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技术范式概念结构及演进机制辨析

董铠军

(清华大学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北京 100084)

产业技术范式转变是一国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与核心,其内涵与范式、技术范式概念之间不存在包含关系。技术范式指称的对象是技术本身,而产业技术范式的指称对象则是技术与产业之间的作用关系。从历次产业革命演化视角出发,借助生物隐喻的方法,先后形成了以“深度-广度”模式为结构、以往复过程为实现机理的“单细胞膨胀观”,以“硬核-保护带”为结构、以协同进化为实现机理的“精卵融合观”,以及以“共时性-历时性”为结构、以忘却性学习为实现机理的“种群迭代观”。不同产业技术范式之间既有替代关系,又有包容关系;既有不可逆性,又有路径依赖特征;既有累积性和渐进性,又有阶跃性,因而上述3种主张难以对其全面兼顾。“长河”结构有效解决了这一矛盾,更具有诠释力,有助于理论发展,并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决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产业技术范式;技术范式;演进机制

0 引言

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明确指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创新,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1]。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家竞争力能否持续增强,与产业技术范式选择有很大关系,历史上的每一次科学-产业革命都昭示了这一点。面对未来日益严峻的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对产业技术范式进行深刻的理论剖析,把握其发展变化趋势和规律,有助于前瞻性地作出战略部署和政策准备,有利于为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和适时调整提供参考。

1 产业技术范式概念

范式一词来源于Paradigm,原意是指“词尾变化”。在拉丁文中,动词词尾需根据人称及单复数发生变化,变化规则一般用一个范例表示,如动词“爱”的变化有“amo,amas,amamus,amatis,amant”。1962年,范式一词因在托马斯·库恩的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被用于分析科学理论研究演进方式而广为传播。但是,尽管库恩在书中不断提到“范式”,却未明确其定义。据Masterman[2]总结,库恩在该书中所用范式的含义共有22种,大体可以分为3类:①形而上学范式,也叫做元范式(Mataparadigm),如一组信念,有效的形而上学思辨、标准、看法,统率知觉的条理化规则等;②社会学范式,如公认的科学成就、科学习惯,或将其比作一套政治制度、司法裁决等;③人造范式,如教科书或经典著作、工具仪器、类比、格式塔图等。用库恩[3]自己的话说,“‘范式’一词无论是在实际上还是在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基于此,我国学者郑雨和沈春林[4]提出,范式是一门学科的理论,是一个学术共同体维持其理论存在或把一门学科的共同性成员凝聚在一起的核心内容及方法,这是它本质包含的内在规定性。

1982年,G·多西将范式引入技术创新研究中,提出“技术范式”(Technological Paradigm)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解决技术问题的一种模型或模式”,而利用技术范式解决问题的“常规”活动模式就是“技术轨道”(Technological Trajectory),它是由技术范式隐含对技术变化方向选择的规定决定的。具体而言,多西的技术范式包括以下两层含义:首先,技术范式是一组样品,包括准备开发和改进的基本人工制品(如汽车、集成电路、车库等);其次,技术范式是对一系列问题的探索,如“从此我们走向何处?”、“我们应该从哪研究?”、“我们应该利用哪些知识?”等[5]。麦肯齐等[6]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这种简单的类比违背了库恩的本意。拉帕和德贝克勒[7]认为,关注技术范式的产业特定性是有必要的,这是因为来自各领域的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等组成的“技术共同体”,是为解决产业或工程中的问题而形成的网络化组织,具有很强的产业针对性。

1988年,弗里曼和佩雷斯[8]共同提出“技术-经济范式”的概念。管真书雄等[9]在对日本高技术创新和扩散过程进行实证分析时,将“技术范式转换”视为日本高技术发展规律的表征,研究其对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技术范式研究可细分为微观(企业)、中观(产业)、宏观(国家)等层面。丁云龙教授[10]认为,产业技术系统内在结构关系表现出的某种模式、范型,是技术与产业相互作用关系的集中体现。为了从整体上把握结构关系及其动态演化过程,需假借生物学隐喻,即坚持整体论和动态过程论,并将这种模式、范型称为产业技术范式。

从以上3种概念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即不是范式-技术范式-产业技术范式),而是各有各的内涵和区间。其中,范式的定义要回归库恩的观点:一方面,它代表着由一个特定共同体成员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模式,并将其作为框架和范例,甚至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成为常规科学中解答其它谜题的基础。而技术范式则是指“解决技术问题的一种模式”[11]。多西认为,组织研发的自发性和不确定性等,支持了“技术推动”受经济因素影响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多西[12]指出技术的经济因素,如可行性、可商业化程度、盈利性等,对技术范式选择具有决定作用。产业技术范式概念的侧重点更显独特,表现为技术、制度、知识、组织等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技术与产业结构关系的表征模式。产业技术范式不是技术范式,也不是技术范式的一种,技术范式指称的对象是技术本身,而产业技术范式指称的对象则是技术与产业间的作用关系。

由此,从某种角度上看,范式的内涵被“泛化”了——与库恩的原始含义具有极大差别。泛化的重点在于,以类比的方法借用库恩的定义,而不是像库恩一样以严格详实的科学史分析为基础,那么这种研究方法的“确实性”何在?从技术范式看,如果说管真书雄的研究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的话,显然他也是认同库恩的方法的;从产业技术范式看,王琰琰等[13]从产业集群演化,邓龙安等[14]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世楫等[15]对18世纪的产业革命等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历史追溯,即均在研究方法上向库恩进行了致敬。所以,从这层意义上看,“范式”的扩散性研究更多是对原始内涵的一种补充和延伸,属于库恩所说的“常态科学”下的发展,只不过此处对范式的研究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而已。范式概念绝对不是也不应当向着“教条主义”的方向演变,而且范式本身侧重的不是静态描述,而是动态“转换”,即动力学机制。无论从实践变迁还是理论发展考虑,都应抓住其“内核”,这就需要考虑范式理论的结构。因此,对产业技术范式的探求,需同时考察其结构及演进机理,偏废一方都是“棋无盘、盘无棋”。

2 产业技术范式结构与演进机理:回顾与总结

借用多西的话,研究产业技术范式是为了解决产业技术问题,而解决产业技术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准产业化生产方式。毫无疑问,产业技术范式是不断变化的,始终处于“流变”之中。对产业技术范式变迁进行研究,需要扎根于历次产业革命,通过反复总结实现。

这种变迁很自然地与生物进化联系在一起。但是它真的那么“自然”吗?虽然它们之间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如都具有多样性、竞争、路径依赖、不可逆、相互依存等特征,但技术仍然难以完全与生物学术语进行一一对应,因为技术毕竟不是生物。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生物学类比又是很有意义的,这种意义不是强调“工具主义”的观点,就像当年运用哥白尼系统计算行星位置但不承认日心说一样,而是本身引入了进化观点,这使得技术范式研究上升到一个更加辩证的层次——虽然仍然有很多自相矛盾和明显的困难,但这正是任何理论进展都具有的特征。因此,须在可容忍程度“韧性”范围内对研究进行逐步完善,直到有更好的理论出现。

表1产业革命与产业技术范式变迁

称谓起止时间特征代表产业和技术群落新旧范式变迁微观经济组织形式宏观经济结构第一次科技-产业革命:蒸汽革命1760-1840 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早期机械化纺织业和纺织机械制造业、制铁业、铁路及海运牛顿力学、热力学产业技术范式的起点:个体加工向小规模加工转变厂商规模较小,合伙制企业,自由竞争农业为支柱产业,纺织业、机械制造业和运输业成为新兴产业第二次科技-产业革命:电气革命1840到1900 工业社会形成阶段机械化过渡到电气化电力、钢铁、化学工业、汽车工业、电话电报等通讯业电力技术、电磁学大规模人-机加工普遍实现股份公司形式普遍三次产业划分形成,工业取代农业成为主体产业,第三产业快速成长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电子革命1900-1970 “后工业社会”来临电气化过渡到自动化石化工业、汽车制造及以计算机制造为主的微电子行业传统技术,微电子技术大规模自动化、标准化流水作业生产出现跨国公司成为最强大的企业组织,出现垄断巨头。第一产业比重继续下降,第三产业发展最快,占比超过第二产业。第四次科技-产业革命:信息革命1970-2030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自动化过度到智能化互联网,智能机器人,3D打印,无人驾驶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大规模定制化出现、多行业智能协作柔性制造出现以大企业为平台、无数小企业共生生态信息技术产业兴起,三大产业逐渐实现信息化升级第五次科技-产业革命:未知待定2030-信息社会-生态社会智能化过渡到高级生态化未知产业全循环技术、基因技术个性化单品制生产和生态化技术结合消费者、生产者、政府、科研机构的生态圈固定产业划分不再明显,生态化技术和智能化技术融合

生物学隐喻遇到的首个问题就是范式进化的单元问题。用道金斯的术语来表达,“生物进化于发挥主要作用的个体,无论是群落中的生物还是基因,推动群落演进的主要功能是复制自身”。类似地,技术就是复制因子(Replicators)在某一周期内拷贝某种技术,在下一个周期内这些技术拷贝被复制,该过程恰恰能够把技术的连续性中带有变化的动态组合纳入进化系统。技术并不完全遵照生物复制自身的演进方式,不存在出生、繁殖、死亡的功能自然现象[16]。鉴于复制因子具有载体的功能(人工制品、存贮装置、企业、人的记忆、直接交流),縻母(Meme,曾国屏译)被认为是近似于生物学基因(Gene)的概念。

正如很多进化(演化)并不能仅从基因层面作出科学、细致的解释(如癌细胞的突变)一样,范式研究也存在着原子还原论(Atomic)和系统论(Systemic)两条不同的研究路径,其中产业创新系统视角下的研究取得了较快进展。

学界对演化究竟是遵循拉马克“用进废退”,还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逻辑,仍然存在争论,而基于范式转变的阶段性特征进行研究对这两种逻辑起到了调和作用。但这种调和并不能彻底终结对该问题的探讨,因为其避开了对演化“动力”的讨论,只讲演进“过程”,必然留下更多问题,最终仍然要回到动力机制上,确切地说是以技术群落为表征的、有关知识的动力机制上。

一种产业技术范式对另一种范式的取代,究竟是完全的、彻底的“革命性”替换,还是对原有范式的继承、积累、发展以至发生质的突破?对于这个问题,基于不同的技术范式结构理解会产生不同答案,即对产业技术范式结构的认识取决于技术观。

2.1 单细胞膨胀观

2.1.1 结构:广度-深度模式

第一种理解认为,产业技术范式之间具有相容性,新范式是对原有范式在广度与深度上的扩展,因而表现为“广度-深度”模式结构。20世纪90年代,Malerba和Orsenigo从技术机会、技术收益的获取性、可累积性以及知识基础的复杂性4个维度,将技术范式划分为广度模式(Widening Pattern)和深度模式(Deepening Pattern),认为不同模式影响着行业技术变革方式,如创新者的集中程度、企业创新进入/退出难易程度、创新者层次结构的稳定性等。深度模式有利于产业技术范式跃迁,其作用的发挥类似于“俄罗斯套娃”,即每一个套娃外面都有更大、更新的套娃将其包容,新套娃具有解释、涵盖旧套娃的功能,并在旧套娃的技术基础上“成长”。但是这种理解属于典型的直线积累模式,套娃成长类似于单细胞生物通过不断代谢而体积膨胀的过程,难以描述产业技术范式的代际跳跃性差异。

2.1.2 实现机理:往复过程机制

多西曾于1982年指出,技术变革主要由技术驱动和需求拉动,尽管该观点被指出未揭示动力机制的复杂性,但其旗帜鲜明地指明了变革的关键力量,具有一定先进性。然而,仅指出蒸汽机需要装煤和添水是不够的,它的发动和运转,即燃料如何转变成热能最后转换为机械能的原理才是我们关注的。由此产生了一种用以阐释变革机制的观点,即往复机制说。该观点认为:对进化紧要的是祖先-后代谱系,可以解释技术变化和科学变化(连续与非连续的变化)组合、重组或縻母彻底突变;信息的有效选择通常体现在社会往复实践(Recursive Practice)过程中;技术变革作为一种往复实践活动,可以产生贝叶斯意义上的可靠知识,进而产生关于本原世界的有效知识。如果新知识成为成功实践的基础,那么新知识本身将被往复用于进一步创新。

表2广度-深度模式

特征技术体制技术机会收益可获得性技术累积性知识基础复杂性企业进入/退出广度模式高低低低进入/退出频繁,不利于持续创新深度模式高高高高创新活动集中度高,有利于持续创新,并积累技术优势

资料来源:文献[17]

图1产业技术范式的往复过程机制

产业技术以及广义层面的技术均被视为一种知识,而新知识的产生,无论是其目标指向还是汇聚性,都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后果无法预见的试错活动。这种时间上的往复机制与知识空间上的“适者生存”,是否是拉马克与达尔文在认识论上的一种调和并不重要,但几乎可以预见的是,经过几千年的往复性实践,必定会产生更多的技术“縻母”,进而推动产业技术范式变革。

笔者认为,往复机制的“随机化”处理(往复复制过程可能出现失误)打破了决定论的桎梏。而“概率可几”的假定,一方面有利于解释为什么“往往不是最好的技术被广泛应用”;另一方面则暗含技术范式可能发生退化的不稳定趋向。综合看来,往复机制明确指出所有技术都是“可错”的,或至少是“可怀疑”的,这无疑是理论的进步。

2.2 精卵融合观

2.2.1 结构:硬核-保护带

第二种理解认为,技术演进形式呈一种“硬核-保护带”结构。在一种结构形成(这里指新的产业技术范式)后,其内核难以发生变化,但外围保护带能适时作出“修复性”调整和改进。这种具有“韧性”的结构保证了新出现的范式(通常此时结构比较脆弱)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完善与成长。同时,新范式不可能在旧核中形成,而是在外围部位最终以“新核”取代“旧核”为特征。技术硬核由一些关键性内在要素,即系统中的核心要素技术构成,而核心要素在一些简单技术中可能表现为技术诀窍、特定的操作流程或配方等。技术保护带主要是指围绕在技术硬核外围的辅助技术(如围绕汽车发动机的导航技术)。这种理解类似于哺乳动物的受精过程,即携带细胞核的卵子与携带另一细胞核的精子融合,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新细胞,该新细胞包含有卵子(旧范式)与精子(新范式)的各自基因,但常以一方为显性。新融合而成的细胞(受精卵),即新范式不断成长,直到最终释放出“子范式”,并与下一代的“新子范式”再次融合,形成下一代整体范式。

但是这种理解无法解释多种产业技术范式共存(先进的和落后的)的现象。换言之,这种理解认为,精子与卵子是无法长期共存的;新的整体范式(受精卵)诞生意味着新子范式和旧有子范式的同时消亡,这显然与实际不符。但其进步之处在于,把握了新兴技术范式与旧有范式两个方面的特点,不是自繁育的往复累积,从而新的整体范式更具有生命力和变革性。此外,后代整体范式之间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基因变异之处。

2.2.2 实现机理:协同进化机制

与第二种理解相匹配的演化机制是协同进化说,具体分为两种,即与制度共生机制和与知识协同整合机制。二者的共性在于,进一步降低了技术范式中“技术要素”的比例或成分,认为范式尤其是产业技术范式是一种“其它因素”伴生的产物。在制度共生机制中,人们发现技术的作用并非之前想象的那样。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刘遵义先生在对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技术进步进行实证分析时发现,技术进步在工业化后发国家和地区总量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其最重要的动力还是资本积累,且“软件”部分的增长滞后于“硬件”部分的增长将导致产业没有知识或技术可深化[18]。卡斯特尔[19]也认为,“技术并未决定社会,而是技术具体化了社会。社会也并未决定技术发明,而是社会利用了技术”。1999年5月20日,吴敬琏在北京高技术产业国际周“资本市场论坛”上作出“制度重于技术”的报告;杨小凯[20]提出,落后国家在模仿先进国家时,通过模仿其技术和工业化模式,的确可以获得“后发优势”,但是如果不模仿制度或者制度模仿失败,就可能带来“后发劣势”,最终陷入“后来者的诅咒”。

知识协同整合机制发端于新知识吸收和知识转化问题,或曰知识“冗余”后的整合能力和吸收能力,对很多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协同的目的在于实现整体价值大于各部分之和。由此,知识网络化发展和知识空间集聚对策相继提出,尤其是以硅谷为研究对象而产生的一系列研究成果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知识、技术的协同与整合。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光隆[21]认为知识转化机制包括4种:从隐含知识到隐含知识、从隐含知识到明晰知识、从明晰知识到明晰知识、从明晰知识到隐含知识。实际上这4种方式在组织内部是同时进行、动态演进的(见图2)。

图2产业技术范式的协同进化机制——以知识的动态演进为基础[22]

2.3 种群迭代观

2.3.1 结构:共时性-历时性

还有一种主要的结构形式,即第三种理解,表现为“共时性-历时性”结构。该理解认为,“技术演进是一个动态过程,而技术是一种过程性的存在”[23]。由此可将产业技术范式划分为3个层面:核心层是技术要素,中间层是制度要素,外层是知识场域。在知识场域中,各种知识经过流动、转化和整合,进入产业技术范式内层,促使产业技术范式发生变革。该过程由演化的观点构建而成,有效克服了原有两种假设的缺陷,指出技术范式处于不断变化的不稳定状态,呈现出一段S曲线交接另一段S曲线、相互包络触发的形态[24],产业技术范式结构认知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回归类似中观视域下的形态。在这种观点下,产业技术范式结构如同冰糖葫芦,单个冰糖葫芦不具有整体结构,而是通过串在一起发挥整体功能。这一观点同样可以理解为类似人类种群的发展过程,即“古猿-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智人-现代人”的纵向结构。尽管不可否认,每一颗糖葫芦内部也有结构,如古猿种群里面也有头领和群猴之分,但这种共时性结构的重要性远不及整体的历时性结构。

2.3.2 实现机理:忘却学习机制

浙江大学教授吴晓波等[25]根据Postman等的研究,指出在技术范式转换中忘却学习的重要作用,认为忘却学习应作为技术范式转变时期的主导学习模式。忘却学习(原文为Unlearning,但清华大学曾国屏教授认为将其翻译为Learning by Forgetting 更合适)被认为是组织知识和流程发生根本变化的诱因,也是组织成功应对新技术范式的前提。然而在实践中,哪些知识应该被忘却,哪些应被保留,并不容易确定;或者在一个组织中,哪些人应该多忘却一点,哪些人应该少忘却一点,也是不可规定的——毕竟在技术产业史上,一些“淘汰”技术起死回生的事例比比皆是,如电动车技术。当然,因不能适应新的技术范式而破产倒闭的产业技术也屡屡成谶,如柯达、诺基亚等。对此,一个可行的方式是,在组织中多引进年轻人,这有利于平衡新、旧知识。具体而言,必要时可集结新的“异端”(年轻人)单独成立一个小组织,另辟蹊径,进而达到某种程度上的“组织忘却”效果。

图3技术范式转换与忘却学习[22]

但忘却不是“无政府主义”泛滥,而是需要有一定指向性,在这方面,美国产业发展经验尤其值得借鉴。1992年,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将企业技术路线图方法应用于美国半导体产业,完成了《美国国家半导体技术路线图》(National Technology Roadmap for Semiconductor,NTRS),成功解决了困扰当时美国半导体业竞争者们长达15年的难题[26]。其后,日本、欧洲、韩国陆续参加NTRS。

无论是往复机制还是协同进化理论,都无法完美解释产业技术范式在进化过程中发生代际跳跃的原因,而种群进化史的中观视角对该现象具有相当程度的说服力。因此,对于产业技术范式演化,与其说是一个“纯粹”的过程,不如说是一种在自组织力量与他组织力量共同作用下的发展过程。忘却学习的目的不仅不是忘掉有用的知识,很多时候还需要寻找被忽视的“旧”知识,并且不受路径依赖约束,从实际需要出发,充分利用技术预见能力,实现对新知识与新技能的新组合——“忘掉”过去成功的旧范式,才能更容易地生成适应新形势的全新范式。

“忘却”不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跃迁”一词其实并不太适合用于描述产业技术范式,而且屡次“科技-产业”革命也印证了这一点。因为无论从单范式内部革新,还是新旧范式之间力量对比变化看,新范式一般无法完全“消灭”旧范式,并且也不是永远占据有利地位,而是新、旧范式之间具有往复促进关系。新范式往往经过多次试探,与旧范式持续碰撞(该过程也可以看作是新产业技术范式的力量积累),逐渐展现出优势,而这一优势之中保留和吸收了旧范式的某些特质。因此,种群视角下的分析结论有待修正。

3 产业技术范式演化研究的综合:趋向与展望

以上分别从单细胞膨胀观(个体)、精卵融合观(物种)、种群周期观(种群)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显现出以生物学隐喻作为研究视角的局限和优点:局限在于,很难证实产业技术范式结构与机理间关系的科学性;优点在于,针对目前理论发展的困难,可以根据隐喻得到的结果,发现很多有价值的推论。下面将从结构角度进行探讨。

对于第一种理解(广度-深度模式),似乎有充分理由断然对其进行否定,毕竟产业技术范式“升级”并不是尺寸(Size)上的变化。但是,必须对其中蕴含的思想予以充分尊重——新的产业技术范式一定是以旧的产业技术范式为基础,它不可能凭空产生。即便是通过借鉴或拿来主义引进的新范式,也需要与原有的基础充分适应,即新的产业技术范式必须能“套”到旧的技术范式中,而且跨度不能过大。第二种理解(硬核-保护带结构)贵在强调了产业技术范式的刚性和弹性,但惜在未能解释如“同一地区并存手工鞋匠和现代化制鞋工厂”这两种范式的现象。对于第三种理解(共时-历时结构),从形而上学层面对其进行剖析,发现其几乎否认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范式结构能“长期”存在。也就是说,第三种理解认为,所有结构不过是作为断裂面进行观察时形成的视图,根本不存在所谓范式本身的结构,而结构特征只能根据时间与空间定义,尤其与观察的时间点和视角的切入点密切相关。第三种理解否认了“瞬时结构”,只承认“历时性”结构的存在。

对上述多种理解进行整合非常困难,尤其是对前两种理解进行汇聚而又不悖于第三种理解。很幸运,生态学视角给予了我们新的思路,可以设想,对产业技术范式的研究可能存在两种趋向:一种趋向,可以将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单元设定为“生态系统”,如此一来就需要囊括更多种群,同时考虑其与环境的关系;另一种趋向,暂时摆脱这种对“生物活性”的讨论——因为之前所有演化前提都是以生物作为主体,而实际上环境、自然环境才是选择机制的实施者。生物带动自然环境演化的观点在环境决定生物演进方向的事实面前,霎时显得无比脆弱。因此,笔者认为对后一种趋向进行研究,即便在最低限度,也将具有重大的补充意义。

图4产业技术范式的长河结构[22]

在此背景下,以“无机环境变迁将带动生物演化变迁”的假设为前提,从分形学角度将产业技术范式演化理解为一条长河。在这条范式长河的隐喻下,旧范式与新范式之间不仅具有包容关系(第一种理解主张),还有径道的替代关系(第二种理解主张),并且其主要结构为历时性形成的流向与河曲结构(第三种理解主张)。这一理解方式既避免了第一种理解“原地不动”放大尺寸的自繁弊端,也避免了第二种理解对旧范式继续存在而新范式引导主流的困惑,以及第三种理解过于强调抽象性而否定具体性结构“无现实指导价值”的弱点。更重要的是,干流由于不同支流及支流的支流汇入的雄壮事实,解释了传统范式与外部影响(跨产业范式)交汇的作用机理,以及遇到重大灾害,如地震、雨洪等自然灾害,或战争、金融危机等突发事件引起河道(产业技术范式)发生重大变迁的可能。因此,“长河结构”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如果遵循后一条趋向,即以“长河”机构推动范式变迁,并不会完全屏蔽前一条趋向的发展。事实上,河流常常由于人工改造,变得更加有利于灌溉和航行,如都江堰、京杭运河等。因此,两种趋向并不矛盾,只是长河结构需要更多地借鉴后者,而这种借鉴能带来很大收益。例如,长河结构表明,应对旧范式不抛弃、不放弃,因为它是原始支流,从而回答了是否保留旧的产业技术范式(如小规模定制)这一问题。同时,还可以推论传统产业与战略新兴产业技术范式之间的关系,即战略新兴产业技术范式一定融合了新的支流,但是在已有范式基础上进行的,从而那种妄想通过引进一两项技术就跨入世界先进产业竞争力国家行列的行为就显得无比荒谬。因为不可能中断干流,而是经过一段陆地直接再现一条大河。同样地,产业技术范式虽然可以保留旧有范式,但其主流导向势必不会逆转,那就是指向更低的地方——大海。该趋势符合生态学最节约原则,产业技术范式的总体走势是从高势能向低势能流动,只有具有较高技术生态位的产业和国家才可能成为长河的浪头,产业技术发展不可能由比较优势集中于低端产业的国家主导。

图5产业技术范式演化机制的整合分析两种趋向下的展望

图6产业技术范式演化机制研究进展与产业革命

4 结语

再次回到研究的出发点——产业技术范式,它是产业化生产方式的实现途径以及各种资源组合方式的综合,旨在为产业技术问题提供解决方法和决策支持。我国是一个后发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壮大和传统产业升级是当前发展的两大任务。通过以上研究可以推断,“产业技术范式演进”是产业生产方式变革甚至产业革命的根本动因。由此,结合动力机制分析,可从企业组织、产业组织、国家组织3个层面提出设想:企业应当建立以知识获取为重心的学习型组织;产业管理部门应发挥“他组织”力量,其中技术路线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国家应提倡创新“试错”文化,在强化文化自信的同时,积极吸收其它先进文化、为我所用,呵护、宽容异质创新,并通过往复实践实现范式跃迁;基于生态学的最节约原则可作为忘却学习和技术预见的依据之一。未来研究需对长河结构下的动态机制作进一步探索,这种探索已经从以往对产业革命经验的阐释中生发出新的萌芽,即结合新产业革命进行同步分析与预测。例如,我国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就要以新兴产业带动长波周期的动能,从而发挥事前指导而非事后追随的新功用[27]。对于发达国家保持领先地位和后进国家实现崛起与复兴而言,产业技术范式战略布局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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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IndustrialTechnologyParadigmConceptsStructuresandEvolvingMechanisms

Dong Kaijun

(Institute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The shifting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Paradigms is the key and essential part to reform the development mode,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ransfer the economic engine for one country.Its concept is not being part of Paradigm or even Technological Paradigm.Technologial Paradigm is mainly related to technology-self or technology regime,while Industrial Technology Paradigm stress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regime and industrial sectors.With biological metaphors,the studi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shaped three views:cell-expanding(CE),sperm-egg-mating(SEM),population-iterating(PI).CE explains the evoluting way is in depth-width dimentionally and to and fro dynamically.SEM assumes each Industrial Technology Paradigm contains a hard core & protective belt,which coevolves with each other.PI explores it in two aspects,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and announces the way is Learning-by-Forgetting.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s generated from the above ,such as substitution and inheritance,irreversibility and path-relatedness,incrementality and rupture etc.The Long-River Mode(LRM) is proposed.LRM ha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stronger explanatory power for Industrial Technology Paradigm,so as to help make a difference in policy decision-making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KeyWords:Industrial Technology Paradigm; Technological Paradigm; Evolving Mechanism

作者简介董铠军(1978-),男,河北石家庄人,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

收稿日期2018-01-11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16-0059-08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F260

DOI10.6049/kjjbydc.2017110328

(责任编辑:林思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