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emphasis_bold">网络多元性对在孵企业孵化绩效作用机制研究</span><br /><span class="subtitle" />—

摘要：网络多元性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关系仍存在争论。将外部知识整合(广度和深度)作为权变产生的企业因素、孵化支持情境(网络支持和制度支持)作为权变产生的环境因素，构建以外部知识整合为中介变量、孵化支持情境为调节变量的理论模型。实证结果显示，网络多元性对在孵企业孵化绩效具有正向作用，外部知识整合广度与深度在网络多元性和在孵企业孵化绩效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孵化支持情境能够有效调节网络多元性对外部知识整合深度的影响作用，并通过外部知识整合深度的中介效应正向调节在孵企业孵化绩效。

关键词：网络多元性；知识整合广度；知识整合深度；孵化支持情境；孵化绩效

0 引言

随着国家创新战略实施及创新创业浪潮的到来，作为创业助推器的企业孵化器受到广泛关注，尤其是以孵化器为核心节点、多主体协同的孵化网络成为学者们的研究重点，而如何将已有研究嵌入特定网络情景中，将传统范式融入意识性更强的研究范畴中，探究一般化理论的权变特性，成为网络研究的难点。

网络多元性是从网络内容角度对内部成员属性复杂性与多样性的描述，现阶段此类研究较少(张妍,魏江,彭雪蓉，2015)。国外对网络多元性的研究主要关注多元性来源及其对绩效的异质性影响，并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1-2]。Schilke & Goerzen、Wassmer[3-4]将该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解释为权变性。一方面，网络多元性特征为企业带来丰富的异质性知识；另一方面，网络多元性对企业管理和知识转化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权变理论的提出，国外学者逐渐将研究视角转向企业管理能力方面。Kale & Singh[5]认为，对外部网络及知识的有效管理是关键。国内研究较少，主要关注信任强度与互动关系对组织多元性的影响，并以组织间信任[6]、行为策略[7]等作为传导变量进行初步探索。纵观国内外现有研究可以发现，国内研究缺乏对网络多元性与企业绩效复杂作用机理的深入探索，亦没有针对孵化网络展开研究。

根据知识管理理论，知识整合是导致企业绩效差异的关键性因素[8]。外部知识整合代表企业将外部知识转化为自身能力的可能性。企业通过与外部知识主体交流与合作，深化外部知识整合广度和深度，是影响在孵企业孵化绩效的重要传导机制。同时，部分学者已经关注到孵化环境对孵化绩效的影响[9]，但仅从服务提供角度解释孵化环境的调节作用，没有关注孵化网络中成员情感支持和规范化制度支持对在孵企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外部知识整合与孵化支持情境两个变量引入理论模型，解释网络多元性对在孵企业孵化绩效的权变影响效应，进而揭示网络环境、企业行为在网络多元性背景下对在孵企业孵化绩效影响的权变机理。本研究有助于扩展现有网络组织理论的解释范围，实现对现有一般化网络组织理论与实证结论的对象化验证，进一步提升现有研究理论价值。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 网络多元性与在孵企业孵化绩效

网络多元性是指由于网络内部组织某种属性差异而形成的多样化特征[10]。学者们着重分析了由于组织规模、组织年龄、地理区位和伙伴类型等产生的网络多元性及其基本特征[11]，探索了不同特征多元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12]。本文对网络多元性的研究关注网络成员的多元化，即由于合作伙伴类型丰富而产生的网络多元性。

现有对网络多元性与绩效关系的研究，存在3种主要结论：正向影响[1]、负向影响[2]和倒U型关系[13]。一般来讲，一方面，网络成员多元性程度越高，企业接触的知识与信息的异质性越大[14]，企业面临的知识与信息冗余风险降低，知识与信息的互补性增强，而更多新知识与信息的进入又会促进企业创新思想产生，有利于企业获得协同收益，同时，提升企业从信息反馈中学习知识的主动性，这些都能有效促进企业绩效提升。但另一方面，网络成员的多元性意味着企业动员与协调资源的难度增大[15]，企业监督与沟通成本提高，并且容易出现信息过载和经济不规模现象，为成员间凝聚力建立、知识重新组合和隐性知识转移带来困难，进而提高企业成本，不利于企业绩效提升。因此，网络成员多元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关键在于能否有效协调网络多元性带来的优势与劣势，处理好协调成本与网络多元性收益的关系。

在孵企业处于企业生命周期初级阶段，对各种信息、经验或知识都有大量需求。Grimaldi & Grandi 等[16]论证了丰富资源对孵化的正向影响，发现其能够为在孵企业带来巨大协同收益。同时，通过对入驻企业的管理，孵化器参与在孵企业成长初期的决策活动，调节主体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冲突与沟通障碍对在孵企业孵化绩效的负面影响，同时，约束主体行为，降低网络成员多元性带来的协调成本。因此，在孵企业未达到企业协调主体关系成本高于网络多元性收益的状态。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1.2 外部知识整合的中介作用

外部知识整合是指企业借助外部渠道获取知识的一种战略性选择行为，反映出企业对待外部关系的态度，表征网络成员相互交流与合作的程度。学者对外部知识整合进行了研究。Hienerth[17]认为，用户参与产品创新有利于创新绩效提升；周健明[18]认为，通过外部知识整合可以有效撬动网络知识，弥补自身知识不足。以上研究都侧重分析外部知识整合广度的影响，忽略了外部知识整合深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根据在孵企业与其它网络成员的互动范围与程度，将外部知识整合划分为外部知识整合广度与深度两个维度。外部知识整合广度是指与各种外部知识渠道或主体接触的广泛程度；外部知识整合深度是指企业通过与外部知识主体深度互动以获取知识的行为。

Rodan[19]认为异质性知识对知识整合十分重要，网络作为异质性知识的代理，是异质资源聚集的载体。网络多元性意味着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多外部知识，拓展企业外部联结广度。当企业嵌入成员多元性较高的网络时，知识溢出显著，获得的外部知识丰富，使企业能够更好地识别与判断知识应用的潜在和协同价值，保障知识获取质量。同时，网络知识主体越多，越有利于企业寻找到适合的合作对象，促进企业深度合作与汲取关键知识[20]。此外，通过外部知识整合，在孵企业能够凝聚一部分资源与知识主体，增强网络成员互动与交流，密切与外部知识主体的关系进而获得真实与最新消息，同时，提高知识流动广度与深度。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关于外部知识整合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较多。众多学者[21]研究指出，外部知识整合能够扩展企业知识领域广度，增强企业知识专业性，最终提升企业绩效。周建明等认为，外部知识整合对新产品开发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根据信息与决策理论，通过外部知识整合获取多元化知识与信息，为在孵企业提供各种技术难题与资源短缺解决方案，形成问题解决能力。有学者认为，异质性、多样化的知识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绩效(叶江峰,任浩,郝斌，2015)。而外部知识整合程度越深，越有利于拓展企业知识基础宽度，提升隐性知识获取性，而隐性知识对企业渐进式创新绩效具有积极促进作用[22]。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在孵企业外部知识整合广度对其孵化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H3b：在孵企业外部知识整合深度对其孵化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由于网络多元性对在孵企业外部知识整合与孵化绩效均存在正向影响，而外部知识整合作为一种战略性选择行为，是企业与外部环境互动的关键，有利于其充分撬动外部环境资源。也就是说，通过外部知识整合能将原本孤立存在于孵化网络中的消极企业，变成与孵化网络环境充分互动的在孵企业。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在孵企业外部知识整合广度在网络多元性与在孵企业孵化绩效间起中介作用；

H4b：在孵企业外部知识整合深度在网络多元性与在孵企业孵化绩效间起中介作用。

1.3 孵化支持情境的调节作用

网络多元性能够为在孵企业带来大量异质性知识，但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外部丰富的异质性知识并不必然为嵌入其中的企业带来知识广度与深度增加。因此，引入孵化支持情境作为影响在孵企业外部知识整合异质性的权变因素。孵化支持情境是指由孵化网络核心节点孵化器搭建并实施管理、多主体参与营造的一种孵化环境。由于孵化网络的特殊性，即孵化网络中心性较大，孵化器作为核心节点能够通过制度与规范约束企业行为，因此，可以按照孵化环境作用途径的不同，将孵化支持情境划分为网络支持情境和制度支持情境。网络支持情境是指网络成员的关系强度，以保证资源在网络主体间有效传输，主要包括网络关系有效性、稳定性和信任程度；制度支持情境是指孵化网络形成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有形的管理制度和无形的网络惯例。

孵化支持情境积极影响网络多元性对外部知识整合及在孵企业孵化绩效的作用。孵化网络具有良好的网络支持情境，意味着网络连通性高，成员关系紧密。而紧密的连接有利于市场、技术、信息等资源在不同企业间高效流动[23]，有效降低知识扩散和转移成本，激发知识转移意愿。同时，良好的网络支持情境表明孵化网络的稳定性较好。在稳定的网络关系下，网络成员信任度较高，有利于网络成员建立频繁的交互关系，促进隐性知识传播与共享，提高外部知识整合速度与效率[24]，深化外部知识整合程度。此外，良好的制度支持情境意味着孵化网络形成网络规范与约束。Williamson[25]认为，制度环境对组织行为有重要影响。通过网络规范与管理机制，协调组织关系，统一网络成员思想；通过奖罚措施，降低参与方知识泄露风险，激发在孵企业知识整合意愿，扩大知识转移广度。当网络中不存在或仅有少量约定俗成惯例时，存在较高机会主义和投机性，影响了在孵企业孵化绩效。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a：孵化支持情境在孵化网络多元性与外部知识整合广度间起调节作用；

H5b：孵化支持情境在孵化网络多元性与外部知识整合深度间起调节作用；

H6a：孵化支持情境正向调节外部知识整合广度在孵化网络多元性与在孵企业孵化绩效间的中介效应；

H6b：孵化支持情境正向调节外部知识整合深度在孵化网络多元性与在孵企业孵化绩效间的中介效应。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以陕西省24家孵化器中的在孵企业为调研对象。调研方式为网上问卷和实地调研相结合，问卷填写人主要是各在孵企业创业者及中高层管理者。调研时间从2014年4-7月。共发放问卷420份，回收问卷320份，最终有效问卷246份，有效回收率58.6%。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样本基本特征

2.2 变量测量

变量测量主要采用国外成熟量表，并结合研究情境修正。变量测量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

(1)孵化网络多元性。从网络成员自身及社会属性考虑，借鉴吴绍棠[6]对联盟网络多元性的研究，设计4个测量题项。同时，借鉴相关研究(朱福林，2014)，结合孵化网络特点，确定外部知识主要来源于高校/科研院所、供应商、政府主管部门、孵化器和金融机构5个方面。其中，网络伙伴数是指企业经常保持联系的伙伴数目，根据企业所在领域不同存在一定差异。网络成员属性异质性通过测量直接合作伙伴的属性异质化程度来衡量，只有一类合作伙伴为1，以此类推，数字越大，异质性越强；网络成员所在区域多元性是指非本地孵化网络合作成员情况，1代表非本地网络合作成员在一个地区，2代表在两个地区，依此类推，5代表在5个以上地区；产业多元性是指合作伙伴占据的产业链位置，处于单一产业链位置为1，两个产业链位置为2，依此类推，全产业链记为5。

(2)外部知识整合。外部知识整合广度参考Spender & Bernard[26]的量表，设计5个题项，通过与中小企业等5类合作伙伴的交流与协作情况测量；外部知识整合深度测量侧重于与网络成员合作频率与隐性知识获取程度两个方面，其中，隐性知识获取程度借鉴Gemunden[27]的量表，共设计3个测量题项。

(3)孵化支持情境。网络支持情境测量，参考Granovetter[28]的研究并结合孵化网络特性，设计3个测量题项；制度支持情境的测量借鉴党兴华[29]的研究，并根据孵化网络对在孵企业成长的支持，设计4个测量题项。

(4)在孵企业孵化绩效。借鉴相关研究(张炜、邢潇，2007)，设计5个题项测量。

(5)控制变量。选择入孵时间和企业规模，其中，入孵时间按照企业进入孵化器的时间计算，企业规模用员工人数和企业年营业额两个指标测量。具体见表2。

3 实证分析

3.1 信度与效度检验

采用SPSS18.0检验量表信度与效度。通过因子分析发现，EKIB2的因子载荷为0.487<0.5，未达到标准，故予以删除，其它各项符合要求。接下来，对修正量表再次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并进行组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提取量(AVE)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即量表具有较好信度与结构效度。此外，本文量表借鉴国内外成熟量表，并咨询行业专家进行了修正，因此具有较高内容信度。最后，采用Harman的单因子检验法验证同源偏差，未旋转时的第一个主成份载荷量是31.42%，较低，可以认为同源偏差不严重。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相关系数绝对值在0.095～0.533之间，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说明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不严重。

3.3 假设检验

应用AMOS17.0构建3个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

SEM1检验网络多元性对在孵企业孵化绩效的影响，如图2所示。χ2/df为1.39，RMSEA为0.033，RMR为0.046，均小于0.05；GFI=0.901，CFI=0.931，TLI=0.909，均大于0.9，满足要求，说明拟合程度较好。

SEM2检验网络多元性对外部知识整合的影响，如图3所示。χ2/df为1.19，RMSEA为0.045，RMR为0.037，均小于0.05；GFI=0.919，CFI=0.935，TLI=0.918，均大于0.9，满足要求，说明拟合程度较好。

SEM3检验外部知识整合的中介效应，如图4所示。χ2/df为1.43，RMSEA为0.047，RMR为0.040，均小于0.05；GFI=0.897，CFI=0.948，TLI=0.917，GFI值未满足大于0.9的要求，但相差较小，可以认为满足条件，模型整体拟合程度较好。

根据SEM1、2、3，假设H1-H4b均得到验证。网络多元性对在孵企业孵化绩效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67，在0.01水平上显著。网络多元性对外部知识整合两个维度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50、0.25，均在0.05水平上显著。外部知识整合两个维度对在孵企业孵化绩效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52、0.37，分别在0.01与0.05水平上显著。同时，外部知识整合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其中，外部知识整合广度的中介作用是0.255(0.49×0.52)，外部知识整合深度的中介作用是0.070(0.19×0.37)。

表2信度与效度检验

表3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性分析(n=246)

注：①**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②对角线黑体显示值为AVE的平方根

通过层次回归法，检验孵化支持情境的调节作用。借鉴温忠麟等的方法，按以下步骤对假设H5(a、b)、H6(a、b)进行检验。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皆为双边检验且表内的回归系数为标准化系数

(1)检验孵化支持情境对网络多元性与外部知识整合广度的调节作用，如M5所示，结果显示网络多元性与孵化支持情境的乘积系数不显著(β=0.098，p>0.05)，说明孵化支持情境对外部知识整合广度与网络多元性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假设H5a被拒绝。

(2)检验孵化支持情境对网络多元性与外部知识整合深度的调节作用，如M7所示，结果显示网络多元性与孵化支持情境的乘积系数显著(β=0.140，p<0.05)，说明孵化支持情境对外部知识整合深度与网络多元性的调节作用显著，假设H5b得到验证。

(3)检验孵化支持情境正向调节外部知识整合广度的中介效应。因为孵化支持情境对网络多元性与外部知识整合广度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因此可以认为假设H6a被拒绝。

(4)检验孵化支持情境正向调节外部知识整合深度的中介效应，如M3所示，结果显示网络多元性与孵化支持情境的乘积系数(β=0.153，p<0.05)和外部知识整合深度系数均显著(β=0.181，p<0.05)，同时，从M1到M3的Adjusted R2由0.222逐步增大到0.457，说明模型解释力度提高，假设H6b得到检验。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发现，H1-H4、H5b、H6b均得到支持，H5a、H6a被拒绝，其原因可能在于外部知识整合范围越大，越有利于企业获取异质性与多样化知识，而弱连接知识网络有利于获取异质性知识，因此孵化支持情境难以调节网络多元性与外部知识整合广度的关系。

4 结论与启示

如何有效利用孵化网络成员的多元性，充分发挥网络多元性对在孵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克服网络多元性的消极作用，成为创业实践者和学术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有以下方面：

(1) 基于网络内容视角，探讨了网络多元性对在孵企业孵化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孵化网络多元性对在孵企业孵化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与吴绍棠等[6]的研究结论不同，原因在于孵化器能够为在孵企业提供第三方信用担保，提高合作伙伴信任度，降低关系管理与知识传递成本。

(2)从外部知识整合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对其在网络多元性与在孵企业孵化绩效间的中介作用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外部知识整合广度在网络多元性与在孵企业孵化绩效间的中介作用较显著，可能是网络多元性能够直接扩展在孵企业外部知识获取渠道；而外部知识整合深度主要是提供遇到适宜合作对象的机会，能否建立深度互动关系还受其它因素影响。

(3)孵化支持情境对网络多元性与外部知识整合深度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并通过外部知识整合深度的中介效应影响在孵企业孵化绩效，而孵化支持情境对网络多元性与外部知识整合广度关系的调节作用未得到支持。本研究将孵化支持情境划分为网络支持情境和制度支持情境，在较高支持情境下，在孵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外部知识整合行为获取异质性知识，以弥补自身知识缺陷；而在较低孵化支持情境下，在孵企业往往选择内部知识整合行为，以降低知识整合成本。

本文研究对孵化器管理者及创业实践者具有重要指导价值：①孵化器管理者应扮演好监督者与协调者的角色，充分利用孵化器的管理职能，有效缓解差异化的多主体对孵化绩效的负向作用。一方面，通过建立制度和规范，奖罚分明，对孵化网络实施有效管理，减少网络成员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营造良好的合作氛围，发挥孵化器作为资源集聚者和协调者的作用。主要包括为在孵企业搭建各种沟通平台，如企业家沙龙、微信群等非正式沟通。同时，与差异化主体，如高校、政府、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建立长期而稳定的合作关系等；②创业家应该重视外部知识主体，不断提高外部知识整合效率。一方面，建立外部合作与交流管理机制，鼓励企业员工与外部知识主体交流、学习，借助孵化器与差异化主体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另一方面，灵活使用外部知识整合策略。创业家应该关注不同多元性战略中外部知识整合广度与深度的协同，这样才能在不同情景下获取企业所需知识。

本文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仅从外部知识整合行为视角进行分析，其它类型管理行为是否对多元关系更有效值得进一步研究。

[1] CASTRO I,ROLDAN J L.Alliance portfolio management: dimensions and performance[J]. European Management Review, 2015, 12(2): 63-81.

[2] JIANG R J, TAO Q T, SANTORO M D. Alliance portfolio diversity and firm performanc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0, 31: 1136-1144.

[3] SCHILKE O, GOERZEN A. Alliance management capability: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struct and its measurement[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0, 36: 1192-1219.

[4] WASSMER U. Alliance portfolios: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0, 36: 141-171.

[5] KALE P, SINGH H. Managing strategic alliances:what do we know now, and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09(23):45-62.

[6] 吴绍棠,李燕萍. 企业的联盟网络多元性有利于合作创新吗——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J]. 南开管理评论, 2014(3): 152-160.

[7] 张颖颖,胡海青,张丹. 网络多元性、在孵企业战略创业与孵化绩效[J]. 中国科技论坛,2017 ( 6):75-82.

[8] 魏江,徐蕾. 知识网络双重嵌入、知识整合与集群企业创新能力[J]. 管理科学学报,2014,17(2):34-47.

[9] 邢蕊,王国红. 创业导向、创新意愿与在孵企业创新绩效——孵化环境的调节作用[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5(1): 100-112.

[10] HARRISON D A, KLEIN K J. What's the difference? diversity constructs as separation,variety, or disparity in fir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7, 32(4):1119-1228.

[11] TIM DE LEEUW A,BORIS LOKSHINB,GEERT DUYSTERs.Returns to alliance portfolio diversity: the relative effects of partner diversity on firm′s innovative performance and productivity[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4(67):1839-1849.

[12] WUYTS S, DUTTA S. Benefiting from alliance portfolio diversity the role of past internal knowledge creation strateg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4, 40(6): 1653-1674.

[13] DUYSTERS G, LOKSHIN B . Determinants of alliance portfolio complexity and its effect on innovative performance of companies[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11,28：570-585.

[14] GOERZEN A, BEAMISHP W . The effect of alliance network diversity o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performanc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5 ,26: 333-354.

[15] KOKA B R, PRESCOTT J E. Designing alliance networks: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position,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trategy on firm performanc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8,29: 639-661.

[16] GRIMALDI R, GRANDI A. Business incubators and new venture creation: an assessment of incubating models[J]. Technovation, 2005, 25(2):111-124.

[17] HIENERTH C.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user innov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odeo kayak industry[J]. R&D Management, 2006, 36(3):273-294.

[18] 周健明,陈明,刘云枫. 知识惯性、知识整合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研究[J]. 科学学研究,2014(10):1531-1538+1551.

[19] RODAN S, GALUNIC C. More than network structure: how knowledge heterogeneity influences managerial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venes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4, 25( 6) : 541-562.

[20] LAURSEN K, SALTER A. Open for innovation: the role of openness in explaining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mong U.K. Manufacturing firm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6, 27(2): 131-150.

[21] 陈伟,杨早立,张永超. 网络结构与企业核心能力关系实证研究:基于知识共享与知识整合中介效应视角[J]. 管理评论,2014,26(6):74-82.

[22] VALLE S, VAZQUEZ-BUSTELO D. Concurrent engineering performance: incremental versus radical innov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09, 119(1): 136-148.

[23] 程聪,谢洪明,陈盈,等. 网络关系、内外部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J]. 科研管理,2013(11):1-8.

[24] NOOTEBOOM B. Institutions and forms of co-ordination in innovation systems[J]. Organization Studies, 2000, 21(5): 915-939.

[25] WILLIAMSON O E.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aking stock, looking ahead[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0, 38: 595-613.

[26] SPENDER JC, BERNARD M. How a knowledge-based approach might illuminate the no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its measurement[J].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2006, 30(2): 265-271.

[27] GEMUNDEN H G, RITTER T, HEYDEBRECK P. Network configuration and innovation success: an empirical analysis in German high-tech industr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1996,13(5):449-462.

[28] GRANOVETTER M. The impact of social structure on economic outcomes[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5, 19(1):33-50.

[29] 党兴华, 孙永磊, 宋晶. 不同信任情景下双元创新对网络惯例的影响[J]. 管理科学, 2013, 26(4):25-34.

TheRoleandMechanismofNetworkDiversityonIncubatedEnterpriseIncubationPerformance——The Moderating of Incubation Support Situati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54, China)

Abstract：There is debate about the role of network Diversity on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contingency theory, external knowledge integration (depth and breadth) regards as enterprise factor, and incubation support situation(network support situation and institution support situation) regards as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n theoretical model has been constructed, which taking external knowledge integration as mediation variables, and incubation support situation as moderation variables, to explain the contingency of network member diversity to enterprise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it found that network diversit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ncubated enterprise incub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two dimensions of the external knowledge integration, namely external knowledge integration depth and breadth mediates network diversity and incubated enterprise incubation performance. What's more, incubation support situation can effectively moderate the effect of network diversity to external knowledge Integration breadth, and positive moderate performance of incubated enterprise through external knowledge integration breadth's mediation.

KeyWords:Network Diversity; External Knowledge Integration Depth; External Knowledge Integration Breadth; Incubation Support Situation; Incubation Performance

作者简介：胡海青(1971-)，男，陕西西安人，博士，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创新创业管理与中小企业发展；张颖颖(1987-)，女，陕西咸阳人，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新创业管理与孵化网络；王兆群(1989-)，女，陕西西安人，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孵化网络与投融资管理；张琅(1986-)，女，陕西西安人，博士，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孵化网络与投融资管理。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672144，71372173，70972053)；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4GXS4D153)；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20126118110017)；陕西省软科学研究项目(2017KRM059，2017KRM057，2014KRM28-2); 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重点项目(2015JZ021)；陕西省科技统筹创新工程计划项目(2016KTZDGY04-3)；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15JK1547)；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12D231，13D217)；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科研计划项目(16JZ043)；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课题重点项目(17J85)；西安市科技计划项目 (2017111SF/RK005-(2)，SF1225-2)

网络多元性对在孵企业孵化绩效作用机制研究——孵化器支持情境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