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革命又被称为“智能时代”或“第四次工业革命”[1-3]，它正在重塑世界经济格局，也给我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首先，传统技术发展成熟并达到“天花板”，这为我国实现技术追赶创造了条件。中国“龙芯”总工程师胡伟武[4]提出，全球通用CPU的性能在2010年达到“天花板”，而我国自主研发的CPU在2020年也将逼近性能“天花板”。其次，新技术革命是新的“起跑线”。根据《2016-2017中国科协学科发展研究系列报告》，我国在量子通讯、天文学、生命科学、物理、超级计算机等领域世界领先[5]。
新技术革命加剧了国家间的竞争，并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出了新要求。首先，新技术革命加剧了国家间的竞争。为抓住新技术革命机遇，许多国家制定了新技术发展战略。如美国“国家制造创新网络计划”、德国“工业4.0”、日本“机器人新战略”[6]、我国“中国制造2025”[7]等。自2018年3月起，美国发起针对我国的贸易争端，企图遏制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其次，新技术革命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出了新要求。“中兴事件”暴露出我国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短板。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8]提出，虽然我国创新已进入“跟跑、并跑、领跑”并存阶段，但仍以“跟跑”为主。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亟待增强。习近平[9]总书记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是更激烈的科技竞争，如果科技创新搞不上去，发展动力就不可能实现转换。
在佩蕾丝技术-经济范式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技术-经济范式赶超概念。技术-经济范式赶超是指由技术赶超带动的经济赶超。在技术革命中，技术-经济范式会在领先国家产生并向后发国家扩散，从而为后发国家带来赶超机遇。技术-经济范式由一套通用的、同类型技术以及与之配套的组织原则构成[10]。由于技术-经济范式的同一性，智能时代将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延续[11,12]。目前，信息技术-经济范式已在形成，我国正处在技术-经济范式赶超的机会窗口期。
要实现技术-经济范式赶超，政府需要为自主创新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科技日报报道了我国在高技术领域被外资“卡脖子”的许多事实。基础研发薄弱、缺乏试错机会、缺乏应用市场、缺乏工匠精神等是导致我国核心技术被外资“卡脖子”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暴露出我国目前创新政策的缺陷：未能有效营造促进民族企业创新的经济环境。
因此，我国创新政策必须转变。根据OECD科技委员会的定义，创新政策是科技政策和能够促进创新的经济、社会政策的集合[13]。目前，我国创新政策涉及财税、金融、人才、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产学研协同等方面[14]。我国创新政策注重鼓励技术创新，但不注重营造有利于民族企业创新的经济环境，导致我国创新政策执行效果事倍功半。政府应丰富创新政策内涵，综合运用金融、财税、对外经贸、产业、劳动力市场等为我国民族创新企业营造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本文共分4个部分。首先，在技术-经济范式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技术-经济范式赶超概念，并结合美、德在19世纪下半叶赶超英国的经验，总结促进技术-经济范式赶超的创新政策取向。其次，根据我国技术-经济范式和创新环境特征，论证我国正处在技术-经济范式赶超的机会窗口期，并分析我国创新政策缺陷。再次，从促进技术-经济范式转换、引导创新环境特征转变以及培育领先世界的新技术-经济范式3个角度，分析我国创新政策转型的主要任务。最后，探讨我国创新政策转型对策。
每次技术革命都会创造一个技术-经济范式，它由一套通用的、同类型技术以及与之配套的组织原则构成。技术-经济范式在领先国家发展成熟后会向后发国家扩散，为后发国家带来赶超机遇。
本文在佩蕾丝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技术-经济范式赶超概念。技术-经济范式赶超是由技术赶超引领的经济赶超。19世纪下半叶，美、德两国曾成功实现技术-经济范式赶超。根据美、德两国的发展经验，后发国家要实现技术-经济范式赶超，需要做到：①积极引进并发展先进的技术-经济范式，鼓励本国自主创新；②给予民族创新企业必要的保护政策，促进民族新技术产业发展；③积极协调国内劳资关系；④保持国家政治和经济的独立性。
佩蕾丝认为，在每次技术革命中都会产生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历次技术革命的爆发时间和对应的技术-经济范式如表1所示。可见，新、旧技术-经济范式更迭推动技术革命演化。
表1历次技术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
技术革命(起始年)技术-经济范式:共识性创新原则工业革命(1771年)工业生产,机械化,生产率、守时和省时,水力蒸汽和铁路时代(1829年)聚合的经济、工业城市、全国市场,蒸汽动力中心,规模意味着进步,标准零部件、用机器生产机器,各种机器和运输工具相互依赖的运动钢铁、电力和重工业时代(1875年)钢制巨型结构,工厂的规模经济和垂直一体化,工业电力,科学成为生产力,世界范围内的网络和帝国;普遍标准化,成本会计,规模巨大的世界市场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时代(1908年)大规模生产、大众市场,规模经济和水平一体化,产品标准化、能源密集型产业,合成材料,职能专业化、科层制管理,集权化、大城市中心和郊区化,民族国家力量崛起、世界范围的协议和对抗信息和远程通讯时代(1971年)基于微电子技术的信息和远程通讯技术,非集权一体化(分包、转包)、网络结构,知识资本、无形资产,异质性、多样性、适应性,市场细分、职务倍增,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专业化,全球和区域互动,即时全球通讯,万物智联∗,全球协同发展∗,线上工作和弹性劳动力市场∗等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5]的相关内容整理而成，带*的内容为笔者根据智能技术的发展趋势所作的补充
佩蕾丝将技术革命分为前后相继的3个部分：导入期、转折点和展开期。导入期大约持续20～30年，转折点是一段在特定环境下发生变革的过程，持续几个月到几年不等，展开期大约持续20～30年，历次技术革命阶段划分如表2所示。
在导入期，新技术-经济范式出现并推动新产业发展。新、旧技术-经济范式互相竞争，成熟产业衰退，金融资本大量投向新兴产业。政府放松金融管制以促进新兴产业投资。但此时，新技术-经济范式尚不成熟，新兴产业投资吸收能力有限。新兴产业中的过热投资最终演变为投机，催生金融泡沫。在导入期后期，金融泡沫破裂引发金融危机。
在转折点，制度和金融体系不适应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发展要求，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打击了投机资本，政府也从自由放任转向规制：加强金融监管，鼓励企业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协调劳资关系等。经过一系列调整，金融、制度和技术-经济范式重新协同，新技术-经济范式取得主导权。
表2历次技术革命阶段划分
技术革命爆发国导入期事件(时间)转折点时间展开期事件(时间)工业革命英国“运河狂热”(1771-1793年)1793-1797年英国腾飞(1798-1829年)蒸汽和铁路时代英国“铁路狂热”(1829-1848年)1848-1850年“维多利亚时代”(1850-1873年)钢铁、电力和重工业时代英、美、德伦敦支持全球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1875-1890年)1890-1895年欧洲的“美丽时代”和美国的“进步时代”(1895-1918年)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时代美国轰鸣的20年:汽车、住房、收音机、航空、电力(1908-1929年)欧洲:1929-1933 年美国:1929-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黄金时代(1943-1974年)信息和远程通讯时代美国互联网狂热、电信、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赌博和房地产泡沫2000/2008年至今未来:可持续的全球知识经济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0](63页)、[11]、[12]的相关内容整理而成
当制度、金融和技术-经济范式互相协同，技术革命便进入展开期。展开期的前半段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此时，经济高速增长，收入差距缩小，劳资关系和谐，社会福利改善，社会稳定繁荣。在展开期后半段，技术革命的发展潜力逐渐耗尽，平均利润率下降，最后出现的新产品快速成熟，并加速向国外转移。此时，资本从成熟产业中游离出来，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新技术革命将在旧技术革命衰退中爆发。
技术-经济范式向后发国家扩散多发生在技术革命的转折点和展开期后期(又称成熟阶段)。转折点的技术-经济范式扩散可能给后发国家带来技术赶超机遇，成熟阶段的技术-经济范式扩散则可能给后发国家带来中等收入陷阱。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传入后发国家的技术-经济范式种类不同。技术-经济范式具有促进同类型技术发展和抑制其它类型技术发展的作用。旧技术-经济范式的主导地位会阻碍新技术应用，例如小客车的动力转向系统在1926年被发明，在1951年才得以应用[16]。领先国家在技术革命成熟阶段容易输出旧技术-经济范式，在转折点容易输出新技术-经济范式。若后发国家较晚引入旧技术-经济范式，就可能丧失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机遇。
在成熟阶段，领先国家的成熟产业衰退，企业被迫向国外转移，旧技术-经济范式随之向后发国家扩散。当领先国家爆发新技术革命时，旧技术-经济范式却在后发国家取得主导地位，这会锁定后发国家同领先国家之间的技术代差。
在转折点，领先国家的新技术产业已初具规模，开始在全球组织其产业分工，以利用后发国家廉价的要素资源。后发国家参与由领先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获得新技术-经济范式。但领先国家的企业通常会封锁核心技术，传入后发国家的新技术-经济范式只是简配版。如果不鼓励自主创新，后发国家就无法实现技术赶超。因此，后发国家必须制定有效的创新政策，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美、德两国在19世纪下半叶成功实现技术-经济范式赶超的经验可供我国借鉴。赫德森[17]提出，美、德两国都寻求通过政策加速其社会进程，以发展高收入、依靠科技创新的经济。美、德两国的创新政策具有如下4个相似之处，它们对美、德实现技术-经济范式赶超具有重要作用。
(1)积极引进、发展先进的技术-经济范式，鼓励自主创新。19世纪，美国十分重视吸引英国的投资和技术移民。来自英国的投资与技术移民促进了美国蒸汽和铁路技术-经济范式发展[18]。德国在俾斯麦时期(1862-1890年)特别强调系统学习英、美、法等国工业化经验。美、德十分重视新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这为其实现技术-经济范式赶超奠定了基础。俾斯麦曾在德国建立一批科研机构，如国立物理研究所、国立化工研究所和国立机械研究所等[19]。19世纪后期，美、德成为世界技术发展最先进的国家。1860-1900年，在世界45种主要创新中，有18种来自美国，10种来自德国[16]。
(2)采取保护民族企业政策，促进民族新技术产业发展。这些政策包括关税保护和财政扶持等，让本国市场支持本国新技术产业发展是保护政策的关键。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平均进口关税达到30%[20]。20世纪70-80年代，德国大工业几乎只为本国市场服务，俾斯麦还曾通过军事订单促进德国重工业发展[19]。
(3)协调国内劳资关系。提高工资、优化工作条件等举措具有倒逼企业创新、提高人力资本、稳定社会环境的作用。1903年，美国政府增设商业与劳动部，1913年美国劳工部成立，随后，美国《童工法》、《工资和工时法》等相继出台。1912-1913年，美国有8个州通过了最低工资法[21]。1891年，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式成立，该党在一战前成为德国最大的议会党团。德国资产阶级和各地市政当局每年支付巨额津贴扶持各种协会、工会、合作社等。20世纪初，德国有约1.5万人的工人贵族，他们对协调劳资关系起到巨大作用[19]。
(4)保持国家政治和经济的独立性。在后发国家赶超过程中，领先国家会采取各种手段遏制其发展。要对抗这些遏制手段，后发国家必须保持政治和经济的独立性，包括拥有独立主权、足够的军事实力、丰富的资源储备以及不依赖领先国家的稳定市场等。美国北方联邦在南北战争中获胜，以及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维护了美、德两国的统一和主权独立。美国远离欧洲大陆的地理优势以及俾斯麦的纵横捭阖令美、德两国能够独立地制定政治和经济政策。美、德国的自然资源和消费市场也为本国工业崛起创造了条件。
当前，我国是少数能够坚持上述4个政策取向的后发国家之一。我国应完善创新政策，为实现技术-经济范式赶超奠定基础。
佩蕾丝认为，当今世界正处在第五次技术革命的转折点。转折点的技术-经济范式扩散能够开启后发国家技术赶超的机会窗口。分析我国当前技术经济范式和创新环境特征可以发现，我国正处于信息技术革命的转折点，拥有技术-经济范式赶超机会。目前，我国创新政策对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有待增强。因此，我国需要树立长远目标，完善创新政策体系，为实现技术-经济范式赶超奠定基础。
佩蕾丝[11]认为，当前整个世界正处在信息和远程通讯时代的转折点，其标志是在2000年与2008年相继爆发的欧美互联网泡沫危机和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智能时代将是信息和远程通讯时代的展开期。首先，人工智能是信息技术的飞跃。人工智能技术依赖4个基础性技术：数据采集(物联网)、数据存储、数据高速传输(5G网络)和大数据运算，人工智能与4个基础性技术都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7]。其次，智能时代的基础性投入要素仍是芯片、信息等。最后，智能时代将延续并发展信息技术-经济范式。
在转折点，后发国家积极调整创新政策以尽快进入协同阶段，为其实现技术-经济范式赶超奠定基础。自2000年以来，信息和远程通讯时代的转折点已持续18年之久，这主要是经济全球化所致。信息技术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条件，跨国公司和跨国资本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一国国内制度调整越发受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制约[22]，只有具备充分的政治和经济独立性的后发国家才能完成制度调整，把握技术-经济范式赶超机遇。
目前，我国存在两套技术经济范式：大规模生产的技术-经济范式和信息技术-经济范式，两者共存，相互竞争，说明我国正处在信息和远程通讯时代的转折点。
(1)我国存在大规模生产的技术-经济范式。这套旧技术-经济范式以富士康公司，北、上、广大都会城市，以及联合国和WTO等为代表，其内涵包括：大规模生产、大众市场，规模经济和水平一体化、产品标准化、能源密集型产业、合成材料、职能专业化、科层制管理、集权化、大城市中心和郊区化、民族国家力量崛起、世界范围的协议和对抗等。这套旧技术-经济范式曾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也导致我国出现环境污染、资源消耗、工资水平较低、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
(2)我国信息技术-经济范式正在不断完善和发展。这套新技术-经济范式以阿里巴巴、华为等互联网企业，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为代表，其内涵包括：基于微电子技术的信息和远程通讯技术，非集权一体化(分包、转包)、网络结构，知识资本、无形资产，异质性、多样性、适应性，市场细分、职务倍增，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专业化，全球和区域互动，即时全球通讯，万物智联，全球协同发展，线上工作和弹性劳动力市场等。这套新技术-经济范式表现出极大的发展潜力。
佩蕾丝总结了技术革命导入期和展开期创新环境的不同特征，如表3所示[2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新环境逐渐表现出表3中导入期特征，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可视为信息和远程通讯时代转折点到来的标志。
在投资特征方面，我国金融投机日益严重。从2010年开始，我国住房价格快速上升，虽然政府频频出台调控政策，但房价涨幅只是在近两年才明显下降，且屡有反弹。我国股市在2006-2008年和2014-2015年爆发了两次大幅波动。业界和学界对经济脱实入虚的讨论和研究逐年增多。这表明，金融资本转向以快速增殖为目标的短期投资或投机活动。
在产业结构方面，我国产业结构持续变化、调整，呈现不稳定特征。市场主体日益增多，市场活力日趋增强，竞争日益激烈。中国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1978-2016年我国第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从27.7∶47.7∶24.6变为8.6∶39.9∶51.6，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的背后是更加明显的行业结构变化。
在竞争方面，中小企业被认为是最具活力的市场主体，它们不断产生又不断被淘汰。在激烈的竞争中，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华为、海尔等企业发展壮大并最终脱颖而出，它们正在定义最优秀的产品设计和最成功的商业模式。
在创新方面，中国高铁、华为芯片、天河超算、FAST天眼等重大创新举世瞩目。但同时，我国也存在华而不实的伪创新，以及脱离基本面的金融创新。
表3导入期与展开期创新环境特征
特征导入期:从大爆发到疯狂的泡沫破裂展开期:从“黄金时代”走向成熟投资金融,专注于股票市场的短期投资,以资本快速增加为目标(利用任何种类的金融工具)产业结构流动的,变化的,不稳定的,现存企业面临持续性挑战,许多竞争者竞争非常激烈的竞争,最大胆者生存,探索过程,定义最优秀的设计和最杰出的商业模式创新持续性的真实或虚假的创新。创新由投资者的期望以及产品和服务供应商之间的激烈竞争推动生产率产业间和产业内部均有差异,这是新产业和新技术-经济范式作用的自然结果收入分配越来越极化,富者越富,穷者越穷(人,企业和地区)长期增长,产品和市场扩张,追求分红,意识到“基本面”和真实的长期回报的重要性越来越稳定,寡头竞争,可识别的成功商业模式,市场进入障碍提高稳定的产业结构导致温和的竞争,依靠优势设计竞争日益扩大的市场份额围绕产品和生产工艺的真实创新为主。持续改进性创新。创新由利润以及日益扩张的市场需求推动各产业部门的生产率达到新高度为所有部门有意识的技术改进创造条件收入分配改善,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和地区享受到经济繁荣的好处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23]相关内容整理而成
在生产率方面，我国产业间、区域间生产率差异较大，主要是信息和智能技术尚未被所有产业充分利用所致。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技术对产出的放大系数。根据朱学红等[24]的研究成果，我国东部地区的TFP高于中、西部地区的TFP，第三产业的TFP高于第二产业的TFP，第一产业的TFP最低。在收入分配方面，我国收入差距较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3-2016年我国平均基尼系数达到0.48，远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此外，我国还面临地区间以及城乡间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
我国技术-经济范式和创新环境的特征表明：我国处在信息和远程通讯时代的转折点，我国正处在技术-经济范式赶超的机会窗口期。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GDP和美国GDP的比率在2000年仅为11.53%，2016年达到60.72%。照此趋势，中国可能在2025年前后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为阻止我国赶超，单方面挑起针对我国规模空前的贸易争端，意图阻击“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美贸易战爆发后，我国创新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恶化，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利用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谋求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
我国必须积极转型，走自主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道路，把握智能时代发展机遇，为实现技术-经济范式赶超奠定基础，这对我国创新政策提出了新要求。然而，目前我国的创新政策对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作用有待增强，其主要缺陷在于：未能有效营造促进民族企业创新的经济环境。
(1)基于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思维的创新政策未能充分支持民族创新企业发展。在缺乏核心技术的情况下，我国基于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思维建立起出口导向型经济，导致我国产业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我国创新政策不重视培育民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而我国市场也未能充分支持民族创新企业发展。例如，我国对高新技术企业进出口关税优惠政策降低了其进口国外高端零部件的成本，并鼓励其产品出口。首先，这降低了我国民族企业对核心技术的攻坚热情。其次，这提升了我国民族企业外贸依存度，加大了贸易争端对其冲击力度。最后，这让我国民族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激烈竞争，由于不掌握核心技术，其利润空间越来越小。
(2)我国创新政策重视科技金融投入，却忽视了金融环境管制。我国各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都积极创新科技金融服务，但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依然抱怨融资困难，其根源就在于我国金融垄断和金融投机导致金融利润率虚高。如果金融环境不改善，资本“脱实入虚”持续加重，那么一切科技金融服务都将事倍功半。
(3)重外资轻民资的招商政策营造了不利于民族企业创新的投资环境。首先，许多地方政府在吸引投资时更关注外资大项目，却忽视了民族创新企业。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通常较高，而民族企业技术水平和创新实力相对较低。外资企业和民族企业之间巨大的技术鸿沟导致我国对外资技术的吸收效率不高。其次，虽然我国规定政府优先采购民族企业产品，但在实际操作中，我国政府采购的软件、机电设备产品等多为外国产品[25]。可见，我国政府采购未能充分支持民族创新企业发展。
(4)我国“重物轻人”的创新体制、低工资战略和阻碍人才流动的体制也非常不利于自主创新能力提高。首先，“重物轻人”的创新体制是旧技术-经济范式的产物。流水线生产逻辑就是将技术工人的“手艺”细分为普通工人就能够完成的“工序”，但在信息技术革命中，人力资本和知识比物质资本、设备等更重要。其次，低工资长期被视为我国比较优势，但低工资往往对应低创新，在知识经济时代更是如此。最后，我国存在阻碍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例如，不合理的户籍管理制度、固化的事业编制、较差的失业保障等，这些既不利于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也不利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面对日趋激烈的国家间竞争和日益复杂的国际经贸环境，我国要把握技术-经济范式赶超机遇，就必须推动创新政策转型和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我国创新政策转型任务主要有3个：促进技术-经济范式转换、引导创新环境特征转变和培育领先世界的新技术-经济范式。
(1)我国创新政策应推动技术-经济范式转变，让信息技术-经济范式取得主导权，这一任务的核心是产业转型升级。历史经验表明，外资对我国发展信息-技术经济范式的作用有限，我国只能依靠民族创新企业发展信息技术-经济范式，这也是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后的很长时间内，我国吸引的外资主要是服装、箱包、鞋帽、玩具、纺织品等低端制造业。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相继引入摩托罗拉、三星等外资信息技术企业，但这些企业只将我国当作制造基地，严密封锁其核心技术。外资企业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是旧技术-经济范式和简配版信息技术-经济范式，反而是我国民族信息技术企业，如华为公司等完善并发展了我国信息技术-经济范式。
(2)我国创新政策应引导创新环境特征转变，即引导我国创新环境特征从表3中的导入期特征转变为展开期特征。因此，我国创新政策应注重：①规制金融资本，引导投资目标从追求短期金融利润转变为追求长期产业利润；②鼓励民族大企业创新，提高大型国企的创新能力；③以信息技术-经济范式指导创新战略实施；④鼓励传统产业引入信息智能技术，实现转型升级；⑤缩小贫富差距，提振内需。
(3)我国创新政策应注重培育领先世界的新技术-经济范式。美、德两国在蒸汽和铁路时代就开始积极采用钢铁、电力和重工业的新技术-经济范式。我国要实现技术-经济范式赶超，就必须积极发展可能引领下一轮技术革命的新技术，例如，纳米技术、新能源、基因工程和空间技术等。当前，上述技术未必拥有很高的商业价值，需要政府创新政策予以支持。
笔者认为，政府应丰富、发展创新政策体系，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综合运用金融、财税、产业、对外经贸和劳动力市场政策优化民族企业创新环境。
(1)加强金融管制以抑制金融投机，引导金融资本支持创新，提高科技金融政策执行效率。具体政策包括5个方面：①制定金融风险责任事故终生追责制度，若金融责任事故与新技术产业相关，可酌情减轻对责任人的处罚；②对严重违规的金融企业限期整改，吊销多次严重违规的金融企业经营执照；③放开国内金融市场竞争，鼓励科技金融创新，完善金融企业退出机制；④维护国有资本在金融业的主导地位，通过引导国有金融企业促进科技金融发展；⑤审慎对待金融开放。金融开放政策必须经权威专家充分论证，先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试行，待经验成熟后才能逐步推广。
(2)加大我国市场对民族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具体政策可包括5个方面：①通过公私合作(PPP)模式引导金融资本投资于智能基础设施和科技型基础设施，并在PPP招标时规定必须使用一定比例的国产设备；②提高国产高技术产品在政府采购名录中的比重；③降低国产汽车等消费贷款利率，推行“普惠金融+国产智能家电下乡”政策，挖掘农村居民对新技术产品的需求；④探索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对我国战略性新技术产业实施外商投资限制，将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及时清理出负面清单；⑤在WTO框架下探索利用关税保护我国战略性高技术产业的有效方法。
(3)培育民族高技术产业创新集群，具体政策包括5个方面：①降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中国制造2025”计划重点产业的贷款利率；②鼓励大企业创新，降低企业所得税加计扣除比例，改革国企考评指标体系以增强其创新动力；③制造业企业若在其生产环节使用国产零部件或设备达到一定比例，可给予税收优惠或政府奖励；④各级政府定期组织各类新技术企业展会或商务洽谈会，搭建新技术企业网上商务平台，降低企业搜寻信息和合作伙伴的成本；⑤确保FDI流入和流出同比例增长，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本。提高外资引进质量，并注意引进外资不能与培育自主创新能力违背。
(4)重视人力资本以激发创新活力。创新政策需从“重物轻人”向“重人轻物”转变，促进劳动力在产业间、地区间流动，提高创新活力，具体政策包括5个方面：①提高科技工作者薪资待遇，加大科研激励力度；②破除劳动力在地区间、产业间流动的制度障碍，如事业编、户籍管制等；③调整五险一金内部结构，提高失业保险缴费费率，让劳动者在转换工作时无后顾之忧；④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和网络职业教育；⑤在经济增速的背景下，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利用高工资倒逼企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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