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响应机理概念模型
宋晨晨1，张永安1，王燕妮2，齐 园3
(1.北京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100124；2.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北京100863；3北方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100144)
摘要：基于复杂适应系统视角，总结响应主体的行为机制，根据响应环境复杂性分析和响应主体关系模型，构建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响应机理概念模型，创新性地构建“政策激励-企业需求”匹配模式，演绎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响应复杂系统的行为规则。基于Swarm平台并采用动态仿真方法，通过调节变量参数，首次从政策响应阶段、不同类型企业对科技创新政策响应、不同级别科技创新政策响应、不同政策工具响应4个维度设计政策响应动态演变过程，揭示了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内在响应机理。研究表明：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响应遵从观望、偏好决策、学习模仿、响应行为驱动和生产转化激励的五阶段演变特征；不同政府层级的科技创新政策响应程度不同，政策级别越高则响应度越高，反之则响应度越低，响应度排序为国家级政策>省市级政策>高新区政策；不同类型的企业对科技创新政策响应程度排序为中型企业>大型企业>小型企业；企业对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响应程度排序为：研发补贴>人才激励>税收优惠>政府采购>服务外包。
关键词：科技创新政策；政策响应机理；研发补贴；人才激励
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对创新活动激励、创新效率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国家创新能力提升、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等均具十分显著的影响。区域企业科技创新政策响应是一个多线性、复杂性、系统性的动态过程[1]，但一直以来，专家学者们对于区域科技创新政策运作机理的认知十分有限，更关注自上而下的区域科技创新制度颁布、实施、监控及评价方面，往往忽视了企业层面的作用。从企业视角分析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响应机理，有助于打破政府对政策调控、修正的局限，弥补历史宏观经济数据以及附加的经验研究中企业对政策反馈的缺失，突破政策效率低下、响应程度不高、政策预期目标与企业创新成效相差甚远的困境。因此，在多因素、多目标、多进程的复杂环境中，本文从不同视角客观审视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响应问题。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响应实质上是从政策颁布、实施、收效直至反馈的复杂系统完整动态过程，不仅涉及政策制定主体，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评估主体同样对政策响应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政策响应复杂系统包含的要素众多，主体行为协同机制、不同规模及性质的企业创新对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响应路径和响应时间，均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因此，从微观角度出发，着眼于政策制定、实施和成果校验这一连续流程，从时间和空间维度逐一分析政策响应的内在机理，旨在揭示企业创新偏好与政策资源供给相匹配的时点及方式。
当政府制定、颁布科技创新政策后，区域企业基于自身创新需求，作出相应的创新行为，即决定是否响应该项科技创新政策。Wegloop[2]认为企业历史、文化和制度等因素均会影响企业响应决策。LÖfsten[3]认为，可将区域企业对科技创新政策响应决策分为积极响应、消极响应和联合响应3种情况，其中企业积极响应的目的在于提高自身收益率和利润率，而非满足创新需求。Souitaris和 Jong[4]分析了复杂环境中不同类型区域企业对政府科技创新政策的响应偏好，指出人才引进、资金补贴和项目供给等政策一般受科技导向型企业青睐，而高端市场发展、高新技术补贴等政策非常适合供应专营商企业，税惠政策主要对供应主导企业有所帮助，知识溢出、新产品补贴、创新孵化器政策则为资源密集型企业偏好。包国宪[5]认为，创新能力和政策资源供给决定了企业是否响应科技创新政策，资源基础理论是该观点的有力支撑。Barbieri[6]采用问卷方式与计量经济学方法，发现影响企业响应科技创新政策最主要的因素是企业股权结构，在国有企业和政府参股企业中，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这类企业对政策的响应比较积极。Bessant[7]认为，政府创新政策是多维的，企业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作出响应决策。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微型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科技创新政策的执行主体，在面临市场失灵时，需要在政府政策扶持和引导下，优化资源供给与创新需求匹配，扩大新产品和新工艺市场，加速创新信息流动和渗透，进而提高企业联合响应程度并增进与政府的信任合作关系。
企业创新行为受到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两方面作用，因而科技创新政策响应理论主要有两个理论基础：①市场失灵。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市场失灵的存在，认为高昂的创新成本和创新投资风险抑制了企业创新[8]；②国家目标论。政府提供政策资源，企业获取资源并与自身创新需求进行匹配，将政策要素投入创新生产以获取创新收益[9]。理论二说明科技创新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创新行为有促进作用，从而一些企业会积极响应科技创新政策。然而，该理论仅从优化资源配置角度进行了分析，对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响应机理的解释还不够完全[10]。市场失灵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没有哪个政策一定会产生符合政策目标的效果，从而必然存在政策失灵现象。因此，要理解科技创新政策响应机理，不仅要分析企业响应行为，还要分析企业不响应行为。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响应在受到市场机制影响的同时，也受到政府政策干预[11]。政策不是仅针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某个节点，而是作用于企业响应行为全过程，包括投机响应和消极响应。企业响应科技创新政策，不仅是为了获取资金扶持，还包括政策对企业人才的激励及项目采购和技术支持[12]。对政策资源进行消化、吸收、转换、传递，直至实现创新收益，始终是企业主动满足自身创新需求或提高绩效的手段，而非是被动屈服于政策权威性的结果[13]。
科技创新政策响应方式多样，如申请税收减免、申请扶持资金、获取政府创新项目、加入科技人才引进计划等[14]，这些均是显性响应行为。此外，还存在一些隐性响应行为，包括参与高新技术企业论坛、加入科技创新联合会、疏通科技创新政策渠道障碍等[15]。基于理性人视角，企业响应科技创新政策的主要动机是降低创新成本、增加创新投资资金、提高创新收益[16]，并且相对来说，大型企业的政策响应行为更为积极，会主动利用自身规模优势获取大量政策资源[17]。一般而言，引导型科技创新政策能更好地促进企业创新，而强制型政策只能对初创期企业发挥一定作用；在企业创新成熟时期，强制型政策的作用逐渐减弱，而引导型政策的作用越来越大[18]。
归纳总结现有关于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响应机理的文献发现，学术界倾向于通过政策案例分析构建政策响应机理框架，偏好对政策的科学性作宏观、定性的、静态研究，很少基于动态角度微观量化研究政策效果。区域科技创新政策有效响应的实质在于政府政策资源供给与企业创新需求相匹配，但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科技创新政策响应机理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理论体系有待完善。具体而言，现有研究不足主要包括研究框架比较分散，对政府政策制定、实施、调控复杂性的探讨不够深入，适当的创新主体(公司)行为规则还未建立，仿真模型的有效性还无法保证等。另外，现有复杂适应系统仿真模拟研究仅停留在理论阶段，没有挖掘出“适应性造就复杂性，复杂性造就简单”的内涵。既有研究缺乏对适应性规律的探索，通常利用人工设定替代进攻、防御和粘着行为，但实际中的复杂适应系统更为开放，在预设情境中得出的研究结论可能存在偏误。因此，本文根据研究需要，对各类标识和触发机制进行自由增减，利用多参数仿真模拟比较方法，通过仿真模拟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响应机理，全面地反映不同响应行为机制下的区域企业创新效果，这对推动响应机理研究发展意义重大。
响应需要达到一定条件才会触发，即主体需求互相匹配。将一个步长作为响应时间单位，区域企业(本文将企业作为主要政策执行主体)根据偏好选择决策机制。首先，判断政策是否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根据判定结果决定是否响应，该机制是响应程度计量的关键；然后，区域企业间相互影响，诱发未响应主体响应，初期响应结果较好的企业选择持续响应，此为主体模仿学习机制；之后，响应政策的企业实施驱动机制，将政策资源投入到创新活动之中，如引进创新人才、提高研发经费投入等；最后，通过政策资源投入带来创新产出即政策资源创新收益，此时需要判断该收益是否能够支持企业运营，此为转化机制。
结合霍兰的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以“刺激-反应-反馈-修正”为指导思想，建立区域企业响应科技创新政策的机理模型。该模型能充分反映各要素间联系，及其在政策系统中的相互作用过程。机理模型的构成要素主要有三大类，分别是主体、模型运行过程、运行环境，主体间通过各种机制互相作用、互相驱动、互相影响。第一阶段属于政策刺激阶段，各级政府颁布的不同政策对高新区企业产生正向刺激，企业之间也会形成互相影响及自我创新意识推动等刺激，多方刺激形成了企业创新意愿；第二阶段，由刺激形成的正向激励水平不断上升并突破阈值，达到政策响应的触发条件，企业创新行为产生。企业创新产品转化方式由企业独立决策，包括独立转化和合作转化。其中，合作转化意味着企业要与科研院所或高校、中介机构等合作实现创新成果产出；第三阶段，企业根据创新产出反馈结果，对政策进行调整，例如修改政策强度、调整政策投入比例，使政策工具更高效、更具有针对性，该过程再次印证了CAS理论的本质特征——适应性造就复杂性的观点。该模型既能反映政策要素的整体、系统情况及运行能力，也能呈现出要素间的作用和联系。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响应机理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响应机理概念模型
在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响应过程中，政策主体活动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政府在获取企业创新需求和政策目标后，制定相关科技创新政策；二是政策资源投入实现区域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和收益增加。在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响应因素中，政策资源包括信息、资金、人才、项目、服务等资源。其中，信息资源包括经济发展、市场状况、技术进展、科技水平、研发成果等，这是基础；资金则包括补贴、投资、税额减免、投资、融资、引资等；项目资源为企业发展提供创新平台，包括科技项目、专项项目、国家重大项目和基金项目等各种方式；人力资源包括主持或参与研发项目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服务资源是政府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的一种劳动；信息和项目是交互资源，为各主体共享。在政策响应系统中，区域科技创新政策资源流转原则是，信息资源只能标记为“有”或者“没有”，不可计量；服务资源不以实物形式存在，不可计量；其它资源在各政策响应主体间交互、转化，可计量。
本文建立科技创新政策响应机理仿真系统，旨在构建主体与环境间的联系，这些联系包括主体间关系以及主体与环境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实际上，科技创新政策响应机理仿真系统还需考虑系统内部与系统本身、政策响应系统与环境间的复杂关系。仿真系统具有复杂性，一方面在于主体数量众多，另一方面在于不同主体间存在多种交互。此外，系统与环境间存在着一定交互关系。
图2主体建模中的关系
复杂适应性科技创新政策响应系统能模拟仿真政策执行主体(企业)的行为，不仅有利于判断和验证主体行为机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从微观视角对整个政策响应过程作出解释。
本文采用Swarm仿真平台，建立的仿真模型属于多主体仿真系统。Swarm仿真平台具有功能强大、操作简单的特点，建模依据是，大量主体存在于复杂关系的环境中，主体间彼此联系，遵循一定的行为模式，能让大部分主体完好地生存在环境中，这与政策响应系统等现实问题有很多相似相通之处。本文以中关村自主示范区内100家高新技术企业报表数据作为关键参数来源，设定100个Agent主体，每个Agent主体参数不同，在设定的参数范围(具体参数范围取值如表1所示)内，随机生成各项参数初始值，参数取值范围通过参考文献以及调研创新园区的样本数据并利用Stata软件统计完成。
企业初始创新需求设定取值范围为100～300，界定企业中接受政策资源的关键部门为6。其它参数设定因主体不同而不同，取值范围也存在差异，仿真系统运行时每个主体参数值都会在设定范围内根据设定规则随机生成。对于企业而言，只有政策资源供给大于企业初始创新需求时，企业才会选择响应该政策，如表1所示。
表1仿真部分参数描述及其取值范围
资料来源：摘自100家中关村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应用Stata软件统计，国家统计局、国泰安、科技部等网站公布数据
国家自主示范区是高科技企业集聚地，是为全面提高区域自主创新能力而设立的独立示范性科技园区。此类园区是科技创新政策主要作用区域，对于园区内的企业而言，科技创新政策是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资源，甚至部分企业生存完全依赖于科技政策。因此，本文选取国家自主示范区(下文简称为高新区)作为研究对象，对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响应机理进行仿真，主要模拟4类情景：①高新区企业对科技创新政策的整体响应；②对不同级别科技创新政策的响应。高新区作为独立的区域企业聚集地，除了贯彻执行国家层面和省市级政府层面颁布的创新政策的任务外，还有自主制定园区匹配的政策的权利。因此，高新区企业享有国家层面政策、省市级层面政策和园区级别自制定政策资源；③不同规模企业对科技创新政策的响应。企业资产总额、从业人员和营业收入均会影响政策响应效果，本文以营业收入为划分标准，大于10 000万元的为大型企业，小于10 000万元而大于1 000万元的为中型企业，小于1000万元大于50万元的为小型企业；④不同政策工具的响应。本文根据张永安对科技创新政策工具分类方式，将其划分为人才激励政策、研发补贴政策、税收优惠政策、政府采购政策和服务外包政策。
图3为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响应度曲线，水平横轴表示时间步，垂直竖轴表示响应政策的企业占所有样本企业的比重。图4为区域企业科技创新政策转化净收益额，表示企业响应政策、进行政策资源转化产生的创新收益，用以衡量政策响应效果。
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响应度和政策转换净收益额能反映出该项政策引导、扶持企业创新发展、优化企业资源配置的程度，分析政策响应度和政策转化净收益额对了解政策响应有着重要意义。图3和图4的曲线显示，0-400时间步，区域企业科技创新政策响应度和净收益额不断变化。同时，在不同的时间步阶段，区域科技创新政策供给和区域企业创新需求的匹配程度也是不同的，具体规律如下：
(1)随横坐标轴时间步变化，企业响应政策的数量和净收益额不断变化，两条曲线在不同时间点上下波动，整体呈S型上升趋势。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响应度和政策转化净收益额具有正向相关性，因而可用政策转化净收益额反映政策响应程度。
(2)0-50 时间步，极少数企业响应科技创新政策，此时政策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利用，处于无效供给状态，绝大多数区域企业对区域科技创新政策持“观望”或者“抵制”态度，此阶段称为“观望”阶段。
图3区域企业科技创新政策响应度
图4区域企业科技创新政策转化净收益额
(3)50-100时间步，区域企业逐渐获悉科技创新政策的作用和目标，了解自身创新需求与政策创新供给情况，少部分企业基于自身偏好机制，如成本偏好、资金偏好、技术偏好和收益偏好等，开始尝试响应科技创新政策，此阶段称为“偏好决策”阶段。
(4)100-200时间步，越来越多的企业频繁响应科技创新政策。由于主体模仿学习机制的存在，响应科技创新政策的获益企业带动周围企业，未响应政策的部分企业学习并模仿政策响应企业，此时政策响应度和政策转换净收益额波动幅度不断增大，说明政策响应主体间的博弈加剧，此阶段称为“学习模仿”阶段。
(5)200-300时间步，大部分企业通过不断学习、模仿，累积了政策响应经验，尝试响应政策，经由专门部门将政策资源投入到创新生产中，促进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工艺产生，最终实现创新收益和创新成果增加，这个阶段称为“生产转化激励”阶段。
(6)300-400时间步，一些企业响应政策后获益，进而持续响应科技创新政策。此外，还存在一些并没有创新意愿，仅是为牟取政策扶持资金和资源而响应政策的企业，以及响应政策后短期内未见创新成效的企业，其将不再响应政策，这是响应驱动机制的结果，该阶段称为“驱动”阶段。
如图5所示，通过对国家级、省市级和高新区科技创新政策分别对净收益贡献进行比较，得到这3个级别科技创新政策响应力曲线，有如下规律：
图5不同层级政策对净收益的贡献
(1)对于不同性质和不同政策级别机构制定的科技创新政策，企业响应程度不同，科技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也有所不同，即创新产出具有差异性。
(2)国家级科技创新政策对净收益的贡献最大，省市级科技创新政策次之，高新区科技创新政策对净收益的贡献度最小。
(3)对比国家级、省市级、高新区科技创新政策对净收益贡献度曲线和区域企业科技创新政策转化净收益额曲线可知，国家级科技创新政策和区域企业创新收益相关性显著；国家级政策响应程度较高，省市级和高新区政策响应较弱，其与区域企业创新发展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根据政策响应主体属性，将仿真模型中的企业划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比较3类企业对政策的响应程度，所得结果有利于科技创新政策制定和实施。
由图6所示的不同规模区域企业科技创新政策转化净收益额的仿真结果可知：
(1)0-400时间步，大、中、小型企业政策响应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中型企业对科技创新政策响应程度最高，大型企业次之，小型企业响应政策的能力最弱。
(2)0-50时间步，中型企业在观望阶段作出响应科技创新决策的时间最短，进而快速获取政策信息并将政策资源供给与自身创新需求进行匹配，在较短时间内制定出相应的创新发展战略，其快速响应使得政策转换净收益额得到迅速增长；大型和小型企业在观望阶段对政策的认知较差，政策响应决策时间较长、反应迟缓，净收益额未得到增长。
(3)50-200时间步，大、中、小型企业均频繁响应科技创新政策，政策转化净收益快速增长。在此阶段，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响应趋势具有显著相关性，小型企业跟随大型企业响应。
(4)200-400时间步，大型和中型企业持续响应科技创新政策，政策转化收益额不断增加，但较50-200时间步内的政策响应度增速放缓，净收益增长也较为缓慢。在此阶段，小型企业不再跟随大型企业继续响应政策，政策转化净收益额不再增加。
图6不同规模区域企业科技创新政策转化净收益额
注：1代表大型企业；2代表中型企业；3代表小型企业
图7为不同政策工具的科技创新政策转化净收益额仿真结果，呈现规律如下：
(1)0-400时间步，企业对人才激励、研发补贴、税收优惠、政府采购和服务外包五类科技创新政策的响应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企业对研发补贴、人才激励和税收优惠政策的响应度较高。其中，研发补贴政策响应度最高，人才激励次之，税收优惠第三，政府采购政策的响应度较弱，服务外包政策的响应度最低。
(2)各项政策工具对企业创新的贡献度排序为：研发补贴>人才激励>税收优惠>政府采购>服务外包，并且在不同的企业创新阶段，政策工具显示出的作用效果强度不同。
(3)0-250时间步，企业在50时间步开始响应人才激励政策，在75时间步开始响应研发补贴、税收优惠政策，在150时间步部分开始响应政府采购政策，在250时间步开始响应服务外包政策。
(4)100-300时间步，企业对人才激励、研发补贴、税收优惠政策的响应非常强烈，曲线斜率最大，政策转化收益额快速上升；300-400时间步，企业政策响应曲线变化缓慢，收益额增长缓慢；150-350时间步，政府采购和服务外包政策响应度曲线斜率最大，之后增速放缓。
图7不同政策工具科技创新政策转化净收益额
关注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响应路径，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建立了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响应模型，揭示了区域创新政策响应机理。以Smart仿真软件构建多Agent仿真模型，利用多参数及变量滑块设计，实现不同情景中不同类型企业对不同级别政策及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响应机理和作用规律，得到研究结论如下：
(1)归纳了区域企业响应主体的五阶段演绎特征，提出区域科技创新政策的观望、偏好决策、学习模仿、响应行为驱动和生产转化激励的演变过程。在政策观望阶段，企业收益较小，且随着步长增加逐步下滑。在无稳定资源来源的情况下，随着时间延长，企业响应创新政策的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会不断上升、收益持续下降，最终导致企业对政策响应程度不足。新政策颁布后，不会立刻得到响应，相关企业需要一定反应时间，对政策进行分析，评估自身是否符合政策支持的条件，政策是否与自身发展战略相匹配，观望竞争企业是否对政策有相关应对等。由于企业对创新政策的认知不同，反应时间不同，从而在不同时间步长内，净收益和响应度会出现短期波动现象；在企业偏好决策阶段，区域企业逐渐获悉科技创新政策的作用效果和目标，了解企业自身创新需求和创新政策资源供给条件，受主体偏好机制影响，小部分企业出于成本偏好、资金偏好、技术偏好和收益偏好等，开始尝试响应科技创新政策；在企业学习模仿阶段，一些企业参照其它企业的做法开始响应政策，此时图示波动性大幅增加反映出企业间对政策响应的激烈博弈。但是，这种适应性改变缺乏过往经验参考，未能将政策资源投向关键创新部门，仅被用于降低成本，此时企业净收益增速缓慢；在企业激励阶段，企业政策响应积极性最高，响应成本较低，关键部门对政策资源的认知程度和利用程度大幅提高，此时创新政策带来的企业创新效益快速增加。此外，企业普遍拥有丰富的经验积累，部分企业成为标杆，供其它企业学习，引导其不断调整自身发展策略，向政策靠拢，这又进一步提高了政策响应度。然而，此时企业对于政策的依赖程度非常高，企业间政策资源竞争加剧，粘着成为普遍现象；在企业响应驱动阶段，由于政策资源有限，虽然企业对于政策的响应度还在增加，但是速度开始放缓。随着时间推移，一些一直未获得政策资源的企业开始拒绝响应甚至抵制政策，响应度剧烈波动。获得政策资源的企业对政策的利用度已达上限，创新效益增加变缓，再次表明企业对政策的过度依赖。仿真图示形象描述了企业响应政策的全过程，各阶段清晰呈现出复杂适应性系统特征。
(2)不同政府层级的科技创新政策响应程度不同，政策层级越高响应度越高，反之响应度越低。仿真结果表明，国家级科技创新政策对净收益的贡献最大，省市级科技创新政策次之，高新区科技创新政策对净收益的贡献度最低。省市级和园区颁布的科技创新政策作用空间有限，管理机构所属层次级别较低，出台的多为落实性政策，若缺乏上级政策支持，难以制定出有地区针对性的科技创新政策，仅是对上级政策的传达和细化。因此，层级越低的科技创新政策对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越不显著。虽然省市级、园区级政策与区域创新收益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但各层级政策协同相对于单一政策能对区域企业创新形成更强的影响。国家级政策属于科技创新先行政策，相应的政策资源对于区域企业具有稀缺性，政策执行和资源流动需要各地方政府、园区职能部门等积极配合、大力推行，实现不同层级政策相互补充、彼此协调、相互支持，通过政策协同提升政策响应的程度和效果。
(3)不同类型企业对科技创新政策响应程度各异，中型企业响应程度最高，大型企业其次，小型企业响应程度最低。大规模企业对科技创新政策的响应曲线呈上升的J型趋势，中型和小型企业对科技创新政策的响应曲线呈先降后升的S型趋势。不同类型企业在不同阶段对政策的敏感度也不同，对政策需求也不一样。中型企业对于政策的敏感程度非常高，优先响应政策以期获得人才、资金支持；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随后进入创新政策响应，获得研发必需的人力资源和资金资源后，创新产出不断提升，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凸显。成熟期的中型企业已经具备自我创新能力，为了保证企业持续获利，将持续响应政策以获得更多资源并对自身资源配置进行优化。大型和小型企业则进入瓶颈期，虽然创新政策还能发挥一定的创新促进作用，但是边际效用递减，最终达到均衡。小型企业实现成熟创新商品销售，利润效益得到提升，但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人才支撑，随着创新产出不断增加，之后不再继续响应企业。大型企业由于高昂的创新运营成本，无法在短期对企业内部资源配置进行优化，从而对政策的响应逐渐减弱。
(4)研发补贴和人才激励政策响应的敏感度最高、其次是税收优惠政策，再次是政府采购政策，服务外包政策的响应敏感度最低。根据企业响应研发补贴政策转化净收益额变化曲线可知，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成果产出的贡献度最高。政策资金供给能极大提高企业创新动力，因为充足的创新资金可为企业整合资源、购置相应设备、引进科技活动人才、优化创新人才结构提供有力支持，从而资金比人力、信息、项目和服务等资源更能激发企业投入创新。人才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普遍认为科技创新即是人才创新，一切创新产品、创新工艺都是由人才实现的，提高科技研发人员比重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企业创新竞争力，各国自主示范区相继出台大量人才激励政策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税收优惠政策响应度低于研发补贴和人才激励政策，因为税收减免多是通过调节税率的方式差别对待不同产业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会陷入选择性政策困境而形成负激励响应，阻碍其创新发展，甚至导致企业过分依赖税收减免或税额返还而失去自主创新能力。因此，税收优惠政策运用不当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创新生产。政府采购政策是需求型科技创新政策，能降低企业创新投资风险、带动企业创新生产并提高企业创新收益，是企业创新产品销售的保障。服务外包政策的响应度最低，但不能说明该类政策没有意义。从长期角度看，服务外包类政策虽然不能显著提高企业创新转化收益，但是能优化企业资源配置、降低创新成本、提高创新管理能力，并且引导企业进入创新市场，最终提高其创新绩效。
本文从动态演化视角挖掘并解释了科技创新政策响应机理，突破了以往以静态视角分析政策机理的限制，弥补了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响应动态演化研究的不足。
本文所得研究结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响应过程中存在的规律性问题，具有一定现实指导意义，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今后完善和补充。首先，本研究应用的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国泰安、科技部以及高新区等网站，然而每年参与统计的企业略有不同，致使个别数据无法使用。因此，为了保证数据的整体性和完整性，剔除差异性较大的数据，但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其次，本文选取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示范区作为案例进行验证和分析，所得结论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今后应尽可能多地选择不同区域的国家自主示范区进行案例验证，使政策研究结论更有说服力和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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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Chenchen1,Zhang Yongan1,Wang Yanni2,Qi Yuan3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124,China;2.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Beijing,100863,China;3.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144,China)
Abstract：Summarizes the system perspective response mechanism of the subject based on the complex adaptive response,according to the environmental complexity analysis and response relation model,constructs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response mechanism of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y,innovation to set up a "matching policy incentive enterprises demand",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y in response to complex system rules of conduct.Using the method of dynamic simulation based on SWARM platform,by adjusting the parameters,for the first time from the policy response stage,different types of enterpris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y response,different level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olicy response,different policy instruments in response to the four aspects of the design of policy response dynamic evolution,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y response mechanism reveals the inherent.
KeyWords: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y; Polocy Response Mechanism;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lantform；Talent Incentive
作者简介：宋晨晨(1987-)，女，河北涿州人，北京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管理理论与方法、政策仿真；张永安(1957-)，男，陕西咸阳人，博士，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与管理系统复杂性、政策管理与仿真；王燕妮(1984-)，女，山西运城人，博士，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政策仿真；齐园(1976-)女，黑龙江牡丹江人，博士，北方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工程经济评价与决策。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972115)；国家部委项目(3A01121220090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5YJC630101)；北京市教委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SZ201510005001)
收稿日期：2018-06-27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21-0126-08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F204
DOI：10.6049/kjjbydc.2018030615
(责任编辑：林思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