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2006-2017年军民融合领域中文文献发表量(资料来源：中国知网，作者整理)
陈璐怡1,2，邵珠峰3，周 源1，赵 云1，尤 政3
(1.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2.中国工程院，北京 100088；3.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北京100084)
摘要：近年来，军民融合的相关研究数量快速增长，但是从战略规划角度归纳军民融合的重要任务时，却面临着现有研究结论过于纷繁、相关理论支撑不足的困境。基于过程分析视角，结合技术发展规律、科技创新和科技组织方式等因素，构建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体系三维分析框架，着重阐述该框架构建过程与潜在意义，以此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军民融合科技创新情况。该分析框架能较好地阐述军民融合科技发展现状，而且其构建过程，对于未来军民融合科技发展的战略规划以及其它相似领域的战略发展研究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科技创新；分析框架；军民融合；组织方式
纵观历史，科技创新与军事发展紧密相连。国家之间的军事科技竞争被公认为是推动全社会科技进步的重要方式。许多科技突破往往在军事领域率先由构思转变为现实，并逐渐向民用领域发展扩散[1]。以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为例，该机构所资助的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GPS)等前瞻性、颠覆性技术，为世界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也成为各国争相效仿的对象[2]。中共十九大报告[3]强调，要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更加注重军民融合。这标志着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我国新时期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如何根据不同时期国家发展基础与条件，探索符合规律的军民融合科技发展路径，实现科技资源军民共享，既是国家治理理论长期面临的问题，也是现在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研究的突破点。
针对军民融合问题，首先需要建立相对完备、合理的科技创新体系分析框架，基于框架比较分析不同国家军民科技发展的组织结构，挖掘军民融合中的科技发展规律，从而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科学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选择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构建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体系分析框架，并基于分析框架对军民融合的基本情况进行梳理与总结。
建立分析框架剖析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体系，是为了破除各类创新主体的体制机制障碍，营造创新氛围。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军工集团、民营企业等不同创新主体是创新体系的核心元素，是国家政策制定的受众，也是市场作用机制下的最终实践者。因此，构建合适的研究框架描述并定位不同的创新主体，将有效帮助战略制定者进行情报汇总与顶层设计。只有合理组织、动员并利用不同创新主体，才能高效共享军民科技资源，提升军民融合全局运转效率。
近年来，国家对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军民融合的相关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如图1所示，从中国知网的文献统计分析情况可以看出，自2007年以来，军民融合类的研究文献数量呈爆发式增长。截至2017年底，年度发文量近4 590篇，达到2007年该主题发文量的100倍以上。文献数量快速上升既说明中国学术界在军民融合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日趋丰富，也意味着军民融合领域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尚待解决。2017年10月2日，张高丽[4]副总理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军民融合发展仍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思想认识还不深刻、运行机制亟待完善、资源统筹共享不够、政策制度相对滞后等”。其中，思想认识不足，一方面是因为军民融合中不同主体对军民融合思想发展的学习不够充分，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军民融合蓬勃发展过程中，学界对理论的认知与阐述依然存在不足与缺失。
为了弥补上述不足，本研究选择“研究层次-研究视角”两个分析维度，整理归纳相关文献(见图2)。其中，研究层级分为理论与实践两个层次。实践层次的研究文献，主要包含实证研究与案例剖析，旨在对军民融合科技发展中的人才、保密、产业发展等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与对策；理论层次的研究文献，主要依托资源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创新理论等管理学经典理论，从顶层设计为军民融合发展提供系统性指导。另一方面，根据Garnsey 等[5]的研究成果，研究视角分为动态与静态两类。静态研究是指截面研究，即在不同的时间点上选取一些关键指标或者元素进行剖析与对比；动态研究则是指描述变化过程，并解释不同指标在时间序列变化中的发展趋势。在研究层级-研究视角两个分析维度下，本研究能够有效涵盖军民融合领域的主要研究文献，并为后续文献分析与比较，乃至量化研究奠定必要的基础。
图12006-2017年军民融合领域中文文献发表量(资料来源：中国知网，作者整理)
在上述文献归纳基础上，本文首先对军民融合的重要文献进行分类与梳理，为后续研究框架构建奠定基础。
现有大多数军民融合相关研究采用静态视角分析实际情况，即分析哪些因素会影响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在静态视角-实践研究范畴中，李林等[6]从顶层规划、科学技术、人才培养与良好环境4个角度对长株潭地区的区域性军民融合科技发展体系进行了阐述与分析，认为地方政府、科研单位、驻军之间需加强上述4个方面之间的协调，从而有效推进地方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彭中文等[7]比较美、日、德三国军民融合的具体情况，从协同模式、融合路线、激励与约束机制、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对军民融合型工业协同创新体系进行分析，提出国防需求、民用市场需求与科技推动是军民融合型工业协同创新体系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国外相关研究中，Javier等[8]探讨了西班牙国防工业投资主要驱动因素，发现国防合同能够有效促进国防科技公司长期与短期研发投入，并提出在西班牙军民融合发展中，应重视国家需求牵引，加强政策设计。Martin等[9]通过比较美国与欧洲国防工业产品的价格、品类等指标，研究了上述国家的国防工业结构，并认为随着武器价格提高，发达国家的高端产品对于市场中其它国家的国防产品有明显的挤出效应，从而提出在国防科技投入时，需要考虑到国防工业结构的调整。Acosta等[10]通过研究世界排名前100的防务公司经济与专利数据，发现政府主导国防技术开发、公共科技投资拉动民用技术开发是科技研发的主要模式，因此只有通过国家主导计划，用项目的方式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推动两用技术发展。如图2右下角所示，上述研究聚焦军民融合中的人才、保密、技术筛选、法律制度保障以及产业发展等具体问题，对推动军民融合的实践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与参考价值。
从静态研究与理论层级相结合的视角，有许多学者针对军民融合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许嵩等(2015)从产学研视角，构建了军民融合科技协同创新体系理论框架，提出协同创新是军民融合内涵，重点探讨了军民融合情景下的国防科研机构与技术的发展趋势；姬鹏宏等[11]从创新的资源要素、组织要素、需求要素以及环境要素对军民融合科技发展体系进行剖析，提出需求牵引、资源合理配置、技术转移与合作创新机制，以及政策制度完善是推进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关键。在国外相关研究中，Augier等[1]以中国60年来的国防投入与经济增长数据作为基础，探讨了长期性国防投入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发现国防投入每增长1%将有效提高0.2%的整体经济增长率，从宏观层面上验证了中国长期国防投入显著影响了国家经济发展。Schmid[12]在技术扩散相关理论指导下，分析了2006—2010年全球40个国家上万个军民两用技术专利的扩散情况，发现军、民技术的扩散速度十分接近，即军用技术投入与其它科技投入一样，能有效促进技术创新。上述研究从理论层面对军民融合发展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筛选与剖析，但仍停留在现状分析层面，对影响机制与影响过程的探讨有待继续深化。
从“动态-实践层级”相互交融视角，军民融合的研究与实践工作者也作出了一些探索与总结。如戚刚等(2017)探讨了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平台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从过程与机制方面对军民融合中关键主体予以分析，发现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对我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具有参考作用。国外相关研究更为普遍的应用这种“动态-实践”研究视角。如Caruso等[13]通过研究全球著名防务企业芬梅卡尼卡集团近十年的发展历程，提出工业基础变化与国防政策调整两个关键过程对集团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且这两个关键过程之间也存在相互作用。根据法国国防部Moura等[14]的研究成果，接近1 800家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参与法国国防工业建设。其中，74%以上是中小企业，这些参与国防工业的企业在科研方面的投入是普通中小企业的两倍以上，说明国防投入对于中小企业成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上述研究深入探讨了不同军民融合主体的行为模式与互动机制，对于军民融合战略实现具有很好的指导价值。
在动态视角-理论层级方面，也有相关学者进行了探索与论述。如游光荣等[15]以分析军民融合参与主体为切入口，系统阐述军民融合工程科技创新体系的组成以及演变，全面展现了军民科技融合创新图景。湛泳等[16]采用产业外部性视角，对军民融合产业机构优化升级路径与机制予以探讨，认为军民融合理念的深化，其本质是遵循产业聚集原则，逐渐从政策与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变为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国外也有少量研究者采用动态视角进行了理论探索，如美国海军学院的Snider[17]通过研究美国防务公司发展过程，进一步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CSR)理论在国防工业领域的应用，发现国防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和一般企业没有明显区别，其区别仅仅在于履行责任程度以及需要服从的规制种类不同。这些研究工作依赖于理论指导，探讨了不同主体在军民融合新形势下的行为与定位演变过程，以及政策作用机制，对于政策设计与制定工作者具有启发意义。
但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对象依旧是静态影响因素，而非动态演化过程，演化过程分析维度单一，对演化驱动力的思考与阐述也比较缺乏。为了弥补上述研究不足，本文选择演化过程作为分析视角，研究军民融合科技发展，重构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体系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
图2军民融合领域研究视角分类
鉴于上述选择的过程研究视角，本文在技术哲学、技术管理、创新管理、组织管理学领域对军民融合研究进行了理论识别与筛选。其中，研究视角与分析维度的基本选择原则是基于以下3个方面的考虑：①研究维度是军民融合科技发展中重要的影响因素，对于军民融合主题有切实的指导作用；②要求每个研究维度之间没有概念交互，在逻辑上是相互独立的，从而使框架内的分析能够多方面展示研究对象的本质；③分析框架维度选择要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后续研究能够依靠现有理论体系，更加清晰地阐述军民融合中尚未厘清的概念。
在上述基本原则指导下，经过课题组内部专家多轮讨论，选择创新范式演变、技术层级演变与组织方式演变3个维度描述、分析军民融合技术发展现况与未来发展方向。选择以上3个维度，遵循马克思主义主体观[18]，即研究包含的基本三要素，分别是主体、客体与主客体之间互动关系。具体来讲，本研究选择系统组织理论剖析现有军民融合科技发展的主要组织(主体)；选择技术创新链理论分析军民融合科技发展的潜在技术(客体)；选择创新范式转换理论指导军民融合科技发展中的主体-客体关系演化与变迁。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描述军民融合组织体系对于创新发展的影响。
图3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体系分析框架
如图3所示，本文从军民融合组织演化、创新范式与技术发展3个维度，从军民融合科技发展的主体、客体以及主-客关系3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与探讨，介绍军民融合科技发展研究框架，并阐述框架设置的合理性。
首先，科技工作者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对其进行合理组织，最大程度地发挥团队整体创新能力，是工程科技发展体系建设中的核心任务。近年来，研究表明，组织方式变化的基本趋势是从封闭性实验室研究向开放性、规模化合作研究转变，由单学科研究向跨学科研究发展，由兴趣导向转变为问题导向。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的成熟在更大程度上推动了现代科学研究组织范式开放集成化的发展趋势[19-20]。
图4我国军民科技发展中的组织范式转变
根据曲建升等[21]的研究成果，本文依据发展历程与开放程度划分科技研究组织范式，将其分为两类，分别是封闭协作模式与开放集成模式。如图4所示，将建国以来军民融合发展趋势与上述不同模式对标，可以发现我国国防科研体系也是由完全封闭走向逐渐开放的。根据孙丽等[22]的研究成果，国家在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之际，依靠政府主导下的封闭协作，跨学科、跨产业链整合资源，在短时间内打破发达国家封锁，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两弹一星”工程，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全保障。在国力日趋增强的今天，根据彭国华等[23]的研究成果，我国在某些尖端科学技术突破与赶超过程中，依然发扬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依托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力量，通过学科内研究工作者之间封闭协作，共同研发，突破关键技术点，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国家科研实力赶超。因此，对于具有后发优势的国家，封闭协作的科技组织模式能有效实现单目标、赶超式发展[24]。
但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与科研实力日益提升，陈光华(2016)、卓泽林[25]的研究显示，我国在世界科技竞争中占据更多“领跑”地位，原来的科技组织模式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我国科技发展现状，需要通过组织变革，构建开放集成式科技研究组织模式，助推科技在新时期继续发展，对创新驱动科技发展起积极作用。2017年底，我国正式建立了6个国家研究中心，说明我国正在积极尝试新的科技力量组织模式，展开引领性与探索性研究。
在军民融合科技发展领域，邵亚虹[26]、彭春丽等(2017)的研究成果显示，与普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常规研究方式相比较，国防科技研究机构在创新活动中，其科研组织方式存在更强的路径依赖性，即更依赖于容易产出的、封闭的、单目标式、追赶式科技发展模式，而回避合作性、开放性与原创性科技探索模式。因此，为了提高军民融合情境下科技研究产出效率，本研究提出将组织模式作为分析框架的一个维度，通过衡量并调整军民融合中不同创新主体的组织方式与开放程度，实现军民科研资源共享，支撑军民融合科技创新深入发展。
技术是科技创新的作用客体与主要产出。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27]在《技术的本质》一书中描述了技术的4个特征：①技术由部件和集成件组成；②与科学紧密耦合，共同发现自然现象并利用客观规律控制现象的发生；③与制度、文化因素共同推动社会的经济进步；④最为关键的是，在人类参与和推动下，尽管会受到科研组织方式与创新范式等外生性因素影响，但是技术具有路径依赖性，自成体系，以独特的内生驱动力进行自我迭代。与之类似，殷瑞钰[28]院士在《关于工程与工程哲学的若干认识》一文中提及了科技发展的本质问题，提出科技发展的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其中，科学是以发现为核心的人类活动，是对自然本质及其运行规律的探索、发现、揭示和归纳，追求真理；技术则是以发明创造为核心的人类活动，追求构思与诀窍；工程师实施以构建、运行及集成创新为核心的人类活动，按照社会需求设计造物，构筑与协调运行，讲求价值，追求一定边界条件下的集成优化和综合优化。
综上所述，技术是可以根据其应用性能、集成程度与内在属性进行剖析和分类的。因此，本研究参照Roper等[29]提出的创新链理论，将技术划分为4个层级，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系统集成与产业生态。其中，基础研究提供新现象与新发现；应用研究开发技术与基础零部件，运用现象与客观规律实现特定功能；系统集成阶段则根据国家或者市场需求，设计并实现系统与体系的功能；产业生态构建，则是在产学研金政用等多元主体合作下，以技术创新链演变中自组织规律为基本规律，共同完善技术创新发展机制。显然，在军民融合科技发展过程中面临上述4个技术层次问题。因此，需要对技术分情况讨论、精确分类，从而更准确地描述并解决现有科技发展问题。
科技创新范式演化主要描述科技创新中主体对客体的作用方式与路径。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30]，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并59次提及创新，意味着我国已经将创新作为当前世界的“三大革命”(新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军事革命)的根本驱动力。在陈劲等[31]对科技创新范式的研究基础上，本文选择科技创新范式演化作为框架分析的主要维度，用于衡量不同科技主体在军民融合科技发展中的创新行为。
同时，本研究参考张春辉等[32]的研究观点，根据科技创新的一般规律，考虑创新对技术系统的影响强弱，由弱到强地将创新划分为学习模仿、渐进性创新与颠覆性创新(见图5)。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与研发投入持续增加，国家创新能力与创新方式正发生深刻变化。2017年，中国创新能力已经从上一年的第25位上升至第22位，并保持持续上升态势[35]。这说明我国创新发展已经从学习模仿期逐渐过渡到技术追赶期，部分行业甚至实现了技术引领。
图5科技军民融合创新的不同范式
考虑到我国科技发展现状，本研究的创新范式保留了两个阶段——渐进性创新阶段与颠覆性创新阶段，借此在现有分析框架中定位不同的研究主体。其中，渐进性创新是指对现有技术渐进的、连续的改进创新。渐进性创新的特征之一是在某个时点的创新成果并不明显, 但具有巨大的累积性效果。颠覆性创新是指在传统创新的基础上，由量变导致质变，从渐进变化到最终实现对传统行业与生产方式的颠覆。通过创新，从原有模式到完全蜕变为一种全新的模式和价值链。
与渐进性创新不同，克里斯坦森等[34]指出，创新主体在竞争中常以非传统方式突破瓶颈或获得新发展，从而打破固有格局。因此，颠覆性创新包括创新周期长、高度不确定、不可预测性以及自主性等特征。在国内创新研究领域，也有学者探讨了颠覆性创新特征。如张于喆[35]提出，自主性是我国实现颠覆性创新的关键影响因素，既包括技术开发的主动性、主导性、高效性与适应性，也需要考虑制度对自主创新的保障。清华大学尤政[36]院士在工业强基战略研究中提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工业基础能力薄弱，问题严峻，尤其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严重依赖进口，产品质量和可靠性差，创新体系缺失，制约制造业由大到强的瓶颈更为凸显。因此，只有利用军民融合发展契机，协调好国防与民用工业的关系，协调好颠覆性创新与渐进性创新的关系，协调好引进吸收与自主创新的关系，才能最终实现我国工业“四基”同步提高，实现创新效益最大化，为培养国防科技颠覆性创新能力营造良好环境。本研究在构建研究框架时，从科技创新范式演化视角对国防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和市场创新进行全面透视，探讨渐进性创新与颠覆性创新在军民融合创新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而为军民融合科技发展提供创新策略选择与体系建设依据。
综上所述，本研究综合科研组织方式演化、技术创新链演化与创新范式演化3个领域的研究文献，并从3个维度较为系统地构建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体系分析框架。下文将通过比较不同国家国防工业发展情况，展示该分析框架在军民融合科技发展中的作用。
上述分析框架既能够多维度地比较创新主体在创新体系中的位置，也能够比较不同技术在创新体系中的位置，从而为调整组织机构、绘制相关行业技术路线图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本文选取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军民融合情况进行比较，展示军民融合科技创新分析框架在战略规划研究中的作用。
如图6所示，为方便展示，将原先的三维图分割为两个平面，分别为封闭协作模式和开放集成模式，如果被分析的国家在平面中存在国家级机构或者明确的战略部署，则予以标识，否则不作任何标记。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直观地比较不同国家军民融合的发展现状。通过对现有文献内容的分析与梳理，并将相关情况标记在研究框架中，可以直观地表现出世界各国的国防工业在创新体系设计与布局中的显著差异。
具体来讲，美国创新体系中所有位置都有相对应的机构与战略布局。尤其在开放性创新体系构建方面，美国在颠覆性创新技术探索中具有显著领先优势。如陈劲等[37]提出，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构建并培育了创新生态系统，通过网络嵌入方式从生态体系中获取了创新价值。美国在DARPA模式的基础上，探索改革创新团队组成模式，形成了企业与国防部门紧密结合的DIUx研发模式，进一步增强了国家国防科技创新能力[38]。美国在国防工业与科技方面的探索为全球军民融合科技发展作出了榜样，我国需要积极从中获取知识与相关经验。
图6部分国家军民融合发展情况在本研究分析框架中的分布
与美国相比，欧盟的国防工业具有显著开放集成发展模式特征。一方面，因为欧洲国家与美国在防务方面有着紧密联系，甚至美国的国防投入替代了欧洲各国原本的防务支出[9]，使得欧洲国防工业体系具有非常明显的开放性。另一方面，根据巩小豪等[39]的研究成果，欧盟组织构成方式使得其更多工作侧重于一体化进程中的内部事务协调与沟通，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其国防工业体系的开放性特征。比如，近年来，欧洲防务局配合欧盟委员会不遗余力地推动共同防务“圣马洛”计划，同时，欧洲防务局通过定期评估参与成员国在防务能力方面的贡献，推动各个成员国之间的合作[40]。欧盟军事防务发展趋势体现了国防科技领域的开放性创新是未来科技发展的重要实现路径之一。
英国由于受脱欧、国防开支缩减与产业空心化的影响，其国防工业难以形成闭合生态链。尤其是核心工业 ，包括英国航天系统(BAE)、泰利斯、巴布科、塞莱克斯及雷锡恩等著名公司在苏格兰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苏格兰表现的独立倾向给上述核心工业机构未来的发展与研发蒙上了一层阴影[41]。对于我国来说，英国国防工业体系变革更加凸显了完整自主的工业体系对于国防技术发展的重要性。
日本与以色列发展具有特殊性，两者不约而同地将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紧密结合，具有非常明显的军民融合特征。因此，两个国家国防科研和民用科研之间并没有明显区分。以日本为例，一方面，三菱重工、东芝等公司既是世界著名民用产品生产公司，也是国家支柱性国防工业企业。另一方面，日本对于科研的巨大投入，无形中提高了其国防研究实力，也极大程度上激励了军民两用技术开发[7,42]。以色列因生存环境恶劣，增强国防工业与国防实力是国家的第一要务，因而国内许多企业积极参与武器装备研发与生产，具备了较高的武器自给率，也为国防科技提供了大量人才资源，并通过积极参与全球防务市场，将国防工业优势转换为经济发展优势[43]。两个国家在军民融合方面的长期探索对我国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参考价值。
近年来， 俄罗斯尝试开放自己的国防工业体系，但与欧盟不同的是，俄罗斯更倾向于借助自身雄厚的国防工业基础，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助力。多年来，俄罗斯积极推进军用技术转民用，并与多个国家签订了技术合作协议，努力推进国际技术转移[44]。但是由于受到经济发展与国际能源价格的影响，其在创新方面的投入依然存在不足，在技术引领方面的能力日趋减弱。
与上述国家不同，中国处于封闭集成体系中，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下，有一整套完善的追赶策略，为我国国防工业与科技发展提供有效支撑[22]。一方面，在开放创新体系下，我国还没有形成一条明确的产学研合作创新路径，既缺乏前端基础研发、技术研发，又缺少后端体系集成与生态构建。尤其忽视了中小企业的作用，仅仅将其作为传统大型企业的零部件配套供应商，而忽略了小企业可能出现颠覆性创新的客观规律[45,46]。另一方面，各地方政府为了落实国家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不断加强地方军民融合发展设计，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影响方式，即地方政府主导的军民融合新模式，与传统的中央政府、科研机构、国防企业三大主体构成的封闭生态圈不同，地方政府参与实施军民融合战略后，结合地方发展战略意图，有望调用资源更好地支撑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这可能是中国未来形成创新生态体系的一种可行方案[47]。
综上所述，采用该框架比较不同国家国防工业发展情况，有以下建议可以供我国军民融合科技发展参考：①独立自主的军民融合发展路线是世界各国军民科技深入发展的基本原则；②随着国防工业发展阶段与当期需求的变化，国防工业组织结构需要进行动态调整；③国防工业结构随着科技发展发生了显著变化，制度与运行机制需要作出针对性调整。
上述发现，有力地说明了该研究框架在识别军民融合科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再次验证了国防科技发展具有潜在客观规律性。因此，军民科技融合发展对我国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敏锐识别发展趋势，利用发展规律，实现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为强国强军提供稳定的科技支撑。
在过程分析视角下，本研究识别了研究组织范式演化、科技创新范式演化与科学技术层次划分等3个军民融合科技发展战略设计中的关键因素。根据所识别的关键因素，构建了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体系研究框架，并采用该研究框架对典型国家军民融合发展情况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创新范式升级是现阶段我国实现国防科技快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比如，以工业“四基”为例，创新范式升级能够激活我国多年经济发展带来的技术与创新能力储备，加快实现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的关键技术与产品自主化，从技术链视角实现军民科技发展深度融合。
研究同时发现，世界各国军民融合科技发展路径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在关键技术领域保持独立自主的军民融合发展路线是基本原则。同时，各国国防工业组织结构会随着国防工业发展阶段与当期需求进行及时调整。现阶段，我国国防工业结构随着科技高速发展会发生显著变化，这要求对制度与运行机制进行针对性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军民融合科技发展主体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不仅包含产学研链条中的企业、高校、研究院所，也包含地方政府。通过将国防科技创新范式由封闭协作转换为开放集成，多主体共同协作将助力军民融合科技创新，在整合国防科技创新能力的过程中，不同性质主体的参与将打破原有生态圈，在更广的范畴内形成共生互融的生态系统，成为国防科技高效、持续创新的重要基础。
总之，构建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体系研究框架，有助于军民融合领域的研究者更好地梳理过往研究历程，更加直观地比较不同国家、不同研究机构在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中的定位、功能及发展方向，为我国未来军民融合科技发展战略规划提供一种有效的分析框架和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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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Luyi1,2, Shao Zhufeng3, Zhou Yuan1, Zhao Yun1, You Zheng3
(1.School of Public Police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2.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Beijing 100088,China;3.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on civil military integration has increased rapidly.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ategic planning, the practice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tegration is faced with the plight of the existing too numerous research conclusions and the lack of relevant theoretical suppor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cess analysis, combined with the factors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organiz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innovation system of civil military integration.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potential significance of the framework, and uses this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situation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the main countries of the world.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research framework can better expla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tegration technology.Moreover,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analysis framework has a good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future strategic planning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tegr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other similar areas.
KeyWords: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alysis Framework;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 Mode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20-0120-08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E0-054
DOI：10.6049/kjjbydc.2018010829
作者简介：陈璐怡(1985-)，男，江苏南通人，博士，中国工程院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军民融合发展战略；邵珠峰(1983-)，男，山东枣庄人，博士，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复杂机械系统动态特性；周源(1977-)，男，湖北武汉人，博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政策分析、创新战略；赵云(1987-)，男，山东青州人，博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尤政(1963-)，男，江苏扬州人，博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微纳技术及其空间应用、军民融合科技发展战略。本文通讯作者：赵云。
基金项目：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2017-ZD-1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1704165、71303130、71203117、L1524015、71233005)；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2016M601089)
收稿日期：2018-04-04
(责任编辑：张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