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晓慧1，查蒙琪1，吉生保1，马淑娟2
(1.中国矿业大学 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2.徐州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8)
摘要：使用1998-2014年我国三大沿海经济圈省市的面板数据，借鉴耦合协调理论模型，构建相应指标体系，将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的耦合协调度和区域创新能力纳入一个整体框架，实证分析外资角色协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三大沿海经济圈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535 5，尚处于勉强协调阶段；②三大沿海经济圈区域创新能力存在明显地区差异；③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耦合协调对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正向作用，这种作用在三大沿海经济圈间存在一定差别。三大沿海经济圈应加大力度且各有侧重地促进制造类与研发类FDI的交互协调，适应经济新常态发展要求，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关键词：制造类FDI；研发类FDI；耦合协调；区域创新能力；沿海经济圈
新常态背景下，区域创新能力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和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1]，也是衡量区域经济参与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我国更是将“优化区域创新布局，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作为提升经济竞争力的一项战略任务，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出了新要求。而在空间开发、产业转型、人才聚集等方面颇具质量与发展水平优势的三大沿海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以下简称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则是推进区域创新发展的排头兵。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创新要素之一，是提高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2]，被众多发展中国家视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战略性问题[3]。2017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8 775.6亿元人民币，连续25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按照FDI类型和使用途径来看，1998年以来进入我国制造及研发行业的FDI(以下简称制造类FDI、研发类FDI)数量占全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6成以上。结合两类FDI的特点，本文认为它们之间应该存在或可以搭建使其协调运作的关系，进而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本文借鉴耦合协调理论，将处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的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视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两种运动方式，在构建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探析两者耦合协调关系的基础上，选取三大沿海经济圈主要省市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并将两类FDI耦合协调度引入区域创新能力回归分析模型中，分析两类FDI耦合协调发展对三大沿海经济圈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为我国在新常态背景下依靠创新驱动，提升区域创新能力，适应全球经济发展新形势，实现经济社会持续稳步发展提供另一角度的研究思路及分析方法。
区域创新最早由英国Cooke教授在《区域创新体系：新欧洲的竞争性规则》(1992)一文中提出，此后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展开研究。Cooke[4]认为区域创新能力是各创新主体间相互作用的整体能力；Riddel和Schwer[5]认为区域创新能力是与商业产生联系的发展潜力；Tura和Harmaakorpi[6]指出区域创新能力是有效运用并整合经济、智力及社会等资源的能力。在影响因素方面，Furman等[7]提出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将依靠创新基础设施、创新集群环境以及两者间互动联系；侯鹏和建兰宁[8]认为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地区差异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创新环境建设的差别；靳巧花等[9]通过建立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在评价指标方面，傅为忠[10]及陈晓红[11]等众多学者结合地区差异按照不同研究路径设计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学者们的共性观点及我国创新国情，本文采用历年《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中的定义，认为区域创新能力是一个地区将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的能力，而作为国际资本流动主要方式的FDI是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1992年以来我国一度成为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
国家，借助吸引外资的方式实现自身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FDI作为国际间技术转移重要载体，对东道国诸多方面的影响作用日益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在FDI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方面，学者们的观点可分为促进论、抑制论和因素论。
促进论方面，Cheung和Lin[12]使用1995-2000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发现，FDI对国内不同类型专利申请均有积极作用，FDI通过溢出效应促进东道国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吕国范等[13]提出外商直接投资为区域创新创造了条件，有利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Wang[14]认为多样化的产业结构能够增强FDI溢出效应对区域创新的正向影响；李健等[15]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及进入速度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抑制论方面，徐亚静和王华[16]研究发现FDI对我国专利申请量并无促进作用且具有明显区域差异性，即FDI对东部地区技术创新无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甚至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易明、王腾和吴超[17]研究发现FDI不利于我国区域创新水平提升，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产出作用有限；Wang[18]认为以外商直接投资衡量的对外开放度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是负面的。
因素论方面，冉光和等(2013)利用我国29省1993-2009年面板数据建立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发现FDI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需以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跨越相应门槛为基础；罗军和陈建国[19]研究发现FDI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研发资金投入和研发劳动投入“双门槛”效应；黄传荣、陈丽珍和邵雨韵[20]认为FDI发挥正向溢出效应促进自主创新能力与国内吸收外资主体对引进技术的吸收能力有关，即主体吸收外国技术能力强则FDI促进自主创新。
耦合是物理学中的基本概念，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者运动形式间相互作用并彼此影响的现象，是各子系统间形成的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系。目前耦合协调理论广泛应用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21-22]、国民经济行业间[23-24]及生产要素与经济增长[25-26]等研究领域，而对于作为区域创新要素的FDI领域尚未涉足。不同类型的FDI通过自身与东道国特定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产生收益，可看作是FDI不同角色行为的经济效果，那么，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是否通过相互作用对我国区域创新发展产生影响呢？根据耦合协调理论研究框架及方法,并结合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的特点，本文认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某种交互耦合、协调运作的机制，所以,将耦合协同理论与方法引入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协调机制研究中。
本文借鉴物理学的耦合协调理论，将某一区域的制造类FDI和研发类FDI看作该区域外商直接投资的两种运动形式。耦合协调度是衡量制造类FDI和研发类FDI耦合协同发展程度的指标，用以度量某一特定区域的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之间相互作用的程度。
首先，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不同造成的影响。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均为正向指标，使用的指标数值越大越好。
uij=(Xij-βij)/(αij-βij)
(1)
式中，Xij为第i个地区第j年制造类或研发类FDI的实际值；αij、βij分别是第i个地区考察期(1998-2014年)内最大值和最小值；标准化后的uij取值范围为[0,1]。
制造类FDI和研发类FDI的综合发展水平计算方法如下：
(2)
本文仅研究制造类FDI(u1)和研发类FDI(u2)两指标耦合协调程度，无下设指标，即：
λ1=λ2=1,ui=uij
(3)
根据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理论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结合本文研究对象，简化得到测度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表达式：
(4)
其中，C为耦合度，取值范围为[0,1]，C取值越大，说明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之间耦合度越大，两者趋向良性发展。反之，两者间相关性较小，并可能趋向无序发展。根据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耦合度测算得分，两者的耦合度可划分为7个阶段(见表1)。
通常情况下，流入我国企业并用于制造或研发的外商直接投资是非独立、非静态及非均衡的，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对区域内外商直接投资整体有序发展的贡献水平相近，得到的耦合度可能较高，但并不意味着两者已达到良好耦合状态。为更准确、全面地测度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耦合协调发展程度，本文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
(5)
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T为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的综合协调指数，反映两者间整体协同效应；a和b为待定系数，考虑到两者的同等重要性，取a=b=0.5；u1和u2分别表示制造类FDI和研发类FDI综合发展水平。本文参考众多学者对耦合协调度(D)阶段的划分标准，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10个阶段(见表1)。
表1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耦合协调阶段划分标准
囿于数据的可得性及连续性，本文选取三大沿海经济圈主要省市的制造业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相关数据，研究时间跨度为1998-2014年，该考察区间减少了因《专利法》多次修订(1985-1993年)导致的政策变化对创新能力衡量指标的影响，也避免了我国吸引研发类外资起步阶段(1994-1997年)波动起伏的影响，同时，包含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及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等关键节点。数据主要来源于1999-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及相关省市统计年鉴。
基于对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原始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得到7个省市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的发展水平(u1和u2)。再根据耦合协调度公式，计算得出各省市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的耦合协调度(D)，具体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首先，比较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发展水平(u1和u2)。从趋势上看，三大沿海经济圈中除上海市外，其它六省市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而上海市两类FDI发展水平则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且制造类FDI发展水平下降速率稍高于研发类FDI。具体来看，江苏省、浙江省及广东省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发展水平均具有领先优势，而制造类FDI的发展波动性更大；天津市和辽宁省两类FDI的发展水平相近，但相比之下，研发类FDI发展速度更胜一筹；北京市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尚存一定的发展空间，而制造类FDI发展程度相对较高。
表2三大沿海经济圈省市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协调度及阶段类型(1998-2014年)
其次，从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的耦合协调度对比来看，总体上三大沿海经济圈主要省市的耦合协调度虽呈平缓提升态势，但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耦合协调度水平不高，平均值仅为0.535 5，根据表1的耦合协调阶段划分标准，尚处于勉强协调阶段。从区域比较来看，三大沿海经济圈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的耦合协调度自南向北依次降低，珠三角最高，长三角次之，环渤海最低。其中，环渤海内部三省市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耦合协调度差异相对较小，天津市和辽宁省目前已达到优质协调状态，北京市已实现初级协调向中级协调的过渡，并逐渐向良好协调发展。相比之下，长三角内部省市的不均衡程度差异明显。其中，上海市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耦合协调度最低，多数年份处于过渡调和阶段，耦合协调度在轻度失调和初级协调之间徘徊。江苏省与浙江省耦合协调度相当，打破原有勉强协调状态，呈现不断上升态势，目前两省耦合协调度均保持在良好协调水平以上，尤其是浙江省两类FDI耦合协调度保持着领先于其它六省市的增速。
纵观1998-2014年三大沿海经济圈主要省市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的耦合协调数据，发现各省市两类FDI的耦合协调度均保持着增长趋势，这与经济全球化继续加快、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国际资本流动持续增长是分不开的，而我国自1992年起更是连续25年保持着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第一大国地位，FDI规模的扩大、质量的提高也促使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在发展中趋于协调。然而，各省市却均在2001年出现了极度失调情况，这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不无关系。加入WTO以后，中国需面对庞杂的入世规则及法律体制，尤其是贯穿始终的非歧视、市场开放和公开竞争等原则，成员国之间需对等开放市场，极大便利了内地企业引进、消化、吸收、改造进而实现技术超越、技术创新，但是，逐步开放的市场与逐步降低的关税使我国企业损失了以关税为壁垒的价格优势。此外，入世后内地企业必须严格遵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SP)和《贸易技术壁垒协议》(TBT)，这意味着企业技术引进成本和技术创新扩散成本增加，由此七省市2001年研发类FDI均出现最小值，导致极度失调局面。1998年的浙江省及辽宁省、1999年的上海市、江苏省与广东省以及2003年的天津市也处于极度失调状态，这可能与各省市区域发展环境、引进外资政策及外资使用效率等因素有关。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的耦合协调度出现一个峰值。尽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致使各国经济增速放缓甚至衰退，但由于我国具有大量外汇储备、资产证券化规模尚处初级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严重冲击。同时，我国政府紧急出台了四万亿救市政策，加之GDP增速及人民币汇率等因素，使得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寻求更好的市场环境、转移危机压力而增加了对中国的投资，这可能是造成三大沿海经济圈主要省市两类FDI耦合协调度在起伏波动中出现峰值的一个原因。
区域创新能力是一个地区将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的能力，本文按照全面系统、科学规范及可操作性强等原则，构建了包含创新活动基础、创新活动投入、创新活动产出、创新环境等在内的指标体系(见表3)，为科学客观评价三大沿海经济圈区域创新能力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另外，为消除各指标间不同量纲带来的影响，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
根据三大沿海经济圈省市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的描述统计，发现指标间存在较大差异，且13个指标的巴特利特球度检验(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对应P值为0.000，说明指标间承载信息较为分散，尚存多重共线性，所以，需对各指标进行降维处理。进一步地，Cronbach Alpha 值、Kaiser-Meyer-Olkin(KMO)及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SMC)检验结果均表明区域创新能力的13项指标满足主成分分析要求。提取13项指标的前3个主成分，考虑到其累计方差贡献率为0.846 7，可解释全部评价指标总方差的84.67%，故选择3个因子作为公共因子是可行的，分别命名为研发投入因子、创新产出因子及创新基础与环境因子。限于篇幅，主成分分析具体过程备索。
表3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注：“——”表示可直接获得数据，无需计算
在对三大沿海经济圈主要省市1998-2014年区域创新能力13项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后，得到各省市研究区间内每年区域创新能力得分(见表4)。
整体来看，三大沿海经济圈创新能力得分在时序上均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增速由北向南逐渐加快，珠三角增速最快，长三角次之，环渤海较慢。2008年前后创新能力得分更是实现正向突破，这与制造类FDI和研发类FDI耦合协调度2008年出现峰值的现象相吻合，除与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创新投入、创新基础及环境等因素有关外，还可能受到作为创新要素的FDI的影响，进一步考虑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的耦合协调极有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具体来看，三大沿海经济圈主要省市得分存在较大差异。广东省区域创新能力得分增速领先于其它六省市，领先优势在2005年以后尤为明显，这是因为广东省毗邻港澳台，而港澳台恰是我国FDI最主要的来源地，同时，广东省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制度和文化条件，承接来自香港、澳门及台湾的产业转移，实现传统加工业向高新技术产业的成功转型等也是重要原因。长三角的江苏省、上海市及浙江省得分均稍落后于广东省，但由于长三角高新技术产业居全国领先地位，产业比重大，发展速度快，故其技术创新能力较强，创新升级速度较快，区域创新发展大有可为。相比之下，环渤海省市创新得分长期处于垫底状态，这可能因为环渤海区域规划发展起步较晚，虽形成了中国重要的工业密集区，工业基础雄厚，但其发展模式仍以投入高、能耗高、污染高、收益低为主要特征，区域经济发展、技术创新能力与珠三角及长三角省市尚存明显差距。以辽宁省为例，建国后逐渐发展成为重工业为主、门类齐全的工业和原材料基地，后来虽形成了以高新技术开发区为代表的产业集群，但其低附加值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并不利于提升辽宁省区域创新能力。
三大沿海经济圈主要省市在区域创新能力上存在的差异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基于2008年制造类FDI和研发类FDI耦合协调度出现峰值与区域创新能力得分由负转正之间的巧合，有理由认为两类FDI耦合协调度差异可能是造成三大沿海经济圈区域创新能力差异的一方面原因，但具体的影响方向及程度仍需通过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加以验证。
区域创新能力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为进一步确定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之间的耦合协调是否影响区域创新能力，本文将另外选取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部分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构建回归分析模型，从而确定各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程度。本文将区域创新能力(INN)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的耦合协调度(D)作为解释变量，另外，选取产权结构(PRO)、产业结构(IND)及产业集聚(AGG)作为控制变量，构造创新知识生产函数，测度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的耦合协调度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
INNit=β0+β1Dit+β2PROit+
β3INDit+β4AGGit+μit
(6)
其中，it表示第i个省(市)第t年的指标值，μit为随机误差项。
表41998-2014年三大沿海经济圈省市区域创新能力得分
被解释变量：区域创新能力(INN)。选取七省市13项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区域创新能力得分，将其作为区域创新能力的代理变量。
解释变量：耦合协调度(D)。借鉴物理学中的系统耦合概念及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测度三大沿海经济圈主要省市1998-2014年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的耦合协调度。
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及动力要适应新要求，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与惠民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基调，故选取反映政府作为的产权结构(PRO)、反映民众参与的产业结构(IND)及反映企业互动的产业集聚(AGG)作为控制变量。
产权结构：产权结构是否明晰关系到企业市场反应能力与技术创新能力。例如，国有企业产权关系较为复杂，管理效率不高，导致其技术更新缓慢、创新能力较低[27]。所以，本文参考卢潇潇等[28]的处理方法，选取规模以上国有企业总产值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之比作为衡量指标。
产业结构：“惠民生”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解决民众就业问题，而第三产业具有较强的吸纳就业能力[29]，所以，本文选取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与三产业就业总人数的比值衡量产业结构。
产业集聚：创新活动的复杂性使企业单独开展的难度加大，通常需要多个企业机构共同参与，所以，产业集聚对于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提升作用，产业集聚程度越高，产生创新的可能性越大[30]。Griliches[31]、Hou[32]及Yang[33]等将专利获得量作为测算创新能力的唯一可获得指标，认为FDI通过对专利申请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我国专利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所以，本文对赖永剑等[30]的处理方法稍作变形，将第二产业增加值与全国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作为产业集聚的衡量指标。
4.3.1 基准研究
为了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LLC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及Fisher-PP检验4种方法对相关变量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上述变量均为I(1)过程。在此基础上，本文采取Kao检验对所有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保证被解释变量与其它变量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检验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即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表5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耦合协调度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OLS结果
注：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对应的t值；***、**、*分别表示1%、5%、10%显著性水平
本文首先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对上述模型进行基准分析。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对传统的混合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甄别。鉴于F检验对应的P值为0.0000，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耦合协调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估计不应采用混同最小二乘法；进一步的Hausman检验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所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基于全样本、环渤海、长三角及珠三角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的耦合协调度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OLS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1)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耦合协调度对区域创新能力存在正向影响。从整体到三大沿海经济圈，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耦合协调度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两类FDI的耦合协调发展有利于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区域比较来看，珠三角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耦合协调度的弹性系数最高，长三角次之，环渤海最低，这与前文中测算的耦合协调度结果一致，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珠三角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提升作用，而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良好的交互协同使这种提升作用更加明显。究其原因，这与广东省吸引外资政策及外资使用效率不无关系。自1978年以来广东省在全国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快速协调发展，跃居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凭借与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及东盟国家的密切经济往来，逐渐成为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重点省份之一，1989-2014年累计吸引外商投资约占全国1/4。政策方面，广东省政府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给予15%企业所得税减免的税收优惠。尽管三大沿海经济圈外商直接投资均加速增长，逐渐形成以江苏、广东、辽宁为FDI中心地带的全新区位布局，但广东省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累积的技术溢出效应，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利用和转化方面仍具有较大优势，为珠三角区域创新发展储能蓄力。
(2)产权结构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在不同区域呈现不同结果。全样本、环渤海及珠三角的产权结构估计系数为负，均在1%水平上显著，规模以上国有企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比重越高，区域创新能力越低，说明以上区域经济结构中国有企业比重增加将不利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原因可能在于，国有企业存在的多层级委托代理关系导致企业所有者缺位，内部激励与约束制度存在“双软”问题，国有产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激励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同样地，较高的国有经济比重也会抑制由外商直接投资研发资本溢出带来的创新能力。而长三角产权结构弹性系数为0.302 8，说明该区域的产权结构与区域创新能力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长三角产权结构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有待深究。
(3)产业结构对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影响。全样本、环渤海及长三角的产业结构与区域创新能力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其影响系数分别为4.505 6、2.005 7、8.321 5，说明该区域产业结构每优化一个单位，即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三产业就业总人数的比重每增加一个单位，区域创新能力将分别提升4.5、2.0及8.3个单位。相比之下，珠三角产业结构的弹性系数虽为14.153 4，但其影响仅在10%水平上显著，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不明显。本文从民生参与度出发，以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与三产业就业总人数比值来衡量产业结构优化的惠民程度，而产业结构优化意味着生产要素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部门流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过程中伴随着创新资源合理配置，有利于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4)全样本及长三角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在环渤海及珠三角则呈现负相关关系。长三角产业集聚回归系数为16.992 1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该区域第二产业集聚，尤其是制造业集聚，加速了规模效应的产生，形成“劳动力蓄水池”[34]，降低企业劳动力搜寻成本，同时，为企业员工提供便利的知识技能交流与提升机会，不断积累知识资本与技术资本。而且，产业集聚为企业提供更多种类更高质量的中间投入产品，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运输及生产成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使生产成本降低，企业将获得更多利润，势必增加创新研发投入，有利于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而珠三角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能力则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其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多数来源于港澳台及东亚地区，以上地区投资主要是为了寻求廉价劳动力，集中进入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过度依赖人力资源将会对技术创新产生“挤出效应”，所以，珠三角产业聚集抑制了区域创新能力提升。
4.3.2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上述OLS回归结果有可能受到模型内生性的影响，导致有偏、非一致的估计结果，且由于个体行为惯性及周期性致使经济行为成为一个动态化过程，所以，本文选取被解释变量(INN)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使原模型变形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同时，为避免相关信息丢失及因时间递增造成的弱工具变量等情况的发生，本文采用比差分GMM估计误差更小的系统GMM方法对变形后模型进行估计，克服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估计系数具有更好的收敛性和稳健性。
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耦合协调度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系统GMM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以全样本数据估计结果为例，扰动项序列自相关检验结果显示AR(1)为0.005，AR(2)为0.782，表明一阶扰动项自相关，二阶扰动项不相关。同时，Sargan检验未能在10%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工具变量有效性”的原假设，即工具变量的选择满足过度识别的约束条件。综上，可以认为模型设定和工具变量选取均是合理有效的。类似于基准研究中OLS估计结果，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的耦合协调对于提升三大沿海经济圈区域创新能力具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6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耦合协调度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系统GMM估计结果
本文利用1998-2014年三大沿海经济圈主要省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分析了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的耦合协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三大沿海经济圈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珠三角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的耦合协调度水平最高，长三角次之，环渤海最低。环渤海内部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耦合协调度尚存一定差别，北京市相对较高，天津市次之，辽宁省较低，长三角内部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耦合协调度水平相对均衡。其次，三大沿海经济圈区域创新能力得分呈逐年增长趋势，但也存在与两类FDI耦合协调度类似的区域差异，即珠三角区域创新能力最强，长三角次之，环渤海最弱。最后，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的耦合协调对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明显促进作用，这种作用在三大沿海经济圈及其内部城市间同样存在差别。
根据以上结论，为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三大沿海经济圈都应进一步促进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的交互协调。各区域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时，应充分认识到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可盲目认为引进的外资越多越好。在引进合理数量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应合理分配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的比例。一方面通过吸收制造类FDI，充分利用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提升区域制造业发展质量与水平，继续巩固制造业的国民经济主体和支柱产业地位。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研发类FDI对于区域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引进先进技术与高层次人才，加强与本地创新主体对接互动，改善区域创新环境，进而提升制造业的技术开发与技术创新能力。
(2)三大沿海经济圈在促进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耦合协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方面应各有侧重。环渤海作为我国最大的工业密集区和重工业基地，国有经济、大型企业比重较大，享受国家政策扶持与资金支持，所以，流入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比例较小。该区域拥有376所高等院校，占全国1/4，且北京市、天津市及辽宁省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科技人员占全国的29%，科技力量雄厚，这无疑对外商研发投资产生了强大吸引力。因此，环渤海应充分利用独特的资源和市场比较优势，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时适当增加制造类FDI比重，在提升传统制造业及重工业水平的同时发展先进制造业。此外，还应提升吸收转化外商研发资本的能力，进而实现其与制造类FDI的优质耦合，更好地提升环渤海区域创新能力。长三角和珠三角引进外资中总体上制造类FDI多于研发类FDI，具体来看，长三角之所以吸引更多制造类FDI流入，是因为其拥有全国1/4的经济总量和工业增加值，是我国先进制造业中心。为合理引导外资流向，提高外商研发投资比重，要响应国务院颁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充分发挥上海市龙头带动的核心作用，调动泛长三角腹地中小企业在吸引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积极性与灵活性。广东省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毗邻港澳，与东南亚、东盟联系密切，承接了大量来自邻近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外资大量流入轻型产品加工制造业。但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及企业经营成本的上升，产业体系不完善弊病日益暴露，应打造技术创新孵化中心，引导外资流入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外商研发投资利用水平，努力实现开放创新与自主创新的良性结合。
(3)在“新常态”背景下，各区域还要适应稳定增长、结构升级与创新驱动的新要求，加强区域间及区域内产业联动，提高制造类FDI与研发类FDI耦合协调度，进而更好地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环渤海应减少行政干预力量对于市场配置能力的影响，破除“诸侯经济”及行政壁垒，增加政府的“有效”作为，调动民营企业在优化经济结构、吸引外资、促进就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长三角与珠三角内部省市具有相似的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等，产业结构趋同明显，无论是传统产业、轻工制造业，还是高新技术产业，在引进外资等方面存在不正常竞争，资源配置不合理，导致利益外流。为防止经济圈之间产业结构趋同造成的恶性竞争，实现区域间产业联动发展，应坚持统筹协调、合作共赢，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资源要素的跨区域自由流动[24]，打造外资产业群和产业带。长三角内部应优先发展金融、地产、航运等现代服务业，做大做优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带动第二、三产业合理扩张，加强FDI相关政策的协调作用，在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同时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珠三角产业结构中制造业比重最大，应着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充分考虑区域集聚特点，整合资源，统筹规划省内制造业发展，发挥广州和深圳的辐射作用，为周边制造业基地提供技术支撑，打造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高新技术支柱产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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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 Xiaohui1，Zha Mengqi1，Ji Shengbao1，Ma Shujuan2
(1.School of Management,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 221116,China;2.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Xu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Xuzhou 221008，China)
Abstract：Through referencing the theoretical model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and constructing corresponding indexes system,this paper measure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manufacturing FDI and R&D FDI and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cluding the three coastal economic circles in 1998-2014,Whilst mak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to find out the effect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to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of the three regions'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s 0.5355,and it's still at a barely coordination stage.The region innovative capacity of the three regions exist obvious differences.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manufacturing FDI and R&D FDI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which exist certain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ree regions.They should promote further and focus differently on the interactive coordination of manufacturing FDI and R&D FDI,thus,adap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New Normal and improving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KeyWords:Manufacturing FDI; R&D FDI;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Coastal Economic Circles
作者简介：温晓慧(1962-)，女，山西太原人，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查蒙琪(1992-)，女，安徽广德人，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经营；吉生保(1982-)，男，山西怀仁人，博士，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投资、产业经济学；马淑娟(1982-)，女，山西大同人，博士，徐州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FDI与生态经济发展。本文通讯作者：吉生保。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403269，7130323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573292)；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中外创新对话专项”美大地区研究项目(2014KJBMDZM16)
收稿日期：2018-01-26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18-0057-09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F061.5
DOI：10.6049/kjjbydc.2017120274
(责任编辑：万贤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