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emphasis_bold">协同创新的内涵</span>、<span class="emphasis

(1.广东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广东湛江 524088；2.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广东广州 510641)

摘要：协同创新在我国不仅是一个学术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概念，然而现有研究对协同创新的理解与把握较少关注我国协同创新现状，局限于从中观层次(组织机构)探讨协同创新。从我国协同创新现实情境出发，在充分理解我国政府推动协同创新意图的基础上，从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层次分析协同创新的内涵及功能，发现不同层次的活动主体在外在动因和内在动因共同影响下，形成了相应的协同互动模式；各层次活动主体采取不同的协同创新模式及机制，从而实现了不同层次协同创新绩效。最后，基于协同创新“前因后果”的思路，从多层次视角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并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0 引言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科技、教育、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创新活动日益活跃，并取得了一系列引以为傲的科研成果。但是从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实际促进作用看，我国科技、经济“两张皮”的现象仍然存在[1]，主要体现为我国科技投入高速增长，科研成果日益丰富，但其支撑创新活动开展和产业发展的效果并不明显。2016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超过1.5亿元，比2006年增长了6倍多，占GDP比重(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2.1%，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居发展中国家前列。然而，在国家强劲科技投入背景下，我国很多产业在核心技术创新方面并未取得明显进步，尤其在技术革命频发的基础性行业，如基础软件、集成电路、液晶面板、汽车发动机等，核心技术依然严重依赖国外[2]，甚至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仍然没有摆脱“高端产业、低端技术”的发展现状。整体而言, 我国许多产业还未形成与制造能力相匹配的技术创新能力[3]，这就构成了我国自主创新进程中的一个悖论：科技投入快速增长但并没有促进产业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同步提升。

实际上，这个悖论产生的可能原因在于我国创新主体在协同创新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微观层面上，创新组织(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内部科研团队“单打独斗”的科研模式仍然普遍存在；中观层面上，国家创新系统内的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独立运行，彼此之间相互隔离；宏观层面上，国家创新系统与经济系统缺乏相互支撑与融合。为提升科教资源利用效率，我国政府于2011年推行了“协同创新”工程，201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协同创新”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在上述背景下，协同创新引起学术界关注，学者们纷纷对协同创新内涵进行界定[4,5]，构建协同创新理论框架[6,7]，并对协同创新的动因[8-10]、模式[11]、机制[12,13]及效应[14,15]等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协同创新在我国既是一个学术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概念，因而对于协同创新内涵的把握，既需要从学术角度阐述，更需要结合政府决策者提出协同创新理念的现实情境理解，这一点恰恰被现有很多研究者忽视。此外，国内学术界对协同创新的探讨更多地聚焦于产学研协同创新[7]。难道协同创新仅是指组织(机构)层次的协同创新吗？协同创新是否还存在其它层次？

鉴于此，本文从我国协同创新现实背景出发，在充分理解国家政府推行协同创新意图的基础上，借鉴创新理论以及相关研究，试图对协同创新的内涵、层次及框架提出新的见解，以进一步拓展协同创新理论研究。

1 实践背景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及产业变革背景下，越来越多国家经济发展正加快从生产要素驱动阶段向创新驱动阶段迈进，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主要战略目标。例如，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德国提出工业4.0，力图通过创新驱动确立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在此情形下，我国为了应对国际社会局势变化带来的挑战，作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策。从本质上讲，创新驱动是一个复杂、多层面创新协同与联动的过程。要实现创新驱动，就必须要推动协同创新，就必须实现知识(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充分融合。近年来，我国对协同创新的探索在各级政府直接推动下不断涌现，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不足，具体体现在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层次。

(1)微观层次。目前我国创新组织科研团队内部及团队间的合作多流于形式，“单打独斗”现象比较严重。正如我国学者许治等[16]指出，我国很多科研团队在联合申请项目时“同舟共济”，分担任务时“同床异梦”，开展研究时“同室操戈”，这些流于表面的不良合作现象在我国学术界早已不是个案。为了申请政府科研项目，临时拼凑包装成“豪华团队”的现象屡见不鲜。由于这些豪华团队成员缺乏协同合作，最终将导致研究成果沦落成一堆缺乏体系与深度的成果“拼盘”，与初始研究目标严重背离[17]。因此，科研团队缺乏有效协同已经成为我国科技发展亟待解决的痼疾。

(2)中观层次。自1992年由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原国家经贸委和中国科学院三大部门联合推动“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以来，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知识创新组织(学研机构)和知识应用组织(企业)交流与合作，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与机制设计，产学研协同创新总体运作效果差强人意。近年来各级政府出台和设立了一系列政策与项目推动产学研合作，如科技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广东省“省部、省院产学研合作计划”、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创新2020计划”，教育部“2011”计划等。从总体实施效果看，许多学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缺乏实质性合作，甚至是为了“圈钱”而临时结成同盟，导致国家和地方科技创新投入得不到充分利用。

(3)宏观层次。宏观层次协同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国家创新系统与经济系统相互脱节。市场需求不能立即反馈到知识创新活动中，创新系统创造的很多知识没有体现出“顶天立地”的特点，导致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率低，造成知识创新不能很好地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最终导致科技经济“两张皮”现象。

2 理论背景

自20 世纪初Schumpter[18]首次提出“创新”概念以来，该议题便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对创新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对创新一词不断地赋予新的内涵，丰富与拓展了创新理论研究[7]。在1982年，Nelson 和Winter[19]借鉴生物进化理论解释了技术变异和产业变迁问题，创立了演化经济学理论，引发学术界从系统视角探究企业创新机理问题。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兴产业如信息通讯技术、生物产业大量涌现，产学研合作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基础学术研究与产业创新及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进入20世纪90年代，各种创新理论不断涌现，包括国家创新系统理论[20]、区域创新系统理论[21]、“模式(Mode)2”知识生产模式[22]、三螺旋创新理论[23]等，试图解释现代国家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日益复杂的创新活动。尤其是Etzkowitz和Leydesdorff[23]在1995年提出的三螺旋创新理论，构建了“政府—产业—学研机构”三螺旋非线性互动模型，重塑了官产学研的相互关系和角色，颠覆了社会各界在早期推崇的线性创新模式,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在2003年，美国著名学者Chesbrough[24]首次提出开放式创新的概念，掀起了学界对开放式创新理论研究的热潮。随后，创新生态系统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近年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例如，Hwang和Horowitt[25]发现硅谷创新生态系统由各种异质性组织组成，它们之间彼此联系、相互作用，在与外部环境不断交互、适应过程中形成了雨林生态模式。以上创新理论均强调了创新主体之间协同合作，为协同创新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实际上，协同创新是创新模式从封闭转向开放的必然结果，是在Etzkowitz和Leydesdorff的“三螺旋创新理论”及Chesbrough的“开放式创新理论”等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创新理论，是创新生态系统得以维系与发展的模式和途径。Gloor[4]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从微观视角提出协同创新的构念，认为协同创新是一群自我激励的科研人员为实现某一共同目标而组成网络小组分享信息和思路的过程。随后，Serrano和Fischer[6]从互动与整合两个维度构建协同创新理论框架，认为协同创新是一个遵循“沟通—协调—合作—协同”逻辑而不断上升的过程。近年来，在协同创新已被纳入国家战略议程的背景下，国内学术界对协同创新给予了较多关注。陈劲和阳银娟[26]认为协同创新是指学研机构、企业、政府等创新主体相互合作以实现知识增值的价值创造过程。何郁冰[7]在国内外协同创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战略—知识—组织”协同创新理论框架。总体上，国内学术界有关协同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较为丰富，但是对协同创新内涵及理论体系的认识仍然不够深入，因而对协同创新理论作进一步拓展与深化显得非常迫切和必要。

3 协同创新内涵与层次

“协同”一词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意为共同工作。依照《汉语大词典》对“协同”的释义，“协”字有“协助、协调、联合、合作”的意思，“协同”是指“合作协调、配合一致地开展行动”。早在20世纪60年代，“协同”一词就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Ansof[27]对企业间共生互长关系进行了研究，首次界定了协同的内涵，认为协同确保了整个企业群最大价值得以实现。后来，德国学者Haken[28]构建了协同理论，认为协同是指系统中各子系统或要素相互协调、联合作用，实现“1+1>2”的协同效应的过程。协同学不仅能够回答自然科学领域的很多问题，还能对社会科学领域的自组织现象进行有效解释。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协同思想已在创新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与深化。

国内外学者对协同创新给予不同的解读，如表1所示。现有研究主要从网络视角、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个体视角和组织视角对协同创新进行内涵定义，并提出各自的观点与见解。例如，Ketchen等[29]基于组织视角，将协同创新界定为“创新组织为了持续创新而推动专门技术、思想和知识等资源跨组织转移与共享的过程”。我国学者陈劲[5]从组织视角出发，将协同创新界定为“学研机构、企业、政府、中介机构等组织以知识增值为核心，为了实现科技创新而呈现出的组织互动模式”。

总体上，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对协同创新内涵进行了界定，深化了对协同创新的理解与认识。协同创新的本质目的在于，打破创造主体及要素间的壁垒与障碍，使得相关主体围绕共同目标协同运作，最终实现“1+1>2”的协同效应。因此，协同创新并不是流于表面合作，通过将各类主体捆绑在一起联合申请某个项目，而是强调主体之间分工与协作，推动信息、技术、知识等资源共享，进而实现整体效用最大化的活动。

表1协同创新内涵界定

如上文所述，对协同创新内涵的理解，既需要从学术角度阐释，更需要结合政府决策者提出协同创新理念的现实背景加以理解我国提出协同创新的目的在于，通过协同创新打破组织、学科、机制、体制的樊篱，突破部门、行业、区域甚至国别的界限，最大程度地集成和汇聚人才、知识、信息、设备、资金等创新资源与要素，优化科技、教育与产业等系统内外部资源配置，实现知识创新主体(学研机构)与技术创新主体(企业)有效对接，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我国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

鉴于此，本文充分考虑我国协同创新实践中的问题，借鉴现有研究成果，试图对协同创新内涵提出新见解。依照德国学者Haken提出的“协同学”思想，协同创新并不是简单的拼凑合作，而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求系统内各要素和子系统之间相互配合，进而获得超越各部分原有功能总和的新功效[28]。宏观层面的协同创新状况是微观层面诸多主体、要素之间相互协调的综合体现，即微观层次的协同会对宏观层面的协同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从多层次视角理解协同创新的内涵，本文将从微观、中观及宏观3个层次对协同创新内涵进行界定与理解，如图1所示。微观层面的协同创新是指创新组织科研团队内部及相互之间形成的知识(技术、思想、专业技能)共享机制，通过多方位交流与多样化协作以应对“大科学”时代带来的挑战[36]；中观层面的协同创新是指企业、大学、科研院所3个基本创新主体发挥各自资源优势与创新能力，在政府、科技服务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支持下，实现“1+1+1>3”的协同效应的过程[37]；宏观层面的协同创新是指，知识创新体系与经济体系之间有效结合与互动，促使科技、教育与经济融合发展。其实，微观层次的协同创新是构筑协同创新系统的基础和基本单元；中观层次的协同创新，即是以企业为主导的技术创新系统和以大学、科研机构为主导的知识创新系统间的有效协同，是协同创新效应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宏观层次的协同创新，即是国家创新系统与经济系统紧密结合，旨在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是协同创新追求的终极目标。

3.1 微观层面：科研团队协同创新

科研团队是“大科学”时代背景下出现的科研组织形式。科研团队既有一般团队的特点，还具有独特之处，主要体现为创新是科研团队的本质特征，科研是科研团队的主要任务。

科研团队的协同创新包括两类，第一类是科研团队内部协同，即是团队领头人、科研骨干和其他成员在相关机制及规则影响下，激发团队的集体智慧，使创新和创造得以竞相涌流，生产出更多科研成果；第二类是指科研团队外部协同，即通过团队合作，使创新资源及要素突破科研团队间的壁垒，进而提高创新效率和能力，如图2所示。

在当今“大科学”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实践问题愈加复杂，往往需要汇集多学科知识才能有效解决。在交叉边缘学科不断出现和科学研究日益复杂的大趋势下，要求科研工作者必须摒弃“小科学”时代采取的“单打独斗”科研模式、转向团队协同作战，只有“站在巨人肩膀上”才能获得更好的创新绩效。

3.2 中观层面：产学研协同创新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正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很重要途径就是产学研协同创新。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指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在政府、科技服务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主体的协同支持下，实现创新资源要素有效融合，发挥系统合力，实现“1+1+1>3”的协同增值效应，如图3所示。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任何组织都不可能拥有创新所需的全部资源和技术，也难以通过独立研发创造出创新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技术。由于产学研协同创新既可以为学研机构抢占科技发展前沿阵地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又可以为企业新产品、新工艺和新商业模式创新提供智力支持，因而产学研协同合作已成为创新组织获取外部创新资源、维持竞争优势的主要模式与途径。

3.3 宏观层面：科技、教育和经济有机融合

经济、教育和科技三大系统是彼此开放的系统，它们之间的协同实质上是相互适应、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过程，如图4所示。教育系统和科技系统是国家创新系统组成部分，二者通过科技投入和产出影响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反作用于国家创新系统，国家创新系统与经济系统在对立统一中实现协调发展。

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已由过去的要素驱动转变为科技进步和教育质量提升推动。在此背景下，推进教育、科技与经济协同发展，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成为我国推行协同创新“2011”计划战略的主要目标。

综上可知，从宏观角度理解协同创新内涵时，科技、教育与经济系统的有效协同是实现创新的重要基础，也是协同创新的追求终点；从中观角度理解协同创新内涵时，需突出产学研三方相互交迭、互相依赖并彼此推动，及由此产生的整体非线性效用；从微观角度理解协同创新内涵时，应把握科研团队成员基于各自能力和优势展开有效合作，进而实现优势互补与合作共赢的特点。

4 协同创新分析框架

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学术界已经对协同创新的动因[8]，模式[11]，机制[12,13]及效应[14,15]等议题展开较为丰富的研究，这些文献可以归纳到与协同创新研究相关的三大类议题中，即原因、过程及结果，如图5所示。

协同创新是在外部环境和活动主体内在动机影响下进行的，因而创新过程和绩效同时受到内外部因素影响。首先，在外部环境中，政策环境、地理空间距离等影响着协同创新行为及绩效；其次，活动主体内在动机，包括资源获取、风险分散等可能会影响活动主体对协同创新行为模式及机制的选择。

协同创新过程是指活动主体如何有效地开展协同创新，包括模式和机制两部分。其中，协同创新模式可依照不同分类标准，如组织合作模式、合作主导力量等进行划分，而创新机制则表现为活动主体开展协同创新的程序和运行方式。不同协同创新模式和机制会产生不同的创新绩效，即协同创新结果。

本文借鉴现有研究[38]，基于“前因后果”的逻辑思路对协同创新的原因、过程和结果间关系进行分析，构建协同创新分析框架，如图5所示。

4.1 协同创新动因

通过梳理有关文献发现，协同创新动因包括外部因素和活动主体内在动机。其中，外在影响因素包括环境因素和地理空间接近性等；内在动机包括外部资源获取、成本与风险分担及绩效提升等。

(1)环境因素。现有研究对环境因素的探讨更多地围绕政策环境如何对协同创新产生影响而展开。既往研究表明，政府通过制定与实施相关政策而创造出的良好环境对企业开展协同创新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8]。Fiaz[39]认为，稳定的政治环境及有力的政府扶持对协同创新具有正向影响。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发现宏观环境因素对活动主体开展协同创新具有重要影响[40]。

(2)地理空间接近性。一些研究认为，地理空间接近性是活动主体之间进行经验交流与知识转移的催化剂[10]。这是因为地理空间上的接近可以节省沟通、合作的时间与费用成本，有利于集体协同创新。Tomlinson[41]认为，地理空间接近有利于组织间频繁交流，有利于重要信息和知识流动，能更好地为组织学习创造机会与环境，促进创新活动开展。Schwartz等[9]发现，地理空间接近有利于创新实现，对产学研协同创新具有积极影响。

(3)外部资源获取。基于资源基础观视角，活动主体开展协同创新的目的是获取互补性资源。Schwartz等[9]指出，企业通过协同创新获取的专业知识、设施、资金等资源，有利于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和及时响应外部环境的能力。现有研究认为，协同创新有利于创新资源获取、产生知识溢出，从而带来“合作剩余”[10]。

(4)成本与风险分担。当技术开发成本超出创新主体自身承受范围或创新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加剧时，协同创新往往成为活动主体的重要选择，这是因为协同创新能够分散创新风险和分摊创新成本。López[42]指出，协同创新能将不同主体的创新资源进行整合，有利于规模经济的实现，达到分担成本和降低风险的目的。Okamuro[43]认为，协同创新不仅有利于参与主体获取互补性资源，更重要的是能为其分摊成本和降低风险。

(5)绩效提升动机。协同创新有利于创新主体从合作伙伴溢出的信息流和知识流中获益，加速技术创新、获取更多创新利润[44]。此外，协同创新有利于知识积累，进而推动技术创新，是创新水平提升的有效途径[45]。因此，提升绩效是创新主体开展协同创新的内在动因之一。

4.2 协同创新过程

协同创新模式是指，创新主体在创新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创新行为特点。现有研究基于不同分类标准对协同创新组织模式进行了划分，分类标准包括合作紧密程度、合作导向、合作主导力量、合作组织方式、交易成本等，如表2所示。例如，Wright等[46]按照合作强弱程度，将协同创新类型划分为技术商业化、专利许可、联合攻关、技术咨询及人才流动；Jain等[47]按照商业化程度高低，将产学研协同创新划分成为4类，分别为创业型、创业混合型、传统混合型、传统型。还有一些研究依照合作组织形式将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划分为技术协作型、契约型、一体化型、网络型。总体上，现有研究主要基于中观(组织)视角对协同创新模式进行了研究，聚焦于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而基于宏观或微观视角的协同创新模式研究相对较少。

表2协同创新模式

现有研究认为，协同创新运行机制是指各主体在实践协同创新过程中形成的动力、规则及程序总和[52]，是各活动主体从最初萌发组建协同创新联盟意愿，到协同创新利益分配结束全过程各个环节的运行机理、相关制度与作用方式[53]。

现有研究基于开放式视角、知识视角、网络结构等不同视角对协同创新运行机制进行了阐释，关注协同创新囊括的子机制、角色任务及过程模型构建等方面。首先，学术界普遍认为协同创新包括许多子运行机制，如动力机制、信任机制、资源共享机制、合作伙伴选择机制及风险分散机制等。李久平等[12]基于知识整合视角，提出协同创新运行机制包含的子机制主要有互信机制、利益分配机制、互补相容机制、进化适应机制等。李祖超等[13]基于高校的视角，指出协同创新运行机制包含的子机制主要有知识分享机制、内外部动力机制、绩效评价机制等；其次，一些学者通过探究不同类型活动主体在协同创新活动中的角色及承担的任务，揭示了协同创新运行机理。例如，Nakwa和Zawdie[54]基于网络视角，探究企业、政府及中介机构等组织在协同合作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最后，很多学者通过构建模型阐述协同创新运行过程。例如，Varrichio等[52]构建了协同创新网络模型。总体而言，有关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的研究较为丰富，但是在创新驱动已成为当今发展主题的背景下，基于创新驱动视角探究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的研究仍然较少。

值得关注的是，在协同创新系统中，主体的功能与作用都是双向的，任何强调其中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的合作模式和机制均会对系统带来破坏，极大削弱整体协同效能。因此，协同创新系统的高效运行必须建立在互利互惠的利益共享机制之上，强调利益共享、风险分担。然而，现有研究对协同创新利益共享机制的关注不够充分，该议题有待进一步深化。

4.3 协同创新效应

协同创新效应是指，创新系统内的活动主体通过协同合作整合内外部资源，使得系统整体功效大于各主体单独行动的效果总和。陈劲和阳银娟[26]指出，产学研协同合作有助于创新资源优化，进而实现“1+1>2”的协同效应。

现有研究主要从知识基础观和资源基础观两种视角对协同创新效应展开研究。基于知识基础观视角的研究认为，协同创新通过促进知识积累和组织学习，提升组织动态应对能力；基于资源基础观视角的研究认为，协同创新有助于创新主体整合内外部资源，进而促进创新绩效提升[14]。现有研究已经证实协同创新模式对创新绩效具有积极影响。例如，解学梅和刘丝雨[15]对长三角都市圈的中小型企业进行研究，发现协同创新模式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

不同视角下的协同创新绩效评价研究中，一些学者依照“投入-过程-产出”的思路评价协同创新绩效，投入层面包括人、财、物等资源投入力度，过程层面包括活动主体之间的战略协同度和满意度，产出层面包括直接产出和间接产出等；还有一些学者从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面对协同创新绩效进行评价。宏观层面是对某一个国家(区域)创新系统创新绩效进行评价，中观层面关注组织机构层面的协同创新绩效，尤其是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微观层面的评价对象是科技合作项目绩效[55]。

4.4 分析框架与研究展望

借鉴国内外学者对协同创新动因、模式和机制、协同创新效应及其间影响关系的丰富研究成果，本研究提出协同创新“前因后果”理论分析框架，从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层次对其进行剖析。3个层次的活动主体在外因和内因共同影响下，形成了相应的协同互动模式，各层次活动主体采取不同的协同模式及机制，各司其职，进而实现了不同层次的协同创新绩效，如图6所示。

基于图6所显示的分析框架，发现以下一些研究议题值得未来进一步探讨。

(1)微观层面。虽然科研团队受到学术界长期关注，但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科研团队合作网络特征、团队绩效影响因素及评价，较少关注其协同创新动因、运行模式及机理等。未来研究可以从微观层面对协同创新展开以下探讨：在动因方面，对科技人员的内在动机、团队氛围、规则制度、协同创新政策等进行分析，研究这些内因、外因对科研团队合作模式的影响机制；在协同创新模式及机制方面，可以对科研团队的协同创新模式、运行机制等进行分析与评价，探究科研团队协同合作模式、机制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影响机理。

(2)中观层面。国内外学者已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内在动因[48]和外在制度环境[56]、协同创新的模式[57]及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58]等议题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相关研究主要是从企业视角展开的，而基于学研机构视角的研究相对缺乏。鉴于此，未来应加强从学研机构视角探究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动因、模式、运行机制及产学研协同创新对学研机构学术绩效的影响机理，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此外，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创新主体能力结构如何对产学研协同创新产生影响，以及创新主体能力结构与产学研协同创新间的关系及演化机理，这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

(3)宏观层面。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创新系统与经济系统间互动的潜在影响因素、模式、机制、绩效以及影响机理。未来研究可从宏观层面对协同创新作以下探讨：在影响因素方面，探讨协同创新政策、社会环境氛围等因素对创新系统与经济系统间互动、协同的影响机理；在协同模式方面，对创新系统与经济系统耦合动机、机制及模式，以及创新系统与经济系统协同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展开研究；在协同创新绩效方面，对创新系统与经济系统间的互动耦合创新绩效进行评价。

(4)虽然有学者[41,53,59]通过文献综述的形式，采取文献计量、知识图谱或传统论述方法分析现有协同创新相关研究的知识基础、研究演化及不足，但多集中于中观层面——产学研协同创新领域，较少关注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协同创新。因此，未来综述类研究可分层次分析，综合考察协同创新，以更全面地把握协同创新研究脉络和发展趋势。

5 结语

现有文献已对协同创新展开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是对其内涵的理解与把握缺乏对我国协同创新现状的考察。我国协同创新不仅是一个学术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概念，因而本文在揭示我国协同创新存在的问题、全面把握政府推行协同创新意图的基础上，充分借鉴现有相关研究，对协同创新的内涵、层次及框架进行界定和分析。与现有大多数研究仅聚焦于中观层面的协同创新(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相比，本文同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次探讨其内涵及功能，依照“前因后果”的思路构建协同创新理论分析框架，并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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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HierarchicalStructureandFrameworkofCollaborativeInnovation

(1.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88, China； 2.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 China)

Abstract：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s not only an academic concept but also a political concept in China. However, the existing studies neglect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China when they tried to grasp the connotation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they were restricted to explore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from a The medium level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 Based on adequate consideration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China and taking account of the government's intention to promot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and function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from the micro, medium and macro perspectives, and finds that different level actors form corresponding model of collaborative interaction when they are affected by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motivations. In addition, the collaborative performance at different level are influenced by the collaborative pattern and mechanism that different level actors adopt. Finally, this paper accepts the research ideas of teasing out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o construc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rom a multi-level perspective, and presents some future issues of research 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KeyWords:Collaborative Innovation；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nstitute；Analytical Framework

作者简介：张艺(1983-)，男，广东遂溪人，博士，广东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工程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管理；许治(1975-)，男，新疆乌鲁木齐人，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科研与创新管理；朱桂龙(1964-)，男，安徽庐江人，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管理、区域创新管理。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233003)；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17XYJ21)；广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2017JGXM-MS32)；广东海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C18025);广东海洋大学科研启动经费资助项目(R17079)

协同创新的内涵、层次与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