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传清1,2,3，邓明亮1,2
(1.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2.武汉大学 区域经济研究中心；3.武汉大学 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2 )
摘要：高耗能产业在长江经济带工业体系中占据较大比重，采用产业集聚指数评估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集聚水平，采用计量分析方法验证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集聚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整体集聚趋势明显，各细分行业集聚趋势存在差异；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的省际差异变化趋势尚不明显；资源禀赋、基础设施、人力资源与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呈正向相关关系，环境规制、财政政策对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有负向抑制作用。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发展，应重点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严控产业污染转移、加强绿色制造人才队伍建设。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产业集聚
在国家统计局历年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6类制造业行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统称高耗能行业(亦称高耗能产业)。高耗能产业在历年长江经济带工业销售产值中占据较大比重，2011-2015年分别为32.86%、32.24%、31.65%、30.51%、27.84%[1]。国家颁布实施的《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2014)、《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方案》(2016)、《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2016)、《关于加强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2017)等政策和规划文本，均强调推进长江经济带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其中，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发展是长江经济带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的难点。科学研判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集聚水平的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可为完善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转型发展政策体系提供参考。
高耗能产业相关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在高耗能产业绿色发展、产业转移、产业集聚等方面。①高耗能产业绿色发展研究侧重生态效率测算和发展路径探讨。测算高耗能产业生态效率的方法主要有DEA或改进DEA模型[2-4]、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法[5]、耦合协同度模型[6]，高耗能产业绿色发展路径分析主要涉及高耗能产业的环境影响与能源消耗[7]；②高耗能产业转移研究侧重高耗能产业转移路径及影响因素分析[8-11]；③高耗能产业集聚研究主要涉及产业集聚水平测算、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测算高耗能产业集聚水平的方法主要有区位熵(LQ)、产业集聚指数、行业集中度(CRn指数)、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空间基尼系数和空间集聚指数(E-G指数)等[12-13]。高耗能产业集群发展研究主要涉及高耗能产业集群协同发展[15-17]、高耗能产业集群循环经济发展[18-21]。此外，少量研究成果还涉及高耗能产业产能过剩化解、高耗能产业创新发展等[22-23]。
总体而言，目前学术界关于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本文侧重定量刻画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集聚水平演化特征，实证检验影响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水平变化的主要因素，最后，提出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绿色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本文采用产业集聚指数测算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假定某一经济体有n个地区和m类产业，研究时间段为[0,t]，用Xij0和Xijt分别表示j地区i产业的初期和末期产值，则产业i在地区j的产业集聚指数计算公式为：
(1)
学术界一般多选取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从业人口、销售收入、产品产量等指标衡量产业集聚水平。根据高耗能产业高能耗、高产能、高污染特点及统计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工业销售产值指标衡量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工业销售产值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2-2016)和《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
本文采用σ收敛和β收敛两种收敛分析方法检验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敛散性，分析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的地区差异特征[24]。采用如下公式分析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的σ收敛特征：
(2)
式中，Ai(t)为第i个地区在t时期的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N=11为省市个数。当σt+1<σt时，各省市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离散系数在缩小，存在σ收敛，各省市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地区差异缩小；当σt+1>σt时，各省市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离散系数在增大，存在σ发散，各省市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地区差异扩大。
借鉴Sala-I-Martin的研究方法，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绝对β收敛回归方程可表述为：
(3)
式中，Ai,T和Ai,0分别表示T时期和基期第i个地区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ln(Ai,T)-ln(Ai,0)/T表示第i个地区从t=0时期到t=T时期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增长率。若系数β<0，则存在绝对β收敛，即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初始值与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增长速度为负相关关系，落后地区存在追赶先进地区趋势；若系数β>0，则各地区不存在β收敛，即落后地区追赶效应不明显。在β收敛检验之前，本文采用极大值标准模型无量纲处理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数据。
1.2.1 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时空演变特征
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高耗能产业集聚趋势明显(见表1)。从全国来看，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平均值高于我国内地31省市平均水平；近年来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平均值大于1。从上中下游地区来看，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含湘鄂赣皖四省份)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平均值最高，上游地区(含云贵川渝四省份)次之，下游地区(含苏浙沪三省份)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最低；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呈下降趋势，中上游地区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趋于上升，且上游地区增长速度高于中游地区。从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比较来看，2015年苏皖赣湘渝川滇七省份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绝对值大于1，高耗能产业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七省份高耗能产业呈现集聚趋势；沪浙鄂黔四省份高耗能产业小于1，高耗能产业发展速度慢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集聚水平呈上升趋势。
表1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测算结果
注：mean1为全国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平均值；mean2为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平均值
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2)。从全国来看，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动态集聚水平平均值高于我国内地31省市区平均值；2008年以来长江经济带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动态集聚水平平均值大于1，长江经济带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呈现集聚趋势。从上中下游地区来看，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动态集聚水平普遍较高，上下游地区集聚水平相对较低，中游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呈现集聚趋势。从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比较来看，2015年苏皖赣鄂湘川六省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六省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呈集聚趋势；云贵渝浙沪五省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平均速度，产业集聚态势不明显。
表2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细分行业动态集聚水平
注：HEC0、HEC1、HEC2、HEC3、HEC4、HEC5、HEC6分别表示高耗能产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供应业动态集聚水平；m1为全国平均值，m2为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平均值
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明显集聚趋势。从全国来看，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平均增长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2008年以来动态集聚水平进一步提高，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呈现集聚趋势。从上中下游地区而言，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动态集聚水平普遍较高，产业集聚趋势明显；下游地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集聚趋势不明显。从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比较来看，2015年云川浙沪四省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动态集聚水平下降趋势明显，发展速度放缓，产业集聚趋势减弱；贵渝湘鄂皖五省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动态集聚水平有明显上升趋势，发展速度加快；赣苏二省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动态集聚水平相对稳定，江西省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发展速度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集聚趋势明显，江苏省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平均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平均速度，产业集聚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近，产业集聚趋势不明显。从上中下游地区来看，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动态集聚水平高于上游地区，上游地区产业集聚水平相对较低。从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比较来看，2015年苏浙皖渝四省份黑色金属及压延加工业动态集聚水平较高，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集聚趋势明显；2015年云贵川湘鄂赣苏七省黑色金属及压延加工业动态集聚水平小于1，产业集聚趋势不明显；云皖苏沪四省份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动态集聚水平呈下降趋势，贵川渝鄂皖五省份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动态集聚水平呈上升趋势，产业集聚趋势加强。
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动态集聚趋势减弱。从全国来看，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动态集聚水平高于我国内地31省市区平均水平，近年来产业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集聚趋势减弱。从上中下游地区来看，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动态集聚水平高于上下游地区，下游地区产业发展速度均低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产业集聚趋势不明显。从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比较来看，2015年皖赣渝三省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集聚水平大于1；云贵川鄂苏沪浙七省市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动态集聚水平呈下降趋势，产业发展速度趋缓，产业集聚趋势减弱；湘皖二省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动态集聚水平呈上升趋势，产业集聚趋势加强。
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动态集聚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全国来看，我国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动态集聚水平大于1，产业集聚趋势加强；长江经济带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平均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发展速度，长江经济带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呈现集聚趋势。从上中下游地区来看，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动态集聚水平高于中下游地区；中下游地区除江苏外，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平均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动态集聚水平小于1，产业集聚趋势减弱。从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比较来看，2015年云贵川渝苏五省市石油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动态集聚水平大于1，产业集聚趋势明显；川湘鄂浙沪五省份石油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动态集聚水平呈下降趋势，产业集聚趋势减弱；渝赣皖苏四省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动态集聚水平呈上升趋势，产业增长速度加快，产业集聚趋势增强。
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集聚趋势减弱。从全国来看，近年来我国内地31省市区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动态集聚水平小于1，产业平均增速低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长江经济带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动态集聚水平下降到小于1，产业集聚趋势减弱。从上中下游地区来看，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动态集聚水平相对较高，下游次之，中游地区增长速度慢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集聚趋势减弱。从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比较来看，2015年云川渝皖浙苏六省市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集聚趋势明显；贵沪二省市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动态集聚水平下降，产业集聚趋势减弱。
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整体下降并趋于稳定，接近于门槛值1(见图1)。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石油加工炼焦及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动态集聚水平高于其它4类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产业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集聚趋势明显；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动态集聚水平在门槛值1附近浮动变化，高耗能产业仍处于增长态势，平均增长速度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产业集聚趋势变化不够明显；长江经济带石油加工炼焦及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动态集聚水平呈下降趋势，产业增长速度下降，产业集聚趋势减弱，但发展速度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具有明显的产业集聚趋势。
1.2.2 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地区差异特征
2002年以来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σ收敛指数波动变化如图2所示。从高耗能产业整体动态集聚水平来看，2004和2009年左右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的地区差异出现扩大趋势；2011年以来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的地区差异趋于稳定，省际差异增大或缩小趋势尚不明显。从高耗能产业细分行业来看，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动态集聚水平σ收敛指数下降幅度最大，产业动态集聚水平的地区差异呈下降趋势，近年来下降趋势趋缓；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σ收敛指数波动幅度和频率相对较小，4类高耗能行业动态集聚水平的地区差异变化趋势不够明显。
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高耗能产业(β1)、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β2)、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β4)动态集聚水平绝对β检验回归系数为负(见表3)，低集聚水平省市对高集聚水平省份存在追赶效应，集聚趋势加强；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β2)动态集聚水平绝对β检验结果显著性水平较低，低集聚水平省市存在集聚趋势减弱的可能。非金属矿物制品业(β3)、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β5)、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β6)、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β7)动态集聚水平绝对β检验回归系数为正，低集聚水平省市对高集聚水平省市不存在追赶效应，产业动态集聚水平变化速度与初始水平呈正相关关系；非金属矿物制品业(β3)、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β7)动态集聚水平绝对β检验结果显著性水平较低，产业动态集聚水平的地区差异有可能降低。
图1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平均值
图2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σ收敛结果
表3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β检验结果
根据集聚经济理论，市场需求、交通条件、劳动力成本、政府政策、创新环境等是影响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其中，市场需求规模越大，越有利于产业集聚；便利的交通条件既利于降低运输成本，又利于开辟销售市场、扩大集聚辐射范围；低廉丰富的劳动力有助于集聚企业节约生产成本；政府财税政策、环境政策对产业集聚可起到一定的调控引导作用；良好的创新环境有利于知识溢出，有助于企业获取创新收益，可加速产业集聚。
参考现有研究成果[25-26]，根据高耗能产业“高耗能、高产能、高污染”显著特征，本文构建如下模型实证检验影响高耗能产业集聚的因素：
lnHEC=β0+β1lnEB+β2lnER+β3lnRoad+β4lnTax+β5lnWage+ε
(4)
式中，HEC表示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采用产业集聚指数测算方法和工业销售产值测算；EB表示资源禀赋，用地区能源生产总量衡量；ER表示环境规制，参考王艳丽等[10]的研究成果，采用高耗能产业环境成本支付率对政府环境规制水平进行衡量；Road表示基础设施，用区域交通网密度衡量；Tax表示财政收入,采用地方财政收入水平衡量；Wage表示人力资本，用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衡量；ɛ表示误差项。
(5)
式中，ECLt表示第t年高耗能产业环境成本支付率，即环境规制强度；Iit表示第t年高耗能产业第i种污染物实际处理投资额；DEQit表示第t年高耗能产业第i种污染物处理量或排放达标量；Iit与DEQit的商表示高耗能产业第i种污染物单位处理成本；TEDit表示第t年高耗能产业第i种污染排放物实际排放量；n表示污染物排放种类，本文选取工业废水、二氧化硫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作为环境污染物代表，n=3。
本文选取2002-2015年为样本期，相关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2-2012)、《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13-2016)和《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
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影响因素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资源禀赋(EB)系数均为正，高耗能产业对于资源依赖性较强，随着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资源开发利用，高耗能产业从下游地区向中上游资源丰富的地区转移，资源丰富地区高耗能产业集聚趋势加强；在相邻省市之间，高耗能产业企业更倾向于向资源禀赋条件优越的地区集聚。具体来看，资源禀赋对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动态集聚水平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产业集聚趋势受资源禀赋的影响更为显著；而资源禀赋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动态集聚水平的影响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产业集聚受资源禀赋的影响相对较弱。
表4内地31省市区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
环境规制变量(ER)系数均为负，将显著性水平放宽到10%时，检验结果均通过显著性检验，环境规制对高耗能产业集聚水平具有负向影响。高耗能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较弱，主要依靠低成本参与市场竞争，对于具有高污染特征的高耗能产业，较低强度环境规制的区域更具有区位选择优势，产业集聚趋势也更强。环境规制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压延加工业的影响系数绝对值最大，产业动态集聚水平受环境规制的影响程度最大。
基础设施(Road)对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的影响系数均为正，以便利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水平能够为高耗能产业发展降低生产成本，提供生产便利；同时，基础设施完善具有极强的扩散作用，不仅能够吸引本地投资，而且能够为周边地区投资增加提供正向促进作用。基础设施对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动态集聚水平的影响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基础设施对产业集聚趋势加强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弱。
税收政策(Tax)对高耗能产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动态集聚水平的影响系数均为负，且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税收政策影响下的投资成本是高耗能产业投资过程中区位选择的重要参考指标，税负较轻地区对高耗能产业投资更有吸引力，产业集聚趋势更为明显。税收政策对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动态集聚水平的影响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税收调节作用相对较弱。
人力资本水平(Wage)对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的影响系数均为正，虽然高耗能产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更倾向于依赖资源，但人力资本对产业集聚具有正向作用。人力资本水平在高耗能产业转移过程中起到人力资本保障作用，是各省市区高耗能产业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发展的基础，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源储备能够给高耗能产业企业带来生产性收益之外的效应。人力资本水平对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动态集聚水平影响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产业动态集聚水平受人力资本影响相对较弱。
根据前述分析结果，关于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问题，得出以下结论：
(1)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整体集聚趋势明显。从细分行业来看，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明显集聚趋势，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动态集聚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动态集聚水平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动态集聚趋势减弱。
(2)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地区差异变化趋势尚不明显。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动态集聚水平区域差异呈下降趋势，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动态集聚水平区域差异变化趋势不够明显；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动态集聚水平绝对β检验回归系数为负，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动态集聚水平变化速度与初始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3)影响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的因素是多元的。资源禀赋、基础设施、人力资源与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呈正相关关系，高耗能产业更倾向于向资源丰富、基础设施完善、人力资源良好的省份集聚；环境规制、财政政策与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呈负相关关系，高水平的环境规制和高额的课税政策一定程度上抑制高耗能产业集聚。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必须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严控高耗能产业在长江经济带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业主产区的集聚，严格按照长江流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控制沿江石油加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有色金属等产业项目环境风险，明确新建重化工项目到长江岸线的安全防护距离。
(2)严控产业污染转移。严格落实环境规制政策，推动沿江城市建成区现有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等高污染企业有序搬迁改造或依法关闭；严格监督有色金属、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等产业的跨区域转移，实施严格的环保、能耗、水耗、用地等标准；严禁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生产能力和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向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转移。
(3)加强绿色制造人才培养。组织实施绿色制造人才培养计划，完善研发、转化、生产、管理综合人才培养体系；推广节能、节水、清洁生产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新材料，推进石化、钢铁、有色金属、危险化学品等重点高耗能产业智能工厂、数字车间、数字矿山和智慧园区改造，提升产业绿色化、智能化水平，推动沿江高耗能企业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领先全国平均水平；在沿江有色金属、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等重点耗水行业，推行清洁生产技术，从源头减少水污染，全面提升沿江重点行业和园区清洁生产水平。
(4)强化工业污染综合治理。加快钢铁、石化、化工等高耗水行业废水循环利用设施建设，规范长江经济带沿江涉磷企业渣场和尾矿库建设，推进工业企业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全面达标排放。
(5)完善高耗能产业税收政策。健全高耗能产业税收调控机制，积极运用税收政策引导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发展；创新税制，利用水资源税等税收政策促进高耗能产业绿色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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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Chuanqing1,2,3，Deng Mingliang1,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2.Regional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Wuhan University; 3.China Main Functional Area Strategy Research Institut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High energy-consuming industries occupy a large proportion in the industrial system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dex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agglomeration level of high energy-consuming industr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gglomeration of high-energy-consuming industr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re verified by econometric method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clear trend of high concentration of energy-intensive industr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a trend of concentration in sub-industries.The trend of provincial differences in dynamic agglomeration of high-energy-consuming industries is not yet clear.Resources endowments, infrastructure,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level of dynamic agglomeration of high energy-consuming industries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iscal policies have a negative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dynamic agglomeration of high-energy-consuming industries.In order to promot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igh-energy-consuming industr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we should focus on optimizing the spatial layout of industries, strictly controlling the transfer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tingent of green manufacturing professionals.
KeyWords: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High Energy-consumption Industry；Industry Agglomeration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16-0067-08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F264.9
DOI：10.6049/kjjbydc.2017120191
作者简介：吴传清(1967-)，男，湖北石首人，博士，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经济、主体功能区政策；邓明亮(1994-)，男，湖北长阳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经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A020)；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科研招标项目(2016001)
收稿日期：2018-01-24
(责任编辑：万贤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