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新
(重庆工商大学 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重庆 400067)
摘 要：旨在研究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并探讨社会情感财富和制度环境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运用8个省份家族企业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检验，结果表明：①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②社会情感财富不同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关系的影响不同，家族控制正向调节家族企业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关系，家族代际传承意愿负向调节家族企业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关系，即随着家族控制意愿的增强或家族代际传承意愿的降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增大；③制度环境正向调节家族企业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关系，即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增大。
关键词：家族企业；创业导向；企业成长；社会情感财富；制度环境
主流创业理论认为，创业导向有助于企业获取持久竞争优势并实现企业创业成长[1]。但实证研究却产生了正相关[2]、负相关[3]、不相关[4]及曲线影响关系[5]等不一致结论。研究结论的差异性引起学者对影响二者间关系情境因素的讨论[6-7]，具体包括企业规模、高管团队特征、社会资本与组织结构等组织特征及行业特征、环境动态性、复杂性与敌对性等环境因素。
家族企业是一个或多个企业创始人发现和开发机会等创业行为所产生的结果[8]。近年来，家族企业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关系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相关研究大多从家族涉入视角探讨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例如，Casillas等[8]指出，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对二代或后代家族企业更明显；Casillas和Moreno[9]揭示，家族涉入企业管理和战略决策过程能够强化创新性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但将弱化风险承担性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认为，保存或增加社会情感财富是家族企业的重要战略决策[10]。因此，研究家族企业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关系有必要考虑社会情感财富的制约[11]。然而，以往研究倾向于将社会情感财富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并强调社会情感财富消极面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企业成长关系的负面影响[11]。社会情感财富是一个多维度概念且具有正负向价值特征[12]。因此，不同类型社会情感财富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关系的影响不同。此外，有关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关系问题的研究很少与中国独特的制度特征相联系。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家族企业通常面临融资渠道不畅、政府过度干预和法律实施低效等独特制度情境的约束。创业导向是一种资源消耗型战略导向[13]，通常需要大量差异化资源支持，以确保创业导向转化为企业实际绩效。不同制度情境下，家族企业差异化资源获取情况不同，进而影响家族企业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关系。
本文主要贡献在于：研究不同类型社会情感财富、制度环境对中国家族企业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关系的影响，深刻揭示中国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影响的情境机制及差异化特征，以拓展和丰富家族企业创业理论研究成果。
创业导向是企业进入新市场采取的具有创新性、风险承担性和先动性的战略决策[1]。多数研究表明，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具有积极促进作用[6]。创新性企业更加主动追求创新、使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以满足市场需求[14]；敢于承担风险的企业能够在不确定性市场环境中获取更多发展机遇；具有先动性的企业往往能够抓住新机会，先于竞争对手占领细分市场，抬高行业进入门槛，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认知合法性[15]。家族企业所有权特殊性使其更具有创新性、愿意承担风险并进行风险投资[16]，这有利于家族企业获取差异化资源，并转化为家族企业独特的竞争优势。同时，具有创业导向特征的家族企业对不充分信息更加敏感，能够创造性地利用商业机会，通过差异化市场定位和抢占市场先机等策略高效地利用创新资源。Casillas等[8]、Voordeckers等[11]的实证研究表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具有积极影响。对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受社会情感财富的制约。主要原因在于，保存或增加社会情感财富影响家族企业资源积累与利用[17]，进而影响家族企业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关系。
维持家族企业控制是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核心[10]。家族控制影响家族企业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关系，其影响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家族控制将强化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理论与实践表明，创业导向的成功实施需要资金、人力、技术与物质、信息等资源支撑，从而确保创业导向转化为企业实际绩效。Wiklund和Shepherd[2]、Moreno和Casillas[18]、Messersmith和Wales[19]发现，财务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管理影响企业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资源观家族企业理论认为，家族控制是家族企业重要的资源基础。Sirmon和Hitt[20]进一步将家族资源分为家族成员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生存资本、耐心资本和治理结构5种类型，家族更容易从家族成员中获取财务与人力资源支持，因而获取成本也更低。同时，企业创业导向面临一定风险，其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家族控制增强了家族企业决策的集中性与权威性，使家族企业更易在创业活动中作出有效决策，并降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风险性与不确定性。因此，家族控制有助于强化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影响；②家族控制将弱化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揭示，非家族经理和外部财务资源是确保家族企业持续创业的关键[21]。偏好控制的家族企业更倾向于雇用家族经理人并使用内源性融资，从而限制了追求创业导向的家族企业所需财务与管理资源。同时，强家族控制偏好意味着家族企业拥有相对不公平的人力资源[22]，而不胜任的家族成员就业将造成额外代理成本[23]或增大家族企业租金掠夺[17]，不利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正式制度缺失或不完善，导致家族企业倾向于通过家族控制应对制度环境的不完善[24]，以此获取产权保护和资源支持。因此，家族控制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的积极作用更明显。
作为社会情感财富的重要内容，家族代际传承意愿将弱化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家族代际传承意愿减少了非家族经理成为家族企业CEO的机会，同时也加大了非家族经理融入家族企业的难度，不利于非家族经理职业发展和个人利益获取。因此，具有家族代际传承意愿的家族企业通常不愿意雇用高素质非家族经理[25]。研究发现，非家族经理通常能够更好地识别商业机会[8]。非家族经理参与管理，使家族企业通常具有更规范化的决策制定过程，如使用规划与战略管理技术、采取更加平衡的风险管理方法等[8]。因此，非家族经理参与管理，有助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战略的成功实施并获取更高水平的企业成长绩效。
H2a：家族控制正向调节家族企业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关系。即随着家族控制意愿的增强，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增大；
H2b：家族代际传承意愿负向调节家族企业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即随着家族代际传承意愿的增强，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影响降低。
正式制度不完善是新兴经济体家族企业战略决策不容忽视的宏观背景，主要表现为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度、缺乏有效公正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实施低效等。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受外部制度环境的制约。机会视角创业理论认为，企业创业导向实施过程也是机会识别和开发过程，这一过程必将产生大量资源和信息需求，只有掌握了必要资源和准确信息才能真正有效识别和开发利用机会并获取竞争优势。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为家族企业提供更广泛的融资渠道、更具竞争性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信息传播渠道也更加通畅。因此，家族企业更容易获取创业导向所需关键资源和信息，并降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实施成本。同时，良好的制度环境还可为家族企业提供更加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提高家族企业政治合法性程度，从而增强家族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并有助于家族企业识别和开发潜在商业机会，进而抢占市场先机。因此，良好的制度环境将强化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对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制度环境正向调节家族企业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关系。即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增大。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6年8-10月对中国8个省(直辖市)私营企业的一项问卷调查，问卷填写者主要为家族企业主和核心管理者，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问卷342份。删除数据严重缺失问卷、无效问卷和家族持股比例低于50%的问卷后，最终获得274份有效问卷。其中，浙江106家(38.7%)、江苏15家(5.5%)、福建6家(2.2%)、广东4家(1.5%)、重庆100家(36.5%)、青海22家(8.0%)、陕西13家(4.7%)、云南8家(2.9%)。从行业属性看，农林牧渔业11家(4.0%)、制造业211家(77.0%)、建筑业3家(1.1%)、服务业45家(16.4%)；从企业规模看，员工人数50人及以下134家(48.9%)，51～200人80家(29.2%)，201～300人18家(6.6%)，301人及以上42家(15.3%)；从企业年龄看，5年及以下50家(18.2%)，6～10年89家(32.5%)，11～19年101家(36.9%)，20年及以上34家(12.4%)。
(1)因变量：企业成长(GROW)。包括“与主要同行竞争对手相比，近3年企业销售额增长、利润增长、市场份额增长和总资产回报情况”等4个题项。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点尺度衡量，1代表很差，5代表很好。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为0.820，变量累计解释量为72.775%，信度系数Cronbach α为0.874，表明量表信度和效度良好。
(2)自变量：创业导向(EO)。借鉴Covin和Slevin等[1]的量表，从创新性、风险承担性和先动性3个方面对其进行度量，包括9个题项。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点尺度衡量，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探索性因子分析删除因子载荷低于0.5的一个题项，得到以下8个题项：近3年企业推出一些新产品或服务线；企业愿意尝试新方法解决问题；企业愿意设计自己的生产流程和方法；面对不确定性，企业倾向于采取积极行动；为实现经营目标，企业倾向于大胆行动；企业经常采取先于竞争对手的行动；企业在业内率先引入新产品、新服务和管理技巧；企业强调先于竞争者引入新产品或新思想。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为0.878，变量累计解释量为55.841%，信度系数Cronbach α为0.884，表明量表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
(3)调节变量。①社会情感财富。借鉴Berrone等[12]的量表，从家族控制和家族代际传承意愿两个方面对其进行度量。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点尺度衡量，1代表很不重要，5代表非常重要。其中，家族控制(FC)包括“企业大多数股份由家族成员所有、战略决策权由家族成员掌控、关键管理岗位由家族成员担任、保持企业家族控制和独立性”4个题项；家族代际传承意愿(FGS)包括“保持企业家族传统和家族特征、创造和保存家族成员工作机会、家族成员不考虑出售家族企业、将成功企业传递给下一代家族成员”4个题项。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分别为0.794和0.800，变量累计解释量分别为69.099%和71.844%，信度系数Cronbach α分别为0.850和0.869，表明量表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②制度环境(IE)。包括“企业经常应对意料之外的法律法规或政策变化”、“目前的商业法规和管制政策处于快速变化之中”、“国内法律法规未能有效保护本企业权益”3个题项。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点尺度衡量，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为0.644，变量累计解释量达66.410%，信度系数Cronbach α为0.742，表明量表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
(4)控制变量。结合Casillas等[8]、Casillas和Moreno[9]的研究，本文控制了以下5个变量：①企业规模(SIZE)，将其定义为2015年底企业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②企业年限(FAGE)，将其定义为企业创建年限的自然对数；③产业(INDU)，将“制造业”取值为1，其它取值为0；④企业主文化程度(EDU)，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专科、本科、研究生分别取值1～6；⑤家族代数(FOG)，将第一代所有企业取值为1，否则为0。
表1显示，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均值为3.604，表明我国家族企业表现出一定的创业导向特征，但整体水平不高。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家族企业成长与创业导向之间显著正相关(p<0.001)；家族企业创业导向与家族控制、家族代际传承意愿、制度环境之间显著正相关(p<0.001)。这表明，创业导向、家族控制、家族代际传承意愿、制度环境与家族企业成长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假设检验。对调节效应的检验，构造创业导向与家族控制、创业导向与家族代际传承意愿、创业导向与制度环境的交互项。方差膨胀因子(VIF)诊断显示，所有变量的VIF最大值为2.031，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检验结果见表2和表3。具体分析如下：
(1)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由表2模型2可知，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16,p<0.001)。这种正向影响关系在后续模型3、模型4和模型5加入家族控制、家族代际传承意愿、制度环境调节作用之后仍然非常显著(β=0.336,p<0.001; β=0.322,p<0.001;β=0.338,p<0.001)。该研究证实了Voordeckers等[11]、Casillas 等[8]的结论，表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假设H1得到验证。
表1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系数
注：+p<0.10，*p<0.05，**p<0.01，***p<0.001，下同；双侧检验
表2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影响分析结果
(2)社会情感财富的调节作用。由表2模型3和模型5可知，家族控制与创业导向的交互项(EO×FC)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98,p<0.05; β=0.152,p<0.10)，家族代际传承意愿与创业导向交互项(EO×FGS)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0.311,p<0.001; β=-0.314,p<0.001)。按照家族控制、家族代际传承意愿中位数，将样本家族企业进行分组。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见表3)，在强家族控制企业，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其正向影响的临界值大于弱家族控制企业的临界值(β=0.413,p<0.001; β=0.206,p>0.10)。这表明，家族控制强化了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即随着家族控制意愿的增强，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增大，假设H2a得到验证；在弱家族代际传承意愿企业中，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正向影响的临界值大于强家族代际传承意愿企业的临界值(β=0.520,p<0.001; β=0.126,p>0.10)。这表明，家族代际传承意愿弱化了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即随着家族代际传承意愿的增强，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影响逐渐减小，假设H2b得到验证。
表3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影响分样本分析结果
(3)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由表2模型4和模型5可知，制度环境与创业导向(EO×IE)交互项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95,p<0.05; β=0.229,p<0.05)。根据制度环境的中位数，对样本家族企业进行分组。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见表3)，在好的制度环境中，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正向影响的临界值大于较差制度环境企业的临界值(β=0.440,p<0.001; β=0.196,p<0.10)。这表明，制度环境强化了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即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影响逐渐增大，假设H3得到验证。
创业导向是企业培育竞争优势及实现企业创业成长的关键。尽管目前学术界已积累了较多有关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关系问题的研究成果，但家族企业领域相关研究明显不足。本文利用中国东西部地区8个省份样本家族企业问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并综合考虑社会情感财富、制度环境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表明：①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②不同类型社会情感财富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关系的影响不同。家族控制正向调节家族企业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关系，家族代际传承意愿负向调节家族企业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关系，即随着家族控制意愿的增强或家族代际传承意愿的降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增大；③制度环境正向调节家族企业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关系，即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增大。
本文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拓展了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关系问题研究。以往研究倾向于探讨一般性企业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关系，忽视了对家族与非家族企业的区分。同时，有关家族企业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关系情境因素的讨论，强调组织特征和环境中某单一因素的影响，忽视了社会情感财富和制度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本文发现，中国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积极影响，受到家族社会情感财富及转型经济制度情境的双重影响。这种结构性分析方法拓展和丰富了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关系问题研究成果；②拓展了家族企业创业理论研究。以往有关家族企业创业导向问题的研究成果，往往聚焦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前因变量讨论[26-27]，较少关注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影响结果。而少数有关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影响问题的研究成果，倾向于讨论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直接影响，或讨论家族管理权和家族代数等少数几个家族涉入因素在二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8-9]，忽视了不同类型社会情感财富对二者间关系的直接影响和差异化影响。本文首先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社会情感财富，发现不同类型社会情感财富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关系的影响不同。本文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更深入地揭示了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影响的情境机制及其差异性特征，也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家族企业创业理论研究。
本文研究对家族企业创业活动与成长实践具有一定启示：①积极培育和维持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特征。现阶段，我国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特征整体水平不高。因此，家族企业领导者应积极培育创业导向特征，将领导者层面上的创新性、风险承担性和先动性特征传递给企业员工，进而促进家族企业成长与发展；②深入研究家族企业的非经济目标，实现家族控制、家族代际传承意愿等家族非经济目标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及企业成长战略相匹配；③完善制度环境，实现制度环境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及企业成长战略相匹配，从而更好地发挥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积极促进作用。
本文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未考虑创业导向多维度及其对企业成长影响的差异性特征；对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测量，仅考虑了家族控制和家族代际传承意愿两个方面，未考虑家族企业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关系之间还可能存在其它中介变量，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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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Lixin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Upper Yangtze Economy,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EO) on the growth of family firms, and to examin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ocial emotional wealth(SEW)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 this relationship using the data of family firms in eight provinces in China. First, we find that EO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the growth of family firms. Second, the EO-growth relationship of family firms is contingent on different SEW variables. More specifically, the effect of EO on family firms' growth is positively moderated by family control, but negatively moderated by family succession intention. That is, EO will have a more intense effect on family firms' growth as family control increases or family succession intention decreases. Third, the effect of EO on family firms' growth is positively moderated by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at is, EO will have a more intense effect on family firms' growth a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mproves.
Key Words:Family Firm;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EO); Firm Growth; Social Emotional Wealth(Sew);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收稿日期：2017-04-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GL015)；重庆高校创新团队建设计划项目(CXTDX201601027)
作者简介：周立新(1966-)，女，重庆涪陵人，博士，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
DOI：10.6049/kjjbydc.2017020396
中图分类号：F2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02-0090-06
(责任编辑：王敬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