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理论模型
徐国军，杨建君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聚焦企业创新活动，研究技术转移以及建设性冲突、破坏性冲突与技术转移的交互作用对技术接收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的影响。同时，引入技术接收企业实际吸收能力作为调节变量，构建理论模型，利用251家企业调研数据进行模型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转移有助于技术接收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提升；技术转移和建设性冲突的交互作用对技术接收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具有促进作用；技术转移和破坏性冲突的交互作用对技术接收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具有阻碍作用；技术接收企业实际吸收能力正向调节技术转移对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的影响。
关键词：技术转移；建设性冲突；破坏性冲突；实际吸收能力；突变式创新绩效
技术作为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对企业创新以及竞争优势建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伴随产品生命周期缩短、技术更新步伐加快，企业仅依靠自身进行自主研发与技术创新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同时，还会产生较大成本和风险。于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倾向于与外部伙伴建立合作关系，并通过技术转移提升创新绩效(赵文红，梁巧转，2010)。然而，学术界对技术转移与技术接收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仍存在分歧，虽然大部分学者支持技术转移对技术接收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的结论，但也有一些学者发现两者间存在负向影响关系[1-2]。知识基础观为该问题研究提供了重要视角，该理论指出，隐藏在企业能力背后并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是企业掌握的知识，尤其是难以被竞争对手模仿的隐性知识[3-4]。即企业拥有的知识决定了企业资源配置等创新能力，进而在企业产出及市场力量等方面最终体现为一种竞争优势。因此，本文基于知识基础观理论，聚焦于技术转移对技术接收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的影响。
大部分学者在研究技术转移时，往往忽视双方在技术合作中可能产生的冲突行为。由于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基于竞合理论视角的研究认为在考虑企业合作时，将企业竞争纳入研究框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5]。企业在合作过程中既存在竞争关系，也存在合作机会，两者循环往复，相互影响并相互转化。技术转移可以被视作企业间建立的一种合作关系，而价值获取过程必然存在竞争，合作双方在该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冲突，即冲突是竞争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资源稀缺性、目标不一致性以及相互摩擦，导致合作双方在技术转移过程中可能产生利益分歧。一些学者将组织间冲突划分为建设性冲突和破坏性冲突[6]。建设性冲突是指组织间尝试解决争端的一种积极举措，而破坏性冲突是指扩大组织间敌对行为的一种消极举措[7]。基于建设性冲突和破坏性冲突特点，技术转移过程中的两种冲突类型对技术接收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所起的作用是否存在区别呢？对该问题的回答可以进一步揭示和完善技术转移影响技术接收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的理论与机制。
此外，技术转移对技术接收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的作用受到哪些权变因素影响？吸收能力理论认为，吸收能力的差异使得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有效获取、利用及转化知识。有学者[8]在研究中进一步将吸收能力划分为潜在吸收能力和实际吸收能力，前者是指企业接收外部知识的能力，后者强调企业利用知识并将其转化为创新产出的能力。拥有较高吸收能力的企业更易于通过技术转移吸收技术知识，并将其整合、应用到新产品开发中，从而提高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因此，本文认为研究技术接收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更具有理论意义。
突变式创新意味着企业要摆脱原有技术路径，打破整个行业原有运行规则和竞争环境，提供全新产品或服务，以满足潜在市场和客户需求[9]。突变式创新要求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前所未有的性能特征，并对现有产品和技术体系造成巨大冲击，因而可以通过破坏已有价值体系和产业规则为创新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分析技术转移与技术接收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的关系，可以从知识流动、合作层面以及企业间关系3个维度进行。首先，在知识流动方面，技术转移可以帮助企业获得合作伙伴拥有的高级别技术知识。这些来自合作伙伴独特的非冗余性知识，具有隐性、模糊性及复杂性等特点，也是企业新知识的关键来源[3]。因此，技术转移不仅丰富了技术接收企业知识创造的原材料，而且能够促进企业摒弃或完善原有认知和行为惯性，为企业注入新鲜血液，激发创意产生，最终提高技术接收企业的突变式创新绩效[10]。
其次，在合作层面，技术转移需要合作双方建立深度的合作关系。企业拥有的异质性、多样化知识越多，越有助于产生前沿思想和新知识组合，提升新信息感知和潜在变化预测能力，提高企业探测高端技术和市场潜力的能力，进而有利于技术接收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提高[11]。
最后，在企业关系方面，技术转移有助于合作企业间建立较高程度的信任关系。组织创造力建立在一定知识基础上，从外部环境中不断获取知识并加以学习是企业更新知识基础的重要方式[12]。随着技术转移的推进，企业可以基于与合作伙伴的互动，对合作伙伴高级别技术知识进行整合并进行创新性重组，从而创造出新知识，形成新观点。此时，企业一旦将新产品或服务引入市场，就可以通过差异化战略获得绩效提升[13]。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技术转移对技术接收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在技术转移过程中，当产生较高程度的建设性冲突时，合作双方会聚焦共同目标，并且将冲突视为需要共同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企业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会考虑合作伙伴利益，因此双方会积极参与共同问题的解决[14]。企业会直接向合作伙伴表达不同观点，同时也会考虑和理解合作伙伴利益。建设性冲突中的对话建立在探寻高质量解决方案以及增强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建设性冲突可以视为双方讨价还价以及利益的权衡，是一种双赢的冲突类型，双方间的争论是为了以最好方式解决技术难题[7,15]。虽然解决技术难题存在各种各样的方法，但建设性冲突可以带来开放式讨论，打破思维局限，通过提供不同角度促进创造性解决方案的产生。
已有研究表明，积极且激烈的讨论可以促使跨边界团队或员工跳出已有规则和范式，并通过对话搜寻问题解决方法[16]。在具有建设性冲突的技术转移过程中，公开且建设性地讨论冲突问题不仅可以提高技术知识转移效率和效果，而且可以帮助合作双方科学合理地评价对方能力和态度[17]。在建设性冲突程度较高时，传统思维受到了挑战，技术接收企业可以更合理地对机会和威胁作出评判，同时，发掘问题解决方案。在不同观点的讨论过程中，企业面对潜在风险更有信心，且易于从过去的错误和失败中走出来，因此，也更利于技术接收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提高[18]。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技术转移和建设性冲突的交互作用对技术接收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具有促进作用。
在技术转移过程中，当产生较高程度的破坏性冲突时，合作双方会更加强调自身利益，并且将冲突视为非即输赢的斗争。此时，企业往往会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合作伙伴利益之上，强迫合作伙伴听从自己的指令，而自身不作任何程度的妥协。当一方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欺骗和利用另一方时，企业关系会受到很大程度的破害，并带来害怕、恐惧以及暴力等一系列负面影响[19]。因此，破坏性冲突会使得双方技术转移活动受到很大程度阻碍，甚至导致技术转移活动停滞。
此外，破坏性冲突还可能导致技术发送企业扭曲和隐瞒信息，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信息共享质量，从而阻碍企业技术知识转移以及不同观点整合，导致合作双方陷入僵局[20]。一旦企业对合作伙伴产生不良印象，企业间的学习机制就会受损，导致相互猜忌，降低合作信任程度，削弱技术发送方知识分享以及技术接收方学习的意愿[23]。已有研究表明，严重的破坏性冲突会降低组织间知识传递以及组织回应[22]。因此，技术转移过程中伴随的破坏性冲突会对企业技术知识转移带来不利影响，导致技术接收企业难以获得合作伙伴提供的异质性、多样化知识，进而阻碍自身突变式创新绩效提升。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技术转移和破坏性冲突的交互作用对技术接收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具有阻碍作用。
在企业技术转移过程中，当技术接收企业具有较高实际吸收能力时，有助于其利用和转化外部新技术，满足新产品开发需求。此外，较高的实际吸收能力还有助于丰富企业知识积累，提高企业知识创造能力，进而提高突变式创新绩效[23]。因此，技术接收企业具有较高实际吸收能力时，可以通过技术转移提高新产品开发效率，进而改善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若企业实际吸收能力较低，则难以利用和转化新技术知识，不利于新产品开发活动，最终对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产生不良影响[24]。
另一方面，在技术转移过程中，具有较高实际吸收能力的企业往往拥有强大的组织机制以实现外部技术知识在企业内部的快速传播，这有利于新技术和企业已有知识的互动，从而提高新产品开发速度。因此，如果技术接收企业具有较高实际吸收能力，技术转移对新产品开发速度的正向影响将更显著。当企业实际吸收能力较低时，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知识基础，难以快速利用和转化外部技术，从而降低新产品开发速度[25]。一旦竞争对手能够较快推出全新产品获取先发优势时，会对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产生很大负面影响。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技术接收企业实际吸收能力正向调节技术转移对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即实际吸收能力越强，技术转移对突变式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越显著。综合上述讨论，提出本文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本研究以陕西、江苏、河南、河北和福建等地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行业主要分布于机械机电、电力、能源、化工、电子电工等。对于每个样本，设计了A、B问卷，A问卷数据主要来自企业大股东、董事和高管，B问卷数据主要来自部门经理。调研时间为2014年12月-2015年4月，在调查方法上，根据专家建议和研究者实际情况，采用以面对面调研为主、电子邮件为辅的方式收集数据。共发放问卷525份，回收问卷348份，回收率为66.29%。在对问卷进行编号和数据梳理后，对填写不清的问卷给予剔除，最终获得有效问卷共251份，有效率为72.13%。
参考已有文献的成熟量表，基于文献引用频次，先将构念和题项由英语翻译成中文，再将设计的中文问卷翻译成英文，不断对照比较，并根据研究特点和中国企业所处情境对量表设计题项进行合理调整。为避免由于语言表达模糊或专业术语难以理解等引致的误答，研究进行了访谈与预调研。访谈和预调研对象为陕西省知名的3家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邀请其高级管理人员参与问卷测试工作，根据反馈意见对量表进行完善，形成最终版问卷。
(1)技术转移。技术转移是指合作伙伴将自身拥有的高级别技术资源转移给目标企业。由于转移的内容一般是解决一整套技术难题的技巧、方法及设计的集合，因此涉及的知识更具有隐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等特征。在技术转移测量方面，主要参考Kotabe等[26]的量表。
(2)建设性冲突和破坏性冲突。建设性冲突是组织间尝试解决争端的一种积极性举措，它关注合作双方的共同目标，并考虑双方的共同利益；破坏性冲突是导致组织间敌对行为增加的一种消极性举措，其更加强调自身目标，并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合作伙伴利益之上。在建设性冲突和破坏性冲突测量方面，主要参考Li等[6]的量表。
(3)实际吸收能力。与潜在吸收能力强调获取及吸收能力不同，实际吸收能力更加强调利用及转化能力，是指企业利用获得的知识并将其转化为实实在在创新产出的能力。在实际吸收能力测量方面，主要参考Jansen等[27]的量表。
(4)突变式创新绩效。渐进式创新是指对企业现有知识和技术进行改善与利用；突变式创新则源于完全不同的知识基础和运作惯例，或是对企业现有知识和运作惯例进行完全不同的整合，造成企业现有知识价值破坏和全新知识与技术产生。本文更多地从财务角度测量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在突变式创新绩效测量方面，主要参考Arnold等[28]的量表。
(5)控制变量。根据以往研究，本文控制了可能影响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的其它因素。企业年龄和规模分别通过企业存续年限及正式员工数量测量，在回归中均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企业所有制类型分为国有、民营、外资及其它，采用3个哑变量。市场不确定性和技术不确定性主要参考Desarbo等[29]的量表。除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及企业所有制类型外，其余变量均采用Likert 7级量表来测量，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
表1变量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果
基于Cronbach′s α值对变量的内部一致性进行评估，各变量信度系数都超过了最小临界值0.7，因此变量具有较高信度，量表满足研究需求。在效度检验方面，所有测量变量的AVE值均大于0.5，因而聚合效度通过检验。此外，表2中各变量AVE的算术平方根都大于该变量与其它变量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表明潜变量间具有良好区分效度。
尽管本研究采用A/B问卷、混编题项及匿名等测量方法，但由于数据均采用自我报告的方法收集，因而仍需测试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多模型比较，发现单因子模型中各拟合指标较差，而五因子模型拟合度较好，数据拟合程度指标为χ2/df=2.36，GFI=0.88，NFI=0.85，IFI=0.92，CFI=0.91，RMSEA=0.05，表明变量间区分效度较好。因此，可以判断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本研究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通过表2可以发现，相关系数初步揭示了变量关系。
表2变量相关系数
注:**为0.01水平下显著，*为0.05水平下显著，对角线加粗部分是各个潜变量AVE的平方根
假设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模型1是控制变量与技术接收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的回归，模型结果显著(p<0.001)；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变量技术转移，模型结果显著(p<0.001)，同时，技术转移和技术接收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呈正相关(β=0.372，p<0.001)，假设H1得到支持；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建设性冲突、技术转移与建设性冲突的交互项，模型结果显著(p<0.001)，交互项系数为正且显著(β=0.171，p<0.001)，假设H2得到支持，表明技术转移和建设性冲突的交互作用对技术接收企业的突变式创新绩效具有促进作用；模型4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破坏性冲突、技术转移与破坏性冲突的交互项，模型结果显著(p<0.001)，交互项系数为负且显著(β=-0.122，p<0.001)，假设H3得到支持，表明技术转移和破坏性冲突的交互作用对技术接收企业的突变式创新绩效具有阻碍作用；模型5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调节变量技术接收企业的实际吸收能力、技术转移与实际吸收能力的交互项，模型结果显著(p<0.001)，交互项系数为正且显著(β=0.106，p<0.05)，假设H4得到支持，即技术接收企业的实际吸收能力正向调节技术转移对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即实际吸收能力越强，技术转移对突变式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越显著。
图2 技术接收企业实际吸收能力对技术转移和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
表3回归分析结果
注：***为0.001水平下显著，**为0.01水平下显著，*为0.05水平下显著，+为0.1水平下显著
(1)技术转移对技术接收企业的突变式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技术转移有助于技术接收企业获得合作伙伴高级别技术知识，它们更具有隐性、模糊性及复杂性等特点。这些来自合作伙伴独特的非冗余性知识，也是企业新知识的关键来源[11]。技术接收企业对这些知识进行创新性重组，有利于跳出已有技术范式，创造出全新知识，从而有利于提高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
(2)技术转移和建设性冲突的交互作用对技术接收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具有促进作用，技术转移和破坏性冲突的交互作用对技术接收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具有阻碍作用。技术转移过程中产生建设性冲突时，技术接收企业会强调共同目标，并将冲突视为它们需要共同考虑和解决的问题。建设性冲突会带来开放式讨论，帮助合作双方打开思维的僵局[7]。因此，技术转移过程中的建设性冲突有助于技术接收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提升。另一方面，技术转移过程中产生破坏性冲突时，企业会更加强调自身目标，并十分注重自身利益的获取。此时，企业会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合作伙伴利益之上，强迫合作伙伴听从自己的指令，而自身不作任何程度妥协。因此，技术转移过程中的破坏性冲突会对技术接收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产生阻碍作用。
(3)技术接收企业实际吸收能力越强，技术转移对技术接收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越显著。具有较高水平的实际吸收能力，意味着企业对技术知识的利用和转化能力较强[30]。此时，企业能够快速、深入地理解获得的技术知识，并将其与自身技术知识进行整合，从而创造出新知识，开发出新产品或服务，进而提高突变式创新绩效。
(1)基于知识基础观理论，深化了技术转移对技术接收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的影响。由于已有研究关于技术转移与技术接收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仍存在分歧[1]，本文从知识基础观视角出发，认为技术转移可以帮助技术接收企业获得合作伙伴异质性及多样化的知识，有助于企业跳出已有范式，摒弃固有的认知惯性。此外，这些隐性、复杂性及模糊性知识正是合作伙伴核心竞争力所在，在整合、利用及转化后有助于企业开展新产品开发活动，提高技术接收企业创新绩效。
(2)基于竞合理论，揭示了技术转移过程中建设性冲突和破坏性冲突对突变式创新的影响机制。企业间的技术转移也是一种合作，而冲突是竞争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研究发现，建设性冲突、破坏性冲突与技术转移的交互作用对突变式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该研究发现有助于加深对组织间冲突在技术转移与技术接收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关系间作用机理的理解。
(3)基于吸收能力理论，发现技术接收企业的实际吸收能力在技术转移与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关系间扮演重要角色。也就是说，仅仅通过外部技术知识获取和吸收并不足以帮助企业建立竞争优势，除非企业能够较竞争对手更加高效地对其加以利用和转化[31]，这对于深入理解技术转移驱动技术接收企业提升突变式创新绩效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本文研究还带来以下管理启示：首先企业需要认识到技术转移可以拓展接收方的技术知识基础，有利于技术接收企业提升突变式创新绩效；其次，技术转移过程往往伴随合作双方的冲突，建设性冲突对技术接收企业的突变式创新绩效具有促进作用，而破坏性冲突则会产生阻碍作用；最后，技术接收企业需要加强对自身实际吸收能力的培养，以更好地整合、利用和转化所获得的技术知识，从而提升自身技术创新绩效。
首先，本研究是基于横截面的静态研究，尚不能对技术转移与技术接收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验证，未来可以采用纵向数据或案例研究方式解释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其次，本研究并未涉及技术转移影响技术接收企业突变式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后续可以进一步考虑探索两者间可能存在的中介机制；最后，可以尝试引入其它调节变量，开展更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KANG K H, JO G S, KANG J. External technology acquisition: a double-edged sword[J]. Asian Journal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2015, 23(1): 35-52.
[2] GNEKPE C, COEURDEROY R. The impac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technology sourcing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17, 73(1-3): 21-38.
[3] GRANT R M. Toward a knowledge-based theory of the firm[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17(S2): 109-122.
[4] 刘洪伟,冯淳. 基于知识基础观的技术并购模式与创新绩效关系实证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32(16): 69-75.
[5] ERIKSSON P E. Achieving suitable coopetition in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the case of astra zeneca[J]. Journal of Business to Business Marketing, 2008, 15(4): 425-454.
[6] LI Y, LIU Y, LIU H. Co-opetition, distributor's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manufacturer's knowledge acquisition: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11, 29(1): 128-142.
[7] SONG M, DYER B, THIEME R J.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 integrated contingency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006, 34(3): 341-356.
[8] FOSFURI A, TRIBO J A. Exploring the antecedents of potential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its impact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J]. Omega, 2008, 36(2): 173-187.
[9] 王龙伟,李晓冬. 联盟控制方式对企业突变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J]. 科学学研究,2015,33(5): 792-800.
[10] AHUJA G, MORRIS LAMPERT C.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large corporation:a longitudinal study of how established firms create breakthrough invention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22(6-7): 521-543.
[11] TAYLOR A, GREVE H R. Superman or the fantastic four? knowledge combination and experience in innovative tea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6, 49(4): 723-740.
[12] LAURSEN K, MASCIARELLI F, PRENCIPE A. Regions matter:how localized social capital affects innovation and external knowledge acquisition[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2, 23(1): 177-193.
[13] SCHILLING M A.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M]. Tata McGraw-Hill Education, 2005.
[14] DE DREU C K, EVERS A, BEERSMA B, et al. A theory-based measure of conflict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the workplace[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1, 22(6): 645-668.
[15] TJOSVOLD D, SU F. Managing anger and annoyance in organizations in China: the role of constructive controversy[J]. 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2007, 32(3): 260-289.
[16] MAHONEY J T.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determinism: sustaining the conversation[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1993, 30(1): 173-191.
[17] TJOSVOLD D, HUI C, YU Z.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task reflexivity for team in-role and extra-role performance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 2003, 14(2): 141-163.
[18] TJOSVOLD D, YU Z. Group risk taking: the constructive role of controversy in China[J]. 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2007, 32(6): 653-674.
[19] WILLIAMSON O E. Compa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 analysis of discrete structural alternative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1, 36(2): 269-296.
[20] MOHR J, SPEKMAN R. Characteristics of partnership success:partnership attributes, communication behavior,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techniqu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4, 15(2): 135-152.
[21] MASSEY G R, DAWES P L.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 of functional and dysfunctional conflict between marketing managers and sales managers[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07, 36(8): 1118-1129.
[22] JAWORSKI B J, KOHLI A K. Market orientation: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3, 57(3): 53-70.
[23] SMITH K G, COLLINS C J, CLARK K D. Existing knowledge, knowledge creation capability, and the rate of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 in high-technology fir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48(2): 346-357.
[24] 苏中锋,李嘉. 吸收能力对产品创新性的影响研究[J]. 科研管理,2014,35(5): 62-69.
[25] 周健明,陈明,刘云枫. 知识惯性、知识整合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研究[J]. 科学学研究,2014,32(10): 1531-1538+1551.
[26] KOTABE M, MARTIN X, DOMOTO H. Gaining from vertical partnerships:knowledge transfer, relationship duration, and supplier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in the U.S. and Japanese automotive industri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24(4): 293-316.
[27] JANSEN J J, VAN DEN BOSCH F A, VOLBERDA H W. Managing potential and realized absorptive capacity:how do organizational antecedents matter?[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48(6): 999-1015.
[28] ARNOLD T J, FANG E, PALMATIER R W. The effects of customer acquisition and retention orientations on a firm's radical and increment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011, 39(2): 234-251.
[29] DESARBO W S, DI BENEDETTO C A, SONG M, et al. Revisiting the miles and snow strategic framework: uncovering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strategic types, capabilities,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and firm performanc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26(1):47-74.
[30] 解学梅,左蕾蕾. 企业协同创新网络特征与创新绩效:基于知识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2013,16(3): 47-56.
[31] YU S-H. Social capital, absorptive capability, and firm innovation[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3, 80(7): 1261-1270.
Xu Guojun，Yang Jianjun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We focus on the innovation activity of Chinese firms, and examine the effect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onstructive conflict,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destructive conflict on rad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technology receivers. In addition, we explor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realized absorptive capacity of technology receivers. Then we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using data from 251 Chinese firm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echnology transfer ha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rad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technology receiver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onstructive conflict is complementary to rad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technology receiver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destructive conflict is detrimental to rad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technology receivers. Realised absorptive capacity of technology receivers enhance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rad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KeyWords:Technology Transfer; Constructive Conflict; Destructive Conflict; Realised Absorptive Capacity; Rad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20-0072-07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F273.1
DOI：10.6049/kjjbydc.2017120052
作者简介：徐国军(1990-)，男，江苏盐城人，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技术创新；杨建君(1963-)，男，内蒙古兴和人，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技术创新。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572139)
收稿日期：2018-02-11
(责任编辑：胡俊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