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研究思路架构
高锡荣，刘思念
(重庆邮电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065)
摘要：鉴于后互联网时代下我国企业从事基础研究的紧迫性，从学理上探讨如何引导企业广泛参与基础研究。通过文献编码分析方法得到范畴逻辑关系，构建由发达国家挤压、社会舆论敦促、强国战略要求、市场生存压力和企业责任担当5类主体行为共同作用的企业基础研究行为驱动机制。其中，发达国家挤压、社会舆论敦促、强国战略要求、市场生存压力为外部环境驱动，企业责任担当为企业内部驱动。研究提示，应从外部创新环境改善和企业内部研发积极性激发着手，综合推进企业基础研究进程，构筑我国科技强国梦。
关键词：企业基础研究；驱动机制；驱动模型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创新体系。2018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国发[2018]4号)，指出我国基础研究的突出短板之一是企业重视不够，因而要大力引导企业加强基础研究，激励企业增加基础研究投入，依靠基础研究提升企业持续竞争能力。
近年来，在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指引下，我国企业普遍加大了技术创新力度，在商业研发领域取得了明显进展，国内专利的2/3以上是由企业完成的。然而，由于长期的产学研分离，我国企业很少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并错误地认为基础科学研究是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事情，企业不应越俎代庖。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我国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亦会阻碍我国真正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创新体系。
事实上，随着后互联网全新技术革命时代的到来，技术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商业技术创新与基础科学研究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如果仍然局限于商业技术创新而不涉足基础科学研究，很快会在技术上落伍。反之，企业只有紧盯基础科学前沿，抽出力量开展基础科学研究，才能在技术快速变迁的时代牢牢把握技术演进的大方向，并通过将基础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商业技术创新成果，获得持久的市场竞争优势，从而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长期屹立不倒。
综上所述，企业参与基础科学研究，既是国家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整体需要，又是自身持续强大的战略保障，尤其在后互联网全新技术革命时代更是如此。问题是，如何彻底改变企业忽视基础科学研究的习惯，从根本上激发企业基础研究行为？基础科学研究具有公共产品特征，难以产生直接经济收益，且不确定性成本和失败风险很高。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机制，企业完全有充分的理由拒绝参与基础科学研究。因此，当前亟待从学理上探讨激发企业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驱动机理，进而为引导企业广泛参与基础科学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张国会、于浩(2014)将企业研发活动组织模式划分为自主研发、集团内部统一研发、产学研一体化研发、企业技术联盟等7类。Munjae Lee、Mankyu Choi[1]利用实证方法分析了企业研发投入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影响关系。蔡树堂、吕自圆[2]证实股权激励制度和薪酬福利激励制度对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最显著，其次是培训和成就激励。肖利平[3]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发现公司内部股权集中度与研发投入呈现倒U型关系，股权激励有利于提高企业研发投入。Jerzy Baruk[4]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企业发展策略是研发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谢雪燕、常倩倩[5]以新三板信息技术企业为例，发现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粱彤缨、雷鹏等[6]运用随机前沿模型研究发现，管理层激励对企业研发效率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眭平(2009)提出，科学文化环境是企业研发机构的创新灵魂。胡耀辉[7]认为，解决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链、技术联合技术创新链之间的结构性失衡能够提高其自主创新能力。Sungmin Park[8]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政府研发补贴规模对于研发合作效率的影响。Gerald Steiner、Filippina Risopoulos等[9]认为，增加公民社会责任是持续创新发展的重要解决办法。杨洪涛、刘分佩(2015)发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影响企业研发行为。翟海燕、董静[10]认为，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在短期内可以带来激励作用，但中长期激励作用十分有限。李伟、余翔等[11]证实，政府科技投入和知识产权保护是促进企业创新研发的重要因素。马文聪、李小转等(2017)提出，直接补贴资助、直接税收优惠和间接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活动均具有显著激励作用。其中，直接税收优惠作用最强。孙赫(2017)认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钱水土、张宇(2017)发现，科技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存在显著正向激励效应。
(1)现有研究主要针对企业商业研发行为进行探讨，对企业基础研究行为的关注较少。对于如何快速增强我国企业基础研究能力，如何加快驱动企业基础研究进程等问题，尚未形成系统、科学的结论和理论方案。
(2)现有对企业研发行为驱动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政策影响和企业内部因素方面，对其它重要因素的研究不足。
(3)现有研究大多探究单一驱动因素变化对于企业研发行为的影响，未深入研究驱动因素之间的内在关联，难以系统阐释企业基础研究驱动机制。
基础研究一般是指认识自然现象、揭示自然规律，获取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的研究活动，加强基础研究是增强我国原始创新能力、积累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是跻身世界科技强国的必要条件，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动力和源泉。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编码分析方法。为了保证研究材料的丰富性和科学性，文献资料来源包括与企业基础研究相关的政策文件材料、企业访谈材料、政府部门访谈材料、代表性企业家演讲材料、论述驱动企业基础研究的学术论文。其中，政策文件材料、政府部门访谈材料反映政府对企业基础研究行为的要求与激励，企业访谈材料反映企业自身对基础研究活动的认识，代表性企业家演讲材料反映杰出企业家对企业基础研究行为的态度和看法，学术论文反映同行专家的看法。在资料收集和筛选过程中，实现多人参与，从而保证研究信度。本文研究思路架构见图1。
图1 研究思路架构
2.2.1 政策文件材料搜集
经过筛选，本文主要选取沿海地区创新型城市深圳市和西南地区创新追赶型城市重庆市的政策文件。2016年，深圳市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接近4.1%，并逐年攀升，投入强度居全球前列。《福布斯》曾评价：深圳是自发性创新的代表，开放的经济格局及市场经济先行一步，使得创新成为企业内生动力。深圳市作为我国创新型城市的典型，与企业基础研究推动执行的相关政策数量较多，执行效果较好，具有巨大的借鉴价值。将深圳市相关政策文件作为研究基础，使得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和可信度。
选择重庆市是因为其战略目标是2020年打造成西部创新中心，该市政府为了提升重庆市企业基础研究能力，解决R&D投入水平偏低、行业分布不均以及效果不佳等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激励和强制措施。因此，选取重庆市近两年政策文件作为研究基础资料更能体现时效性，使研究成果更具有现实价值。
为保证研究信度，由3名研究人员在不同的设备终端对2016-2017年深圳市和重庆市相关新政策进行检索，深圳市检索网站为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官方网站，检索结果均为17条。重庆市检索网站为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官方网站，检索结果均为8条。说明研究信度可保证。对检索的25条政策进行初步筛选，筛选标准为：是否和研究主题相关？若是则通过筛选，反之不通过。经过筛选，与研究主题相关度密切的有8条政策，约为6万字。
2.2.2 访谈材料搜集
为了保证扎根材料的丰富性，采取访谈方式获取与研究课题相关的一手资料。访谈对象主要分为重庆市政府部门和重庆市大型国有企业。政府部门选定为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企业选定为重庆企业50强中的3家大型国有企业。访谈样本中政府工作人员有3人，企业人员10人。访谈样本职位结构多样化，每人访谈时间约为30分钟，最终形成约4万字的访谈材料。
2.2.3 企业家演讲材料搜集
通过检索创办研发机构的企业，可搜索出相关网站资料、新闻报道，最终选择国内具有影响力的企业阿里巴巴作为资料收取对象。在杭州云栖大会上，阿里巴巴宣布成立全球研究院达摩院，企业家马云就成立达摩院的初衷作了约3 500多字的演讲。从其演讲内容看，不仅可以认识到作为与时俱进的管理者应当具备的智慧和理念，还可以了解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家对于企业基础研究价值的理解和态度。
2.2.4 学术论文搜集
在CNKI数据库中，按关键词或者篇名检索企业基础研究的CSSCI及中文核心期刊论文，为保证检索信度，由3名研究人员分别在不同设备上进行检索。其中，与主题相关度较高的检索结果分别为503篇、508篇和505篇，检索结果相差很少，说明检索结果可信。
文献初步阅读筛选。对检索到的508篇文献进行初步筛选。筛选标准有两条：论文研究主题是否为企业基础研究？检索词基础、研究是否关联？若该文献研究主题是企业基础研究且检索词之间未分离，则通过初步筛选，否则不予通过。经过初步筛选最终得到103篇文献材料。
文献深度理解筛选。对初步阅读筛选出的文献进行深度理解筛选。筛选标准：文献研究主题是否围绕企业基础研究驱动？如果是则通过，反之则不通过。103篇文献经过深度理解筛选最终得到21篇。
由于研究企业基础研究行为驱动因素的相关文献数量较少，因此本研究将文献作为辅助材料。根据理论饱和原则，数据数量确定应该以额外收集的数据不再提供新信息时为标准。在经过筛选得到的21篇文献中随机抽取15篇文献作为扎根原始材料，剩余6篇文献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
数据编码过程主要分为3个阶段：开放式编码、轴心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编码过程结束后使用编码结果进行理论模型构建。开放式编码主要是对获取的资料进行分解、提炼、概念化和范畴化的过程[12]。开放式编码主要分为原始语句精炼、初始范畴提取和副范畴归纳3个步骤。轴心式编码是将开放性编码得到的概念和范畴通过类比分析，对其性质联系及因果关系进行归纳，得到各范畴之间的关联，提炼本研究的主范畴[13]。该过程的主要步骤是对副范畴进行提炼归纳而形成主范畴，并剖析主范畴之间以及主范畴与副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选择式编码的主要目的是提炼核心范畴[14]。该过程需深入探索核心范畴与主范畴之间的关联从而构建理论概念体系。数据编码过程完成后，对最终得出的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结构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建立企业基础研究行为驱动机制理论模型，编码流程见图2。
本文开放式编码过程主要分成原始语句精炼、初始范畴归纳和副范畴归纳3个环节。
(1)原始语句精炼。对采集到的不同形式的材料进行分解得到377条原始语句，对原始语句进行简单化处理得到421条简单语句，编号为a01-a421。对421条简单语句进行剖析、抽象，最终得到404条原始词汇，编号为aa1-aa404。
(2)初始范畴归纳。由于原始词汇数量繁多，且概念存在重复、交叉等问题，需对404条原始词汇进行概念相近合并，得到107条初始范畴编号为A1-A107。
(3)副范畴归纳。反复比较107个初始范畴，深层次分析其含义，研究初始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逐级聚合得到副范畴。表1是副范畴逐级聚合示例。
通过开放式编码过程，最终聚合37个副范畴。经过对这37个副范畴的深入分析，发现对企业基础研究行为具有驱动作用的因素有5类：其中，有13个副范畴(研发税收减免、研发用地优惠、科技声誉激励、知识资产激励、研发资金支持、人才引入培育、研发风险分散、政策执行力度、研发考核强制、研发任务强制、研发资源共享、科研管理规范、创新战略指引)可归纳为政府类驱动因素；有5个副范畴(产业发展需求、产品改进需求、新产品需求、差异化追求、技术领先追求)可归纳为市场类驱动因素；有5个副范畴(社会发展需要、创新价值理念、知识产权意识、大众创新风气、创新文化浸润)可归纳为社会类驱动因素；有10个副范畴(承担科研项目、建立研发专项资金、盘活研发资源、激发研发积极性、肩负社会责任、不惧研发失败、勇于求知探索、雄居产业技术前沿、永葆市场竞争力、长远发展需求)可归纳为企业自身类驱动因素；有4个副范畴(核心技术封锁、高端人才争夺、合作关系破坏、政策公正偏失)可归纳为国际环境类驱动因素。副范畴聚合示例如表1所示。
图2 数据编码流程
表1副范畴聚合示例
轴心式编码过程是将开放式编码中被分割的资料加以类聚，主要发现和寻找范畴之间的逻辑关联[15]。本文通过对副范畴含义的深入理解和其间逻辑关系的查找，最终得到从副范畴到主范畴的两条归并路径。第一条路径是根据条件-行动/互动-结果的编码范式对副范畴进行整合得到主范畴。例如，副范畴中雄居产业技术前沿、永葆市场竞争力、长远发展需求之间存在以下逻辑关系——雄居产业技术前沿→永葆市场竞争力→长远发展需求→一流企业愿景。因此，这几个副范畴可整合为主范畴“一流企业愿景”。第二条路径是把多个副范畴合并进一步归纳得出主范畴，例如，研发考核强制、研发任务强制、研发资源共享、科研管理规范、创新战略指引可整合为主范畴“政令规定”。轴心式编码结果如表2所示。
表2轴心式编码结果
选择式编码是在所有范畴中进一步挖掘核心范畴，并且将核心范畴与其它主要范畴进行联系的过程。
在归纳出的11个主范畴中，关键资源控制、贸易壁垒构筑反映出我国在高端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来自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挤压，故关键资源控制、贸易壁垒构筑构成核心范畴“发达国家挤压”。
国民价值观念、社会创新氛围反映了目前针对企业基础研究行为的社会价值观，故国民价值观念、社会创新氛围构成核心范畴“社会舆论敦促”。
政策激励主要表现在政府方面针对企业基础研究行为的鼓励措施，而政令规定是指政府在大力推动企业基础研究过程中采取的强制措施。鼓励措施和强制措施共同作用于企业基础研究行为，刚柔并济地体现出国家对于建设创新强国的决心。因此，政策激励、政令规定构成了核心范畴“强国战略要求”。
需求选择主要是指市场中需求方的产品改进需求和新产品开发需求。同行竞争主要是指供给方之间差异化竞争和技术领先追求。需求方选择升级和供给方竞争加剧共同表现出市场因素对于企业的生存压力，故得出核心范畴“市场生存压力”。
企业家精神作为企业基础研究行为的企业内部基础牵引因素，一方面对企业研发能力自我培育起直接推动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支撑一流企业愿景构建，对企业内部研发能力自我培育起间接促进作用。企业家精神、一流企业愿景、研发能力自我培育共同体现了企业本身为了承担社会责任，在企业基础研究行为推动过程中作出的努力，因而可得出核心范畴“企业责任担当”。选择式编码结果见图3。
图3 选择式编码结果
为了保证本研究在数据采集过程中的信度要求，已采取多名研究人员参与等方法。为了保证本研究数据编码过程的信度，需要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理论饱和度是指即使通过采集额外数据也不能再发展范畴的新特征，也不再产生新的理论的情形。由于本研究在数据编码过程之前在21篇文献中随机抽取15篇文献作为扎根原始材料，剩余6篇文献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在对这6篇文献的驱动因素提取过程中未形成新的范畴，每个范畴也未出现新的特征，故符合最终编码结果[16]。因此，本研究得到的编码结果通过饱和度检验。
基于编码分析结果，发达国家挤压、社会舆论敦促、强国战略要求、市场生存压力、企业责任担当对企业基础研究行为存在辐射状的影响关系。其中，发达国家挤压主要是指西方发达国家采取控制关键资源等手段对我国企业进行抵制和挤压；社会舆论敦促主要是指社会环境中文化价值对企业基础研究行为的规范和导向作用；强国战略要求主要是指政府借用政策激励、政令规定手段保证资源有效配置，达到对企业基础研究行为的引导作用；市场生存压力主要是指市场需求升级和竞争压力加大对于企业基础研究行为的推动作用；企业责任担当主要是指在企业家精神的指引下，为了承担社会责任，企业自身的主动尝试会对企业基础研究行为产生促进作用。据此，构建企业基础研究行为静态驱动模型(见图4)。
(1)企业自身作为基础研究的本体，管理者的创新理念、宏大的企业愿景对企业基础研究行为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管理者创新思想和一流企业愿景会促进企业内部研发能力培育，从而推动企业基础研究。
(2)政府和市场作为影响企业基础研究行为的两大直接主体，对企业基础研究行为具有重要驱动作用。政府颁布的与企业基础研究相关的激励政策和政令规定一般围绕研发外部环境优化、研发资源合理配置、研发风险保障等方面，分别在企业基础研究行为的开始、过程和结果3个阶段为其提供保障。
(3)市场关系中的需求关系和供给关系使企业基础研究行为成为不得不去做的事情。因为企业只有进行基础研究，才有突破式创新的基础，才能为市场中的消费者提供让人惊喜的产品或服务。企业只有进行基础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并掌握前沿技术，形成自身核心竞争力，在全新技术革命的快速迭代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4)社会是思想文化传播的大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也会影响社会文化导向，社会文化对企业基础研究行为具有间接且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近年来，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断提升，人们逐渐认可创新价值。创新创业思想的快速传播使得更多管理者明白持续创新才是企业长远发展的核心动力，企业基础研究行为对企业生存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国际环境也是我国企业加快基础研究进程的重要驱动因素。发达国家技术封锁、公正偏失等抵制手段阻碍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同样暴露了我国企业在自主研发方面的短板，从而激发我国企业深刻地认识到危机，从而加快推进自主研发，加快创新强国建设。
国际环境、社会、政府、市场、企业自身对企业基础研究行为的共同作用，使得企业能够培育内部创新能力，尝试研发创新行为。基础研究活动为企业注入新鲜血液，不仅能更好地体现企业价值和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而且能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图4 企业基础研究行为静态驱动模型
企业研发行为与企业所处发展阶段高度相关。从我国企业研发行为的发展历程看，可将其划分为以下3个阶段：模仿阶段、商业研发阶段和企业基础研究阶段。在不同阶段，国际形势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政府政策的着力点不同，市场力量不同，企业发展目标亦不同，由此导致企业研发行为不同。据此，构建我国企业基础研究行为的动态演进驱动模型(见图5)。
图5 企业基础研究行为动态演进驱动模型
4.2.1 企业研发行为演进阶段划分
(1)阶段划分依据。查找研究文献；查找国家重大战略文件；专家意见。
(2)时间节点选择流程。时间节点的选择过程主要分成4个步骤：资料查找、时间节点初步获取、专家集中讨论、时间节点确定(见图6)。
图6 时间节点选择流程
第一阶段资料查找，主要对已有文献和国家重大战略文件进行查阅。第二阶段时间节点初步获取，根据高锡荣、罗琳[17]的研究成果，以及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关键时间节点，选定2007、2020、2035三个节点。第三阶段专家讨论，最终确定企业基础研究行为动态演进的4个时间段：2007年以前、2007—2020年、2020—2035年、2035年以后。
4.2.2 企业研发行为动态演进驱动机理分析
(1)模仿阶段(2007年以前)。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意味着我国科技发展进入到一个新时期。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号召下，改变原有计划式科学体系，政府政策转向科技发展领域。在此阶段，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新思想。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先富带动后富”等口号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主要指导思想核心在于快速发展经济，快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社会主流文化中几乎没有与创新相关的信息，知识产权意识严重缺乏。由于我国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物质基础薄弱，满足人民基本生存的普通商品供应不足，市场就成为卖方市场。在社会、政府、市场的共同作用下，企业核心目标设定为快速发展、生存并寻求发展，企业社会价值体现为满足低端产品需求。当时，企业不关注未来，寻求短期利益，且普遍认为研发活动花费巨大、风险很高。企业快速发展的捷径是模仿和学习国外成熟的先进技术。在此阶段，国际环境、社会、政府和市场对企业基础研究行为基本上不存在驱动作用。因此，在动态演进模型中的模仿阶段，国际环境、社会、政府、市场以及企业自身对企业基础研究行为的作用以散点状虚线表示。
(2)商业研究阶段(2007-2020年)。2007年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创新已经上升为中国发展战略核心，但由于科技经济长期分离的深层次原因，经济科技仍然是分多合少，很少企业对于研发行为加以重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国际市场经济发展萎靡。对于中国来说，拉动内需进行自主创新，寻求产业技术革新迫在眉睫。创新发展战略在党的十八大上再次被强调，习近平指出，应当实现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政府在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能力提升方面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激励政策和政令法规。此外，伴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创新思想，社会中各类角色对于创新有了崭新且更深层次的认识。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完善，人们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不断加强。市场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消费者对于商品的需求不再仅满足于基本功能，而是提出了更高标准和要求。与此同时，市场竞争逐步加剧，买卖双方关系由之前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如何在同行竞争中保持核心竞争力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现阶段，企业初步意识到技术创新主体角色，在社会、政府、市场及企业自身的共同作用下逐渐进行制度创新和商业开发，但在应用技术开发和基础研究方面投入缺乏，大多数企业并未认可基础研究的价值。企业核心目标在于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工艺改进等，以此在同行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并最终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此阶段，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相对提高，人们对于低端商品的需求趋于饱和，因而企业社会价值变为满足人们对于中高端产品的需求。因此，在商业研究阶段，国际环境、社会、政府、市场以及企业自身并未真正对企业基础研究行为产生实际作用，故用虚线段表示。
(3)基础研究阶段前期(2020-2035年)。目前，我国企业研发基础薄弱，真正涉足基础研究的企业近乎为零，这一现状使得推动我国企业基础研究行为注定是一个漫长且艰难的过程。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将基础研究驱动分为基础研究前期和基础研究后期两个阶段。从商业研究阶段到基础研究阶段，是企业在创新思想和创新行为上的本质跨越。基础研究前期主要是指企业从事基础研究基础的积累、社会宽容文化的倡导、国家创新机制的完善等。基础研究后期主要是指企业自身出于对于基础研究价值的认可，主动从事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后期阶段，企业责任担当将成为基础研究行为的主要驱动力。企业基础研究阶段前期是企业从商业和应用研究阶段向基础研究阶段转变的过渡阶段。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国家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有了很大提升。人们对于中国文化重新焕发出自豪感，希望建立一个更加文明、具有创造性的新中国。崇尚创新、崇尚知识的社会文化为企业基础研究行为提供了环境支持。但在这个关键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发达国家对我国采取的技术封锁、合作歧视等抵制手段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在发展过程中还有很多难题需要攻克，我国前沿技术研发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为了打破发达国家技术封锁，为了承担国家责任，为了民族振兴，我国企业必须加快基础研究，发展前沿技术。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国家，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到2035年跻身于创新型国家前列，本世纪中叶成为创新强国。为了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应当肩负起国家责任和社会责任。政府一系列激励政策和考核规定为企业基础研究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此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能打动消费者的往往是让人惊艳的产品或服务。市场需求升级和竞争压力加剧，简单地改进产品、提升效率和创新商业模式等已经远远达不到市场对于企业的要求。在企业内部，若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企业就必须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增加前沿知识储备，积累突破式创新力量。企业家也应当转变创新思想，认可新技术革命下基础研究的价值，重视创新人才培养和基础研究实验室建设。企业只有掌握了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才能在行业中拥有足够的自主权，才能在技术变革迅速的智能化时代中引领潮流、屹立不倒。
(4)基础研究阶段后期(2035年以后)。2035年作为基础研究阶段前期和后期的分界线，标志着我国由创新型国家向创新强国转变。基础研究阶段前期，随着企业知识储备增加和研发能力大幅提升，企业责任担当对企业基础研究行为的推动作用更为突出。在此阶段，企业已深知基础研究对于自身长远发展的价值，因而政府激励政策和强制措施对企业基础研究行为的驱动作用相对减弱。此阶段，市场机制更加健全。同时，物质条件的极大丰富使得市场需求更加挑剔，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社会中知识产权意识成为法律常识，创新思想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主流文化。因此，市场和社会对企业基础研究行为的影响仍然十分重要，在基础研究阶段后期，企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再次发生变化，企业应当进一步扩大竞争优势，雄居产业技术前沿，形成持续生存能力。社会价值也不仅仅体现在满足产品需求层面，而是为社会带来技术溢出，实现技术造福人类的构想。在此阶段，国际环境、社会、政府、市场以及企业自身对企业基础研究行为产生了真正的驱动作用，因而用实线表示。
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与企业基础研究行为驱动因素相关的政策文件、企业访谈、文献材料以及企业家演讲材料，按照扎根理论的方法与步骤，提取归纳核心范畴，进而构建企业基础研究行为驱动模型，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对企业基础研究行为具有驱动作用的核心范畴有5个，分别为发达国家挤压、社会舆论敦促、强国战略要求、市场生存压力和企业责任担当。
(2)发达国家挤压主要包括发达国家对关键资源的控制和贸易壁垒的构筑；社会舆论敦促主要包括国民价值观念教化和社会创新氛围熏陶；强国战略要求主要分为政策激励诱导和政令规定强制；市场生存压力主要体现为需求选择压力和同行竞争压力；企业责任担当主要包括企业家精神指引、一流企业愿景追求和企业研发能力自我培育。
(3)发达国家挤压、社会舆论敦促作为外部间接驱动因素，强国战略要求、市场生存压力作为外部直接驱动因素，企业责任担当作为内部直接牵引因素，5类因素共同作用、合力推动企业基础研究行为。
(4)从阶段演进看，在模仿阶段，企业价值体现在快速生存发展上，社会价值体现在满足低端产品需求上；在商业研究阶段，企业专注于形成核心竞争力和满足中高端产品需求；在基础研究阶段，企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再次发生变化，变为形成持续生存能力和为社会带来技术溢出。
政策启示：①培育企业基础研究意愿，塑造企业家精神。应该合理调整企业高管任期，使得创新收益与企业高层管理者紧密关联，加大企业高层管理者对企业创新变革的推动力度。应当改变对国有企业的考核制度和考核指标，激发企业研发意愿，发挥企业主观能动性，加快企业创新转型；②引导、鼓励、强制企业参与基础研究，落实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作为创新投入主体的社会责任，构建企业R&D投入资金会计专户，依法提取、规范管理和监督使用企业R&D经费，推动我国创新投入强度快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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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 Xirong, Liu Sin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0065,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urgency of Chinese enterprises engaged in basic research in the Post-Internet era, this paper discussed how to guide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basic research. Through the category logic relationship obtained by the literature coding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constructed the driving mechanism for enterprises' basic research action, which was composed of extrusion by developed countries, urge by public opinion, requirement by strong country strategic, pressure by market survival and enterprise responsibility. Among them, extrusion by developed countries,urge by public opinion, requirement by strong country strategic and pressure by market survival were external driving factors, and enterprise responsibility was the internal drive factor. The research suggested that it should improve extern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 and motivate the initiative for enterprise's basic research. Further, the process of enterprise basic research could be promoted to build a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werful nation for China.
KeyWords:Enterprise Basic Research; Driving Mechanism; Driving Model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20-0064-08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F273.1
DOI：10.6049/kjjbydc.2018040592
作者简介：高锡荣(1963-)，男，湖北天门人，博士，重庆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技术经济及管理；刘思念(1993-)，女，安徽宿州人，重庆邮电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管理。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7SKG056)
收稿日期：2018-07-18
(责任编辑：张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