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创新型经济正蓬勃兴起并迅速发展,对于处在国际分工地位较低的中国企业来说,迫切需要加快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走完全自主创新发展道路。相较于传统企业依靠外部因素激发创新,2014年波士顿咨询公司一项针对创新企业高管的跟踪调研发现,企业内部因素尤其是领导力在企业创新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影响组织创新的重要因素[1]。而当前大多数关于领导力与组织创新的研究往往只关注员工创造力,忽视了具有不同风格特质的领导者对不同创新战略尤其是组织双元性创新的探讨,即组织在探索性创新与应用性创新不同创新类型间的切换。此外,在联结不同领导风格与组织双元性创新关系中,组织知识积累是其实现创新的宝贵资源[2]。领导者合理利用组织积累知识,提高组织应对各种复杂情况的能力,既能迎合既有市场和顾客,实现应用性创新,又能为组织开辟新市场、完善新营销渠道,从而促进探索性创新。同时,不同领导风格对组织双元性创新的影响受情境变量的影响。鉴于此,本研究引入组织能力柔性这一重要的情境因素。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领导理论、组织学习理论和动态能力视角,研究组织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对组织探索性创新与应用性创新不同创新类型的影响,以及知识积累、能力柔性在两者关系间所起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旨在为我国企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一些有益指导。
组织领导理论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特质论、行为论和权变论3个发展阶段,先后出现了6种领导风格,即命令型领导、民主型领导、远见型领导、关系型领导、教练型领导和示范型领导。20世纪80年代,Burns[3]在总结前人6种领导风格划分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双元领导风格,将领导风格划分为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两个维度,该理论一经提出,就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并取得了大量可观的研究成果。
变革型领导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是指领导者能够通过自身影响力和感召力,激发员工主观能动性和工作动机,帮助员工学习新技能,在组织内部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以实现组织共同目标[3]。随后,Bass[4]在Burns开创变革型领导的基础上,将变革型领导划分为4个维度:领导魅力、个性化关怀、智力激发和愿景激励,开发的测量量表得到了许多研究数据支持。国内学者李超平、时勘[5]将变革型领导划分为德行垂范、愿景激励、领导魅力和个性化关怀4个维度,并且开发了适用于中国情境的变革型领导测量量表。
相比于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主张在充分考虑组织利害得失的原则下,按照下属在各自工作岗位上所作贡献并以交换方式给予薪酬和晋升承诺,从而起到激励员工努力完成工作目标的作用。Bass[4]进一步将交易型领导引申为通过明确员工角色和工作任务,为下属指明具体工作方向,在利益最大化原则下实现领导者与下属双赢,但这种工作模式往往容易造成领导与下属间缺乏情感交流,更多的是交换和承诺。在维度划分上,交易型领导可划分为权变奖励和例外管理两个维度,并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认可。Robbins[6]研究认为,交易型领导主要是通过完善企业奖惩体系指导员工工作,最终实现下属行为与组织目标的匹配。当前,学者对于交易型领导的研究较少,多数学者研究的是交易型领导与个体行为的关系,且两者之间往往具有消极关系,如张丽华[7]考察交易型领导在公务员队伍中的领导有效性,其结果并未得到数据支持。
如何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从根本上讲与企业知识积累密切相关,管理者必须重视对企业知识存量和质量的提高,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对此,组织知识资源积累与创新关系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
从知识演化过程视角出发,可以将企业知识积累分为外部知识的内在化积累和内部隐形知识的显性化积累,以上两种知识演化过程都有利于知识存量增加,为企业如何获取新知识提供了宝贵经验。从知识来源角度出发,知识积累又可划分为内部知识创造和外部知识获取两种方式[8]。Smith等[9]认为,内部知识创造是对识别企业知识需求的响应机制,而知识需求识别需要知识积累作为铺垫;外部知识获取则是从市场环境中获取到竞争者、利益相关者和顾客等相关信息和知识,经过识别、获取、消化、吸收、应用搜集到的已有知识,从而最终使其成为企业自身具有的独特性知识[10]。随后,一些学者研究发现两者在互补性和替代性方面存在争议。Verganti等[11]认为,两者由于在资源、组织文化、结构冲突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而无法共存。相反,Fores等[12]研究表明,内部知识创造可以为外部知识获取和吸收提供智力支持。同时,Kogut[13]研究发现,外部知识获取有利于激活组织内部知识创造。本研究中,可从内部知识创造和外部知识获取两方面进行组织知识积累。
能力柔性属于企业战略层面的柔性研究,是战略柔性的一个维度概念。Sanchez[14]将能力柔性划分为3个子维度:对组织使用哪种资源的识别;组织对获取新资源能力的识别和建构;为新产品寻找可应用的资源。能力柔性强调组织如何采用探索式方法发现新资源,并对拥有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应对急剧变化的外部环境,从而使资源发挥更大价值。当前,大多数学者在研究能力柔性时往往将战略柔性另一维度——资源柔性与能力柔性一起纳入模型框架中,研究两者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但对能力柔性的研究还比较匮乏;相比于资源柔性,出色的能力柔性更有利于组织获取异质性资源,实现组织创新。国内学者王铁男、陈涛和贾镕霞[15]研究认为,相比于资源柔性,能力柔性更能充分体现战略柔性对于组织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引入能力柔性这一重要变量,深入探讨能力柔性在组织创新中的作用机制。
双元性创新起源于Tushman[16]提出的双元性组织概念,认为双元性组织具有探索和应用两种能力。其中,前者是指在当前环境下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的能力,后者则强调在成熟市场中对现有资源的利用能力。随后,这种双元理论逐渐被学者引入到组织创新研究中,从而提出双元性创新的概念。研究发现,相比于单一式创新,组织实施双元性创新能够获取持续竞争优势,实现组织长期成功[17]。Danneels[18]依据创新程度和知识基础差异,将双元性创新划分为探索性创新和应用性创新两种。其中,探索性创新注重对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和新市场的开发,以满足顾客潜在需求为主;应用性创新注重对现有市场的拓展和企业绩效的改善,力求满足顾客现有需求。李桦等[19]从结构双元性、情景双元性和领导双元性3个方面对双元性创新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双元性创新是同时对探索性创新和应用性创新的追求。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对组织双元性创新的研究,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创新和应用性创新表征组织创新的双元性。
变革型领导注重领导与下属的情感交流,能够及时解决员工工作外的生活困境,通过领导者在工作中展现的领导魅力感染下属,帮助下属学习新企业知识和技能,鼓励员工积极进取从而快而好地实现组织目标。员工在长期工作中难免会出现工作懈怠和冲突,而变革型领导对工作异议和冲突具有较高的容忍度,强调利用集体力量解决这些问题,并鼓励下属积极建言,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最大程度上激发下属的创造性思维。更为重要的是,变革型领导自身具有较强的风险承担意识,乐于接受新挑战和考验,往往对组织中探索性创新这一风险系数极高的创新模式持有开放态度。此外,变革型领导还能容忍员工的试错行为,让员工更加忠诚于企业,敢于为企业创新发展提出更多新颖、探索式意见和建议,从而有利于组织探索性创新。
交易型领导以契约方式为下属制定苛刻的工作标准和规章制度,员工只需要按照组织设立的规则行事即可。在工作激励方面,交易型领导倾向于论功行赏,当下属出现工作失职时会受到组织的严厉批评。而下属为了最大程度上避免工作出现失误,往往青睐于采取按部就班方式完成领导目标或要求以获得物质奖励或精神奖励,尽量规避创新(创新意味着高风险)。此外,某种程度上交易型领导属于风险规避型领导,一些需要打破常规的创新想法不可能得到领导者认可和实施。即使组织实施创新,也只是一种小规模、在现有知识或技术基础上的应用性创新。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不同领导风格与组织双元性创新正相关。
H1a:变革型领导与组织探索性创新正相关;
H1b:交易型领导与组织应用性创新正相关。
知识积累取决于组织中领导对知识获取的渴望程度。无论是变革型领导还是交易型领导,其最终目标都是提高组织创新能力,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尽管变革型领导对知识获取的迫切性需求高于交易型领导,但综合来说,两者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将创新作为组织终极目标,只有程度上的差异,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领导者进行组织创新,首先要对组织获取的知识进行整合、筛选,最后将这些知识在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分享、传播,才能为组织所用。
企业发展与创新离不开组织内外部知识积累。对于双元性创新来说,都需要组织积累一定的知识,然后通过对这些知识的转化和分享,最终成为组织创新所需要的关键知识。国内学者针对知识积累与组织双元创新能力进行了一些研究。杨菲等[20]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梳理出“知识积累—双元创新”系统中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研究表明,知识积累有利于增强组织应用性创新能力,但对于探索性创新而言,两者之间更多是一种倒U型关系。金昕、陈松[21]从知识积累源头出发,研究了知识广度、深度及平衡度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综上所述,组织知识积累可作为组织异质性资源参与市场竞争,进一步提升组织双元性创新能力,不同领导风格管理者可通过知识积累最终实现组织双元性创新。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知识积累在不同领导风格与组织双元性创新间具有中介作用。
H2a:知识积累在变革型领导与探索性创新间具有中介作用;
H2b:知识积累在交易型领导与应用性创新间具有中介作用。
能力柔性作为企业开发整合新资源的一种反应能力,高能力柔性企业一方面可以在保持现有知识资源存量的基础上,提高资源利用率,这对于主张规避风险的交易型领导来说,组织更容易实现风险更小的应用性创新;另一方面,变革型领导鼓励下属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并且自身具有较强的风险承担意识,乐于迎接新挑战。因此,变革型领导在高能力柔性组织情境下,有利于增强企业从外部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并能够及时应用到组织探索性创新中。相反,对于能力柔性较低的企业来说,其自身的自我调整能力较弱[22],往往容易造成组织知识资源刚化及组织惰性。此外,能力柔性较低的企业搜索组织关键性资源能力不强,容易造成组织创新空间压缩,不利于组织双元性创新战略的实施。肖艳红等[23]研究能力柔性对企业竞争优势时指出,相比于低能力柔性,高能力柔性企业更具有灵活性,创新优势更加明显。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能力柔性在不同领导风格与双元性创新间起调节作用。
H3a:能力柔性正向调节变革型领导与探索性创新间的关系;
H3b:能力柔性正向调节交易型领导与应用性创新间的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构建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研究模型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随机抽样方法收集数据,将长三角地区企业作为此次问卷调查主要对象,因为其作为我国经济发达城市的汇聚地,是我国创新活动最集中的区域。本研究问卷发放主要通过2种途径:①通过电子邮件形式直接发放给长三角地区企业;②给长三角某高校商学院MBA、EMBA学员发放问卷。最终,本研究共发放问卷250份,回收218份,剔除随意填写和空白等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取有效问卷184份,有效回收率为73.6%。
本研究除控制变量外,对各变量的测量均采用Likert 5点评分等级,刻度从1代表“非常不同意”到5代表“非常同意”。
对于领导风格的测量,本研究采用李超平和时勘[5]构建的变革型领导测量问卷以及Bass、Avolio[24]构建的多因素交易型领导问卷,共16个题项;对能力柔性的测量,本研究采用Sanchez开发的能力柔性题项,共4个题项;对于知识积累的测量,本研究借鉴Rollins&Halinen[25]的研究,共设置6个题项;对双元性创新的测量,本研究采用He&Wong[26]开发的量表,分别用4个指标测量探索性创新和应用性创新。鉴于企业创新能力受企业成立年数、规模及所有制性质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企业年龄、规模和企业所性质作为控制变量。
本研究使用标准化Cronbach'α检测结构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由表1可知,各变量Cronbach'α值均大于0.70。此外,根据因子载荷量,利用组合信度执行程序求得各变量组合信度CR值均大于0.70,由此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表1各变量信度指标值
变量观测项均值标准差因子载荷Cronbach’αCR变革型领导D23.510.9100.718D3D4D6D7D83.723.983.573.653.770.8820.7820.8560.9170.9200.6780.6030.4800.6490.6910.7100.805交易型领导D9D10D11D12D13D143.603.633.623.763.713.530.9630.9000.8930.7380.7760.7940.6940.7620.7500.6890.5140.4690.7290.815能力柔性B5B6B7B83.333.643.553.841.0600.9290.8470.7890.7550.7940.7750.5090.7790.805知识积累C1C2C3C4C5C63.713.833.793.823.623.790.8560.7700.7960.6610.8410.7370.5880.8330.6290.5960.6560.5560.7940.811应用性创新E1E2E3E43.823.783.843.880.7500.7910.7170.6810.7330.7930.7020.7530.7330.834探索性创新E5E6E7E83.743.933.953.960.8780.8870.7450.8690.7040.8340.7940.6160.7190.829
通过KMO样本测度与Bartlett球体检验发现,KMO样本充分性检验值为0.722,很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剔除因子载荷小于0.45的测量题项D1、D5、D15和D16,最终形成表1中的30个测量题项。此外,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及最大方差旋转法,获得旋转后各题项因素载荷量,除D6、D14题项因子载荷量小于0.50外,其余题项介于0.50~0.90之间。在解释总变异量上,各变量方差贡献率均超过40%,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最后,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依据模型修正指标对各变量模型进行修正,修正后的拟合指标结果如表2所示。从中可见,各结构模型与实际观察数据适配情形良好,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各变量间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知识积累与两种创新模式间存在着不同程度显著关系,且相关系数均处于合理范围内,初步验证了本研究模型与假设在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可进行下一步层次回归分析。
表2各变量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工具χ2/dfNFIIFITLICFIRMSEA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能力柔性知识积累应用性创新探索性创新1.4411.1192.1301.5280.7183.2710.9380.9340.9450.8830.9840.9700.9800.9930.9700.9561.0060.9790.9550.9850.9050.9231.0200.9660.9790.9920.9680.9541.0000.9780.0630.0330.0630.0690.0000.075
表3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1234567891.公司规模1-0.1200.488∗∗0.0940.169-0.1240.1680.0600.1172.行业性质-0.1201-0.019-0.116-0.073-0.076-0.007-0.097-0.0053.成立年限0.488∗∗-0.0191-0.1050.080-0.1850.077-0.0390.0084.变革型领导0.094-0.116-0.10510.553∗∗0.373∗∗0.426∗∗0.397∗∗0.344∗∗5.交易型领导0.169-0.0730.0800.553∗∗10.366∗∗0.382∗∗0.441∗∗0.337∗∗6.能力柔性-0.124-0.076-0.1850.373∗∗0.366∗∗10.247∗∗0.243∗∗0.311∗∗7.知识积累0.168-0.0070.0770.426∗∗0.382∗∗0.247∗∗10.521∗∗0.447∗∗8.应用性创新0.060-0.097-0.0390.397∗∗0.441∗∗0.243∗∗0.521∗∗10.477∗∗9.探索性创新0.117-0.0050.0080.344∗∗0.337∗∗0.311∗∗0.447∗∗0.477∗∗1
注:**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本研究采用阶层回归分析法对领导风格、能力柔性、知识积累与双元性创新间关系进行分析。首先,采用进入法将3个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方程,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M4、M7分别将自变量交易型领导、变革型领导纳入回归方程,由分析结果可知,交易型领导对应用性创新(β=0.440,p<0.001)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变革型领导对探索性创新(β=0.341,p<0.001)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a、H1b得到验证,即不同领导风格与组织双元性创新正相关,H1得到数据支持。
表4知识积累在领导风格与组织双元性创新间的中介作用
变量知识积累应用性创新探索性创新M1M2M3M4M5M6M7M8控制变量行业性质0.0140.033-0.087-0.064-0.0780.0120.0450.025公司规模0.1730.1130.0910.019-0.0290.1490.0890.054成立年限-0.007-0.007-0.085-0.084-0.082-0.0640.002-0.026自变量交易型领导0.366∗∗∗ 0.440∗∗∗ 0.286∗∗∗变革型领导0.431∗∗∗ 0.341∗∗∗0.185中介变量知识积累 0.422∗∗∗ 0.362∗∗∗F1.0516.9200.6296.88711.6500.6143.9046.382R20.0280.2060.0170.2050.3550.0170.1270.231△R20.0280.1760.0170.1880.1500.0170.1100.104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
根据Baron等[27]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验证组织知识积累在不同领导风格与组织双元性创新间的中介作用。由表4可知,交易型领导、变革型领导(模型2,β=0.366;β=0.431,p<0.001)分别对组织知识积累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将知识积累纳入回归方程后,知识积累对组织应用性创新和探索性创新均具有显著影响(模型5,β=0.422,p<0.001;模型8,β=0.362,p<0.001)。同时,交易型领导对应用性创新的影响(β=0.286,p<0.001)依然显著,但是变革型领导对探索性创新的影响(β=0.185,p>0.05)未达到显著水平。由此可见,知识积累在交易型领导与应用性创新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在变革型领导与探索性创新间起完全中介作用,H2a、H2b得到验证,即知识积累在不同领导风格与组织双元性创新间具有中介作用,H2得到数据支持。
为验证能力柔性在不同领导风格与组织双元性创新间的调节作用,依次引入控制变量、自变量和调节变量,最后引入自变量与调节变量乘积项,如表5所示。由模型11可知,交易型领导与能力柔性交互项对应用性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β=0.388,p<0.001)。同理,模型14表明变革型领导与能力柔性间交互项对组织探索性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97,p<0.001)。综上所述,组织能力柔性越强,不同领导风格与组织双元性创新间的正向关系越强,最终H3得到验证,图2反映了这种交互作用的影响趋势。
表5能力柔性的调节作用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应用性创新探索性创新M9M10M11M12M13M14控制变量行业性质公司规模成立年限-0.0870.091-0.085-0.0590.028-0.072-0.0520.081-0.0420.0120.149-0.0640.0570.1180.0230.0600.1360.021自变量交易型领导0.409∗∗∗0.407∗∗∗0.252∗0.265∗∗变革型领导0.0790.0940.240∗0.212∗调节变量能力柔性交互项交易型领导∗能力柔性0.388∗∗∗变革型领导∗能力柔性0.397∗∗∗F0.6295.6275.2910.6144.5005.305R20.0170.2100.2850.0170.1750.203△R20.0170.0050.0750.0170.0480.028
图2能力柔性调节下不同领导风格对组织双元性创新的影响
本研究探讨不同领导风格对组织双元性创新的影响以及组织知识积累、能力柔性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结果发现:①不同领导风格倾向于采取不同形式创新类型,变革型领导倾向于探索性创新模式,而交易型领导则会促进企业应用性创新,即不同领导行为与组织双元性创新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也即,在当前企业所处环境不确定性高、市场竞争日益加剧情境下,没有哪一种领导风格孰好孰坏,不同领导风格只有在特定环境下才能发挥各自优势;②知识积累在不同领导风格与双元性创新间起中介作用。其中,知识积累在变革型领导与探索性创新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而在交易型领导与应用性创新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可见,企业要实现探索性创新,必须依靠变革型领导从内外部获取新知识和新技能入手,而应用性创新除吸收知识资源以外,还可以通过领导者扎实的技术功底和丰富的管理经验实现;③能力柔性在不同领导风格与组织双元性创新关系间起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基于组织动态能力理论,引入能力柔性变量,能力柔性越高,企业重新确定资源配置方向、用途的协调能力越强[28],越能降低组织创新惯性和运作刚性,从而有利于组织进行探索性创新。此外,尽管探索性创新和应用性创新在组织稀缺性资源上存在竞争关系,但能力柔性高的企业,可以更好地配置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使企业同时追求探索性创新和应用性创新。总之,组织能力柔性越强,企业管理者越能利用企业独特性资源进行创新,并进一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本研究理论启示主要体现在:首先,已有研究已经从组织结构、文化、情境和组织学习等领域解释了创新双元性,本研究通过对不同领导风格与组织双元性创新间关系的检验,扩展了组织对双元性的理解。结论能够丰富以往领导风格与创新模式选择的相关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发展高阶领导理论。其次,当前大多数对知识积累与组织创新的研究,往往关注组织技术创新,抑或是突变创新或渐进创新[29,30],而不是双元性创新。本研究从知识积累出发,挖掘领导风格与二元创新模式选择的内在影响机制,验证知识积累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同时,本研究结果也向组织领导者发出了更为乐观的信息:领导者可以利用组织积累的知识资源同时追求探索性创新和应用性创新。因此,“领导风格—知识积累—双元性创新”逻辑框架得以构建,丰富了知识管理理论相关研究。最后,双元性创新的实施需要企业具有利用现有知识及探索新机会的能力。然而,由于探索性和应用性两种导向产生于相互矛盾的知识处理能力,组织能否同时实现两种创新尚不清晰。本研究解释了两种导向间的差异,提出组织内部领导风格可以同时追求探索性创新和应用性创新,丰富了组织双元性创新前因变量研究。
本研究对于企业管理具有一定启示:①企业在创新过程中,一定要根据自身面临的内外部环境选择合适的领导者,实施与其领导风格相匹配的创新模式,进而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②企业领导者应有过硬的专业本领和丰富的管理经验,领导者需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从组织内外部环境中不断汲取新知识武装自己,从而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智力支持;③“打铁还需自身硬”,企业需要在组织内部维持一定的能力柔性。当前,企业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环境,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除借助其它力量获取外部性支持外,更需要提高组织能力柔性,努力利用自己的异质性资源进行自主创新。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①将知识积累和能力柔性分别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研究不同领导风格对组织双元性创新的影响。然而,领导风格对双元性创新的影响还存在其它作用路径,未来可从组织学习和环境动态性等视角切入研究;②受时间、成本等条件的限制,采用截面数据分析方法,得出的因果关系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因此,未来可收集企业不同时期纵向数据进行检验;③样本量涉及行业有限,覆盖面不广,在今后研究中可扩大样本量和行业范围,进一步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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