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概念模型
李先江
(武汉工程大学 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摘 要：为了探索实施绿色创业战略时变革型领导在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和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中的作用，将新产品开发(NPD)组织环境作为变革型领导与绿色产品创新间的中介变量，将NPD组织环境划分为兼容性与重要性和资源综效，构建了变革型领导-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绿色产品创新的连锁关系模型，并以国内4个城市218家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可以通过对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的掌控间接控制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和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两类创新，当组织需要开发探索式绿色产品时，变革型领导可以通过加强和突显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的兼容性与重要性，促进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当组织需要开发利用式绿色产品时，变革型领导可以通过加强和突显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的资源综效，促进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
关键词：绿色创业；变革型领导；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绿色产品创新
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议题，将环境保护和创业融为一体的绿色创业越来越得到创业者与学者的重视。绿色创业是指创业企业兼顾公司盈利和环境责任，进而对产品(服务)及流程进行创新的一种绿色生态革命。绿色创业能够促进探索式绿色创新和利用式绿色创新[1]，其中，前者能够促进绿色创业企业获得可持续创新绩效，后者能使绿色创业企业维持短期竞争优势。尽管两者都对组织绩效有贡献，但是两者的平衡却是一件难事。原因在于，许多企业在新业务开发流程中可能会压制创造新市场的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项目，而在争取公司注意力、认可和资源时，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项目又会排挤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项目。许多企业在新业务开发流程和新产品开发中习惯于支持经改良、有形、可划分和熟悉的项目，而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项目往往与研发投资、公司已有技术和商业模式一致，但探索式创新项目很少具备这些特征。Tushman和O′Reilly[2]研究指出，公司必须能够左右逢源，同时，兼顾好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对于新创绿色企业和绿色中小企业而言，由于组织资源不宽裕、竞争性资源占主导，往往采用利用式绿色创新和探索式绿色创新间隔出现的模式进行创新。
Thornberry[3]研究发现，实行创业导向的公司在领导方式上较少采用交易型领导方式，更倾向于采用变革型领导方式。那么变革型领导方式与这两种创新之间有何关系？如果存在一定关系，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中介变量？这些问题少有学者进行研究。
理论上，变革型领导能够有效掌控新产品开发(NPD)组织环境。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主要包括兼容性与重要性、资源综效两个方面[4]。组织实施变革型领导方式必然引起组织内部环境发生变化，包括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变革型领导方式必须服从和支持组织战略及战术，愿意将组织愿景融入工作并具有榜样力量和感召力量等魅力特质，他们知道何种情景下应该采用何种创新方式来实现组织目标。当组织需要进行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时，变革型领导通过营造有利于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的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促进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当组织需要进行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时，变革型领导通过营造有利于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的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促进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也就是说，变革型领导者可以通过对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的掌控间接影响两种创新。
上述理论推导出绿色创业企业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的变化必然对绿色产品创新(包括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和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产生影响，也即在绿色创业背景下变革型领导-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绿色产品创新三者间存在连锁关系。基于该思路，本研究将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作为变革型领导和绿色产品创新的中介变量，整体研究这些变量间的作用关系。
(1)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新产品开发(NPD)组织环境主要包括兼容性与重要性、资源综效两个方面[4]。在陈嵩等[4]、Song & Parry[5]和Swink[6]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对兼容性与重要性、资源综效两个概念进行界定。其中，兼容性是指绿色新创企业研发的绿色新产品与企业发展战略相容；重要性是指绿色新创企业研发的绿色新产品对企业的重要性以及受到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支持和重视程度；资源综效是指组织的技术资源、财务资源、营销资源以及人力资源等与组织研发新产品的契合性。
(2)绿色产品创新。本研究在Benner和Tushman[7]提出的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概念基础上加入绿色元素，提出探索式绿色产品(服务)创新和利用式绿色产品(服务)创新概念。其中，探索式绿色产品(服务)创新是指组织抛弃原有技术轨迹，采用新技术和绿色设计，或提出包含绿色成分在内的新商业模式；利用式绿色产品(服务)创新是指组织在不偏离原有技术轨迹的背景下采用包含绿色设计在内的新技术，对原有技术或商业运作模式进行改进或改良。
在员工个体层面，Gong等[8]研究发现，创造性自我效能在变革型领导和员工创新性行为之间发挥中介效应。Pieterse等[9]研究指出，变革型领导与创新行为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交易型领导与创新行为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其中，心理授权在变革型领导和个人创造力之间发挥中介作用[10]。Hemlin和Olsson[11]认为，变革型领导会通过影响员工与外部组织的联系刺激员工努力创新。Kim和Yoon[12]对韩国首尔市1 576名政府雇员的调查显示，雇员接纳变革型领导的程度与接受创新文化的程度正相关，组织创新气氛与雇员接纳创新文化显著相关。在团队层面，Somech[13]研究认为，变革型领导能够促进团队反思，进而驱动团队创新。Ishikawa[14]通过对日本企业研发团队的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能够提升团队内部和团队间的沟通，创造有利于成员减少分歧的团队文化，促进群体规范保持一致。
尽管学者们对变革型领导与创新间的中介变量进行了大量研究，但鲜有研究分析变革型领导与利用式产品创新及探索式产品创新之间的关系。
(1)变革型领导与绿色产品创新。Ozaralli[15]指出，变革型领导能够在组织内营造相互信任的人际和谐关系和支持创新的组织氛围，鼓励员工大胆创新。当组织需要进行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时，变革型领导能够通过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组织氛围，促进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创业是一种破坏性创新，它导致消费者的传统期望被替代和转换[16]，说明绿色创业能够导致探索式绿色产品(服务)创新，而这种创新离不开变革型领导方式的实施。丁琳等[17]研究指出，变革型领导能够通过榜样力量支持和鼓励下属努力使工作变得更加有创意，激发出员工更多的创新精神。当组织需要进行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时，变革型领导通过树立榜样、阐述愿景和获取个性化感知等6个方面激发员工的更高需求和创新精神，进而从组织层面和员工个体层面促进探索式绿色创新。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变革型领导能够促进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
H2：变革型领导能够促进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
(2)变革型领导与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战略能够反映组织资源、组织能力与环境机会的契合程度，组织战略与组织环境相互作用、相互依存[18]，组织战略的实施必然会影响组织内部环境，尤其是变革型领导方式的实施，必然会在组织内部形成积极研发绿色低碳新产品(服务)和绿色低碳新流程的共识，公司高层管理者也会对绿色低碳研发给予高度重视和支持，从而提升组织绿色产品(服务)创新的兼容性与重要性；当组织明确绿色创业战略后，变革型领导方式的实施必然促进组织资源向绿色低碳研发倾斜，补充和完善进行绿色低碳研发所需的资源，从而使组织资源与绿色低碳研发契合，提高绿色低碳新产品(服务)研发和绿色低碳新流程研发的资源综效。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变革型领导能够提升绿色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的兼容性与重要性；
H4：变革型领导能够提升绿色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的资源综效。
(3)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与绿色产品创新。资源不足是导致新产品(服务)研发失败的关键因素，资源综效能够影响新产品开发熟练度和新产品优势[5]，企业新产品(服务)研发组织环境必然会对绿色产品(服务)创新产生深远影响。当组织需要进行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时，变革型领导通过重视与促进绿色低碳研发项目的挖掘式学习，鼓励员工利用已有技术与经验，不断改良与完善绿色低碳新产品(服务)、新流程，激发研发人员的改良热情，通过提高企业已有资源的利用率促进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当组织需要进行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时，变革型领导通过重视与促进绿色低碳研发项目的探索式学习，鼓励员工探索新的绿色低碳技术、绿色低碳新产品(服务)和新流程。高层管理人员对绿色低碳新产品(服务)和新流程研发的重视会激发研发人员的热情与存在感，重视组织绿色低碳资源的获取和整合，从而提高探索式绿色创新与公司资源的兼容性，促进组织的探索式绿色创新。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5：兼容性与重要性对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
H6：兼容性与重要性对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
H7：资源综效对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
H8：资源综效对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
(4)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的中介效应。波特[19]指出，组织战略因其行动取向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特性，有效的组织战略将通过能动性或反应性行动实现。实施绿色创业战略的企业能够通过变革型领导方式的实施，采用能动型行动即探索式绿色服务创新和反应性行动即利用式绿色服务创新，实现组织的绿色创业战略目标。采用反应性行动即利用式绿色产品(服务)创新战略的企业，可以通过变革型领导方式的实施，形成有利于利用式绿色产品(服务)创新的研发环境。变革型领导通过组织愿景、榜样力量、个性化关怀和智力激励等激发下属员工的创新精神[17]。对原有绿色产品(服务)进行改良、完善和创新的设想与公司战略兼容并受到企业重视，有助于利用式绿色新产品(服务)创新。同时，新产品(服务)构想与组织资源愈兼容、开发成本愈低，则成功机会愈高，越有利于组织的利用式绿色新产品(服务)创新。其中，新产品(服务)研发组织环境发挥着纽带作用。
采用能动型行动即探索式绿色产品(服务)创新实现绿色创业战略目标的企业，将首先形成有利于探索式绿色新产品(服务)创新的研发环境，再通过采用变革型领导方式营造探索式学习与创新氛围，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6]。具有探索式绿色新产品(服务)创新的创意和构想一旦与公司战略兼容并得到企业重视，将促进探索式绿色新产品(服务)创新，同时，组织也将积极扩充资源和调整资源配置结构，形成有利于探索式创新的资源环境，促进探索式绿色新产品(服务)创新。新产品(服务)研发组织环境在其中发挥着纽带作用。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9a：兼容性与重要性在变革型领导与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H9b：兼容性与重要性在变革型领导与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H9c：资源综效在变革型领导与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H9d：资源综效在变革型领导与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图1 概念模型
本研究按照Bigadike 的划分方法，将创立时间未超过8年的企业界定为新企业，根据随机抽样原则，2015年3-12月在深圳、上海、武汉和广州调研了一部分绿色新企业。其中，绿色企业应满足3个条件：生产绿色产品、使用绿色技术和开展绿色营销。在调查过程中请公司高管人员填写问卷，再由高管人员从研发部门随机选择1名下属填写变革型领导问卷，最后将两份问卷合并为一份完整的调查问卷。调查中共发放问卷248份，回收问卷233份，有效问卷21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7.9%。为了让受访企业对本研究有更深入的了解，在调查中首先详细介绍变革型领导、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兼容性与重要性、资源综效、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和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的内涵，请受访企业列出各种创新产品(服务)和相应营销渠道等创新内容，并说明公司在创新时是否遵循原有技术轨迹，从而帮助受访企业对两种创新进行区分。
本研究变量主要包括变革型领导、兼容性与重要性、资源综效、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和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5个变量。变革型领导参考了Waldman等[20]的量表，共设计6个题项；兼容性与重要性参考了陈嵩等[4]的量表，共设计3个题项；资源综效量表参考了陈嵩等[4]的量表，共设计8个题项；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量表参考了Jansen等[21]的量表，共设计6个题项；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量表参考Jansen等[21]的量表，共设计5个题项。各变量指标内容及参考来源见表1所示。
表1变量测度内容及来源
变革型领导、兼容性与重要性、资源综效、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和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的量表均改编于已有成熟量表，因此量表的内容效度较高。本研究利用Cronbach′s α系数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量表信度与效度。通过检验发现，一阶标准化载荷系数(t值)、各因子的平均提炼方差(AVE)、复合信度(CR)及Cronbach′s α系数都达到了相应阈值，具体如表2所示，显示量表具有较高信度与收敛效度。
表2因子标准化载荷系数及AVE、CR、α值
另外，在区别效度方面，可以将各变量因子的相关系数与平均提炼方差(AVE)的平方根值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小于相应的AVE平方根值，显示这些变量具有区别效度。
按照Baron & Kenny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第一，进行自变量变革型领导对因变量绿色产品创新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变革型领导对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β=0.314，P<0.01)，变革型领导对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也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为β=0.512，P<0.01)，假设H1和H2得到验证；第二，进行变革型领导(自变量)对中介变量(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的兼容性与重要性、资源综效)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变革型领导对兼容性与重要性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为β=0.471，P<0.01)，对资源综效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为β=0.432，P<0.01)，假设H3和H4得到验证；第三，进行变革型领导(自变量)和中介变量(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的兼容性与重要性以及资源综效)对因变量绿色产品创新的回归分析。首先进行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然后分别加入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的兼容性与重要性以及资源综效2个因子，进行自变量对绿色产品创新的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加入兼容性与重要性后，兼容性与重要性对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不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为β=0.07，P>0.1)，假设H5没有得到验证，兼容性与重要性对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为β=0.49，p<0.01)，假设H6得到验证；加入兼容性与重要性后，变革型领导对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的作用系数发生变化，作用减弱但仍然显著(变革型领导对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β=0.352，P<0.01)，说明兼容性与重要性在变革型领导和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假设H9a和H9b没有得到验证。
加入资源综效后，资源综效对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不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为β=0.03，P>0.1)，假设H8没有得到验证，资源综效对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为β=0.51，p<0.01)，假设H7得到验证，变革型领导(自变量)对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因变量)的作用发生变化，影响减弱但仍然显著(变革型领导对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β=0.221，P<0.01)，说明资源综效在变革型领导和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假设H9c和H9d没有得到验证。
(1)变革型领导对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的兼容性与重要性、资源综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和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实施绿色创业导向的组织必然会在内部营造绿色低碳的经营意识、形成相应发展战略和资源配置制度，当组织需要研发探索式绿色产品以获取长期竞争优势时，通过变革型领导方式的实施，在组织内部形成关于探索式绿色产品和绿色流程研发的共识与氛围，公司高管对探索式绿色研发给予高度重视和支持，从而提升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的兼容性与重要性，也促进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组织并不是时常进行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这是因为组织所取得的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成果被市场接受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当组织需要创新以维持探索式绿色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时，变革型领导方式的实施强调绿色新产品创新与现有组织资源的契合，提高了资源综效，促进了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水平。
(2)兼容性与重要性对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不显著，但对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主要是由绿色创业导向的3个维度(绿色创新性、超前行动性和风险承担性(李先江，2012))[1]决定的，这3个维度都能够促进组织进行深度的绿色产品创新或变革型产品创新。O′Neill et al[16]等学者也认为绿色创业与破坏性创新、创造性破坏以及绿色生态革命等有着密切联系。也就是说，实施绿色创业导向的企业往往倾向于采用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战略，或者说组织管理层更希望在技术轨迹或商业模式上进行更多的绿色变革，而不仅仅是在原有产品或服务上添加一点“绿色”元素。因此，兼容性与重要性对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而不是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
(3)资源综效对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不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较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公司开展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需要更多的资源与承担更多风险。因此，组织的技术资源、财务资源、营销资源以及人力资源等与利用式绿色服务创新更加契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在获取组织资源时比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更直接和有效。
(4)变革型领导通过影响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间接作用于两类创新。兼容性与重要性在变革型领导和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这说明变革型领导除了可以直接促进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外，还可以通过兼容性与重要性这个中介变量间接促进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资源综效在变革型领导和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这说明变革型领导除了可以直接促进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外，还可以通过中介变量资源综效间接促进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
(5)绿色创业企业可以通过变革型领导方式在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和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之间实现转换。原因在于变革型领导能够自觉将组织愿景和发展战略贯穿与落实到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当组织需要通过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获得竞争优势时，变革型领导能够通过重视和突显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的兼容性与重要性，营造有利于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的组织氛围，从而促进组织资源配置到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中；当研发出探索式绿色产品并获得竞争优势时，要维持这种竞争优势，就需要对已经研发成功并上市的探索式绿色产品进行完善、延伸和拓展。变革型领导通过重视和突显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的资源综效，营造有利于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研发的组织氛围，促进组织资源配置到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中。
①新企业在实施绿色创业战略时，要想在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和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之间实现转换，就必须实施变革型领导方式，充分发挥变革型领导对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的调控作用，间接影响两类创新。当组织需要研发探索式绿色产品时，变革型领导可以加强和突显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的兼容性与重要性，促进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当组织需要研发利用式绿色产品时，变革型领导可以提升和突显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的资源综效，促进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②兼容性与重要性对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不显著，但对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资源综效对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不显著，但对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为实施绿色创业企业进行绿色产品创新提供了路径选择；③虽然要高度重视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但也不能忽略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这是因为在成功开发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后，需要通过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来维持竞争优势，公司应该在两者间取得平衡。
(1)研究局限。本研究共涉及变革型领导、新产品开发组织环境(兼容性与重要性和资源综效)和绿色产品创新(利用式绿色产品创新和探索式绿色产品创新)等多个研究变量，采用的问卷调查属于横断面设计。由于各变量作用存在延时效应，严格来说，应采用纵向时序数据。
(2)未来研究方向。本研究基本揭示了上述变量间的作用关系和作用机理，下一步可探讨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其它中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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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Xianjiang
(School of Management，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Wuhan 430205，China)
Abstract ：When new enterprises carry out green business strategy, in order to explore medi-effect study of NPD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betw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green products innovation this study divide NPD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into compatibility & importance and resource synergy, build catenation model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of new product development——green product innovation, 219 firms from four cities of China were studied as empirical samp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can indirectly controlled by two types of innovation through controlling NPD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 when organizations need to develop exploratory green product innovatio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can promote the R&D of exploratory green product innovation by strengthening and highlighting the compatibility and importance of NPD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s; when organizations need to develop exploitative green product innovatio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can promote the R&D of exploitative green product innovation by strengthening and highlighting resource synergy of NPD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s.
Key Words:Green Entrepreneurship;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of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Green Product Innovation
收稿日期：2017-05-19
基金项目：武汉工程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R201607)；武汉工程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项目(KC2015004)
作者简介：李先江(1968-)，男，湖北钟祥人，博士，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创业管理。
DOI：10.6049/kjjbydc.2016110513
中图分类号：F2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02-0096-07
(责任编辑：胡俊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