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平均值标准差1234制造企业服务化程度25．344．111商业模式创新21．272．560．232∗∗1文化障碍23．622．75-0．107-0．145∗1组织绩效19．332．180．304∗∗0．176∗0．0871t值93．50∗∗140．32∗∗116．74∗∗129．38∗∗
杨志波1,2
(1.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02；2.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30)
摘 要：商业模式和文化障碍对于制造型企业服务化战略和企业绩效具有重要影响，但是,目前缺乏对其影响路径和作用机理的实证分析。在制造型企业服务化与企业绩效之间引入中介调节变量商业模式和文化障碍，构建了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商业模式、文化障碍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以河南、上海和浙江省157家企业为调查对象，研究了文化障碍对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商业模式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PLS-结构方程模型和PROCESS工具的分析结果表明，商业模式对制造型企业服务化战略和企业绩效关系具有完全中介作用，文化障碍对制造型企业服务化战略和企业绩效的间接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关键词：制造型企业服务化；文化障碍；企业绩效；商业模式
服务是全球制造型企业价值链主要增值点，制造型企业服务化转型已经成为世界各个大国的共识，并上升到国家战略层次。发展服务型制造成为各国工业竞争的焦点所在，对推动制造型企业跨越发展、实现由大到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工业物联网”、德国“工业4.0”、法国“新工业法国II”、日本“新机器人战略”、“英国制造2050”、“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都把制造型企业服务化作为重要的竞争战略核心。“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加快制造与服务的协同发展，推动商业模式创新与业态创新，促进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但是,“服务化悖论”的存在表明[1,2]，一些制造型企业采取服务化战略后绩效甚至出现了下滑，尽管一些学者对制造型企业服务化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和挑战进行了大量研究，如组织结构[3]、商业模式[4,5]、文化障碍[1，2]等制约服务化绩效的相关边界条件,但对确保制造型企业服务化绩效的边界条件的实证研究较少[6]。制造型企业服务化战略在何种条件下对绩效提升作出贡献？这些关键边界条件是通过何种路径和机制影响企业绩效的？现有研究对于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获得的内外关键边界条件及其作用机制一直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基于以上问题，本文拟从商业模式和文化障碍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商业模式和文化障碍在企业服务化与企业绩效间关系中起什么作用？具体影响机制如何？本文首先构建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商业模式、文化障碍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具体探讨文化障碍对服务化和商业模式、服务化和企业绩效以及商业模式和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并实证分析文化障碍对服务化和商业模式影响企业绩效的中介调节作用。
本研究对服务化和企业绩效间关系研究有以下贡献：首先，在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和企业绩效关系的分析框架中引入商业模式、文化障碍作为中介调节变量，丰富服务化战略影响企业绩效的研究；其次，利用中介调节模型研究文化障碍对服务化战略、商业模式和企业绩效的微观影响机制；最后，提出充分利用制造型企业服务化战略提高企业绩效的相关建议。
制造型企业服务化是制造企业从“低端制造”向“高端制造”转型的重要途径，已经成为制造企业拓展利润空间的利器。首先，随着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传统制造型企业进入相对成熟阶段，行业平均利润率下降到2%以下[7]，“产品+服务”可以明显提升制造型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经营绩效水平。其次，由于市场竞争加剧，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投入更多精力关注本身核心业务和能力，对于许多制造企业来说，客户需求的不仅仅是产品本身，还关注供应商能否为其提供综合服务，服务化转型可以为企业带来新的盈利增长点，同时，企业通过售后服务、维护保养、委托运营、回收等业务可以有效地将客户关系纳入到产品生命周期中，一方面增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战略互信，另一方面，便于企业利用及时获得的反馈信息进一步开展产品创新[8]。最后，在经济低迷时期，以设备为主的固定资产投资会大受影响，产品销售将会遇到比较大的压力，而基于原有设备的服务则可以带来持续稳定的收益，服务化可以缓解外部环境和经济带来的风险。Vander-merwe和Rada等[3]的实证研究表明，制造型企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有利于企业建立竞争优势，从而促进企业盈利水平提高。Neely等[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服务化战略程度对企业利润在初期是抑制的，长期来看却是促进的。并且采取服务化的制造企业盈利水平整体上大于纯制造企业。Cohen和Agrawal[8]认为企业通过提供典型的售后服务(如维修、零部件维护等)为企业带来的利润可以达到10%以上。Watanabe和Chihiro[9]利用日本装备制造型企业相关数据对制造型企业服务化战略和企业市值之间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两者同向变化的结论。综上所述，制造企业服务化程度越高，提供的服务质量越高，越有利于提高顾客对企业的满意度和感知价值，越能更快地响应顾客和市场需求，企业抗经济风险能力就越强，进而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和竞争优势。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提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尽管商业模式在学界和管理者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截至目前对于商业模式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存在太多的商业模式定义和分类[10],这主要是由于商业模式本身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包含了众多重要且相互联系的主题——生态系统、网络联盟、价值创造、价值传输与获取等，同时，强调不同的分析层级与单元[11]。目前，关于商业模式的研究主要包括商业模式内容和商业模式过程，前者主要是指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目前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商业模式六要素构成和九要素构成理论[12-14]；后者主要是针对商业模式设计与创新的研究，与商业模式构成研究相比，这部分研究取得的成果相对较少。学者们普遍认为，商业模式至少应包括描述企业运行逻辑和结构、促进商业机会创造和技术商业化3个功能[14]。
制造型企业服务化是制造企业应对商业环境变化的重要创新途径。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调整、汇集相应的信息、人才、知识和技术等资源，促进制造型企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使制造企业能够进一步涉及设计、制造、运营维护、培训、产品回收等全产业链业务，制造企业可以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创造性地运用合并、重组、协作和治理等手段，配置和协调资源以获取服务化转型所需关键性资源。从以产品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的制造型企业服务化转型势必形成新的价值创造模式和战略行为，导致企业价值链系统重构，这需要新的商业模式与之相匹配[15,16]。商业模式创新通过重新配置企业内外部资源实现服务化转型的价值创造[17]。 Cohen等[8]进一步从客户角度探讨了制造型企业服务化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对于不同客户群体，服务化转型需要整合相关要素和能力，以提供服务价值为中心，形成新型合作伙伴网络和商业结构，重构商业模式为利益相关者创造新财富。 围绕“服务化悖论”，许多学者也指出制造型企业服务化陷阱的存在源于制造型企业服务化是简单地提供服务，而需要改变企业的组织结构、文化、盈利模式、绩效考核方式、人员技能、客户关系管理等众多因素，只有创新适合服务化战略的商业模式，才能跨越“服务化陷阱”，取得良好的企业绩效[2,16,18]。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商业模式创新在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和组织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企业文化是全体员工共有的价值和理念体系，是一个企业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经营理念和形象标准的综合。它不仅是企业使命和价值的外在反映，也是关于企业内部员工间互相期望、交流和沟通的规则[19]。由于服务的无形性、生产和消费的不可分割性、环境多变性和人员参与度高等特性，导致服务无法像制造型企业产品一样进行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同时，由于环境不同，顾客行为也存在差异，无法标准化。因此，对于突发的、不可预知的、新的服务需求，企业必须有鲜明的企业文化指导一线员工去应对。以上因素使得服务性企业文化与生产制造型企业文化存在显著不同，制造型企业服务化转型往往需要企业文化首先作出调整和改变。
大量研究表明，组织文化和组织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在制造型企业向服务化转型过程中，需要制造型企业在响应速度和柔性方面具有很强的鲁棒性，而以客户为中心的企业文化往往在这方面会起到基础性支撑作用。Dubruc等[20]认为对于制造型企业来说，根深蒂固的从以制造为导向向以服务为导向转变的思维模式是服务化转型的最大障碍。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从“以制造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的文化转轨过程,Dubruc利用组织学习理论详细分析了制造型企业服务化转轨过程中组织文化动态演变过程，指出在制造型企业服务化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服务模式下，企业文化也需要作出动态调整以适应企业服务化战略。 Gebauer等[21]认为，以服务为导向的企业文化和人力资源管理是决定制造型企业服务化成功与否的两个最重要因素。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文化障碍负向影响企业绩效。
制造型企业服务化过程不仅是制造型企业提供服务的过程，更是一个系统性过程。首先，从心智模式来说，需要制造型企业从“以产品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转变，需要由原来的“交易型”向“关系型”客户关系转变。其次，从构成商业模式的九大要素来看，还需要客户群体细分、客户重新定位，公司核心竞争力由原来的以有形产品为中心向无形服务转变。同时，对公司内部和外部资源的需求也会发生改变。公司价值创造模式也由原来的企业和客户分割转变为价值共创，此外，服务化付费模式、成本结构、分销渠道等多个方面也都需要作出调整以配合服务化战略和新的商业模式。从一定程度上说，制造型企业服务化过程就是制造型企业系统性全方位动态调整过程，是一个商业模式发生重大转变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转轨风险的过程，需要组织的各个要素作出相应的配合调整，如果企业文化比较官僚和僵硬，缺乏活力、不具备开拓进取性，则会对企业服务化转型过程和商业模式创新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导致企业服务化战略和商业模式创新很难顺利进行和取得成功。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文化障碍对制造型企业服务化与商业模式创新间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商业模式创新通常涉及除商业模式九要素之外多个其它要素的变化，如组织结构、人员技能绩效考核方式、业务流程等。创新型文化会保障商业模式创新的顺利进行，提高商业模式创新成功率，而官僚性文化往往会造成组织其它要素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不协调和不匹配，从而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绩效，组织文化匮乏是组织知识管理和创新的一个基本障碍。Assink[22]也认为在组织内部存在一系列创新障碍，其中一些是由于企业文化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例如对高风险的回避、官僚性文化、对创新过程的不适当管理、员工与高层管理人员之间沟通障碍等因素都是阻碍企业创新的文化障碍,都会影响组织商业模式创新绩效。此外，也有学者把组织缺少合适的组织结构认为是文化障碍，他们认为制造型企业服务化需要组织结构作出相应调整，例如官僚型组织结构通常会阻碍制造型企业的服务和商业模式创新，从而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绩效。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文化障碍对商业模式创新与组织绩效间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为了保证研究所用变量的效度和信度，在设计调查问卷方面，本文采用近年来国内外经过实证分析验证的高内容信度量表和研究成果作为理论基础，尽量采用现有文献使用的量表或者由现有量表演变过来的量表。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借鉴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商业模式、文化障碍和组织绩效等相关研究成果，针对每个研究变量的操作性定义，设计4个主要变量的量表，每个变量都设计多个问项。考虑到问卷填写者实际情况，本研究没有采用7级Likert量表，而是采用5级Likert量表，数值1-5表示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5个等级。针对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参考胡查平[6]、姜铸和李宁[15]的研究,设计了培训产品使用、预防性维护和保养、产品升级、提供咨询和供应链金融服务、设立独立的服务业务部门、建立客户支持平台、系统整合、在线监测等8个题项。针对商业模式，借鉴Spieth和Schneider[14]的研究，设计了目标客户发生变化、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发生变化、公司在市场中的定位发生变化、公司核心竞争力和资源发生变化、价值创造内部活动发生变化、合作伙伴在价值共创中的角色发生变化、分销渠道发生变化、成本结构发生变化、盈利模式发生变化等9个题项。针对文化障碍，借鉴Assink[22]和Hernández[23]的研究，设计了较少培训、排斥改变、对新文化缺少调整适应、较少的员工激励和忠诚度、适应新的行为模式存在困难等5个题项。针对组织绩效，借鉴Kaynak[24]的研究,设计了投资回报率增大、销售增长率增大、利润增长率增大、市场份额增大、市场份额增长率增大等5个题项。
本研究采取判断抽样的方式，从河南、上海、浙江三省市共抽取560个制造型企业样本。除便利性之外，选择上述3个省市的主要原因是：其工业化水平和制造型企业服务化程度相对较高，有助于研究制造型企业服务化绩效的边界条件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作用。本文采用调查问卷方式收集实证分析所需数据，问卷主要分为企业基本情况和模型中研究变量测量项目两大部分。主要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两种方式收集问卷，首先，发出电子邮件560份，收回260份，经检查发现填写合格的120份，然后，随机抽取一些企业进行打电话确认，又收回问卷80份，其中完整填写者37份，两轮总共回收有效问卷157份，有效回收率为28.04%。主要涵盖医疗机械、新材料、新能源、运输设备、装备制造、汽车制造、电子信息、环保设备、建筑材料、包装等10个行业，在制造型企业领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样本构成如下：从所有制来看，国有、民营、三资企业各占15%、42%和43%；从企业规模来看，中等规模占53.23%，其中，经营超过10年的占39%；从填写问卷人员的结构层次来看，基层管理人员占10%，中层管理人员占25%,高层管理人员占65%，保证了样本数据的有效性，其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本文使用T检验对两种调查方法收集的样本进行比较，分析主要研究变量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显示两种方法收集的问卷不存在显著差异，具有同质性。
表1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矩阵
注：**、*分别表示在0.01、0.05水平(双侧)下显著相关
在假设检验之前，首先需要对量表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如表2所示，本文使用SPSS22.0对每个潜变量对应的问卷题项，采用Conbach's alpha系数分析测量量表的信度。发现所有变量的α值都超过了0.7，说明所用量表具有很好的信度水平，通过了检验。然后，借助SPSS22.0，使用因子载荷和AVE两种方法对效度进行检验，通过对所有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所有题项因子载荷都在0.618～0.913之间，且在0.0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本文测量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最后，对每个潜变量平均方差提取值的算术平方根与其它变量之间相关系数进行比较发现，相关系数矩阵对角线元素AVE的算术平方根全部大于非对角线上的相关系数，满足区分效度的标准。
本文提出的假设检验分两步进行，首先，检验中介效应(H1，H2，H3)，其次，检验调节效应和调节中介效应 (H4，H5)。
(1)中介效应检验。本文样本数为157个，数量偏小，使用最大似然法估计的模型不稳定，因此，采用PLS-SEM模型进行研究[25]，分析软件使用SmartPLS,同时使用PROCESS[26]软件分析中介和调节中介效应。首先，利用SmartPLS软件进行路径分析，使用拔靴法重复抽样5 000次对得到的参数估计值构建统计量并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2(见图2)给出了4个主直接效应，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对组织绩效(0.07,t=0.83)并无直接影响，因此,H1不成立。文化障碍对组织绩效具有负影响(-0.63***,t=-9.82)，故H3得到了支持。尽管商业模式创新对组织绩效具有正的显著影响(0.57***,t=8.71)，同时，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对商业模式创新也具有正向效应(0.25**，t=2.39),说明这两条路径都是显著的，但是，并不能证明H2。
根据Preacher和Hayes[27]的观点，还必须检验这两条路径参数乘积是否显著。因此，本文借助PROCESS[26]软件，使用PLS模型得到的潜在变量得分作为输入变量进行估计，结果见表4，两条路径参数乘积(a1*b1=0.1425)是显著的，说明商业模式创新对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和组织绩效之间关系具有中介作用。同时，从模型1(见图1)的估计结果来看，在不考虑商业模式创新中介作用的情况下，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对组织绩效具有正效应(c=0.19*,t=1.73)。因此，商业模式创新不但具有中介作用而且完全中介了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对组织绩效的影响。
由H4和H5可知，制造型企业服务化与组织绩效的关系不但受到商业模式创新的中介作用影响，还受到文化障碍的调节效应影响。为了得到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对组织绩效的条件间接效应，必须首先检验H4和H5是否成立，从模型3(见图3)的结果来看，SERVI*CB→BMI(b2=-0.35**,t=-4.51)和BMI*CB→OP(a3=-23*,t=-2.13)的路径系数都是统计显著的，表明H4、H5均成立。因此，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不仅受到商业模式创新的完全中介作用，还受到文化障碍的调节作用，总的效应大小是(b1+b2*CB)*(a1+a2*CB)。制造型企业服务化与组织绩效之间间接关系还同时受到文化障碍的调节作用，根据Hayes的观点，此时模型构成了条件过程模型，为了得到总效应，需要利用PROCESS[26]软件作进一步分析。利用PLS估计的潜在变量得分和PROCESS软件估计得出的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对组织绩效条件的间接作用如表5所示，在文化障碍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对组织绩效的间接效应大于零，但是在文化障碍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间接效应不再显著。因此，商业模式创新对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和组织绩效的中介作用只在文化障碍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才会显著存在，否则，间接效应不显著(置信区间包含0)。其原因主要在于制造型企业在向服务转型的过程中，企业管理流程是以顾客为中心、以服务为导向而设计的，由于服务业务的突发、不可分割等特性，迫使企业对客户需求反应更灵活、更专业，这就需要形成善于学习、开放、互相信任的包容型企业文化。如果在制造型企业服务化转型过程中组织内部存在较大文化障碍，那么组织就很难作出及时调整以适应企业服务化战略和商业模式变革，企业服务化绩效也得不到提高。
表2结构变量的信度与效度
表3结构模型结果
注：t(0.05,4999)=1.64;t(0.01,4999)=2.33;t(0.001,4999)=3.09*、**、***分别表示在5%、1%、0.1%的水平上显著
表4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对组织绩效的间接效应(抽样5000次)
图1 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对组织绩效的全效应(模型1)
图2 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对组织绩效的间接效应(模型2)
图3 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对组织绩效的条件间接效应(模型3)
表5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对组织绩效的条件间接效应
注：文化障碍的值为其均值和正负一个标准差
分析了商业模式创新与文化障碍对制造型企业服务化战略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建立了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商业模式创新、文化障碍和组织绩效的调节中介概念模型，并以河南、上海、浙江三省157家制造型企业的调研数据对模型进行了验证。实证结果表明：①尽管制造型企业服务化战略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作用，但是,制造型企业服务化战略对组织绩效的作用完全是通过商业模式创新中介进行传递的，即制造型企业服务化战略的成功离不开商业模式创新;②组织文化障碍不仅直接负向影响组织绩效，而且在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和商业模式创新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③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对组织绩效的间接效应在文化障碍水平低的情况下比较显著，在文化障碍水平高的情况下不显著。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①制造型企业服务化绩效一直是制造型企业服务化转型研究热点,相关研究得出了许多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结论，有的学者认为制造型企业服务化与组织绩效正相关，有的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如开口向上的抛物线关系等，但是，目前研究大都忽略了一些限制性条件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本文使用商业模式和文化障碍作为之间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探讨了制造型企业服务转型在何种条件下可能为企业绩效提升作出贡献，丰富了两者关系的研究；②商业模式创新是21世纪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基础来源，但是，在战略管理中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28]。本研究表明制造型企业服务化战略的实施有助于商业模式创新，是商业模式创新的一个驱动力。同时，商业模式创新也是制造型企业服务化绩效提升的关键，促进了对商业模式概念的理解。
本研究也为企业管理带来以下几点启示：①尽管现有文献表明制造型企业服务化转型是企业应对低成本竞争、经济风险和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路径，具有提高市场份额、提升有形产品价值和顾客满意度的潜能。但是，实证结果表明，制造企业服务化对制造企业绩效的提升是有前提条件的。除受到企业内部资源、能力、组织结构、绩效考核、组织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外，还受到制造企业生态系统网络内企业外部因素如合作伙伴、分销渠道、客户关系等其它因素的影响，需要设计新的商业模式和克服企业根深蒂固的制造企业文化障碍；②制造型企业服务化能否成功取决于商业模式能否及时调整，采取适应型的服务化模式，企业为了应对外部瞬息万变的生存环境，需要调整相应的企业服务化战略，创新商业模式。制造型企业服务化转型不仅是价值主张的变化，在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技术背景下，企业价值创造和传输模式应变化，需要企业及时调整组织结构、员工绩效考核方式、员工技能、核心资源、能力、成本结构和盈利模式等关键因素，使商业模式创新与服务化战略相匹配，从而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和良好的组织绩效；③制造型企业服务化需要一套全新的不同于制造型企业的思维模式和组织文化体系，需要制造型企业从以产品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的彻底改变[3]。这势必会遇到制造企业内部的各种阻碍。针对客户企业存在的服务化转型文化障碍，企业管理人员必须充分认识到服务化的重要性，服务并不仅仅是产品的一个附件，而是一种可以单独盈利的业务，如果企业管理人员认为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可能带来额外责任，甚至削弱他们手中的权利，那么就会对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和商业模式创新产生抵触，造成服务化战略的重大威胁。以服务为中心的企业文化的形成需要企业制定清晰的服务化战略，对员工进行服务化相关知识与能力的培训，同时，需要企业调整绩效考核和激励方式,从而为制造企业服务化提供制度和文化保障。
对于制造型企业服务化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极具现实意义，作为我国制造型企业转型和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制造型企业服务化不仅关系到企业本身的生死问题，而且关系到我国能否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顺利转变。尽管本文对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商业模式创新、文化障碍和企业绩效间关系进行了尝试性研究，但是，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①尽管在样本选择和实证研究上都严格遵从了相关要求，实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接受，但是，由于样本量相对比较小，并且限制在上海、河南和浙江三省市，很可能导致第二类错误的产生。因次，为了验证模型的适用性，需要扩大样本范围，后续研究可以把样本扩展到其它省份和国外企业。基于不同区域和国别进行比较，以便得到更为可靠的研究结论；②尽管通过实证研究可知，制造型企业服务化战略可以促进商业模式创新，但是，制造型企业服务化如何促进商业模式创新，内在机制是什么，本文未作研究。因此，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制造型企业服务化战略促进商业模式创新的动力机制；③研究指明文化障碍是阻碍制造型企业服务化战略成功实施的关键因素之一，未来可进一步探讨，对于不同制造型企业服务化模式需要匹配什么样的企业文化，以及不同制造型企业服务化模式下文化如何演进以适应服务化战略和商业模式创新；④制造型企业服务化战略能否成功实施不仅受到商业模式创新和文化障碍的影响，而且受到其它外在条件的影响，对于不同条件下制造型企业服务化绩效的研究也有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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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Zhibo1,2
(1.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He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Zhengzhou 450002, China; 2.Anta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Business model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But there is a lack of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path and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introduce business model(BM) and cultural barriers(CB) as mediator and moderator variables to built a theoretical model which combine servitization strategy，BM, CB, and performance，and analyzes their influ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tization and performance. Data comes from a sample of 157 firms in Henan, Shanghai and Zhejiang Province. Results from variance-based SEM and the PROCESS tool show that BM fully mediates the influence of servitization on performance, and CB negatively conditions this indirect effect.
Key Words: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Cultural Barriers；Enterprise Performance；Business Model
收稿日期：2017-04-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CGL01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632008)
作者简介：杨志波(1980-)，男，河南商丘人，博士，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制造业服务化。
DOI：10.6049/kjjbydc.2017020072
中图分类号：F4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02-0103-07
(责任编辑：万贤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