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友1,2，陈国栋3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6；2.五邑大学，广东 江门 529020；3.台州学院 数学与信息管理学院，浙江 台州 317000)
摘要：动态比较珠三角工业发展阶段和设计水平不同的典型区域内，工业用户和最终消费者用户双重需求拉动设计创新以及设计驱动工业增长作用机制的异同，提出克服互动系统短板并因地制宜实施设计驱动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基于SVAR建模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发现：珠三角工业确实可以通过工业设计创新驱动实现内生性可持续增长，而设计水平的地区差异对设计驱动绩效有调节作用；工业发展质量和结构欠佳，无法有效拉动区域工业设计创新，是珠三角多数地区工业设计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区域工业设计与工业互动系统的短板是缺乏内行和挑剔的最终消费者有效需求。最后基于模型稳健性检验，提出因地制宜科学实施设计驱动发展战略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工业设计创新；工业需求；最终消费者需求；需求拉动；设计驱动；SVAR模型
长期以来，中国主要依靠物质资本、廉价劳动力及自然资源等外生要素驱动工业增长。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生产要素的报酬递减规律和劳动结构中知识劳动者占比提高，以及自然资源供给有限，将导致上述增长方式难以为继。2015年3月，国家发布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增加工业创新投入和完善政策环境以实现内生增长，为新时期深入开展创新驱动工业增长机制研究指明了方向。
熊彼特将创新视为工业增长的核心动力，但仅将创新视为企业内部自行发生、与外界无关的内生驱动因素。经典创新驱动理论关注供给和需求在创新中扮演的角色，聚焦于供给、需求对创新的作用路径，包括供给(技术)推动创新、市场(需求)拉动创新、技术和市场双动力驱动创新。2003年，意大利学者Roberto Verganti[1]提出设计驱动创新理论，明确了设计驱动与经典创新驱动路径的差异，指出“设计”的本质是产品语言(意义)创新，可为用户创造价值、为企业创造新需求，属于创新范畴。近年来，《The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erly》等国际权威期刊连续刊载了设计驱动创新研究成果，相关理论已获得国际认可[2]。
工业设计在技术创新成果商业化过程中扮演着守门员角色，通过淘汰用户价值不高的技术成果、赋予新产品审美和象征符号价值，推动区域工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目前，国内外实证或理论研究普遍肯定了工业设计的价值与贡献，但设计驱动的企业绩效受多种因素制约，尤其受设计能力和投入水平的调节作用影响。Hertenstein和Platt等[3]利用美国权威财务数据量化了工业设计对财务绩效的贡献，证实了设计投入后的企业财务绩效和股票市场表现与工业设计能力有关。Hertension和Veryzer[4]对上市公司进行分组研究，发现工业设计投入强度越大，企业销售利润率和资产回报率越高，但对销售增长率作用不显著。国内相关理论研究和定性研究居多，实证研究较少。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的调查发现，工业设计平均贡献率为1∶12.99，但并未公布其计量模型和取值方式，研究的客观性和稳定性存疑。刘小静等[5]采用顺德发布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项目情况》部分数据，构建回归模型，计算发现每单位工业设计投入能带来101.3元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并公布了数据和计量模型，但数据来源于工业设计发达地区的部分先进企业，代表性和普遍性不足，导致结果高估。
工业企业为工业设计创新提供需求导向和资金支持，设计需求规模决定了工业设计创新数量，需求结构决定了工业设计创新质量，工业企业特征影响了工业设计创新水平。Carol[6]发现新西兰工业企业规模以及工业企业与设计组织交流显著影响工业设计投入水平。Gemser和Leenders[7]选取技术附加值较高的新兴产业(精密仪器)与技术附加值较低的传统产业(家具)，比较其工业设计发展阶段和投入水平差异。Liang Guo等[8]基于34个国家、46个行业、1 104家企业的调查发现，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工业设计创新投入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国内也有基于工业企业视角的工业设计现状分析，但多为理论定性研究，如杨海波[9]研究发现，我国中小企业工业设计创新不足的原因是动力不足、能力有限、融资困难。实证研究仅陈圻[10]通过检索独立设计机构的专利数据，构建回归模型检验工业与设计产业的互动影响，发现工业增加值增长能有效拉动设计产业专利数量增加，但设计产业专利数量增加对工业增加值的影响不显著。
陈圻[11]首次开展了设计产业与工业互动研究，但我国设计产业历史短、规模小，呈现出高度区域集聚特征，属于幼稚产业，并且主要集聚于沿海地区 ，中西部地区缺少真正意义上的设计产业。同时，其未考虑工业企业的驻厂设计职能，遗漏了更为重要的工业设计创新主体，这很可能低估设计的驱动效应。本研究在工业设计和工业较为发达，且工业企业最早开展设计创新实践的珠三角地区选择典型区域，基于SVAR模型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动态视角，开展工业设计与工业互动区域比较研究，通过评估工业设计驱动工业绩效的地区差异，探究不同地区工业设计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本文逻辑架构安排如下：首先，确定有关指标概念和算法，提出研究假设；其次，对相关数据进行可比性处理和算法转换；再次，构建区域SVAR模型，验证研究假设，完成稳健性检验；最后，提出结论与建议。
江门、顺德的工业设计发展质量和水平、工业设计园区成熟程度分别位于珠三角地区的两个极端：顺德在全国最早导入工业设计，不仅驻厂设计相当普遍，还常以设计外包或设计离岸外包的形式与国内外设计机构合作[12]。2008年以来，顺德相继成为全国首家“工业设计与创意产业企业集群知识产权战略试点城市”、“国家工业设计与创意产业基地”(广东工业设计城的前身)。2015年清华大学设计战略与原型创新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工业设计园区基础数据统计研究》显示，顺德广东工业设计城是珠三角工业设计与工业互动最佳的工业设计园区，目前入驻的专业设计公司超过200家，设计师超过2 500人，设计研发人员有8 120人，是国内顶级设计人才聚集高地，设计产业趋于成熟；早在20世纪90年代，江门地区以家电为主的工业企业就开始对接工业设计，但整体发展相对滞后，专业设计公司屈指可数。例如，广东工业设计城江门基地仅入驻10余家专业设计公司，其中不少为空壳公司，缺乏综合性高端领军设计人才，工业聚集的设计从业人员队伍数量不少，且以驻厂设计为主，但质量不高。另外，工业用户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工业设计发展质量和效率及设计管理水平远不如顺德。因此，选择工业质量和结构不同、工业设计能力和水平悬殊的江门、顺德开展比较研究，有助于全面把握珠三角地区工业设计与工业互动机制的异同，进而因地制宜地制定并实施工业设计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策略。
中国科技统计口径中的R&D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发展。基础研究是指，为了获得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包含的新知识(包括客观事物的本质、运动规律，获得新发现、新学说)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为目的，且成果多为科学论文或著作；应用研究是指，针对某特定目的或目标，或为确定基础研究成果的可能用途，探索应采取的新方法(原理性)或新途径，成果以原理性模型、发明专利以及科学论文、专著为主；实验发展是指，利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得到的知识及实际经验，产生新的材料、产品和装置，建立新的工艺和系统，并对其进行实质性改进，进而形成具有新产品特征的产品原型或具有新装置特征的原始样机[13]。
工业设计包括产品开发前期设计调查、产品功能配置、外观视觉表现，以及模型试制等一系列新产品开发和推广活动。工业设计创新的目的是创造更具经济价值的商业产品，而不是获得基本原理或掌握科学规律，因而工业设计不属于R&D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旨在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科学依据，本身不开发新产品，故与工业设计的交叉性很小；实验发展指向具体的新产品开发和功能样机制作，与工业设计的交叉性很大，但需剔除其中的技术改良和工艺创新部分。
地区科技活动统计年鉴中的新产品开发费用统计指标，用以反映年度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中涉及新产品开发的调查研究、技术和功能性研发设计、技术改良、视觉设计、模型研制和测试实验等的费用，与工业设计投入费用非常相似(包括工业设计费用)，但应剔除其中技术性研发设计、改良支出及测试实验费用[14]。我国科技统计相关法规明确规定了应用研究统计口径，只包括全新的技术开发和创造性研究。但是，在顺德、江门两地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实际并非如此，因为多数工业企业不具备全新技术开发能力和创造性研究能力，或者仅偶尔为之(如数年一次)。工业企业按照惯例上报的应用研究支出仅包括技术改良和测试实验费用，而后又将两者计入新产品开发费用上报。因此，用区域新产品开发费用减去应用研究支出可以近似估算出工业设计投入费用。
工业设计创新产出的基本载体是新产品，因而选择与新产品相关的经济效益指标测度工业设计投入产出更为适宜。地区科技统计年鉴中的新产品销售收入指标既能反映区域设计创新载体的实际供给数量，又能反映设计创新载体的有效市场容量，可用以描述创新成果的市场接受和认可程度。设计驱动增长主要体现为促进第二产业增长，由于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设计产业产值较低，因此具体是指促进工业增加值增长。地区统计年鉴资料中的工业增加值、新产品销售收入和新产品开发费用分类汇总数据中，由于农副产品、地矿资源采选业与冶炼加工、食品、饮料和烟草制品、能源与燃料以及水资源供应等分类汇总数据不涉及工业设计创新，应予剔除。计算结果表明顺德此类产业贡献较小，故未予以剔除，而江门相关数据贡献较大，对其进行了处理。
1990年，Porter[15]提出钻石模型理论，认为当用户本地需求的规模、领先性、挑剔程度在国际上数一数二，便可激活该地区服务创新竞争优势，需求规模决定了服务创新数量，领先性和要求挑剔程度决定了服务创新质量。工业设计属于生产性服务创新，一方面，设计创新的直接需求方是产业用户(工业)；另一方面，从广义上看，工业设计功能(涉及实用、外观、象征功能)创新的最终需求方是消费者。因此，尽管Porter的理论并未严格区分工业设计需求和最终消费者设计需求，但二者均能拉动工业设计创新[16]，即同时存在产业用户拉动效应和最终消费者用户需求拉动效应。
工业设计的本地需求主要来自区域第二产业(工业)，来自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直接需求很少，即使有来自一、三产业的需求，也需通过工业的中介作用间接体现(如农业装备和服务装备)，并且工业设计的直接投入方、获益者和用户通常是工业部门。目前最终消费者广泛参与到新产品研发设计环节中，尤其是创意产生、设计开发、测试实验等[17]。日本学者证实了产品创新需求的诱发机制，验证了最终消费者需求信息对产品创新的决定性作用[18]。张超[19-20]整理中国大中型企业数据，建模分析发现新产品市场需求对其开发投入作用显著。此外，Verganti[21]提出了设计驱动创新理论模型市场拉动语言创新说，即市场能拉动工业设计创新；陈圻等(2014)建立了三维创新驱动网络路径模型，将市场拉动说细分为拉动技术创新和功能创新(包括两者耦合)，后者直接与工业设计相关。上述两个理论模型的市场(需求)拉动效应都可能来自工业用户或最终消费者用户。
Porter强调的用户对本地服务创新需求问题，恰好存在于珠三角工业设计与工业互动系统之中。这是因为区域工业用户的设计需求可以大量来自区域外甚至海外(如设计离岸外包)，导致工业与该地区设计的规模和水平并不相称。因此，设计产业或驻厂设计乃至两者之和的指标，均不宜作为测度区域工业用户有效设计需求的指标，而用区域工业用户工业设计累计投入反映有效设计需求更为科学。考虑到珠三角产业结构以最终消费品的生产制造为主，即区域新产品有效市场需求(用区域新产品销售收入反映)十分接近最终消费者对新产品的有效市场需求，此时新产品销售收入既是工业用户新产品有效供给指标，又是市场相对饱和前提下最终消费者用户新产品有效需求指标。工业增加值是指区域工业用户生产过程中新增价值总量，可以全面、准确地反映出生产规模、速度和效率，既可作为区域工业发展现状的规模指标，又可以作为工业增长结果的绩效指标。考虑到顺德工业企业智能制造转型、创新价值链向研发设计升级、聚集高水平工业设计人才、工业设计水平和能力明显优于江门的现状，提出如下假设：
H1a：江门、顺德工业增加值增长可持续有效拉动当地工业增加工业设计投入；
H1b：江门、顺德新产品销售收入增长能持续有效拉动当地工业增加工业设计投入。
H2a：相对江门，顺德工业增加值增长更能有效拉动当地工业增加工业设计投入；
H2b：相对江门，顺德新产品销售收入增长更能有效拉动当地制造业增加工业设计投入。
根据Porter的钻石模型理论可知，只有来自区域内的设计创新存在知识积累和创新溢出，才能降低研发设计部门的研究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如果创新来自区域外，即便应用创新成果增加了消费品种类、提高了消费者效用，经济增长也不可能实现。但Grossman和Helpman[22]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设计创新可以同时带来两种外部性：消费品品种增加提高了消费者效用；知识积累和溢出降低了研发设计部门的研究成本，提高了设计效率，这两种外部性均有助于实现经济内生增长。换句话说，只要加大创新投入就能实现经济增长，与设计开发产品种类无关。事实上，该理论并不完全符合国际经济增长的现实：美国近40年来的R&D资金和人员投入成倍增加，但人均产出增长率停滞不前，甚至略有下降[23]；东亚新兴经济体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等外生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有限。因此，考虑到顺德工业企业工业设计方案多来自本地，江门工业企业设计方案大量来自深圳、顺德、上海乃至国外设计机构的现状，提出如下假设：
H3：江门工业设计累计投入不能持续有效驱动当地工业增加值增长；
H4：顺德工业设计累计投入能持续有效驱动当地工业增加值增长。
Greenwood等[24]利用三部门模型探讨了新产品需求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发现消费者收入增加能促进新产品多样化，推动新产品生产部门内生增长，同时会使产品创新不足的部门萎缩。Giulioni等[25]强调，突破需求饱和瓶颈的新产品需求能维持经济增长。也有学者认为消费(需求)拉动增长是个伪命题：消费仅是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增长的动力。消费并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如果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提高，消费则成为无源之水[26]。但张超用中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2008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验证了我国大中型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由于新产品销售收入反映了当前市场相对饱和前提下新产品有效需求，故提出如下假设：
H5a：江门、顺德新产品销售收入增长能持续有效促进当地工业增加值增长；
H5b：相对江门，顺德新产品销售收入增长更能持续有效促进当地工业增加值增长。
为保证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是否具备持续有效地投入工业设计能力，选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开展后续研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口径为：1998-2006年为全部国有企业以及当年产品销售收入在500万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2007-2010年为当年产品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以上的工业企业；2011年起，统计门槛调整为主营业务收入达2 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考虑到顺德、江门两地工业企业规模、增长速度以及结构(两地仅有少量大中型国有企业)特征，发现1998-2011年统计口径变化不大。为了解决2011年以后、1998年以前统计口径变化造成前后数据不可比、样本容量有限等问题，选择适合解决“小样本、贫信息”的灰色系统模型预测2011年以后及1998年以前的数据，预测时坚持两个基本原则：①两地2011年以后、1998年以前预测期数不能太多，期数越多，预测精度越低；②按照平均相对误差最小化原则，选择最合适的灰色预测模型。
灰色预测模型相对其它预测模型的优点在于，可以进行单序列(有输出无输入序列)黑箱建模。刘思峰[27]教授团队早已证明，如果发展系数-α<0.3，灰色预测模型1步预测精度超过98%，2-5步预测精度超过97%。为了保证预测精度以及时间序列长度，按照平均相对误差最小的原则，预测2011-2015年、1995-1997年工业增加值、工业设计累计投入、新产品销售收入数据，并在GM(1,1)、DGM(1,1)、Verhulst、DGM(2,1)等模型中选择最适宜者，完成短期预测。
为消除通货膨胀因素影响，工业设计累计投入、新产品销售收入、工业增加值数据以1995年为基期，按照江门、顺德两地历年CPI指数进行平减，分别获得3组不变价格时间序列数据。
工业设计投入存在累计效应：①企业前期投入获得的用户信息及设计语言知识对当期、后期设计开发具有导向和基础支持作用，能产生显著知识累积效应，进而有效提高设计师设计创新效率、改善设计部门管理；②珠三角工业企业的普遍情况为，新产品生命周期超过1年，近期开发出的产品在当期仍作为新产品销售；③很多当期新产品仅是前期产品的升级改良版，可见前期工业设计投入仍对当期工业设计绩效具有一定影响。
珠三角工业企业调研结果以及笔者的实际设计经验表明：区域新产品开发周期约1年，生命周期约3年。由此可以推断当期产出绩效仅受前2年工业设计投入影响。参考张海洋[28]和刘小静[11]提出的实物存量永续盘存法折旧率，得到工业设计累计投入计算公式如下：
(1)
其中，
表示第t年度工业企业设计投入，AIDt表示第t年度工业企业设计累计投入。顺德、江门时间序列数据整理如表1。
表1时间序列数据(万元)
注：表中数据均以1995年为基期，增列中山数据作为本文稳健性检验的对照组
由于VAR模型并未给出内生变量间当期相关关系的确切形式，模型右侧不包含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当期相关关系仅隐藏在误差项相关结构中，使得模型解释力不佳。而SVAR(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具备VAR模型全部优点，又涵盖了所有内生变量间的当期关系，能反映出外生变量单位变化对内生变量的即时作用，同时随机冲击的交互影响还能体现变量互动和反馈关系，从而该模型更具解释意义。
为了描述工业设计累计投入、新产品销售收入、工业增加值之间的动态关系，了解两地工业设计驱动工业增长及最终消费者用户和工业用户双重需求拉动设计创新的效率，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进行工业设计与工业互动区域比较研究。
为了消除变量的指数趋势，分别对顺德、江门两地工业设计累计投入(AID)、新产品销售收入(NPS)、工业增加值(IVA)3个变量取对数，记为LNAID、LNNPS、LNIVA。在构建VAR模型前需对其进行平稳性检验，以避免因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导致虚假回归现象。以江门为例，3组时间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在95%的置信度水平上通过了ADF检验，因此其为一阶单整I(1)；Johansen协整检验表明，系统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至少存在1个协整关系，标准化协整向量可表示如下：
LNIVA=0.650LNAID+0.018LNNPS
(0.0011) (0.011)
(2)
式(2)表明，江门工业增加值与工业设计累计投入、新产品销售收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后两者对前者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工业设计累计投入的弹性系数较大，其每增加1个百分点，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可达0.65个百分点；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弹性系数较小，其每增加1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仅增加0.018个百分点。
采用VAR内生变量模型AIC准则确定每个模型的滞后阶数，考虑到江门、顺德两地样本量不大，滞后期过长将导致模型自由度降低，进而影响参数估计的有效性，因而分别设置江门、顺德的滞后期数为4期和3期。基于江门、顺德LNAID、LNNPS、LNIVA的一阶差分序列(分别记为DLND、DLNS、DLNA)构建VAR模型，模型AR特征多项式根的倒数小于1，且都位于单位圆中，说明两地模型系统稳定。VAR Grander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对各内生变量依次进行的单个检验或联合检验，其结果都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说明被检验的因变量内生于系统，适合VAR建模。VAR Grand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江门、顺德VARGrander因果检验结果
表2结果显示，江门、顺德两地DLNA不是DLND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被拒绝，说明因变量工业设计累计投入波动DLND并非外生于工业增加值波动DLNA，即工业增加值波动DLNA是工业设计累计投入波动DLND的Granger原因；两地DLNA外生于DLNS的概率分别为0.223和0.874，即新产品销售收入波动DLNS不是工业增加值波动DLNA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江门、顺德两地可能存在工业增加值变动影响工业设计累计投入变动、但新产品销售收入变动对工业增加值增长没有作用的现象。
江门、顺德两地VAR模型稳定，可以在VAR模型的基础上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含有多变量的p阶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p)表示为：
(3)
式(3)中，Yt表示内生变量向量；B0表示内生变量间当期关系的系数矩阵；Γi表示变量间滞后第i阶的系数矩阵；μt表示随机扰动项向量。如果B0是可逆的，式(3)可以转化为简化式方程，进而获得一般的AB型模型，即Aεt=Bμt。其中，B为单位矩阵；εt为结构扰动项μt的线性组合，代表复合冲击；A=B0是主对角线全部为1的矩阵，B矩阵为单位矩阵。
对k元SVAR(4)、SVAR(3)模型进行估计，至少需要施加k(k-1)/2=3个约束才能达成识别条件，而B0矩阵对角线元素为1，相当于施加了3个约束条件。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及两地VAR Grander因果检验结果，提出如下假设：①包含了前两年投入累计效应的当期工业设计累计投入影响了当期新产品销售收入和工业增加值，有b21≠0、b31≠0；②由于工业用户拉动设计创新存在一定滞后性，因而当期工业设计累计投入增长不受当期工业增加值增长影响，有b13=0；③由于新产品市场需求拉动设计创新存在一定滞后性，当期工业设计累计投入变化不受当期新产品销售收入增长影响，有b12=0；④顺德工业增加值变化外生于新产品销售收入波动的概率为0.874，故当期工业增加值增长不响应新产品销售收入波动影响，有b32=0。
脉冲响应分析的机理在于，对扰动项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使得模型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波动并记录其变化轨迹，以揭示模型系统中各内生变量间动态互动。通过S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可以考察江门、顺德两地工业设计累计投入、新产品销售收入、工业增加值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其效应。
图1(左)显示，江门工业增加值波动DLNA受到一个标准差的正冲击后，工业设计累计投入波动DLND第1期没有响应，第2期达到微弱正响应(0.07)，之后逐步减弱，4-6期下滑为负效应，8-10期又回升为正效应。该结果说明对江门DLNA的冲击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影响较弱且不稳定，短期内对增加工业设计累计投入有一定作用，随着时间推移，负向抑制和正向推动作用交替出现。其原因在于，虽然工业增长在初期可以为设计创新投入提供一定保障，但由于区域设计投入效率较低、风险较高，中后期工业基于逐利和降低风险考虑，会使设计累计投入呈现出不确定性。
图1(右)显示，顺德给工业增加值变化DLNA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后，工业设计累计投入波动DLND在第1期没有响应，第2期达到最大正向响应(1.7)，3-5期保持正向响应但逐步减弱，6-8期下滑为微弱负效应，9期以后趋向于稳定。该结果表明，顺德工业增长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对设计累计投入具有正向作用，后期有微弱的负向作用，由于正向响应期数和幅度均优于负向响应，可认为顺德工业增长有效拉动了区域工业设计累计投入。产生该结果的原因在于，相对江门，顺德工业用户质量和结构较佳，工业设计水平和投入产出效率更高，工业用户的设计需求有效保证了设计累计投入。
图1 江门(左)顺德(右)DLND对DLNA冲击的脉冲响应
图2(左)显示，江门新产品销售收入波动DLNS受到1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后，工业设计累计投入波动DLND在第1-5期逐渐下降，呈现出较小的负效应，在第2-3期达到最大负向响应(-0.06)，之后迅速回升，并在6-8期表现为微弱正效应(0.04)。上述结果说明，江门新产品销售收入对工业设计累计投入的影响很小，总体呈微弱的抑制效应。其原因在于，江门仅将设计创新视为产品促销的选择工具，如果产品市场持续成长，工业企业便会将主要资源投入到扩大再生产和开拓市场渠道等活动中，进而减少设计创新投入。
图2(右)显示，给予顺德新产品销售收入波动DLNS的正向冲击对其工业设计累计投入变化DLND产生了一个较长的正效应，该效应持续2-5期，6期以后逐渐平稳，说明顺德新产品销售收入增长能在较长时间内持续拉动工业设计累计投入。其原因在于，顺德工业企业率先在全国导入了工业设计，将设计创新视为企业发展的战略工具，积极并快速响应国际国内市场设计需求，持续投入设计创新。
图2 江门(左)顺德(右)DLND对DLNS冲击的脉冲响应和累计脉冲响应
图3(左)显示，江门给予工业设计累计投入波动DLND的冲击使工业增加值波动DLNA在第1期达到最大正向响应(0.6)，之后逐步下降，第4期降为0，4期以后正效应和负效应呈现期数和幅度接近的交替作用。初期设计创新投入显著驱动工业增加值增长，随着时间推移，设计创新累计投入的正向作用越来越弱，该现象符合设计创新理论：设计功能的新颖性、审美和象征价值随时间递减，产品市场效用下降导致其对工业增长的作用减弱。第4期以后，设计创新累计投入分别在不同时期推动或抑制工业增加值增长，呈现出不确定性。
图3(右)显示，给予顺德工业设计累计投入DLND一个正向冲击，工业增加值增长DLND在第1期正效应最强(0.8)，随后该正效应在2-3期先降低后回升至最大值0.8。其原因可能在于，顺德工业设计水平较高，且不同产业新产品开发周期不同，设计投入不仅拉动了首期生产的部分工业产品价值增值(例如传统家具)，而且有效提升了第3期生产的部分工业产品价值(如智能家电、精密产品)。由于所有产品设计创新的用户效用随时间递减，从而工业增长3-6期的正向响应逐渐减弱。顺德正向响应的期数和幅度均优于江门，说明顺德设计投入产出效率相对较高。
图3 江门(左)顺德(右)DLNA对DLND冲击的脉冲响应
图4显示，给予江门新产品销售收入波动DLNS一个正向冲击，前4期工业增加值呈幅度较小的负向响应(最小-0.03)，之后逐渐回升，6-7期呈微弱的正向响应(最大0.02)，再趋于平稳；顺德前7期总体呈现正效应，第4期达到最大(0.18)。该结果说明江门、顺德两地新产品销售收入对工业增加值的影响较小，江门新产品销售收入总体微弱地抑制了工业增加值增长，顺德新产品销售收入对工业增加值有较小的促进作用。产生该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高收入阶层的国内边际消费递减并向国外转移，其它收入阶层对产品设计的质量和内涵不够挑剔，长期以来，珠三角新产品有效市场需求增长主要表现为总量扩张，产品内涵质量阶梯提升相当有限，导致市场需求容量扩大并没有为工业企业带来足够的价值增值。
图4 江门(左)顺德(右)DLNA对DLNS冲击的脉冲响应
脉冲响应表示模型系统中各内生变量对某一内生变量冲击的动态响应；方差分解反映了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中每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波动(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程度，用以判断不同结构冲击的相对重要程度，方差分解给出了模型中影响内生变量的各种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信息[29]。
表3江门、顺德LNVA和LNID方差分解
由表3方差分解数据可知，SVAR模型系统中江门工业增加值波动受自身冲击影响很小，受新产品销售收入冲击影响更小(平均方差贡献率仅0.25%)，绝大部分来自工业设计累计投入的冲击，结合前文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和脉冲响应分析结论，可判断新产品销售收入对工业增加值没有显著影响；工业设计累计投入受自身冲击影响很大(平均贡献98.92%)，受工业增加值冲击影响很小(平均贡献0.71%)，受新产品销售收入影响最小(平均贡献率0.38%)，结合前文研究结论，可判断其对工业设计累计投入的负向影响不显著。顺德工业增长受工业设计累计投入和自身的冲击影响较大，平均贡献度分别达到40.34%和58.93%，新产品销售收入冲击影响最小(平均仅为0.73%)，结合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判断顺德新产品销售收入对工业增加值不存在显著影响。工业设计累计投入受自身(平均51.62%)和工业增加值(平均47.20%)的冲击影响较大，受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冲击影响较小，平均方差贡献率仅1.18%。
以上研究表明：江门、顺德两地工业设计累计投入均能有效推动工业增长，但顺德投入产出效率更高，支持H4，拒绝H3；江门新产品销售收入、工业增加值增长均未能显著拉动工业设计累计投入，顺德新产品销售收入对工业设计累计投入的正向影响较弱，工业增加值增长对工业设计累计投入增长有较大贡献,结论部分支持H1a、H1b，支持H2a、H2b；江门顺德两地新产品销售收入对工业增加值拉动效应不显著，拒绝H5a、H5b。
SVAR模型对数据的依赖性较高，仅采用一套数据得出的结论可靠性存疑。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稳健性，本文将工业设计累计资金投入数据替换为工业设计累计人员投入数据(实验发展人员数减去应用研究人员数近似获得工业设计人员全时当量数据，然后采用累计算法)，构建新的SVAR模型，结果显示两地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结论并未发生显著变化。
另外，基于珠三角西岸中山市1995-2015年数据，采用类似的方法构建SVAR模型，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结果显示，中山市工业设计累计投入能有效驱动工业增长，但投入产出效率介于顺德与江门之间，工业增加值对工业设计累计投入的拉动效应较小，新产品销售收入对设计累计投入、工业增加值的作用效果不显著，说明中山工业设计与工业互动效果介于顺德和江门之间，更接近江门，符合研究预期。因此，本文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珠三角地方政府将工业设计置于战略地位，试图以设计创新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但实证研究表明，区域工业设计累计投入能驱动工业增加值增长，工业设计是该地工业可持续增长的驱动力，驱动绩效与区域设计水平和设计管理水平有关。江门、中山最终消费者用户有效需求拉动区域设计创新的效果并不显著，顺德的拉动效应较弱，三地最终消费者用户有效需求均不能直接驱动工业增长，说明在珠三角工业设计与工业互动系统中，最终消费者用户有效需求是短板。工业用户需求拉动区域设计创新的强度和水平与区域工业质量及结构有关。由于工业转型升级阶段、发展内涵质量存在差异，工业用户设计需求拉动效果表现为顺德优于中山、中山稍优于江门，设计驱动工业增长绩效亦然。该结果说明是工业质量而非规模影响了设计需求数量和质量，进而影响设计投入产出效率。鉴于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培养具有美学品味与设计鉴赏能力的用户群体。尽管顺德举办的工业设计与创意专题博览会，设计竞赛、设计专业论坛等活动不少，但这些设计推广活动主要定位在专业领域，非专业人士缺乏话语权。因此，建议珠三角各地级市设立公益性设计创意专题博物馆，引导公民参与设计竞赛，制定包括用户在内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公认的设计创新和服务评价标准，激发全民了解设计、鉴赏设计和参与设计意识，促成最终消费者用户有效拉动设计创新，最终形成促进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良性互动机制。
(2)树立科学的需求导向，因地制宜地实施设计驱动。工业设计与工业良性互动的标志之一是工业用户有效拉动设计创新。珠三角多数地区存在工业拉动设计需求数量不多、质量不高的问题，盲目设计园区将导致需求闲置化和空壳化。因此，建议“腾笼换鸟”，激励产业转型升级较成功地区率先实施设计创新驱动战略；其它产业转型相对滞后地区将重点聚焦于部分先进制造业，加大政策倾斜和扶持力度，提高设计创新需求数量和质量，暂缓设计园区、会展中心等大规模设计基础设施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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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Hanyou1,2, Chen Guodong3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2.Wuyi University, Jiangmen 529020，China;3.Taizhou University, Taizhou 317000，China)
Abstract：Carried out dynamic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action mechanisms that design innovation is pulled by dual demands arising from industrial users and end consumers and deign drives endogenous growth of industry in representative regions where the stag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design level are different of Pearl River Delta, in order to scientifically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that overcome the drawback of interactive system and implement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driven by design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tions. Impulse response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n SVAR modeling reveals: the industry can indeed realize endogenous sustainable growth driven by design innovation, but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of design levels has a moderating effect on design-driven performances in Pearl River Delta, The poor quality and structure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cannot effectively pull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design innovation, 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why the effective design demand is insufficient in most of the region. The vulnerability in the system of interaction between industrial design and industry is lack of expert and fastidious end customer effective demands in this region. Finally,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s are put forward to implement design 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on the models robustness tests.
KeyWords:Industrial Design Innovation; Demand from Industry; Demand from End Consumers; Demand Pull; Design-Driven; SVAR Model
作者简介：王汉友(1979-)，男，湖南浏阳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五邑大学副教授、副院长，研究方向为工业设计管理；陈国栋(1980-)，男，山东泰安人，博士，台州学院数学与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设计创新战略。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学科共建项目(GD16XYS20)；湖北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企业决策支持研究中心资助项目(DSS20170305)；广东高校省级重点平台和重大科研项目(2015GXJK150)；江门市基础与理论科学研究类项目(江科[2015]138号)；五邑大学青年科研基金一般项目(2014sk06)
收稿日期：2018-01-11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15-0047-10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F406.3
DOI：10.6049/kjjbydc.2017110022
(责任编辑：林思睿)