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别为每个决策单元投入、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的数量)。参考Tone等[16]的研究成果，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可表述为：吴传清1,2,3，宋子逸1
(1.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2.武汉大学 区域经济研究中心； 3.武汉大学 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结合SBM模型和GML指数测度1997-2015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全面FGLS估计方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升，但低于全国水平；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但近年来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和大部分沿线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都保持快速增长；机械化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和财政支出水平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受灾率、灌溉设施水平、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负向影响。为进一步提高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扩大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加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促进农业技术创新与应用、推进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和健全农业对外开放统筹管理机制。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SBM模型；全面FGLS
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2010)，长江流域主产区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主产区之一，在我国农业发展格局中占据重要战略地位。2011-2015年长江经济带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持续稳定增长，占全国比重接近40%，2015年突破40%，达到40.28%[1]。《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2014)、《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方案》(2016)和《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2016)等国家“顶层设计”均强调提升长江经济带农业现代化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将“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内涵特征明确表述为“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发展现代农业必须兼顾科技创新与环境保护，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现代农业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全国处于何种水平？其演变有何显著特征？受哪些主要因素影响？探讨这些问题，有利于科学研判长江经济带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为促进长江经济带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根据研究空间尺度不同，现有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成果大体可分为3类：一是全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2-3]，二是中国内地31个省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4-6]，三是“四大板块”(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7-8]。目前，学术界关于长江经济带农业问题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农业发展水平评价、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环境污染治理研究等[9]，关于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成果鲜见。
本文研究思路如下：采用考虑碳排放的全要素生产率模型，测度分析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演变特征；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检验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根据分析结果，归纳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目前，学术界多偏向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法(SFA)、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等方法测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7-8,10-11]，并采用ML指数、GML指数构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12-13]。由于传统DEA模型的松弛问题，基于松弛的效率模型(Slacks-Based Measure,SBM)近年来被学者广泛采用[14-15]。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选用SBM模型、GML指数测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假设考察样本中有K(K=1,2,...,k)个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有3个要素：投入向量x、期望产出向量y、非期望产出向量分别为每个决策单元投入、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的数量)。参考Tone等[16]的研究成果，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可表述为：
(1)
式中，sx、sy、su分别代表投入松弛变量(衡量投入过剩)、期望产出松弛变量(衡量期望产出不足)、非期望产出松弛变量(衡量非期望产出不足)，λk为各个决策单元的权重。等式右侧的分子分母分别为决策单元实际投入、产出到生产前沿面的平均距离，即投入无效率程度和产出无效率程度。目标函数ρ*∈[0,1]，当ρ*=1时，表明决策单元生产有效率；当ρ*<1时，则表明决策单元存在效率损失，在投入产出上可进一步改进。
由于全要素生产率需要结合指数方法进行计算，传统的ML指数不具备传递性，因此本文选取GML指数表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参考Oh[17]的研究成果，GML指数可表述为：
(2)
若期望产出增加、非期望产出减少，则GMLt,t+1>1，表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反之，则表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降低。
本文研究对象为狭义农业(即种植业)。测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包含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指标。农业投入指标包括：①土地投入：用农作物播种面积表示；②劳动力投入：将农业总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乘以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求得种植业劳动力投入；③机械投入：将农业总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乘以农业机械总动力，求得种植业机械总动力；④灌溉投入：用有效灌溉面积表示；⑤柴油投入：用农用柴油使用量表示；⑥化肥投入：用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表示；⑦农药投入：用农药使用量表示；⑧农膜投入：用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表示。期望产出用农业总产值表示，为降低价格变动带来的影响，根据粮食类消费价格指数(1997年为基期)对农业总产值进行调整。非期望产出用农业碳排放量表示，参考李波等[18]的研究成果，碳排放总量由有效灌溉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农用柴油使用量、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农药使用量和农药塑料薄膜使用量6种碳排放源数量乘以各自排放系数加总。
为在全国视野下考察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本文根据投入产出指标数据，采用MAXDEA7.0软件测度全国内地31个省市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以各年度31个省市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几何平均值作为当年全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以各年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几何平均值作为当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考虑到重庆在1997年被设为直辖市，本文以1997-2015年作为样本期。相关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农业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31个省市统计年鉴。
1.2.1 全国视野下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总体而言，1997-2015年全国、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所提升，但长江经济带年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低于全国水平。1997-2015年全国年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为1.03，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2.96%；长江经济带年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为1.024，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2.4%。
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变化情况看(图1a)，1997-2015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在大部分年份都低于全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且波动较大。其中，1998、2003、2004、2005、2006、2009、2011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小于1，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恶化，其它年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所提升，2012年后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
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累积变化指数变化情况看(图1(b))，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基本上都低于全国水平。根据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①1997-2003年，长江经济带、全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累积变化指数波动上升，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累积变化指数与全国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②2004-2011年，2004年全国、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遭遇重创，2004-2011年全国、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逐渐恢复，但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累积变化指数与全国水平的差距也快速扩大；③2012-2015年，全国、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累积变化指数快速上升，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累积变化指数与全国水平的差距呈缩小趋势。
图1 全国、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与累积变化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测算结果整理
1.2.2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长江经济带包括上游地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4个省市；中游地区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4个省；下游地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3个省市。由表1可见，1997-2015年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年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分别为1.013、1.024、1.037；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所提升，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3%、2.4%、3.7%，下游地区高于全国水平，中上游地区均低于全国水平。
分阶段看，1997-2003年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所提升，中下游地区年均增长率较高；2004-2011年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均较低，下游地区年均增长率相对较高，上游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甚至出现恶化；2012-2015年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均高于之前水平，上游地区年均增长率甚至高达10.1%。由此可见，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凭借其经济技术优势，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本处于领先地位。
表1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年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注：均值为几何平均值，下同
1.2.3 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从1997-2015年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年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看(见表2)，除安徽省、贵州省外，其它省市年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均大于1；贵州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较小，安徽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恶化，其它省市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所提升；湖南省、浙江省、江苏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较高，分别为6.9%、5.8%和4.8%，高于全国2.96%的水平，而其它省市均低于全国水平。
分阶段看，长江经济带沿线大部分省份在1997-2003、2004-2011、2012-2015年3个阶段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都有所提升。但1997-2003年安徽省、贵州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恶化，2004-2011年安徽省、江西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恶化，2012-2015年上海市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恶化。2012-2015年长江经济带大部分沿线省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本都呈快速增长趋势，浙江省、贵州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均超过20%，表明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农业生产要素得到有效利用，在保证农业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兼顾到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
表21999-2015年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年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测算结果整理
农业生产具有地域性特点，自然条件、技术条件、政策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是导致农业生产地域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参考已有研究成果，兼顾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受灾率、灌溉设施水平、机械化水平、人力资本存量、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财政支出水平、对外开放水平等7个解释变量。
(1)受灾率(DR)：用各省市受灾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比重表示。农业生产发展容易受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自然条件的影响，长江经济带是洪涝灾害多发区。20世纪60年代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洪涝灾害发生总体呈上升趋势[19]，受灾率可能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
(2)灌溉设施水平(IA)：用各省市有效灌溉面积衡量。农田水利灌溉设施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有利于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率。但我国农田水利灌溉设施状况不佳，农村居民在主要公共服务中对灌溉设施的满意度最低[20]，这可能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消极作用。
(3)机械化水平(ML)：用各省市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农用机械总动力表示。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推动农业机械化可以改善农业设施装备条件，减少劳动力投入，推动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4)人力资本存量(HC)：用各省市农村人均人力资本表示。教育培训农民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从而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21]。农村人力资本是农村教育培训和医疗保障的集中体现，不仅可以提高地区农业技术创新水平，而且有利于促进农业科技成果吸收、转化、推广和应用。
(5)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IS)：用各省市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表示。一方面第二三产业发展会吸引农业生产要素流出，不利于农业生产发展，另一方面也会通过技术外溢对农业生产发展产生正外部性。
(6)财政支出水平(FE)：用各省市农林水事务支出占地区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比重表示。由于农业财政支出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13]，选取滞后一期的农业财政支出水平作为解释变量。财政政策可以引导农业生产良性发展，提高农村劳动力生产积极性，但对环境的消极影响也可能使其在长期内对生产率增长没有太大贡献[22]。
(7)对外开放水平(OP)：用各省市进出口总额(人民币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表示，各地区进出口总额(人民币值)由各地区进出口总额(美元)乘以当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得到。对外开放会对本国的绿色技术进步同时造成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和负向产品结构效应[23]。我国农业国际化一方面可以通过引进国外先进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另一方面也可能伴随农业生产结构固化、农产品市场风险加剧等问题，不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 因此，为考察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本文构建如下面板数据模型：
lnGTFPi,t=β0+β1lnDRi,t+β2lnPSi,t+β3lnMLi,t+β4lnHCi,t+β5lnFEi,t-1+β6lnISi,t+ui+εi,t
(3)
式(3)中，GTFP为处理后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累积增长指数。由于本文测算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是以上年为1的环比指数，参照李谷成[14]的研究方法，此处将其转化为1997年为1的累积变化指数，i=1,2,…,11表示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t 表示年份，ui为各省份不可观测的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面板数据模型中所有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注：*由于上海市农村人均人力资本数据缺失，因此人力资本存量观测数为180
在所选取解释变量中，人力资本存量数据采自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7》，其它解释变量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统计年鉴。
经检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E)更优，且随机扰动项同时存在组间异方差、组内自相关和组间同期相关，因此采用全面FGLS更为合理。此外，采用全面FGLS方法对长江经济带上中游地区分别进行回归，以考察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区别。如表4所示，根据FE和全面FGLS回归结果，各影响因素估计系数显著性和符号基本保持一致，因此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表4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由表4全面FGLS方法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1)受灾率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负向影响。我国自然灾害频发，但防灾减灾技术落后，自然灾害对长江经济带农业发展影响深远。分流域看，受灾率对下游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中上游地区影响并不显著。这是由于长江下游地区人口集中，农业生产规模较大，灾害防控机制不完善，因此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
(2)灌溉设施水平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与李谷成等[24]的研究结论一致。我国农田水利设施普遍较为薄弱，农田水利设施作为一种公共品，供小于求会导致“过度使用”和“拥挤效应”问题，从而降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流域看，灌溉设施水平对上游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中下游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由此可见，上游地区农田水利设施供求最不平衡，需要加快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3)机械化水平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长江经济带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在丘陵山区实现机械作业难度大。因此，必须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生产机械化。分流域看，机械化水平对上游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中下游地区影响并不显著。这是由于我国水稻等农作物生产的综合机械化水平偏低，而小麦生产基本实现耕种收机械化。
(4)人力资本存量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与韩海彬等[25]的研究结论不同，可能是由于考察样本和人力资本测算方法不同所致。长江经济带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必须加大教育培训和医疗健康投资力度，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分流域看，人力资本存量对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人力资本积累为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5)财政支出水平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财政支出有利于促进农业技术创新，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村劳动力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流域看，财政支出水平对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上下游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说明上下游地区农业财政支出结构有待优化。
(6)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负向影响。长江经济带第二三产业发展使得农业生产要素大量流出，而其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却不显著，第二三产业发展对农业的反哺效应亟待提高。分流域看，第二三产业发展对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下游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程度较高。
(7)对外开放水平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农业基本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农业全面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但长江经济带农业发展应对国际市场风险能力较弱。分流域看，对外开放水平对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上游地区没有显著影响。这是由于中下游地区对外开放水平较高，农业发展受到对外开放带来的冲击较大。
基于前述分析结果，关于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问题可得出如下结论：
(1)1997-2015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升，但仍低于全国水平。从年均增长率看，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2.4%，而全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2.96%。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动态变化看，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在大部分年份都低于全国水平。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累积变化指数动态变化看，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累计变化指数基本也都低于全国水平。
(2)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性。近年来，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和大部分沿线省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快速增长。总体看，1997-2015年下游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最高，中游地区次之，上游地区最低。除安徽省、贵州省外，其它沿线省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所提升，湖南省、浙江省、江苏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最高。分阶段看，2012-2015年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本都呈快速增长趋势，大部分省份在此阶段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都高于1997-2003年、2004-2011年的年均增长率。
(3)自然条件、技术条件、政策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是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影响因素。机械化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和财政支出水平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受灾率、灌溉设施水平、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负向影响。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上游地区受灌溉设施水平、机械化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和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影响显著，中游地区受人力资本存量、财政支出水平、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影响显著，而下游地区受灾率、人力资本存量和对外开放水平的影响显著。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扩大财政支农支出规模。提高财政支农支出比重可有效提高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应健全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在保证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稳定扩大的同时，促进财政支农支出比重达到稳定水平。此外，必须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探索建立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
(2)加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长江经济带农田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受灾率、灌溉设施水平直接影响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应全面推进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特别是水库、堤防、农田灌排设施和水源工程，建立工程后续管理体制机制，确保基础设施持续发挥效益。
(3)促进农业技术创新与应用。提高机械化水平、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均可有效地提高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应重点推动节水灌溉、光伏农业、地膜回收利用、水肥一体化和植保机械等绿色农业技术创新，积极开展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并加强化肥农药种类及科学施用、农作物病虫害识别与防治、农机使用和维修等实用技术培训，培养“新型农民”，促进农业技术推广应用。
(4)推进农村市场体系建设。长江经济带农村地区投资回报率低，不利于生产要素流入，第二三产业发展并未有效地促进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应加快构建现代商品市场体系，培育农村要素市场，大力发展农村商贸流通服务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5)健全农业对外开放统筹管理机制。对外开放水平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展会产生负向冲击，长江经济带农业国际竞争力亟待提高。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应完善农业开放支持政策体系，健全科学、灵活、有效的农产品调控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深入拓展农业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推动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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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Chuanqing1,2,3, Song Ziyi1
(1.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China; 2.Regional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China; 3.China Major Function Oriented Zone Strategic Research Institut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BM model and GML index, this paper measured the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GTFP)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1997 to 2015, and its affecting factors were further analyzed by comprehensive 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gricultural GTFP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ad improved, but it was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level. The agricultural GTFP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showed a regional difference，but the agricultural GTFP of different reaches and most provinc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maintained a rapid growth in recent years. The level of mechanization, stock of human capital and financial support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agricultural GTFP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owever, the rate of disaster, the level of irrigation facilities,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services and the level of opening up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gricultural GTFP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e development emphases are to increase the agricultural financial expenditure,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nhance the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improve the rural market system and the overall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e opening-up.
KeyWords: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lack-Based Measure; Comprehensive 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
武汉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 协办
作者简介：吴传清(1967-)，男，湖北石首人，博士，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经济、主体功能区政策； 宋子逸(1994-)，男，湖北武穴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经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A02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科研招标项目(20160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2042017kf1025)
收稿日期：2018-01-24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17-0035-07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F327.9
DOI：10.6049/kjjbydc.2017120210
(责任编辑：张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