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交互渠道、关系质量及学习意愿对中国-东盟<span class="emphasis

(1.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2.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云南昆明 650091)

摘要：基于东盟子公司员工的中微观视角，通过问卷调查，采用PLS-SEM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检验中国-东盟跨国母公司与子公司间的交互渠道、关系质量、学习意愿3个因素对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机理和路径。研究结果发现，在中国-东盟跨国公司内部，丰富和便捷的交互渠道对技术转移绩效具有显著直接正向影响，同时通过关系质量、学习意愿对技术转移绩效产生间接正向影响。关系质量不能直接促使技术转移绩效提升，但可以通过学习意愿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技术转移绩效。学习意愿对技术转移绩效具有显著直接正向影响。

关键词：中国-东盟；交互渠道；关系质量；学习意愿；技术转移绩效

0 引言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促使国内诸多有实力的高科技企业开始积极进行东盟国际市场布局，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陆续在东南亚多个国家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例如，我国北斗导航系统已在老挝、柬埔寨等东盟国家落地。中国水电有限公司在进入东盟市场的20年间，先后完成38个大中型承包工程，涉及水电站、轨道交通、输变电线路等领域。中国跨国企业驻东盟分支机构的设立，促进技术要素及技术型人才跨国流动，使中国的先进技术和适宜技术向东盟地区转移和流动。然而，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在地理位置上相隔万里，技术跨国界流动困难重重[1]。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的跨国经营活动中能否实现技术的有效转移和整合，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企业在东盟地区经营的成败。因此，对中国跨国公司向东盟子公司的技术转移过程和机理展开研究，具有现实价值。

1 文献综述

跨国公司内部化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表明，组织技术和知识储备构成了组织竞争优势[2]。技术知识在跨国公司母公司与东道国分(子)公司间的转移、流动、吸收及创新，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3-4]。因此，跨国公司内部的技术转移一直是技术管理研究关注的热点。

跨国技术转移相关研究对跨国公司母、子公司的交互渠道、关系质量、学习意愿与技术转移绩效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有益探索。谢恩等[5]基于178家与国外企业建立供应关系的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发现，不同的交互渠道对技术知识的转移具有不同作用。例如，面对面沟通可以降低管理差异性的负面影响，而信息技术沟通则可以降低技术差异性影响，进而有助于企业间的技术知识转移。Johnson[6]研究表明，不同的交互渠道可以帮助跨国技术转移双方建立有质量的相互关系，技术接收方可以获得进入母公司学习新技术的机会。艾时钟等[7]从沟通、相互承诺、良好冲突处理及信任等4个维度对IT外包企业间的关系质量与技术知识转移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Wang与Bloomer[8]研究发现，在跨国直接投资活动中，东道国子公司的学习意愿是技术转移的关键因素，并对技术转移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徐笑君[9]在研究发达国家在华子公司的技术知识转移活动时发现，子公司的学习吸收意愿对技术知识转移效果具有正向影响。

上述研究多为北南型跨国技术转移或国内技术联盟间的跨组织技术转移，这些影响关系在南南型跨国技术转移情境中是否存在尚未可知。同时，现有文献仅分析了交互渠道、关系质量、学习意愿中的一个或两个因素对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效果，尚无文献讨论3个因素对跨国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效果，而其相互间的影响机理和路径更未涉及。本研究尝试对此进行探索性分析，以期对我国驻东盟跨国企业内部技术转移活动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2 研究假设

2.1 组织交互渠道与技术转移绩效

在跨国技术转移研究中，众多学者都认同技术知识的显性和隐性二分法，并由此展开研究。Davenport与Prusak[10]研究指出，显性知识易于表达和编码，可以借由数据库或文档形式呈现，并由此实现技术传播和转移。而在技术转移中的隐性技术知识则具有较强的黏滞性，难以被明确表达和呈现，它的传播和共享则要困难和复杂得多。Polanyi认为，隐性技术知识的最佳传递渠道是人际沟通，通过人员交谈、交流实现。Truran[11]将组织内沟通分为非正式沟通与正式沟通两类，口头方式和介质方式属于非正式沟通方式，书面方式则属于正式沟通方式。在组织沟通中非正式沟通大约占70%，而正式沟通则占30%。

有效沟通是实现组织内部技术知识转移的重要基础，组织内部技术转移的实质是技术输出方向技术接受方的有效传播。如果组织内部沟通渠道畅通、多元和有效，则可大幅度地减少技术知识在传播中的损耗，提高传播效率和质量。技术转移双方丰富和便捷的沟通渠道和交互媒介有助于消除跨国技术转移转移母国和东道国间的文化差异，使母公司可以准确把握子公司的海外市场环境，实现适宜技术从母公司到子公司的有效传递，保证技术转移的实施效果。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交互渠道对中国-东盟跨国公司内部技术转移绩效具有显著直接正向作用。

2.2 组织交互渠道与关系质量

面对面沟通和基于IT技术的沟通是技术知识得以传播的主要交互渠道。面对面型交互渠道体现为人际接触，如培训、师承、单独指导、项目团队、协同工作、现场会议、论坛及实地会议等。而基于IT技术的交互渠道则有员工间的电子邮件、数字化文档共享、视频远程会议、数字论坛等[12]。多样化的交互渠道能够拓宽组织间或部门间的信息传播和分享途径，使信息顺畅流动，提升成员间的信任度。疏礼兵在研究企业研发团队内部的知识转移活动时发现，建立便利的沟通交流信息平台，可以促使研发团队内部成员间建立信任关系，进而加强成员间知识转移与共享。Vanneste与Puranam[13]指出，交互活动的人员流动增加了技术转移双方人员接触机会，使有质量的相互关系得以建立，双方行为变得可预期和易于理解，由此获取新技术学习机会。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组织交互渠道对中国-东盟跨国公司内部关系质量具有显著直接正向作用。

2.3 关系质量与学习意愿

Johnson[6]认为，关系质量可从双方关系的深度和氛围测度。关系质量通常被视为一个多维度结构体，其中包含信任、满意和承诺。信任对组织中的员工行为具有直接影响，如果员工间相互信任和熟悉，他们在工作合作中对双方关系有着较高的满意度，愿意向对方学习。信任是合作的基础，也是相互合作关系构建的基础。周杰[14]在研究战略联盟企业间知识转移时提出，关系质量中的信任能够增强企业知识转移意愿，提升知识输出企业的开放性。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3：关系质量对中国-东盟跨国公司内部学习意愿具有显著直接正向作用。

2.4 关系质量与技术转移绩效

艾时钟[7]将关系质量分为沟通、相互承诺、信任、良好冲突处理4个维度，对IT领域接包方与发包方间的知识转移活动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关系质量中的沟通、承诺、信任对知识转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技术知识转移双方间的关系质量显著影响最终的技术转移效果。梦非[15]研究发现，个体间紧密关系会带来基于善意的信任和基于能力的信任，提升个体间的互惠意识，营造相互尊重的工作氛围，进而促进知识交流。

技术转移过程通常持续时间较长，在此过程中，技术接受方的子公司员工对母公司及其外派至子公司员工的关系质量感知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技术转移的最终效果。双方关系质量感知对员工与母公司的合作和配合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最终目标的实现。社会心理学认为，感知能够诱导行为。如果感知关系质量良好，员工则愿意提升交互频率，创造沟通渠道，与母公司进行合作和对话。有效的合作和配合可以弥补技术输出方和技术接受方的技术差距，使技术转移过程更顺畅。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4：关系质量对中国-东盟跨国公司内部技术转移绩效具有显著直接正向作用。

2.5 学习意愿与技术转移绩效

学习意愿是指技术接收方在获取相关技术知识后，进行学习和重建的内化意愿。子公司的学习意愿表明其愿意接受母公司的技术或知识、信息的动机和积极性。在技术转移过程中，作为技术接受方的子公司吸纳新技术和新知识的主动程度决定了其在搜寻和获取母公司技术知识过程中的努力程度。

Mario[16]研究表明，企业地理位置对技术转移的影响是通过组织在技术转移过程中的吸收能力和学习意愿中介实现的。肖志雄[17]基于知识联盟间的技术知识转移研究发现，接受方的技术知识吸收意愿越强，则技术转移过程越容易。刘春艳[18]认为，技术知识接受方的学习意愿会显著提升其在技术转移过程的主动程度，不断吸收有用的技术知识进行内化构建，提升技术知识转移绩效，反之亦然。李小聪等[19]基于社会化早期员工视角研究认为，企业员工如果排斥和拒绝创新技术和知识，会严重阻碍技术知识在企业内部或外部的流动和共享，进而影响技术在组织内部的转移绩效。由此可见，技术接受方的学习意愿是影响组织内部技术转移的重要因素。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5：学习意愿对中国-东盟跨国公司内部技术转移绩效具有显著直接正向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理论框架

本研究旨在考察中国跨国母公司与东盟子公司间的技术转移活动，发掘交互渠道、关系质量和学习意愿对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关系及传导机理。在图1中，自变量为交互渠道，因变量为技术转移绩效，中介变量为关系质量和学习意愿。

图1 组织交互渠道、关系质量和学习意愿对技术转移绩效
的影响模型

3.2 变量定义与测度

为保证问卷测量的信度与效度，研究变量的可操作性定义和测度采用国内外成熟量表，同时结合本研究的实际情境进行修正和补充。根据文献研究形成初始问卷，邀请跨国公司经理和员工进行访谈，评估问卷设计是否符合企业实际情况。根据反馈意见对问卷进行反复修订，保证问卷内容的效度。本文交互渠道测度量表主要参考Hansen等[20]的研究成果，由5个题项组成，包含有编码化传播渠道和人际化沟通交互渠道两个因素。关系质量量表主要基于技术接收方视角，测度东盟子公司员工对中国母公司与子公司间关系的判断和感知，量表设计参考Dhanaraj等[21]的研究成果，由5个题项组成。学习意愿量表衡量东盟子公司员工从工技术知识来源渠道吸收和分享知识的主动性和开放性，以此测度学习意愿水平和程度，由4个题项组成。技术转移绩效衡量的是技术知识从母公司到子公司的转移过程中，对子公司经营活动、员工能力及工作绩效的影响。本研究是基于员工视角的中微观研究，在测度技术转移绩效时以员工视角设计了4个问题，题项设计参考Figueiredo[22]的研究成果，每个题项均采用李克特七级量表进行测量。

3.3 问卷发放与收集

调查样本来自于中国通信业跨国公司驻东盟国家的子公司。本研究的调查问卷为英语问卷，调查对象主要为东盟子公司的当地员工。遵循方便抽样原则，通过电子邮件发放500份调查问卷，最终回收108份，回收率为21.6%，实际有效问卷102份，有效率为94.4%。其中，16%的样本为中国母公司派驻东盟子公司的外派员工，84%为东盟当地员工。从性别分布看，样本分布较为均衡，52%的受访者为男性员工，48%为女性员工。从公司职级分布看，73%的受访者为普通员工，项目经理和中层管理者分别为16%和11%。

3.4 分析工具选择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假设理论模型进行检验并探讨各潜变量间的影响传导路径。结构方程模型在实际使用中有两种类型：基于协方差的结构方程模型(CB-SEM)和基于方差的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CB-SEM以协方差矩阵为分析方法，基于极大似然估计(ML),通过拟合模型的估计协方差矩阵与样本的协方差矩阵估计模型参数，被称为硬模型(Hard Model)，常用分析软件有AMOS、CALIS、LISREL及Mplus等。PLS-SEM则是对不同潜变量的观察变量抽取主成分并建立回归模型，通过调整主成分权数的方法进行参数估计，使用的是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载荷系数和路径系数[23]，被称为软模型(Soft Modeling)，常用分析软件有SmartPLS、LISREL等。

CB-SEM和PLS_SEM各有不同的适用条件。Hari等[24]在2011年撰文对两种方法的选择与各自适用条件给出了指导性意见。简而言之，在研究是探索性研究、研究样本数少、数据不满足正态分布、构面含有形成型指标及模型复杂的情况下，PLS-SEM方法较CB-SEM方法更有优势。本研究以中国跨国公司东盟子公司员工为调查样本，样本数量难以达到CB-SEM的样本要求，适用于小样本的PLS-SEM方法。同时，本研究理论假设模型是探索性的而非验证性的，且潜变量中有远程中介关系检验，适合采用复杂模型分析的PLS-SEM方法。综上所述，本研究采用PLS-SEM方法对假设模型进行检验，统计工具软件为SmartPLS 3.0。

4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根据Hair等[24]对拟采用PLS-SEM方法的研究者提出的写作规范，研究者应首先报告使用PLS-SEM的理由，其次对样本数量进行说明，然后对外部模型进行检验，内容包括显变量的信度、内部一致性、收敛效度及区别效度。最后对内部模型进行检验，内容包括模型路径系数、R2和f2值。

4.1 样本数量说明

PLS-SEM方法在小样本条件下表现出了良好的稳定性和检定力。Reinartz[25]通过实验法证明，PLS-SEM对复杂模型和小样本研究具有较高的统计检定力。但PLS-SEM的样本数量要求一般需遵循Barclay等[26]提出的10倍数原则：①单一构面中最多指标数量的10倍；②结构模型中单一潜在构面中最多结构路径数量的10倍。本模型潜变量所带最多的指标(显变量)数量为5，因此样本数量不应低于50。本模型中路径指向最多的是技术转移绩效构面(3条路径)，因此样本数量应不低于30。本研究样本数量符合采用PLS-SEM的最小样本量要求。

4.2 外部模型评估与检验

在外部模型评估与检验中，因素负荷量被视为显变量的指标信度，反映显变量(即测量指标)被所属构面的解释程度。因素负荷量一般应在0.7以上，但在探索性研究中因素负荷量在0.6以上也可接受。模型中所有显变量的负荷量均在阈值0.6以上，且所有因素负荷量均达显著性水平(p<0.01)。Cronbach's Alpha系数和Composite Reliability(组合信度)系数表明显变量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值在0.7～0.9较佳，模型各构面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值均在0.7～0.9，表明模型4个构面均具有良好的组合信度。平均变异萃取量AVE是收敛效度指标，评估阈值为0.5，本模型4个构面的AVE值均在0.5以上，4个构面均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区别效度指某一构面与其它构面实际的差异程度，区别效度检验采用Fornell&Larcker指标，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4个构面AVE平方根均大于该构面与其它构面间的相关系数，表明模型中4个构面均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表1Fornell&Larcker指标计算结果

上述外部模型检验和评估结果如表2所示，所有评估结果均达到检验要求，外部模型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表2外部模型检验结果汇总

4.3 内部模型的评估与检验

概念模型路径系数及各路径的显著性检验如图2所示。在模型的5条路径中，关系质量→技术转移绩效路径系数为0.154，p值为0.236，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而其余4条路径p值均小于0.01，达到显著性水平。交互渠道到关系质量路径系数为0.595，R2值为0.354。关系质量→学习意愿路径系数为0.597，R2值为0.357。交互渠道、关系质量和学习意愿对技术转移绩效的R2值为0.467，表明上述3个构面解释了技术转移绩效的46.7%。根据Hair等[27]的研究标准，R2值在0.67以上为显著，0.333左右为中度，0.190为微弱，交互渠道、关系质量和学习意愿对技术转移绩效的解释力度达到了中度偏上水平。

f2效果值是通过计算R2的变化衡量外部潜变量对内部潜变量相对影响的测度指标。f2效果值通常是0.02代表小效果、0.15代表中效果、0.35代表大效果。本模型效果值计算如表3所示，交互渠道对关系质量、关系质量对学习意愿的影响系数均超过大效果阈值，交互渠道对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效果中等，学习意愿对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效果中等偏下，而关系质量对技术转移绩效的直接影响效果只达到小效果的程度。这也印证了关系质量对技术转移绩效路径系数不显著的结论。

表3概念模型效果值计算结果

4.4 模型检验结果汇总

模型估计和检验结果验证了H1、H2、H3及H5，而H4未获得数据支持(见表4)，其中交互渠道对关系质量、关系质量对学习意愿影响效果显著。

4.5 模型中介路径与效应分析

若将模型中不显著的关系质量→技术转移绩效路径删除，则可以发现交互渠道不仅可以直接影响技术转移绩效，而且通过交互渠道→关系质量→学习意愿→技术转移绩效路径，间接影响技术转移绩效。同理，关系质量对技术转移绩效的直接影响虽然未获得支持，但是它通过学习意愿对技术转移产生间接影响。这形成了一个链式多重中介模型[28]。

模型存在3个中介路径：①在交互渠道→关系质量→学习意愿→技术转移绩效路径中，关系质量和学习意愿中介交互渠道与技术转移绩效的关系，间接效果p=0.024，达到显著性水平，中介效果值为0.105。交互渠道→技术转移绩效还存在一条直接路径，根据Hair等的研究成果，计算解释变异量比例VAF值(间接效果/(间接效果+直接效果))为0.212，为中度中介效果；②在交互渠道→关系质量→学习意愿路径中，关系质量中介了交互渠道与学习意愿的关系，间接效果p<0.05，达到显著性水平，中介效果值为0.355。因无交互渠道→学习意愿的直接路径，因此为完全中介效果；③在关系质量→学习意愿→技术转移绩效路径中，学习意愿中介了关系质量与技术转移绩效的关系，间接效果p=0.021，达到显著性水平，中介效果值为0.177。因关系质量→技术转移绩效的直接路径不显著，可删除该路径，因此为完全中介效果。

表4模型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5 结语

在中国通信业跨国公司母公司对东盟子公司的跨国技术转移活动中，母公司与子公司间的交互渠道、关系质量和子公司员工的学习意愿对技术转移绩效均有正向影响，但3个因素对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路径和机理有所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交互渠道对技术转移绩效具有直接正向影响，还通过影响母公司与子公司间的关系质量，进而影响子公司的学习意愿，最终间接影响技术转移绩效；②子公司员工对母公司与子公司间的关系质量感知不能直接影响技术转移绩效，但关系质量可以显著影响子公司员工的学习意愿，通过增强学习意愿而提升技术转移绩效；③东盟子公司员工的学习意愿对跨国技术转移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学习意愿表明子公司员工愿意接收和共享知识的程度，具有高学习意愿的员工可以促进技术知识转移。在子公司内部，员工的学习行为使知识得以内化和应用，从而提升员工和组织绩效，优化技术转移效果。

本文对我国南南型跨国技术转移活动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①重视母公司与子公司间的交互渠道建设。丰富与便利的交互渠道是母公司与子公司间技术转移的基础，交互渠道是技术知识得以流动和传播的根本途径。在中国母公司向东盟子公司进行跨国技术转移活动时，应尽可能地拓宽母公司与子公司沟通和交互渠道，可编码化文档的传输和交换是常见形式，但不可忽视的是通过人际接触所产生的技术和知识转移，如专家指导、团队协作、培训及实地会议等。人际接触式交互使子公司员工不会抵触母公司的技术和知识，愿意分享和学习新的技术和知识，最终提升技术转移绩效；②着力提升东盟子公司与母公司间的关系质量。东盟子公司员工对母子公司间的关系质量感知可以显著影响其学习意愿。子公司员工对母子公司关系质量感知越正向，则具有越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接收和学习母公司的技术知识。因此，母公司应通过培训、外派管理人员、组成联合专家团队等多种形式，建立与子公司员工的多重联系，提升母公司与子公司间的关系强度，给予子公司发展所需的资源，保证双方良好的关系质量；③努力营造平等、分享的学习型组织氛围。营造平等、相互尊重的工作氛围，有利于培养员工开放的学习心态，使技术转移接受方更容易接收并内化母公司的技术和知识，从而提升工作绩效。因此，母公司可向子公司积极输入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倡导学习型企业建设，营造平等、互助的企业环境，鼓励创新和包容失误，在母公司与子公司间营造易于技术流动和转移的氛围，加速技术转移，拓展转移技术深度。

本研究主要聚焦于交互渠道、关系质量和学习意愿3个自变量对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而在北南型跨国技术转移研究中还有吸收能力、企业文化、组织距离等其它影响因素，后续研究有必要对其它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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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mpactofOrganizationalInteractionChannel,RelationshipQualityandLearningIntentiononTechnologyTransferPerformanceofChina-ASEANMultinationalCorporations

(1.School of Business & Tourism Management，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China; 2.School of Education,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650031,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microscopic view of ASEAN subsidiary employees, through PLS-SEM statistical method, the author analyzes and examin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path that the three factors-the interaction channel,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learning willingness between mother-subsidiary companies in China and ASEAN compose on the performance of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China-ASEAN MNCs, the rich and convenient interactive channel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also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technology transfer indirectly through the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willingness to learn. The relationship quality cannot directly bring about the promotion of technology transfer performance, but indirectly affect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willingness to learn. Willingness to learn has a significant direct positive effect on technology transfer performance.

Key Words:China-ASEAN;Interaction Channel；Relationship Quality;Learning Willingness;Technology Transfer Performance

作者简介：秦德智 (1961-)，男，湖北荆州人，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管理；秦超(1977-)，女，重庆人，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技术经济及管理；赵德森(1981-)，男，山东微山人，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技术经济及管理。

组织交互渠道、关系质量及学习意愿对中国-东盟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