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发元1,2，郑 军1,2，周中林1,2，裴 潇1,2，叶 云1,2
(1.长江大学 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2.长江大学 管理学院， 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采用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1-2016年数据，应用时空模型分析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技术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结合能有效提升出口贸易技术水平；长江经济带区域内固定资本投入效果减弱，外商投资企业作用增强，金融发展具有调节高科技产品外贸依存度的重要作用。为此，应当强化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的融合，加速长江经济带科技市场一体化，引导外商高科技产业投资，根据不同时期产品出口需求调整金融支持方向和力度。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出口贸易技术水平
党的十九大提出“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提高出口贸易技术水平是培育贸易新业态，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措施。经过4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出口贸易技术水平显著提升。但出口贸易技术水平与我国世界经济地位不相匹配。科技创新是提升出口贸易技术水平最直接的方式，金融发展为提升出口贸易技术水平提供了金融支持。研究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技术水平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形势下，出口贸易技术水平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近年来，关于出口贸易技术水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
(1)集聚区域科技创新溢出效应。纵观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外贸技术水平提升过程，技术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Peters 等[1]对德国、英国和爱尔兰等国家知识密集型企业进行了研究，认为产品创新、过程创新、组织创新和市场创新对国家劳动效率和出口能力提升均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Giuliano等[2]认为，制造业技术创新可以产生溢出效应，并促使生产性服务企业通过创新提高劳动效率增强贸易竞争优势。有实证检验证实，日本制造业依靠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双螺旋式互动创新，明显提升了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贸易的竞争优势[3]。日本将新型制造系统、全能材料开发系统和服务体系都纳入了新一轮《科技创新战略》[4]。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强国，强调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源动力，综合运用政治、军事、外交和金融手段，形成服务于创新经济发展的综合支撑工具，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丁明磊，2017)。科技创新通过支持新兴产业发展，促进出口贸易技术水平提升(刘海鹰，2017)。国内学者研究认为，我国近年来科技创新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存在科技创新与市场需求脱节、投入与产出匹配度不高等问题[5-6]。
(2)金融支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学界普遍认为，金融支持通过促进产业升级，达到提高出口贸易技术水平的目的。GURLEYG等[7]研究认为，金融通过资源配置、资源结构调整，为高技术产业提供外部资金支持，从而促进外贸技术水平提高。WURGLER J[8]研究认为，金融市场越发达，资源配置效率越高，金融市场越能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DARINM等[9]认为金融企业通过市场机制确定重点支持领域和对象，促进高技术含量的新兴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金融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倾向于向创新产业领域配置资金，客观上达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从而形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10]。近年来，我国学者开始关注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已有研究认为金融发展水平提升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且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越大[11]。近年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省市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力度加大，有效提升了科技创新产出[12]。
(3)科技创新提升产品出口竞争能力。出口贸易技术水平提升受多种因素的影响。Trefler[13]将技术要素引入要素禀赋理论中，结果表明一个国家出口贸易结构受其技术水平的影响。Lee[14]认为科技创新是提高企业技术水平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产品创新对提高经营业绩和劳动效率具有直接作用。在创新创业理论推动下，我国出口贸易技术水平已经得到很大提升，高技术含量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15]。
上述研究证实了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对提升产业结构、改善出口贸易结构的作用。然而，关于长江经济带区域内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技术水平交互作用的研究较少，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内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空间效应的研究更少。
(1)被解释变量：出口贸易技术水平。按照可得性原则，本文选取2001-2016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出口贸易技术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作为解释变量。已有研究表明，出口贸易技术水平主要表现为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借鉴已有研究经验，我国机械通讯设备技术附加值高，其出口数量从某种层面上代表了高科技产品技术水平[16]。为此，本研究选择机电产品出口额占GDP的比重量化出口贸易技术水平，也即高科技产品出口贸易依存度。
(2)解释变量：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借鉴已有研究，本研究选择发明专利产出率和技术市场成交率作为科技创新的衡量指标[17]。金融发展一般选择国内信贷总额、股市总市值占GDP的比重平衡量，但不发达国家股市总市值比重甚至远超美国，难以代表金融发展[18]。Goldsmith[19]主张以某时点现存金融资产总值与国民财富比重衡量一国经济金融化程度，通常运用金融资产总量与GDP之比测度金融发展水平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与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之和占GDP的比重可以作为衡量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20]。
(3)控制变量：按照已有研究经验，控制变量选择要素禀赋状况、人力资本状况、外商直接投资情况、非国有部门比例。要素禀赋状况用人均固定资本形成衡量，人力资本状况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衡量，外商直接投资情况用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衡量，非国有部门劳动力用非国有单位从业人员的总数来衡量[17]。
2.2.1 长江经济带出口贸易技术水平
为准确反映出口贸易技术水平，对GDP采用各地区的GDP平减指数进行调整。从机电产品出口额/GDP来看，在176个样本中，最大值为69.1，最小值只有0.12，标准差为15.7。说明长江经济带科技发展水平极不平衡，高科技产品出口贸易依存度差异性很大。
表1变量名称、符号及说明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国民经济统计公报、商务部网站、各省商务厅网站
表2变量描述性统计
2.2.2 长江经济带出口贸易技术水平区域分布
整理和计算代表被解释变量的机电产品出口额占GDP比重，得到该变量2001年、2007年、2016年区域分布。长江经济带出口贸易技术水平表现出3个方面的特点：
(1)出口贸易技术水平逐年提高(见图1)。2001年，江苏高科技产品外贸依存度最高，上海和四川高科技产品外贸依存度中等，其它城市外贸依存度较低；2007年，江苏、上海高科技产品外贸依存度进一步提高，达到最高水平，除贵州外，其它省市高科技产品外贸依存度都较高。说明长江经济带高科技产品出口技术水平大幅度提升；2016年，江苏、上海和湖北高科技产品外贸依存度继续保持高水平，其它省市处于较高水平。
图1高科技产品外贸依存度TXT区域分布
(2)出口贸易技术水平东高西低。东部(江苏、上海)地区出口贸易技术水平普遍高于西部(云南、四川)地区。并且逐步从东部向西部扩展。
(3)出口贸易技术水平中部异军突起。2001年，中部地区湖北的贸易技术水平低于江苏，与上海相近；2007年，江苏、上海发展突出，湖北相对落后，除贵州外，其它地区基本上赶上湖北的水平；而2016年，湖北上升较快，与江苏、上海基本持平。
长江经济带出口贸易技术水平区域分布变化特征显示，出口贸易技术水平普遍得到提升，说明产业结构向好，以机电产品为代表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依存度普遍增加，体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效果。
本文采用Moran's I指数检验被解释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性。首先计算2001-2016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出口贸易技术水平Moran's I指数及概率值。从表3可以看出，2001-2016年，变量TXT的Moran′s I指数在0.355～0.58之间波动，在1%检验水平下显著。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出口贸易技术水平在空间上呈正相关。
表3被解释变量Moran'sI指数
(1)金融发展在科技创新与出口贸易技术水平之间的中介效应。从理论上讲，出口贸易技术水平与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具有空间自相关性。通过建立静态面板数据，考察金融发展在科技创新与出口贸易技术水平之间的中介效应。建立基本模型如下：
EXSit=c1TIit+c2FDSit+c3Control+μit+εit
(1)
其中，EXSit代表出口贸易技术水平，为高科技产品出口贸易依存度；TIit代表科技创新，包括发明专利产出率TI1、技术市场成交率TI2;FDSit为金融发展指数；Control代表各项控制变量，包括要素禀赋状况PERFX、人力资本状况HC、外商直接投资情况FDI、非国有部门比例NOS；i和t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μit和εit分别代表个体效应和随机干扰项。
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具有内在必然联系，对出口贸易技术水平的影响具有综合性和复杂性。因此，在模型(1)中引入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的交互项TIit×FDSit，以反映科技创新中发明专利产出率和技术市场成交率通过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技术水平的影响。为此，得到以下模型：
EXSit=β1TIit+β2FDSit+β3TIit×FDSit+β4Control+μit+εit(2)
(2)空间计量模型建立。基于上述分析，各省市外贸依存度具有空间自相关性，普通面板数据模型不能准确描述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参考LeSage和Pace[5]的研究，建立科技创新、金融发展与出口贸易技术水平的空间杜宾模型SDM。
EXSit=ρ×WEXSit+α1TIit+α2FDSit+α3TIit×FDSit+α4Control+θ1×WTIit+θ2×WFDSit+θ3×W(TIit×FDSit)+θ4×WControl+δi+μt+εit
(3)
其中，δi和μt分别表示空间特质效应和时期特质效应，W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使用基于地理相邻关系的0-1邻接矩阵,按Elhorst[4]提出的空间计量模型，对空间杜宾模型SDM进行回归，依据Wald检验和LR检验，判定SDM模型是否退化成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滞后模型SAR。若Wald检验和LR检验结果均显著，则选择空间杜宾模型，否则选择空间误差模型或空间滞后模型。
建立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并作回归分析，Hausman的检验P值为零，表明结果显著(见表4)，为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在静态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中，技术市场成交额对高科技产品出口依存度的P值为0.032，而系数为负，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上有负向影响。说明技术市场的成交率越高，高科技产品越依赖于国内市场，从而导致外贸出口依存度下降。金融发展对高科技产品外贸依存度P值为0.001，且系数为负，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上有负向影响。说明金融业越活跃，高科技产品越依赖国内市场。
表4静态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加入发明专利产出率和金融发展交互项后，金融发展单独对高科技产品外贸依存度影响P值为0.004，且系数为负，说明金融发展单独对高科技产品出口贸易依存度仍有负向作用。但在加入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交互项后，只有在发明专利产出率和金融发展的交互项下，对出口贸易技术水平才有显著效应，P值为0.009 4，且系数为正，说明发明专利产出率和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可以提高高科技产品外贸出口依存度，也就是提高出口贸易技术水平。
按Elhorst[4]提出的空间计量模型选择方法，对被解释变量TXT建立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回归，Wald检验、LR检验结果均在10%检验水平下显著(SDM模型)，因此建立空间杜宾模型SDM进行后续分析。分别建立SDM空间固定效应模型、SDM时点固定效应模型、SDM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由表5结果显示，SDM双固定效应模型(第4列)的残差平方和σ2为7.770 6，在模型(1)、(2)、(3)、(4)中最小，拟合优度R2为0.968 3，高于所有模型，对数似然函数值Log-L为-437.81，高于其它模型，且Wald检验、LR检验结果均在1%检验水平下显著，因此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结果最优。下文分析中，继续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
(1)区域内单一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首先分析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金融发展诸要素对出口贸易技术水平的影响。从表6可以看出，控制变量要素禀赋PERFX对出口贸易技术水平TXT在10%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000 2，说明固定资本投入对提高出口贸易技术水平发挥了促进作用，但影响有限；人力资本状况HC对出口贸易技术水平TXT在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4.124 2，说明人力资本对提高出口贸易技术水平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变量W*TI1对出口贸易技术水平TXT影响的空间回归系数为160.231 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发明专利产出率TI1对本地区出口贸易技术水平有较大正向影响；变量W*FDS对出口贸易技术水平TXT影响的空间回归系数为22.104 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金融发展FDS对本地区出口贸易技术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
表5不同空间计量模型结果分析
(2)区域内自变量交互作用对因变量的影响。变量W*(TI1*FDS)对TXT的影响系数为-53.444 0，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发明专利产出率与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对出口贸易技术水平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究其原因，可能是在金融发展支持下，发明专利产生的高科技产品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变量W*(TI2*FDS)对TXT的影响系数为2.368 8，但影响并不显著。说明技术市场成交率和与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对出口贸易技术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我国技术市场尚不发达，对出口贸易技术水平未产生显著影响。
(3)区域内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分析。变量W*PERFX的影响系数为0.001 4，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要素禀赋状况对本地区出口贸易技术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变量W*HC的影响系数为10.795 9，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人力资本状况对本地区出口贸易技术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影响力度比要素禀赋状况大，说明人力资本为促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因素。这是由于人力资本具有极大的流动性，不仅影响本地出口贸易技术水平，也影响到长江经济带区域内其它省市出口贸易技术水平；变量W*FDI的影响系数为1.435 1，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区域内各省市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地区出口贸易的水平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同时说明长江经济带区域一体化已经形成，区域内已经产生显著影响。
(4)区域内因变量相互影响分析。变量W*dep.var的影响系数为0.480 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出口贸易技术水平对本地区出口贸易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究其原因可能是长江经济带相邻省市之间的协作与竞争，促进了相互出口贸易技术水平提升。
表6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1)区域内不同时期单一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科技创新TI1和TI2、金融发展FDS对出口贸易技术水平TXT的影响随着时间变化而有所变化。计量结果显示，2007年以前，单一的科技创新TI1和TI2、金融发展FDS对出口贸易技术水平TXT的影响并不显著。2008年以来，随着国家支持企业发展力度加大，金融发展FDS对出口贸易技术水平TXT的影响系数达到-0.863 41，表明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说明金融业支持如果缺乏科技创新配合，只是支持了低水平产业发展，反而影响了出口贸易技术水平TXT提升。
(2)区域内不同时期自变量交互作用对因变量的影响。2001-2007年，发明专利产出率与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TI1*FDS对出口贸易技术水平TXT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可能原因为金融业偏向于支持传统产业。2008-2016年，发明专利产出率与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TI1*FDS对提高出口贸易技术水平TXT的影响因子为8.334 1，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国家科技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得到了金融业的支持；2001-2016年技术市场成交率与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TI2*FDS对提高出口贸易技术水平TXT的影响不显著，说明我国技术市场尚不成熟，也没有得到金融发展的支持。
(3)区域内不同时期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2001-2007年，控制变量要素禀赋PERFX对出口贸易技术水平TXT的影响系数为0.000 7，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此阶段出口贸易技术水平提升主要靠固定资本投入。2008-2016年，我国出口贸易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固定资本投入的影响不显著。2001-2007年，这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出口贸易技术水平TXT的影响系数为-1.432 5，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停留在传统产品上，并产生了一定的固化效应所致。2008-2016年，随着我国企业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提高出口贸易技术水平的影响不再显著。
(4)区域内不同时期变量间的相互影响。2001-2007年，W*TI1为-145.709 9，本地区发明专利产出率对区域内其它地区出口贸易技术水平的影响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此阶段，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期，机电产品主要满足国内市场需要，用于出口的相对较少。2008-2016年，W*TI1为112.080 5，表明本地区发明专利产出率对区域内其它地区出口贸易技术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我国长江经济带科技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国内市场已经得到充分满足，并提高了出口比重；2001-2007年，W*FDS为20.249 3，进一步证实了金融发展对出口的支持，而2008-2016年，W*FDS为-4.260 6，且不显著。说明金融支持边际效应已经显现，对区域内其它省市出口技术水平提升的作用不再显著；2001-2007年，发明专利产出率与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W*(TI1*FDS)为34.5017，说明区域内出口贸易技术水平提升对科技和金融发展发挥了促进作用，而2008-2016年，W*(TI1*FDS)为-35.7571，说明机电产业在科技和金融的支持下重点转向了国内市场。
技术市场成交额与金融发展的结合是一个变化过程，2001-2007年，W*(TI2*FDS)系数并不显著，2008-2016年，W*(TI2*FDS)系数为9.894 1，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技术市场和金融发展的结合逐步走向成熟，并对提高出口贸易技术水平发挥了显著的正向效应。从控制变量来看，2001-2007年，相邻省市要素禀赋PERFX对本地区出口贸易技术水平TXT的影响系数为0.002 4，显著水平为10%；2008-2016年，此影响不显著。说明长江经济带区域内固定资产投资对提高出口贸易技术水平已经产生边际效应。人力资本W*HC 2001-2007年系数并不显著，2008-2016年为-9.843 6，说明相邻省市人力资本对本地区出口贸易技术水平产生了一定的负向影响；2001-2007年，相邻省市外商投资对本地区出口贸易的影响系数为-2.579 8，而到2008-2016年为5.739 1，而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外资企业具有促进出口贸易技术水平提高的作用，相邻省市外资企业的引进可能从一定程度上挤占本地区外贸出口份额，一段时间后，本地区在相邻省市外商投资的促进和带动下，外贸出口技术水平得到提升。
2001-2007年W*dep.var系数并不显著，2008-2016年W*dep.var系数为0.236，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长江经济带区域效应正在形成，相邻省市之间形成了相互协作、相互促进的局面，相邻省市出口贸易技术水平对本地区出口贸易技术水平表现出显著正向效应。
通过以上空间计量检验分析，长江经济带出口贸易技术水平并非由单一要素决定，而是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且随着时间变化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也不同。为此，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结合能有效提升出口贸易技术水平。单一金融发展很难对出口贸易技术水平提升发挥作用，在缺乏科技创新和相应约束条件下，金融发展支持出口贸易发展作用有限。近年来，房地产业快速发展，与金融业的支持具有重要关系。“双创”战略实施以来，发明专利产出率与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显著提升了出口贸易技术水平。长江经济带科技市场尚缺乏有效协调，整体效应并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特别是金融虽然发展很快，但支持的重点并不在实体经济中的高科技外贸出口企业，这固然与金融的趋利性有关。
(2)长江经济带相邻省市产生了相互影响效应。长江经济带相邻省市发明专利产出率对本地区出口贸易提升有较大的正向影响，长江经济带科技发展相互协作和相互竞争的格局逐步形成，溢出效应明显。同时，相邻省市金融发展对本地区出口贸易技术水平提升的影响正在从不显著到显著，长江经济带出口贸易转型升级效果明显。这充分证明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中央宏观调控效果正在显现。然而，技术市场尚不成熟，技术市场成交率与金融的交互作用，对出口贸易技术水平提升的作用尚未发挥出来。究其原因，主要是技术市场建设尚不完备，金融发展支持高科技产品出口贸易的宏观政策尚不成熟。
表7不同时间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3)长江经济带固定资本投入的效果有所减弱，出口贸易型外资企业的作用正在增强。固定资本投入对出口贸易技术水平提高的效果正在减弱，而外商投资企业大多以出口贸易产品生产为主。因此，以出口贸易为特点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技术水平提高的作用已经突破边际效应的瓶颈，进入一个新阶段，效果逐步显著。我国外贸技术水平的提升正在从依靠固定资本投入转向依靠科技创新。同时，经过几年来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升级，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吸纳外商投资已经发生了深刻转变，各地吸纳外商投资企业已经从盲目转向成熟，从全盘接纳转向选择性招商，从注重产品补充国内市场不足转向以拓展国际市场为主。这种转变的成效正在显现，对促进我国外贸结构水平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4)金融发展具有调节高科技产品外贸依存度的重要作用。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的结合对高科技产品出口有显著促进作用。近10年来，我国外贸出口技术水平已经有很大提升，主要得益于科技创新作用的发挥。但是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持，无论是新产品研发还是新技术的引进、推广和应运，都需要资金支持。近年来，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投入越来越大。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此外，重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而实体经济是外贸经济的基础。这些举措既彰显了国家支持科技创新的决心，也有效提升了外贸出口技术水平。
(1)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结合。国家应当制定宏观调控政策，促进科技创新与金融的结合，引导科技创新要素高效整合与共享，促使长江经济带形成创新生态网络，增强区域创新活力，强化技术市场建设和管理。同时，要加强金融监管，营造推动科技创新的金融环境，建立差异化、专业化、功能互补的金融体系[22]。通过宏观调控、监督管理、市场引导，推动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融合，不断提升出口贸易技术水平。
(2)地区创新与区域合作。长江经济带是国家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实施载体，十八大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需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优化区域科技创新布局[23]，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特别是要强化区域创新合作，围绕市场体系建设，构建科学合理的市场竞争规则 (吴传清，2017)，发挥区域合作优势，加速长江经济带科技市场一体化建设。
(3)强化引进外资与产业发展相结合。长江经济带不仅应当成为全面合作创新、区域协调发展的典范，更应当成为对外开放经济、产业转型升级的先锋。为此，应当加大科技创新和对外开放力度，增强技术创新成果和产品的流动性，对外商直接投资实行有条件的准入，引导外商投向高科技产业，从而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绿色发展，推进长江大保护。
(4)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相结合。金融发展必须以服务产业为主导，充分发挥金融支持在产品出口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政府应当调整宏观金融政策，将资金配置的重点向产业化类项目倾斜，鼓励风险投资机构、商业银行等科技金融市场主体支持企业科技创新[24]，促进出口贸易技术水平提升。同时，加强成果转化服务工作，发挥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介机构的作用，促进科技成果在区域内转化应用 。根据不同时期产品出口需要，调整金融支持方向和力度，为落实国家产业政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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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Fayuan1,2,Zheng Jun1,2,Zhou Zhonglin1,2,Pei Xiao1,2,Ye Yun1,2
(1.Research Institute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Development of Yang Tze University;2.Management School of Yang Tze University,Jingzhou 434023,China)
Abstract：The spatial model is used to analyse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the technical level of export trade, based on 11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in Changjiang economic belt during 2001-2016.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export trade, the mutual influence is obvious, and the effect of fixed capital investment is weakening and the role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is improving in Changjiang economic belt,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djusting the degree of dependence on foreign trade in high-tech products.Therefore,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markets in Changjiang economic belt should be accelerated, the foreign investment in high-tech industries should be guided, and the direction and intensity of financial support should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product exports in different periods.
KeyWords:Changjiang Economic Bel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Export Technology Level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18-0066-08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F752.61
DOI：10.6049/kjjbydc.2017110560
作者简介：汪发元(1961-)，男，湖北天门人，长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郑军(1969-)，男，湖北石首人，博士，长江大学副校长，长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财务管理；周中林(1965-)，男，湖北公安人，博士，长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发展；裴潇(1968-)，女，湖北荆州人，长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财务管理；叶云(1987-)，男，湖北江陵人，博士，长江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区域农业和生态建设。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A020)；湖北省政府智力成果采购项目(HBZC201502)；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16ZD020)
收稿日期：2018-02-11
(责任编辑：陈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