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比较研究 ——以印度STI和中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为例

摘要：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迅猛发展、国际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一国科技战略与政策愈来愈明显地表达出国家竞争战略的意志。同为金砖五国中的两支重要力量，中国与印度两国的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一直备受关注。以印度《2013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与中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为例，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二者异同点，发现其均是全球科技产业变革的产物，且将科学技术产业化和人力资源建设作为政策的核心内容；但在发展程度上中国的科技创新政策总体领先于印度，而印度的包容性创新理念也值得中国借鉴。最后，有针对性地从民生建设、人才培养、产业集聚等方面提出了有利于完善中国特色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科技创新战略；科技创新政策；STI；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印比较

0 引言

作为关系全局并涵盖国家中长期科技创新目标、宏观方向、优先领域的发展战略，国家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已成为各国占领科技高地的重要举措。中印两国同为发展中国家且在科技创新方面存在广泛的合作与竞争，将中印两国的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进行比较，对中印两国完善科技创新政策有着重要意义。目前，学界对中印科技创新政策多是作阐述性研究或历史比较研究，鲜有学者对两国某一具体的科技创新战略和政策文本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因此，本文以印度《2013科学、技术与创新政策》(以下简称STI)与中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公共政策比较方法对比STI和《纲要》的产生背景、演进过程、目标定位以及具体内容，以期对中国特色科技创新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1 中印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制定过程

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际，2016年中国GDP增速达到6.7%，位列全球主要经济体第一，但在创新领域依然存在创新动力不足和创新能力不强两大难题。这就要求中国必须依靠创新驱动打造发展新引擎，努力在创新发展上开展新部署、实现新突破，《纲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作为中国在新时期推进创新工作的纲领性文件，《纲要》对我国发展全局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作用。与此同时，印度正处于探索发展模式的十字路口，将经济腾飞、社会进步和人口红利相结合是其发展的关键。为实现从“世界办公室”向“创新型国家”转变，印度政府着重从国家层面强化科技创新战略规划。成立印度国家创新委员会，将2010-2020年定为印度“创新的十年”，并发布《2013科学、技术与创新政策》即STI，这是一个以创新为导向且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家发展政策，对印度以往的科技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从单纯关注科学能力走向注重创新多元价值的实现。

中国科技战略与政策的演变过程大体上经历了5个阶段(见图1)。第一阶段：科技创新政策实质上都属于科技政策，并没有与产业政策、经济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在邓小平[1]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著名论断之后，中央高度重视科技体制建设，出台了一系列科技政策，如《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1978-1985)》、《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等。这些政策都聚焦于科技体制改革，而孤立于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第二阶段：科技创新政策与经济政策日益融合。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及“科教兴国”战略[2]的实施，国家颁布了《关于扩大科学技术研究机构自主权的暂行规定》、《科技进步法》等文件，这些政策重点提出扩大对科研机构研发的财政投入，加强技术引进以促进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第三阶段：科技创新政策呈现与产业政策、经济政策协同发展的趋势。国家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持力度，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步伐，使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加突出。第四阶段：科技创新政策已经正式演变为创新政策。随着创新型国家建设被确立为国家战略，国家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发展目标，科技创新作为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战略工具而存在，并与产业政策、经济政策协同发展。2016年我国颁布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构建全面的国家创新体系，科技创新真正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

同样作为金砖国家成员的印度，为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国际竞争力，高度重视科技政策制定与颁行，距今已出台4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科技政策，分别代表印度科技创新政策发展演进的4个不同阶段(见图2)。第一阶段是印度科学政策酝酿阶段，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认为：“科学技术是带来社会平等和经济发展，把印度带入时间主流发展轨道的工具[3]。”在尼赫鲁的指示下，印度出台了《科学政策决策》(简称SPR)，重点在于为印度现代科技打下扎实的基础并构建基本框架，在此期间印度初步建立起完整的科技部门，完成了国防、核能、空间和海洋领域的科学布局；第二个阶段是1983-2002年，在英·甘地总理任期推出了《科技政策声明》(简称TPS)，强调利用现代科技加强国家竞争力，提高印度本国科学技术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能力。在此政策的促进下，印度的计算机、通信、生物、制药等高技术产业进入国际先进行列；第三个阶段是2003-2012年，在瓦杰帕伊总理任内推行了《科学技术政策》(简称STPS)，注重增加研发投入，扩大科技产出，强调科技成果转化，提出建立科技、研发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政策；第四个阶段是2013年至今，辛格总理声明“以科技主导的创新是发展的关键所在”，宣布2010-2020年为印度“创新十年”，成立印度创新委员会，于2013年颁布《2013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其实质是以创新为导向的国家发展政策，重点在于把科技政策视为一种超越研发政策的工具，走包容性创新为特色的国家发展道路，实现科技创新政策与经济政策深度融合。

基于中印双方具体国情和科技发展成熟程度不同的现实背景，通过对中印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演变过程的阶段划分，以及各自主要侧重方向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两国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都呈现从“科技政策范式”向“创新政策范式”转型的发展趋势。政策范式构造了政策行动框架，决定了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对政策问题的界定、政策目标的设计、政策工具的选择和政策资源的利用[4]。在中印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演变过程中，都表现出从单项政策到政策组合的转变，从最初具体单一的科技政策转向综合性更强的创新政策，从单纯关注技术创新转变为关注制度和管理方法等各方面创新。并且在这一演进过程中，科技政策与经济政策协同发展趋势日益明显，表现为政策演进前期注重科技和产业等实体型科技政策，后期更关注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服务型经济政策，这体现出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日益融合。

(2)两国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主要体现为“政府主导化”。科技创新具有不确定、高风险的特点，这就需要政府具备前瞻性眼光，积极引导科技创新发展方向，并破除其潜在风险。一方面由于科技创新本身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特征，具有极强的外部性，也蕴含着极大的社会风险，这些因素表明只有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权威公信力的组织才能为科技创新承担风险。而以法律强制力为保障的政府则可运用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失灵，从而为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保驾护航。另一方面，由于中印两国社会经济发展总体程度不高，社会组织团体包括科技企业、金融机构等发育还没有完全成熟，基本都无力承担科技创新本身所具有的“高投入、高风险”。所以，两国在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制定过程中都采用了政府主导模式，注重规划引领，建立政府主导的产业科技创新体系[5]。同时，高度重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力求双方协调互补，并着力推进政府研发投入、科技人才培养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

(3)两国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的演进都意识到将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重要性。在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发展初期，中印均强调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这对克服自身科技实力不足有着重要意义。但从之后的几个发展阶段来看，都逐渐形成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追赶模式。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除注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外，更申明要立足本土实际，结合本国自身优势，重点突破，发展有本国特色的优势项目，内生形成特色化的科技创新模式[5]，例如中国的高铁、互联网、能源、航天等项目在全球颇为瞩目，印度的IT产业、制药、汽车制造等产业也在世界排名前列。

(4)两国科技创新战略和政策演进与本国工业化建设同步化程度不同。从中国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演进过程来看，其与中国工业化建设进程是不同步的。在中国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发展伊始，中国已经基本建成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所以，在内容上中国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更强调科技体制建立和完善，重视实用型科技人才培养，在高端科技领域加强技术引进与技术突破。而印度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演进过程与印度工业化进程则是同步的，1958年《科学政策决议》的颁布，既是印度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发展的肇始,也是印度工业化的开端。此后,印度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也多聚焦于工业体系建设和完善，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强调科技创新对传统工业的支持，比如重点加强对能源、钢铁等企业的政策支持。

(5)两国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各阶段的时间跨度不同。印度从1958年开始进行科技创新实践，到目前为止经历了4个阶段，各个政策文本总体相隔年份较远，具有中长期政策的基本特征，即时效性长、具有纲领性。而中国真正的科技创新始于改革开放，期间出台的各种战略和政策较丰富，并且屡次对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进行与时俱进的补充和完善，各阶段间隔时间较短。究其原因，中国科技创新战略和政策演变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同步进行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其所遇到的挑战自然会影响科技创新战略政策的制定，而印度经济体制较为稳定，对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影响较小。

(6)两国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具体执行过程中政府所起作用不同。从内容上看，虽然两国都是政府主导，但政府的干预力度是有差异的，具体战略与政策类型也不同。印度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强调自由市场经济，政府更多的是扮演“守夜人”角色，采取保护市场的策略，尽量不直接参与科技创新政策的具体执行，而交由相关科研组织和企业团体将科技创新政策实践化。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强政府理念，对科技创新政策执行过程干预力度较大，并对相关科研机构和主管部门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

2 中印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目标比较

通过梳理中印两国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的演进历程，以两国最新的科技创新战略即《纲要》和STI为例，对两国科技创新政策的战略定位、战略目标和具体目标进行比较分析。

(1)《纲要》与STI在战略定位上的比较。首先，这是由价值理念决定的。两国的价值理念不同，中国将国家整体发展置于优先位置，以国家利益为神圣的本位，是一种整体国家利益观(见表1)，必须充分发挥科技创新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决定性作用，提高人民群众共享科技创新成果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印度政府提出包容性创新理念(见表1)，科学政策要以人为本，既注重“民为科学”，也注重“科学为民”。印度政府誓将科学与创新的精神植入社会各个部门，营造出真实的创新环境与氛围[6]。强调科技创新必须对改善底层人民生活状况作出贡献，并鼓励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也参与科技创新事业，共同创造财富，共享创新成果。其次，在战略定位的逻辑方向上，中国《纲要》聚焦于国家创新体系建立，是“结构—功能”导向，力求建设各级创新主体协同互动、创新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的生态系统，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践载体、制度安排和环境保障。印度STI则聚焦于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是“功能—结构”导向，将科技创新全方位地垂直整合到社会经济进程中，依靠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建立一个可行的科学、研究和创新体系。

表1中印最新创新战略与政策的战略定位比较

(2)《纲要》与STI在战略目标上的比较。中印两国基于自身具体国情，其规划的具体战略目标有较大差异。主要体现为战略目标的时间跨度和阶段性划分不同，目标的具体化与指标化程度不同。如图3和图4所示，从两者战略目标的时间跨度来看，考虑到中国各项科技事业水平参差不齐，为了实现中国科技创新领域总体进步，《纲要》中具体目标的实现有长达30年的过渡期。而印度的STI着眼于印度近几年的发展，目前仅计划到2020年印度科技创新事业实现较大突破，整体战略部署与中国相比则时间跨度不大。首先，从战略目标具象化程度来看，《纲要》中每个阶段的目标都具体到各个时间节点，明确中国要在各个时间节点成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创新型国家，总体战略步骤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渐进性特征，以期促使中国科技事业工作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地开展。而STI由于战略时间跨度小，虽然其战略步骤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但阶段目标过于笼统，阶段性特征不甚明显。其次，从战略目标的指标量化程度来看，中国《纲要》仅强调入围创新型国家，跻身创新前列和成为创新强国，均没有用具体的指标数据明确判断此阶段的目标是否实现。印度STI的两个阶段分别是成为全球科技六强和五强，具有较为明显的衡量尺度和数字依据。

(3)《纲要》与STI在具体目标上的比较。对比中国《纲要》和印度STI的具体目标(见表2)，可以看到两者要解决的问题覆盖面都较广，涵盖研发投入、人力资源、产业、制度环境等科技创新各个层面，而且在具体目标描述上，除少数目标采用定性表述的方法外，其它具体目标都尽量运用直观的数据表达，诸如研发投入比重、人力资源目标等。这种量化的表述方法使得目标指向性更加明确，也有利于对科技创新政策进行绩效评估。首先，《纲要》和STI的具体目标反映两国不同的科技实力。中国对研发的投入预期显然大于印度。国际上通行使用R&D投入占GDP比重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投入水平[7]，反映一国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作为一个创新型国家，基本特征就是要求有较高的创新性投入，即一个国家的R&D投入支出占GDP比例一般在2%以上。同期相比，中国《纲要》提出，到2020年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到2.5%，接近美日等发达国家水平；印度STI则计划至2017年将研发投入占GDP比重提高至2%。显然，中国对研发投入的预期更符合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定位，这也说明目前中国科技创新水平稍稍领先于印度。其次，《纲要》和STI具体目标的结构不同。创新贯穿于中国《纲要》的具体目标之中，注重创新目标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实现，比如人力资源目标关注的是创新型人才，产业目标关注的是创新性产业，制度环境目标关注的是创新制度环境，科技仅作为创新最重要的一个子目标而存在；印度STI更多强调科学技术目标的实现，将科技作为政策目标的核心，人力资源目标关注的是科技人才，产业目标关注的是高科技产业，制度环境目标关注的是科学技术制度环境。而创新型人才、创新性产业、创新性制度环境的内涵远远大于科技人才、科技产业、科技制度环境的内涵。

表2中国《纲要》和印度STI具体目标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8]，印度《2013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9]

3 中印最新科技创新政策具体内容比较

作为科技创新战略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科技创新政策具体内容是影响战略质量的重要因素，对战略成败起到决定性作用。将《纲要》与STI的具体内容分为产业、财税、金融、知识产权、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和原始创新等7个方面，并进行详细对比，可以发现诸多异同点。在产业政策方面，《纲要》强调建立五大重点现代化产业，重视科学技术创新在引领产业颠覆性变革中的作用。STI注重科学技术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用，并加强对制造业、农业的技术研发投入。在财税政策方面，《纲要》和STI均延续了以往科技创新政策的连贯性，继续加大财政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并且都注重提高企业在创新投入中的地位，引导企业成为技术创新投入主体。不同点在于，《纲要》突出了财税管理体制改革内容，而印度STI财税政策强调利用税收这个杠杆鼓励和引导本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在金融政策方面，《纲要》和STI都强调基金对中小企业创新的重要作用，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创新，但《纲要》中金融政策类型相对较多，STI中对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方式则较为集中化和单一化。知识产权政策方面，《纲要》和STI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政策对社会创新的正向激励作用，但各自知识产权政策制定的角度有所不同，中国采取了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印度STI注重知识产权制度化建设，扩大知识产权的作用范围。在人力资源政策方面，中印都强调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丰富的先天优势，但《纲要》重点提出要加大对高素质科技人才、创新型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培养力度，形成“二元支撑”的人才培育体系；STI则更为全面，不仅涵盖了人才引进和培养等各方面内容，还重点突出了对青少年科技人才的培训，并延续以往科技政策中对女性科研人才的重视。在原始创新政策方面，《纲要》和STI在具体领域各有侧重。《纲要》加强对关系全局的科学问题研究部署，政策内容倾向于支持本土原始创新，重点加强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基础前沿和高新技术研究；STI提出要推进尖端领域的科学研究，参与全球研发基础建设和重大科学项目，重视在尖端领域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在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方面，《纲要》中重点强化信息网络技术开发，提出建设一批支持高水平创新的基础设施和平台，为科技创新提供发展空间和技术支持。STI从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入手，并强调科研教育机构的建立，例如加强印度顶尖教育机构建设，成立专门的创新工作坊，设立全球第一所“元大学”。

本文从政策关系模式、政策工具类型、政策空间和政策力度等宏观纵向层面进行深入剖析，多维度诠释和比较两国政策的具体内容：

(1)政策关系模式。政策关系模式是指各项政策安排的组合结构，对整体政策功能的发挥起着决定性作用。从形式上看，有链型模式、棱锥模式、离心模式、向心模式等，不同的政策关系模式反映整体政策安排与具体内容的关系、系统政策链条与某一政策环节的关系。就中国实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言，7项具体政策总体布局呈现出以产业政策为核心，其余6项政策集中为产业政策服务的向心型模式(见图5)。一方面，《纲要》中财税、人力资源、金融、知识产权、基础设施、原始创新6项政策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主要通过产业结构优化、质量提升来体现，突出的是产业政策的传导作用；另一方面，以经济效益作为衡量标准，产业体系现代化建设是借助科技创新获取最优经济效益的最佳路径。印度STI的政策关系模式表现为，以基础设施政策、财税政策为支撑平面，以原始创新政策、知识产权政策、金融政策、人力资源政策为保障侧面，以产业政策为顶点的“两支四面一点”的四棱锥模式(见图6)。该模式强调7项具体政策的整体性、系统性，不仅突出产业政策对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而且注重原始创新、知识产权、金融、人力资源等4项政策的保障作用，以及财税、基础设施政策的支撑作用。

(2)政策工具类型。政策工具是政府为达到一定目的而使用的政策客体，可以分为自愿性工具、强制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10]。对比中印两国最新科技创新政策的具体内容，《纲要》主要运用混合性政策工具(见表3)。政府可以将最终决定权留给私人部门，同时也可以不同程度地参与非政府部门的决策形成过程，例如，创新金融产品、人才培养、拓宽多层次资本市场、带动社会资本支持创新产业等，体现了中国重视非政府组织在这方面的主导作用，但政府也在法律制定、基础设施、财税政策方面进行引导，兼具自愿性工具和强制性工具两者特征。印度STI则更多采用自愿性政策工具(见表3)，STI政策中极力削弱政府的强制干预，更加重视并保障企业、学校以及个人等主体在创新过程中发挥作用，强调吸引私营部门投资研发、通过合作获得国际竞争力，实现科学、技术和创新的生态系统演化，推动学术界专家进入产业界，同时将产业界专家引入学术界，强化产学研合作，培养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等[5]。

(3)政策空间。政策空间是指政策主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政策客体作用上的自由裁量度[13]，其基本内涵是指政府在选择作为和不作为、何时作为、如何作为及选择范围上的一个自由裁量度。从以上7项政策内容对比可知，《纲要》里的自由裁量度比STI中的自由裁量度大(见表3)。《纲要》政策内容大多从顶层设计角度宏观地提出经济领域改革财政管理机制，落实金融支持创新产业，法律领域完善知识产权建设，加强科研人员培育，促进产业技术体系创新等，较少规定各方政策中的细枝末节，使得政策的具体实施空间更大，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可以在顾全创新发展大局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对各个领域内容进行适当调整。相对而言，印度STI倾向于将具体政策内容具象化、指标化，例如在金融政策中规定促进“小点子，小资金”和“风险点子基金”机制建设，在基础设施领域明确要求加强本国顶尖机构建设，建立跨高校的研发中心，并且建成世界首个“元大学”，在人才培养和引进方面明确制定“双国籍”政策，并特别加大对女性科研人员的重视，甚至具体到为科研人员设置专门的学术休假制度等，这些都体现了STI政策内容的具体性和细节化，仅有较小的裁量度。

(4)政策力度。政策力度代表政策所体现的权重[12],主要考虑目标和措施的明确性及政策效力。从中国《纲要》与印度STI目标和措施的明确性角度分析，《纲要》的政策内容趋于宏观抽象，而STI政策内容则更为微观具体(见表3)，即STI较之《纲要》明确性更强一些。从政策效力来看，政策效力的重要衡量指标是政策颁布机构的法定地位。中国《纲要》的颁布机构为中国国务院，所以，从政策性质上看，《纲要》并不属于法律层次的文件，而是一种具有规划性质的文件。相比之下，印度STI的颁布者是总理，并且得到内阁的批准，上升为法律文件层面，具有强大的法律效力，因而STI的政策效力强于《纲要》。通过比较中印科技创新政策目标和措施的明确性及政策效力可以发现，印度STI的政策力度强于中国《纲要》。

表3中国《纲要》和印度STI具体内容宏观比较

4 结论与启示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阶段，印度经济也进入“新的春天”，两国顺应时代潮流，制定新的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优化自主创新政策体系，推动本国全面创新能力发展，创造面向世界的开放式创新政策模式。中国不仅要立足自身国情，合理借鉴欧美国家创新模式，还应充分关注印度创新政策发展进程，吸收其有益经验。本文对中国《纲要》和印度STI的产生背景、演进过程、目标定位以及具体举措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纲要》和STI是全球科技产业变革的产物。科技创新是推动全球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未来国际竞争的制高点。《纲要》和STI都体现了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两国为即将到来的全球生产力增长放缓、国际产业分工面临重大调整等问题，提出了变革思路和发展方向。《纲要》是中国立足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是应对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远影响、全球化内涵深刻变化，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客观要求。STI则是印度面临日趋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从国家层面颁行的中长期科技纲领性文件，目的是提升印度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的科技创新实力，为印度开辟高科技主导的发展道路。

(2)两国都将科技产业化和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科技创新政策的核心内容。在后工业时代和国家经济格局调整的大背景下，面对经济体制转型与科技体制改革，《纲要》和STI都将科技产业一体化、培养和引进科技人才作为政策的两大基点，并不断配套衍生出其它政策内容，以此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为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实体产业，以体现科技成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中印两国围绕科技产业一体化，采取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着力建设区域合作平台、加强财税政策支持力度等诸多措施。中印科技创新政策还注重以人才为核心，在培养科技人才方面对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加强基础教育，重视青年人才培养等，在人才引进方面，制定了留学生计划、研究人员吸引计划以及鼓励人才回归计划等。

(3)中国在科技创新政策发展上领先于印度。作为中印两国最新的科技创新战略，《纲要》和STI在内容和目的上基本面是类似的，为建设成科技强国，政策覆盖了立法、科技体制改革、产学研等各个领域，都加大了科技经费投入，而且在优先领域的确定上体现了对民生的重视，但《纲要》作为一个科技创新战略是先于STI的。首先，《纲要》在战略定位上明显高于STI；其次，在内容上《纲要》以创新为核心，强调以创新为动力驱动社会各方面发展，这是当前全球科技创新战略最高的一个层面，而STI以科技为核心，整合科学、技术、创新3个方面垂直作用于社会各个层面，这与中国科技创新战略和政策演进过程的第4个阶段比较相近，重点关注自主创新能力提高。

(4)印度“包容性创新”可以为“万众创新”提供重要补充。从政策范式上看， STI和《纲要》都是一种创新政策，主要解决运用知识创造价值的问题，强调科技成果产业化。STI作为一种新的政策范式，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包容性创新”，注重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强调在充分研究低收入人群的基础上，分析其对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可获得及可负担程度，充分发掘本土资源潜力，开发出能让低收入人群参与和分享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以此维系社会效率和公平的协调性。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是基于中国多年以来改革创新实践内在演变规律及历史选择的结果[13]。“万众创新”在《纲要》中体现为对催生新产业、创造新就业的重视，在战略任务中以“壮大创新主体，引领创新发展”，战略保障中以“多渠道增加创新投入”等语言形式呈现，注重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对创新主体的资金、技术扶持。这着眼于创新主体本来就具备一定的经济、创新能力，积极参与社会创新活动，以此实现经济价值，促进国民经济增长，而缺少对没有能力参与科技创新的社会群体提供物质保障的相关内容。印度“包容性创新”理念所强调的社会普惠性问题，可以为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完善提供参考。

通过对中国《纲要》和印度STI进行文本分析，既可以看到各国优势，也可以发现美中不足。为完善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中国可以借鉴印度STI政策中值得推广和学习的经验。中国要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对民生的促进作用，学习印度的“包容性创新理念”，扶持民生项目，鼓励社会弱势群体成为科技创新参与主体；加强引进海外人才资源的政策支持，着重提高女性科研人员的地位；促进创新区域集聚化和产业技术高端化，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学科技园等转型发展，加强“产学研”合作与互动，促进企业在新型创新园区和科技园区的集中，形成区域集聚优势；完善科研管制体系，注重保护市场，弱化具体科研项目中的政府行政干预，在研发投入机制方面，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借助科技创新的巨大推动力，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应有之举。

5 结语

本文运用公共政策比较方法，对印度《2013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和中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的产生背景、演进过程、目标定位以及具体内容进行了阐述和分析，旨在从较为微观的视角透视中印两国创新政策的结构、功能和价值，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当然，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基于单文本的案例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视角的全面性；其次，偏重于纯文本定性分析，较少使用定量化的方法，文本解读过程存在较强的主观性；最后，由于资料收集渠道有限以及对外文文献的翻译不足，在内容完整度上可能有所欠缺。近年来，对于中国创新政策相关研究成果不断增加，虽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研究视角过于狭隘，研究对象过于单一，研究方法不够多元，但从整体趋势上看，学界已经逐渐聚焦于创新政策体系、创新生态系统以及创新驱动力等方面的研究，研究视角亦从传统的经济学、政策科学扩展到管理科学、政策伦理等领域，对于政策主体的研究也从单一的政府主导转向更加关注市场、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等多元主体。这些研究成果为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指导以及路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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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ResearchonStrategyandPolicyofScienceandTechnologyInnovationbetweenChinaandIndia—— Take STI in India and China's "Outline of National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as an Example

Abstract：As two important BRIC powers, the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China and India have drawn much attention.Taking the Ind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olicy 2013" and China's "National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Outline" as an example, the article compares and contrast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by using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 and holds that all of them are the products of the global technological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ialization and human resources construction as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policy.However, in terms of the degree of development, China's overall S&T innovation policy is ahead of India, and India's concept of inclusive innovation deserves China's reference.The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construction, personnel training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which a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strategy and polic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ategy;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STI;National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Comparing China and India

作者简介：盛明科(1979-)，男，湖南长沙人，博士，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技创新与公共治理；罗娟(1994-)，女，四川德阳人，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治理。

中印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比较研究——以印度STI和中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