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ST视角下新兴技术产业化过程的两道鸿沟
刘贻新1,2，谭蓉娟2,3，张光宇1,2，梁 霄1
(1.广东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2.广东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 广东工业大学创新理论与创新管理研究中心;3.广东工业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
摘要：国外近20年才兴起的可持续转型(ST)理论, 为破解当前新兴技术产业化发展成功率和贡献度不高、扶持效果不大的困境提供了系统有效的分析模型和方法工具，已成为当前技术创新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管理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目前国内对ST理论的研究全貌和前沿跟踪仍显不足。辨析了国外ST理论的研究缘起和内涵特征，运用知识图谱方法描绘了ST研究的知识基础、发展脉络及热点趋势。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运用ST研究新兴技术产业化的优势，最后指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可持续转型理论；SNM；MLP；知识图谱
国外近20年才兴起的可持续转型(Sustainable Transition，简称ST)理论，是一种侧重研究激进性创新技术(尤其是颠覆性创新技术)如何克服技术锁定和路径依赖，并培育发展为新兴产业，直至促使社会-技术体制转型，最终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国际前沿管理理论。该理论自从1998年正式提出以来，为破解当前新兴技术产业化发展成功率和贡献度不高、扶持效果不大的困境，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模型和有效的方法工具，成为当前创新管理和社会-技术转型管理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近年来国内已有不少学者与团队跟踪和关注了ST理论，相关研究主要是对该理论的技术生态位、市场生态位、战略生态位管理(SNM)模型和多层次分析(MLP)模型，以及保护空间的作用机理等进行梳理和回顾[1-2]，认为ST理论是创新驱动社会转型与变革的重要理论基础[3]，并指出ST的运作机制可归纳为新兴技术的生态位内生演进机制及其与体制环境的互动机制[4]。张光宇等[5]编著的《战略生态位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围绕新技术如何跨越研发阶段进入主流市场之间的“死亡之谷”这一关键问题，广泛吸收国内外在生态位管理与技术创新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系统总结了SNM实践的最新发展情况，并对其未来应用与理论发展进行了有益探索。陈卓淳[6]实证分析了可持续转型中生态位的成长条件以及生态位催生技术体制转型的过程、模式和路径选择等。刘贻新等[7, 8]运用知识图谱方法分别对国内SNM研究和国外ST理论的研究脉络及热点进行可视化分析，详细梳理了当前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研究全貌。在应用方面，薛奕曦等[9]以ST理论为基础，采用MLP方法分析了中国目前以传统汽车为主导的汽车领域内各要素的动态联系和互馈机制。张光宇等[10]编著的《颠覆性创新：SNM视角》运用ST理论中的SNM模型揭示颠覆性技术的成长机理，为破解颠覆性创新困境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总的来说，近年来国内学者分别从路径依赖、生态位演化和技术范式等视角对ST中SNM模型和MLP模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剖析，并尝试运用案例分析方法，基于ST理论深入揭示颠覆性技术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实施路径，为国内开展ST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应用探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也存在以下主要不足：①大部分文献只停留在对国外ST理论中某个子领域的引入和介绍，尚未全面反映ST理论的研究起源及其内涵特征；②还没有深入分析ST理论在新兴技术产业化应用方面的优势，尤其是SNM-MLP综合模型的应用；③尚未指出当前ST研究存在的不足，也未阐明如何结合中国实际情境，有效运用ST理论培育发展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
鉴于此，本文首先从新兴技术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所需跨越的两道鸿沟着手，厘清ST研究的缘起；其次，通过与传统转型研究进行比较，辨析ST的内涵特征；接着，运用知识图谱及可视化工具，系统梳理ST研究的知识基础和发展脉络，探测当前研究的热点及趋势；然后，分析运用ST理论在新兴技术产业化管理方面的优势，为当前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提高ST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水平提供参考。
针对当前全球范围内消费和生产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如何通过新兴技术驱动形成新兴产业，进而促使社会-技术系统转型，且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是近十几年来国际上的一个热点话题。然而，以太阳能光伏、风能和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发展历程表明，新兴技术产业化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新兴技术能否成功跨越发展过程中的两道鸿沟——“死亡之谷”和“达尔文海”(见图1)，最终促使新社会-技术系统转型并非易事。一方面，新兴技术往往萌芽于与现有主流不一样的技术轨道，极容易被现有主流技术锁定。初期的新兴技术虽然美好而又富有希望，但由于技术知识基础薄弱、相关辅助技术和服务缺乏等众多阻碍，使得其通常是粗糙和低效的，在性能、便利性和价格等方面表现不尽如人意，难以与现有主导设计技术相抗衡，导致新兴技术在跨越R&D与市场导入之间的“死亡之谷”时举步维艰[11-12]；另一方面，即使新兴技术暂时得以立足于主流市场，但由于现有社会-技术体制所造成的路径依赖即所谓的“达尔文海”[13]，其要实现大规模生产并产生规模递增效应，就必须面对多方相关者既有的巨大利益和先期投入的高额沉没成本。
图1ST视角下新兴技术产业化过程的两道鸿沟
可见，新兴技术最终能否成功产业化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既涉及新技术自身变革，还关系到社会-技术系统外部的影响，这导致各国在新兴技术产业化过程中常常陷入创新困境：①诸多新兴技术的创新水平不高，能成功走到商品化阶段的技术成果寥寥无几，新兴技术最终替代现有主流技术、成为市场主导设计的成功率较低；②虽然个别新兴产业初具雏形，但发展周期长，难以形成规模，尚未催生有效的新供给和新需求，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高，与政府预期目标相差甚远；③政府出台了大量扶持政策并运用了各种政策工具，但是，实践反馈并没有带来应有的效果，存在政策工具失灵、陷入政策误区以及工具运用不当等造成浪费的现象，与政府初衷相背而离。因此，如何科学有效地助力新兴技术产业化成功跨越“死亡之谷”和“达尔文海”两道鸿沟，培育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且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是当前新兴技术产业化管理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Kemp等[13]认为缺乏一套科学的分析模型深入剖析新兴技术产业化的本质机理，更缺乏一种系统的方法工具有效指导新兴技术产业化管理。在此背景下，Kemp、Schot、Weber、Geels和Hoogma等荷兰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借鉴生态位(Ncihe)理论、技术演化理论和建构性技术评价理论的基础上，从社会-技术系统转型角度，提出通过创新生态位(Innovative niche)的培育和治理，及其与外部体制环境的协同演化，阐述新兴技术产业化发展的内在机理，提倡通过政策工具组合设计保护空间的运作机制，加速和优化创新生态位培育与跃迁的转型路径，进而加强其与社会-技术体制和社会-技术景观的交互作用及协同演化，为破解新兴技术产业化发展困境提供一套系统科学的分析模型和方法工具。
“转型”通常表示实现某种基本社会功能的系统的长期变化。随着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转型的概念开始用于社会技术研究领域，由此不少学者提出了“社会-技术转型(Socio-technical Transition)”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如果一个社会的技术性需求得到满足，则社会-技术系统中的结构(如组织、架构)、文化(如准则、规范、行为模式)、实践(如程序、技能)等方面将发生根本性转换，而且这个过程周期是非常长的[14-15]。与此同时，不少学者关注社会-技术转型后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并试图与传统转型区分开来，由此提出了“可持续转型”的观点，并将其定义为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向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替代的系统转变，这种转变体现为技术、制度、组织和社会经济子系统等方面的协同演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被控制和引导，最终实现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可持续发展[16-17]。Smith等[18]指出，ST研究拓展了传统技术创新研究框架，重新描绘了技术创新演进与技术系统外部的社会-技术体制互动关系，侧重探讨现有社会-技术体制下如何开展技术创新且有效构建新的社会-技术体制，以及现有社会-技术体制与新的社会-技术体制的博弈等基础问题。归纳起来，ST研究的初衷就是为了反思过去生产和消费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提出如何通过新技术驱动社会-技术系统转型，重构生产和消费模式，从而更好地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相比传统的转型研究， ST研究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①目标导向性强。ST往往具有明确的目标(如经济、生态或能源)，并通过构建和管理保护空间，指导与控制创新生态位的成长过程，而传统转型通常为突发式的；②涉及多主体协同演化过程，这些主体包括企业、消费者、科研机构、政府、中介服务团体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等；③属于系统性变革。ST是新旧社会-技术体制的颠覆性变革，而社会-技术体制由技术、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知识基础、消费者偏好、市场、公共政策和政治力量以及文化意蕴等众多要素构成，因此，ST意味着多维度要素的交互作用过程。同时，现有体制内某一方面要素的调整或改变最终也将影响整体，并导致体制呈现系统性演进格局；④要经历一个复杂和不确定的过程，这主要源于ST是一项动态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新旧社会-技术体制竞争与共生之间的博弈；⑤由经济、技术、政治、环境和社会等多个子系统构成一个大系统，ST的成功意味着微观、中观和宏观多层面都将发生较大变化[14-17]。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跟踪ST理论研究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情况。根据WoS数据库中259篇ST研究文献的引文报告分析结果可知，该领域的文献总被引达3 604次，去除自引的被引频次为3 078次，每年平均被引次数为13.15次，其H指数高达31，其中，从2011年开始，每年被引次数开始超过300次。这些指标与同类文献被引计量相比，数值都比较高，说明近5年来学术界对ST研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ST理论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为了更细致地梳理ST研究的知识基础和发展脉络，探测当前研究的热点及趋势，本文运用知识图谱方法及CiteSpace软件对ST英文文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数据来源于WoS核心合集数据库(检索时间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经过数据清理，最终筛选出348条文献题录作为本文分析数据。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时间切片设定为1年一切割，采取TOPN法，分别对ST文献进行共被引图谱分析和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
所谓知识基础，是一个研究领域在被引和共引过程中承载动态核心观点所形成的聚类，其跟随研究前沿在时间上呈现动态演进，可对研究文献进行共被引聚类挖掘[19-20]。从ST研究的共被引聚类图谱(见图2)可以发现，ST研究文献组成的网络被划分为9个聚类，最大聚类包括：“strategic niche management”聚类，表示ST理论中的SNM模型研究，该聚类包括Kemp(1998)、Hoogma(2002)、Raven(2005)、Schot(2008)等15篇经典文献；“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聚类，表示对ST理论的综合研究和运用，包含Geels(2002)、Geels(2007)、Smith(2010)、Smith(2014)等15篇经典文献；“multi level perspective”聚类， 表示ST理论中MLP模型的研究，包含Schot(2008)、Geels(2012)等12篇经典文献。上述每个聚类包含的经典文献所形成的核心观点，动态构筑了ST研究的知识基础。
图2ST理论研究文献共被引聚类图谱
根据聚类图谱结果，本文将ST研究的知识基础划分为SNM模型、MLP模型和可持续转型的SNM-MLP综合模型三大群组。
(1)SNM模型。为了实现可持续转型，学者们结合生态学和社会-技术范式思想，提出通过引入“创新生态位”这一概念剖析社会-技术体制变革过程，并将创新生态位划分为“技术生态位(Technology Niche)”和“市场生态位(Market Niche)”两种。其中，技术生态位是指主动为新兴技术的研发和试验构建一个保护空间，避免其在适应市场环境前就与现有主流技术进行正面竞争，并促使其走向稳健和成熟，免于承受现有主流技术路径的选择压力而夭折[11]。Agnolucci等[21]认为技术生态位本质可理解为新技术的“孵化器”，在这个孵化空间里，新技术将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并得以培育和发展。而市场生态位是指新技术形成的初始产品在现有市场所处位置及其所能利用的市场资源总和[11][22]。新兴技术在技术生态位阶段成功孕育后将实现商品化，但由于形成的初始产品在质量、性能、经济性等方面与主流市场上同类产品难以抗衡，只能适用于特定市场，因此，应该构造一个“原始市场”保护空间(市场生态位)，用于引导新产品满足潜在消费者需求，逐步提高消费者满意度。在此基础上，Raven[23]从演化角度指出，在现有社会-技术体制的选择压力下，新技术成长过程实质上就是创新生态位演进过程，利用创新生态位及其动态跃迁概念，阐述技术“选择-遗传-变异”的自然规则和社会-技术体制转型的内在机理，并将其视为新兴技术产业化的关键。可见，早期ST研究者侧重从内生演进角度分析创新生态位“选择—形成—培育—繁殖—跃迁”管理过程(见图3)，即SNM模型研究。
图3创新生态位内生演进的SNM模型
SNM模型提倡主动为创新生态位构建保护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实验，以构建、培育创新生态位，催生并加快其向新社会-技术体制转型。期望收敛、创新主体社会网络管理以及对知识创造与扩散的交互学习是保护空间发挥作用的3种内生机制，这3个机制相互影响，推动实验项目的选择、建立、执行和扩大，从而形成一个复杂且自我强化的系统。
(2)MLP模型。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少ST研究者发现，创新生态位内生演进过程并非新兴技术产业化过程的唯一环节，外部的社会-技术体制和社会-技术景观两个层面的因素对创新生态位成功跃迁同样起到决定性作用[4]。因此，Geels在2002年正式提出创新生态位外部演化的MLP模型，将社会学纳入由新兴技术驱动产生的社会-技术转型机理研究中，提出由不同要素基于一系列规则构成社会-技术体制，并剖析创新生态位的形成以及由此产生的产业变革。该模型将社会-技术系统转型过程，描绘成创新生态位(微观)、社会-技术体制(中观)和社会-技术景观(宏观)3个层面交互作用而引发的非线性过程，每一层次都由多个要素组成，越是高层次的要素越稳定[22][24]。MLP模型认为，社会-技术转型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因果关系，也不是由单一原因或动力所触发的，而是多层面因素动态交互的迭代过程[25]，如图4所示。
社会-技术景观是指影响社会-技术体制和创新生态位发展的外部环境，包括政治形态、宏观经济和文化制度等核心要素，其变化通常是缓慢且具有突变性的，一旦发生突变，将会对社会-技术体制施压，冲击甚至打破原有社会-技术体制中各要素之间的依赖和锁定，从而改变现有社会-技术体制的稳定性。同时，社会-技术景观的波动通常也会为创新生态位的形成创造机会，并促使其发展和集聚。社会-技术体制是在社会-技术景观发展过程中形成并支撑其运行的一个稳定结构，通常由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知识基础、消费者偏好行为和市场、公共政策和政治力量以及文化意蕴等要素构成[22]。现有社会-技术体制通过构成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产生路径依赖效应和技术锁定效应，这两种效应往往成为突破性技术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最大障碍。创新生态位，在微观层面为突破性技术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提供一个保护空间(类似孵化室)，有利于新兴技术的期望建立、交互学习和网络形成，从而免于现有社会-技术体制的选择压力[25]。创新生态位的形成和发展通常源于偏离了现有社会-技术体制的一个或多个维度的要素，比如技术性能、用户偏好、基础设施和社会文化等。在MLP模型中，创新生态位作为变革现有社会-技术体制的“变异种子”，对新旧社会-技术体制的成功转型至关重要。
图4创新生态位外部演化过程的MLP模型
MLP模型为新兴技术产业化的内在机理研究开辟了另一个视域，一方面，新兴技术产业化要充分利用社会-技术景观对新兴技术创新生态位提供的窗口，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现有社会-技术体制对创新生态位所产生的选择压力，需及时构建保护空间来防护这种选择压力；另一方面，创新生态位对现有社会-技术体制的作用，既可能是变革现有体制、建立新的社会-技术体制，亦可能是拓展原有体制、与现有体制形成共栖关系，这为界定保护空间的功能属性提供了依据。
(3) SNM-MLP综合模型。近年来，ST研究者在详细比较分析上述两个模型的利弊之后，提出应该将创新生态位的内生演进过程和外部演化过程设计成一个统一的系统性分析模型——SNM-MLP综合模型[26]，如图5所示。
SNM-MLP综合模型初步揭示了社会-技术系统转型过程中多维度、多层次、多因素作用的复杂过程：①创新生态位的内生演进过程(SNM模型)，该过程侧重分析保护空间如何通过期望收敛、交互学习、网络管理3种作用机制，促进创新生态位的成功培育和动态跃迁过程；②创新生态位的外部演化过程即MLP模型，该过程侧重阐述保护空间如何通过诱发、作用、反馈和撤退4个作用机制，增强创新生态位与外部社会-技术体制和社会-技术景观的交互作用，从而逐步实现变革现有社会-技术体制的演化过程[27-29]。SNM-MLP综合模型以创新生态位为枢纽，将其内在演进和外部演化两个过程有机结合起来，为剖析新技术变革和新兴产业培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全过程视角，能更全面、系统地阐释新兴技术产业化的内在培育机理，因此,近年来受到ST研究者的热捧，并由此掀起了运用该模型分析诸多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形成与培育的案例研究热潮。
图5SNM-MLP综合模型
分析共被引文献所形成的图谱，有利于掌握该领域研究的关键成果和整个领域的发展脉络。本文根据ST研究文献的共被引情况，形成了ST研究发展脉络的时区图谱(见图6)。
图6ST理论发展脉络的时区图谱
在此基础上，通过精读图谱中节点Sigma值排名前10的文献，凝练了这些关键节点文献观点，并分析了其在ST理论研究中的作用(见表1)，以期辨析ST研究的发展脉络。
根据表1的梳理，本文将ST研究脉络归纳为：①研究对象方面，呈现出“突破性创新-颠覆性创新-新兴产业形成-草根创新项目”的焦点交替；②研究目标和内容方面，初期从创新生态位的内部运作角度，构建了SNM模型(技术生态位-市场生态位-技术体制的交互作用模型)，剖析了创新生态位的期望、学习和网络3个机制，侧重分析新兴技术演进机理。然后，逐步扩展到从创新生态位外部互动角度，构建了MLP模型(创新生态位-社会-技术体制-社会-技术景观的交互作用模型)，阐述新兴技术产业化的形成机理和运作机制，再到同一社会-技术体制下“创新生态位与社会-技术体制互动”的转型路径研究，直至当前“多个创新生态位与多种社会-技术体制互动”的转型路径研究；③研究焦点方面，主要集中在SNM模型构建与分析、MLP模型构建与分析、创新生态位形成与培育、保护空间构建及其效应评价、草根创新项目的创立与发展等方面。
在知识图谱中，可以通过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探测某一个领域的研究热点，ST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7所示。本文根据中介中心性(≥0.1)和共现频次，对图谱中关键词进行了筛选和排序，挖掘不同时期ST研究的热点，结果如表2所示。
表1ST理论研究关键节点文献的核心观点及作用评述
图7ST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根据表2结果分析可知，在19个高中介中心性(Centrality)且共现频率≥100的关键词中，包括战略生态位管理(SNM)、可持续转型(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多层次分析视角(MLP)、社会-技术体制(socio-technical regime)和生态位发展(niche development)5个关键词，其在ST研究中具有“桥梁中介”作用。同时，保护空间(protected space)、转型路径(transition pathway)和政策工具(policy instrument)3个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和共现频次都比较高，亦受到ST研究者的高度关注，表明如何认识保护空间的功能以及如何有效构建和及时撤离保护空间是当前ST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表2高中介中心性关键词及其共现频次
此外，为了探测研究热点演化的前后衔接性，本文通过关键词冲积图，分析ST研究热点及其主题网络社区演化过程。结果表明，ST研究热点实际上随着时间推移而呈现出融合、分化的演化趋势。其中，部分热点如转型管理、 替换技术、 技术经济范式等在2010-2011年就没有后续主题网络社区，意味着这些热点可能走向消亡或被融合到其它主题网络社区。而个别热点，如原有的可持续转型、社会-技术体制转型、 创新生态位治理和转型路径等热点，以及在 2010-2013 年新演化出来的保护空间、政策工具、草根创新和效应评价等热点可能成为未来研究热点，这也与前述聚类分析结果相印证。
现有主流文献认为ST理论有两个主要应用，一是掌握和理解新兴技术发展过程的机理，二是运用合理的方式影响其发展。正如Raven(2005)所总结的，ST理论一方面作为一种研究模型，通过分析事后经验辨识技术创新扩散成功与失败的因素；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为制定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起到指引作用。因此，ST研究者认为，新兴技术产业化的本质就是以技术创新(尤其是突破性创新技术和颠覆性创新技术)为驱动，在保护空间运行机制的作用下，通过创新生态位的成功培育和跃迁演进，变革现有社会-技术体制和建立新社会-技术体制的转型过程。但由于现有社会-技术体制以及由此形成的路径依赖和技术锁定，使得创新生态位发展需要抗衡巨大的选择压力。因此，应主动、有针对性地为创新生态位构建保护空间。归纳起来，本文认为运用ST研究新兴技术产业化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ST理论为新兴技术产业化管理提供了一种全过程式的管理工具和分析模型。新兴技术产业化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新技术转变成物质形态的产品、服务或商业模式，继而形成新的产业并逐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ST认为激进式技术创新可理解成一个在现有社会-技术体制背景下，新技术创新生态位的动态演进过程，特别强调新技术变革和新兴产业培育的全过程式理念，包括创新生态位内部形成过程，即从技术生态位到市场生态位，再由市场生态位到社会-技术体制，同时，考虑创新生态位外部演进过程，即创新生态位、社会-技术体制和社会-技术景观三者的互动演化。因此，ST能为新兴技术产业化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分析模型和研究工具。
(2)ST理论提倡主动而且有针对性地运用保护空间，助力创新生态位的成功培育和动态跃迁。ST理论认为新兴技术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风险性与复杂性，受到系统内外部多重障碍因素的综合影响和交互作用，这些障碍因素构筑了阻碍新兴技术创新生态位的“鸿沟”。因此，ST理论提倡为某项具有发展前景的新兴技术成长及其产业化提供额外帮助，在一定时期和空间范围内，主动且有针对性地制定一系列特定的保护措施，运用独特的社会经济实验方法，促使其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Smith(2012)和Smith(2014)指出，构建保护空间的根本目的在于：①从创新生态位自身内部的培育发展角度来看，为了促进对新兴技术适用性的了解和认同，学习和宣传新兴技术的优势，提高新兴技术的认知度和成熟度；②从创新生态位更为广泛的转型过程来看，要加快新兴技术的应用速度和范围，促进新兴技术的广泛扩散，使其适应现有的社会-技术体制，或者变革现有体制的同时建立新的社会-技术体制，从而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3)ST理论主张通过评估和预测保护空间的作用效应发挥政策工具的作用。ST强调保护空间的有效构建、及时撤离对新兴技术创新生态位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也提出保护空间针对新兴技术创新生态位发展阶段运用不同的政策工具发挥着不同功能。但事实上，由于新兴技术产业化的复杂性、动态性和长期性，往往导致保护空间所运用的政策工具在实际操作上显得难度越来越大，实施政策工具的力度和采取退出机制的时机难于把握，导致政策工具失灵或运用不当而无法达到应有效果。因此，ST研究者主张对保护空间构建进行跟踪评价和预测分析，这为政府制定和优化促进新兴技术产业化的政策体系提供了定量化的参考。
本文对ST研究的缘起、内涵特征、知识基础、发展脉络和热点趋势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并阐述了ST在新兴技术产业化有效管理中的优势。ST研究以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为最终目的，强调通过创新生态位、社会-技术体制和社会-技术景观3个层面的交互作用实现社会-技术系统转型，并主张通过保护空间的有效构建和及时撤离助力创新生态位培育与跃迁。其中，SNM-MLP综合模型为剖析新技术变革和新兴产业培育提供了一个全过程式的视角，更能系统地阐释新兴技术产业化培育机理，为解决新兴技术培育及其产业化所遭遇的鸿沟提供了科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现有ST理论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这为未来研究提供了空间和方向。
(1)新兴技术产业化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和高风险性等特征，是一项多主体参与、多要素协同、多阶段发展的复杂系统工程，受到系统内外部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和交互作用。如何科学系统地从ST视角解读新兴技术产业化遭遇的鸿沟，全面识别新兴技术产业化的障碍因素及其动态性，明确不同类型的障碍因素对新兴技术创新生态位的动态影响和作用路径？这些对有效运用保护空间来助力创新生态位跨越鸿沟和成功跃迁，进而形成新兴产业，提升新兴技术产业化成功率和贡献度具有关键作用，值得今后研究重点关注。
(2)保护空间的有效构建和及时撤离，对新兴技术创新生态位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现有研究对保护空间的意义和基本功能进行了初步探讨，但还不够系统和深入，有些问题尚未阐明。譬如，如何从保护空间所处的系统角度把握其本质和特征？如何理解保护空间的功能属性以及怎样进行观测？保护空间在新兴技术产业化演进过程中如何启动和发挥相关功能，其运行机制包括哪些？这些都是未来开展进一步研究的主要方向。
(3)保护空间构建是一项涉及多层面障碍因素、多元化功能属性和多阶段创新生态位的复杂工程。关于如何构建保护空间及评价其保护效果，现有研究鲜有提及。谁来构建？为谁构建？保护的范围(时间和空间)包括哪些？用何种手段方式进行保护？什么时候应该撤离退出？撤离时的衰减力度如何确定？这些问题都需展开后续研究，便于决策者、管理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现有政策工具运用效果进行评价，同时，也为政策工具的调整优化和及时退出提供一种有效的方法。
(4)现有ST研究，尤其SNM-MLP综合模型的运用，大部分还停留在定性分析和案例分析阶段，缺乏定量化研究，这也是今后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的重点。应寻求和引入合理科学的方法，譬如，可以考虑引入社会网络方法(SNA)对SNM过程的3种内生机制(期望收敛、网络管理和交互学习)进行测量；也可以考虑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就保护空间对新兴技术产业化培育过程作用进行建模仿真，验证其启动-反馈-退出等方面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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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Yixin1,2,Tan Rongjuan2,3,Zhang Guangyu1,2,Liang Xiao1
(1.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 Innovation Theor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Center i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dong Decision-Making Consultation Research Base; 3.School of Economics & Commenc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520, China)
Abstract：The Sustainable Transition (ST)Theory, which emerged abroad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provides a scientific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a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an effective method tool for the two gaps that need to be cross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The theory has received keen attention from government, academia and business community,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field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ocial technology transition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the ST theory and the frontier is not enoug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rigin and connotation of the foreign ST theory, and uses the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 method to describe the knowledge basis, development trend and hotspot trend of ST research.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advantage of using ST to study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finally points out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KeyWords:Sustainable Transition Theory; SNM; MLP; Knowledge Map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18-0152-09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F260
DOI：10.6049/kjjbydc.2017120296
作者简介：刘贻新(1976-)，男，广东阳春人，博士，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创新管理；谭蓉娟(1978-)，女，湖南湘潭人，博士，广东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产业经济；张光宇(1962-)，男，湖南岳阳人，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管理、企业战略管理；梁霄(1995-)，女，广东清远人，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创新管理。本文通讯作者：谭蓉娟。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67306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5AZD07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JL029)；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方向)项目(2018A030313397)；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智库项目(2018GZZK16)
收稿日期：2018-03-16
(责任编辑：万贤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