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整体研究框架
申传刚1,2，杨 璟3，李海燕4
(1.华侨大学 华商研究院；2.华侨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3.华侨大学 旅游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4.厦门大学 创业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创新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新生代员工作为组织内的主力，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新生代员工创业意向，推进新生代员工创业活动的开展，有必要探索影响新生代员工创业意向的具体因素。以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以创业自我效能感为中介变量，以创业环境为调节变量，构建个体创造力对创业意向的影响模型。对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福建地区352名新生代员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员工创造力对其创业意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造力与创业意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创业环境中的市场资源环境调节创造力与创业意向之间的关系，并且市场资源环境与创造力之间的交互项通过创业自我效能感间接影响员工创业意向。
关键词：创造力；创业意向；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环境；新生代员工
创业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如何有效辨别创业者以及探索影响个体创业的内外部因素一直是创业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而个体创业行为始于创业意向，创业意向是预测创业行为的最佳指标[1]。以往关于创业意向的研究多以计划行为理论和创业事件理论为基础展开[2]，随着社会心理学的兴起，研究者开始从社会认知视角解释创业意向形成机制。其中,个体创造力与创业意向之间的关系受到国内外学者的积极关注。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用来作出评估、判断和决策的知识结构等认知性因素在激发创业意向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个体认知性因素有助于个体识别并抓住机会[3]。相关学者认为创业需要创业者识别机会、产生新的想法以及开展创新活动，创新应该是创业活动的核心基础，而创新依赖于个体创造力，所以，创造力是影响个体创业意向的一个重要因素[4]。而目前关于个体创造力与创业意向之间关系的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个体创造力影响其创业意向的内在机制仍比较模糊，值得进一步挖掘。
依据Boyd等[5]提出的创业意向模型，个体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向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个体对其创业能力、个性特质的认知以及对社会准则、经济环境的知觉等均通过创业自我效能感影响其创业意向。以往研究在探索个体、环境与创业意向之间的关系时，多聚焦于个体或环境因素对创业意向的影响，而忽视了个体和环境因素对创业意向的交互影响，并且多以大学生、农民工和创业者为研究对象[6-8]，缺乏对组织内新生代员工的关注，而在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新生代员工(1980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工作者)已成为组织的主流，他们多数拥有较高文化水平，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崇尚自由，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敢于接受新事物和挑战自我，积极关注自我实现[9]，他们理应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重要力量。因此，本研究拟以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以新生代员工为研究对象，探讨个体创造力对创业意向的影响，检验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造力与创业意向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创业环境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以期为提升新生代员工创业意向、推动其成功创业提供理论依据。
创业意向是指一种将个体注意力和行为引向自我雇佣而非组织雇佣的心理状态，即个体计划创建新企业的信念，在某个未来的时间点上从事与新企业创建有关活动的可能性[1]。在创业时，需要个体能够识别机会并利用机会，而识别和利用机会往往依赖于个体发现想法或概念之间新联系的能力，即需要创业者拥有较强的目标识别和模式识别能力，在面对机会识别时能够“跳出”框架思考问题[10]。而个体创造力指个体产生与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工作方法或管理流程等相关的新奇、有用的想法或观点[11]。相关研究者认为高创造力的个体更有能力“跳出”原有思维框架思考问题，使得他们更容易被激励去作出自我雇佣的职业选择[12-13]。Hmieleski等[1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即兴创作高的个体(创造力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有着更强烈的创业意向。Zampetakis等[6]研究发现知觉到自身创造力高的个体更倾向于作出创业选择。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对于我国拥有较高文化水平、崇尚自由、敢于挑战自我的新生代员工而言，当他们知觉到自身创造力较高时，也同样会展现出较高的创业意向。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新生代员工创造力与其创业意向正相关。
创业自我效能感是个体自我效能感在创业领域的具体体现，指个体相信自己能够成功扮演各种创业角色，并完成各项创业任务的信念强度，是创业者对自身能够胜任创业活动的信心[15]。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自我效能感是个体的深层次信念，代表个体的核心机制，直接影响个体对具体任务目标完成的持久性和努力水平。在具体行动目标下，高自我效能会促使个体努力接近目标，而低自我效能则会导致个体逃避目标[16]。同理，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自我效能感作为创业者深层次的信念，是创业者产生创业意向以及开展创业活动的重要前提[5，17]。国内外相关研究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有着更强的创业意向[18，19]。同时，个体对自身创造力的认知可能是影响其创业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因素。因为个体产生新颖且有用的想法能够增强个体的自信以及对某一具体领域相关活动的胜任力知觉[20]。当个体知觉到自身具有较高的创造力时，同样能够增强个体对其成为一个创业者所需能力或胜任力的知觉，进而促进个体创业意向。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个体创业自我效能在创造力与创业意向之间起中介作用。
创业环境指创业者进行创业活动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能够利用的各种外部影响因素的总和[21]。创业环境包含资金、人力、技术、原材料供应、潜在的消费需求以及提供咨询、法律、会计商务服务等市场资源环境，也包含政府为了支持创业所出台的各种政策等制度规范环境[22-23]。市场资源环境为创业者开展创业活动提供必需的初始资源，而制度规范环境是新创企业获取资源、保证合法性以及得到社会认同的重要支持，是为创业者间接提供资源和支持的环境，是创业者能够从市场资源环境中获取资源的重要保证[24]。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环境与行为之间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辩证体系[25]。个体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向不仅仅受到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个体和环境因素的交互影响。当个体意识到市场资源环境良好、信息透明度高，较容易获得人才、技术、资金方面的支持，并且政府的各项政策法规均支持创业时，会进一步增强创造力较高的新生代员工开展创业活动的信心，使其拥有更高水平的创业意向。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创业环境正向调节新生代员工创造力与创业意向之间的关系。个体感知到市场资源环境越好，新生代员工创造力对其创业意向的正向影响越强(H3a)；同样，个体感知到制度规范环境越好，新生代员工创造力对其创业意向的正向影响越强(H3b)。
H4：创业环境对新生代员工创造力与创业意向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实现。个体感知到市场资源环境越好，新生代员工创造力对其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越大，进而创业意向更高(H4a)；同样，个体感知到制度规范环境越好，新生代员工创造力对其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正向影响越大，进而创业意向也越强(H4b)。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理论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图1整体研究框架
本研究选取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福建地区从事IT、服装制造、培训教育等企业的400名员工参与调查。为了保证高的回收率，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配合下当场发放问卷，被试作答完毕之后由工作人员当场回收问卷。本研究共发放问卷400份，最终回收问卷392份，回收率为98%，剔除36岁以上(1980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员工以及无效问卷之后，最终得到352份有效问卷。其中，珠三角地区153份，长三角地区83份，福建地区116份；男性197名，女性155名；有162名员工的家庭成员或亲戚有创业经历(占比46%)；20岁及以下的新生代员工56人(占比15.9%)，21～25岁的员工89名(占比25.3%)，26～30岁员工119名(占比33.8%)，31～36岁的员工88名(占比25%)；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员工17名(占比4.8%)，高职或高中73名(占比20.7%)，大专学历94名(占比26.7%)，本科学历154名(占比43.8%)，硕士及以上学历13名(占比3.7%)。
员工创造力：采用Farmer等[26]开发的4条目量表，单维结构，样题如“我总是率先尝试新想法和新方法”。该量表采用Likert-7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7代表完全符合。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
创业自我效能感：采用Linan等[27]开发的6条目量表，单维结构。样题如“如果我创办企业，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很大”，该量表采用5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
创业意向：采用Chen等[28]开发的创业意向量表，该量表共5个条目，单维结构，样题如“我决定将来要自己创业”。该量表采用5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
市场资源环境：采用胡玲玉等[23]根据GEM[29]的创业环境量表所修订的适合国内情境的市场资源环境量表，该量表共6个条目，主要围绕创业过程中本地市场提供的人才、资金、技术、原材料以及相关法律、会计等咨询服务进行评估，样题如“如果我创业，本地市场能够为我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该量表采用5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
制度规范环境：根据GEM[29]的创业环境量表，参考胡玲玉[23]以及杜海东等[30]对制度规范环境的测量，结合本研究的实际，对GEM创业环境中制度规范环境条目进行相应修订。该量表共包含4个条目，样题如“本地政府项目和资助对新创企业有一定的倾斜”。该量表采用5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运用Amos18.0对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所得结果为χ2/df=2.78<5，GFI=0.99，CFI=0.99，NFI=0.99,IFI=0.99,RMSEA=0.07,表明制度规范环境的单维结构拟合良好。
控制变量：考虑到创业者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以及家庭成员创业经历对个体创业意向存在一定影响，将这些变量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
由于本研究中所有量表经同一被试填写，因此可能产生共同方法偏差。为了有效控制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在调研过程中，采用匿名方式填写，并且对不同项目采用不同计分方式。对本研究数据采用Harman的单因素检验方法，结果显示在未旋转的情况下共析出5个因子，第一个主成分解释了28.36%的变异，未占到总变异的50%，说明本研究中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
本研究采用SPSS18.0对数据进行分析，所有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矩阵如表1所示。结果显示：员工感知其个人的创造力与其创业自我效能呈显著正相关关系(r=0.35,p<0.01)，与其创业意向呈显著正相关关系(r=0.33,p<0.01)，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向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r=0.51,p<0.01)，此结果为后续变量之间关系的验证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表1各研究变量平均数、标准差与相关矩阵(N=352)
注：**表示P<0.01，*表示P<0.05；性别：1=男，2=女；家庭成员的创业：0=无，1=有，下同
(1)主效应和中介效应。遵循Baron和Kenny[31]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步骤，各步骤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和方程检验结果见表2。第一步是检验新生代员工创造力对其创业意向的效应。由表2中的方程1结果可知，新生代员工创造力对其创业意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8,P<0.01)，因此，假设H1得到验证。第二步，检验新生代员工创造力对其创业自我效能的影响。方程2结果表明新生代员工创造力对其创业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β=0.33,P<0.01)。第三步是将新生代员工创造力与其创业自我效能感同时纳入回归方程来解释其创业意向，检验创造力的效应是否会消失(完全中介)或减弱(部分中介)。方程3结果表明，将新生代员工创造力与创业自我效能感同时纳入方程预测其创业意向时，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效应显著(β=0.45,P<0.01)，而创造力的效应有所减弱，但仍然显著(β=0.13,P<0.01)。因此，可以认为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造力与创业意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的sobel检验结果表明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造力与创业意向之间的间接效应显著(Z=5.45,P<0.01)，因此，假设H2得到检验。
表2层级回归分析(N=352)
(2)创业环境的调节作用。根据叶宝娟等[32]提出的中介调节效应检验流程：①构建因变量(Y)对自变量(X)和调节变量(U)以及二者交互项的回归方程，即Y=c0+c1X+c2U+c3UX+e1，若c3显著，则为进一步的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分析提供了基础；②构建中介变量(W)对自变量(X)和调节变量(U)以及二者交互项(UX)的回归方程，即W=a0+a1X+a2U+a3UX+e2，若系数a3显著，则说明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交互项对中介变量效应显著；③构建因变量(Y)对自变量(X)、中介变量(W)、调节变量(U)、自变量与调节变量交互项(UX)的回归，即Y=c'0+c'1X+c'2U+c'3UX+b1W+e3。若b1显著，则说明UX通过中介变量W对因变量产生影响，间接的调节效应为a3b1，直接的调节效应为c'3，若c'3不显著，则说明U的调节效应完全通过中介变量W起作用。所有检验用Bootstrap法完成，通过SPSS18.0得以实现。依照此程序，将创造力、市场资源环境、制度规范环境和创业自我效能感进行中心化处理，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中方程4可知，市场资源环境与创造力的交互项对员工创业意向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10,P<0.05)，因此，H3a得到验证，而制度规范环境与创业意向的交互项对创业意向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1,P>0.05)，因此，H3b未得到验证。由方程5可知，市场资源环境与创造力的交互项对创业自我效能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β=0.11,P<0.01)，而制度规范环境与创造力的交互项对创业自我效能感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5,P>0.05)，上述结果说明对那些知觉到市场资源环境较好的新生代员工而言，知觉其个人创造力较高时，有更高的创业自我效能感以及更高的创业意向。此结果为后面进一步检验市场资源环境在创造力通过创业自我效能感间接影响其创业意向的过程中发挥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假设H4a)奠定了基础。
在方程4的基础上将创业自我效能感纳入回归方程(方程6)，结果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向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β=0.33,P<0.05)，而此时市场资源环境与创造力的交互项对创业意向的预测效应不再显著(β=0.06,P>0.05)，并且制度环境与创造力交互项的预测效应依然不显著(β=-0.03,P>0.05)，此结果表明新生代员工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市场资源环境与创造力的效应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即对于知觉到市场资源环境较好的新生代员工，具有创造力的个体会知觉到更高的创业自我效能感，进而有着更高的创业意向，因此，H4a得证，而H4b未得到验证。
表3层级回归结果：创业环境的调节作用(N=352)
为了更为直观地揭示市场资源环境对新生代员工创造力与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意向之间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以市场资源环境的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作为分组，分别对高市场资源环境和低市场资源环境下新生代员工创造力与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意向之间的关系进行描绘，如图2和图3所示，在高市场资源环境下，新生代员工的创造力越高，其创业自我效能感越高，创业意向也越强。
图2市场资源环境对创造力与创业自我效能感关系的调节效应
图3市场资源环境对创造力与创业意向关系的调节效应
创造力与创业意向之间的关系探讨随着社会认知理论在创业意向研究的应用而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本文研究发现创造力较高的新生代员工有着较高的创业意向。本文研究结果一方面填补了国内关于创造力与员工创业意向之间关系实证探索的空白，为我国在当前新的转型期有效辨别以及激发创业者创业意向提供了新的思路，另一方面弥补了以往在探索创业意向时多以大学生和农名工为研究对象的不足。同时，本研究结果与Zampetakis等[6]研究结果一致，进一步支持了Fledman等[12]提出的拥有较高创造力职业锚的个体更倾向于作出自我雇佣的职业选择的观点，再次验证了个体创造力在驱动创业意向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另外，本研究还发现新生代员工的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造力与创业意向之间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这再次证明了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意向形成上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创业自我效能感代表个体对创业机会识别和利用、外部资源获取的能力有信心，敢于承担创业风险，愿意为实现创业成功付出努力并且持之以恒。
本文研究发现创业环境中市场资源环境调节新生代员工创造力与其创业意向之间的关系，并且此调节效应通过创业自我效能感实现。而制度规范环境对创造力与创业意向、创业自我效能感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这说明个体与环境因素不仅单独影响个体的创业自我效能及创业意向，而且会对它们产生交互影响。本文有效弥补了以往研究多聚焦于个体、环境等因素单独影响创业意向的不足，从更为整体的视角探索了创业意向发生机制，为理解创业意向的发生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视野。之所以出现市场资源环境调节效应显著，而制度规范环境调节效应不显著的结果，主要原因可能是市场资源环境包含创业过程所必需的资金、技术、人才等基础性资源，而制度规范环境更多地为创业者顺利获得市场资源提供保障，所以，对创业者来说，市场资源环境相对于制度规范环境来说更为直接，当创业者知觉到市场资源环境较好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说明制度规范环境较好，所以，个体更加关注市场资源环境。
本文研究结果对有效提升新生代员工创业意向，促进其创业活动有一些重要启示。首先，新生代员工的创造力对其创业意向存在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这说明创造力高的个体更可能作出创业职业选择，因此，为了有效激发新生代员工开展创业活动，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开展有助于提升员工创造力的创业教育活动。其次，新生代员工创业自我效能感在驱动个体创业意向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其创业自我效能感可以通过创业教育得到快速提升[8]，政府可以通过加强新生代员工创业教育增强其创业意向。再次，良好的市场资源有助于提升具有创造力的新生代员工创业意向，所以，政府要塑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出台相应措施促进市场资源不断优化升级，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增加各类信息的透明度，使得创业者能够较快获得创业过程中所需的各种基本信息。最后，尽管市场规范环境并不能有效促进具有创造力的个体的创业意向，但是，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对于新生代员工而言，制度规范环境对新生代员工的创业自我效能感(β=0.20,P<0.01)和创业意向(β=0.22,P<0.01)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这说明制度规范环境在促进新生代员工创业自我效能和创业意向上具有显著作用。所以，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政策和制度，激励新生代员工从事创业活动，如简化创业申报审批程序，将更多的政府项目向新创企业倾斜等。
尽管本研究探索了新生代员工创造力影响其创业意向的内在机制，但仍然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文选取珠三角、长三角和福建地区的新生代员工作为研究对象，这些地区在我国属于创业活跃区，未来研究可以延伸到全国各地区，对创业活跃区与欠活跃地区进行对比分析。另外，也可以增加非新生代员工，进一步扩大样本，更好地验证本研究模型，同时也可以进行代际比较；其次，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无法作出因果关系推断，难以反映新生代员工创造力驱动创业意向的动态变化过程，未来研究可以采用质化研究与纵向追踪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探索个体创造力、创业环境、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向的动态发展过程；最后，数据采用员工自评方式收集，可能存在同源偏差问题，未来研究可以采用自评与他评相结合的方式测量个人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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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 Chuangang1,2,Yang Jing3,Li Haiyan4
(1.Chinese Business Research Institute,Huaqiao University;2.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Huaqiao University;3.College of Tourism,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China;4.College of Entrepreneurship,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Based on social cognitive theory,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new generation staff's creativity on their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nd the moderation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specifically,the market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he institution regulation environment.352 new generation employees as empirical samples completed our questionnaire including perceived creativity,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and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market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institution regulation environment).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creativity of new generation staff is positivity related to their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new generation staff's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part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ativity and their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market resource environment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generation staff's creativity and their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and the interaction of market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creativity significantly predicts their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via their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When they perceived the market resource environment is high,the new generation staff may have a higher level of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and they also have a higher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KeyWords:Creativity;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New Generation Staff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18-0145-07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F272.2
DOI：10.6049/kjjbydc.2017110196
作者简介：申传刚(1983-)，男，湖北京山人，博士，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员工创造力、创业管理；杨璟(1984-)，女，湖北随州人，博士，华侨大学旅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情绪劳动、创业管理；李海燕(1982-)，女，湖北随州人，博士，厦门大学创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创新与创业管理。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FJ2016C040)
收稿日期：2018-01-11
(责任编辑：万贤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