同建设国际有影响力的创新中心；⑤创新载体与环境。重点推进国有科研机构改革，建设具有多元主体、理事会制度、民办科研机构、科学家牵头等新颖特征的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等一批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同时，推出《深圳市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和《深圳市标准化战略实施纲要》，建立以专利、商标、版权、商业秘密等为主要内容的知识产权体系；⑥创新人才。编制出台《深圳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提出建设“人才特区”战略、人才国际化战略等五项人才战略。特别是后期制定的《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是对“孔雀计划”拓展和深化。
企业创新需要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Administrative innovation)两种要素的协同，即“双核心理论”[32]。在此基础上，全面创新理论(TIM)更强调全要素创新、全员创新、全时空创新和全面协同[36]，是创新管理的新范式。深圳引领式全面创新的实践较好阐释了该理论的内涵。2016年，深圳GDP即将突破两万亿元规模，规模增长转向质量驱动蜕变的时机成熟，但仍面临高质量发展中创新引领力不足、实体经济发展成本偏高等问题。在此形势下，2015年1月，习近平视察深圳工作，要求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国家“十三五”规划列出“加快深圳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建设”的新战略任务，开启了深圳新一轮创新战略布局。
深圳引领式全面创新体现为五类要素：①布局基础设施。2017年，深圳制定了“十大行动计划”，积极在前沿领域布局重大基础设施和基础研究机构，构筑起一流的科研机构体系。立足全球视野，不拘一格用人才，试点探索科学研究项目全球悬赏和外籍科学家领衔的科研机制；②未来产业体系。为培育重点产业群，深圳整合规划未来产业集聚示范区，鼓励创新主体参与或承担国际大科学计划，抢占价值链制高点；③产业创新质量。意识到创新效益提升是质量建设、标准体系、信用环境、跨界融合等协同优化的结果，深圳推出十大生产性服务公司公共服务平台，设置质量奖，实施深圳精品工程等。当然，一流的标准体系是掌握行业话语权的关键，深圳积极推进深圳标准上升为国家、国际标准工作；④产业空间。围绕优质空间供给，以校区节点为纽带，推进创新型城区、校区、新型产业园区和创新型社区“四区一体化”建设；⑤全球创新网络。深圳抢抓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机遇，积极拓展海外布局，与沿线国家、地区联合建设海外研发中心、国际实验室等，加速全球创新要素在深空间汇聚，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
新时代，如何依靠科技创新引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出产业创新发展的典型模式及经验，是地方政府破解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普遍面临的难题。对此，本研究利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深圳1978-2018年产业科技创新政策进行回溯，并结合实地访谈、经典文献研究成果，构建改革开放40年深圳产业科技创新演进过程模型。深圳产业科技创新演进可大体分为5个阶段：1978-1994年，科技体制调试；1995-2005年，发展高科技；2006-2011年，区域自主创新；2012-2016年，综合创新生态系统；2017年至今，引领式全面创新。
本文研究发现，改革开放40年来，深圳产业科技创新演进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其创新驱动发展实践对其它同类别城市推进产业科技创新具有重要启发与参考价值。
(1)适时布局前沿科技领域与能力建设。前沿科技处于科技发展制高点，具有先进性、先导性、不可替代性和可持续发展性，是科技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是适时引导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驱动力。实现该目标，需要从长期、全局、可持续视角看待前沿科技领域创新布局与能力建设问题：①树立大科技观，转变赶超战略下的制度惯性思维，大胆对具有良好前景的产业进行超前布局，必须意识到建立先发优势才能把握未来产业动态和科技趋势，进而赢得创新主动权；②明确我国在全球科技产业中扮演的新角色，发挥高端需求引领全球深科技产业发展的优势。比如近5年，仅深圳就吸引了2 000多个来自波士顿、慕尼黑等地的国际级科技公司及人才在深创办企业，极大拉动了强化学习、细胞图谱、基因疗法2.0等前沿通用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创新；③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鼓励领先城市立法设立以前沿科技为主要内容的实验区，利用产业生态优势，演绎市场需求带动颠覆性技术集聚的逻辑，从根本上实现从制造者到重要创造者的角色转变，进而加速全球科技创新链条重构。
(2)培育创新型人才队伍。人才是第一资源，科技创新离不开创新型人才。科技人员的创新素质、先进技术能力，决定了科技强国战略实施效果。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圳充分释放科技创新的第一动力，发挥了科技人员的主体性作用。一方面，人才培养关键在教育。面向重点产业领域，完善科技、产业与教育协同融合的体制机制，科学设置专业学科和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注重在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过程中的创新型人才协同孵化功能，在创新实践中锻炼人才。另一方面，突出“高精尖缺”的靶向引才。瞄准科技前沿和国际水准，立足全球视野，聚焦战略科技领军人才，实行更加积极、全面、开放的人才政策，形成识才、爱才、用才、聚才的人才生态环境。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利用创新文化培育人才。厚植尊崇创新的文化土壤，人人自觉践行锐意进取、追求卓越的价值理念，全社会弘扬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创新精神，实现高层次科技人才争先创新创业的同屏共振局面。
(3)关注产业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是关键。深圳在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紧迫感、危机感，适时引导产业转型升级，构建出梯次型的现代产业体系。首先，在优势产业领域，从供需出发，系统梳理产业链上下游技术、元器件、产品等可能或已经存在的“卡脖子”问题，拿出时间表、路线图，构建攻关体系，围绕产业链拓展创新链空间；其次，在优势技术领域，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前沿高新技术与产业关键技术攻关衔接，加快优质科技成果转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衔接，建立若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成长性企业，实现创新链培育产业链；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进程中，注重发挥长三角、京津翼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的区域一体化作用，通过跨区域整合创新资源、合力建设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产业、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多种形式，推动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让区域发展共建、共创、共享全产业链攀升收益。
(4)推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科技创新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如果没有金融行业的有效支持，科学研究基础设施、科研成果孵化、科技服务业发展、科技型企业成长等工作就不可能有序推进，就会导致创新驱动发展引擎失能、事倍功半。深圳培育出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实现双创指数领先等成果，离不开良好的科技金融服务支撑。通过发挥投资对优化科技金融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以资本市场为导向，调整、优化技术研发方向、要素价格、创新资源配置，释放多层次资本市场活力，形成覆盖产业科技创新全生命周期的金融生态体系，增强企业直接融资能力；发展金融科技(Financial Technology, FinTech)，借助现代技术促进金融创新。注重充分发挥出互联网技术在极大改善金融服务供给效率和精准性以及加速科技金融深度融合方面的优势。当然，提高金融服务科技的意愿和能力，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重点完善创新风险防范与分散体制机制。同时，通过第三方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和企业等多方联合共建股权融资服务平台等方式，分散风险，建立起投资风险、盈利水平与承担能力相匹配的融资风险管控机制，推进金融与科技自然融合。
(5)善于统筹区域优势科技资源。科技资源是产业科技创新的基础，因而资源配置尤为重要。在创新发展过程中，深圳充分体现了创新资源整合者的角色，既练“内功”，也重“外力”。这里需要关注3个方面：①主动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例如，合肥高质量推进国家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获准成立国家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孕育出一批“0到1” 的原始创新成果；②顺应科技创新的区域集聚规律，因地制宜地探索差异化创新发展路径，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格局。贵州立足省情和全国定位，认为发展大数据是实现后发赶超的优选战略，因此深入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形成了中国大数据产业的“贵州样板”。短短5年时间，贵州大数据产业规模总量超过1 100亿元，数字经济增速37.2%，位列全国第一；③深入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建设创新创业生态体系。国际经验表明，创业式创新是产业发展的主要形式。近些年，深圳迸发“草根”创新创业热情，充分释放双创潜能，探索出中小微型科技企业驱动发展模式，形成了全国独树一帜的“深圳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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