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惯例与知识共享曲线关系研究感知惰化与反思重构的调节作用

成 泷,党兴华,杨 毅

(西安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网络惯例被认为是维持网络稳定和协调网络有序运行的核心要素,但惯例的路径依赖性、重复性和模式化等固有属性也会导致网络固化和僵化。鉴于此,综合考虑网络惯例对知识共享的正负作用,并探讨改变网络惯例作用的条件机制。以市场化程度较高的269家企业为数据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网络惯例与知识共享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此外,网络成员的不同动机和态度会改变网络惯例对知识共享的影响。具体而言,高水平反思重构会加强网络惯例对知识共享的正面作用,降低网络惯例对知识共享的负面作用,而高水平感知惰化会降低网络惯例对知识共享的正面作用,加剧网络惯例对知识共享的负面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指导企业在合作创新过程中持续发挥网络惯例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网络惯例;知识共享;反思重构;感知惰化;创新网络

0 引言

近年来,惯例在组织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引起了学者广泛关注,2016年国际知名期刊《Organization Science》更是针对惯例的动态过程进行了深入探讨[1]。虽然目前惯例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层面,但随着研究深入,组织间合作和网络层面的惯例研究已初见端倪[2]。创新网络作为企业间合作的重要组织形式,研究网络层面的惯例现象对深入理解创新网络运行的内在规律具有重要意义[3]

网络惯例被认为是维持网络稳定和协调网络有序运行的核心要素[4],但网络惯例的作用具有两面性。一些研究认为,惯例的协调和激发功能有助于维持知识共享的流畅性与有序性[5],惯例的知识存储功能可以强化知识转移对持续竞争能力提升的效果[6],同时有助于替代性学习机制的建立[7],惯例与组织间学习交互能够促进组织间知识流动[8];还有一些研究则认为,惯例的刚性会使组织逐渐丧失响应环境变化的意识[9],惯例的路径依赖性、重复性和模式化等固有属性会导致网络固化和僵化[10],不利于组织对新知识的探索和创造活动[11]。鉴于惯例作用的不确定性,孙永磊等[3]采用模拟仿真方法探析网络惯例与知识转移间的倒U型关系,为揭示网络惯例作用的内在规律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该研究未能很好地解释网络惯例有效作用于知识共享过程的条件和途径,并且缺少相应的实证支撑。

网络惯例形成的规范和标准有利于创新网络稳定和有序地行,但对于企业间的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共享而言,仅靠规范和标准还远远不够,甚至在某些时候,规范和标准的建立会使企业过分依赖现有创新模式,忽视技术变化以及对新颖性知识的获取,不利于企业创新尤其是突破式创新。激发网络惯例的动态适应性有利于企业持续创新,在惯例动态变化过程中,网络成员不断对现有标准和规范进行发展与完善,既保持了网络稳定性和有序性,又避免了网络固化和僵化。因此,如何激发网络惯例的动态适应性显得尤其重要。另外,了解网络惯例在什么条件下更容易发生固化和僵化,有利于针对性地建立治理机制。

为了深入研究这一问题,从网络成员的动机和态度视角出发,引入感知惰化和反思重构概念,认为网络成员采取不同的动机和态度时,网络惯例的作用可能会有所差异。具体而言,当网络成员采取反思重构的动机和态度时,网络惯例的动态性和适应性更强,更有利于发挥网络惯例对知识共享的正向作用,并降低其负向作用;当网络成员采取感知惰化的动机和态度时,会强化网络惯例的路径依赖性和固化性,不利于发挥网络惯例对知识共享的正向作用,并加剧其负向作用。本文的研究旨在回答网络惯例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发生的条件,以及如何提高网络惯例的正面作用并抑制网络惯例的负面作用等问题。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网络惯例与知识共享

网络惯例是一种维持网络组织存在并有序运行的“游戏规则”,是在网络不断交互合作创新过程中形成、被大部分网络成员共同接受、相对稳定的创新行为模式以及合作规范共识,有助于网络中知识传递与共享,协调组织间关系以保持网络稳定,具有模式化、路径依赖性、变革性以及适应性等特征[4]。一般认为,惯例具有协调控制效应、决策辅助效应和学习存储效应[12]。利用好惯例的3种效应可以有效降低合作各方间的不确定性,加强合作各方之间的互动,形成组织记忆,促进技术创新网络合作绩效提升。

网络惯例对技术创新网络中知识共享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网络惯例代表了企业间相对一致的规范共识和较高程度的行为默契[4],有利于企业间知识共享。首先,一定程度的规范共识水平能够促进企业间沟通与交流,使网络成员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彼此拥有资源的潜在价值,进而提高技术合作水平和知识共享意愿[13]。同时,这种被大部分网络成员认可和接受的规范共识,能够有效降低网络成员的搜寻成本和认知成本[3],提高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其次,企业间在交互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行为默契有助于维持技术创新网络稳定性,并有效协调及缓解合作过程中出现的冲突或分歧,进而提高技术创新网络寻求共同解决方案的效率[14]。这些好处进一步促进了网络成员在“接触-吸收-整合-存储”这一知识转移和共享过程中,合作伙伴间的互动频率和知识共享深度,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网络惯例与生俱来的重复性、模式化、路径依赖性等特征,阻碍了企业间的知识共享。例如,企业间过高的规范共识和行为默契,会导致技术创新网络产生路径依赖性,使企业在学习过程中排斥新知识探索,缩小知识搜寻范围,降低知识重组的可能[3]。此外,过高的网络惯例水平,会带来惯性、短视和刚性,造成网络组织固化和僵化[15]。在这种情况下,网络惯例容易对企业间合作造成学习锁定和技术惰性等负面影响,降低企业间知识共享意愿和效率。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网络惯例与知识共享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企业间还未形成一定的规范共识和行为默契时,随着网络惯例水平不断提高,企业间的沟通与交流水平不断上升,有利于企业间知识共享。然而,当网络惯例达到一定水平后,网络惯例水平继续提高会使企业的路径依赖性日益突显,而网络组织的固化与僵化将阻碍企业间知识共享。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网络惯例与知识共享间存在倒U型关系。

1.2 反思重构的调节作用

反思重构是指群体参与者在交互过程中引入新的建议,并在此基础上对已知事物形成新的看法[16]。在该过程中,群体成员赋予既有想法以新的意义,并影响后续理念发展[17]。合作伙伴通常会为了寻求问题解决方案而共同努力,在技术创新网络层面的创造力提升过程中,每个企业都可能贡献出有用的想法和经验,更重要的是,这些想法与经验会给其它企业过去的贡献赋予新的意义。网络创新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同方法和理念的积累,通过刺激而形成发散与灵活的思维,对现有知识进行重新组合,进而提升创造力、防止群体思维。因此,反思重构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多样性信息和观点的潜在积极作用[18]

网络惯例的动态性是指其稳定性与变化性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日益受到学者关注[19]。例如,Rerup和Feldman[20]指出,惯例有助于网络组织维持稳定,但组织也会通过调整和重新配置惯例以应对环境变化。这种动态过程使得网络惯例不仅要重视以前行为模式的重复,还要重视是否存在更好的模式和规范并建立。反思重构要求网络成员引入新的想法,并使最初的想法转向另一个替代框架[17],这有利于网络惯例在原有的行为准则基础上实现自我更新。对潜在的新想法和见解的识别,以及对问题情况的重构,能够有效防止网络惯例固化与僵化,激活网络惯例的动态过程。每个网络成员的积极贡献和成员间的交互,将促进整体网络中的知识整合并凝结成新的网络惯例,同时,这一过程又反过来影响成员间交互和知识整合。反思重构使得网络成员在不同心态和行动集之间不断转换,为提升技术创新网络知识共享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动力保障。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反思重构能够激活网络惯例的动态过程。高水平的反思重构将促进技术创新网络中多样性信息和观点发挥积极作用,有利于网络惯例自我更新,并有效抑制网络惯例的固化和僵化。具体而言,在网络惯例水平较低时,反思重构将增强网络惯例对知识共享的积极作用;在网络惯例水平较高时,反思重构将降低网络惯例对知识共享的负面作用。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2:反思重构将正向调节网络惯例与知识共享间的倒U型关系。

1.3 感知惰化的调节作用

社会惰化与动机有关,是指当个体参与集体工作时,其动机和努力比单独工作或强制工作时更低[21]。根据集体努力模型,社会惰化取决于个体所处的群体环境:群体成员的社会惰化行为受其他成员惰化行为的影响,如果其他有能力作出贡献的成员不努力而搭上他们努力的便车,个体将会降低自身努力水平[22]。在技术创新网络中,网络成员感知到的搭便车行为越多,企业产生惰化的可能性越大。当感觉到一个或多个网络成员比他们本身应该贡献的更少时,感知惰化随之产生[23]。如果一些企业感觉到伙伴在合作创新过程中不努力,就会降低自身的努力水平。因为总是感觉到其它网络成员的努力程度低,就会降低合作成功预期,而这又会进一步更高程度的感知惰化,进入更加恶劣的循环周期。

网络惯例是一系列集体行为过程的集合,具有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特征[10]。感知惰化引起的合作伙伴努力水平降低,以及机会主义和搭便车等投机风险,会强化网络惯例对固有行为模式的路径依赖,减少合作伙伴对外部异质性知识的搜寻,造成技术锁定效应。对固有模式的遵循和重复,会导致大部分网络成员在知识和技术分享过程中产生惰性。由于担心自身知识溢出而失去竞争优势,促进机会主义等投机行为的进一步发展,对网络合作创新活动带来负面影响。一旦企业感知到技术创新网络中其它成员的付出和努力水平降低,那么自身的防御姿态会促使企业自主实施机会主义行为。合作预期的降低以及合作结果不确定性的增加,将大幅度降低网络成员对知识和信息等关键资源的共享意愿。根据Becker[12]的研究,个体间行为的连锁反应对集体层面的惯例至关重要。感知惰化引起的个体企业与整体网络努力水平降低的恶性循环,将进一步降低网络惯例的自我更新和适应性,导致网络组织的固化和僵化。

因此,本文认为感知惰化能够抑制网络惯例的动态过程。高水平的感知惰化将提高技术创新网络中的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等投机风险,使网络成员在知识和技术分享上产生惰性,不利于网络惯例的自我更新。具体而言,在网络惯例水平较低时,感知惰化将减弱网络惯例对知识共享的积极作用;在网络惯例水平较高时,感知惰化将增强网络惯例对知识共享的负面作用。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3:感知惰化将负向调节网络惯例与知识共享间的曲线关系。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和样本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研的方式进行实证数据收集,样本主要来源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汽车制造和精密仪器制造等行业。在正式调研之前,将问卷在20名MBA学员中进行预测试,这些学员均在上述行业中具有丰富经验,对企业间合作创新的理解深刻,基于其行业经验的问卷反馈,有助于对问卷题项的有效性和措词恰当性进行修改。正式调研数据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借助团队前期与西安高新区管委会、陕西省软件行业协会等管理机构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选择这些管理机构掌握的参与合作创新的企业作为调研对象,通过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到企业发放问卷。另一方面,借助本院的MBA和EMBA资源,要求他们将问卷代发给负责企业间知识共享相关决策制定的管理者或技术人员。调研共回收问卷358份,剔除部分无效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269份,占总发放问卷的48.036%,样本的描述特征如表1所示。

2.2 变量测量

本文量表均来源于国内外现有文献,通过梳理与筛选,结合本研究中技术创新网络特征以及预调研结果进行改进。问卷题项均采用Likert 5级打分法,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研究包含1个因变量、1个自变量、2个调节变量和2个控制变量。

对于知识共享的测量,主要参考Chen等[24]的研究,采用5个题项测度:“我们向合作伙伴提供有关知识”、“我们与合作伙伴相互合作以提高企业间学习”、“我们与合作伙伴共同组织工作培训来提高彼此知识”、“我们与合作伙伴经常相互共享成功经验”、“我们与合作伙伴经常相互共享新的知识和观点”。

表1样本特征描述

项目样本量比例(%)项目样本量比例(%)行业类型电子信息8330.855年销售额3000万元以下5018.587生物制药4918.2163000万元~3亿元19973.978汽车制造5118.9593亿元及以上207.435精密仪器制造8631.970企业年龄5年以下6624.535企业规模100人以下207.4355~10年9836.431100~300人9334.57210~15年5921.933300~1000人8330.85515~20年259.2941000~2000人4215.61320年以上217.8072000人以上3111.524受访者职务高层管理者6825.279企业性质国有企业10137.546中层管理者11241.636私营企业7427.509技术人员8933.086三资企业9434.944样本合计269100.000

对于网络惯例的测量,主要参考孙永磊和党兴华[4],Lavie等[25]和王永伟等[26]的研究,采用两个方面共9个题项测度:行为默契方面的4个题项分别为“我们承担的工作可以依靠合作过程中已经形成的程序和实践”、“我们在合作过程中有很多行为能够与合作伙伴达成默契”、“我们在与合作伙伴合作过程中有可理解的步骤和顺序或经验可以遵循”、“我们做决策的时候会考虑以往合作过程中相似问题的处理方式”;规范接受程度方面的5个题项分别为“我们在合作过程中的工作任务不都是完全说明的,而是由一些‘游戏规则’决定的”、“我们对‘游戏规则’的理解和掌握是在与合作伙伴交往与合作中逐渐加深的”、“我们与合作伙伴之间存在很多被大家都接受的隐性且固定的合作规范”、“我们与合作伙伴已经合作了很久,所以能很好,很快地理解彼此意图”、“我们与合作伙伴会相互学习借鉴彼此的工作方式、方法和原则”。

对于反思重构的测量,主要参考Hargadon和Bechky[16],Sweetman[27]的研究,采用3个题项测度:“合作伙伴经常向我们提供新的想法和观点”、“我们经常依靠合作伙伴的帮助思考问题解决方案”、“我们经常从新的视角对现有问题或模式进行反思”。

对于感知惰化的测量,主要参考Mulvey和Klein[23],Ellis等[17]的研究,采用4个题项测度:“我们的合作伙伴存在明显的搭便车行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正在尽其所能地参与合作(反向题)”、“合作伙伴的贡献低于我们的预期”、“考虑到他们的能力,我们的合作伙伴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反向题)。”

本研究选择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作为控制变量。企业规模采用目前常见的方法,用企业员工人数反映。企业员工人数代表了企业的知识储备和丰裕程度,二者均会影响企业合作创新和知识共享;企业年龄用企业成立年限衡量,成立越久的企业越可能遵循合作惯例,与熟悉的企业展开合作,这可能会影响企业的知识共享意愿。

3 实证分析与结果

3.1 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所用量表是在国内外成熟量表基础上,经过适当修改得到,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一步地,采用Cronbach's α系数检验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如表2所示,所有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值均大于0.700,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同时,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法分析量表效度如表2所示,所有变量KMO值均大于0.600,Bartlett′s球形检验结果均达到p=0.000<0.05的显著水平,表示变量适合因素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各题项的因素载荷量均在0.500以上,表示各变量具有较高的效度。

表2变量信度与效度

变量Cronbach'sαKMOBartlett知识共享0.8050.7870.000网络惯例0.7110.6980.000反思重构0.7560.7530.000感知惰化0.7810.7640.000

表3为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结果,包括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可知部分变量间存在一定相关关系,但系数均较低。考虑到多重共线性问题,计算了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及容忍度(TOL),结果表明所有变量的VIF值均小于推荐的上限值10,TOL值均在0.300以上,大于推荐的下限值0.100,表明变量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3.2 数据处理与实证结果

本研究运用分层回归模型验证所有假设,分为5个步骤,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和主效应变量。模型1主要检验控制变量对知识共享的影响;模型2主要检验网络惯例与知识共享的曲线关系;模型3引入反思重构与网络惯例交互项,检验反思重构的调节作用;模型4加入感知惰化与网络惯例交互项,检验感知惰化的调节作用;模型5加入所有变量,包括两组交互项。表4为回归分析结果,所有模型F值均显著。

表3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变量均值标准差知识共享网络惯例反思重构感知惰化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知识共享3.0280.8831网络惯例3.2671.0020.237∗∗1反思重构3.1320.7950.453∗∗∗0.111∗1感知惰化3.0550.899-0.399∗∗∗-0.021-0.313∗∗∗1企业规模3.1381.0370.251∗∗0.148∗0.109∗0.236∗∗1企业年龄3.2791.1350.265∗∗0.177∗0.182∗0.254∗∗0.237∗∗1

注:*为显著性水平p<0.05;**为显著性水平p<0.01;***为显著性水平p<0.001,下同

表4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知识共享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控制变量企业规模0.259∗∗∗0.260∗∗∗0.244∗∗∗0.219∗∗∗0.199∗∗企业年龄0.266∗∗∗0.257∗∗∗0.210∗∗∗0.179∗∗0.168∗∗自变量网络惯例0.317∗∗∗0.320∗∗∗0.331∗∗∗0.341∗∗∗网络惯例2-0.386∗∗∗-0.396∗∗∗-0.397∗∗∗-0.393∗∗∗调节变量反思重构0.411∗∗∗0.423∗∗∗0.406∗∗∗0.415∗∗∗感知惰化-0.391∗∗∗-0.399∗∗∗-0.402∗∗∗-0.410∗∗∗交互项网络惯例×反思重构0.128∗∗∗0.237∗∗∗网络惯例2×反思重构0.115∗∗∗0.226∗∗∗网络惯例×感知惰化-0.213∗∗∗-0.220∗∗∗网络惯例2×感知惰化-0.106∗∗∗-0.159∗∗∗F15.883∗∗∗15.685∗∗∗15.653∗∗∗14.962∗∗∗14.558∗∗∗R20.2890.3200.4110.4160.452调整后的R20.2880.3190.4090.4150.450R2更改0.2880.0310.0900.0960.131

模型1的结果表明,控制变量对知识共享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共同解释变异为28.8%。

模型2的结果表明,网络惯例与知识共享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β=0.317,P<0.001),而网络惯例的平方项与知识共享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β=-0.386,P<0.001),方向的改变说明网络惯例与知识共享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模型2的共同解释变异为31.9%,比模型1高出3.1个百分点。因此,H1得到验证,这与孙永磊等[3]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即在网络惯例与知识共享间存在阈值效应,当网络惯例程度较低时,由于网络成员间信任不足导致其知识共享意愿不强;随着规范共识和行为默契提高,有助于网络成员间关系维持和网络稳定,学习机制的建立更增强了网络成员间的知识共享意愿。然而,当网络惯例程度较高时,网络会逐步趋向固化和僵化,网络成员的路径依赖性会阻碍其知识探索活动,降低网络成员间的知识共享意愿。此外,模型2还检验了调节变量与知识共享的关系。通过不断引入新想法,并对原有事物作出新的理解,反思重构增强了网络成员的知识共享意愿。感知惰化导致个体企业与整体网络努力水平下降,进而引发连锁反应,弱化了网络成员间的知识共享意愿。

模型3的结果表明,网络惯例与反思重构的线性交互(β=0.128,P<0.001)及非线性交互(β=0.115,P<0.001)均与知识共享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模型3的共同解释变异为40.9%,比模型2高出9个百分点。在完整模型5中,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反思重构正向调节网络惯例与知识共享的曲线关系。高水平的反思重构有利于技术创新网络中多样性信息和观点发挥积极作用,有利于增强网络惯例的动态过程和促进网络惯例的适应性自我更新,进而发挥网络惯例的积极作用、降低网络惯例的负面作用。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反思重构在网络惯例与知识共享间的调节作用,将反思重构分为低水平值(均值减去一个标准差)和高水平值(均值加上一个标准差),代入回归模型并作图。如图1所示,相对于低水平的反思重构,高水平的反思重构增强了网络惯例对知识共享的正向作用,并且在相同的网络惯例水平下,高水平的反思重构带来比低水平的反思重构更高的知识共享,拐点右移;比较两条曲线还可以看出,当反思重构水平较高时,过高的网络惯例对知识共享的负面影响明显低于反思重构水平较低时的负面影响,H2得到验证,说明反思重构提高了低水平网络惯例对知识共享的正向作用,降低了高水平网络惯例对知识共享的负面影响。

模型4的结果表明,网络惯例与感知惰化的线性交互(β=-0.213,P<0.001)和非线性交互(β=-0.106,P<0.001)与知识共享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模型4的共同解释变异为41.5%,比模型2高出9.6个百分点。在完整模型5中,网络惯例与感知惰化的线性交互(β=-0.220,P<0.001)与非线性交互(β=-0.159,P<0.001)同样显著为负,进一步支持了前文假设。高水平的感知惰化加大了技术创新网络中的机会主义风险,不利于网络惯例的动态过程和自我更新,由此引起的网络固化和僵化会抑制网络惯例的积极作用,增强网络惯例的负面影响。用图形进一步说明感知惰化在网络惯例与知识共享间的调节作用,如图2所示,相对于低水平的感知惰化,增强感知惰化会降低网络惯例对知识共享的正向影响,并且在相同的网络惯例水平下,高水平感知惰化带来比低水平感知惰化更低的知识共享,拐点左移;比较两条曲线还可以看出,当感知惰化水平较高时,过高的网络惯例对知识共享的负面影响明显强于感知惰化水平较低时的影响,H3得到验证,说明感知惰化降低了低水平网络惯例对知识共享的正向作用,增强了高水平网络惯例对知识共享的负面影响。

图1反思重构的调节效应

图2感知惰化的调节效应

4 结语

网络惯例作为一种行为模式和规范共识,对技术创新网络中的知识共享过程具有重要影响。现有研究多关注网络惯例在维持网络稳定、建立学习机制和降低搜寻成本等方面的积极作用[4,7,12],虽然也意识到网络惯例引起的组织固化和路径依赖等负面影响[9-11],但未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给出清晰、合理的解释,更未获得有力的实证证据支撑。本文综合考虑这两方面,认为网络惯例对知识共享的影响存在阈值效应,即适当水平的网络惯例会增强知识共享,而过高水平的网络惯例会阻碍知识共享,实证结果也较好支持了网络惯例与知识共享间的倒U型关系。这充分说明,当技术创新网络尚未形成一定规范共识和行为默契时,网络成员之间缺乏足够的相互认知,更未建立起良好的信任机制。网络惯例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网络成员间的交互过程,而不断地交互创新加强了网络稳定性,有助于网络成员间的相互学习、知识共享。然而,随着网络惯例水平不断提高,网络成员间的行为不断重复,对已知事物的认知就会日益固化,导致企业间合作的学习锁定和技术惰性,进而阻碍成员间的知识共享。

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网络惯例有效作用于知识共享过程的条件与方式,拓展了网络惯例效应的相关研究。具体而言,本文的理论模型建立了增强或阻碍网络惯例效应的社会机制,认为网络成员的动机和态度会调节网络惯例与知识共享间的曲线关系。当网络成员采取反思重构的动机和态度时,会增强网络惯例的正向作用,减弱网络惯例的负向作用。该结论说明,经常对已有的想法赋予新意义,有利于技术创新网络中多样性知识和信息发挥积极作用,促进网络惯例的动态过程和自我更新,有效抑制网络惯例引起的组织固化和僵化;当网络成员采取感知惰化的动机和态度时,会降低网络惯例的正向作用,强化网络惯例的负向作用。这说明,网络成员的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会进一步强化个体企业与整体网络努力水平降低的恶性循环,增强网络惯例的固化和僵化过程,降低网络惯例的动态性。因此,网络惯例的积极作用能否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网络成员的动机和态度。

对于管理实践而言,一定程度的网络惯例可以提高网络稳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知识流动,但过高的网络惯例水平反而会造成网络固化和僵化,不利于技术创新网络的运作效率和持续发展。因此,将网络惯例保持在适当水平,对持续发挥网络惯例的积极作用尤为重要。这就要求网络成员认清网络惯例的动态过程,在遵循以往行为模式的基础上,积极把握探索新知识的机会,通过不断吸收外部知识促进网络惯例适应性自我更新,加强组织间学习。此外,网络管理者需要重视影响网络惯例作用发挥的条件机制。例如,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增强和提高网络成员提出新想法的动机与态度,或制定相应的惩罚机制以抑制网络成员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防止网络成员惰化行为引起的连锁反应。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①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受研究条件限制,本研究采用横截面研究设计,而网络惯例是一个长期发展并动态变化的过程,不同阶段的网络惯例对技术创新网络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下一步研究需要通过持续跟踪调查,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探析网络惯例在不同阶段对技术创新网络带来的差异性影响;②本研究主要调查网络惯例对知识共享的直接影响以及条件机制,对网络惯例的作用路径缺乏深入探讨,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挖掘网络惯例的作用机理,打开网络惯例影响路径的“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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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urvilinearRelationBetweenNetworkRoutinesandKnowledgeSharing:ModeratingEffectsofPerceivedLoafingandReflectiveReframing

Cheng Long,Dang Xinghua,Yang Y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Xi'an 710054,China)

Abstract :Network routines has been considered as the core elements to keep the network Stable and coordinate network orderly operation,but the intrinsic properties such as path dependence,repetitive and stereotyped can cause the curing and rigid of the network.This study synthetically consider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network routines on knowledge sharing,and discuss conditional mechanisms whitch can change the effect of network routines.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of 269 companies With high degree of marketiza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There's a significantly inverted u-shaped curv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 routines and knowledge sharing.In addition,different motives and attitudes of network actors will change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routines on knowledge sharing.A high level of reflective reframing will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effect of network routines on knowledge sharing,reduce the negative effect of network routines on knowledge sharing.But a high level of perceived loafing will reduc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network routines on knowledge sharing,increasing the negative effect of network routines on knowledge sharing.These results offer insights into the mechanisms that can facilitate the sustaining positive effect of network routines in the proces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cooperation innovation.

Key Words:Network Routines; Knowledge Sharing; Reflective Reframing; Perceived Loafing; Innovation Network

DOI:10.6049/kjjbydc.2017030658

中图分类号:F2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02-0140-07

收稿日期:2017-05-1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372171);陕西省重点学科建设专项资金项目(7075X1301);陕西省哲学特色学科建设项目(707021401)

作者简介:成泷(1986-),男,重庆人,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理论与管理;党兴华(1952-),男,陕西蒲城人,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理论与管理;杨毅(1978-),男,陕西西安人,博士,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营销理论与决策、技术创新理论与管理。

(责任编辑:林思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