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社会网络的团队间创业协同关系结构与效应研究

许成磊,赵雅曼,赵 娅

(昆明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3)

在多团队创业协同构成的开放式创新关系中,团队间依托社会网络衍生出的松散、去中心及非系统合作问题普遍存在,关注该协同关系的结构与效应能为探究少数占据结构洞优势团队的关联结构、能力延展及策略均衡问题提供崭新视角。通过解析少数占优团队在创业过程中的资源边界拓展、学习型改造与竞合优势转换等问题,从社会网络在节点、节点间、节点关系聚合层面形成的协同能力、角色与位势3个维度,归纳剖析团队间创业协同能力、角色与知识位势的网络构成,梳理提炼其呈现的合作网络边界扩张、协同策略结构性变革及部分要素外部效用突破性涌现效应。与快速协作响应、持续冲突协调及共同绩效相关的结论能为认识“开创事业”导向下松散合作关系中的知识/角色/能力差序作用格局提供分析框架,对评价与优化非全要素创新或非全过程创业中优势主体间的交互治理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社会网络;团队间协同;协同关系结构;创业协同效应

0 引言

在社会化创业与创新活动交融过程中,跨组织、跨学科、跨领域乃至跨地区的合作关系整合成为实现创造力涌现的主导流程,呈现出复杂创新活动具备的巨系统特征。作为创新管理研究的重要范畴,开放式创新已形成响应关系情景嵌入的管理框架,特别是在Chesbrough[1]教授对开放式创新的权威界定中,已将跨组织协同创新范式视为探索创新模式变革的突破点。由此,协同创新的动因、影响因素以及模式等成为该领域的热门议题。围绕面向竞争者、用户、替代者、供应商等多层次主体的组织间协同,以及技术、信息、组织、知识、管理等要素的非线性系统特征,相关研究重点探讨了组织间协同关系的主体资源配置效率、要素资源可获得性、技术知识共享与创新可持续性等问题。同时,解学梅[2]对国外协同创新研究的评述也表明,迄今成果尚未关注到组织间协同带来的去中心治理影响及其引致的组织迭代属性,有关创业型团队的“子系统间”协同关系的研究相对鲜见。部分研究表明,团队间多主体协作对以往的组织协同关系结构与效应具有“颠覆性”影响,不仅回应了地理邻近性导致的“集体学习”与“恶性竞争”相容性矛盾(Tomlinson, 2010),而且也回应了信任效用分布依赖于供应链企业间演化均衡的博弈悖论(Fawcett和Waller, 2013),这为本研究重新解析微观创新主体的“沟通-协调-合作-协同”过程提供了新方向。

实际上,在人员、经费、业务有限而创意明确的情景下,初创组织多采用跨部门的方式实现基于团队间协同关系的突破式产品产出及功能或能力提升。自Mathieu等[3]开创性地关注多团队合作形式以来,相关进展对多团队微观创业与宏观创新交互属性的理解趋于双元化,形成了单一团队内部及多团队系统整体的协作关系研究基础,但仍缺乏对创新与创业导向交互时团队间多边界特征及子系统功能差序呈递特质的解读。尤其在个性化、多样化消费与生产方式渐成主流,精益创业理念盛行的背景下,由于兼具创业精神与创新责任的多团队形式呈现出愈加复杂的社会网络系统属性,学界更加关注“个体-团队”、“紧密-松散”与“精熟-表现”等[4]对立统一关联属性在团队间的跨层次作用。在社会网络的无标度、多极、去中心影响下,这种分散式合作通常经由部分核心团队自发聚集形成的、个性鲜明的多主体协作渠道开展,使得团队间创业协同关系成为影响其跨组织绩效的主要内容。然而,由于社会网络不确定影响具有特殊性及复杂性,少数团队或群体间偏好交融、知识吸收转化与角色重叠迁移等多层级衍生现象一直未能得到有效刻画,导致难以回应动态复杂竞争环境中创业活动的知识/角色/能力差序作用格局问题[5],以及创新活动非全要素/非全过程问题[6]。此外,团队间形成的开放系统属性也会导致诸多“非系统”特征,因此仅关注个体、各团队内部以及名义上多团队系统整体的管理有效性,并不能深刻认识具有主体多角色、过程多动态、合作多边界、策略多变革及效应多涌现等[7]复杂网络特征的局部涌现方式。

基于以上思考,本研究关注社会网络在节点、节点间、节点关系聚合层面衍生的松散、去中心与非系统合作问题,通过梳理多团队能力、角色、知识位势等维度的创业协同关系构成特征,从多团队合作的社会网络边界扩张、协同策略结构性变革及创新要素外部效用突破性涌现3个方面提炼其协同关系影响效应,旨在为分析“开创事业”导向下松散合作框架中的知识/角色/能力差序作用格局提供理论框架,为评价与优化非全要素创新或非全过程创业中优势主体间的交互治理研究提供借鉴。

1 多团队创业的社会网络解析维度提炼

Aken和Weggeman[8]将超过契约限制或基于松散契约安排的协同关系称为非正式创新网络,其网络关联既存在于组织内部,也可能跨越组织边界,存在于正式组织之外。作者前期研究也表明[9],多团队系统管理的非正式、泛关联与结构绩效特质使其治理活动具有显著的社会网络与创新网络交融属性。在该背景下,由于社会网络概念对于团队间进行创业资源整合配置[4]、创业知识转化吸收[5]、创业主体多角色协调以及过程协作[7]均具有重要作用,团队间创业协同兼具部分非正式创新网络与社会网络的属性。因此,本文从网络节点不确定性(协作能力胜于目标关联)、节点间关联内隐性(协作角色胜于关系强度)、非正式规则影响突出(协作位势胜于规则限制)3个层面归纳提炼多团队创业的社会网络解析维度。

1.1 基于社会网络节点的协同能力维度

社会网络具有节点不确定及共同目标缺失等基本特征[4],不仅会导致参与团队常基于某种非正式关系建立合作(可随时随意选择加入或中断网络联系)[5],还因其不受共同创新目标限制,作为网络节点的团队之间不再基于互惠共赢关系建立关联,使得部分团队并未直接参与创新活动(如仅作为信息源存在)。同时,社会网络中创新参与个体的行为决策不仅受到外部舆论环境影响,还受社会关系网络中其他个体行为决策影响[10],个体的社会人际网络形式、记忆遗忘率及记忆容量涉及复杂创新环境中公众信息传播与个体偏好的交互影响,其对行为决策的作用已被证实。在此情景下,区别于单一团队与多团队系统的紧密“正式组织”管理模式,由于社会网络是多团队间分散主体获取协作要素的重要来源,因此团队间网络化协作更多地受到社会资本关系的交互影响。Schuler[11]指出,团队式运作协同关系崇尚个性化、自由创作,其异构形式与常规创业管理中正式组织架构下的合作结构差异显著。在Schuler的研究基础上,由于团队间合作主体异质性突出、流动性强、资源基础整合方式复杂,创业创新活动的本质即为直接利益关系(伙伴型)、社会化服务关系(业务型)与决策支持关系(信息型)三类关系边界的交互、重叠与扩张过程。鉴于此,团队成员的创业性格与尝试意愿将对现有学习沟通、信任与协作等网络能力内涵产生深远影响,而区别于常规创业管理和多团队系统关注的能力体系化特征,出色的沟通治理能力、快速信任能力与多边界协作能力对凝聚多团队间创业热情、克服创业困难及积累创新信任至关重要。

1.2 基于节点间作用关系的协同角色维度

社会网络具有节点间隐性关联的基本特征,从而显性化网络节点间作用关系可能是业已存在的长久确定关系(如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同学关系等),也可能是临时确立的业务网络关系或社交关系(如朋友关系、姻亲关系、业缘关系等)。在此情景下,社会网络节点关联的内隐性常导致团队间协同角色属性较之于关系强度更有助于协同主体认识创业协同边界与功能。区别于单一团队与多团队系统的确定型角色交互行为,“多团队成员身份”、“员工在同一时间内以正式身份参加多个团队,同时付出精力及时间的工作状态及模式”[12]是团队间网络化角色的主要构成特征。这种网络角色特性使得团队间合作过程影响机理体现在社群化决策的群体内及跨群体两个层面,群体动态决策中存在的内隐学习及其迁移效应[13],通过影响员工知识分享意愿、沟通频率及共享心智模型等途径,中介知识传递效果。这种社会网络角色日益取代关系强度的解读方式,表明团队间合作策略与角色关系调整具有内在一致性,合作内容、标准与基础的独特性不仅提供了比较合作收益获取的可能性,而且能转化为经济机制中的参与者,具有角色替代性。综合上述协同角色概念可知,区别于常规创业管理和多团队系统的团队角色属性,团队间角色关联在个体间、团队间、个体-团队间处于重叠、错位与迁移状态。同时,考虑到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冲突会造成不同行为动机主体认知混乱,导致其关注目标具有不一致性。因此,有必要将面向开放不确定协作需要的角色设定、重叠、错位与迁移等内涵引入团队间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研究中,以进一步明晰角色参与度、知识异质性、认知对象复杂度、群体结构等特征对达成群体共识与调整合作策略的间接影响。

1.3 基于作用关系聚合路径的协同位势维度

社会网络受正式规则制约较少,各行为主体主要受一些非正式制度约束,如惯例、习俗、彼此间信任和承诺等,因而团队间共识的达成受非正式途径位势影响显著。与物理学中因势差产生的物质和能量扩散相类似,社会网络中的能力形成与角色更迭都会伴生知识、信任、利益位势在深度与广度层面扩散,导致协同位势在团队间获取、流动与积累在不同环节具有区别于单一团队与多团队系统的差异性影响[14],呈现出知识协同的一般特征。Inkpen教授[15]将知识协同定义为一种可以动态集合内外部系统、商业伙伴的战略组织方法,尤其在知识链协同研究层面(王琳, 2017),知识流动形成的链式结构导致“知识”策略位势进一步拓展了协同位势的研究内涵,形成了多元化“势差”范畴。在此情景下,不同的市场竞争格局与创新导向均衡状态,对多团队协同过程提出了不同位势的情景化配置需求,从而协同策略具有竞争合作性、共生互赢性、动态适应性以及系统全局性等特征[16],使得多团队创业领导认识和利用创业机会的能力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决策层次依赖性,促使团队间经常通过转换位势策略来识别创新产业化导向、创业商业化导向和内部就业导向的协同机会、关键业务技能与绩效空间。综上可知,区别于常规创业管理和多团队系统团队知识位势存续特征,团队间知识位势差异主要源自创业初期主体间存量知识、自主选择偏好与商业价值导向,由于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与道德约束等文化范畴的隐性影响均能在知识传递的各个阶段得到反映,因此调控知识权益在多通道网络主体间的扩散关系对塑造多团队位势共享优势至关重要。

2 团队间创业协同关系结构解析

对应社会网络节点的协同能力、节点间作用关系的协同角色、作用关系聚合路径的协同位势这3个维度,解析社会网络在团队间创业协同的能力、角色与位势方面的结构特征。

2.1 团队间社会网络的能力结构

过程论视角下,开放式创新的三阶段特性为理解团队间的社会网络能力结构提供了研究导向,由外到内(开放创新过程给外部知识源)、由内到外(提供自有知识技术给外部使用)、聚合(整合由内到外和由外到内的创新驱动力)这3个能力延展过程均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多团队创业协同过程对学习沟通能力(价值识别)、信任能力(价值获取)与协作能力(价值创造)的考察。Lichtenthaler[17]和吴航[18]等学者的后续研究继续关注了开放式创新的市场连接能力(关注开放式沟通)、吸收整合能力(关注社会化信任)、消化创新能力(关注协作化再造)。基于以上思考,从网络化学习沟通能力、信任能力、协作能力3个方面阐述创业协同过程中团队间社会网络的能力结构,其构成要点与逻辑如图1所示。

(1)网络化学习沟通能力方面。多团队网络中个体间、团队间、个体-团队间的学习沟通行为并非仅是常规创业管理中的沟通行为,更可视为一种积极的治理方式。集体创业性格包含的“积极学习能力”是团队进行反思、行动及创新的必要能力,对在不确定环境中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信息交流以及减少人际风险等具有积极作用[19],而初始、搜寻、理解和巩固4个阶段中的沟通能力及意愿[20]均通过新想法、新产品和新程序的创新需求对团队忠诚度、团队效能和团队凝聚力具有重要影响。

(2)网络化信任能力方面。伴随创新主体逐渐由精英“小众”向泛社区“大众”转变,信任在开放情景中的资源属性得以凸显[21],这使得常规创业管理中的“完整”或“长效”信任理念发生转变,促使快速信任概念成为理顺多样化团队内个体和多元化团队间灵活信任关系[22]的主要媒介。信任作为反映关联认知与情感共识的一种特殊集体认识,有助于建立偶发合作契机、达成组织承诺及提升创新满意度。

(3)网络化协作能力方面。区别于常规创业管理中结果绩效导向关联的协作功能化与部门本位化,作为保障创业组织知识边际效益并弥补角色缺失的重要途径,协作能力是团队间多层次复杂业务关联中打造快速试错与反复迭代方式的关键所在[10],主要强调组织的人际关系协调能力、团队成员间信息交流协调能力、团队整体与团队成员目标协调能力、团队成员能力差异协调能力等4种能力[23],这些能力对提升多团队协同有效性、增强多团队系统绩效、优化委托分派效率影响显著。

图1团队间社会网络能力结构构成要点与逻辑

2.2 团队间社会网络的角色结构

团队网络化角色研究经历了从团队内部关系[2]到团队合作[12]关系的转变,使得突破式创新和开放式创新合作范式逐渐成为团队角色研究的重要趋势。以开放式创新关注的外向合作角色为契机[24],情景化创新以内外部角色融合为核心[25],导致社会网络视域下的结构嵌入、关系嵌入和权变决策特性为组织创新行为的协同影响关系带来了新的解读框架。突破式创新研究也表明,技术具有的独特性、不确定性与跳跃性等特质,要求企业增加关系资本以应对多种知识背景下的社会网络嵌入[26],但现有研究缺乏对社会网络主体间合作角色与路径的考察。对此,Zukin和Dimaggio[27]最早提出了认知、文化、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等网络情景嵌入维度,Hagedoorn[28]提出了环境、组织间和双边等网络情景嵌入维度。基于以上思考,从个体间、团队间、个体-团队间的网络化角色3个方面阐述创业协同过程中团队间社会网络的角色结构,其构成要点与逻辑如图2所示。

(1)个体间网络化角色方面。Hsee 和 Weber[29]基于行为主体视角,最早将结构嵌入界定为行为主体在网络中的位置、网络整体特质等属性。考虑到网络节点间存在信息、资源与地位获得性差异,Burt(1992)提出了结构洞理论,为认识社会网络角色间的非冗余联结属性提供了有效框架。然而,结构洞理论存在因占有主体比例高而弱化多样化角色资源分享意愿的悖论。决定论关注社会网络中角色关联规模削减等现实需要,特别是在社会网络节点不确定与目标非关联影响下,多团队协作中个体互惠利基呈现出非物质特性,基于松散任务关系形成的角色边界导致协作主体更加注重互助、尊重与认同等情感基础的“社区角色”培养[43],强调其合作的“非交易物品”与非契约属性。

(2)团队间网络化角色方面。早期关系嵌入研究中的关系强度概念成为区别网络合作关系联结层次的主要依据,然而社会网络角色间联系的亲密程度、互惠性程度在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时,同样出现了“关系强度悖论”,对组织间信任、沟通意愿、信息冗余、隐性知识转移等均产生了情景化的差异影响。创业协同活动中,社会网络角色的隐形关联成为其主要特征,导致团队互惠角色具有匹配于组织间依赖关系的对立统一特质,既有协同网络的结构与功能是成本及风险导向下多团队角色关系的构造基础[30],而跨领域合作者及开放环境的潜在合作者在缺少前期互惠关系认识的同时[31],往往也具备了缓和紧张协作气氛、打破信任壁垒的潜在“绩效伙伴”关系优势。

(3)个体-团队聚合的网络化角色方面。迄今为止,蒋军锋[25]等探讨了角色网络层次变化的连续性与边界模糊特征、企业双元创新的组织间信任与资源冗余作用途径。尤其在社会交换与比较理论的最新进展中,邓传军[31]等探讨了雇佣身份多样性和内部人地位认知在组织支持与员工创新行为间的作用,发现社会网络的松散角色关联与多维度角色矛盾有助于理解“更多组织支持未能驱动更多员工创新行为”这一现实问题。研究现状表明,多团队成员身份复杂带来的内部认知混乱、心理边界模糊和协调困难等,一方面制约了目标团队产出[32],另一方面也借助身份过载带来的心理压力、角色转换等,消除了组织角色冗余并提高了组织柔性[30],且随着产业内垂直市场跨越与组织边界融合,促进个体创造力涌现与集体创意效能提升。

图2团队间社会网络角色结构构成要点与逻辑

2.3 团队间社会网络的位势结构

Chiang(2013)等指出,创新绩效并非仅关注组织以往的市场和商业成功价值或地位,更体现了组织的创新性,要求创新组织积极利用外部知识并转换合作位势,以匹配内部创新过程。该绩效导向使得多团队创业的协同过程面临一系列合作位势转换,特别是在社会网络节点聚合关系愈加复杂的情况下,服务于创新绩效的市场价值、技术价值与领导价值的新理念,使得多团队协同位势的内外部交互与控制成为开放式创新绩效研究的重要内容。基于以上思考,从网络位势获取与产生、流动与传播、积累与质变3个方面阐述创业协同过程中团队间社会网络的位势结构,其构成要点与逻辑如图3所示。

(1)网络位势获取与产生方面。岳鹄等[33]将企业市场创新能力和水准作为测度开放式创新绩效的重要维度。而Laursen等[34]则进一步将这种“水准”界定为创新新奇(Innovation Novelty)和创新效率,更加关注新产品和服务中的聚合程度、市场价值以及降低创新风险的程度。这表明,开放式创新中团队间多维协作主体面临多样化背景、能力与资源造成的知识深度与广度的先天差距,使得主体间的位势获取有效性与位势差距呈倒U型作用关系[35],知识、偏好、领导等多种位势差距既能显著强化相应溢出效应(多样性带来可能性),也能显著强化其附加的逆向选择机制(多样性的自我强化)。

(2)网络位势流动与传播方面。面向开放式创新过程中的多主体位势协同价值导向,罗颖等(2017)提出创新过程绩效的概念,强调创新价值本身在企业绩效中的引领功能,其应与一系列创新效能扩散指标得到重视。这表明,团队间社会网络内部多传导路径的位势是动态与非稳定的[36],内部不同权益主体的“错配”位势是“合作场域”中位势流动和扩散的主要动因,与从业经验、决策偏好和专业敏锐度等相关的资源型知识共同影响着组织学习的过程有效性,决定了不同位势主体间信任关系在位势转换中的策略权变属性。

(3)网络位势积累与质变方面。贺一堂等(2017)在研究复杂合作创新关系的联结机制时发现,技术创新过程中的问题化、利益锁定、组织动员过程伴随着众多与合作位势调整相关的动态复制可行域识别问题,表明网络位势的连续变化具有创业协同畸变特征。由于存量知识本身并不具有相对位势差异且分散结构有助于扩大位势交融空间[37],因此不同于常规创业管理中知识位势等价化、资源化属性,“个性化”显著的团队间领导风格、绩效导向与集体价值等将对既定创业导向的位势聚集结构形成“组织合法性”选择偏好,导致处于创新共识认知劣势的主体难以实现从“0”到“1”的知识共享跨越,限制了功利导向合法诉求界定的位势聚变可行空间。

3 团队间创业协同关系交互效应解析

现有研究表明,团队间社会网络能力、角色、位势的边界模糊与扩张主要表现为合作网络边界扩张[37];创新过程中合作行为、过程与结果的不确定性表现为创新网络中策略协同度的共生演变[23];随着创新控制理论兴起,团队间创业协同形成了协同要素外部效用涌现结构。鉴于此,基于社会网络节点、节点间、节点作用关系聚合3个维度,在分析团队间社会网络能力、角色、位势关系结构的基础上,从合作网络边界扩张、多团队协同策略结构性变革、部分创新要素外部效用突破性涌现3个维度解析团队间创业协同关系的交互效应,关联如图4所示。

3.1 合作网络边界扩张效应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员工为了经济和社会性报酬而工作,其与组织的关系建立遵循互惠原则,从而更多的组织支持将换来员工更多的组织承诺和交换行为。但刘志强等(2015)基于社会比较理论的实证研究则提出相左观点,发现一些组织支持并不能收获员工的“对等回报”,而少一些组织支持的“被边缘化”管理反而能“意外”带来更多积极的员工自我管理成效,导致合作深度、方式、范围变化借助社会网络加速了能力、角色与位势的边界模糊与扩张进程。

图3团队间社会网络位势结构构成要点与逻辑

图4团队间创业协同关系交互效应构成内涵与关联影响

基于Schuler的研究进展及以上思考,可将团队间创业协同合作网络边界扩张效应界定为伙伴型、业务型与信息型3类合作网络中的团队间创业协同能力、角色与位势的边界模糊与影响扩张。该效应内涵与特征主要体现为以下3个方面:①伙伴型合作网络边界扩张层面,面向个体投身创业行为的异质性个体绩效与二元利益诉求,多团队中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协作成员的基本来源。其中,内部就业导向主要满足创业个体富足生活的短期物质精神需要,而外部事业导向主要满足个体开创事业的长期自我实现需要,两类绩效导向在创业动态过程中呈现的对立统一关联导致合作伙伴关系常伴随较强的流动属性;②业务型合作网络边界扩张层面,针对细分市场快速迭代过程中的非核心业务协作需要,以解决短期技术装备问题、中短期功能业务问题和中长期策略转型问题等为目标的多阶段、多层次业务协作关系,已经成为多团队借助标准化或社会化业务构筑个性化协作架构的主要模式;③信息型合作网络边界扩张层面,由于缺乏正式组织架构的严谨决策秩序,团队间“盛行”的非正式组织扩张为介入间接创业关系提供了“管理缺口”,有助于整合团队外部创业导师的技术、商业模式与创业观念等资源,进而有效克服内部角色在涉入战略决策时的角色过载与决策合法性不足问题。综上,伙伴关系、业务关系与信息关系的出现有效增强了团队间的胜任力与自我纠错能力,考虑到因各种现实困境选择“冒险谋生”而聚集成的分散团队往往面临各种创业阻力,并受传统观念束缚,因此伙伴关系的强流动性、多渠道协作资源的整合结构和泛社会化支持的作用层次等内容成为团队间合作网络边界扩张的关注要点。

3.2 协同策略结构性变革效应

Herrgard等(2000)指出,企业知识交流与扩散的明晰化导向与模糊化导向塑造了技术合作创新行为、过程及结果的不确定性,表现为技术创新网络中策略协同度的共生演变。Lawson等[38]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多层次创业主体在利用知识独特性提供比较收益的获取可行性时,也扮演着不同行为主体间知识交流与扩散的媒介角色,为社会网络中多主体间技术与制度共生演变提供微观策略描述载体。鉴于组织层面激励相容性约束是衡量合作剩余的主要依据,行为主体知识之间的异质性(或者说互补性)特征可以作为理解创业协同过程中团队间策略变革结构的重要参考。

基于前述分析与思考,可将团队间创业协同策略结构性变革效应界定为,创新产业化、创业商业化、内部就业3种导向下呈现的团队间创业协同行为、过程与结果交互策略差异性与共生演变趋势。该效应的内涵与特征主要体现为以下3个方面:①创新产业化导向层面,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与产业化孵化项目为载体,团队间协同关注多层次主体在产学研三螺旋框架中促进创新成果转化的灵活角色关系,在增加科技产出流动性的前提下,克服产权人与发明人分离难题,不仅能直接提高创新网络资源配置效率,还能促进体制内专业技术人员在岗创业与产业化创新方式变革;②创业商业化导向层面,创新活动管理边界消融以及创业活动带来的新民主化构成了创业管理的软环境特征,使得多团队协同更加强调竞争性市场中商业模式融合创新的内生优势,进而激发商业化创业辅导对创业绩效的显著推动效应,2017年8月份创业板上市的“创业黑马集团”开启了中小创业组织培训的新篇章;③内部就业导向层面,团队间协同具有应对“试图改变现状”、“再发展”及“二次创业”等问题的现实需要,存在分散创业风险的常态化规避行为,使得个体差异与任务依存成为调节成员合作关系的两类重要因素,也实现了内部绩效再分配对外部技术互补机制的跨层次调节作用。综上可知,多团队差异化策略导向下伙伴关系流动性的作用范围和机理存在明显差别,因而关注其多维度策略结构建立的异构主体基础、不同创新创业项目的合作范围与动态合伙关系的可处置空间,对提升团队间共同绩效意义重大。

3.3 部分要素外部效用涌现效应

随着资本、人力等创新要素投入日趋饱和以及网络创新模式逐渐兴起,现有研究面向组织间协同的内外部环境响应需求与绩效传递空间,形成了针对精熟绩效导向、表现绩效导向及氛围绩效导向的协同要素外部效用涌现结构。黄同飞等(2015)的实证研究表明,团队内部非正式网络与两类共享心智模型(任务式共享心智模型和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均显著正相关,团队外部非正式网络通过协作式共享心智模型的中介作用影响团队创造力,非正式网络、共享心智模型与研发团队创造力呈倒U型关系。Sosa[39]关于复杂产品系统创新控制力的研究也表明,协同与管理要素的协同影响效应对核心技术控制力、组织控制力和市场控制力等结构维度的外部效应存在显著差异。

基于以上思考,可将团队间创业协同要素外部效应涌现效应界定为,精熟绩效、表现绩效、氛围绩效3种合作绩效导向下团队间创业协同关键要素呈现的差异化外部影响及绩效传递特征。该效应的内涵与特征主要体现为以下3个方面:①精熟绩效产生的要素外部效应层面,在高竞争环境中,利用式创新相对于探索式创新更有利于增强目标客户粘性,因此多团队协同的非全要素创新使得创业者倾向于尝试改变现有知识、技能和工作流程,以维系生存能力。随着渐进式创新理念被更多市场跟随者接受,团队间形成的灵活参与机制与多关联绩效结构增强了多团队协同内部治理秩序维持与调节过程中的外部绩效输出能力;②表现绩效产生的要素外部效应层面,多团队协同过程更强调利用变革能力响应广义创新精神,面对团队间经常集聚的压力、焦虑和危机感,惯用远景概念化能力和模式认知能力降低不确定性,并在角色重构与迁移基础上开创了新的内部绩效迭代涌现可持续演进局面;③氛围绩效产生的要素外部效应层面,团队间个体人格、动机、情绪等特征与目标导向、员工组织关系以及领导策略差异等外部价值导向的领导行为密切相关,使得团队与个人创造力在不同组织层面呈现出差异化累加效应。同时,得益于团队间分散协作形成的外部战略合作框架,部分关联团队的绩效能反映出区域化、行业化、阶段化创业与创新活动中团队间氛围关联绩效的共生增长特性。综上,“内部比较优势”、“外部战略价值”与“氛围激励感知”已成为团队间3种创业型领导的非全要素绩效内涵,其中精熟绩效注重“交换”范式下多创业主体利益关系协调,表现绩效关注“内生”范式下多创业主体创新资源整合,而氛围绩效侧重“共生”范式下传递局部、区域创业生态与创新系统的积极氛围影响。

4 结论与展望

社会化创业与创新面临共同的经济环境、相互渗透的参与群体与交错重叠的治理诉求,这使得创业与创新的关联愈加复杂和不确定。以此为研究背景,本研究从网络节点不确定性、节点间关联内隐性、网络聚合非正式规则影响突出3个层面,针对“协作能力胜于目标关联”、“协作角色胜于关系强度”、“协作位势胜于规则限制”三类社会网络特性,提出了多团队创业协同网络解析维度。在此基础上,根据网络化学习沟通能力、信任能力、协作能力归纳了创业协同过程中团队间社会网络的能力结构,个体间、团队间、个体-团队间的网络化角色归纳了创业协同过程中团队间社会网络的角色结构,网络位势获取与产生、流动与传播、积累与质变归纳了创业协同过程中团队间社会网络的位势结构。面向这三类团队创业协同关系结构,从合作网络边界扩张、多团队协同策略结构性变革、部分创新要素外部效用突破性涌现3个维度解析了团队间创业协同交互效应的内涵与特征,并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1)团队创业协同互动强调快速协作响应与定位,伙伴关系强流动性、多渠道协作资源整合结构及泛社会化支持作用层次等内容是团队间合作网络边界扩张需关注的要点,而出色的沟通能力、快速信任能力和多边界协作能力对“点状创新”与“介入创业”过程中积累创新信任至关重要。

(2)团队间协同创业活动关注关系冲突与协调,面向开放不确定协作的角色设定、重叠、错位与迁移等特征,是导致团队间行为主体认知混乱与关注目标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因此,调控多层次知识权益的多通道知识流量关系对塑造团队社会网络知识共享优势至关重要。

(3)团队间创业协同侧重于共同绩效策略融合。由于差异化策略导向下的伙伴关系流动性作用范围和机理容易引发明显的绩效偏差。因此“内部比较优势”、“外部战略价值”与“氛围激励感知”3种团队间协同的核心绩效内涵可为协调团队间治理秩序提供可行导向。

上述研究结论丰富、完善了多团队管理的非正式协作理论体系,为厘清创业管理、多团队系统、协同创新等研究的理论关联提供了参考。

参考文献:

[1] CHESBROUGH H, CROWTHER A K.Beyond high tech: early adopters of open innovation in other industries[J].R & D Management, 2006, 36(3):229-236.

[2] 解学梅, 方良秀.国外协同创新研究述评与展望[J].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5, 27(4):16-24.

[3] MATHIEU J E, HEFFNER T S, GOODWIN G F, et al.The influence of shared mental models on team process and performance[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0, 85(2):273-279.

[4] LI H, ZUBIELQUI G C D, O'CONNOR A.Entrepreneurial networking capacity of cluster firms: a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on how shared resources enhance firm performance[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5, 45(3):523-541.

[5] TURNER T, LII W W P.Organizational networks and the process of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how the motivation, opportunity, and ability to act affect firm knowledge, learning, and innovation[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5, 45(2):1-17.

[6] ALLEN D, KARANASIOS S.Critical factors and patterns in the innovation process[J].Policing, 2011, 5(1):87-97.

[7] GOODALE J C, KURATKO D F, HORNSBY J S, et al.Operations management and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operations control on the antecedents of corporat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n relation to innovation performance[J].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11, 29(1-2):116-127.

[8] AKEN J E V, WEGGEMAN M P.Managing learning in informal innovation networks: overcoming the daphne-dilemma[J].R & D Management, 2000, 30(2):139-150.

[9] 许成磊, 程思路, 李美.多团队非正式众创网络界面耦合有效性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8, 35(2):10-16.

[10] HAN J J, ZHOU G H, YAN-LAI L I, et al.Multi-participates project team cooperation behavior based on altruism preference[J].Systems Engineering-Theory & Practice, 2013, 33(11):2776-2786.

[11] SCHULER R S.Fostering and facilitating entrepreneurship in organizations: implications for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actices[J].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10, 25(4):607-629.

[12] 段光, 庞长伟, 金辉.多团队成员身份研究述评[J].管理学报, 2015, 12(12):1872-1881.

[13] 蒋多, 何贵兵.心理距离视角下的行为决策[J].心理科学进展, 2017, 25(11):1992-2001.

[14] BRAUNERHJELM P, ACS Z J, AUDRETSCH D B, et al.The missing link: knowledge diffus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endogenous growth[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0, 34(2):105-125.

[15] INKPEN A C.Creating knowledge through collaboration[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1996, 39(1):123-140.

[16] GIMMON E, YITSHAKI R, BENJAMIN E, et al.Divergent views of venture capitalists and entrepreneurs on strategic change in new ventures[J].Strategic Change, 2011, 20(3-4):85-99.

[17] LICHTENTHALER U, LICHTENTHALER E.A capability-based framework for open innovation: complementing absorptive capacity[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9, 46(8):1315-1338.

[18] 吴航, 陈劲.国际搜索与本地搜索的抉择——企业外部知识搜索双元的创新效应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6, 37(9):102-113.

[19] COOK S D N, YANOW D.Culture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 2011, 2(4):373-390.

[20] GARNETT J, KOUAMIN A.Strategic change in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emerging trends for wealth formation in the new millennium[J].Strategic Change, 2015, 9(1):55-65.

[21] LEITCH C M, HILL F M, HARRISON R T.The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of interpretivist research in entrepreneurship: quality, validation, and trust[J].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010, 13(1):67-84.

[22] PERKS H, HALLIDAY S V.Sources, signs and signalling for fast trust creation in organisational relationships[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21(3):338-350.

[23] DIETRICH P, KUJALA J, ARTTO K.Inter-team coordination patterns and outcomes in multi-team projects[J].Project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44(6):6-19.

[24] 蒋军锋, 李孝兵, 殷婷婷,等.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形成:述评与未来研究[J].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7, 29(6):109-120.

[25] ACHA V, GANN D M, SALTER A J.Episodic innovation: R&D strategies for project-based environments[J].Industry & Innovation, 2005, 12(2): 255-281.

[26] MOTE J.Conceptualizing entrepreneurship as entrepreneuring entrepreneurial imagination: time, timing, space and place in business action[J].Science & Public Policy, 2012, 39(3):238-404.

[27] ZUKIN S, DIMAGGIO P.Structures of capita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8] HAGEDOORN J, KRANENBURG H V.Growth patterns in R&D partnerships: an exploratory statistical stud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03, 21(4):517-531.

[29] HSEE C, WEBER E U.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risk preference and lay predictions[J].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1999, 12(2):165-179.

[30] RAJDEEP GREWAL, PATRIYA TANSUHAJ.Building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for managing economic crisis: the role of market orientation and strategic flexibility[J].Journal of Marketing, 2013, 65(2):67-80.

[31] 邓传军, 刘智强, 王凤娟,等.非正式地位、错误管理文化与员工创新行为选择[J].管理评论, 2017, 29(4):154-162.

[32] THOM VRIES D, HOLLENBECK J R, DAVISON R B, et al.Managing coordination in multiteam system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59(5):1823-1844.

[33] 岳鹄, 张宗益, 朱怀念.创新主体差异性、双元组织学习与开放式创新绩效[J].管理学报, 2018, 15(1):48-56.

[34] LAURSEN K, SALTER A.Open for innovation: the role of openness in explaining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mong U.K. manufacturing firm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6, 27(2):131-150.

[35] MORONE P, TAYLOR R.Knowledge diffusion dynamics and network properties of face-to-face interactions[J].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4, 14(3):327-351.

[36] TORTORIELLO M, REAGANS R, MCEVILY B.Bridging the knowledge gap: the influence of strong ties, network cohesion, and network range on the transfer of knowledge between organizational units[J].Organization Science, 2012, 23(23):1024-1039.

[37] KAUPPILA O P.Knowledge sharing through virtual teams across borders and boundaries[J].Management Learning the Journal for Critical Reflexive Scholarship on Organization & Learning, 2011, 42(2):395-418.

[38] LAWSON B, PETERSEN K J, COUSINS P D, et al.Knowledge sharing in interorganizational product development teams: the effect of formal and informal socialization mechanisms[J].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09, 26(2):156-172.

[39] SOSA M E, EPPINGER S D, ROWLES C M.A network approach to define modularity of components in complex products[J].Journal of Mechanical Design, 2007, 129(11):1118-1129.

ResearchonStructureandEffectofCollaborativeRelationshipsbetweenSocialNetworkOrientedEntrepreneurialTeams

Xu Chenglei, Zhao Yaman, Zhao Ya

(Faculty of Management & Economic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Kunming 650093, China)

AbstractIn the open innovation formed by multi-team entrepreneurial collaboration, the loose, decentralized and non-systematic cooperation problems that rely on the social networks among the teams are widespread.Focusing on the structure and effects of this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can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exploring the associative structure, capability extension, and strategic equilibrium of a few teams with advantages in dominant structural holes.By analyzing the issues of resource boundary expansion, learning-based transformation, and conversion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minority-dominated teams in the process of entrepreneurship,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competence, role and knowledge potential of teamwork cooperation among teams a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The present boundary expansion of cooperation networks,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the collaborative strategy, and the emergence of breakthroughs outside of some elements are studied and refined in the three analytical dimensions of collaborative capabilities, roles, and geopotentials that are formed for social networks in the aggregation of nodes, node to node, and node relationship.The conclusions related to rapid collaborative response, continuous conflict coordination, and joint performance can provide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pattern of knowledge/role/capacity different order in the loosely-coordinated relationships guided by "setting up a business",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evalu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non-total-element innovation or the interactive governance between the dominant entities in the incomplete process.

KeyWords:Social Network; Inter-Team Collaboration; Structure of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Entrepreneurial Synergy

作者简介许成磊(1986-),男,河北唐山人,博士,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团队管理、创新管理、复杂行为决策等;赵雅曼(1994-),女,河北唐山人,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团队管理、创新管理;赵娅(1995-),女,山东济宁人,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团队管理、创新管理。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603106、71563024);云南省应用基础研究计划青年项目(2017FD099);昆明理工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KKSY201508039);昆明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培育项目(skpyyb201611);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硕博生科研项目预研计划项目(2017.12.1-2019.9.30)

收稿日期2018-06-15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17-0020-09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F272.2

DOI10.6049/kjjbydc.2018030542

(责任编辑:林思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