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投入(1997-2011年)
刘树林，韩 渭，韩书成
(武汉理工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摘要：高技术产业创新为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提供新动能，但其现存的低效率创新困局亟待破解。利用1997-2011年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全面考察制度因素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就各个制度子因素对技术创新三阶段效率的贡献加以分析。结果显示，整体制度环境优化有利于创新效率提升，制度因素对不同阶段创新效率的贡献具有异质性；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制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表明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最后提出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优化整体制度环境、明确政府职能、真正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高技术产业；制度贡献；创新效率；创新三阶段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创新期、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抓手，将极大地促进我国制造业从中低端转向中高端。自1997年以来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迅猛，1997-2011年其R&D经费内部支出、R&D人员全时当量、新产品产值、有效发明专利数年均增速分别达到27.78%、14.00%、31.95%、51.76%；2011年，R&D经费内部支出达到1 224.867 3亿元，R&D人员全时当量达到50.3164万人·年，新产品产值达到2 118.236亿元，有效发明专利数突破8万项(见图1、图2)。2015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达到29%，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由此可见，我国高技术产业已经迈入了快速发展的新 “黄金时代”。
然而，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一直处于低位徘徊中，1997-2011年高技术产业技术总效率值徘徊在0.5附近，技术开发效率虽然处于较高位置，但是自2009年起陷入下降趋势中；技术转化效率及产业化效率亦处于较低的尴尬位置，且产业化效率低于技术总效率，严重影响了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整体水平(见图3)。因此，高技术产业的低创新效率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图1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投入(1997-2011年)
注：资料均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下同
图2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产出(1997-2011年)
图3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三阶段效率(1997-2011年)
大量理论研究表明，制度在经济社会中起基础性作用，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性因素[1]。在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时，部分学者发现，制度对技术创新也具有影响，且技术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在梳理发达国家产业技术创新动态的过程中，学者们发现各国政府十分重视本国产业技术创新。如美国不仅颁布了针对性强的科技法律法规，而且出台了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德国政府致力于构建健全的产权保护制度及有序合理的市场竞争机制，以期为本国产业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韩国政府鼓励高技术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2]。关于制度如何影响技术创新，Tebaldi等[3]认为，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加强技术人员合作，减少技术创新的不确定风险，并从宏观层面，实证了制度完善有利于国家创新能力提升；赫尔普曼[4]认为制度创新不仅有利于新技术开发，而且有利于劳动、资本的优化配置，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不容忽视。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产业成长依赖于一定的制度环境，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交易费用，甚至可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提升技术创新主体合作强度[5]。
高技术产业创新为我国实现经济转型提供新动能。现有研究表明，技术引进费用[6]、政府支持[7]、知识产权保护[8]及市场化进程[9]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影响，但是仅有少量研究从单个制度或几个因素视角，探讨制度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如总体制度质量[10]、对外开放水平[11]、市场化程度[12]、政府支持及金融环境[13]等，且相关研究也只是考虑制度因素对整体创新效率的影响，或是将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过程划分为技术开发与成果转化两个阶段，研究两阶段创新效率的制度贡献[13、14]，未考虑在进一步细分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过程的前提下，制度在不同阶段对创新效率贡献的差异。
针对现有研究不足，本文从制度的多维度视角研究制度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贡献。首先，从理论角度论述制度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然后，构建检验制度对技术创新效率贡献的计量模型，并沿用技术创新三阶段创新效率模型[15]检验制度总指数及各制度子因素对技术创新效率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整体制度环境优化有利于产业化阶段创新效率提升，且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对创新总效率的影响比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更显著；就技术创新三阶段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及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主要发生于技术开发阶段，政府财政政策主要影响技术开发效率及技术成果转化效率，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科技体制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表明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仍未真正确立。
本文的拓展主要表现在：①以往文献在研究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时，未能从理论模型角度分析制度与创新效率的直接联系。本文将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得出制度与创新效率的联系，并从全面性制度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制度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探讨各制度子因素通过何种路径促进创新效率提升，以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②拓展了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研究内容。通过研究制度子因素对技术创新三阶段效率的影响，得到与现有文献不同的结论，即制度环境对创新总效率及技术创新三阶段效率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市场化进程对技术创新效率具有全方位影响，不同制度子因素在不同阶段对创新效率的贡献具有异质性。
创新活动是指开发新技术、新工艺并最终实现产业化或商业化的过程。在产业技术创新活动中必须考虑两个核心问题，即技术创新成本及创新过程。创新成本高及创新过程的不确定性风险会导致创新效率损失，而良好的外部环境能够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有利保障。本文在查阅相关文献基础上，将制度细分为市场化程度、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科技体制、财税扶持政策、开放度四大类别。其中，市场化程度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和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财税支持政策包括财政科技扶持政策和税收减免政策；开放度包括贸易自由度和技术引进政策。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编制
图4制度影响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途径与机理
(1)市场化程度。市场化程度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和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①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大，创新成果和创新收益越能够得到有效保障，创新者的创新动力就越强。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能够促使企业将其大部分利润投入技术创新，从而有利于降低创新成本，提升创新效率；②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非国有经济发展得越好，越有利于R&D资源的重新配置与优化，进而激励企业不断提升创新资源管理水平，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创新效率。因此，非国有经济发展得越好，创新资源按市场规律配置的效率越高，产业创新效率就越高；③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Sullivan'O[16]认为技术创新活动需要银行与投资机构的支持。研发过程往往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外部融资可获得性将为研发活动提供良好的资金保证，从而减轻研发活动的资金负担，降低资金不足带来的创新风险，促进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助于降低融资机构投资的事先评估风险，进而提高创新效率。
(2)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制。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体系投入主体及创新风险承担主体两方面。作为技术创新体系投入主体，企业需要自发地投入资金、技术人员到技术创新活动中，并在自负盈亏的条件下实现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甚至将外部创新资源内化为自有创新资源，从而实现创新效率提升；作为技术创新风险承担主体，企业在享受技术创新收益的同时，还应该承担技术创新的风险损失。在风险与收益对等的情况下，可从某种程度上降低创新失败率，遏制投机活动，使技术创新质量和效率得到保障。
(3)财税扶持政策。财税扶持政策包括财政科技扶持政策和税收减免政策两方面：①财政科技扶持政策。政府研发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具有复杂性。一方面，政府的研发投入可在一定程度上冲抵企业自主创新中承担的风险损失，且政府政策更具有针对性，能够引导创新资源的高效率配置，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从而提高创新效率。另一方面，过度的政府研发投入会弱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导致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变得盲目，引发技术创新效率损失；②税收减免政策。政府可通过实施税收减免政策提升创新者预期收益，间接增大创新者利润，降低技术创新成本，改善自主创新外部环境。
(4)开放度。开放度包括贸易自由度和技术引进政策。①贸易自由度。贸易自由度越高的国家越容易获得技术转移机会，可通过产品、设备甚至服务输出，加大技术溢出。企业在此基础上开展创新活动，可以降低创新风险，进而提升创新效率；②技术引进政策。通过技术引进，使创新者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另外，引进通用性技术可以规避技术开发风险，且技术引进成本不高，有助于加快企业技术积累。相比而言，专用性技术引进难度大、成本高，甚至会阻碍企业自主研发进程，对创新效率产生阻碍作用。
借鉴杨友才[17]的研究方法，具体研究创新生产部门，考虑到技术创新产出受人力投入、资本投入、技术投入及制度因素的影响，得到技术生产函数：
Yt=Itτ[(1-α)Lt]λ[(1-β)Kt]ηTtω
(1)
其中，λ、η、ω∈(0,1)，λ、η和ω分别表示劳动、资本及技术投入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 将模型(1)整理如下：
(2)
该模型表示技术生产函数由制度、劳动、资本三者决定。
(3)
其中，M′表示剔除人力、资本、技术投入及制度之外的其它因素对技术生产的贡献率，即索罗残差法测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借鉴Hsieh[18]的研究，将M′视为创新效率，根据多要素生产率模型(Broersma L等[19]、Harper M J等[20])得到：
(4)
其中，MFP代表多要素生产率，借鉴Harper[20]的研究，将多要素生产率定义为创新效率，Y表示产出，
表示多投入，i表示投入的种类，αi表示第i种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N<n表示模型中的投入小于总投入。具体到上述模型中可得到：
(5)
但在实际技术生产过程中，制度并不能作为人力投入和资本投入之外的其它投入促进技术产出增加，而是通过激励企业投入更多人力或资本的路径促进技术产出增加。徐瑛[21]认为索罗余值法测算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包括了体制变化对经济产出的贡献率。本文借鉴该思想并参照戴魁早[7]的研究，考虑到制度对创新效率的显著影响，将制度因素对技术产出的贡献率纳入创新效率函数中，因此修正后的多要素生产率模型为：
(6)
其中，τ表示制度因素对创新效率影响的弹性系数。基于以上推导，提出研究假设：
H1：制度因素能够直接影响创新效率。
基于制度影响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构造模型进行检验：
(7)
其中，Ii,t表示制度因素，X表示影响创新效率的其它非制度因素，εi,t为随机扰动项。研究表明，创新效率受多个变量影响，在实际模型中不可能将所有解释变量列出，选取垄断程度及产业规模作为模型控制变量，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MFPi,t=δIi,t+λln(Mon)i,t+θln(Scale)i,t+εi,t
(8)
其中，MFPi,t表示t期i产业的多要素生产率，即创新效率(i取1，...，17,本文选取五大高技术产业的17个子产业作为研究对象)，Ii,t表示制度因素，该模型的制度因素选取制度总指数作为代理变量，模型(7)中的X表示除制度因素之外的创新效率影响因素，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进一步，在实证制度总指数对创新效率影响的基础上，继续探讨制度子因素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根据前述分析，将制度细分为4个方面、8个子因素，结合相关性检验结果，建立制度子因素影响创新效率的计量模型：
(9)
其中，
代表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δ取1、2、3、4。MFP1表示创新总效率，MFP2表示技术开发效率，MFP3表示技术转化效率，MFP4表示产业化效率，IPR表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MAR表示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FIN表示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ENT表示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制，GOV表示政府财政扶持政策，REV表示税收减免政策，TRA表示贸易自由度，OPEN表示技术引进政策，Mon表示垄断程度，Scale表示产业规模。
(1)核心变量：制度因素。本文从整体制度环境及制度的多维度进行研究，整体制度环境一般通过建立综合指标体系加以衡量[22]。构建综合测评指标的方法有很多，如主成分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熵值法等。在测算综合指标过程中，各指标对应的权重是测算核心点。使用熵值法确定权重，避免了权重确定的人为主观性，更重要的是，得到的制度总指数更能反映整体制度环境的均衡性。制度总指数越大，表明整体制度环境越优越，各制度子因素间的差异性越小[23]。基于此，本文采用熵值法构建制度综合测评指标，具体见表1。
表1制度指数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数及信贷资金分配市场化指数据来自樊纲[24]的市场化指数。由于樊纲等的市场化指数起止时间为1997-2009年，2009-2016年的市场化指数测算是以2008年为基期[25]，为保证数据统计口径一致，基于2008-2011年的市场化指数变化规律推算符合2009-2011年统计口径的市场化指数，虽然推算出的市场化指数不是真实值，但仍然抓住了市场化指数的关键和核心构成部分。国家财政科技支出、国家财政总支出、高技术产品进出口额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非国有企业的当年价总产值、产业当年价总产值、R&D经费内部支出中企业资金及政府资金、税收减免额及高技术产业技术引进费用支出及主营业收入指标数据均来自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本文沿用刘树林[14]的三阶段链式网络DEA模型测算技术创新总效率及三阶段效率，三阶段效率分别是技术开发效率、技术成果转化效率和产业化效率，测算方法与三阶段创新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亦借鉴刘树林[14]的研究。测算所需经济指标来源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控制变量。①垄断程度(Mon)。该指标反映了市场中由少数企业占据更多市场份额的情况。相比而言，垄断企业拥有较强的创新资源配置能力与创新能力，且技术创新很难被模仿，因此企业愿意进行创新投入，技术创新动力及效率得以提升。本文选取高技术产业企业数量表证[9]；②产业规模(Scale)。产业规模越大，越容易发挥规模经济效应，科技成果也越容易得到转化。本文选取高技术产业从业人员平均人数衡量[9]。
根据以上分析，选取1997-2011年我国高技术产业17个子产业面板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8)，通过Stata12.0软件进行回归，计量结果如表2所示。
表2制度质量与技术创新三阶段效率及总效率关系的实证结果
注：括号里为t值，其中*p<0.1,**p<0.05,***p<0.01，下同
由表2可知，创新总效率的影响因素有3个，制度总指数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垄断程度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正相关，产业规模在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正相关，且制度因素的影响程度最显著。具体分析技术创新三阶段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制度总指数对三阶段创新效率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制度总指数对技术开发效率、技术成果转化效率及产业化效率的影响系数依次为0.584 5、0.602 2、0.759 2，并分别在5%、10%、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制度总指数对技术开发效率、技术成果转化效率及产业化效率的影响程度依次上升，且制度环境显著影响产业化阶段的创新效率提升。
本文认为整体制度环境对技术创新三阶段影响的差异性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策的导向性。制度环境对产业化效率影响显著的原因是，产业化阶段作为技术实现产品化的一个阶段，也是企业获得收益的阶段，考察期内的制度环境更偏向于产业化阶段，表明制度政策更重视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获得利润，因此重点强调高技术产业产出；企业作为追逐超额利润的市场行为者，在能够获得更多利润的刺激下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符合企业成长原则。制度环境对技术开发效率及技术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程度基本一致，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三阶段交叉并行且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技术创新全过程。由于考察期内制度政策对企业技术开发及成果转化的重视程度不足，导致两阶段的创新效率未实现提升。虽然制度政策更偏向于产业化阶段，但由于前两阶段的技术创新过程未能与产业化创新过程充分衔接，因此无法有效地转化为产业创新效率。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制度总指数对技术创新三阶段中产业化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最显著，但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哪些制度子因素的贡献最大。为避免制度子因素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继而导致模型估计结果失真，对参与回归运算的各变量作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各变量间均存在弱相关性，而弱相关性并不影响模型估计结果。
表3变量相关性检验结果
细化8个制度子因素，分别与创新总效率、技术开发效率、技术成果转化效率、产业化效率建立回归模型(9)进行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表4技术创新总效率及三阶段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1)从技术创新阶段视角分析，市场化进程对技术创新效率具有全方位影响。从创新总效率的制度影响分析结果可以看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及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均在10%的检验水平下呈显著正相关，技术引进政策在5%的检验水平下呈显著正相关，其它制度因素对创新总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对显著影响因素进行具体分析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及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均属于市场化进程内容，表明市场化进程有利于创新效率提升，与戴魁早[7]的实证结果相符。从影响程度分析，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对创新总效率的影响比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更显著，表明信贷资金分配市场化程度有利于创新资金获取及整合，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更直接，因而其作用更显著。
接着探讨技术创新三阶段中各制度子因素的贡献。从技术开发效率的制度影响结果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及政府财政扶持政策均在10%的检验水平下呈显著正相关，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在1%的检验水平下呈显著正相关。其中，政府财政扶持政策的影响最显著，其次是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再次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最弱。从技术转化效率的制度影响结果来看，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均在10%的检验水平下呈显著正相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5%的检验水平下呈显著正相关，政府财政扶持政策在1%的检验水平下呈显著正相关。其中，政府财政扶持政策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再次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影响最弱。从产业化效率的制度影响因素结果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均在10%的检验水平下呈显著正相关，且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对创新总效率的影响比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更显著。
(2) 从影响创新效率的制度子因素视角分析，制度子因素对技术创新三阶段效率的贡献具有异质性。由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各阶段创新效率均有影响。就技术创新三阶段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技术开发效率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技术成果转化效率及产业化效率。本文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技术开发阶段影响显著的原因是，技术开发阶段主要开发专利技术，产业化阶段主要实现技术商业化，而技术成果转化阶段主要解决从开发到生产的技术问题，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了技术开发阶段的知识性技术成果，并确保了技术产业化后的收益，将获取的部分利润再投入技术开发阶段，最终促进了技术开发效率提升。
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对创新效率的贡献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类似，同样作用于整个创新过程。就技术创新三阶段而言，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对技术开发效率的贡献最大，产业化效率次之，技术成果转化效率最低。这表明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为企业创新提供了良好的融资渠道，企业将融资资金转化为内部创新投入，受技术开发及产业化收益驱动，而技术开发阶段及产业化阶段对资金的需求弹性较大，企业创新资金重点投向技术开发阶段及产业化阶段。技术开发阶段主要是技术型知识的产出，相比产业化阶段来说，其资金需求更大。
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对技术创新三阶段的贡献仅产生于技术开发阶段及技术成果转化阶段，且对技术开发效率的贡献显著强于技术转化效率。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市场活力越能得到充分释放， 使R&D资源在企业内部实现重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由于R&D资源主要投向技术开发阶段，因此而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对技术开发效率的贡献最大。
政府财政扶持政策主要影响技术开发效率与技术成果转化效率，而科技体制对三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本文认为政府财政扶持政策仍然主要针对产业技术开发阶段与技术成果转化阶段。由于政府财政扶持政策可以促进产业技术创新，但在产业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过程中过度依赖政府投入，会导致企业自主创新的优势无法充分发挥。政府政策在高技术产业发展初期具有优势，能够加快产业发展；当高技术产业发展渐稳时，政府应该引导企业以自主创新为主开展技术创新，确立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贸易自由度对产业化效率具有显著影响，表明国际产品贸易对实现技术商业化具有重要影响。其它制度因素如税收优惠政策及技术引进政策对技术创新三阶段效率不具有显著影响。
综上所述，制度总指数对创新总效率及技术创新三阶段效率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整体制度环境更有利于产业化效率提升，表明了制度政策的导向性。进一步细分制度因素发现，影响创新效率的制度子因素基本属于市场化进程内容，因此市场化进程在技术创新各阶段均发挥促进作用。另外，不同制度子因素对不同阶段创新效率的贡献具有异质性。
本文运用熵值法合成制度综合评级指数——制度总指数，研究其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并将制度因素细化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制、政府财税扶持政策、税收减免政策、贸易自由度及技术引进政策8个制度子因素，研究制度子因素对创新效率的贡献。得出以下结论：
(1)相比于技术开发效率与技术成果转化效率，制度对产业化效率的影响更显著，但由于整体制度环境并未有效促进技术开发及成果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提升，且产业化效率滞后于技术开发效率及技术转化效率[15]，导致制度政策无法有效促进产业化效率提升。
(2)市场化进程对技术创新效率具有全方位影响。市场化进程对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开发效率、技术成果转化效率及产业化效率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对三阶段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3)制度子因素对不同阶段创新效率的贡献具有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及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更偏向于技术开发阶段，政府财政扶持政策则更重视技术成果转化效率提升，且影响程度比前三者更显著；政府的财政扶持政策对技术开发及成果转化阶段的影响，使企业过度依赖政府的研发投入，导致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制并未充分发挥作用。
根据以上研究，为了提升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我国需要继续从整体上协调推进制度改革，发挥制度间的相互促进作用，避免子制度间因不协调、相互掣肘，导致制度环境不利于产业创新效率提升。同时，重点推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制度变革，发挥各制度在不同阶段的促进作用，特别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及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相应措施包括：
第一，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企业技术创新活力。促进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确保企业技术创新拥有畅通的融资渠道。发挥非国有经济活力，促进R&D资源在技术开发及成果转化阶段的合理配置。
第二，优化整体制度环境，提高制度环境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开发及成果转化阶段的作用。在制定制度政策时综合考虑制度环境的全面性及前瞻性，结合各制度子因素对创新效率的不同影响，在发挥市场化进程对技术创新三阶段效率促进作用的前提下，协调高技术产业财税扶持政策、对外开放政策及市场化进程之间的关系，确保整体制度环境在市场化导向下不断趋于完善，促进技术创新三阶段效率提升。
第三，明确政府职能，真正确立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合理控制政府创新投入规模，同时，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完善相应法律法规，规范市场运行机制，实现市场对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建立并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针对技术领先型企业，加大税收优惠幅度，发挥其技术开发优势，带动技术成果转化效率及产业化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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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Shulin,Han Wei,Han Shucheng
(School of Economics，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430070，China)
Abstract：At present, high-tech industry innovation is the new driving force in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period of China, but it has fallen into the predicament of "low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from China′s high-tech industry during the period of 1997 to 2011,this paper researched synthetically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factor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high-tech industry, and analyzed the contribution of each institutional factor to the three-stage efficienc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mpir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veral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s conducive to the promotion of innovation efficiency, further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institutional factors to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at different stages is heterogeneous. And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on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high-tech industry was not significant, indicating tha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based on enterprise as a main body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Finally, we also need constantly update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optimize the overal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clarify the government functions so as to exert the advantages of indigenous innovation.
KeyWords:High-Tech Industry; Institutional Contributi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Three-Stag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作者简介：刘树林(1964-)，男，湖北大冶人，博士，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高技术产业与创业投资、产业组织与企业竞争；韩渭(1993-)，男，河南唐河人，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韩书成(1973-)，男，河南唐河人，博士，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
基金项目：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培育项目(2017-YS-088)
收稿日期：2018-03-16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17-0075-08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F264.2
DOI：10.6049/kjjbydc.2017120331
(责任编辑：胡俊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